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报纸小史

上海报纸小史
作者：姚公鹤

本作品收录于《东方杂志》

载于《东方杂志》第十四卷第六、七、十二号

　　公鹤曰：“自书籍印板以来，学者求学，较前而易，故后世称道冯道不衰矣。”（据〔宋〕高承《事物纪原》引《笔谈》曰：“板印书籍，唐人尚未盛为之，自冯道始印五经，嗣后典籍皆为板本。”则印板并不始于冯道，特冯道首印五经，故后人或以印板原始于冯乎？）报纸滥觞于邸抄，邸抄原始于时政记及起居注，为专门政治上传达消息之用，与书籍自印板而后，公诸社会，其效用尤各别也。中国报纸，近人谓始于香港之某日报、上海之《申报》，其实《海国图志》及林文忠公奏疏时有引澳门刊行之各报，则中国报纸当以澳门为最早，特创办者系外人且西文耳；然香港某报及上海之《申报》，亦均系外人首创。至报纸体例，开首由本报刊登自著论说一篇，名曰“社论”，（社论二字，系东洋名词而我国报纸承袭其各称者。）而世俗称之曰“论头”，此能于邸抄体例外自成一主体者。若仅仅以上谕刊载报首，则依然未离邸抄科臼耳。

　　中文报纸，上海当以《申报》为最先，（后《申报》数年出版之报纸亦有多家，特今已不存在耳，余于《上海闲话》曾详考之。就现存各报论，则《申报》之后，当以光绪十九年开办之《新闻报》为最早矣。）然其初筚路蓝缕，每日仅印数百纸，即内容所辑材料，非燕京春色，即歇浦秋潮，梁任公《中国报纸存佚考》称彼时报纸论说，大多数均“西学原本中国考”“中国亟宜自强说”等类文字，为中国新闻事业幼稚之明证。此犹甲午之后，我国受国际间之打击，始有此进步耳；若甲午以前，刵幷此无之。世界报纸有制造时势之权能，我国报纸乃为时势所构成，两两相较，殊有愧色。

　　今日无论何项日报，其内部均划分三部：（此据上海各报言，若别埠之报，则鲜有自设印刷所者。）一、编辑部，撰著社论、编辑新闻属焉；二、营业部，发售报纸、收发款项及报务行政属焉；三、印刷部，印刷事宜属焉，此为各报共同之组织。盖近十数年来，报纸日见发达，报社业务，亦日以丛杂，故事实上遂不能不分部承办，完全为不成文之规定也。若在昔日，每日发行之报，无过数百份，每份仅一纸，事务之简单可知，而偏有一种雇用人，为今日之所无须，乃为昔日之所必有，其人为何？则每日挨门送报之人是也。缘今日各报，其发行本埠之报纸，均由贩报者先时订定，或由一人承包，已为今沪上一种专业，（其详另见后。）若彼时则无有也。而社会间又不知报纸为何物，父老且有以不阅报纸为子弟勗者，（一则虑其分心外骛，一则以报纸所载多不切用之文字也。彼时社会以帖括为唯一学问，而报纸所载多琐碎支离之记事，故双方愈无接近之机。犹忆公鹤八九岁时，先族伯嘉彦先生自英伦回，敦促先君子购阅《申报》，盖其时上海祗有《申报》一家，开设最久，故先生云云，先君子大韪其议，然乡俗间颇已骇怪不置矣。）故每日出报，外埠托信局分寄，（外埠销报历史另详后。）而本埠则必雇有专人，于分送长年订阅各家者外，其有剩馀之报，则挨门分送于各商店，然各商店并不欢迎，且有厉声色以饷之者，而此分送之人，则唯唯承受惟谨，及届月终，复多方以善言乞取报资，多少即亦不论，几与沿门求乞无异。惟中有一事，至可为吾人纪念者，报馆每日所出之报，其总数无过于数百份，而社会之不欢迎报纸，又如上述，则所谓长年订阅之各家，究系何人？盖大率洋商开设之洋行公司及与洋商有关系之各商店为多。噫！中西人知识之不侔，于此可见矣。

　　昔左文襄在新疆，由胡雪岩介绍，向洋商借款一千二百万，沪上报纸颇有非难。（光绪间，上海不仅《申报》一家，有《汇报》，有《益报》，又有中西文合刊之报，其详已见拙著《上海闲话》《上海小史》，兹不赘。特各报时开时闭，均不若《申报》之经久耳。左借款在前清光绪初年，其时现存之报若干家，是何报名，或不可考，然不止《申报》一家，则可必也。）夫兵事借债，最为非计，特彼时朝野上下，知此者鲜。无论借者不明斯义，即反对者亦祗知以中国向外国贷款为有失体面，直不过无的之矢，双方均属蒙昧而已。（吾乡沈某，于光绪初元，即在沪上主持报务，当时反对情形，沈知之甚悉，上述即沈所告也。）然文襄闻有反对者，即大怒不止，故其与友人书，有“江浙无赖文人以报馆为末路”之语，其轻视报界为何如。惟当时并不以左之诋斥为非者，盖社会普通心理，认报纸为朝报之变相，发行报纸为卖朝报之一类，（卖朝报为塘驿杂役之专业，就邸抄另印，以出售于人，售时必以锣随行，其举动颇猥鄙，而所传消息亦不尽可信，故社会轻之。今乡僻尚有此等人。）故每一报社之主笔、访员，均为不名誉之职业，不仅官场仇视之，即社会亦以搬弄是非轻薄之，宜文襄之因事，大肆其讥评也。至主笔与访员，是否于取憎于人之外，果有不道德之行为，则此为另一问题，固不能以社会之轻重为断，此实吾人事后之定论矣。

　　全国报纸以上海为最先发达，故即在今日，亦以上海报纸为最有声光。北京称上海报纸为“南报”，而广东及香港、南洋群岛称上海报纸为“沪报”，凡事非经上海报纸登载者，不得作为征实，此上海报纸足以自负者也。虽然，此等资格，报纸自力造成之欤？抑别有假藉欤？以吾人平心论之，一、历史上之地位，则上海报为全国之先导也；二、交通上之地位，则水陆交会，传达消息灵便是也；三、大商埠之地位，则上海一隅为全国视线所集，因别种关系而报纸亦随以见重于世也。惟以上三者，第一层取得之历史资格，则上海各报，其初均由外人创办，即第二层第三层之交通、商埠，亦何一非外人经营有效之后，而吾国人席其势以谋发展者，是上海报纸发达之原因，己全出外人所赐。而况其最大原因，以托足租界之故，国内政治上之暴力不得而施。然则吾人而苟以上海报纸自豪于全国者，其亦可愧甚矣。

　　甲午以后，为吾国社会知有报纸之始，然乙未台湾之役，适当《新闻报》创办之第三年，“夜壶阵”“大纸炮”之战事新闻，络绎不绝于纸，而社会之信用，乃此大增。吾不责报纸，报纸以营业为性质，则不得不投合时好；吾独责当时之社会，何竟卡卧薪尝胆之馀，犹喜闻此消息而不一为审度也。然毕竟上海报纸较各处，终是进步。甲午而后，不数年有戊戌之变，而戊戌政变，上海报纸已能一致指斥旧派，指斥不效，变本加厉。又两年而有庚子之役，北方陷于匪域，在朝王公大臣，多半为狂毒所中，然江南半壁，卒能保守联盟，则事前上海报纸一致主张剿团，不为无功。暨乎李文忠自粤督电召入京议和，时有某国坚持异议，上海报纸复一致致其反对，而和局卒底于成，此则沪报有功于国家之最著者。盖自甲午以迄庚辛之交，全国蒙昧，虽不异畴昔，而上海一隅，则与外人接触较繁，或受国际间之激刺亦较早，故能悉易其顽劣之头脑，以跻于世界文明之域。上海报界之功，亦上海报界所处之地位有以致之耳。

　　上海报界之有政治意味，当以前清季世某上海道购卖某报始，继是官僚购报之风盛行，其不能全部购买者，则又有津贴之名，报纸道德，一落千丈矣。惟以今日世界报纸论，机械作用，本非所讳，顾在彼为发表政见之用，而在此乃庇护私党之助。于是上海报纸始有党派，然对于政治上大问题，犹能牺牲其平时之恶感，以谋一致之进行，吾于苏浙两路之拒款风潮见之。惟余以上海报界有私党而无政见，为报界惜，不知仅有私党，不争政见，故大问题发生，尚不致互相水火。无何，辛亥革命，国内号为政党之团体，波蹶云拥，更迭以兴，而各藉政见之门，以斗私智，虽国家兴亡，且复不顾，俨藉报纸为党争之利器，则愈演愈进，愈况愈下。举全埠报纸而能脱离此旋涡者，已不数数矣。回首前尘，能增无感。民国二年，与日友井上氏邂逅于沪上，旧同学也，偶以私人谈话，渠则云：“此后中国人将不能有办报资格，异日中国舆论且寄于外报矣。”盖有鉴于中国之党争，凡著名之报，无一不落党阱，而无党之报，又奄奄如不欲战，故以此言为警也。痛哉斯言！国人念诸。

　　上海报纸于不受政治暴力之外，尤得一大助力，则取材于本埠外报是也。查本部外报，以《字林》《太晤士》为最早，继之者为《文汇报》《大陆报》，（《文汇》为晚报。）皆英文也。此外有法文报、德文报、日文报，皆各国殖民政策中之一手段也。沪上华报所得消息，其始既无本报专电，即路透电亦仅代外人为喉舌，（按路透电，每报每月给费百元，欧战起后，加给一百元。华报与该社订定通信合同，距今不过十年。最近又有日本人组织之东方通讯社，则两年前事耳。）而各外报则均受各该本国政治上之委任，即各方面之消息，亦较为灵通，故十数年前华报所得紧要消息，十八九均自外报转译而来，且一经登载，声明由某外报译录，即有错误，本报可不负责。盖其时报纸为不正当营业之一，偶有误闻，无所谓具函更正之手续，小而起诉，大而封闭，此更办报者之所寒心，故转登外报，既得灵便之消息，又不负法律之责任，其为华报之助力者大矣。

　　昔日之报馆之主笔，不仅社会上认为不名誉，即该主笔亦不敢以此自鸣于世。吾乡沈任佺君，光绪初年即就沪上某报之聘，辗转蝉联，至光绪末年而止，然对人则嗫嚅不敢出口也。惟清时科举盛行，每当直省乡试之年，则各报必延聘一科甲者，于放榜之前，拟作江浙两省闱题文，登之报首，以代论说，此风不知始于何时？其后乃相沿成例，盖举世为科举梦所浸灌也。犹忆丁酉江南乡试，首场第一题为《文学子游》四字，《申报》既延某太史拟作闱墨，登之报端矣，嗣于九月初旬，俞曲园自苏州寄来拟作一篇，嘱登报端，其破题为“殿四科以文学，圣道南行矣”云云，通篇即以此为骨，一时士子轰传，未几该报邮寄南京，监临某携达主考官，时距放榜之期尚有两旬，两主考官见曲园拟作如是云云，即就以“习礼”作骨之阅定各卷，重行去取，而以“圣道南行”作骨之各卷补其额。吾友孙君霆锐，即被摈于此者，孙其时即主《申报》之笔政者。揭晓后，其荐卷房师某过沪，以语霆锐，幷询曲园之文之所自来，幷为孙惋惜不置。此则报纸之用，本不在科举之末政，而影响反中于是，亦上海自有报纸以来之异闻矣。

　　报纸之有访员，其初仅本埠延聘一二人，外埠则除京师照登邸抄外，各省会则摘录一二督抚辕门抄而已。即本埠访事，亦大抵以沪上各衙门之房吏充之，故报纸所登事实，无过于官厅中日行寻常公事，社会新闻，则更绝无仅有矣。间有一二斗殴、拆梢、回禄之记载，亦必曾经保甲委员或总巡之处分，而始经披露者，故访员资格如是而止矣。至戊戌维新，乃为上海报界放一异彩，其时康南海、梁新会以《时务报》提倡社会，社会之风尚既转，而日报亦因之生色，加以添设之日报加多，政见上虽无争执，而营业上颇有比较，暨乎新党当国，政治上之秘密，日以揭破，前此贱视新闻业，因而设种种限制之惯习，复悉数革除。各报社内部受营业上之竞争，外部受社会间之督促，于是新闻业遂卓然成海上之新事业。而往者文人学子所不惜问津之主笔、访事，至是亦美其名曰新闻记者、曰特约通信员，主之者既殷殷延聘，受之者亦唯唯不辞。盖吾国社会知识之发达，以此数月为最，而新闻纸之雏形毕具，且日日以进步为会归，则亦以此数月为最矣。

　　报纸之有“专电”，有“特别通信”，皆戊戌以来之进步，其原因悉如上述矣。顾二者为发展报纸之利器，而二者之办法，今昔亦各自不同。即如专电一顶，在今日有电局之特别减价（按照普通商电减价四分之三）。而事实上，以政治首都为中心点，近十年来，京津一带报馆林立，故每日通电，仅取材于彼间每日发行之报纸，已无虑其间歇。若在曩时，第一消息必由发电人自行探得，故发一电信，确否不啻由本人自负其责；第二电费不减，一字有一角馀之耗费，该新闻苟无特别之价值，即不便贸然发电。有此二因，故在昔虽有专电之名，而专电实不能每日而有，此与今日不同者一也。自上海言之，北京亦外埠之一，特别通信亦访员之事，故彼时于二者尚不甚分析，概名之曰外埠访员可矣，胡为以特别通信名？盖“特别”对于“普通”言，通信则就发生之新闻贯串己意而成之，此今日二者之所以各别也。惟彼时延聘之特别访员，能就公署中摘抄一二紧要文件，即为上选，其次则摭拾彼中琐事以实报纸，皆当时所谓特别通信矣，此与今日不同者二也。惟进步有阶级，时局有异同，此不得据今日之报纸以议前报，即不能限今日之报以为已臻文明之域也。

　　戊戌八月政变以后，己亥为复古时代，庚子则排外矣，此两年有馀，亦为上海报纸大受打击之期。当戊戌四五月间，朝旨废八股，改试经义策论，士子多自濯磨，虽在穷乡僻壤，亦订结数人，合阅沪报一份，而所谓时务策论，主试者以报纸为蓝本，而名题不外乎是，应试者以报纸为兔园册子，而服习不外乎是。书贾坊刻，亦间就各报分类摘抄，刊售以侔利。盖巨剪之业，在今日用之办报，以与名山分席者，而在昔日则名山事业且无过于剪报学问也。及八月以后，新政根本推翻，其冬八股恢复，士子应岁科试，有夹带报纸入场者，即遭摈斥。自己亥至庚子，海上报纸销数大减，其不能支持者，停闭先后相望，（梁任公有各报《存佚考》。）即资格稍旧之《申》《新》各报，于营业上既深感痛苦，而词锋亦稍稍敛抑矣。至庚子夏间，京津拳乱蜂起，南北隔绝，长江上下游，土匪复乘机思动，报纸所得消息，除一二转译外报外，已奄奄无复生气，然持论严正，不为排外潮流所激奡，实亦全国真正舆论之所寄，中国一线不亡之机，庶乎在是。故就主观言，报纸不得自以为功，而就客观言，则挽回危局，文字之力居多焉。

　　辛丑壬寅而后，国内大乱初平，而国际间之均势已成，我国独立资格岌岌失坠，于是报纸立言，既督促内政之进行，亦益懔外交之危险。于此时期中，报纸与时局之关系愈密切，乃发生两大现象，而上海报纸实当其冲。其一为乐观现象。时则中央政府鉴于排外之非计，乃有预备立宪之事。夫预备立宪，特满清涂饰人民之一种计画，岂真有实事求是之心。然当时热心国事者，因势利导，对于宪政，或设所研究，或开会演说，或以犇走号召人民，或以文字鼓吹舆论，而上海报纸实居喉舌之司，而任传播之责。即其时每报社论，亦必延聘政法名流以司撰者，其次则复选择东西名著，译登报端，以饷学子。盖我国各种世界学问之得有门径，皆上海报纸为之首先提倡，而造成风气者。此其乐观也。其一为悲观现象。我国向不知何者为舆论机关，无已则报社当之；惟在昔报社，知识幼稚，不足任代表之责。观乎中日之役，报纸记载战事，多有对于敌国肆其谩骂以为快者，此岂国际常轨所宜者。然此等错误，在我入自反则可，出于国际干涉，则失我人言论之自由。简言之，我国辛壬以前，国势虽甚孱弱，民智虽甚闭塞，而言论自由权则完全无缺。自美禁华工之案起，我国以抵制美货为对于抗之策，斯时舆论中坚，实为报纸。及中央与美协商，而美首先提起取缔报纸之议，中政府漫然应之，遂为国际干涉报纸之开始。由是而后，偶偶交涉，则相手国第一件要求，必先自箝制舆论始，变本加厉，今为烈矣，而作俑实在此时期中，此其悲观也。乐观之宪政运动，迄今国体已更，仍属虚悬无望，而悲观之取缔报纸，今反成为数见不鲜之事，报纸与时局关系之密切，其结果乃如是哉！

　　至最近辛亥数年之间，政府以预备立宪餂人民，而内幕之腐败愈甚，其尤著者，在官僚亦知舆论之不可终遏，乃设法沟通报馆，以为私人作辩护。斯时报纸之道德，固已坠落，达乎极度，而真正舆论无可发泄，则激成反动力，主张根本改革之反对报纸，乃应时发生焉。自此类报纸盛行，全国为之风靡，清政府一方以政治上压力制止之，不效则别组反对报纸以反对之。所惜者，此中有一极大机会，政府未能利用以和缓反对派之势力。则当时立宪派与革命派，其所主张之政见，本自不同，立宪派之言曰：“国体无善恶，视乎政治，就原有之基础以谋改良，其事较根本政革为易。”革命派之言曰：“清政府决无立宪之望。不能立宪，惟有亡国，故根本改革宜。”此两派之所争持，其以立宪为前提则一也。使彼时清政府果能实行宪政，则根本问题即已解决，革命派之消融，或在意中，（革命有两派：光复派以民族为主义，而立宪为辅义；同盟派则以立宪为主义，而民族乃辅义。然比较上，则光复派之持义，不若同盟派之正大，故其势力较微。夫其势力之所以微薄，此中虽尚有种种原因，然党纲之偏，为舆论之所不属，实其最大主因。故虽谓全国一致所要求者为立宪，无不可也，以立宪消融革命，或为可能之事。）即不然者，事实上并可倚重立宪派以与革命派互持，未始非政治上之作用。惜乎满清不足语此，名为立宪，违宪之政，日出不穷，而结果上立宪派亦殊有爱莫能助之隐。至庚戌辛亥间，即立宪派之报纸，悉已一折而入于革命运动，此则清运存亡绝续之大关键，尤上海报纸党见离合之一段落矣。迄乎辛亥之后，国体既更，时局倏变，党争之剧，别开新幕，除略见前述外，悉为现世事实，无当于历史旨趣，不及焉。

　　以上所述，为上海报界实体上变迁沿革盛衰兴废之大要，继此当言报界手续上之历史。

　　第一、报社经济。此当分作两截论，其一为非营业之报社。黑幕中既有别种关系，自不能以普通营业赅之，而根本上之关系，无过于财政。其报纸性质，若明若昩，视主动者之性质以为准；经济时盈时绌，视出资者之经济以为度，此为报社之又一类。（至一部分受津贴之报社，则负一部分机关之义务，如对于某人或某事，不能加以非毁是；又有积极义务消极义务之别，如积极则倡为崇拜之论，消极则代任辩护之责，种种条件，不一而足，此真左文襄所谓无赖文人之末路矣，此等报社，亦衹可认为非营业之又一类。）盖即前所述，名为有政治意味，而实则代私人作鹰犬者也。其一为营业之报社。论上海创办报社之历史，其始均为外人所经营，本无一而以非营业为性质，然辗转售卖，积久遂悉入于华人之手，又积久遂成为机械之用。就自有上海以来之报纸论，曾否有完全营业之报社，此在办报人之自知，而局外人则苟非该报自外于营业，（如去年某报之自利声明为某种机关。）决不以逆臆之词测之。忠厚论人之道固当如是，且报社亦实有可以营业为活之道存也。兹特就报社普通经济言之，而上海之独异于各内地者可见矣。

甲、收入项下：

　　（一）售报收入。售报分本埠外埠，而在本埠则每报均由贩卖报纸者订定包销，其收入较内地各报之零星发售者，尤为可恃。盖上海于报馆、阅报人两方之外，其间已有贩卖报纸一种仲介人，而今且成为专业，故凡居沪各人，虽密迩报馆，而购阅报纸，绝少向报馆订定者。一则报馆派送，均交邮局，到达时间必在贩报者后。一则向贩报人定阅，各报均有，而价目反较报馆订购为廉。职是之故，贩报人向报馆趸购，既不患销路之减少，而报馆则以趸售之故，价虽稍廉，收入乃确有把握矣。至外埠销报，则沪报每有分馆之设，其实分馆仅司销售报纸，近或兼揽广告，名义本不相符，然因此责有所专，而收数不致虚悬，此沪报之特别情形也。

　　（二）广告收入。报馆于售报之外，其大宗收入，本以广告为首。且沪报少则三张，多则四五张，即在数年前，仅供纸本，已虞不敷，故报馆营业之盈绌，实以广告之多少为衡。而在上海，则以全国大商埠之故，有特别之广告凡四类：一、戏馆，闻之伶界中人言，其初戏馆及初到艺员，按日刊登广告，其用意或虑报纸之讥毁，故借此以为联络之具，而今已成为巨款之月收。二、医药，医药之销场，全在广告之传播。三、书籍，新出书籍，非广登启事，购者无从知悉。四、杂项，商界往来出入及人事上之声明陈述，此事在沪上，几与别国之登录，吾国之存案，有同等之效力。故荟萃全埠一岁之所入，其数亦至为不少，此又沪报之特别情形也。

乙、支出项下：

　　（一）报务支出。此赅全社用费言之，无特异之点，不过沪上生活较高，沪报设备较完，故支出亦较他处为增加耳。

　　（二）购料支出。报馆需要之物料，纸为大宗，次则油墨，惟二者吾国均不能自行供给。犹忆庚辛之际，吾国报界开全体大会于沪上，时则上海龙章造纸厂、湖北造纸官局开办伊始，报馆与纸厂双方接近，乃有改用国货之决议，宁非挽回利权之一举。然事实上互相比量，价值较瑞典纸昂五分之三，（彼时报纸均用瑞典国所制者。）而货质仍不若瑞纸之坚洁。据业纸者言，世界产纸，无逾于瑞典者，盖瑞典利用天然之森林，各国莫之与京也。因此之故，该议决案遂无形废弃，可见实业不发达，空言爱国，虽以提倡舆论之报纸当之，即亦不能贯澈其意。唯瑞典以蕞尔小邦，乃能利用森林以独擅纸业，吾终不信以地大物博之中国，而竟让瑞典专美于前，则仍政治为之矣。自改用国货之议作罢，纸厂营业愈以奄忽，而外货愈以充塞，迄欧战开始，瑞纸不至，今又相率购用日货。每年名片所用之日纸，岁达二百万元，则报纸一项，其输出金钱又可以数计耶！其次则印刷所用油墨，在昔亦均购德货，盖油墨为颜料之一种，德固世界颜料总产所也，近以欧战滞运之故，亦几全数折用日货。此二者为报纸最需要之物料，而中国无一产焉。因附论及之。

　　（三）薪资及运输支出。报馆内部支给编辑、发行、印刷各员司之薪资，可于第一类之报务支出中赅之，至本、外埠访员、驻京特别访员、新闻通信社（如路透社、东方通信社等是）、北京官电津贴（前清时，电传上谕，由本埠各官署与报界分任之电费是）、本报电信邮信各费，亦为支出之一大部分。而薪资之钜者，尤以驻京特别访员为最，按月支给，有在一二百元外者，按件支给，有每通信十元以外者。近年来黄远庸实此中翘楚，盖通信体例及访员资格，经黄之提倡者为不少也。至运输报纸外达之费，在昔邮局举办以前，传达全赖民局，民局规例不一，运送濡滞，于是各报乃有自设分馆之举，及邮政开办，始仍按照普通印刷物计算，后经全国报界呈请，于电局减收电价四分之三外，邮局亦另订专章，寄费较前大减矣。然轮路未通地方，运送仍分等级，最近报界复有呈部核减之请。盖运一纸之报与购一纸之报，其价相等，而邮局论重量，每份四五纸之报章，报价且较运价而廉焉。此亦报纸支出之大宗也。至外埠个人直接向沪上订阅者，分为逐日、隔日邮寄之数种，其寄费仍由本人在报价内加算，于报馆支出固无影响也。

　　综上收入支出之两大类，各类中又各有其子类目，上海报社经济之大略，如是而止矣。

　　第二、报务行政。沪上报馆，内部办事，分为三部：即编辑、营业、印刷是，而总司其事之一人，名曰总经理，社会上亦称之曰“买办”，盖犹沿外人创办时之名称也。全报由总经理负责，其下分设三部，复各有主任一人，而营业部之主任，每由总经理自兼，则经济之关系也。兹更就三部之职务言之：

一、编辑部。编辑部专司编辑新闻，主任一人，名曰总编辑，负编辑全部之责，其下管理紧要新闻者一人，管理地方新闻者一人，管理本埠新闻者一人，管理杂俎者一人，复有专司撰著论说、翻译外报者若干人。（论说多延聘能文者数人，分日撰著，不必尽驻馆中也。翻译则每报至少英文、日文各一，缘近年沪报资料，多取之英文、日文各报也。）译电、校对、收发信报者若干人，此编辑之人数也。每日自下午一二时，群集编辑房开始办事，至编辑完了时间，此殊有今昔不同之点，而报纸之进步亦于此见焉。盖十数年前，京沪间始有专电，然不能按日而有也，即电信到达时间，至迟亦无过下午五六时，故报纸全稿告竣，均在下午六七时间。今则每日专电有迟至夜间十二时而到达者，即各外埠添设访员，每日多数之快信，亦迟至下午九时而达，因之平均计算，全稿发刊，每日必至一二时之后，此编辑之时间也。每报开首必登社论一首，此为表示本报宗旨及自成一主体，以示与邸抄、辕门报之有别；（此为东西各报通例。近年有一二报纸删去社论者，此亦我国修词学不振之朕兆，西人訾为失去报纸之眉目，大多数阅报者所不欢迎也。）其次本报专电、特约通信社专电、外报译电、中央命令电传、各大埠逐日分条快信，各报排列虽互有先后，然大致不外是也；其次为紧要新闻，为报纸之第一张。其次则地方新闻及琐闻，为报纸之第二张。其次则本埠新闻，为报纸之第三张。其次杂俎，则诗词、小说、谐文、笔记等文字，或倂刊于第三张之又一面，或另刊第四张，盖报馀消遣品也。综上体例，各报总有不同，今昔亦或互异，惟由简而繁，由散而整，则不啻趋于同式之记载矣。至时评一项，亦报纸宗旨之所寄，故第一时评，每为总编辑自著之文字，此编辑之体例也。总之报纸宗旨之纯正，记载之真确，对于政治，则军事外交有当然之秘密，对于社会，则个人阴私负绝对之责任。在法律上虽以更正为临时之救济，而在道德上则实编辑部全体所当负责者也。

二、营业部。营业部重要之职务，无过于经济上之收入支出，既如第一类之报社经济所述矣。此外于用人，于行政，尤为全社总务之所彚，而关涉一部分之报务，复有可记之历史。一、代负访员之秘密。报纸全稿，除论说时评、特别通信，自署名号者外，其馀访稿，既不署名，即其对外责任，亦由报馆自负。故遇有记载失实，或有势者故意寻衅，局外查询访员姓名，报馆除依法更正外，绝不负告知之义务，其结果有宁受报务上之损失而不顾者。（数年前，沪报长沙访员某，为军署逮案，判处徒刑十五年，及此次共和回复，各报电请开释，事前且集资以赡其家属，比又沪上各报之道德也。）一、代任公益之提倡。各地方水旱偏灾之募集捐项，此为沪上各报向所热心者，近则凡属公共事业，如卫生，如学务，如交通，其性质便利于公众者，或录入新闻，或送登广告，均认为报纸之义务而代任传播之责，此不得谓非沪报之进步也。最近各报又有特辟人事介绍栏，以便利人事通信者，如介绍职业、声明遗失、招寻亲友等事，虽略略收费，而其数甚微，则仍公益性质矣。一、代登公布之文件。元首命令刊登报首，本亦公布之一，惟此为政治上互有关系者，故一方为报纸之义务，一方亦报纸之新闻也。若近年来各报特辟公布一栏，就官厅公文批答次第登录，不与新闻相混，则实以《时事新报》之公布上海地方审判检察各厅文件开其端，嗣是而各报间有效之者，则亦官民两利之道也。若夫报馆对外交涉，其事多起于所登载之新闻，以更正为第一救济方法，而每每不满于要求者之意，则诉讼之事时起焉。惟沪上各报，其历史上既多引渡于外人之手，而欲避去政治上之暴力，仅仅开设租界，尚不足以谋保障，故新旧各报遂多悬挂洋商牌号，偶遇诉讼，乃不得不受领事之裁判，此沪报至可羞之一事。盖日日以爱国提倡舆论，而自身乃未取得一完全国民资格，虽然，我国政治不能容纳一言论自由之报馆，于以营业为性质之报馆何多尤矣。

三、印刷部。沪上初设报馆，日出报纸仅数百份，有用石印者，有用铅印者，类皆委托另一印刷所代印，与今北京各日报同。迨后销路渐广，代印价昂，则自设印刷所焉，然所用印机，则仍人工为之，所谓手摇机器是也。手摇机用地力多而出货少，时则报纸愈以推广，租界电气事业亦推用尽利，于是手摇者悉用电机，即向之以引擎印者，今亦渐用马达发力矣，此为印刷上之进步。若近者《新闻报》购置大机，自铸版后交印，全报每份四大张，一小时可出报一万份，则又尽运用机器之能事矣。报纸初用铅印时，因铅字大小不全，且同样之字无多，则仍不得不借资于木刻之字模，而每日匆促添刻，雇书手，雇刻手，事既繁难，于是报纸中遂不时有空白及以○代以∆代之字，此亦排印上一大缺陷也。（今南洋华侨开设之日报，仍有此事，盖亦未置铜模之故也。）后经叠次改良，今则各报多已自置铜字模，即无力自置者，而海上各大印刷所亦均备有铜模，临时添购，亦复甚易，较前此于每夕两三小时间书写刊刻者不侔矣，此为排刻上之进步。前此所用印报之纸为油光纸，仅有一面之用，自《中外日报》（现已停闭）、《时报》开始，用报纸两面排印，各报风从，今则书籍亦已照刊，所惜吾国不能自做报纸（已见前），而报纸所刊字样之大少，仍不能若日本报纸之均用五六号字排印。则用字大小，实有文化进步之关系，此则各成面阅报者之咎，于报馆用纸方面不得谓非进步矣。至于出报时间，前者因种种设备之不完，虽以发稿加早，终夕勤勤，而出报每在明日上午九十时，今则以运用机器之得宜，除《新闻报》之巨机不论外，其馀亦均能于每日第一班火车开行前，赶办出报，则既系营业上之竞争，亦善事必先利器之一证也。若夫印刷部与编辑部相互间之负责，则排印之责任在印刷部，而校对之责仍属之编辑部，各稿虽由各编辑员直接交排，而全稿排竣之后，非经编辑部中以朱笔签字发印，印刷部不负其责，此亦一不成文之规例，即各书店亦同一办法也，然而报纸发现重大错误，论理应由编辑部负责者，而登报更正，或仍诿为“手民之误”，余尝戏谓某报记者曰：“编辑均系先生们，排印均系工人们，中国重士轻工，故凡事均系小的着错乎？”某报记者无以难也。

　　综上三部分之职务，为报务行政之大要，合之报社经济，实为报纸手续上渐次进步及其所以发达之原因。至上海报纸之定价，其初每份五文，每月一百二十文，倂无本埠外埠之分，盖其时外埠阅报者本居少数，即间有之，民局递寄，寄费由本人自给，与今之由邮局代寄，寄费归报馆先给者本异，故办法不必尽同也。由五文而进为十文，由十文而进为十二文，至十二文时，洋价受铜元之影响，乃改作洋价一分二厘，而报纸两面排印，工事改良，不逾年而进为一分四厘、一分六厘矣。由是以降，物价愈昂，生活程度愈高，今且进为二分以上也。各报名定价，不尽相同，而大致则不外乎是，此虽琐事不足道，然社会经济与个人生活盈虚消息之理，亦正于此寓焉矣，固不仅历史沿革问题耳。

　　继此犹有一报界大问题焉，则报界公会是也。上海报界公会之组织，近在数年前，分子虽以上海各日报社为限，然内部不能结合一致，除每报勉力供给月费外，实亦无所事事。非公会之果无事也，患在各报无共同利害，而普通商业，共利害以营业上之经济为限。报馆独不能以此为限者，盖现今报馆，是否以营业为目的，抑以达其黑幕中之机械性质为目的，此虽一报社之闲散服务人员所不能深知，而况欲与同业作连鸡之共栖？此固事实上所万万不能者矣。是故各业之有公所，其团结力亦甚坚固，其最大原因，乃各该同业营业上对外之利害本为一致，故内幕虽甚竞争，决与结合之要素不相背驰。独报馆则各报设立之宗旨，已各有其独到之处，或竟不以营业之得失为衡，而团体之结合，即不能以此为根本上之条件，上海报界公会之作用视此矣！故前者袁项城未毙之前，上海各报，有民气为之后盾，或一致致其反对，抗袁之电，犹能各报刊登，则以顶城为全国目标所在也。及袁氏既亡，黄陂正位，国民想望太平，全国一致，独上海报界反以党派关系，致启冲突之渐，而公会独不能提一议案，发一通告，藉以警省报界同人，则可为浩叹者莫若此矣。彼以要求减短邮电各费为公会无上之能力者，是否有效，且不可知，而公会设立之必要亦仅矣，此又因报纸历史而连类及之者也。

公鹤附志：本篇为记述上海华文各日报历史，故各西报、各华文小报（戏报、花丛报，普通名之曰小报。）、星期报、月报、季报、年报、不定期之专门艺术报不与焉。又上海开设报社，自前清同治季年始，中间盛衰兴废之迹，或停办，或续行，久暂不一，固为历史之所必及，然随在与现存之各报有沿革关系，故本篇除有历史上必要之记载，如上海报纸之创办于《申报》、《新闻报》之购用巨机、《中外日报》之两面刊印、《时事新报》之登载公布，不能不详细叙述外，其馀则概以浑括言之。近数十年间事，固由吾人回首一记忆焉得之矣，现史之略，昔人有为之者，公鹤将沿用其例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