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朝北盟会编/卷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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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建炎元年六月二日庚申尽四日壬戍

纲议国是奏札曰：“臣切以和、战、守三者，一理也，虽有高城深池弗能守也，则何以战？虽有坚甲利兵弗能战也，则何以和？以守则固，以战则胜，然后其和可保；不务战守之计，惟信讲和之说，则国势益卑，制命于敌，无以自立矣！景徳中，契丹入寇，罢远幸之谋，决亲征之䇿，捐金币三十万而和约成，百有馀年，两国生灵皆赖其利，则和战守三者皆得也。靖康之春，粗得守策，而割三镇之地，许不可胜计之金币以议和，惩劫寨小衄而不战，于和与战两失之。其冬，金人再寇畿甸，朝廷以春初固守为然，而不知时事之异，胶柱鼓瑟，初无变通之谋，内之不能抚循士卒以死捍贼，外之不能通达号令以督援兵，金人既登城矣，犹降和议已定之诏，以阻四方勤王之师，使虏得逞其欲，凡都城玉帛子女、重宝图籍、仪卫辇辂、百工伎艺，悉索取之，次第遣行，及其终也，劫质二圣，巡幸沙漠，东宫亲王、六宫戚属、宗室之家，尽驱以行，因逼臣僚易姓建号，自古夷狄之祸，中国未有若此之甚者！是靖康之冬，并守策失之，而卒为和议之所误也！天祚有宋，必将有主，故使陛下脱身危城之中，总师大河之外，入继大统，以有神器。然以今日国势揆之靖康之初，其不相若远甚，则朝廷所以捍患御武，敉宁万邦者，于和战守当何所从而可也？臣愚虽不足知朝廷国论大体，然窃恐犹以和议为然也，何哉？二圣播迁，陛下父兄沉于虏庭，议者必以谓非和，则将速二圣之患而亏陛下孝友之徳，故不得不和。臣窃以谓不然，夫为天下者，不顾其亲，顾其亲而忘天下之大计者，此匹夫之孝也 —— 昔汉高祖与项羽战于荥阳、成皋间，太公为羽军所得，其危屡矣，高祖不顾，其战弥励，羽不敢害而卒归太公，然则不顾而战者，乃所以归太公之术也；晋惠公为秦所执，吕、郤谋立子圉以靖国人，其言曰：‘丧君有君，群臣辑睦，甲兵益多，好我者劝，恶我者惧，庶有益乎？’秦不敢害而卒归惠公，然则不恤敌国而自治者，乃所以归惠公之术也。今有盗贼于此劫质主人，以兵威临之，则必不敢加害，以卑辞求之，则所索弥多，往往不可测之理，何则？彼为利谋，陵懦畏强，而初无恻隐之心故也！今二圣之在虏廷，莫知安否之审，固臣子所不忍言，然吾不能逆折其意，又将堕其计中，以和议为信。然彼必曰：‘割其地以遗我，得金帛若干则可，不然二圣之祸且不测！’不予之，是陛下之忘父兄也，予之，则所求无厌，虽日割天下之山河，竭天下之财用，山河财用有尽，而金人之欲无穷，少有衅端，前所予者，其功尽废，遂当拱手以听其命而已。昔金人与契丹二十馀岁交战，战必割地厚赂以讲和，既和又求衅以战，卒㓕契丹，今又以和议惑中国，至于破都城、灭宗社、易姓建号，其不道如此，而朝廷犹以和议为然，是将以天下畀之敌国而后已！臣愚窃以为过矣！为今日之计，莫若一切罢和议，专务自守之䇿，而战议姑俟于可为之时，何哉？彼既背盟而劫质，地不可复予，惟以二圣在其国中，不可用兵，俟其入疆，则多方以御之，所破城邑，徐议收复，建藩镇于河北、河东之地，置元帅府要郡，于沿河江淮之内治城壁，修器械，教水军，习车战，凡捍御之术，种种具备，使进无钞掠之得，退有邀撃之患，则虽时有出没，必不能深入而凭陵，三数年间，生飬休息，军政益修，士气渐振，将帅得人，车甲备具，然后可议大举振兵，声罪以讨之，报不共戴天之雠，以雪振古所无之耻，彼知中国能自强如此，岂徒不敢肆凶，而二圣保万夀之休，亦将悔祸畏威，而銮舆有可还之理。傥舍此䇿，益割要害之地，奉金帛以予之，是倒持太阿，以其柄授人，借寇兵而资盗粮也。前既信其诈谋以破国矣，今又欲蹈覆车之辙以破天下，岂不重可痛哉？或谓：‘强弱有势，弱者不可不服于强。昔越王勾践卑身重赂以事吴，而后卒复其仇。今中国事势弱矣，盍以勾践为法，卑身重赂以事，庶㡬可以免一时之祸，而成将来之志。’臣以为不然，夫吴伐越，勾践以甲盾三百栖于会稽，遣使以行成，而吴许之，当是时吴无灭越之志，故勾践得以卑身厚赂以成其谋，枕戈尝胆以励其志，而卒报吴。今金人之于国家如何哉？上自二圣东宫，下逮宗室之系于属籍者，悉驱之以行，而陛下之在河北，遣使降伪诏以求之，如是其急也，岂复有恩于赵氏哉？虽卑身至于奉藩称臣，厚赂至尽天下之财以予之，彼亦未足为徳也，必至于混一区宇而后已！然则今日之事，法勾践尝胆枕戈之志则可，法勾践卑身厚赂之谋则不可，事固有似是而非者，正谓此也！然则今为朝廷计，岁时遣使以问二圣之起居，极所以崇奉之者，于金国，我不加兵，而待其来寇，则严守御以备之，练兵选将，一新军律，俟吾国势既强，然后可以兴师邀请，有此武功以俟将来，此最今日之上䇿也！古语有之曰：‘愿与诸君共定国是’，夫国是定，然后设施注措，以次推行，上有素定之谋，下无趋向之惑，天下之事不难举也。靖康之间，唯其国是不定，而且和且战，议论纷然，致有今日之祸，则今日之所当监者，不在靖康乎？臣故敢陈和守战三说以献，伏愿陛下断自渊衷，以天下为度而定国是，则中国之功可期矣！”上大喜，付中书省遵守。

粘罕由河东归至云中，斡离不由河北归至燕山。

三日辛酉，李纲奏议张邦昌僣逆及受伪命臣僚，乞早降处分。

李纲《时政记》曰：是日李纲奏曰：“臣愚瞽，辄以管见十事，仰渎天听，已蒙圣慈施行五事。如议本政、久任、修徳三事，无可施行，自应留中；所有议张邦昌僣逆及受伪命臣僚二事，皆今日刑政之大者，乞早降处分。”上宣谕曰：“执政中有与卿议不同者，更俟款曲商量。”臣奏曰：“邦昌僣逆之罪，显然明白，无可疑者。天下皆谓邦昌处虏中岁馀，厚结虏酋，得其欢心，攻破都城，迁二圣东宫，尽取亲王宗室以行，邦昌盖与其谋，此固不可知。然邦昌当道君朝，在政府者㡬十年，渊圣即位，首擢为相，奉使虏中，方国家祸难之时，如能以死守节，推明天下所以戴宋之意，以感动其心，虏人未必不悔过而存赵氏；邦昌方且以为得计，偃然当之，正位号，处宫禁者月有馀日。虏骑既退，四方勤王之师集，邦昌擅降伪诏以止之，又遣郎官分使赵野、翁彦国等，皆赍空名告数百道以行，迨勤王之师日进，邦昌知天下之不与也，不得已，乃请元祐皇后垂帘听政而议奉迎。邦昌僣窃本末如此，《春秋》之法，人臣无将，将则必诛，况邦昌已僣窃，罪宜如何？陛下欲建中兴之业，当自正朝廷始，而尊崇僣逆之臣为三公真王，参与国政，何以示四方？执政中有议论不同者，乞降旨宣诏，臣得与之廷辩，如臣理屈，其敢复言？”上许之，乃令小黄门径就幕次宣召黄潜善、吕好问、汪伯彦再对，上语之，故潜善力主之，诘难数四方屈服，然犹持在远不若在近之说，臣曰：“邦昌当正典刑，何远近之有？借使在近，当幽絷，而返尊崇之如此，何也？”潜善不能对，上顾吕好问曰：“卿在城中，知其详，谓当如何？”好问曰：“邦昌僣窃位号，人所共知，既已自归，惟陛下裁处。”又引徳宗幸奉天，不挟朱泚行，后以为悔以附会潜善不若在近之说，臣曰：吕好问之言，首尾两端，且援朱泚以为例非是 —— 方徳宗之狩奉天，朱泚盖未反也，姜公辅以得泾军之心，恐资以为变，请挟以行，徳宗不听而其后果然。今邦昌已僣逆，岂可使之在朝廷，使道路指目哉？因泣拜曰：“臣不可与邦昌同列，陛下必欲用邦昌，第罢臣，勿以为相，无不可者。”上宣论曰：“俟降出卿札子，来日将上取旨。”

四日壬戍，张邦昌责授昭化军节度副使、潭州安置。

臣僚上言：“节义者，天下之大闲，僣逆者，臣子之极恶，《春秋》之义，人臣无将，将而必诛，况已僣位号，为天下之所愤怒者哉？谨按张邦昌，被遇道君之朝，久参机政，际会靖康之日，擢冠宰司，资其重臣，奉使虏帐，初无忠义体国之意，但知谀佞保身之谋，去中国以逾年，从胡骑以偕至，乃二圣播迁之日，无一言营救之忠，凭恃金人，盗据神器，国危而资之以为利，君辱而攘之以为荣，窃有乘舆，安处宫禁，降旨以行其僣命，南面以朝其伪臣，易姓建邦，三十馀日，迨金人之既退，方降赦以收恩，考其四日之手书，犹援国初之故事，指瑶华为宋后，岂有意于赵孤，逆计显然，文饰讵掩，逮知陛下总师于外，天人所归，乃始退还旧班，遣使迎奉，今乃冒处王爵，平章大政，极其褒崇，以罪为功，臣所未喻？今其党与，尚布朝列，秋高马肥，虏骑猖獗，邦昌挟借其势，陛下不得而制之，中夜以思，不寒而栗，伏望陛下断以英哲，察其罪恶，早正典刑，而肆诸市朝，以慰四方忠臣义士之心，以为万世乱臣贼子之戒。”六月四日，奉圣旨：张邦昌僣逆，理合诛夷，原其初心，出于迫胁，可特与贷免，责授昭化军节度副使，潭州安置，仍令监司守臣常加觉察，日具存在申尚书省；札付应天府，差官伴送至府界，关报前路官司州军巡守尉，各令互相关牒施行。

制曰〈【旧校云：此制汪藻撰】〉：“以死偿节者，臣子之宜，求生害义者，圣人所疾，傥或志存于躯命，则将义薄于君亲。具官张邦昌，身受国恩，位登宰辅，宗社有非常之变，乃人臣思自尽之时，而不能抗虎狼强暴之威，徒为雀鼠偷生之计，䧟于大恶，所不忍言，虽天夺其衷，坐愚至此，然君异于器，代匮可乎？宜大正于典刑，用肃清于名分，尚念本繇于迫胁，恻然姑示于矜容，黜授散官，窜投荒服，其体好生之徳，毋忘自讼之心。”

《中兴姓氏录·叛逆传》曰：张邦昌，字彦能〈【旧校云：《宋史》作字子彦，《大金国志》作字时彦】〉。元符三年，以甲科，累迁工部尚书。使于高丽国，适高丽国王死，国人重中国之使，权立邦昌为国王，后诏还之。宣和初，为尚书左丞，三年，迁中书侍郎，尝与童贯议事，面折其过，士论美之，六年，贯再领军往谋取燕，邦昌建议止其行。靖康初，除少宰，俄除太宰，随康王使于金国军前，及康王还京，继随肃王入金国，金人多喜之。及金人䧟京师，欲㓕赵氏，取邦昌至京城外，京城留守王时雍等迎合金人之意，请立邦昌为帝，金人粘罕命邦昌入京，百官军民迎拜于南薫门内，邦昌入居尚书省令厅，百官军民会议于尚书省，时雍榜曰：“大金人已定册立张邦昌太宰，有异议者夷三族。”军民唯唯，时雍同徐秉哲、吕好问入见邦昌曰：“金人已灭赵氏，欲册太宰为君，三日不立，将夷宗庙生灵。”邦昌曰：“身为宋臣，岂篡逆耶？有死而已！”时雍等强之，邦昌引刀自裁，众人夺之，次日，时雍等又逼张邦昌僣位，金人遣萧庆裔来册立之。邦昌僣皇帝位于京师，诏书称手书，圣旨唯称面旨，宣旨金人有取赴军前者先奏，然后邦昌恳金人取还冯澥、郭仲荀、胡直孺等。赦天下死罪已下，改国号楚，以王时雍为太宰，徐秉哲为少宰，李回、路允廸知枢密院，吕好问门下侍郎，莫俦、吴幵同知枢密院。及金人退师，邦昌即册哲宗孟后为大宋皇后，俄又请垂帘听政，邦昌复为太宰。闻天下兵马大元帅康王将至南京，邦昌上书以自明，又遣谢克家奉上玉玺，又至应天府来迎。王即位，加邦昌太傅、同安郡王，五日一赴都堂参议大事。及李纲为相，建议宜诛邦昌，以戒臣下，臣寮亦言其僣，乃责授昭化军节度副使，潭州安置。赐死时，年四十七〈【旧校云：张邦昌潭州安置，既抵贬所，寓居于郡中天宁寺，寺有平楚楼，朝廷遣殿中侍御史马伸赐死，读诏毕，张徘徊，不忍自尽，执事者趣迫登楼，张仰首，急睹三字，长叹就缢，见王明清《挥尘馀话》】〉。先是，崇宁间，望气者云：“景州阜城县有天子气甚明。”命开河于邑，断其王气。其后，邦昌与刘豫僣位，皆阜城人也。

《伪楚录》曰：张邦昌僣位凡三十有三日，是时围城中士大夫，或受邦昌伪命，或为邦昌利诱，故记事多为邦昌文饰者，谓邦昌以金人迫胁，姑从权以安宗社，每不敢有僣逆意。盖邦昌窃位之初，未知人心向背，故缪为畏避，改圣旨为面旨，易诏旨为手书，姑安众情，其后布宽恤事件以收人心，慰抚太学独厚以收士誉，至出辞虏酋，则安然用天子法驾，所过设香案，百官望尘起居，并如故事矣。如金人四月一日退师之后，邦昌尚分卫兵闭守都城；文移中削去靖康年号；置修城司，专委侍郎邵溥提领，修饰楼橹；方且肆赦天下，止勤王之师；与外路帅守书札，皆斥其名，仍用国宝；援艺祖立周太后故事，册隆祐太后为宋太后，又皆金人退师后，见诸行事者，其僣逆之迹昭然，虽邦昌亦不能文过。后见诸路勤王之师辐凑，䑓谏交章以陈祸福，知中外之情不附，又家属拘縻庐州，方议遣使康邸，继请隆祐垂帘听政，始就臣位，若谓复辟非邦昌之本心，则可矣！

李纲《建炎时政记》曰：东京留守司鞫治华国靖恭夫人李氏公事，初张邦昌既僣窃，居福宁殿，李氏奉之，时以果实为献，邦昌亦厚答之，遂以飬女陈氏窃侍邦昌，其后邦昌欲退归府第，因其姊入禁中，乃留亲随人易陈氏以出，邦昌出禁，李氏送至内东门，有语指斥乘舆，上闻之，命留守司同御药院于内东门推治，李氏款服，且言邦昌用乘舆服御及陈氏事，上宣谕曰：“邦昌敢居宫禁寝殿，奸私宫人，可以见其情状有据。”李氏决脊，降配军营务名下为妻。

《秀水闲居录》曰：张邦昌以中书舎人使高丽，至明州，谒海神庙，夜梦神告曰：“他日当为中国侍郎，但不可为秉国大夫。”后十馀年，累拜少宰。靖康改元，金虏犯阙，正月九日拜右相，后两日出质于虏营，与之俱回燕山，次年都城失守，虏人立之为伪楚。

吴曽《漫录》曰：张邦昌知汝州，一日，百姓下状，有曰“伏乞上命指挥”者，邦昌以非人臣所敢当，下其人于狱，自劾待罪，朝廷但以不应为杖其人，邦昌无罪。逮后僣窃，其党有援此以为开国之祥，吁可怪哉！

又论受伪命臣僚。

《传信录》曰：是日，进呈，论伪命臣寮，上宣谕曰：“国家颠覆，士大夫不闻死节，往往因以为利，如王及之坐藩衍宅门，诟詈诸王，余大均诱取内宫嫔以为妾。卿知之否？”臣奏曰：“自崇观以来，朝廷不复尚名节，故士大夫寡廉鲜耻，不知君臣之义。靖康之祸，视两宫播迁如路人，然罕有能仗节死义者，在内惟李若水，在外惟霍安国，死节显著，馀未有闻，愿诏京畿诸路询访，优加赠恤。如王及之、余大均，朝廷见付御史䑓推鞫，必得其实。臣闻方金人欲废赵氏立张邦昌，令吴幵、莫俦传道意旨，往返数四，京师人谓之捷疾鬼。王时雍、徐秉哲，奉金人旨，追捕宗室戚里，令居民结保，不得容隐，以衣袂聨属以往，若囚系然，其后迫道君东宫、后妃亲王出郊，皆臣子之所不忍言，又受伪命，皆为执政，此四人者，宜为罪首。”上以询吕好问，而好问以为有之，得旨，皆散官安置，馀以次谪降，内王及之、余大均、周懿文、胡思、陈冲等，并令御史台疾速取勘，候案到日取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