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民主义/民族主义第二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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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讲 三民主义
民族主义 第二讲
作者:孙中山
1924年2月3日
第三讲

  自古以来,民族之所以兴亡,是由于人口增减的原因很多,此为天然淘汰(The Law of Natural Selection)。人类因为遇到了天然淘汰力,不能抵抗,所以古时有很多的民族,和很有名的民族,在现在人类中,都已经绝迹了。我们中国的民族也很古,从有稽考以来的历史讲,已经有了四千多年;故推究我们的民族,自开始至今,至少必有五六千年。当中受过了许多天然力的影响,遗传到今日,天不但不来消灭我们,并且还要令我们繁盛,生长了四万万人,和世界的民族比较,我们还是最多最大的民族;是我们民族所受的天惠,比较别种民族独厚,故经过天时人事,种种变更,自有历史四千多年以来,只见文明进步,不要民族衰微,代代相传,到了今天,还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所以一般乐观的人,以为中国民族,从前不知经过了多少灾害,至今都没有灭亡,以后无论经过若何灾害,是决不至灭亡的。这种论调,这种希望,依我看来,是不对的。因为就天然淘汰力说,我们民族,或者可以生存。但是世界中的进化力,不止一种天然力,是天然力和人为力凑合而成。人为的力量,可以巧夺天工,所谓人事胜天。这种人为的力,最大的有两种:一种是政治力,一种是经济力;这两种力关系于民族兴亡,比较天然力还要大。我们中华民族处在今日世界潮流之中,不但是受这两种力的压迫,并且深中这两种力的祸害了。

  中国几千年以来,遭受了政治力的压迫,以至于完全亡国,已经有了两次:一次是元朝,一次是清朝。但是这两次亡国,都是亡于少数民族,不是亡于多数民族。那些少数民族,总被我们多数民族所同化,所以中国在政治主权上,虽然亡过了两次,但是民族还没有受过大损失。至于现在列强民族的情形,便和从前大不相同,一百年以来,列强人口增加到很多,上次已经比较过了,像英国俄国的人口,增加三四倍,美国增加十倍,照已往一百年内的增加,推测以后一百年的增加,我们民族在一百年以后,无论所受的天惠怎么深厚,就很难和列强的民族并存于世界。比如美国的人口,百年前不过九百万,现在便有一万万以上,再过一百年,就有十万万以上;英德俄日的人口,都是要增加好几倍;由此推测,到百年之后,我们的人口便变成了少数,列强人口便变成了多数,那时候中国民族,纵然没有政治力和经济力的压迫,单以天然进化力来推论,中国人口便可以灭亡。况且在一百年以后,我们不但是要受天然力的淘汰,并且要受政治力和经济力的压迫,此两种力比较天然力,还要快而且烈,天然力虽然很慢,也可以消灭很大的民族,在百年前有一个先例可以用来证明的,是南北美洲的红番民族。美洲在二三百年前,完全为红番之地,他们的人数很多,到处皆有;但从白人搬到了美洲之后,红番人口就逐渐减少,传到现在,几乎尽被消灭;由此便可见天然淘汰力,也可以消灭很大的民族。

  政治力和经济力比较天然淘汰力还要更快,更容易消灭很大的民族。此后中国民族如果单受天然力的淘汰,还可以支持一百年,如果兼受了政治力和经济力的压迫,就很难渡过十年,故在这十年之内,就是中国民族的生死关头。如果在这十年以内,有方法可以解脱政治力和经济力的压迫,我们民族还可以和列强的民族并存;如果政治力和经济力的压迫,我们没有方法去解脱,我们的民族,便要被列强的民族所消灭,纵使不至于全数灭亡,也要被天然力慢慢去淘汰;故此后中国的民族,同时受天然力、政治力、和经济力的三种压迫,便见得中国民族的生存地位是非常危险。

  中国受欧美政治力的压迫,将及百年,百年以前,满人据有我们的国家,仍是很强盛的。当时英国灭了印度,不敢来灭中国,还恐中国去干涉印度。但是这百年以来,中国便失去许多领土,由最近推到从前,我们最近失去的领土是威海卫、旅顺、大连、青岛、九龙、广州湾。欧战以来,列强想把最近的领土送回;像最先送回的有青岛,最近将要送回的有威海卫,但这不过是中国很小的地方。从前列强的心理,以为中国永远不能振作,自己不能再管自己,所以把中国沿海的地方像大连威海卫九龙等处来占领,做一个根据地,以便瓜分中国。后来中国起了革命,列强知道中国还可以有为,所以才打消瓜分中国的念头。当列强想瓜分中国的时候,一般中国反革命的人,说革命足以召瓜分;不知后来革命的结果不但不召列强瓜分,反打消列强要瓜分中国的念头。再推到前一点的失地是高丽、台湾、澎湖,这些地方,是因为日清之战,才分割到日本。中国因为日清一战,才引出列强要瓜分中国的论调(Slicing of China)。中国更前一点的失地是缅甸、安南,安南之失,中国当时还稍有抵抗,镇南关一战,中国还获胜仗,后来因被法国恐吓,中国才和法国讲和,情愿把安南让与法国。但是刚在讲和之前几天,中国的军队正在镇南关谅山大胜,法国几乎全军覆没;后来中国还是求和,法国人便以为很奇怪。尝有法国人对中国人说:“中国人做事,真是不可思议,就各国的惯例,凡是战胜之国,一定要表示战胜的尊荣,一定要战败的国割地赔偿;你们中国战胜之日,反要割地求和,送安南到法国,定种种苛虐条件,这真是历史上战胜求和的先例。”中国之所以开这个先例的原因,是由满清政府太糊涂。安南和缅甸本来都是中国的领土,自安南割去以后,同时英国占据缅甸,中国更不敢过问了。又更拿前一点的失地说,就是黑龙江乌苏里。又再推到前一点的失地,是伊犁流域霍罕和黑龙江以北诸地,就是前日俄国远东政府所在的地方,中国都拱手送去外人,并不敢问。此外更有琉球、暹罗、蒲鲁尼、苏绿、爪哇、锡兰、尼泊尔、布丹等那些小国,从前都是来中国朝贡过的。

  故中国在最强盛时代,领土是很大的,北至黑龙江以北,南至喜马拉雅山以南,东至东海以东,西至葱岭以西,都是中国的领上。尼泊尔到了民国元年,还到四川来进贡,元年以后,以西藏道路不通,便不再来了。像这样讲来,中国最强盛时候,政治力量也威震四邻,亚洲西南各国,无不以称藩朝贡为荣。那时欧洲的帝国主义,还没有侵入亚洲,当时亚洲之中,配讲帝国主义的只是中国;所以那些弱小国家,都怕中国,怕中国用政治力去压迫。至今亚洲各弱小民族,对于中国,还是不大放心。这回我们中国国民党在广州开大会,蒙古派得有代表来,是看我们南方政府对外的主张,是否仍旧用帝国主义;他们代表到了之后,看见我们大会中所定的政纲,是扶持弱小民族,毫无帝国主义的意思,他们便很赞成,主张大家联络起来,成一个东方的大国。像这项要赞成我们主张的情形,不但是蒙古如此,就是其他弱小民族,都是一样。现在欧洲列强,正用帝国主义和经济力量来压迫中国,所以中国的领土便逐渐缩小,就是十八行省以内,也失去了许多地方。

  自中国革命以后,列强见得用政治力瓜分中国是很不容易的。以为从前满洲征服过了中国,我们也晓得革命,如果列强还再用政治力来征服中国,中国将来一定是要反抗,对于他们是很不利的;所以他们现在稍缓其政治力来征服我们,便改用经济力来压迫我们。他们以为不用政治力来瓜分中国,各国便可以免冲突;但是他们在中国的冲突虽然是免了,可是在欧洲的冲突到底还免不了,故由巴尔干半岛问题,便生出了欧洲大战,他们自己受了许多损失,许多强国象德国奥国都倒下来了。但是他们的帝国主义,现在还没有改革,英国、法国、意大利仍旧用帝国主义继续进行;美国也抛弃了“门罗主义”,去参加列强,一致行动。经过了欧战以后,他们在欧洲或者把帝国主义一时停止进行,但是对于中国,像前几日各国派二十多只兵舰到广州来示威,还是用帝国主义的力量,来进行他们经济的力量。经济力的压迫,比较帝国主义,就是政治力的压迫,还要厉害。政治力的压迫,是容易看得见的,好比此次列强用二十多只兵船来示威,广州人民便立时觉得痛痒,大家生出公愤,就是全国人民也起公愤,故政治力的压迫,是容易觉得有痛痒的;但是受经济力的压迫,普通都不容易生感觉,像中国已经受过了列强几十年经济力的压迫,大家至今还不大觉得痛痒,弄到中国各地都变成了列强的殖民地,全国人民至今还只知道是列强的半殖民地。

  这半殖民地的名词,是自己安慰自己;其实中国所受过了列强经济力的压迫,不只是半殖民地,比较全殖民地还要利害。比方高丽是日本的殖民地,安南是法国的殖民地,高丽人做日本的奴隶,安南人做法国的奴隶,我们动以亡国奴三字讥消高丽人安南人,我们只知道他们的地位,还不知道我们自己所处的地位,实在比不上高丽人安南人。由刚才所说的概括名词,中国是半殖民地。但是中国究竟是那一国的殖民地呢?是对于已缔结了条约之国的殖民地,凡是和中国有条约的国家,都是中国的主人;所以中国不只做一国的殖民地,是做各国的殖民地,我们不只做一国的奴隶,是做各国的奴隶。比较起来,是做一国的奴隶好些呢?还是做各国的奴隶好些呢?如果做一国的奴隶,遇到了水旱天灾,做主人的国家,就要拨款赈济,他们拨款赈济,以为这是自己做主人的义务,分内所当为的。做奴隶的人民,也视为这是主人应该要救济的。但是中国北方前几年受了天灾,各国不视为应该要尽的义务,拨款来赈济,只有在中国内地的各国人,来提倡捐助赈济灾民;中国人看见了,便说是各国很大的慈善,不是他们的义务,和主人的国家对于奴隶的人民,便差得很远,由此便可见中国还比不上安南高丽。所以做一国的奴隶,比较做各国的奴隶的地位是高得多,讲到利益来又是大得多,故叫中国做半殖民地,是很不对的;依我定一个名词,应该叫做“次殖民地”,这个次字,是由于化学名词中得来的,如次亚磷便是药品中有属磷质而低一等的名为亚磷,更低一等者名为次亚磷;又如各部官制,总长之下低一级的,就叫做次长一样。中国人从前只知道是半殖民地,便以为很耻辱,殊不知实在的地位,还要低过高丽安南,故我们不能说是半殖民地,应该叫做次殖民地。

  此次广东和外国争关馀,关税馀款本该是我们的,为什么要争呢?因为中国的海关,被各国拿去了。我们从前并不知道有海关,总是闭关自守,后来英国到中国来叩关,要和中国通商,中国便闭关拒绝,英国用帝国主义和经济力量联合起来,把中国的关打开,破了中国的门户。当时英国军队已经占了广州,后来见广州站不住,就不要广州,去要香港,并且又要赔款;中国在那个时候,没有许多现钱来做赔款,就把海关押到英国,让他们去收税。当时满清政府计算,以为要很长久的时间,才可以还清,不料英国人得了海关,自己收税,不到数年,便把要求的赔款还清了。清朝皇帝才知道清朝的官吏很腐败,从前经理征收关税,有中饱的大毛病,所以就把全国海关,都交给英国人管理,税务司也尽派英国人去充当。后来各国因为都有商务的关系,便和英国人争管海关的权利,英国人于是退让,依各国商务之大小为用人之比例,所以弄到现在,全国海关,都在外人的手内。中国同外国每立一回条约,就多一回损失,条约中的权利总是不平等,故海关税则,都是由外国规定,中国不能自由更改。中国的关税,中国人不能自收自用,所以我们便要争。

  现在各国对于外来经济力的压迫,又是怎样对待呢?各国平时对于外国经济力的侵入,都是用海关作武器,来保护本国经济的发展,好比在海口上防止外来军队的侵入,便要筑炮台一样,所以保护税法就是用关税去抵制外货,本国的工业才可以发达。像美国自白人灭了红番以后,和欧洲各国通商,当时美国是农业国,欧洲各国多是工业国,以农业国和工业国通商,自然是工业国占胜利,故美国就创出保护税法,来保护本国的工商业。保护税法的用意,是将别国的入口货,特别加以重税;如进口货物值一百元,有关便抽税一百元或八十元,各国通例都是五六十元。抽这样重的税,便可以令别国货物的价贵,在本国不能销行。本国货物无税,因之价平,便可以畅销。

  我们中国现在是怎么样的情形呢?中国没有和外国通商以前,人民所用的货物,都是自己用手工制造。古人说男耕女织,便可见农业和纺织工业,是中国所固有的。后来外国货物进口,因为海关税轻,所以外来的洋布价贱,本地的土布价贵,一般人民便爱穿洋布,不穿土布,因之土布工业就被洋布消灭了。本国的手工工业便从此失败,人民无职无业,便变成了许多游民,这就是外国经济力压迫的情形。现在中国虽然仍有手工织布,但是原料还要用洋纱。近来渐有用本国棉花和外国机器来纺纱织布的;像上海有很多的大纱厂,大布厂,用这些布厂纱厂,本来逐渐可抵制洋货。但是因为海关还在外国人手中,他们对于我们的土布,还要抽重税,不但海关要抽重税,进到内地各处还要抽厘金,所以中国不独没有保护税法,并且是加重土货的税去保护洋货。当欧战时,各国不能制造货物输入中国,所以上海的纱厂布厂,一时是很发达,由此所得的利益便极大,对本分利,资本家便极多。但欧战以后,各国货物,充斥中国,上海的纱厂布厂,从前所谓赚钱的,至今都变成亏本了,土货都被洋货打败了,中国关税不特不来保护自己,并且要去保外人,好比自己挖了战壕,自己不但不能用去打敌人;并且反被敌人用来打自己,所以政治力的压迫,是有形的,是愚蠢的人也容易看见的,经济力的压迫是无形的,一般人都不容易看见,自己并且还要加重力量来压迫自己。所以中国自通商以后,出入口货物之比较,有江河日下之势。前十年调查中国出入口货物,相差不过二万万元,近来检查海关报告表,一九二一年进口货超过出口货是五万万元,比较十年前已加多两倍半。若照此推算,十年后也加多两倍半,那么进口货超过出口货便要到十二万万五千万。换一句话说,就是十年之后,中国单就贸易一项,每一年要进贡到外国的钱是十二万万五千万元。你们看这个漏卮是大不大呢?

  经济力的压迫,除了海关税影响到入超以外还有外国银行。现在中国人的心理,对于本国银行都不信用,对于外国银行便非常信用;好比此刻在我们广东的外国银行,便极有信用,中国银行毫无信用。从前我们广东省立银行,发出纸币,尚可通用,此刻那种纸币毫不能用,我们现在只用现银。从前中国纸币的信用,不及外国纸币,现在中国的现银仍不及外国银行的纸币。现在外国银行的纸币,销行于广东的总数,当有几千万,一般人民都情愿收藏外国纸币,不情愿收藏中国现银:推之上海天津汉口各通商口岸,都是一样。推究此中原因,就是因为中了外国经济压迫的毒。我们平常都以为外国人很有钱,不知道他们都是用纸钱来换我们的货物,他们本来没有许多钱,好像是我们送到他们的一样。外国人现在所有的钱,不过印出几千万纸,我们信用他,他们便有了几千万钱。那些外国银行的纸币,每印一元,只费几文钱,印成了的纸,他的价值便称是一元或十元或一百元,所以外国人不过是用最少之本钱去印几千万元的纸,用那几千万元的纸,便来换我们几千万块钱的货物。诸君试想这种损失是大不大呢!为什么他们能够多印纸,我们不能够照样去印呢?因为普通人都中了外国经济压迫的毒,只信用外国,不信用自己,所以我们所用的纸便不能通行。

  外国纸币之外,还有汇兑。我们中国人在各通商口岸汇兑钱,也是信用外国银行,把中国的钱都交外国银行去汇兑。外国银行代中国人汇兑,除汇钱的时候赚千分之五的汇水以外,并强赚两地的钱价;在交钱的时候,又赚当地银元合银两的折扣;像这样钱价折扣的损失,在汇钱和交钱的两处地方,总算起来,必须过百分之二三。像由广东外国银行汇一万块钱到上海,外国银行除了赚五十元汇水以外,另外由毫银算成上海规<元>银的钱价,他们必定把广东毫银的价格算低,把上海规元银的价格抬高,由他们自由计算,最少必要赚一二百元;到了上海交钱的时候,他们不交规元银,只肯交大洋钱,他们用规元银折成大洋钱,必压低银两的市价抬高洋钱的市价,至少又要赚一二百元;故上海广州两地之间,汇兑一万块钱,每次至少要损失二三百元。所以用一万块钱在上海广州两地之间,汇来汇去,最多不过三十馀次便完全化为乌有。人民所以要受这些损失的原因,就是因为中了外国经济压迫的毒。

  外国银行在中国的势力,除了发行纸币和汇兑以外,还有存款。中国人有了钱,要存到银行内。不问中国银行的资本是大是小,每年利息是多是少,只要知道是中国人办的,便怕不安全,便不敢去存款。不问外国银行是有信用没有信用,他们所给的利息是多是少,只要听到说是外国人办的,有了洋招牌,便吃了定心丸,觉得极安全,有钱便送进去,就是利息极少,也是很满意。最奇怪的是辛亥武昌起义以后,一般满清皇室,和满清官僚,怕革命党到了,要把他们的财产充公;于是把所有的金银财宝,都存到各处外国银行,就是没有利息,只要外国人收存,便心满意足,甚至像清兵和革命军在武汉打仗打败了的那几日,北京东交民巷的外国银行,所收满人寄存的金银财宝,不计其数,至弄到北京所有的外国银行都有钱满之患,无馀地可以再存。于是后来存款的,外国银行对于存款人,不但不出息钱,反要向存款人取租钱,存款人只要外国银行收存款,说到租钱,外国银行要若干便给若干。当时调查全国的外国银行,所收中国人的存款,总计一二十万万。从此以后,中国人虽然取回了若干,但是十几年以来,一般军阀官僚,像冯国璋、王占元、李纯、曹锟,到处搜括,所发的横财,每人动辄是几千万;他们因为想那些横财很安全,供子子孙孙万世之用,也是存入外国银行;所以至今外国银行所收中国人存款的总数,和辛亥年的总数,还是没有什么大加减。外国银行收了这一二十万万存款,每年付到存款人的利息是很少的,最多不过四五厘。外国银行有了这一二十万万钱,又转借到中国小商家,每年收到借款人的利息是很多的,最少也有七八厘,甚至一分以上。因此外国银行,只任经理之劳,专用中国人的资本来赚中国人的利息,每年总要在数千万。这是中国人因为要存款到外国银行,无形中所受的损失。普通人要把钱存到外国银行内的心理,以为中国银行不安全,外国银行很安全,把现款存进去,不怕他们闭倒。试问现在的中法银行停止营业,把中国人的存款没有归还,中法银行是不是外国银行呢?外国银行的存款是不是安全呢?外国银行既是不安全,为什么我们中国人还是心甘情愿,要把中国的钱存到外国银行,每年要损失这样大的利息呢?推究这个原因,也是中了外国经济压迫的毒。外国银行一项,在中国所获之利,统计纸票汇兑存款三种算之,当在一万万元左右。

  外国银行之外,还有运费。中国货物运去外国,固然是要靠洋船,就是运往汉口、长沙、广州各内地,也是靠洋船的多。日本的航业,近来固然是很发达,但是日本最先的时候,只有一个日本邮船会社,后来才有东洋汽船会社、大阪商船会社、日清汽船公司,航行于中国内地,航行于全世界。日本航业之所以那样发达,是因为他们政府有津贴来补助,又用政治力特别维持。在中国看起来,国家去津贴商船,有什么利益呢?不知日本是要和各国的经济势力相竞争,所以在水上交通一方面,也和各国缔结条约,订出运货的运费,每吨有一定的价钱。比方由欧洲运货到亚洲,是先到上海,再到长崎、横滨。由欧洲到上海,比较由欧洲到长崎、横滨的路程,是近得多的。但是由欧洲运货到长崎、横滨,每吨的运费,各船公司定得很平;至于由欧洲运货到上海的运费,中国无航业与他们抵抗,各船公司定得很贵;故由欧洲运货到长崎、横滨,比较由欧洲运货到上海,每吨的运费,还要便宜;因此欧洲货物,在日本出卖的市价,还要比在上海的平。反过来如果中国货物由上海运去欧洲,也是比由长崎、横滨运去欧洲,所费的运费贵得多。若是中国有值一万万块钱的货物运往欧洲,中国因为运费的原故,就要加多一千万,照此计算,就是一万万之中要损失一千万。中国出入口货物的价值每年已至十馀万万以上,此十馀万万中,所受的损失,也当不在一万万元以下了。

  此外还有租界与割地的赋税、地租、地价三项,数目亦实在不少。譬如香港、台湾、上海、天津、大连、汉口那些租界及割地内的中国人,每年纳到外国人的赋税,至少要在二万万元以上。像从前台湾纳到日本的税,每年袛有二千万,现在加到一万万;香港从前纳到英国人的税1[此处原有一“抵”字,当为衍文,已删。],每年袛有几百万,现在加到三千万;以后当然照此例,更行增加。其他地租一项,有归中国人收的,有归外国人收的。各得几何,没有切实的调查,不得而知;然总以外国人所收为多,都是不待问了,这种地租的数目,总比地税要大十倍。至于地价更是年年增加。外国人既掌握经济之权,自然是多财善贾,把租界内的地皮,平买贵卖,故此专就赋税地租和地价三种款项,中国人所受的损失,每年也当有四五万万元以上。

  又外国人在中国境内的团体及个人营业,持其不平等条约之特权,来侵夺我们利权的事业,更难以数计。单就南满铁路一个公司说,每年所赚的纯利,已达五千馀万元,其他各国人之种种营业,用统计推测,当在一万万元以上。

  更有一桩损失,就是投机事业。租界以内的外国人,每利用中国人的贪婪弱点,日日有小投机,数年有一次大投机,尽量激发中国人的赌性熟狂;如树胶的投机,马克的投机,每次结果,总是中国人受亏累,这种亏累,至少都有数千万元;而天天的小投机事业,积少成多,便不知道是有多少数目了。像这样的损失,每年亦当有数千万元。

  至于战败的赔款,甲午赔于日本的是二万万五千万两;庚子赔于各国的是九万万两,这是属于政治上武力压迫的范围,当不能与经济压迫相提并论,而且是一时的,不是永久的,可以说还是小事了。其他还有藩属的损失,侨民的损失,更不知道有几何了。像这样看来,这种经济的压迫,真是利害得很了。

  把以上所讲的损失,统共算起来:第一、由于洋货的侵入,每年有五万万元;第二、由于外国银行的纸币侵入市场,汇兑的扣折,存款的转借等项,或要到一万万元;第三、进出入口货物的运费总要自几千万至一万万元;第四、租界与割地中的赋税、地租和地价三项,总在四五万万元;第五、特权营业有一万万元;第六、投机事业和其他种种剥夺,当在几千万元以上,可说这六项的经济压迫,令我们中国所受的损失,总共不下十二万万元。这每年十二万万元大损失的,如果不想方法挽救,以后只有年年加多,断没有自然减少的理由;所以今日中国受外国的经济压迫,已经到了民穷财尽的地位,是要赶快设法去挽救。若长此不救,必至因为受这种经济压迫,弄到国亡种灭而后已!

  当中国从前强盛时代,都是要列邦年年进贡,岁岁来朝。列邦的贡品,每年的价值,大约不过是百数十万元,我们便以为得非常的荣耀。到了宋朝,中国衰弱的时候,反要向金人进贡,而纳于金人的贡品,每年大约也不过百数十万元,我们便以为是奇耻大辱。我们现在要进贡到外国,每年有十二万万元,一年有十二万万,十年就有一百二十万万,这种经济力的压迫,这样大的进贡,是大家梦想不到的,不容易看见的,所以大家不觉得是大耻辱。如果我们没有这样大的进贡,每年有十二万万的一宗大进款,那么我们应该做多少事业呢?我们的社会要如何进步呢?因为有了这种经济力的压迫,每年要受这样大的损失,故中国的社会事业都不能发达,普通人民的生机也是没有了。专就这一种压迫讲,比用几百万兵来杀我们还要利害得多。况且外国背后更拿帝国主义来促进他们的经济压迫,中国人民的生机焉得不日蹙,游民焉得不日多,国势焉得不日衰呢!

  中国近来一百年以内,已经受了人口问题的压迫。中国人口总是不加多,外国人口总是日日加多;现在又受政治力和经济力一齐来压迫,我们是同时在受这三种力的压迫,如果再没有办法,无论中国领土是怎么样大,人口是怎么样多,百年之后,一定是要亡国灭种的!我们四万万人的地位是不能万古长存的,试看美洲的红番,从前到处皆有,现在便要全数灭亡。所以我们晓得政治的压迫是很利害,还要晓得经济的压迫是更利害,不能说我们有四万万人,就不容易被人消灭,因为中国几千年以来,从没有受过这三个力量一齐来压迫的,故为中国民族的前途设想,就应该要设一个什么方法,去打消这三个压迫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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