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以衛上，捐軀以拒敵，凡可以為國家保障者，無所不用其極焉。彼其以民為繭絲者則異乎是。盡民之力而役之，罄民之貲而取之，既征其田畝，又征其畜產，與夫山澤之所出，飲食之所需，無一不有稅焉。譬則工女之繰絲，縷縷而紬繹之，非見蛹不止也。胡氏所謂「賊道」 者，豈非斯人也哉？上以賊道待下，下亦以賊道應之，睊睊然側目以視其上，惟恐其去之不速也，況望為之保障哉！
唐陸贄曰：「地力之生物有大數，人力之成物有大限， 取之有度，用之有節則常足；取之無度，用之無節則 常不足。生物之豐敗由天，用物之多少由人，是以先 王立程，量入為出，雖遇菑難，下無困窮，理化既衰，則 乃反是。桀用天下而不足，湯用七十里而有餘，是乃 用之盈虛，在于節與不節耳。不節則雖盈必竭，能節」 則雖虛必盈。
臣按：陸贄進言于其君，所謂《節》之一言，誠萬世人君制用豐財之要道也。節與不節，是蓋君德修否之驗、府庫盈虛之由、生民休戚之本、國家治亂之基，贄既即此言告其君于前，復即衛文公、漢文帝、唐太宗三君始由艱窘而終獲豐福，以著其能節，則雖虛必盈之效，以為其君勸。秦始皇、漢武帝、隋煬帝三君始由豐厚，而終以蹙喪，以著其不能節則雖盈必竭之效，以為其君戒。其末又曰：「秦、隋不悟而遂滅，漢武中悔而獲存。」 乃知懲與不懲，覺與不覺，其于得失相遠，復有存滅之殊，安可不思，安可不懼？是又開其君以遷善改過之機也。吁！後世之英君誼主，有志于保民生、壽國脈者，當以節之一言佩服于心，而以《贄》所引之「六君」 ，節與不節者，以為勸戒，而是思是懼，則國祚之靈長，生靈之安養，實有賴焉。
蘇軾曰：「為國有三計，有萬世之計，有一時之計，有不 終月之計。古者三年耕必有一年之蓄，以三十年之 通計則可以九年無飢也，歲之所入足用而有餘，是 以九年之蓄常閒而無用，卒有水旱之變、盜賊之憂， 則官可以自辦而民不知。如此者，天不能使之菑，地 不能使之貧、盜賊不能使之困，此萬世之計也。而其 不能者，一歲之入纔足以為一歲之出，天下之產僅 足以供天下之用，其平居雖不至于虐取其民，而有 急則不免于厚賦，故其國可靜而不可動，可逸而不 可勞」，此亦一時之計也。至于最下而無謀者，量出以 為入，用之不給則取之益多，天下晏然，無大患難，而 盡用衰世苟且之法，不知有急，則將何以加之。此所 謂「不終月之計」也。
臣按：古今制國用之大略，蘇軾此言盡之矣。人君承祖宗之統，為生靈之主，有土地為之產財，有黎庶為之生財，有臣工為之理財，當夫國家無事之時，豫為國家先事之具以為「萬世之計可也。不幸所入纔足以為出、所產僅足以為用，吾則痛加抑損、力為撙節，可已則已非不得已必已，可用則用，非必當用不用，不耗其財于無益之事，不費其財于無用之地，不施其財于無功之人。如此，則所以為國計者，非但不為不終月之計，而所謂一時之計者，方且經之營之，寸積銖累，朝斯夕斯，由小而致大，積少而成多。日計不足，月計有餘，歲復一歲，積三年而有一年之儲；由九年而致三年，由三十年而致十年，由」 是而致夫百千萬年，以為子孫無窮之計。所謂「天不能菑，地不能貧，人不能困」 之者，豈不信其必然哉。
蘇轍曰：「方今之計莫如豐財，然所謂豐財者，非求財 而益之也，去事之所以害財者而已。使事之害財者 未去，雖求財而益之財愈不足，使事之害財者盡去， 雖不求豐財，然而求財之不豐亦不可得也。事之害 財者三：一曰穴吏，二曰穴兵，三曰穴費。三穴既去，天 下之財得以日生而無害，百姓充足，府庫盈溢，人君」 所為無不成，所欲無不如意矣。
臣按：蘇轍論「豐財之道，去其害財者而已。害財之事有三，所謂吏之穴員、兵之穴食，其中節目雖多，然大要有定名、有常數，除其繁穴而存其切要害斯去已。惟所謂費之穴雜者，則途轍孔多、窠臼不一，橫恩濫賜之溢出，修飾繕造之泛興、禱祈遊玩之紛舉，不當用而用、不可予而予，三害之中，穴費之害尤大，必不」 得已而去之。吏兵無全去之理，惟費之穴者，則可權其緩急輕重而去之焉。凡所謂穴者，有與無皆可之謂也。事之至于可以有、可以無，吾寧無之而不有焉，則不至害吾財矣。
曾鞏曰：「用財有節則天下雖貧，其富易致也；用財無 節則天下雖富，其貧亦易致也。漢、唐之始，天下之用 嘗屈矣，文帝、太宗能用財有節，故公私有餘而致天 下之富焉；漢、唐之盛時，天下之用嘗裕矣，武帝、明皇 不能節以制度，故公私耗竭而致天下之貧焉。且以 宋景德、皇祐、治平校之，景德戶七百三十萬，墾田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