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七十萬頃；《皇祐》戶一千九十萬，墾田二百二十五 萬頃；《治平》戶一千二百九十萬，墾田四百三十萬頃。 天下歲入，《皇祐》《治平》皆一億萬以上，歲費亦一億萬 以上。《景德》官一萬餘員，《皇祐》二萬餘員，《治平》二萬四 千員。《皇祐》官數一倍于《景德》《治平》則三倍之矣，其餘 用財之端，皆倍可知也。誠詔有司，按尋載籍，而講求 其故，使凡入官之多門，用財之多端，皆可考而知之， 然後各議其可罷者罷之，可損者損之，使其所費皆 如《景德》之數，則所省者蓋半矣。則又以類而推之，天 下之費，有約于舊而浮于今者，有約于今而浮于舊 者。其浮者必求其所以浮之自而杜之；其約者必求 其所以約之由而從之」，如是而力行，以歲入一億萬 以上計之，所省者十之三，則歲有餘財三萬萬；以三 十年之通計之，當有餘財九億萬，可以為十五年之 蓄矣。
臣按：曾鞏此議，以宋真宗、仁宗、英宗三朝校之，以見其財賦出入之數，乞詔有司按尋載籍，講求三朝所以費用其財者，考知其數，即今比舊罷其所可罷，損其所當損，從其約而杜其浮，其議卓然可行，顧人君肯用與否耳。臣嘗因其言而疏以為今日當行之要務。竊惟我朝疆宇比宋為廣，而百年以來無甚鉅費，凡宋所謂郊賚、歲幣、祠祿皆無之。其最費者宗祿、養兵、蔭子耳。然蔭子止于武職，文臣亦無幾焉。臣考《諸司職掌》，「洪武中，人民一千六十五萬二千八百七十戶，墾田八百四十九萬六千五百二十三頃，稅糧二千九百四十四萬石。」 戶口之數，校之宋雖略相當，而今日墾田則過之遠矣。所入既多而「所費比之又少，是宜國家儲積數倍于宋焉。請自今為始，乞命有心計臣僚稽考洪武、永樂、宣德、正統以來戶口、墾田及錢糧金銀、絹帛之數，每歲出入，比今孰多孰少，然後即其見在，據其歲之所入，以計其歲之所出，該用幾何，餘積幾何，以定今日出入之數。庶幾曉然知祖宗之故實，府庫之虛實」 ，而不敢輕費焉。臣又觀鞏告其君有曰：「前世于凋敝之時，猶能易貧而為富。今吾以全盛之埶，用財有節，其所省者一，則吾之一也。其所省者二，則吾之二也。前世之所難，吾之所易，不論可知也。」 吁！宋之時入少而出多，其臣猶責其君以為非難，況今日之全盛庶富，非宋可比，在聖君為之，又何難哉？鞏所謂「其浮者必求所以浮之自而杜之，其約者必求所以約之由而從之」 ，與夫蘇軾所謂「去之甚易而無損，存之甚難而無益」 ，是二人之言，誠人君去穴費足國用之至論要法也。伏惟聖心加察，又何難而不易哉！
以上總論理財之道。臣按：人君為治，莫要于「制國用，而國之所以為用者財也，財生于天，產于地，成于人，所以制其用者君也。君制其用，雖以為國，實以為民，是故君不足則取之民，民不足則取之君，上下通融，交相為用，時斂散，通有無，蓋以一人而制其用，非專用之以奉一人也，是以古之仁君知其為天守財也，為民聚財也。」 凡有所用度，非為天，非為民，決不敢輕有所費。其有所費也，必以為百神之享，必以為萬民之安，不敢毫釐以為己私也。是何也？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君特為民理之耳，非君所得而私有也。苟認以為己物而私用之，不知天生之有限，民力之孔艱，積之百年而不足，散之一日而無餘，日消月耗，一旦馴致于府庫空虛，國計匱乏。求之于官，官無儲峙；求之于民，民無蓋藏。于是之時，凡百謀為皆不遂矣。君位何所恃以為安？國家何所資以為治哉？譬則人之處家焉，凡百居處食用之物，公私營為之事，苟有錢，皆可以致也。惟無錢焉，則一事不可成，一物不可得。當夫平寧之時，尚可借貸以支吾，一旦有水旱盜賊之變，則為溝中瘠矣。家國一理，但有小大耳。然民非一家，吾家雖乏，猶可求之于比鄰。若夫國之乏絕，藏之官者既虛，取之民者又竭，其將求之何所邪？人君當無事之日而興念及此，其尚兢兢焉戒謹，介介焉吝惜，而不輕用天下之財。如此則國計不虧，邦本益固，下之人有家給人足之樂，上之人有安富尊榮之休。凡百所為無不如意，朝廷無不可為之事，海宇無不得所之人矣。《大學》以理財為平天下之要道，臣觀于此而益信。伏惟聖明萬幾之暇，留神《大學》之書，而玩味天絜矩之一言，臣不勝大願。
古今治平略一
《三代國計》
《洪範》八政，「一曰食，二曰貨。食謂農殖嘉穀可食之物， 貨謂布帛可衣，及金刀龜貝，所以分財布利，通有無 者也。二者生民之本，興自神農之世，斲木為耜，揉木 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而食足。日中為市，致天下 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而貨通。食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