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若也。則含晦俟時以冀其機之可乘，仗義執言以明其罪之所在。布誠信以孚眾心，申號令以竦眾聽，相與同心以除害，協力以敵愾。兢兢焉常存危厲之心，不欺彼衰而遂安肆也；業業焉益盡自治之道，不恃己彊而事威武也。內懷乎兢惕，外嚴乎備戒，雖有倉卒莫夜之戎，亦無所憂矣。夫然後以堂堂之陳，正正之旗，舉無敵之師而加諸有罪之人，夫何往而不成功哉！苟或恣其一決之勇，而求大快于吾心，則非徒不能除其害，而反有以致其大害矣。聖人于《夬》之卦而丁寧深切如此，其為君子謀至矣。有天下者可不戒哉！
《萃》之象曰：澤上于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
程頤曰：「澤上于地，為萃聚之象。君子觀萃聚以除治戎器，用戒備于不虞。凡物之萃則有不虞度之事，故眾聚則有爭，物聚則有奪，大率既聚則多故矣，故觀萃象而戒也。除謂簡治也，去弊惡也。除而聚之，所以戒不虞也。」
臣按：「民生于世猶澤在地中，澤潤乎地而不燥，地容乎澤而不溢，相與含容而不覺其為多也。澤一出乎地上則日積月累，其出也無窮盡、其流也無歸宿」 ，則必有奔放潰決之虞矣。譬之民焉，當夫國初民少之際，有地足以容其居，有田足以供其食，以故彼此相安，上下皆足，安土而重遷、惜身而保類，馴致承平之後，生齒日繁，種類日多，地狹而田不足以耕，衣食不給，于是起而相爭相奪，而有不虞度之事矣。是以聖王隨其時而為之制，既為之足食以順其生，又為之足兵以防其變。所謂「足兵」 者，不止戎器也，而獨以戎器言，蓋兵與農皆出于民，農所以別于兵者，以所執之器異也。執耒耜痔錢鎛者則謂之農；手戈矛擐甲胄者，則謂之兵，其實皆民也，言器則人在其中矣。大抵兵威之所以不振者，由上之人狃于治安而不知戒也。蓋事久則必弊，除其舊而新之，則宿弊為之一新；人聚則必散，收其散而聚之，則泮渙有所拘束。夫然則事之可虞者皆不足虞矣。
聖人以此洗心，退藏于密，吉凶與民同患。「神以知來， 知以藏往」，其孰能與于此哉？古之聰明睿知，神武而 不殺者夫！
臣按：「神武不殺」 四字，雖聖人以贊《易》卦之用，然武而謂之神、神武而謂之不殺，「神武而不殺」 之一言，是誠聖人文化之妙用、武德之至仁，函陰陽生殺之機，妙仁義生成之化。方其事之未來也，運其神妙之機而測度之于幾微朕兆之先，及其事之既往也，斂其明照之用而包函之于幽微陰密之地，用是以立，武則變化而莫測，運用而無方，仁厚而不傷，廣大而無間，是即帝堯廣運之武，成湯天錫之「勇」 也。伏惟聖人在上，體《大易》神智之德，存神武不殺之心，民之有患，不得已而用武，本仁心而運神智，仗道義以施德威，以不殺而為殺也，則聖武布昭于天下，則其所謂「乃武」 者，不獨並稱于乃文，而且與乃聖乃神之妙用，巍巍乎，蕩蕩乎，與帝堯之德同一廣運矣。
《虞書》益曰：「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
朱熹曰：「廣者大而無外，運者行而不息，大而能運則變化不測，故自其威之可畏而言則謂之武，自其英華發外而言則謂之文。」
臣按：益贊堯之德不徒曰德而且曰「帝德廣運」 ，不徒曰「廣運」 而繼曰「乃聖、乃神、乃武、乃文。」 謂之乃者，以見帝德之所以廣運，有此四者，而其所以知其為聖、神、文、武者乃以時而出之也。本神、聖以為文、武，此聖人之文所以為文思而光于四表，而其武所以為神武而不殺也歟。
《商書》：伊尹曰：「惟我商王，布昭聖武，代虐以寬，兆民允 懷。」
臣按：先儒謂不徒武而謂之「聖武」 ，以見其出于德義之勇，故能除暴救民以安天下，此《聖武》之實也，至于天下之民莫不信而懷之，此《聖武》之效也。
《詩商頌長發》之七章曰：「武王載旆，有虔秉鉞。如火烈 烈，則莫我敢曷。苞有三櫱，莫遂莫達，九有有截。韋顧 既伐，昆吾夏桀。」
朱熹曰：「武王，湯也。虔，敬也。言恭行天討也。言湯既受命，載旆秉鉞以征不義，桀與三櫱皆不能遂其惡，而天下截然歸商矣。初伐韋，次伐顧，次伐昆吾，乃伐桀，當時用師之序如此。」
臣按：先儒謂「載旆秉鉞，不敢不虔」 ，所謂「臨事而懼」 也。夫成湯以天錫勇智之資，以至仁伐至不仁而猶虔敬如此，況無成、湯之德、之才，而所遇者又非韋顧、昆吾之敵，而可以恣肆而不知所懼哉？
《殷武》之首章曰：「撻彼殷武，奮伐荊楚。冞入其阻，裒荊 之旅，有截其所，湯孫之緒。」
朱熹曰：「《殷武》，殷王之武也。湯孫謂高宗。」 舊說以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