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朝北盟会编/卷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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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绍兴二十六年七月尽其月

七月，张邵卒。

《礼部尚书奉使金国待制张公行实》曰：建炎元年，虏已陷京师，二圣北狩，车驾南幸，海内俶扰，公慨然有忧时之志。二年二月，请于州，上封事曰：“臣闻古人有言：‘主忧臣辱，主辱臣死’，臣观比年以来，夷狄内侮，京师陷没，二圣北狩，宫室为空，陛下暴衣露盖，二年于兹矣，天未悔祸，淮甸再扰，乘舆播越，南绝大江，以万乘之尊，涉不测之险，陛下之忧辱，可谓甚矣！此诚臣效死之日，而职有常守，不备行阵，冒矢石，以毕臣分，复欲剖心拆肝，指摘时事，少陈愚者一得之虑，以冀俾益，其路无由，疾首痛心，继泣以血，诚不胜愤懑。臣伏读二月二十七日诏书，有曰：‘自今政事阙遗，民俗利病，或有关于国体，或有益于边防，并许中外士民直言陈奏’，顾臣不学无术，暗于大体，不敢自谓有忠言至计，然惓惓之情，不能自己，诚不敢避狂妄之罪，辄效其愚。臣窃观今日中国之势，可谓危矣，四海有瓦解之忧，军民有怨叛之意，夷狄日以强，盗贼日以多，帑藏空虗，干戈朽钝，而陛下以单寡之兵，伤残之馀，退保吴越，区区一隅之地，国势危弱莫甚此时，臣欲大言之，则迂阔而不能以纾难，欲小言之，则卑陋而不足以立国，姑以当今所急者为献，庶几日有就，月有功，岁有成，以光中兴之业，以复祖宗之旧，陛下亦欲闻之乎？臣闻国之强弱，系乎形势，有中原之形势，有东南之形势 —— 塞飞狐，杜太行，据成皋之险，距白马之津，西取关中以制天下，此中原之形势也；据建康，阻淮泗，资荆湖巴蜀之饶，擅吴越闽岭之利，养威蓄锐，观时待衅，此东南之形势也。今中原形势未可遽争，而东南形势当力争之，何以言之？虏既已取三关，据大河，轹关中，城河阳，形势之地既略有之，京师孤弱，环而弗取，虏非不能取也，阙其一面，欲诱陛下归而掩之也，彼方据形势以争中原，而我乃屡衄不振之师，乘军政破坏之后，顿兵坚城，轻犯险阻，决一旦之胜，争尺寸之地，非所谓见可而进，知难而退者，是中原之形势，未可遽争也。东南之地，素号富庶，诚可因以为资，待衅而动。昔汉高以关中成帝业、光武以河北致中兴、刘裕以江左平关陜，孙权、刘备，皆一时之雄，亦因江东蜀汉之资而强于天下，今东南兼有江淮蜀汉之地，方之汉高、光武，盖陛下之关中、河北也，岂孙权、刘备区区僻陋所能拟哉！殆天以资陛下而赞之中兴，舍此则无投足之地矣，可不力争之乎？非保东南，无以为陛下之资，非据建康无以镇东南之势，建康之地，龙盘虎踞，古称帝都，却倚大江，险实天设，荆湖巴蜀，实居上流，无事则漕挽，足以给费，有警则召兵，足以戡难，顺流而下，不淹浃旬。吴越闽岭，实货所出，摘山煮海，其利不赀，陛下何不据此以跨东南，分遣将帅以除盗贼，尽城江北诸州，择人以守之，重兵以镇之，列屯相望，绵地千里，示禁格之术，为声援之助，以为建康捍蔽，以壮东南形势，乃退保钱塘示弱乎？钱塘僻在海隅，其地狭小，臣恐虏人闻之，谓我弃江淮而退矣，有如遣间谍，诱盗贼，㗖以高爵，连衡抗我，外恃金人之救，内据要害之地，坚城列守，未可疾攻，则是淮江之间，又生一金敌也，失襄汉唐邓，则川陜之运不通，失武昌蕲黄，则荆湖之运不通，失九江采石，则江淮之运不通，失淮西庐寿，则维扬历阳可以南渡，而江左震矣！就令能保钱塘，彼将出豫章九江，涉当涂京口，数道并进，南扼饶信，北攻苏秀，绝我援兵，梗我粮道，无他自处，诚非持久之便也，以陛下之圣明睿智，天资神武如此，臣固知陛下非以钱塘为形势久安之地也，特以前日维扬无备，暂为避狄之计，因时巡幸，徐图其所向尔。臣窃谓钱塘固非形势久安之地，然舍建康而之他，则尤为不可，北门失守则京师陷未可归，关中残破则襄邓不足恃，豫章、长沙、江陵之属，僻小一隅，不足自保，又下于钱塘，小一动摇，则江浙财货复失之矣。或者难臣曰：‘子欲天子幸建康，岂欲以长江为险邪？长江之险，孰与黄河？黄河且不足恃，而虏既有之矣，乃谓长江足以捍蔽建康乎？’臣应之曰：‘不然。京师虽倚浊河为固，然我宋之都汴也，实以三关四镇，与自河而北，若府与州为之屏蔽。自祖宗以来，严兵镇守，首尾相救，形格势禁，虏人不敢入寇，非以黄河不可渡也，惧诸鐼之兵，俟其渡河而蹴之也。引兵深入，前限大河，或邀其归路，或击其半济，虽欲无败可乎？澶渊之役，纵还而甚惧，靖康之初，讲和而遂归，徒以河北诸镇未尽破也。靖康再寇，实失三关，诸镇之未破者，大抵兵少势弱，自救不暇，虏人乘虚破京师，劫二圣，其视黄河，直若一沟渎耳，何足恃哉？然则以黄河为险，而河北诸镇因河之险以为捍蔽者，京师之势也，以长江为险，而江北诸州因江之险以为捍蔽者，建康之势也。’江北之备，臣请复言之，虏入宿亳登莱，则楚泗濠梁为冲，维扬为扼，清江江阴为重；虏入曹濮，则陈蔡庐寿为冲，历阳濡须为扼，九江采石为重；虏入汝颍，则襄郢为冲，安陆蕲黄为扼，武昌兴国为重。以臣之愚，欲望陛下分遣能臣，相视诸州要害，筑坚城而守之，长江之冲，列置水军，而驻于南岸津涉之地，严为守备，水战之具，务极工巧，自江陵而下，镇江而上，度地远近，列将守之，其间地远势分，则添置城堡，守以偏禆，声援相及，烽火相望，随其部分，统以大帅，付之以征伐，许之以便宜，其委任规画，虽在平日，悉比极边，虏骑入寇，按兵持重，或迎其前，使不得渡，或乘其后，使顾而惊，或邀其归，使弃所掠，或薄其险，使歼其类，虏围重镇，则裒兵以援，盗贼所渡，则倂力邀击，此江淮设备之大纲也。其间细目，不可胜举，臣未尽言，姑以一方之所急者言之 —— 徙寿春，濬淝水，塞瓦梁，缮濡须，此一方之急也。寿春旧治，控扼南北，阻水为固，其地最险，自古南北交兵，则必先争。晋守之以抗石勒，是以有距灵之胜；梁失之以资侯景，是以有台城之乱。周世宗伐淮，唯寿春坚守数年不可下，因刘仁赡之病，其众遂降，世宗恶其险而迁之，傥复其旧，亦吾之保障也。淝水之阻，横贯庐寿，谢玄于此实破苻坚，遗迹故道，尚可究寻。瓦梁诚塞，后湖为渊，自昔南朝，谓之北海，遗址尚存，复之甚易。濡须之坞，孙权所营，权失合淝，则濡须为重，我有合淝，则濡须似轻，设险豫备，亦不可废。凡此数事，皆在所急，唯徙寿春尤不可缓，以臣观之，今已晚矣，诚非一守令干办所能了也。此一方之急，臣所知而略言者如此。江淮横亘，其里数千，臣之所未见，与言之所未尽，其他利害，可类推矣，陛下诚能从臣之计，进守建康以持形势，经略江北以为距塞，以我富强，观彼衅隙，秣马厉兵，复中原之旧，雪二圣之耻，夫何难哉？或者复难臣曰：‘今日之事迫矣，中原待救，有头然之急，二圣未还，须迎请之计，车驾巡幸，岂有定所？子不陈攻取之计，建兴复之策，因西北思归之士，及其锋而用之，以争中原，乃欲说天子以都建康，是偷安之计尔！且淮江之地，纵虏得之，不能守也，乃区区留意，然则江淮而北，子欲弃之以蹙国耶？’臣复应之曰：‘不然。观时而动，见可而进，兵家之势也。吾岂弃中原而忘二圣哉？顾虏战屡胜而我常衄，虏气方张而我未振，角力争进，诚所未暇，若曰得其地而不能守，因置度外，又非计也！兵法不曰：“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无恃敌之不来；恃吾有以待之”耶？曏所论江北之备，特建康之捍蔽，天子之近卫耳，江淮有备，势可自守，无有后患，然后选将命兵，东缮齐鲁，西复潼关，北取河津，以图恢复，以迎二圣，未为晚也。然今日之急，江淮之外，若彭门青社，若京师漕濮，与夫关中川口之地，亦宜有以大镇抚之，俾捍蔽益多，而东南以全矣。齐襄公复九世之雠，《春秋》大之，越之报吴也，亦以二十一年之久，兹事体大，当务万全，吾岂弃中原而忘二圣哉？东南诚全，相与坚守，虏人闻之，亦谓我无意于中原也，不复备我，日益骄隳，且有内衅，可得而乘。’昔汉高之都南郑也，张良劝烧栈道，以示项羽无西意，羽以故不复设备，高帝因之，遂能定三秦，成帝业，往事可鉴，其理灼然，不识陛下以为然乎？虽然前言所陈，特立国之一事尔，又有大于此者，陛下诚能不惜玉陛方寸之地，使臣披露肝胆，当为陛下尽陈当今之急，所以富国，所以强兵，所以除盗贼，庶乎洪业可兴，中原可复，大耻可雪，陛下亦有意乎？”蒙恩召对，时虏再入寇，渡河而南，朝廷求可使者，欲止其师，莫有应者，公慨然请行，上嘉之，特转五官，授奉议郎、直龙图阁，借礼部尚书，充奉使大金军前使，杨宪副之，以泛使恩官其二弟 —— 祁、邴。祁又以泛使赏格，授添差明州观察推官，与诸弟奉太夫人居于鄞，公以其日就道，是月至楚州，先遣二校执旗渡淮，至淮阴见金人先锋太一孛堇，留一人为质，遣一人还报，遂抵海州界见孛堇，使郁太尉者馆伴，又有店者天使偕行，至潍州，接伴、天使至，有妓乐出迎，公曰：“二圣见在北方，某为臣子，所不忍听。”遂止乐，凡三请方赴宴，宴罢，遣妓四人来侍，公明烛，竟夕危坐，翌旦，见监军郎君挞懒，令公拜，曰：“监军是北朝两府，某是南朝两制，无拜之礼。”挞懒曰：“汝见大金皇帝亦不拜耶？”公曰：“见大金皇帝则拜。”遂设香案，俾望拜，挞懒遣人取国书，因止公于昌邑，俾俟报，久之，随行吏士谋曰：“我辈执留于此，未有归期，虏益翫，且从初黩我者，孛堇也，不若杀之，人各散去。”遂与杨宪合谋，以状告公，公曰：“不可，是反害事，吾侪安得脱？”于是大违众议，宪等怒，反诬告于虏，若伪泄其事者，挞懒以甲围昌邑，遣人执公等，且问如何谋反，忽一使臣曰：“不干尚书事。三日前收得副使状子，今在夹墙里。”因指示其处，数人取得之以白挞懒，方知事不由公，鞭杨宪五十，使臣谭恭以下各三百，俱执送密州柞山寨土牢拘系，虏兵屯守于近。明年四明，公闻挞懒复经略，乃以书抵之，曰：“窃观自古忠信之士，将命出疆，缓颊立谈，非独有以利于我，亦将有以利于彼，然后可以解两国之纷，成一时之利。某等驽怯，不敢自比古人，而区区之意，所以为阁下利害计者，请为大国陈长虑远图之术。某闻善创业者，不必善守文，善制胜者，不必善持盈，胜善成始者，不必善成终，是以自古有为之君，与佐治之臣，负英特雄伟之资，适逢其会，乘敝而起，兵强于天下，威加于邻国，则必以守文为难，而某等辄复以持盈成终为难，而附益其说，以献于阁下，何者？以某区区之愚，尝观于大国自交兵以来，大小数百战，未尝败衄，卒获大利，成大功，可谓善创业矣，可谓善制胜矣，可谓善成始矣，然连兵二十馀年，士不解甲，马不释辔，南北之民，肝脑涂地，杀伐不可谓不多，愁怨不可谓不众，士大夫不可谓不劳，讫未闻有偃革回兵之议，兴灭继绝之恩，无乃犯犹火弗戢之戒乎？昔楚有养由基者善射，去柳叶百步，百发而百中之，左右观者数百人，皆曰善，有一夫立其旁曰：‘可教矣！’基怒，释弓抚剑而问曰：‘客安能教我射乎？’客曰：‘我非能教子屈左伸右也，夫去柳叶百步，而射百发，而百中之，可谓善矣。不以善，息少焉，气衰力倦，弓拨矢钩，一发不中，百发尽废。’基曰：‘善。’此虽古人已陈之说，然某等辄敢借是意以教执事者用兵，庶乎可以少助大国守文持盈，成终之术，不识阁下以谓然乎？虽然，为用兵之策者，亦必有说矣，不过曰：‘南人易与耳，甲兵不如昔日之强，用财不如昔日之广，大江之水，仅一衣带，比之黄河，岂不可渡，宁昔日能胜之，而今乃不能耶？’某等窃以谓不然，盖闻善论天下之兵者，不论强弱，论其曲直，而深识天下之理者，不患太弱，患于太强。宣和、靖康之间，南国亦可谓强矣，而其理似曲，何者？宣和开边隙，其曲在帅臣，靖康启兵端，其曲在谋臣，是以大国能胜之，然宣和、靖康之事既往矣，固非嗣君之所与，亦非使者所敢及，而今日之事，则又非敢较曲直于大国也，特敢以师出有名无名为言耳。抑古语曰：‘困兽犹斗’，而况国乎？大江之阻，固未尝恃，然冬无坚冰，水多风涛，苻坚、魏武皆尝轻视，讫不能渡，自取奔覆，况江为四渎之长，岂黄河可比也哉！借令大江可渡，而江南地卑多水，阁下欲以疾战胜之，则吴楚轻剽，难与争锋，欲以持久弊之，则疾疫暴作，非所宜处，南北之限，天实为之，脱有意外之惊，少致蹉跌，岂不损威，重丧前功也。议者之意又不过曰：‘南人怨我深矣，不以此时遂胜之，其如后患何！’某又以谓不然，宋有南朝二百年矣，自太祖皇帝以揖让得天下，僣伪毕臣，未尝杀戮，传之子孙，世世修徳，惠泽之结于民也久矣，亿兆之爱其君也至矣，时难多故，天命未改，《书》曰：‘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传曰：‘三代之得天下，得其民也，得其民者，得其心也。’自兵兴以来，调发不可谓不多，烦费不可谓不广，然南国之民，举无怨讟之念，乃有讴吟之思，试察民心，可以见天意矣。张邦昌挟宰相之贵，籍大国为重，不敢一日私有神器，自江而北，盗贼多有，大抵皆以兴复赵氏为言，无一人敢僣窃名号者，嗣君以片纸呼之，一㦸向之，悉降悉败，此又可以见天意也。议者谓某等曰：‘石氏、柴氏，常有南国矣，一灭遂废，岂必赵氏长有天下耶？’某曰：‘不然。石氏、柴氏之得天下也，皆以叛逆取之，享国日浅，无徳在民，其所施于民也不厚，天之报石氏、柴氏也亦薄，是以一灭不复兴，岂比赵氏积徳垂十叶之光，施泽几二百年之久，过于汉唐远甚，汉尝灭矣，至光武而复兴，唐尝丧其河北关中之地，几于灭矣，已而亦克复兴，孰谓赵氏而可以此时取之哉？’万分有一，假令大国以两河之地为他姓之有，则百姓无乐推之意，日寻干戈，借口以起，他日为大国之患，殆恐非细。阁下以皇帝贵介之弟，当阃外经略之寄，大国休戚，阁下实同之，伏幸少采愚者一得之虑，以某等是书之意，达之皇上，谋之元帅，罢兵休师，遂敝邑之所请，早赐某等旋归复命之期，使得报嗣君而禀事焉，实天下之幸！”挞懒得书，久之传令俾送伪齐录用，挞懒即后为元帅鲁国王者也。公至东平见刘豫，升陛揖曰：“即日恭惟殿院台候万福。”豫愕然，因慰藉公等，且及录用之意，公让责之，为陈君臣大义，慷慨愤激，词气俱厉，豫大怒，是日副使杨宪已髡而降，公归，欲斩之，未发而遁，豫囚公于司理院者半年，公屡请借书以观，豫知公终不可屈，遂复送于虏，虏拘于燕山之圜福寺，从者皆散，莫知所在，是岁辛亥，实绍兴改元。至四年三月，闻戎酋阿鲁吾寇陜西回，公草书与之，曰：“某尝以管窥天，窃见于大国，可谓既安既治矣，而弓矢未尽櫜椟匮，黔庶未尽返田亩，士大夫未尽安室家，而阁下亦未免暴衣露盖之劳，岂非以江南为虑耶？审如此，某窃以为过矣！某闻天下之事，有所谓一时之忧，有所谓万世之忧，有所谓一时之利，有所谓万世之利。以某为大国计，若释江南而不伐，则可以得万世之利，而万世以无忧，一时之利，不足道也。伐江南而不释，则止可得一时之利，而遗忧于万世，一时之忧未必销也。请为阁下别白言之。大国议兵，执事者之意，某知之矣，不过曰：‘宋人之怨深矣，入其国，披其地，而今保于江南，恐其乘衅隙而扰疆场焉。’此一时之忧也，万分有一，大国以议者之意为然，命将兴师，加兵于江南，一战而胜之，此一时之利也，而所谓万世之忧，与所谓万世之利，初不在是。大国之执事者，以江南介意，而虑东人之未有归也，于是援齐而立之，倚为藩屏，且存靖康大河之约，而示天下以不贪其地，此某妄意之所适者也。然某闻以国为屏者，力倍则为臣，为臣则能制，能制则久而为利；力均则为敌，为敌则不能制，不能制则久而为害，大国之于齐，固当倍其力而使为臣，非欲均其力而使为敌也，若过以江南为虑，而勤兵于远，战而胜之，则齐人任拓地之福，大国失养鹰之术，战而不胜，则大国受衄兵之祸，而齐人持首鼠之谋。虽然以大国之威灵，而阁下专阃外之事，有所不战，战则必胜，战胜而后，万世之忧起矣，得江南之地，而大国不能守，虏江南之民，而大国无所用，纵有金帛之得，不偿人马之耗，疲民远役，徒以厚齐，末大必折，尾大不掉，古有明训，不可不戒，且阁下独不见景延广之事乎？契丹救晋祖之死，而与之以天下，恩为父子，义为君臣，自以为胶漆之固，传及二世，得景延广一言而背之，适无他虞，能伐其罪，使当是时契丹有牵制之忧，晋人获忠智之佐，讵能伐而胜之乎？虽伐而胜，所损既多，既失屏翰之臣，旋丧关南之地，此天下之所知也，安知他日齐之诸臣，有不为景延广者耶？齐人之徳大国固厚矣，自今日观之，疑不敢背，然传世一再之后，历年十数之久，国日以富，地日以广，建皇帝尊号，则与大国之贵均也，称南北两朝，则与大国之大均也。其贵均，孰肯为我事？其大均，孰肯为我役？志满意得，侈心日萌，儒生献议曰：‘国体壮矣，请去臣号以凖古。’武夫献议曰：‘兵力强矣，请饬武备以待敌。’于是时而有好利喜功之主，则必曰：‘南北朝为敌国，其来久矣，古不臣而我臣之，何以示后世耶？’此有纤芥之隙可伺，彼其蚍蜉之援可恃，飞扬䟦扈，难以制矣！伐江南而胜之，其忧如此，果能一战而必胜乎？其所谓遗忧于万世而一时之忧未必销者此也。”书成未，及上守者疑之，闭其出入，其后十日，虏遣人索书观之，已而转徙益北，至平州、栾州兴中府、义州、中京、会宁等处，去燕山东北二千馀里，羁縻流放，不复问其所止，虏盖虏公明言两国利害，深识南北之势，过为之虑，欲远而绝之。如所谓中京者，往时二圣尝驻跸于此，如司马公朴、魏公行可、崔公纵、郭公元迈，亦尝在焉。会宁则去中都又二千馀里里，方是时，虏新立国，向慕文教，人知公以儒学，士多从之，授书生徒，断木书于其上，捧诵既过，削去复书，中圆如瓠，而首尾尖，目之曰木橄榄，盖其俗儿童诵习率以此，公又以《易》讲，授学者为之期日升僧坐，鸣鼓为候，请说大义，一时听者毕至，由是生徒或有钱米帛之馈，则赖以自给。岁在癸亥二月初六日，金人忽召公诣尚书省，说谕放还，遣使馆伴，俾就馆，且使与洪公皓、朱公弁会于燕山，同涂而归，时绍兴十三年也。四月十四日，自会于同涂，而洪公先在焉，五月，朱公自云中至，六月庚戌，三人俱发轫，于永平馆途中，以诗唱和，目之曰《𬨎轩唱和集》，七月七日至汴京，馆于都亭驿，二公俾作《集序》，自是南归至盱眙军，以表闻，公陛对，首以主忧臣辱，愿不忘尝胆为言，至言一时死节者，请加褒赠，有曰：“臣闻古者敝帷不弃，为其埋马，敝盖不弃，为其埋狗。夫马以代劳。狗以守御，其为功也微，其为物也贱，而犹有帷盖之报，况执节死事之臣，功非微而事非贱者乎？臣伏见靖康以来，迄于建炎，使于金人而不返者至数人，若陈过庭、聂昌，若司马朴，若滕茂实，若崔纵，若魏行可，皆执于北荒，殁于王事，而司马朴之节，尤为可观，刘豫既废，金人取河南地，戎首挞懒使朴为尚书左丞，欲以收南人之心，朴辞以疾，坚卧不起，挞懒不能夺其节，后以病卒。陈过庭病且死，其卒自割其胁，取肝为羮以献，冀愈过庭之疾，既死，以北俗焚之，其卒又自剔股肉，投之于火，曰：‘此肉与公同焚。’，其感人如此。聂昌割河东，绛州人杀之。滕茂实将死，自为祭文，人怜其忠。崔纵中风，坐废三年，其将死也，以后事属臣，魏行可之死，臣亦见之，去冬臣请于金人尚书省，乞挈崔纵、魏行可之榇以归，其宰执怜之，朝命下所属发遣，而魏行可之榇有挈之中京者，乃不果发，而崔纵之榇，金人差丁夫舆致，令臣䕶之以来，臣谨置之临安府城外妙行寺，而臣之随行使臣，有吕达者，本婺州人，亦以疾死于北界，臣愚欲望圣慈，悯死事之臣，如陈过庭辈七人，其间恐有未经褒赠者，命有司检举，特施恤典，访崔纵之家，许亲戚迎䕶其榇，而官助之葬，下以慰忠义之魂于九泉，上以副陛下不忘臣下之心，庶可以激励天下仗节死难之义。”疏奏，宰相怒，降旨令开具逐人致死因依，申尚书省，是时和戎既坚，朝廷奠枕，上下相安，大臣方将尽举天下中兴文物之盛，而公气槩质直，忠义自许，初脱异域，万死一生，锐意尽言，不暇依违，故大忤时宰。方国家之不竞也，虏跨河而有之，独环京师而不取，公上书首言其诈，是后卒如之何；见挞懒于昌邑也，遇秦丞相间行南归，班荆路隅，泣涕相勉，词气奋烈，秦公为之侧目。有吴龢者、有孙懋者，尝为马扩属官，扩军退而龢、懋降虏，挞懒使二人从公饮酒以诱之，盖龢顷在宣和间，与公同为太学生，时以虏命知莱州，妄自矜大，争论辄不逊，公叱之而罢，自是不复见。逆豫之僣号也，实虏援立之，背义违天，神人共愤，而公廷折其狂妄之威，示以比肩之分，使一时污染之俗，知有大义。贻书于虏，晓以末大必折、尾大不掉，以启废豫之谋，非公胸中甲兵足以殄灭之，则豫之跳梁䟦扈，其有既哉？当其时，握节于虏者几三十人，尝因朔庭赦宥，许使者归其里，诸公惩久絷，语不以素，或徼幸稍南，则占藉淮北，惟公以实告，且甘心流离，不为势利屈，卧起一节，忘其冻馁，亦犹啮雪餐毡，幸而不死，其后益徙而北，稍稍自便，始有哀王孙者，故谢枢密王公伦惠绵衾之诗曰：“苏毡久绝寝衣想，姜被忽分挟纩春”，至训导童蒙，资其束脯，困厄如是，而志不夺，其后十馀年间，一时南冠者，或死或留，所馀无几，而公亦自分沦于左衽，身膏沙漠，不复归矣，其于怀阙思亲之外，处之怡然，䌷绎书史，赋诗作文，比归，稿帙至多，类与时不合，目击诬告罗织之祸，悉焚之，殆无孑遗，公之操心虑患如此，卒以自免。吁！可哀哉！自靖康以来，仗节死义之士固多，或殁异域者，将无以自见，公归，首以司马公等数人为言，归崔公之丧，且请加恤典，虽一忤大臣意，而数公之节义，凛凛乎标于青史，使后世知圣代之多忠臣，公之力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