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時於河東鹽池立官司以收稅利。孝明即位，罷 其禁與百姓共之。
臣按：宋儒胡寅折衷琛、勰之言而斷之曰：「鹽之為物，天地自然之利，所以養人也，盡捐之民則縱末作、資游惰，盡屬之官則奪民日用而公室有近寶之害，琛、勰之言皆未得中道也，官為厲禁，俾民取之而裁入其稅，則政平而害息矣。」 繇是觀之，鹽之為利，禁之不可也，不禁之亦不可也，要必於可禁不可禁之間隨地立法因時制宜必使下不至於傷民。上不至於損官。民用足而國用不虧。斯得之矣。
唐劉晏為鹽鐵使，晏以為因民所急而稅之，則國用 足，於是上《鹽法輕重之宜》。其始至也，鹽利稅纔四十 萬緡，其後乃至六百餘萬緡。天下之賦，鹽居其半，宮 闈、服御、軍饟、百官祿俸，皆仰給焉。
臣按：天生一世之物以供一世之用，人用一世之物必成一世之事，物各異用而用之各有所宜。漢以大司農掌天下之錢穀以給百官祿俸、軍國饋餉，而山澤之利則掌之少府而以私奉養焉。唐至中葉兵起，流庸未復，賦稅不足，凡天下所謂軍饟祿俸皆仰給於鹽，天下之賦鹽居其半。嗚呼，天地生物止於此數，人力有限而用度無窮，自非剝削竈戶，折閱商賈，何以得鹽利如此之多哉？當是之時，所征於民，稅賦不知何在，而專仰給於一鹽如此。若以為兵起民貧，然農民皆貧而竈戶獨富乎？劉晏雖曰「善於理財，然知利國之為利而不知利民之為大利」 ，知專於取利而可以得利，而不知薄於取利而可以大得利也。
宋雍熙以後，以用兵乏饋餉，令商人輸芻粟塞下，增 其直，令江淮、荊湖給以顆末鹽。
端拱二年，置折中倉，聽商人輸粟京師，優其直，給江 淮鹽。
臣按：此後世召商中鹽之始，蓋以「折中糧草以贍邊兵，中納金銀以實官庫，無起倩丁夫之擾，無冒涉水陸之虞，官得用而民不告勞，商得利而民不淡食，是誠實邊足用之良法也。」 我朝於天下產鹽之地設轉運司者六、提舉司者七，每歲鹽課各有定額，行鹽各有地方，不許過界，每引以二百斤為袋，帶耗五斤，凡遇開中鹽糧，量所在米價貴賤，及道路遠近險易，定立則例，出榜召商中納。祖宗以來，鹽司每歲收貯歲課，存積在官，客商執引照支，各有次第，謂之「常股鹽。」 近因邊儲，急用增直，召商中納，不依資次，人到即與支給，謂之「存積鹽。」 存積既興，常股遂尟，支者日多，而積者日少，遂使今日之存積，亦無以異於前日之常股。商賈待日久而支出難，其利微矣。幸而邊方無事，儲峙有餘，萬一有儆，未必得其濟。臣請於將弊之際，未事之先，因時制宜，補偏救弊，不識可乎？臣惟今日之鹽，最得利多，而濟國用者，莫如兩淮。蓋兩淮居兩京之間，行鹽地方比他運司為多，而皆民物繁庶之地。劉晏掌國計，天下之賦，鹽居其半，蓋全資此地也。書生過慮，以為「鹽之利固大，而鹽之害亦不小。利在於承平之時，而害生於中微之後，以前日之利較之後日之害，害尤甚於利焉。何者？天子以天下為家，兼水陸以為富。陸地所生物，蓋居水澤什之七八，而生民所資以生者，米穀布帛之類，不止一物，而鹽特其中食味之一耳，其為利蓋亦無幾，而歷代以來，咸仰之以為國計邊儲，不可一日闕焉。嗚呼！天下之事，有利必有害。吾有天下之大，尚資鹽以為利，則彼無寸尺之土、隔宿之儲者，見利所在，豈能禁遏之，使其不趣赴哉？禁遏不止，則為之嚴刑，刑愈嚴而害愈甚。唐之黃巢、王仙芝、元之張士誠輩，皆販鹽之徒也。臣有一見，可以弭異日之害，救前日之弊，而足今日之用，敢具以聞。」 竊惟召商中鹽之法，惟可行於邊方無粟之地。蓋其地素無儲蓄，而所產之穀粟不多，不能不資他方輸運以給者，故須待商賈以中納焉。若其地之粟自足以供其地之用，不假輦運於他方者，官府可行。臣向所陳邊地設立「常平司市糴之策，蓋客商以數斗之穀，而易吾一引之鹽，是本一而息七八也。今吾預於未用之先，自行市糴，所得之粟比所中納者豈不倍蓰哉？雖然，此其流耳。若推厥本源，莫若行漢人官給牢盆之法，任民自煮而不征其入，豫令竈戶將欲煎湅，先於該管官司告知，官給以券，然後舉火，其所煮」 之盆定為尺寸，每盆煮鹽以一引為則，或以二引、三引皆為一定之數，不計多寡。其盆皆官為之鑄款識，以監造官吏、工作姓名，非官給者不許用也。給券之時，每引先取舉火錢若干，量天時之晴潦，菹薪之貴賤，市價之多寡，以定其數，聽其自煮自賣，煮而不聞官者有罪。若夫商賈赴場買鹽之後，令其具數以告官司，官給鈔引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