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報紙小史

上海報紙小史
作者：姚公鶴

本作品收錄於《東方雜誌》

載於《東方雜誌》第十四卷第六、七、十二號

　　公鶴曰：「自書籍印板以來，學者求學，較前而易，故後世稱道馮道不衰矣。」（據〔宋〕高承《事物紀原》引《筆談》曰：「板印書籍，唐人尚未盛爲之，自馮道始印五經，嗣後典籍皆爲板本。」則印板並不始於馮道，特馮道首印五經，故後人或以印板原始於馮乎？）報紙濫觴於邸抄，邸抄原始於時政記及起居注，爲專門政治上傳達消息之用，與書籍自印板而後，公諸社會，其效用尤各別也。中國報紙，近人謂始於香港之某日報、上海之《申報》，其實《海國圖志》及林文忠公奏疏時有引澳門刊行之各報，則中國報紙當以澳門爲最早，特創辦者係外人且西文耳；然香港某報及上海之《申報》，亦均係外人首創。至報紙體例，開首由本報刊登自著論說一篇，名曰「社論」，（社論二字，係東洋名詞而我國報紙承襲其各稱者。）而世俗稱之曰「論頭」，此能於邸抄體例外自成一主體者。若僅僅以上諭刊載報首，則依然未離邸抄科臼耳。

　　中文報紙，上海當以《申報》爲最先，（後《申報》數年出版之報紙亦有多家，特今已不存在耳，余於《上海閒話》曾詳考之。就現存各報論，則《申報》之後，當以光緒十九年開辦之《新聞報》爲最早矣。）然其初篳路藍縷，每日僅印數百紙，卽內容所輯材料，非燕京春色，卽歇浦秋潮，梁任公《中國報紙存佚考》稱彼時報紙論說，大多數均「西學原本中國考」「中國亟宜自強說」等類文字，爲中國新聞事業幼稚之明證。此猶甲午之後，我國受國際間之打擊，始有此進步耳；若甲午以前，刵幷此無之。世界報紙有製造時勢之權能，我國報紙乃爲時勢所構成，兩兩相較，殊有愧色。

　　今日無論何項日報，其內部均劃分三部：（此據上海各報言，若別埠之報，則鮮有自設印刷所者。）一、編輯部，撰著社論、編輯新聞屬焉；二、營業部，發售報紙、收發款項及報務行政屬焉；三、印刷部，印刷事宜屬焉，此爲各報共同之組織。蓋近十數年來，報紙日見發達，報社業務，亦日以叢雜，故事實上遂不能不分部承辦，完全爲不成文之規定也。若在昔日，每日發行之報，無過數百份，每份僅一紙，事務之簡單可知，而偏有一種雇用人，爲今日之所無須，乃爲昔日之所必有，其人爲何？則每日挨門送報之人是也。緣今日各報，其發行本埠之報紙，均由販報者先時訂定，或由一人承包，已爲今滬上一種專業，（其詳另見後。）若彼時則無有也。而社會間又不知報紙爲何物，父老且有以不閱報紙爲子弟勗者，（一則慮其分心外騖，一則以報紙所載多不切用之文字也。彼時社會以帖括爲唯一學問，而報紙所載多瑣碎支離之記事，故雙方愈無接近之機。猶憶公鶴八九歲時，先族伯嘉彥先生自英倫回，敦促先君子購閱《申報》，蓋其時上海祗有《申報》一家，開設最久，故先生云云，先君子大韙其議，然鄉俗間頗已駭怪不置矣。）故每日出報，外埠託信局分寄，（外埠銷報歷史另詳後。）而本埠則必僱有專人，於分送長年訂閱各家者外，其有剩餘之報，則挨門分送於各商店，然各商店並不歡迎，且有厲聲色以餉之者，而此分送之人，則唯唯承受惟謹，及屆月終，復多方以善言乞取報資，多少卽亦不論，幾與沿門求乞無異。惟中有一事，至可爲吾人紀念者，報館每日所出之報，其總數無過於數百份，而社會之不歡迎報紙，又如上述，則所謂長年訂閱之各家，究係何人？蓋大率洋商開設之洋行公司及與洋商有關係之各商店爲多。噫！中西人知識之不侔，於此可見矣。

　　昔左文襄在新疆，由胡雪巖介紹，向洋商借款一千二百萬，滬上報紙頗有非難。（光緒間，上海不僅《申報》一家，有《匯報》，有《益報》，又有中西文合刊之報，其詳已見拙著《上海閒話》《上海小史》，茲不贅。特各報時開時閉，均不若《申報》之經久耳。左借款在前清光緒初年，其時現存之報若干家，是何報名，或不可考，然不止《申報》一家，則可必也。）夫兵事借債，最爲非計，特彼時朝野上下，知此者鮮。無論借者不明斯義，卽反對者亦祗知以中國向外國貸款爲有失體面，直不過無的之矢，雙方均屬蒙昧而已。（吾鄉沈某，於光緒初元，卽在滬上主持報務，當時反對情形，沈知之甚悉，上述卽沈所告也。）然文襄聞有反對者，卽大怒不止，故其與友人書，有「江浙無賴文人以報館爲末路」之語，其輕視報界爲何如。惟當時並不以左之詆斥爲非者，蓋社會普通心理，認報紙爲朝報之變相，發行報紙爲賣朝報之一類，（賣朝報爲塘驛雜役之專業，就邸抄另印，以出售於人，售時必以鑼隨行，其舉動頗猥鄙，而所傳消息亦不盡可信，故社會輕之。今鄉僻尚有此等人。）故每一報社之主筆、訪員，均爲不名譽之職業，不僅官場仇視之，卽社會亦以搬弄是非輕薄之，宜文襄之因事，大肆其譏評也。至主筆與訪員，是否於取憎於人之外，果有不道德之行爲，則此爲另一問題，固不能以社會之輕重爲斷，此實吾人事後之定論矣。

　　全國報紙以上海爲最先發達，故卽在今日，亦以上海報紙爲最有聲光。北京稱上海報紙爲「南報」，而廣東及香港、南洋羣島稱上海報紙爲「滬報」，凡事非經上海報紙登載者，不得作爲徵實，此上海報紙足以自負者也。雖然，此等資格，報紙自力造成之歟？抑別有假藉歟？以吾人平心論之，一、歷史上之地位，則上海報爲全國之先導也；二、交通上之地位，則水陸交會，傳達消息靈便是也；三、大商埠之地位，則上海一隅爲全國視線所集，因別種關係而報紙亦隨以見重於世也。惟以上三者，第一層取得之歷史資格，則上海各報，其初均由外人剏辦，卽第二層第三層之交通、商埠，亦何一非外人經營有效之後，而吾國人席其勢以謀發展者，是上海報紙發達之原因，己全出外人所賜。而況其最大原因，以託足租界之故，國內政治上之暴力不得而施。然則吾人而苟以上海報紙自豪於全國者，其亦可愧甚矣。

　　甲午以後，爲吾國社會知有報紙之始，然乙未台灣之役，適當《新聞報》剏辦之第三年，「夜壺陣」「大紙礮」之戰事新聞，絡繹不絕於紙，而社會之信用，乃此大增。吾不責報紙，報紙以營業爲性質，則不得不投合時好；吾獨責當時之社會，何竟卡臥薪嘗膽之餘，猶喜聞此消息而不一爲審度也。然畢竟上海報紙較各處，終是進步。甲午而後，不數年有戊戌之變，而戊戌政變，上海報紙已能一致指斥舊派，指斥不效，變本加厲。又兩年而有庚子之役，北方陷於匪域，在朝王公大臣，多半爲狂毒所中，然江南半壁，卒能保守聯盟，則事前上海報紙一致主張勦團，不爲無功。暨乎李文忠自粵督電召入京議和，時有某國堅持異議，上海報紙復一致致其反對，而和局卒底於成，此則滬報有功於國家之最著者。蓋自甲午以迄庚辛之交，全國蒙昧，雖不異疇昔，而上海一隅，則與外人接觸較繁，或受國際間之激刺亦較早，故能悉易其頑劣之頭腦，以躋於世界文明之域。上海報界之功，亦上海報界所處之地位有以致之耳。

　　上海報界之有政治意味，當以前清季世某上海道購賣某報始，繼是官僚購報之風盛行，其不能全部購買者，則又有津貼之名，報紙道德，一落千丈矣。惟以今日世界報紙論，機械作用，本非所諱，顧在彼爲發表政見之用，而在此乃庇護私黨之助。於是上海報紙始有黨派，然對於政治上大問題，猶能犧牲其平時之惡感，以謀一致之進行，吾於蘇浙兩路之拒款風潮見之。惟余以上海報界有私黨而無政見，爲報界惜，不知僅有私黨，不爭政見，故大問題發生，尚不致互相水火。無何，辛亥革命，國內號爲政黨之團體，波蹶雲擁，更迭以興，而各藉政見之門，以鬥私智，雖國家興亡，且復不顧，儼藉報紙爲黨爭之利器，則愈演愈進，愈況愈下。舉全埠報紙而能脫離此旋渦者，已不數數矣。回首前塵，能增無感。民國二年，與日友井上氏邂逅於滬上，舊同學也，偶以私人談話，渠則云：「此後中國人將不能有辦報資格，異日中國輿論且寄於外報矣。」蓋有鑒於中國之黨爭，凡著名之報，無一不落黨阱，而無黨之報，又奄奄如不欲戰，故以此言爲警也。痛哉斯言！國人念諸。

　　上海報紙於不受政治暴力之外，尤得一大助力，則取材於本埠外報是也。查本部外報，以《字林》《太晤士》爲最早，繼之者爲《文匯報》《大陸報》，（《文匯》爲晚報。）皆英文也。此外有法文報、德文報、日文報，皆各國殖民政策中之一手段也。滬上華報所得消息，其始既無本報專電，卽路透電亦僅代外人爲喉舌，（按路透電，每報每月給費百元，歐戰起後，加給一百元。華報與該社訂定通信合同，距今不過十年。最近又有日本人組織之東方通訊社，則兩年前事耳。）而各外報則均受各該本國政治上之委任，卽各方面之消息，亦較爲靈通，故十數年前華報所得緊要消息，十八九均自外報轉譯而來，且一經登載，聲明由某外報譯錄，卽有錯誤，本報可不負責。蓋其時報紙爲不正當營業之一，偶有誤聞，無所謂具函更正之手續，小而起訴，大而封閉，此更辦報者之所寒心，故轉登外報，既得靈便之消息，又不負法律之責任，其爲華報之助力者大矣。

　　昔日之報館之主筆，不僅社會上認爲不名譽，卽該主筆亦不敢以此自鳴於世。吾鄉沈任佺君，光緒初年卽就滬上某報之聘，輾轉蟬聯，至光緒末年而止，然對人則囁嚅不敢出口也。惟清時科舉盛行，每當直省鄉試之年，則各報必延聘一科甲者，於放榜之前，擬作江浙兩省闈題文，登之報首，以代論說，此風不知始於何時？其後乃相沿成例，蓋舉世爲科舉夢所浸灌也。猶憶丁酉江南鄉試，首場第一題爲《文學子游》四字，《申報》既延某太史擬作闈墨，登之報端矣，嗣於九月初旬，俞曲園自蘇州寄來擬作一篇，囑登報端，其破題爲「殿四科以文學，聖道南行矣」云云，通篇卽以此爲骨，一時士子轟傳，未幾該報郵寄南京，監臨某攜達主考官，時距放榜之期尚有兩旬，兩主考官見曲園擬作如是云云，卽就以「習禮」作骨之閱定各卷，重行去取，而以「聖道南行」作骨之各卷補其額。吾友孫君霆銳，卽被擯於此者，孫其時卽主《申報》之筆政者。揭曉後，其薦卷房師某過滬，以語霆銳，幷詢曲園之文之所自來，幷爲孫惋惜不置。此則報紙之用，本不在科舉之末政，而影響反中於是，亦上海自有報紙以來之異聞矣。

　　報紙之有訪員，其初僅本埠延聘一二人，外埠則除京師照登邸抄外，各省會則摘錄一二督撫轅門抄而已。卽本埠訪事，亦大抵以滬上各衙門之房吏充之，故報紙所登事實，無過於官廳中日行尋常公事，社會新聞，則更絕無僅有矣。間有一二鬥毆、拆梢、囘祿之記載，亦必曾經保甲委員或總巡之處分，而始經披露者，故訪員資格如是而止矣。至戊戌維新，乃爲上海報界放一異彩，其時康南海、梁新會以《時務報》提倡社會，社會之風尚既轉，而日報亦因之生色，加以添設之日報加多，政見上雖無爭執，而營業上頗有比較，暨乎新黨當國，政治上之祕密，日以揭破，前此賤視新聞業，因而設種種限制之慣習，復悉數革除。各報社內部受營業上之競爭，外部受社會間之督促，於是新聞業遂卓然成海上之新事業。而往者文人學子所不惜問津之主筆、訪事，至是亦美其名曰新聞記者、曰特約通信員，主之者既殷殷延聘，受之者亦唯唯不辭。蓋吾國社會知識之發達，以此數月爲最，而新聞紙之雛形畢具，且日日以進步爲會歸，則亦以此數月爲最矣。

　　報紙之有「專電」，有「特別通信」，皆戊戌以來之進步，其原因悉如上述矣。顧二者爲發展報紙之利器，而二者之辦法，今昔亦各自不同。卽如專電一頂，在今日有電局之特別減價（按照普通商電減價四分之三）。而事實上，以政治首都爲中心㸃，近十年來，京津一帶報館林立，故每日通電，僅取材於彼間每日發行之報紙，已無慮其間歇。若在曩時，第一消息必由發電人自行探得，故發一電信，確否不啻由本人自負其責；第二電費不減，一字有一角餘之耗費，該新聞苟無特別之價值，卽不便貿然發電。有此二因，故在昔雖有專電之名，而專電實不能每日而有，此與今日不同者一也。自上海言之，北京亦外埠之一，特別通信亦訪員之事，故彼時於二者尚不甚分析，概名之曰外埠訪員可矣，胡爲以特別通信名？蓋「特別」對於「普通」言，通信則就發生之新聞貫串己意而成之，此今日二者之所以各別也。惟彼時延聘之特別訪員，能就公署中摘抄一二緊要文件，卽爲上選，其次則摭拾彼中瑣事以實報紙，皆當時所謂特別通信矣，此與今日不同者二也。惟進步有階級，時局有異同，此不得據今日之報紙以議前報，卽不能限今日之報以爲已臻文明之域也。

　　戊戌八月政變以後，己亥爲復古時代，庚子則排外矣，此兩年有餘，亦爲上海報紙大受打擊之期。當戊戌四五月間，朝旨廢八股，改試經義策論，士子多自濯磨，雖在窮鄉僻壤，亦訂結數人，合閱滬報一份，而所謂時務策論，主試者以報紙爲藍本，而名題不外乎是，應試者以報紙爲兎園冊子，而服習不外乎是。書賈坊刻，亦間就各報分類摘抄，刊售以侔利。蓋巨剪之業，在今日用之辦報，以與名山分席者，而在昔日則名山事業且無過於剪報學問也。及八月以後，新政根本推翻，其冬八股恢復，士子應歲科試，有夾帶報紙入場者，卽遭擯斥。自己亥至庚子，海上報紙銷數大減，其不能支持者，停閉先後相望，（梁任公有各報《存佚考》。）卽資格稍舊之《申》《新》各報，於營業上既深感痛苦，而詞鋒亦稍稍歛抑矣。至庚子夏間，京津拳亂蠭起，南北隔絕，長江上下遊，土匪復乘機思動，報紙所得消息，除一二轉譯外報外，已奄奄無復生氣，然持論嚴正，不爲排外潮流所激奡，實亦全國眞正輿論之所寄，中國一線不亡之機，庶乎在是。故就主觀言，報紙不得自以爲功，而就客觀言，則挽回危局，文字之力居多焉。

　　辛丑壬寅而後，國內大亂初平，而國際間之均勢已成，我國獨立資格岌岌失墜，於是報紙立言，既督促內政之進行，亦益懍外交之危險。於此時期中，報紙與時局之關係愈密切，乃發生兩大現象，而上海報紙實當其衝。其一爲樂觀現象。時則中央政府鑒於排外之非計，乃有預備立憲之事。夫預備立憲，特滿清塗飾人民之一種計畫，豈眞有實事求是之心。然當時熱心國事者，因勢利導，對於憲政，或設所研究，或開會演說，或以犇走號召人民，或以文字鼓吹輿論，而上海報紙實居喉舌之司，而任傳播之責。卽其時每報社論，亦必延聘政法名流以司撰者，其次則復選擇東西名著，譯登報端，以餉學子。蓋我國各種世界學問之得有門徑，皆上海報紙爲之首先提倡，而造成風氣者。此其樂觀也。其一爲悲觀現象。我國向不知何者爲輿論機關，無已則報社當之；惟在昔報社，知識幼稚，不足任代表之責。觀乎中日之役，報紙記載戰事，多有對於敵國肆其謾罵以爲快者，此豈國際常軌所宜者。然此等錯誤，在我入自反則可，出於國際干涉，則失我人言論之自由。簡言之，我國辛壬以前，國勢雖甚孱弱，民智雖甚閉塞，而言論自由權則完全無缺。自美禁華工之案起，我國以抵制美貨爲對於抗之策，斯時輿論中堅，實爲報紙。及中央與美協商，而美首先提起取締報紙之議，中政府漫然應之，遂爲國際干涉報紙之開始。由是而後，偶偶交涉，則相手國第一件要求，必先自箝制輿論始，變本加厲，今爲烈矣，而作俑實在此時期中，此其悲觀也。樂觀之憲政運動，迄今國體已更，仍屬虛懸無望，而悲觀之取締報紙，今反成爲數見不鮮之事，報紙與時局關係之密切，其結果乃如是哉！

　　至最近辛亥數年之間，政府以預備立憲餂人民，而內幕之腐敗愈甚，其尤著者，在官僚亦知輿論之不可終遏，乃設法溝通報館，以爲私人作辯護。斯時報紙之道德，固已墜落，達乎極度，而眞正輿論無可發洩，則激成反動力，主張根本改革之反對報紙，乃應時發生焉。自此類報紙盛行，全國爲之風靡，清政府一方以政治上壓力制止之，不效則別組反對報紙以反對之。所惜者，此中有一極大機會，政府未能利用以和緩反對派之勢力。則當時立憲派與革命派，其所主張之政見，本自不同，立憲派之言曰：「國體無善惡，視乎政治，就原有之基礎以謀改良，其事較根本政革爲易。」革命派之言曰：「清政府決無立憲之望。不能立憲，惟有亡國，故根本改革宜。」此兩派之所爭持，其以立憲爲前提則一也。使彼時清政府果能實行憲政，則根本問題卽已解決，革命派之消融，或在意中，（革命有兩派：光復派以民族爲主義，而立憲爲輔義；同盟派則以立憲爲主義，而民族乃輔義。然比較上，則光復派之持義，不若同盟派之正大，故其勢力較微。夫其勢力之所以微薄，此中雖尚有種種原因，然黨綱之偏，爲輿論之所不屬，實其最大主因。故雖謂全國一致所要求者爲立憲，無不可也，以立憲消融革命，或爲可能之事。）卽不然者，事實上並可倚重立憲派以與革命派互持，未始非政治上之作用。惜乎滿清不足語此，名爲立憲，違憲之政，日出不窮，而結果上立憲派亦殊有愛莫能助之隱。至庚戌辛亥間，卽立憲派之報紙，悉已一折而入於革命運動，此則清運存亡絕續之大關鍵，尤上海報紙黨見離合之一段落矣。迄乎辛亥之後，國體既更，時局倏變，黨爭之劇，別開新幕，除略見前述外，悉爲現世事實，無當於歷史旨趣，不及焉。

　　以上所述，爲上海報界實體上變遷沿革盛衰興廢之大要，繼此當言報界手續上之歷史。

　　第一、報社經濟。此當分作兩截論，其一爲非營業之報社。黑幕中既有別種關係，自不能以普通營業賅之，而根本上之關係，無過於財政。其報紙性質，若明若昩，視主動者之性質以爲準；經濟時盈時絀，視出資者之經濟以爲度，此爲報社之又一類。（至一部分受津貼之報社，則負一部分機關之義務，如對於某人或某事，不能加以非毀是；又有積極義務消極義務之別，如積極則倡爲崇拜之論，消極則代任辯護之責，種種條件，不一而足，此眞左文襄所謂無賴文人之末路矣，此等報社，亦衹可認爲非營業之又一類。）蓋卽前所述，名爲有政治意味，而實則代私人作鷹犬者也。其一爲營業之報社。論上海剏辦報社之歷史，其始均爲外人所經營，本無一而以非營業爲性質，然輾轉售賣，積久遂悉入於華人之手，又積久遂成爲機械之用。就自有上海以來之報紙論，曾否有完全營業之報社，此在辦報人之自知，而局外人則苟非該報自外於營業，（如去年某報之自利聲明爲某種機關。）決不以逆臆之詞測之。忠厚論人之道固當如是，且報社亦實有可以營業爲活之道存也。茲特就報社普通經濟言之，而上海之獨異於各內地者可見矣。

甲、收入項下：

　　（一）售報收入。售報分本埠外埠，而在本埠則每報均由販賣報紙者訂定包銷，其收入較內地各報之零星發售者，尤爲可恃。蓋上海於報館、閱報人兩方之外，其間已有販賣報紙一種仲介人，而今且成爲專業，故凡居滬各人，雖密邇報館，而購閱報紙，絕少向報館訂定者。一則報館派送，均交郵局，到達時間必在販報者後。一則向販報人定閱，各報均有，而價目反較報館訂購爲廉。職是之故，販報人向報館躉購，既不患銷路之減少，而報館則以躉售之故，價雖稍廉，收入乃確有把握矣。至外埠銷報，則滬報每有分館之設，其實分館僅司銷售報紙，近或兼攬廣告，名義本不相符，然因此責有所專，而收數不致虛懸，此滬報之特別情形也。

　　（二）廣告收入。報館於售報之外，其大宗收入，本以廣告爲首。且滬報少則三張，多則四五張，卽在數年前，僅供紙本，已虞不敷，故報館營業之盈絀，實以廣告之多少爲衡。而在上海，則以全國大商埠之故，有特別之廣告凡四類：一、戲館，聞之伶界中人言，其初戲館及初到藝員，按日刊登廣告，其用意或慮報紙之譏毀，故藉此以爲聯絡之具，而今已成爲巨款之月收。二、醫藥，醫藥之銷場，全在廣告之傳播。三、書籍，新出書籍，非廣登啓事，購者無從知悉。四、雜項，商界往來出入及人事上之聲明陳述，此事在滬上，幾與別國之登錄，吾國之存案，有同等之效力。故薈萃全埠一歲之所入，其數亦至爲不少，此又滬報之特別情形也。

乙、支出項下：

　　（一）報務支出。此賅全社用費言之，無特異之點，不過滬上生活較高，滬報設備較完，故支出亦較他處爲增加耳。

　　（二）購料支出。報館需要之物料，紙爲大宗，次則油墨，惟二者吾國均不能自行供給。猶憶庚辛之際，吾國報界開全體大會於滬上，時則上海龍章造紙廠、湖北造紙官局開辦伊始，報館與紙廠雙方接近，乃有改用國貨之決議，寧非挽回利權之一舉。然事實上互相比量，價值較瑞典紙昂五分之三，（彼時報紙均用瑞典國所製者。）而貨質仍不若瑞紙之堅潔。據業紙者言，世界產紙，無逾於瑞典者，蓋瑞典利用天然之森林，各國莫之與京也。因此之故，該議決案遂無形廢棄，可見實業不發達，空言愛國，雖以提倡輿論之報紙當之，卽亦不能貫澈其意。唯瑞典以蕞爾小邦，乃能利用森林以獨擅紙業，吾終不信以地大物博之中國，而竟讓瑞典專美於前，則仍政治爲之矣。自改用國貨之議作罷，紙廠營業愈以奄忽，而外貨愈以充塞，迄歐戰開始，瑞紙不至，今又相率購用日貨。每年名片所用之日紙，歲達二百萬元，則報紙一項，其輸出金錢又可以數計耶！其次則印刷所用油墨，在昔亦均購德貨，蓋油墨爲顏料之一種，德固世界顏料總產所也，近以歐戰滯運之故，亦幾全數折用日貨。此二者爲報紙最需要之物料，而中國無一產焉。因附論及之。

　　（三）薪資及運輸支出。報館內部支給編輯、發行、印刷各員司之薪資，可於第一類之報務支出中賅之，至本、外埠訪員、駐京特別訪員、新聞通信社（如路透社、東方通信社等是）、北京官電津貼（前清時，電傳上諭，由本埠各官署與報界分任之電費是）、本報電信郵信各費，亦爲支出之一大部分。而薪資之鉅者，尤以駐京特別訪員爲最，按月支給，有在一二百元外者，按件支給，有每通信十元以外者。近年來黃遠庸實此中翹楚，蓋通信體例及訪員資格，經黃之提倡者爲不少也。至運輸報紙外達之費，在昔郵局舉辦以前，傳達全賴民局，民局規例不一，運送濡滯，於是各報乃有自設分館之舉，及郵政開辦，始仍按照普通印刷物計算，後經全國報界呈請，於電局減收電價四分之三外，郵局亦另訂專章，寄費較前大減矣。然輪路未通地方，運送仍分等級，最近報界復有呈部核減之請。蓋運一紙之報與購一紙之報，其價相等，而郵局論重量，每份四五紙之報章，報價且較運價而廉焉。此亦報紙支出之大宗也。至外埠個人直接向滬上訂閱者，分爲逐日、隔日郵寄之數種，其寄費仍由本人在報價內加算，於報館支出固無影響也。

　　綜上收入支出之兩大類，各類中又各有其子類目，上海報社經濟之大略，如是而止矣。

　　第二、報務行政。滬上報館，內部辦事，分爲三部：卽編輯、營業、印刷是，而總司其事之一人，名曰總經理，社會上亦稱之曰「買辦」，蓋猶沿外人剏辦時之名稱也。全報由總經理負責，其下分設三部，復各有主任一人，而營業部之主任，每由總經理自兼，則經濟之關係也。茲更就三部之職務言之：

一、編輯部。編輯部專司編輯新聞，主任一人，名曰總編輯，負編輯全部之責，其下管理緊要新聞者一人，管理地方新聞者一人，管理本埠新聞者一人，管理雜俎者一人，復有專司撰著論說、翻譯外報者若干人。（論說多延聘能文者數人，分日撰著，不必盡駐館中也。翻譯則每報至少英文、日文各一，緣近年滬報資料，多取之英文、日文各報也。）譯電、校對、收發信報者若干人，此編輯之人數也。每日自下午一二時，羣集編輯房開始辦事，至編輯完了時間，此殊有今昔不同之點，而報紙之進步亦於此見焉。蓋十數年前，京滬間始有專電，然不能按日而有也，卽電信到達時間，至遲亦無過下午五六時，故報紙全稿告竣，均在下午六七時間。今則每日專電有遲至夜間十二時而到達者，卽各外埠添設訪員，每日多數之快信，亦遲至下午九時而達，因之平均計算，全稿發刊，每日必至一二時之後，此編輯之時間也。每報開首必登社論一首，此爲表示本報宗旨及自成一主體，以示與邸抄、轅門報之有別；（此爲東西各報通例。近年有一二報紙刪去社論者，此亦我國修詞學不振之朕兆，西人訾爲失去報紙之眉目，大多數閱報者所不歡迎也。）其次本報專電、特約通信社專電、外報譯電、中央命令電傳、各大埠逐日分條快信，各報排列雖互有先後，然大致不外是也；其次爲緊要新聞，爲報紙之第一張。其次則地方新聞及瑣聞，爲報紙之第二張。其次則本埠新聞，爲報紙之第三張。其次雜俎，則詩詞、小說、諧文、筆記等文字，或倂刊於第三張之又一面，或另刊第四張，蓋報餘消遣品也。綜上體例，各報總有不同，今昔亦或互異，惟由簡而繁，由散而整，則不啻趨於同式之記載矣。至時評一項，亦報紙宗旨之所寄，故第一時評，每爲總編輯自著之文字，此編輯之體例也。總之報紙宗旨之純正，記載之眞確，對於政治，則軍事外交有當然之祕密，對於社會，則個人陰私負絕對之責任。在法律上雖以更正爲臨時之救濟，而在道德上則實編輯部全體所當負責者也。

二、營業部。營業部重要之職務，無過於經濟上之收入支出，既如第一類之報社經濟所述矣。此外於用人，於行政，尤爲全社總務之所彚，而關涉一部分之報務，復有可記之歷史。一、代負訪員之祕密。報紙全稿，除論說時評、特別通信，自署名號者外，其餘訪稿，既不署名，卽其對外責任，亦由報館自負。故遇有記載失實，或有勢者故意尋釁，局外查詢訪員姓名，報館除依法更正外，絕不負告知之義務，其結果有寧受報務上之損失而不顧者。（數年前，滬報長沙訪員某，爲軍署逮案，判處徒刑十五年，及此次共和囘復，各報電請開釋，事前且集資以贍其家屬，比又滬上各報之道德也。）一、代任公益之提倡。各地方水旱偏災之募集捐項，此爲滬上各報向所熱心者，近則凡屬公共事業，如衞生，如學務，如交通，其性質便利於公衆者，或錄入新聞，或送登廣告，均認爲報紙之義務而代任傳播之責，此不得謂非滬報之進步也。最近各報又有特闢人事介紹欄，以便利人事通信者，如介紹職業、聲明遺失、招尋親友等事，雖略略收費，而其數甚微，則仍公益性質矣。一、代登公布之文件。元首命令刊登報首，本亦公布之一，惟此爲政治上互有關係者，故一方爲報紙之義務，一方亦報紙之新聞也。若近年來各報特闢公布一欄，就官廳公文批答次第登錄，不與新聞相混，則實以《時事新報》之公布上海地方審判檢察各廳文件開其端，嗣是而各報間有效之者，則亦官民兩利之道也。若夫報館對外交涉，其事多起於所登載之新聞，以更正爲第一救濟方法，而每每不滿於要求者之意，則訴訟之事時起焉。惟滬上各報，其歷史上既多引渡於外人之手，而欲避去政治上之暴力，僅僅開設租界，尚不足以謀保障，故新舊各報遂多懸掛洋商牌號，偶遇訴訟，乃不得不受領事之裁判，此滬報至可羞之一事。蓋日日以愛國提倡輿論，而自身乃未取得一完全國民資格，雖然，我國政治不能容納一言論自由之報館，於以營業爲性質之報館何多尤矣。

三、印刷部。滬上初設報館，日出報紙僅數百份，有用石印者，有用鉛印者，類皆委託另一印刷所代印，與今北京各日報同。迨後銷路漸廣，代印價昂，則自設印刷所焉，然所用印機，則仍人工爲之，所謂手搖機器是也。手搖機用地力多而出貨少，時則報紙愈以推廣，租界電氣事業亦推用盡利，於是手搖者悉用電機，卽向之以引擎印者，今亦漸用馬達發力矣，此爲印刷上之進步。若近者《新聞報》購置大機，自鑄版後交印，全報每份四大張，一小時可出報一萬份，則又盡運用機器之能事矣。報紙初用鉛印時，因鉛字大小不全，且同樣之字無多，則仍不得不借資於木刻之字模，而每日匆促添刻，雇書手，雇刻手，事既繁難，於是報紙中遂不時有空白及以○代以∆代之字，此亦排印上一大缺陷也。（今南洋華僑開設之日報，仍有此事，蓋亦未置銅模之故也。）後經疊次改良，今則各報多已自置銅字模，卽無力自置者，而海上各大印刷所亦均備有銅模，臨時添購，亦復甚易，較前此於每夕兩三小時間書寫刊刻者不侔矣，此爲排刻上之進步。前此所用印報之紙爲油光紙，僅有一面之用，自《中外日報》（現已停閉）、《時報》開始，用報紙兩面排印，各報風從，今則書籍亦已照刊，所惜吾國不能自做報紙（已見前），而報紙所刊字樣之大少，仍不能若日本報紙之均用五六號字排印。則用字大小，實有文化進步之關係，此則各成面閱報者之咎，於報館用紙方面不得謂非進步矣。至於出報時間，前者因種種設備之不完，雖以發稿加早，終夕勤勤，而出報每在明日上午九十時，今則以運用機器之得宜，除《新聞報》之巨機不論外，其餘亦均能於每日第一班火車開行前，趕辦出報，則既係營業上之競爭，亦善事必先利器之一證也。若夫印刷部與編輯部相互間之負責，則排印之責任在印刷部，而校對之責仍屬之編輯部，各稿雖由各編輯員直接交排，而全稿排竣之後，非經編輯部中以硃筆簽字發印，印刷部不負其責，此亦一不成文之規例，卽各書店亦同一辦法也，然而報紙發現重大錯誤，論理應由編輯部負責者，而登報更正，或仍諉爲「手民之誤」，余嘗戲謂某報記者曰：「編輯均係先生們，排印均係工人們，中國重士輕工，故凡事均係小的着錯乎？」某報記者無以難也。

　　綜上三部分之職務，爲報務行政之大要，合之報社經濟，實爲報紙手續上漸次進步及其所以發達之原因。至上海報紙之定價，其初每份五文，每月一百二十文，倂無本埠外埠之分，蓋其時外埠閱報者本居少數，卽間有之，民局遞寄，寄費由本人自給，與今之由郵局代寄，寄費歸報館先給者本異，故辦法不必盡同也。由五文而進爲十文，由十文而進爲十二文，至十二文時，洋價受銅元之影響，乃改作洋價一分二厘，而報紙兩面排印，工事改良，不逾年而進爲一分四厘、一分六厘矣。由是以降，物價愈昂，生活程度愈高，今且進爲二分以上也。各報名定價，不盡相同，而大致則不外乎是，此雖瑣事不足道，然社會經濟與個人生活盈虛消息之理，亦正於此寓焉矣，固不僅歷史沿革問題耳。

　　繼此猶有一報界大問題焉，則報界公會是也。上海報界公會之組織，近在數年前，分子雖以上海各日報社爲限，然內部不能結合一致，除每報勉力供給月費外，實亦無所事事。非公會之果無事也，患在各報無共同利害，而普通商業，共利害以營業上之經濟爲限。報館獨不能以此爲限者，蓋現今報館，是否以營業爲目的，抑以達其黑幕中之機械性質爲目的，此雖一報社之閒散服務人員所不能深知，而況欲與同業作連雞之共棲？此固事實上所萬萬不能者矣。是故各業之有公所，其團結力亦甚堅固，其最大原因，乃各該同業營業上對外之利害本爲一致，故內幕雖甚競爭，決與結合之要素不相背馳。獨報館則各報設立之宗旨，已各有其獨到之處，或竟不以營業之得失爲衡，而團體之結合，卽不能以此爲根本上之條件，上海報界公會之作用視此矣！故前者袁項城未斃之前，上海各報，有民氣爲之後盾，或一致致其反對，抗袁之電，猶能各報刊登，則以頂城爲全國目標所在也。及袁氏既亡，黃陂正位，國民想望太平，全國一致，獨上海報界反以黨派關係，致啓衝突之漸，而公會獨不能提一議案，發一通告，藉以警省報界同人，則可爲浩嘆者莫若此矣。彼以要求減短郵電各費爲公會無上之能力者，是否有效，且不可知，而公會設立之必要亦僅矣，此又因報紙歷史而連類及之者也。

公鶴附誌：本篇爲記述上海華文各日報歷史，故各西報、各華文小報（戲報、花叢報，普通名之曰小報。）、星期報、月報、季報、年報、不定期之專門藝術報不與焉。又上海開設報社，自前清同治季年始，中間盛衰興廢之跡，或停辦，或續行，久暫不一，固爲歷史之所必及，然隨在與現存之各報有沿革關係，故本篇除有歷史上必要之記載，如上海報紙之剏辦於《申報》、《新聞報》之購用巨機、《中外日報》之兩面刊印、《時事新報》之登載公布，不能不詳細敍述外，其餘則概以渾括言之。近數十年間事，固由吾人回首一記憶焉得之矣，現史之略，昔人有爲之者，公鶴將沿用其例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