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朝北盟会编/卷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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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绍兴三十一年六月一日壬寅尽七月二十一日壬辰

六月一日壬寅朔，宰执拜奏，请听攻，批答不允诏。

宰执服孝服，内殿奏事毕，赴宫门里东廊上，进名奉慰讫，次拜第三次听政表，批答不允诏。

二日癸卯，以渊圣皇帝升遐，忧戚之情，诏吿天下。

诏曰：“朕惟孝慈渊圣皇帝恭俭孝友，根于天性，毓徳春宫，天下属心，遭时多难，粤受内禅，临御未几，播迁异域，寝食安否，敻隔不闻者三十馀年矣。自朕纂承，申讲和好，几以奉迎回御，归燕便朝，乃使命之来，遽承凶讣，痛悼之剧，攀号莫从。呜呼！恩莫隆于兄弟，义莫笃于君臣，朕之大欲，盖在乎此，天不我与，其又何尤！痛自克责，以俟上帝之悔祸而已，谅为四方，同朕忧戚，诏书到日，应见禁罪人，除犯谋杀、斗杀，并为已杀人者，并十恶、强盗、伪造符印、放火、官典犯入己赃、将校军人公人枉法、监主自盗赃及杂犯死罪，并依法，内斗杀情理轻者，减一等，刺配千里外牢城，断讫，录案闻奏，其馀死罪，情理轻者，奏取指挥。流罪降从杖。杖罪以上放。咨尔四方，咸体至意。”

《败盟记》曰：是诏之下也，军民但知孝慈渊圣皇帝升遐之报，而未知金人有叛盟之语。至初七日，马军太尉成闵，内殿朝辞，锡赉金器剑甲，往荆襄出戍。初十日，御史中丞汪澈除荆襄湖北路宣谕使，传播日闻，人情汹汹云。

四日乙巳，虏主亮败盟，遣诸酋率兵分道入寇。

逆亮败盟兴兵，决策南驰，其母谏，遂杀母，诫遣诸酋分道入寇：一军遵海道以趋两淮、一军出宿亳以蹂淮泗、一军历唐邓以瞰荆襄、一军据秦凤以伺梁蜀。朝廷命诸将分屯去处，谨守边备 —— 吴璘驻成都兴州、姚仲驻汉州梁州、王彦驻安康洋州、吴拱驻襄阳襄州、李道驻江陵荆州、田师中驻武昌鄂州、戚方驻浔阳江州、李显忠驻池阳池州、王权驻建康昇州、刘琦驻京口润州、李保守海道江阴军

七日戊申，主管侍卫马军司公事成闵，内殿朝辞，往荆襄出戍。

朝廷知金人必叛盟也，谓江汉虽素有备，然荆襄国之上游，边面空阔，乃遣庆远军节度使、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主管侍卫马军司公事成闵，屯驻鄂州，是日朝辞，赐赉金器剑甲。闵发自临安，诸将皆行。

十日辛亥，御史中丞汪澈，除荆襄湖北路宣谕使。

朝廷诏命成闵将兵备荆襄，遂命御史中丞汪澈为湖北京西宣谕使、兼节制两路军马，澈辞节制，以宣谕使行。诏曰：“朕为湖北京西，壤地延袤，分屯禁旅，控扼边陲，故特遣耳目之臣，往励爪牙之任，抚劳将士，体访事宜，凡其所临，如朕亲幸。”陛辞，上命之曰：“凡吏之能否、民之利病，悉以上闻。”

十六日丁巳，诏除刘琦等官。

太尉、镇江府都统刘琦，淮南浙西江东西路制置使、京畿淮北京东路河北东路招讨使，建康府都总制王权副之，池州都统制李显忠、江州都统戚方，犄角策应。马军太尉成闵，兼荆襄制置使，鄂州都统田师中副之，荆南都统制李道、襄阳都统制吴拱，犄角策应。

二十一日壬戌，送伴人使起居郎吕广问、知阁门事宋钧回阙。

吕广问回，内殿引奏，陈送人使到盱眙军，有金人金牌郎君到来，敕令臣等跪受大金皇帝圣旨，云六月二十三日来南京。

二十三日甲子，议渊圣皇帝庙号。

都堂宰执集侍从、两省、台谏，检正、校详、卿监、郎官、监察御史以上依杂压，就坐议孝慈渊圣皇帝谥号“恭文顺徳仁孝皇帝”，庙号“钦宗”。尊贤贵义曰恭、道徳博厚曰文、比信从理曰顺、勤恤民隐曰徳、克己复礼曰仁、慈惠爱亲曰孝、敬事节用曰钦。

二十四日乙丑，放仙韶院女乐二百馀人出宫。

上恭闻渊圣讣音，且知金人用兵之意。或传金人欲来索仙韶院女乐，上不忍使良家女归于绝塞，乃尽遣出宫。

周麟之罢同知枢密院事。

《遗史》曰：朝廷既闻金国主欲迁都于汴，且屯兵宿亳间，议遣大臣奉使，宰执共议，遣参知政事杨椿行。其所议者，如大金皇帝祗欲到洛阳观花，则不须屯兵于边；若果欲迁都于汴，屯兵宿亳，则本国亦不免屯兵于淮上，非敢故渝盟约也，盖为国之道，不得不然；或欲巡幸汴都，即还燕京，不屯兵于境上，则本国亦无一人一骑渡江。签书枢密周麟之与闻其议，知其事易言，别无意外难合之请，乃阴欲掠夺其恩数，而阳为慷慨之言，遂见上，毅然请行。初，皇太后上仙，麟之尝充告哀使，使于金国，金国主喜其辨利，锡赉加厚，麟之以例辞，金国主不许曰：“一时锡赉，出自朕意，何例之有？”麟之归，以其物缴进，复赐麟之。既麟之又请行，上大喜，乃命麟之使于金国，未行，会间探者报金国主亲提兵将大举，风传兵声甚盛，极可畏惧，麟之大恐，不敢直辞其行，乃见上，但委曲言：“事已如此，不必遣使，无益也。”上大怒，以麟之初请行，复请止，令其自析，麟之伏罪，侍御史杜莘老引用唐太宗斩卢祖尚故事，言其罪，麟之遂罢。

《败盟记》曰：左司谏梁仲敏上言同知枢密院事周麟之奉使，恳辞出疆之命，上曰：“为大臣，临事辞难，何以率百官？可罢同知枢密院事，为人臣避事者之戒。”

二十五日丙寅，疏放临安府内外罪人。

许淮南州郡移治清野。

朝廷以金人邀索无礼，虑生兵衅，乃许淮南州郡措置，移治清野。

二十七日戊辰，除徐嚞敷文阁待制、枢密院都丞旨、充金国称贺使，知阁门使张抡副之。

《遗史》曰：周麟之既罢黜，朝廷别议泛使，欲以刘岑行，上召岑问之，岑曰：“臣受国家厚恩，今臣年老矣，惟不惜一死，可以报国。臣请至金国，有如议不合，当以臣血溅完颜之衣。”上愕然，繇是命徐嚞奉使，以张抡副之。

七月一日壬申，御史中丞、荆襄湖北路宣谕使汪澈朝辞。

五日丙子，诏禁戢浮言。

诏曰：“朕获承祖宗休徳，临御三十馀载，夙寤晨兴，罔敢暇逸，志勤道远，治不加进，惟是约己裕民之事，虽食息不敢忘。迺者放嫔御、罢教坊、省闲局、减冗员，凡有益于国而无伤于民者，惟患不知，未有知而不行者，朕谓诚意所加，远近丕应，而令下之始，胥动浮言，几惑众听，朕甚不取。夫监司郡守，所与朕布大信于天下者也，其各体朝廷倂省节约之意，明致之民，务在实徳，毋为虚文，使百姓翕然于变，底于雍熙，称朕意焉。”

七日戊寅，带御器械刘炎送吏部，与合入差遣。

殿中侍御史杜莘老上言：“臣闻怨望朝廷，轻议君上，人臣之罪，有不容诛，茍有若臣，讵可置而不问乎？谨按带御器械刘炎，无行小人，持心狡险，污辱之迹，臣不欲猥形白𥳑，惟是前月十七日，忽来访臣，语言狂怪，遂云：‘元居实措置江淮盗贼，乃炎所荐，而炎今日亦受札子，同共措置，使炎当时不就改换，今已优闲，来日当往力辞。’炎以文资易武级，乃其愿欲，初非朝廷强之，今已多历年所，其受官禄亦不薄矣，岂今日尚兴怨望而辞避职事乎？陛下迩者约己裕民，减放宫嫔，乃盛徳第一事，炎与臣言主上不消放出宫人，臣愕然问之，乃云：‘岂不漏泄禁中事耶？’陛下燕闲之际，清心寡欲，耽翫经史，纵放宫嫔，于禁中事有何漏泄？而炎敢轻议陛下如此。臣伏读今月五日诏书，有云：‘迺者放嫔御，朕诚意所加，而令下之始，胥动浮言，几惑众听’，臣谓炎居近习，尚敢轻议，而腾口于外，则所在浮言，未必非炎唱之也。臣误蒙陛下擢用，执法殿中，务在紏正官邪，而炎乃无忌惮，遽来见臣，语言直如是之狂怪，臣若纵而不论，有负陛下。臣又恐此人于百执事之间肆言无畏，什百附和，浮言惑众，尤不可遏矣！炎之罪大，诚不容诛，臣愚伏望陛下将炎重加窜逐，以为人臣怨望朝廷，轻议君上者之戒。”于是送吏部，与在外合入差遣，令临安府押出国门。刘炎初为右通直郎，换阁门宣赞舍人，主管内帑钱，往来榷场，买犀玉书画，依托内侍之门，以宠进身。后带御器械，值王全、高景山来奉使，上殿无礼，上还禁中，班犹未退，炎奏乞免茶酒，遂传旨宣谕，班乃退，使人亦就馆，当是时群臣不能措一辞，而炎乃逡巡投机，全国大体，俾狂黠使人折服退去，可谓失之平生，收功须臾矣。而群臣不思己之不敏，乃嫉炎之见机，于是杜莘老论之。

十一日壬午，宰执百官赴圜坛，奏告钦宗谥号。

徐嚞、张抡朝辞。

知濠州刘光时以擅移治，降两官。

臣僚上言：“知濠州刘光时，昨自五月二十日，北界有被逐将欲渡淮者，光时闻之，仓皇失措，不为守御，于二十七日遂驱阖城入横山㵎，谓之移治，止留军兵防托本州，光时亦便出城，自为得策，是时淮上诸郡传闻，人情恐惧，动揺不安，其北界人寻便归，元未尝渡淮，光时妄作如此，若不加罪，岂不亏弱国体乎？又闻邻近有数十群人入濠州界，光时不详审，以为贼徒，不禀朝廷，擅行杀戮，反奏功希赏，是欺朝廷也！臣愚欲望将光时降两官，且令在职，以责后效，如更不悛，当重作行遣。”

刘泽知扬州、主管淮东安抚司公事。

《遗史》曰：泰兴县令尤袤，以扬楚频易帅守，作诗以讽之，曰：“维扬五易帅，山阳四易守，我来七八月，月月常奔走，帑藏忧煎熬，官民困驰骤，世态竞趋新，人情益异旧，如其数移易，是使政纷揉，彼席不得温，设施亦何有？淮南重雕瘵，十室空八九，况复苦将迎，不忍更回首，尝闻古为治，必假岁月久，安得如奕棋，易置翻覆手。”

十三日甲申，渊圣皇帝谥恭文顺徳仁孝皇帝，庙号钦宗。

十六日丁亥，湖北京西路制置使成闵至鄂州。

《遗史》曰：成闵以马军司诸军发临安，在道除湖北京西路制置使。是时边事未动，鄂州军中罔测其情，或劝都统田师中善为备者，于是人情皆不安，市井惊惶，至有妄言来取师中者，或请师中以素队迎接之为便，师中从之，迎见闵于路次，人情乃安。闵屯于古将坛之左，闵受鄂州左军统制郝晸黄金三百两，以晸知襄阳府，为京西安抚，自此人皆知闵为不足与成事矣。

十九日庚寅，责受周麟之秘书少监，分司南京，筠州居住。

是时，元颜亮因遣贺生辰使，指求大臣，欲面谕两淮事意，周麟之见任宰执，被命充称贺使往，而麟之自度此去，或问对之间，难以答应，况金人已露背约，势不可已，徒往祗取辱耳，故辞难不行，而言者攻之，故罢同知枢密院事，再有是命。

二十一日壬辰，徐嚞等至盱眙军，金人遣韩汝嘉〈【旧校云：按汝嘉，字公度，宛平人】〉渡淮止之，嚞等乃召还。

时盱眙军申：“辰时，承州安抚蒲察图穆今蒲察久安也传语盱眙军，北界遣中靖大夫、翰林学士韩汝嘉带金牌到来，欲与本朝国信使副宣谕公文，当日巳时，使副徐嚞、张抡遣通事指使并亲事官，同本军虞候李保六人过淮前去，传与韩侍讲，乞令传语所宣谕语言，欲乞约中流相见，继而韩汝嘉已上船过淮，到本军岸下，徐嚞欲就淮河岸口亭子相见，韩汝嘉已到，遂就燕馆，使副不曽望阙拜，止是跪受宣谕，云：‘向来北边有蒙古、鞑靼等，从东昏王数犯边境，自朕即位以来，久已宁息，近准边将屡申此辈又复作过，比之以前，保聚尤甚，众至数十万，或仍与西夏通好，镇戍突厥、奚、契丹人等，力不能加，曽至失利，若不即行诛灭，恐致滋蔓，重念祖宗山陵尽在中都，西北密迩彼界，是以朕心不安，以承平岁久，全无得力宿将可委专征，须朕亲往，以平冦乱，故虽宫室始建，方此巡幸，而势不容留，已拟于十月十一月间，亲临北边，用行讨伐。然一二年间，却当还此。今有司奏闻，有使称贺，本欲差人远迓，如期入见，縁近以国信使副高景山、王全等传旨一二近上官位，有所宣谕，今卿等虽来，即非所召，卿等到阙而归，徐遣所召官等，定见迟留，有妨北讨之期，故令卿便回，即令指定官位人等前来，亦可以就称贺，仍须九月初定到阙，实虑未详，上件事意，或致疑讶，故兹宣示，想宜知悉。’”是时，徐嚞借资政殿大学士，张抡借节度使，未至盱眙，而韩汝嘉已先在泗州伏匿，不使人知觉，以待我国信之来，既至，闻报泗州方知，而韩汝嘉即便过淮传此宣谕云。

《遗史》曰：徐嚞、张抡为泛使，去盱眙军馆中，以待金人接伴使副到泗州，即渡淮，金人忽遣谏议大夫韩汝嘉，走马八匹，径渡淮，直入馆中，嚞、抡大惊，皆朝服以待汝嘉，走马、三节人皆出馆门外，阖其扉，知盱眙军周淙在馆外，穴壁以窥，汝嘉令嚞、抡与三节人皆列庭下，大呼曰有敕，遂宣言，其大意谓：“皇帝以蒙古作过，亲提大兵五百万，恭行天讨，其宋国奉使，未得渡淮，候九月皇帝巡幸淮甸日引见。”言毕，上庭，分宾主坐，嚞战栗无词，抡乃稍进步而问曰：“蒙古小邦，何烦皇帝亲行？”汝嘉不能对，抡曰：“谏议远来，口言有敕，本朝君相，何以为凭？请书于纸，容抡闻奏。”汝嘉即索纸，书毕而去，嚞、抡送襭段、香茶，皆不受，以汝嘉所书闻奏，知必用兵，即召嚞、抡等回，未几金人复报，已差接伴使副，请奉使渡淮，朝廷不从，而命沿江沿河严饬边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