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民主義/民族主義第二講
自古以來，民族之所以興亡，是由於人口增減的原因很多，此為天然淘汰（The Law of Natural Selection）。人類因為遇到了天然淘汰力，不能抵抗，所以古時有很多的民族，和很有名的民族，在現在人類中，都已經絕跡了。我們中國的民族也很古，從有稽考以來的歷史講，已經有了四千多年；故推究我們的民族，自開始至今，至少必有五六千年。當中受過了許多天然力的影響，遺傳到今日，天不但不來消滅我們，並且還要令我們繁盛，生長了四萬萬人，和世界的民族比較，我們還是最多最大的民族；是我們民族所受的天惠，比較別種民族獨厚，故經過天時人事，種種變更，自有歷史四千多年以來，只見文明進步，不要民族衰微，代代相傳，到了今天，還是世界上最優秀的民族。所以一般樂觀的人，以為中國民族，從前不知經過了多少災害，至今都沒有滅亡，以後無論經過若何災害，是決不至滅亡的。這種論調，這種希望，依我看來，是不對的。因為就天然淘汰力說，我們民族，或者可以生存。但是世界中的進化力，不止一種天然力，是天然力和人為力湊合而成。人為的力量，可以巧奪天工，所謂人事勝天。這種人為的力，最大的有兩種：一種是政治力，一種是經濟力；這兩種力關係於民族興亡，比較天然力還要大。我們中華民族處在今日世界潮流之中，不但是受這兩種力的壓迫，並且深中這兩種力的禍害了。
中國幾千年以來，遭受了政治力的壓迫，以至於完全亡國，已經有了兩次：一次是元朝，一次是清朝。但是這兩次亡國，都是亡於少數民族，不是亡於多數民族。那些少數民族，總被我們多數民族所同化，所以中國在政治主權上，雖然亡過了兩次，但是民族還沒有受過大損失。至於現在列強民族的情形，便和從前大不相同，一百年以來，列強人口增加到很多，上次已經比較過了，像英國俄國的人口，增加三四倍，美國增加十倍，照已往一百年內的增加，推測以後一百年的增加，我們民族在一百年以後，無論所受的天惠怎麼深厚，就很難和列強的民族並存於世界。比如美國的人口，百年前不過九百萬，現在便有一萬萬以上，再過一百年，就有十萬萬以上；英德俄日的人口，都是要增加好幾倍；由此推測，到百年之後，我們的人口便變成了少數，列強人口便變成了多數，那時候中國民族，縱然沒有政治力和經濟力的壓迫，單以天然進化力來推論，中國人口便可以滅亡。況且在一百年以後，我們不但是要受天然力的淘汰，並且要受政治力和經濟力的壓迫，此兩種力比較天然力，還要快而且烈，天然力雖然很慢，也可以消滅很大的民族，在百年前有一個先例可以用來證明的，是南北美洲的紅番民族。美洲在二三百年前，完全為紅番之地，他們的人數很多，到處皆有；但從白人搬到了美洲之後，紅番人口就逐漸減少，傳到現在，幾乎盡被消滅；由此便可見天然淘汰力，也可以消滅很大的民族。
政治力和經濟力比較天然淘汰力還要更快，更容易消滅很大的民族。此後中國民族如果單受天然力的淘汰，還可以支持一百年，如果兼受了政治力和經濟力的壓迫，就很難渡過十年，故在這十年之內，就是中國民族的生死關頭。如果在這十年以內，有方法可以解脫政治力和經濟力的壓迫，我們民族還可以和列強的民族並存；如果政治力和經濟力的壓迫，我們沒有方法去解脫，我們的民族，便要被列強的民族所消滅，縱使不至於全數滅亡，也要被天然力慢慢去淘汰；故此後中國的民族，同時受天然力、政治力、和經濟力的三種壓迫，便見得中國民族的生存地位是非常危險。
中國受歐美政治力的壓迫，將及百年，百年以前，滿人據有我們的國家，仍是很強盛的。當時英國滅了印度，不敢來滅中國，還恐中國去干涉印度。但是這百年以來，中國便失去許多領土，由最近推到從前，我們最近失去的領土是威海衛、旅順、大連、青島、九龍、廣州灣。歐戰以來，列強想把最近的領土送回；像最先送回的有青島，最近將要送回的有威海衛，但這不過是中國很小的地方。從前列強的心理，以為中國永遠不能振作，自己不能再管自己，所以把中國沿海的地方像大連威海衛九龍等處來佔領，做一個根據地，以便瓜分中國。後來中國起了革命，列強知道中國還可以有為，所以才打消瓜分中國的念頭。當列強想瓜分中國的時候，一般中國反革命的人，說革命足以召瓜分；不知後來革命的結果不但不召列強瓜分，反打消列強要瓜分中國的念頭。再推到前一點的失地是高麗、臺灣、澎湖，這些地方，是因為日清之戰，才分割到日本。中國因為日清一戰，才引出列強要瓜分中國的論調(Slicing of China)。中國更前一點的失地是緬甸、安南，安南之失，中國當時還稍有抵抗，鎮南關一戰，中國還獲勝仗，後來因被法國恐嚇，中國才和法國講和，情願把安南讓與法國。但是剛在講和之前幾天，中國的軍隊正在鎮南關諒山大勝，法國幾乎全軍覆沒；後來中國還是求和，法國人便以為很奇怪。嘗有法國人對中國人說：「中國人做事，真是不可思議，就各國的慣例，凡是戰勝之國，一定要表示戰勝的尊榮，一定要戰敗的國割地賠償；你們中國戰勝之日，反要割地求和，送安南到法國，定種種苛虐條件，這真是歷史上戰勝求和的先例。」中國之所以開這個先例的原因，是由滿清政府太糊塗。安南和緬甸本來都是中國的領土，自安南割去以後，同時英國佔據緬甸，中國更不敢過問了。又更拿前一點的失地說，就是黑龍江烏蘇里。又再推到前一點的失地，是伊犁流域霍罕和黑龍江以北諸地，就是前日俄國遠東政府所在的地方，中國都拱手送去外人，並不敢問。此外更有琉球、暹羅、蒲魯尼、蘇綠、爪哇、錫蘭、尼泊爾、布丹等那些小國，從前都是來中國朝貢過的。
故中國在最強盛時代，領土是很大的，北至黑龍江以北，南至喜馬拉雅山以南，東至東海以東，西至蔥嶺以西，都是中國的領上。尼泊爾到了民國元年，還到四川來進貢，元年以後，以西藏道路不通，便不再來了。像這樣講來，中國最強盛時候，政治力量也威震四鄰，亞洲西南各國，無不以稱藩朝貢為榮。那時歐洲的帝國主義，還沒有侵入亞洲，當時亞洲之中，配講帝國主義的只是中國；所以那些弱小國家，都怕中國，怕中國用政治力去壓迫。至今亞洲各弱小民族，對於中國，還是不大放心。這回我們中國國民黨在廣州開大會，蒙古派得有代表來，是看我們南方政府對外的主張，是否仍舊用帝國主義；他們代表到了之後，看見我們大會中所定的政綱，是扶持弱小民族，毫無帝國主義的意思，他們便很贊成，主張大家聯絡起來，成一個東方的大國。像這項要贊成我們主張的情形，不但是蒙古如此，就是其他弱小民族，都是一樣。現在歐洲列強，正用帝國主義和經濟力量來壓迫中國，所以中國的領土便逐漸縮小，就是十八行省以內，也失去了許多地方。
自中國革命以後，列強見得用政治力瓜分中國是很不容易的。以為從前滿洲征服過了中國，我們也曉得革命，如果列強還再用政治力來征服中國，中國將來一定是要反抗，對於他們是很不利的；所以他們現在稍緩其政治力來征服我們，便改用經濟力來壓迫我們。他們以為不用政治力來瓜分中國，各國便可以免衝突；但是他們在中國的衝突雖然是免了，可是在歐洲的衝突到底還免不了，故由巴爾幹半島問題，便生出了歐洲大戰，他們自己受了許多損失，許多強國象德國奧國都倒下來了。但是他們的帝國主義，現在還沒有改革，英國、法國、意大利仍舊用帝國主義繼續進行；美國也拋棄了「門羅主義」，去參加列強，一致行動。經過了歐戰以後，他們在歐洲或者把帝國主義一時停止進行，但是對於中國，像前幾日各國派二十多隻兵艦到廣州來示威，還是用帝國主義的力量，來進行他們經濟的力量。經濟力的壓迫，比較帝國主義，就是政治力的壓迫，還要厲害。政治力的壓迫，是容易看得見的，好比此次列強用二十多隻兵船來示威，廣州人民便立時覺得痛癢，大家生出公憤，就是全國人民也起公憤，故政治力的壓迫，是容易覺得有痛癢的；但是受經濟力的壓迫，普通都不容易生感覺，像中國已經受過了列強幾十年經濟力的壓迫，大家至今還不大覺得痛癢，弄到中國各地都變成了列強的殖民地，全國人民至今還只知道是列強的半殖民地。
這半殖民地的名詞，是自己安慰自己；其實中國所受過了列強經濟力的壓迫，不只是半殖民地，比較全殖民地還要利害。比方高麗是日本的殖民地，安南是法國的殖民地，高麗人做日本的奴隸，安南人做法國的奴隸，我們動以亡國奴三字譏消高麗人安南人，我們只知道他們的地位，還不知道我們自己所處的地位，實在比不上高麗人安南人。由剛才所說的概括名詞，中國是半殖民地。但是中國究竟是那一國的殖民地呢？是對於已締結了條約之國的殖民地，凡是和中國有條約的國家，都是中國的主人；所以中國不只做一國的殖民地，是做各國的殖民地，我們不只做一國的奴隸，是做各國的奴隸。比較起來，是做一國的奴隸好些呢？還是做各國的奴隸好些呢？如果做一國的奴隸，遇到了水旱天災，做主人的國家，就要撥款賑濟，他們撥款賑濟，以為這是自己做主人的義務，分內所當為的。做奴隸的人民，也視為這是主人應該要救濟的。但是中國北方前幾年受了天災，各國不視為應該要盡的義務，撥款來賑濟，只有在中國內地的各國人，來提倡捐助賑濟災民；中國人看見了，便說是各國很大的慈善，不是他們的義務，和主人的國家對於奴隸的人民，便差得很遠，由此便可見中國還比不上安南高麗。所以做一國的奴隸，比較做各國的奴隸的地位是高得多，講到利益來又是大得多，故叫中國做半殖民地，是很不對的；依我定一個名詞，應該叫做「次殖民地」，這個次字，是由於化學名詞中得來的，如次亞燐便是藥品中有屬燐質而低一等的名為亞燐，更低一等者名為次亞燐；又如各部官制，總長之下低一級的，就叫做次長一樣。中國人從前只知道是半殖民地，便以為很恥辱，殊不知實在的地位，還要低過高麗安南，故我們不能說是半殖民地，應該叫做次殖民地。
此次廣東和外國爭關餘，關稅餘款本該是我們的，為什麼要爭呢？因為中國的海關，被各國拿去了。我們從前並不知道有海關，總是閉關自守，後來英國到中國來叩關，要和中國通商，中國便閉關拒絕，英國用帝國主義和經濟力量聯合起來，把中國的關打開，破了中國的門戶。當時英國軍隊已經佔了廣州，後來見廣州站不住，就不要廣州，去要香港，並且又要賠款；中國在那個時候，沒有許多現錢來做賠款，就把海關押到英國，讓他們去收稅。當時滿清政府計算，以為要很長久的時間，才可以還清，不料英國人得了海關，自己收稅，不到數年，便把要求的賠款還清了。清朝皇帝才知道清朝的官吏很腐敗，從前經理徵收關稅，有中飽的大毛病，所以就把全國海關，都交給英國人管理，稅務司也盡派英國人去充當。後來各國因為都有商務的關係，便和英國人爭管海關的權利，英國人於是退讓，依各國商務之大小為用人之比例，所以弄到現在，全國海關，都在外人的手內。中國同外國每立一回條約，就多一回損失，條約中的權利總是不平等，故海關稅則，都是由外國規定，中國不能自由更改。中國的關稅，中國人不能自收自用，所以我們便要爭。
現在各國對於外來經濟力的壓迫，又是怎樣對待呢？各國平時對於外國經濟力的侵入，都是用海關作武器，來保護本國經濟的發展，好比在海口上防止外來軍隊的侵入，便要築炮臺一樣，所以保護稅法就是用關稅去抵制外貨，本國的工業才可以發達。像美國自白人滅了紅番以後，和歐洲各國通商，當時美國是農業國，歐洲各國多是工業國，以農業國和工業國通商，自然是工業國佔勝利，故美國就創出保護稅法，來保護本國的工商業。保護稅法的用意，是將別國的入口貨，特別加以重稅；如進口貨物值一百元，有關便抽稅一百元或八十元，各國通例都是五六十元。抽這樣重的稅，便可以令別國貨物的價貴，在本國不能銷行。本國貨物無稅，因之價平，便可以暢銷。
我們中國現在是怎麼樣的情形呢？中國沒有和外國通商以前，人民所用的貨物，都是自己用手工製造。古人說男耕女織，便可見農業和紡織工業，是中國所固有的。後來外國貨物進口，因為海關稅輕，所以外來的洋布價賤，本地的土布價貴，一般人民便愛穿洋布，不穿土布，因之土布工業就被洋布消滅了。本國的手工工業便從此失敗，人民無職無業，便變成了許多遊民，這就是外國經濟力壓迫的情形。現在中國雖然仍有手工織布，但是原料還要用洋紗。近來漸有用本國棉花和外國機器來紡紗織布的；像上海有很多的大紗廠，大布廠，用這些布廠紗廠，本來逐漸可抵制洋貨。但是因為海關還在外國人手中，他們對於我們的土布，還要抽重稅，不但海關要抽重稅，進到內地各處還要抽厘金，所以中國不獨沒有保護稅法，並且是加重土貨的稅去保護洋貨。當歐戰時，各國不能製造貨物輸入中國，所以上海的紗廠布廠，一時是很發達，由此所得的利益便極大，對本分利，資本家便極多。但歐戰以後，各國貨物，充斥中國，上海的紗廠布廠，從前所謂賺錢的，至今都變成虧本了，土貨都被洋貨打敗了，中國關稅不特不來保護自己，並且要去保外人，好比自己挖了戰壕，自己不但不能用去打敵人；並且反被敵人用來打自己，所以政治力的壓迫，是有形的，是愚蠢的人也容易看見的，經濟力的壓迫是無形的，一般人都不容易看見，自己並且還要加重力量來壓迫自己。所以中國自通商以後，出入口貨物之比較，有江河日下之勢。前十年調查中國出入口貨物，相差不過二萬萬元，近來檢查海關報告表，一九二一年進口貨超過出口貨是五萬萬元，比較十年前已加多兩倍半。若照此推算，十年後也加多兩倍半，那麼進口貨超過出口貨便要到十二萬萬五千萬。換一句話說，就是十年之後，中國單就貿易一項，每一年要進貢到外國的錢是十二萬萬五千萬元。你們看這個漏巵是大不大呢？
經濟力的壓迫，除了海關稅影響到入超以外還有外國銀行。現在中國人的心理，對於本國銀行都不信用，對於外國銀行便非常信用；好比此刻在我們廣東的外國銀行，便極有信用，中國銀行毫無信用。從前我們廣東省立銀行，發出紙幣，尚可通用，此刻那種紙幣毫不能用，我們現在只用現銀。從前中國紙幣的信用，不及外國紙幣，現在中國的現銀仍不及外國銀行的紙幣。現在外國銀行的紙幣，銷行於廣東的總數，當有幾千萬，一般人民都情願收藏外國紙幣，不情願收藏中國現銀：推之上海天津漢口各通商口岸，都是一樣。推究此中原因，就是因為中了外國經濟壓迫的毒。我們平常都以為外國人很有錢，不知道他們都是用紙錢來換我們的貨物，他們本來沒有許多錢，好像是我們送到他們的一樣。外國人現在所有的錢，不過印出幾千萬紙，我們信用他，他們便有了幾千萬錢。那些外國銀行的紙幣，每印一元，只費幾文錢，印成了的紙，他的價值便稱是一元或十元或一百元，所以外國人不過是用最少之本錢去印幾千萬元的紙，用那幾千萬元的紙，便來換我們幾千萬塊錢的貨物。諸君試想這種損失是大不大呢！為什麼他們能夠多印紙，我們不能夠照樣去印呢？因為普通人都中了外國經濟壓迫的毒，只信用外國，不信用自己，所以我們所用的紙便不能通行。
外國紙幣之外，還有匯兌。我們中國人在各通商口岸匯兌錢，也是信用外國銀行，把中國的錢都交外國銀行去匯兌。外國銀行代中國人匯兌，除匯錢的時候賺千分之五的匯水以外，並強賺兩地的錢價；在交錢的時候，又賺當地銀元合銀兩的折扣；像這樣錢價折扣的損失，在匯錢和交錢的兩處地方，總算起來，必須過百分之二三。像由廣東外國銀行匯一萬塊錢到上海，外國銀行除了賺五十元匯水以外，另外由毫銀算成上海規<元>銀的錢價，他們必定把廣東毫銀的價格算低，把上海規元銀的價格抬高，由他們自由計算，最少必要賺一二百元；到了上海交錢的時候，他們不交規元銀，只肯交大洋錢，他們用規元銀折成大洋錢，必壓低銀兩的市價抬高洋錢的市價，至少又要賺一二百元；故上海廣州兩地之間，匯兌一萬塊錢，每次至少要損失二三百元。所以用一萬塊錢在上海廣州兩地之間，匯來匯去，最多不過三十餘次便完全化為烏有。人民所以要受這些損失的原因，就是因為中了外國經濟壓迫的毒。
外國銀行在中國的勢力，除了發行紙幣和匯兌以外，還有存款。中國人有了錢，要存到銀行內。不問中國銀行的資本是大是小，每年利息是多是少，只要知道是中國人辦的，便怕不安全，便不敢去存款。不問外國銀行是有信用沒有信用，他們所給的利息是多是少，只要聽到說是外國人辦的，有了洋招牌，便吃了定心丸，覺得極安全，有錢便送進去，就是利息極少，也是很滿意。最奇怪的是辛亥武昌起義以後，一般滿清皇室，和滿清官僚，怕革命黨到了，要把他們的財產充公；於是把所有的金銀財寶，都存到各處外國銀行，就是沒有利息，只要外國人收存，便心滿意足，甚至像清兵和革命軍在武漢打仗打敗了的那幾日，北京東交民巷的外國銀行，所收滿人寄存的金銀財寶，不計其數，至弄到北京所有的外國銀行都有錢滿之患，無餘地可以再存。於是後來存款的，外國銀行對於存款人，不但不出息錢，反要向存款人取租錢，存款人只要外國銀行收存款，說到租錢，外國銀行要若干便給若干。當時調查全國的外國銀行，所收中國人的存款，總計一二十萬萬。從此以後，中國人雖然取回了若干，但是十幾年以來，一般軍閥官僚，像馮國璋、王占元、李純、曹錕，到處搜括，所發的橫財，每人動輒是幾千萬；他們因為想那些橫財很安全，供子子孫孫萬世之用，也是存入外國銀行；所以至今外國銀行所收中國人存款的總數，和辛亥年的總數，還是沒有什麼大加減。外國銀行收了這一二十萬萬存款，每年付到存款人的利息是很少的，最多不過四五厘。外國銀行有了這一二十萬萬錢，又轉借到中國小商家，每年收到借款人的利息是很多的，最少也有七八厘，甚至一分以上。因此外國銀行，只任經理之勞，專用中國人的資本來賺中國人的利息，每年總要在數千萬。這是中國人因為要存款到外國銀行，無形中所受的損失。普通人要把錢存到外國銀行內的心理，以為中國銀行不安全，外國銀行很安全，把現款存進去，不怕他們閉倒。試問現在的中法銀行停止營業，把中國人的存款沒有歸還，中法銀行是不是外國銀行呢？外國銀行的存款是不是安全呢？外國銀行既是不安全，為什麼我們中國人還是心甘情願，要把中國的錢存到外國銀行，每年要損失這樣大的利息呢？推究這個原因，也是中了外國經濟壓迫的毒。外國銀行一項，在中國所獲之利，統計紙票匯兌存款三種算之，當在一萬萬元左右。
外國銀行之外，還有運費。中國貨物運去外國，固然是要靠洋船，就是運往漢口、長沙、廣州各內地，也是靠洋船的多。日本的航業，近來固然是很發達，但是日本最先的時候，只有一個日本郵船會社，後來才有東洋汽船會社、大阪商船會社、日清汽船公司，航行於中國內地，航行於全世界。日本航業之所以那樣發達，是因為他們政府有津貼來補助，又用政治力特別維持。在中國看起來，國家去津貼商船，有甚麼利益呢？不知日本是要和各國的經濟勢力相競爭，所以在水上交通一方面，也和各國締結條約，訂出運貨的運費，每噸有一定的價錢。比方由歐洲運貨到亞洲，是先到上海，再到長崎、橫濱。由歐洲到上海，比較由歐洲到長崎、橫濱的路程，是近得多的。但是由歐洲運貨到長崎、橫濱，每噸的運費，各船公司定得很平；至於由歐洲運貨到上海的運費，中國無航業與他們抵抗，各船公司定得很貴；故由歐洲運貨到長崎、橫濱，比較由歐洲運貨到上海，每噸的運費，還要便宜；因此歐洲貨物，在日本出賣的市價，還要比在上海的平。反過來如果中國貨物由上海運去歐洲，也是比由長崎、橫濱運去歐洲，所費的運費貴得多。若是中國有值一萬萬塊錢的貨物運往歐洲，中國因為運費的原故，就要加多一千萬，照此計算，就是一萬萬之中要損失一千萬。中國出入口貨物的價值每年已至十餘萬萬以上，此十餘萬萬中，所受的損失，也當不在一萬萬元以下了。
此外還有租界與割地的賦稅、地租、地價三項，數目亦實在不少。譬如香港、臺灣、上海、天津、大連、漢口那些租界及割地內的中國人，每年納到外國人的賦稅，至少要在二萬萬元以上。像從前臺灣納到日本的稅，每年袛有二千萬，現在加到一萬萬；香港從前納到英國人的稅１[此處原有一「抵」字，當為衍文，已刪。]，每年袛有幾百萬，現在加到三千萬；以後當然照此例，更行增加。其他地租一項，有歸中國人收的，有歸外國人收的。各得幾何，沒有切實的調查，不得而知；然總以外國人所收為多，都是不待問了，這種地租的數目，總比地稅要大十倍。至於地價更是年年增加。外國人既掌握經濟之權，自然是多財善賈，把租界內的地皮，平買貴賣，故此專就賦稅地租和地價三種款項，中國人所受的損失，每年也當有四五萬萬元以上。
又外國人在中國境內的團體及個人營業，持其不平等條約之特權，來侵奪我們利權的事業，更難以數計。單就南滿鐵路一個公司說，每年所賺的純利，已達五千餘萬元，其他各國人之種種營業，用統計推測，當在一萬萬元以上。
更有一樁損失，就是投機事業。租界以內的外國人，每利用中國人的貪婪弱點，日日有小投機，數年有一次大投機，盡量激發中國人的賭性熟狂；如樹膠的投機，馬克的投機，每次結果，總是中國人受虧累，這種虧累，至少都有數千萬元；而天天的小投機事業，積少成多，便不知道是有多少數目了。像這樣的損失，每年亦當有數千萬元。
至於戰敗的賠款，甲午賠於日本的是二萬萬五千萬兩；庚子賠於各國的是九萬萬兩，這是屬於政治上武力壓迫的範圍，當不能與經濟壓迫相提並論，而且是一時的，不是永久的，可以說還是小事了。其他還有藩屬的損失，僑民的損失，更不知道有幾何了。像這樣看來，這種經濟的壓迫，真是利害得很了。
把以上所講的損失，統共算起來：第一、由於洋貨的侵入，每年有五萬萬元；第二、由於外國銀行的紙幣侵入市場，匯兌的扣折，存款的轉借等項，或要到一萬萬元；第三、進出入口貨物的運費總要自幾千萬至一萬萬元；第四、租界與割地中的賦稅、地租和地價三項，總在四五萬萬元；第五、特權營業有一萬萬元；第六、投機事業和其他種種剝奪，當在幾千萬元以上，可說這六項的經濟壓迫，令我們中國所受的損失，總共不下十二萬萬元。這每年十二萬萬元大損失的，如果不想方法挽救，以後只有年年加多，斷沒有自然減少的理由；所以今日中國受外國的經濟壓迫，已經到了民窮財盡的地位，是要趕快設法去挽救。若長此不救，必至因為受這種經濟壓迫，弄到國亡種滅而後已！
當中國從前強盛時代，都是要列邦年年進貢，歲歲來朝。列邦的貢品，每年的價值，大約不過是百數十萬元，我們便以為得非常的榮耀。到了宋朝，中國衰弱的時候，反要向金人進貢，而納於金人的貢品，每年大約也不過百數十萬元，我們便以為是奇恥大辱。我們現在要進貢到外國，每年有十二萬萬元，一年有十二萬萬，十年就有一百二十萬萬，這種經濟力的壓迫，這樣大的進貢，是大家夢想不到的，不容易看見的，所以大家不覺得是大恥辱。如果我們沒有這樣大的進貢，每年有十二萬萬的一宗大進款，那麼我們應該做多少事業呢？我們的社會要如何進步呢？因為有了這種經濟力的壓迫，每年要受這樣大的損失，故中國的社會事業都不能發達，普通人民的生機也是沒有了。專就這一種壓迫講，比用幾百萬兵來殺我們還要利害得多。況且外國背後更拿帝國主義來促進他們的經濟壓迫，中國人民的生機焉得不日蹙，遊民焉得不日多，國勢焉得不日衰呢！
中國近來一百年以內，已經受了人口問題的壓迫。中國人口總是不加多，外國人口總是日日加多；現在又受政治力和經濟力一齊來壓迫，我們是同時在受這三種力的壓迫，如果再沒有辦法，無論中國領土是怎麼樣大，人口是怎麼樣多，百年之後，一定是要亡國滅種的！我們四萬萬人的地位是不能萬古長存的，試看美洲的紅番，從前到處皆有，現在便要全數滅亡。所以我們曉得政治的壓迫是很利害，還要曉得經濟的壓迫是更利害，不能說我們有四萬萬人，就不容易被人消滅，因為中國幾千年以來，從沒有受過這三個力量一齊來壓迫的，故為中國民族的前途設想，就應該要設一個什麼方法，去打消這三個壓迫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