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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像那千萬身體柔弱，或甚至手無縛雞之力的詩人，學者，發明家，改革家和千萬所謂熱血之士（或被認為瘋子，或被認為精神不健全者）都不是人類生存競爭舞台上可寶貴的武器了；可是這種見解又與達爾文自己在同一章內所證明的智慧的武器和道德的武器諸理頗有衝突。
達爾文的理論可以說是能左右一切探討人類問題的各種理論的關鍵。他的門徒，非但不根據先辈的啟示加以擴充，反將原來的思想愈弄得狭小。至於斯賓塞，由另一個很類似的觀察點上出發，想法擴充此種討論的範圍，所以提出以下的大疑問：“誰是最適應環境的？”在他的倫理學資料（Data of Ethics）一書上，言之特詳。 另外還有多數達爾文主義的繼承者將生存競爭的意義愈宣傳，愈狹小；他們甚至相信動物世界卽是弱肉强食，鬥爭不息的世界。近來這種思想普及到文學界裏來了；有的女人說出“失敗者，只有倒霉！”這好像是生物學的最後的結論似的。他們為了個人的利益將“無情的鬥爭”看作生物學裏的法則；人類既屬生物中之一分子，便應順從這種法則，否則，稍一不
兒女，故反對寄生治療心身柔弱的病人。他還似乎不願意種牛痘，意在淘汰出許多不怕天花的優良分子。這是時代的關係，無可厚非的。今日,我們已經知道心身的柔弱多半是後天的，可以療養的，通常對於後代沒有多大關係。强的父母保不住不生柔弱的兒女；弱的父母或許反能得到壯健的兒孫。——譯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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