職，以書責諫官，不言，亦貶夷陵。未幾，申公亦罷。後歐 陽公作《文正神道碑》云：呂公復相，公亦再起被用。於 是二公驩然相約，共力國事，天下之人皆以此多之。 文正之子堯夫以為不然，從歐陽公辨，不可則自削 去「驩然共力」等語，歐陽公殊不樂為。蘇明允云：「范公 碑為其子弟擅於石本，改動文字，令人恨之。」《文正墓 誌》則冨公之文也。先是冨公自歐陽公平章，其書略 曰：「大都作文字，其間有干著說善惡可以為勸戒者， 必當明白其詞，善惡煥然，使為惡者稍知戒，為善者 稍知勸，是亦文章之用也。豈當學聖人作《春秋》」，隱奧 微婉，使後人傳之注之，尚未能通，又「疏之疏之尚未 能盡，以至為說、為解、為訓釋、為論議，經千餘年，而學 者至今終不能貫徹曉了。」弼謂：「如《春秋》者，惟聖人可 為，降聖人而下皆不可為，為之亦不復取信於後矣。 學者能約《春秋》大義，立法立例，善則褒之，惡則貶之， 苟有不得已須當避者，稍微其詞可也，不宜使後人 千餘年而不知其意也。若善不能勸，惡不能戒，則是 文字將何用哉？既書之而惡者自不戒，善者自不勸， 則人之罪也。于文何過哉？」弼常病今之人作文字，無 所發明，但依違模稜而已。人之為善固不易，有遭讒 毀者，有被竄斥者，有窮困寒餓者，甚則誅死族滅，而 執筆者但求自便，不與之表顯，誠罪人也。人之為惡 者，必用奸謀巧詐，貨賂朋黨，多方以逃刑戮。況不止 刑戮是逃，以至子子孫孫享其餘廕而不絕，可謂大 幸矣。執筆者又畏之不敢書其惡，則惡者愈惡，而善 人常沮塞不振矣。君子為小人所勝所抑者，不過祿 位耳。惟有三四寸竹管子向口角頭褒善貶惡，使善 人貴，惡人賤，善人生，惡人死，須是由我始「得，不可更 有所畏怯而噤默受不快活也。」向作《希文墓誌》，蓋用 此法，但恨有其意而無其詞，亦自謂希文之善稍彰， 奸人之惡稍暴矣。今永叔亦云：「胸臆有欲道者，誠當 無所避，皎然寫之，洩忠義之憤，不亦快哉！」則似以弼 之說為是也。然弼之說，蓋公是公非，非於惡人有所 加諸也。如《希文墓誌》中所詆奸人，皆指事㨿實，盡是 天下人聞知者，即非刱意為之。彼家數子，皆有權位， 必大起謗議，斷不卹也。初，寶元、慶曆間，范公、冨公、歐 陽公，天下正論所自出。范公薨，冨公、歐陽公相約書 其事矣。歐陽公後復不然，何也？予讀冨公之書至「汗 出」，尚以《春秋》之誅為未快，嗚呼，可畏哉！
韓退之作《王仲舒碑》，又作「誌。」蘇子瞻作《司馬君實行 狀》，又作「碑」，其事同，其詞各異。
予客長安，藍田水壞一墓，得退之自書《薛助教誌》石 校印本，殊不同。印本挾一矢，石本乃指一矢為妙語。 又城中有發地，得小狹青石刻《瘞破硯銘》。長安又得 退之《李元賓墓銘》，段季展書校印本，無友人博陵崔 弘禮賣馬葬國東門之外七里之事。又印本銘云：「已 乎元賓，文高乎當世，行過乎古人，竟何為哉，石本乃 意何為哉」，益歎《石本》之語妙。歐陽公以下好韓氏學 者，皆未見之也。
《揮麈後》錄東坡先生平生為人碑誌絕少，蓋不妄語 可故也。其作《陳公弼希亮傳》，敘其剛方明敏之業，殆 數千言，至比之長孺，非以有心，未易得之。然其後無 聞，心竊疑焉。比閱《孫叔易外制集》，載其所行陳𥳑齋 去非為參知政事，封贈三代告詞，始知迺公弼之孫。 取張巨山所作去非墓碑視之，又知為公弼仲子忱 之孫焉。簡齋「出處氣節，翰墨文章，為中興大臣之冠。 善惡之報，時有後先，其可謂無乎？」
范景仁嘗為司馬文正作墓誌，其中有曰：「在昔熙寧， 陽九數終，謂天不足畏，謂民不足從，謂祖宗不足法。」 乃裒頑鞠凶，託東坡先生書之。公曰：「二丈之文，軾不 當辭，但恐一寫之後，三家俱受禍耳。」卒不為之書。東 坡可謂先見明矣。當時刊之。紹聖之間，治黨求疵，其 罪可勝道哉！
《避暑錄話》：杜牧作《李戡墓誌》，載戡詆元白詩語，所謂 「非莊人雅士所為，淫言媟語入人肌骨」者，元稹所不 論。如樂天諷諫閒適之辭，可概謂淫言媟語耶？戡不 知何人，而牧稱之過甚。古今妄人不自量，好抑揚予 奪，而人輒信之類爾。觀牧詩纖艷淫媟，乃正其所言 而自不知也。《新唐書》取牧語為樂天傳論，以為救失， 不得不然，蓋過矣。牧記戡母夢有偉男子持雙兒授 之云：「予孔丘以是與爾。」及生戡，因字之天授晁無咎 每舉以為獻，曰：「孔夫子乃為人作九子母耶？」此必戡 平日自言者，其詭妄不言可知也。
《演繁露》：「裴子野葬，湘東王為墓誌銘，陳于藏內。邵陵 王又立墓誌，堙於羨道。」道列誌自此始。
《容齋三筆》：碑誌之作，本孝子慈孫，欲以稱揚其父祖 之功德，播之當時而垂之後世，當直存其名字，無所 避隱。然東漢諸銘，載其先代，多只書官，如淳于長《夏 承碑》云，「東萊府君之孫，太尉掾之中子，右中郎將之 弟」，《李翊碑》云，「牂牱太守曾孫，謁者孫、從事君元子」之 類是也。自唐及本朝名人文集所志，往往只稱君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