難，是以歷代多即坑冶附近之所置監鑄錢，亦以錢 之直日輕，其用日廣，不容不多置監冶鑄以供用。中 「興以來，始轉而為楮幣。夫錢重而直少，則多置監以 鑄之可也；楮輕而直多，則就行都印造足矣。今既有 行在會子，又有川引、淮引、湖會，各自印造，而其末也， 收換不行，稱提無策，何哉？蓋置會子之初意，本非即 以會為錢，蓋以茶鹽鈔引之屬視之，而暫以權錢耳。 然鈔引則所直者重，而會子則止於一貫，下至三百、 二百鈔引，只令商人憑以取茶鹽香貨，故必須分路 會子，則公私買賣支給，無往而不用。且自一貫造至 二百，則是明之以代見錢矣，又況以尺楮而代數斤 之銅，齎輕用重，千里之遠，數萬之緡，一夫之力剋日 可到，則何必川自川，淮自淮，湖自湖，而使後來或廢 或用，號令反覆，民聽」疑惑乎？蓋兩淮、荊湖所造，朝廷 初意欲暫用而即廢，而不知流落民間，便同見鏹，所 以後來收換生受，只得再造，遂愈多而愈賤，亦是立 法之初，講之不詳故也。
東萊呂氏曰：「泉布之設，乃是阜通財貨之物，權財貨 之所由生者。考之於古，如《管子》論禹、湯之幣，禹以歷 山之金，湯以莊山之金，皆緣凶年，故作幣救民之饑。 考之《周官司市》，『凡國有凶荒，則市無征而作布』。又考 單穆公諫景王之說，古者天災流行，於是量資幣，權 輕重，作幣以救民。以《管子》與《周禮》單穆公之論，觀夏」、 商之時，所以作錢幣，權一時之宜。移民通粟者，為救 荒而設，本非先王財貨之本處。論國用，三年耕，必有 一年之食，以三十年通制，則有九年之食，以為財貨 之盛。三登曰：「太平，王道之盛也。」以此知古人論財貨 但論九年之積，初未嘗論所藏者數萬千緡，何故？所 謂農桑衣食，財貨之本，錢布流通，不過權一時之宜 而已。先有所謂穀粟泉布之權，方有所施。若是無本， 雖積鏹至多，亦何補盈虛之數？所以三代以前，論財 賦者，皆以穀粟為本。所謂泉布，不過權輕重，取之於 民。所以九貢九賦用錢幣為賦甚少。所謂俸祿，亦是 頒田制祿。君卿大夫不過以采地為多寡，亦未嘗以 錢布為祿。所以三代之人多地著，不為末作，蓋緣錢 之用少。如制祿既以田不以錢，制賦又自以穀粟布 帛，其間用錢甚少，所以錢之權輕。唯凶年饑荒，所以 作幣，先儒謂金銅無凶年，權時作此，以通有無，以均 多少而已。所以三代之前，論泉布者甚少。到得漢初 有天下，尚自有古意，王公至佐吏以班職之高下，所 謂萬「石、千石、百石」亦是。以穀粟制祿，不過口算，每人 所納百餘年，尚未以錢布為重。至武帝有事四夷，是 時國用不足，立告緡之法以括責天下，自此古意漸 失，錢幣方重。大抵三代以前，惟其以穀粟為本，以泉 布為權，常不使權勝本，所以當時地利既盡，浮游末 作之徒少。後世此制壞，以匹夫之家藏鏹千萬，與公 上爭衡，亦是古意浸失。故後世貢禹之徒，欲全廢此， 惟以穀帛為本，此又卻是見害懲艾，矯枉過直之論。 大抵天下之事，所謂經權，本末常相為用，權不可勝 經，末不可勝本，若徒見一時游手末作之弊，欲盡廢 之，如此則得其一，不知其二。後世如魏文帝當時，天 下盡不用錢，貢禹之論略已施行，遂有濕穀薄絹之 弊，反以天下有用之物為無用。其意本要重穀帛，反 以輕穀帛，天下惟得中適平論最難。方其重之太過， 一切盡用；及其廢之太過，一切盡不用。二者皆不得 中。然三代以前，更不得而考。自漢至隋，其泉布更易， 雖不可知，要知五銖之錢最為得中。自漢至隋，屢更 屢易，惟五「銖之法終不可易。自唐至五代，惟武德時 初鑄開元錢最得其平。自唐至五代，惟開元之法終 不可易」，論者蓋無不以此為當。以此知數千載前有 五銖，後有開元最可用。何故？論太重有所謂直百當 千之錢，論太輕，則有所謂榆莢三銖之錢，然而皆不 得中。惟五銖、開元銖兩之多寡，鼓鑄之精密，相望不 可易。本朝初用《開元》為法，其錢皆可以久行。自太宗 以張齊賢為江南轉運，務欲多鑄錢，自此變開元錢 法，錢雖多，其精密俱不及前代。本朝張齊賢未變之 前，所謂「太平錢」，尚自可見。齊賢既變法之後，錢雖多， 然甚薄惡，不可用。當時務要得多，不思大體。國家之 所以設錢，以權輕重本末未嘗「取利。論財計不精者， 但以鑄錢所入多為利。殊不知權歸公上，鑄錢雖多， 利之小者；權歸公上，利之大者。」南齊孔顗論鑄錢不 可以惜銅愛工若不惜銅，則鑄錢無利，若不得利，則 私鑄不敢起；私鑄不敢起，則斂散歸公上，鼓鑄權不 下分。此其利之大者，徒循小利，錢便薄惡如此，姦民 務之，皆可以為錢不出於公上，利孔四散，乃是以小 利失大利。南齊孔顗之言，乃是不可易之論。或者自 緣錢薄惡後，論者紛紛，或是立法以禁惡錢，或是以 錢為國賦，條目不一，皆是不揣其本，而齊其末。若是 上之人不惜銅愛工，使姦民無利，乃是國家之大利。 泉布之法。總而論之，如周如秦，如漢五銖，如唐開元， 「其規或可以為式，此是錢之正；若一時之所鑄，如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