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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工人技术人员队伍在斗争中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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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工人技术人员队伍在斗争中成长

(调查报告)
《文汇报》记者
1969年7月24日

本作品收录于《人民日报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毛主席的这个光辉指示发表已经一年了。一年来,上海工交战线上工人技术人员的成长,工人技术人员队伍的发展壮大,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兴旺局面。

在毛主席的光辉指示指引下,上海机床厂办起了新型的“七·二一”工人大学,一批优秀的工人在工人阶级自己创办、自己领导的崭新的学校里学习。

在毛主席的光辉指示指引下,上海工程机械厂的十一位工人登上了设计舞台。这十一位工人都有二十年以上的工龄,他们在革命技术人员的帮助下,在三个多月时间里,设计了一座拥有二、三千工人规模的工厂。

在毛主席的光辉指示指引下,上海市皮革塑料制品工业公司和上海市文教用品工业公司革委会创办了抗大式电子工人技术学习班。这个学习班由工人领导,由工人管理。同时也得到上海科学技术大学、上海电器科学研究所和上海市业余工业大学革命知识分子的帮助。在十个月时间里,学习班就为一百五十多个工厂培训了二百五十二个电工,而且创造、革新了二十三项电子技术装备。

在毛主席的光辉指示巨大鼓舞下,上海工人阶级更加奋发地投入了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许多工厂、企业单位以工人为主体的“三结合”小组,成了开展技术革新,攀登科学技术高峰的骨干力量。仅据上海市仪表电讯工业局统计,去年一年全局完成比较重大的技术革新项目就有一千五百多项,新产品三百零九项。在技术革新和新产品的试制实践中,正在培养和造就大批工人技术人员。

回顾上海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情况,可以看出整个过程充满着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上海这支工人技术人员队伍是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在斗争中形成、发展和壮大起来的。据一九六五年统计,仅在工业战线上,从工人中提拔的技术人员就有一万二千四百零七人,其中有总工程师十一人,工程师一千三百五十人,技师二千八百八十二人,技术员八千一百六十四人。他们分布在上海大、中、小工厂中。在数量众多的小型厂,工人技术人员要占本单位技术人员总数的百分之八十。有一个资产阶级分子曾经轻蔑地说,“工”字出了头,不过是个“土”字。在我们看来,那种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资产阶级分子,不过是一小撮“梁上君子”,是一小撮寄生虫。除去落到“土”上来是没有出路的。而这些土生土长的“工”字出头的人,才具有无限的生命力。这些“土”技术人员和广大工人正是发展科学技术的主力军。现在,“工”字不仅要出头,工人阶级要领导一切。

上海从工人中培养出这一批技术人员,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我们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一贯关怀工人阶级自己的技术干部队伍的培养,早在一九五八年,毛主席就提出了“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的英明指示。毛主席的伟大思想,极大地鼓舞了广大工人群众。

在毛主席伟大思想的鼓舞下,随着大跃进的浪潮,掀起了群众性的技术革新运动,涌现了大批技术革新闯将。中国第一台五万伏高压电桥是上海一个弄堂小厂的工人制造出来的;上海另一个弄堂小厂的工人们敢想敢说,在没有一个“洋”工程师的情况下,试制了几百种无缝钢管和异形钢管,填补了国家的空白。象这样的例子,在上海工业战线上真是成千成万。仅据一九六○年上半年统计,在群众性的技术革新运动中搞成功的自动、半自动机床,就达七千六百六十九台。大批技术革新闯将的涌现,为从工人中提拔技术人员准备了条件。

柯庆施同志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十分重视从工人中提拔技术人员,并且专门作了布置。但是,党内一小撮走资派以及在他们庇护下的一小撮资产阶级反动技术“权威”,就是不提拔工人,就是不承认工人可以当技术人员。一九五九年勉强提拔了十人。当时,柯庆施同志气愤地说:“他们不承认,我们承认!”就在一九六○年,采取了由上海市人民委员会直接任命的办法,第一批就提拔了一百三十八名工人工程师。这件事极大地鼓舞了上海的工人阶级。工人们扬眉吐气,奔走相告,激动地说:“工人当工程师,是从来没有过的事。这是毛主席对工人阶级的信任,我们一定要为毛主席争气!”那时,从工人中提拔技术人员形成了一个高潮。这一年,就提拔了一万一千九百零八人。

这件事,引起了资产阶级的疯狂仇恨。刘少奇在上海的代理人陈丕显、曹荻秋之流,疯狂地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陈、曹之流曾专门组织力量调查工人技术人员的情况,颠倒是非,肆意污蔑,胡说什么“工人技术人员文化低,技术水平低,不称职”。他们爱什么人呢?他们鼓吹“资本家中有真才实学的人”,强调要发挥资本家的“积极性”,特地发布了“任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技术职称的意见”,把大批资本家提拔为技术人员。他们还专门制定了“选拔工程师的条件”,制定条条框框,例如提拔工程师要大专院校毕业,要懂外文,等等,百般阻挠继续从工人中提拔技术人员。因此,一九六一年到一九六三年三年之内,从工人中提拔的技术人员只有五百八十九人,仅及一九六○年的二十分之一。

但是,资本主义腐朽势力的任何打击、排挤、刁难,都整不垮这支新生的工人阶级的技术干部队伍。上海工人阶级有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的丰富的实践经验。工人技术人员上有伟大领袖毛主席撑腰,有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有千百万工人群众支持。他们英勇地回击了资产阶级及其代理人的猖狂进攻,终于在斗争中迅速地成长壮大起来了。上钢二厂工人工程师王佩洲,是技术革新的闯将。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党内一小撮走资派污蔑他是“镀金的铜牌”。他们串通一气,写了“万言书”,捏造十大罪状,妄想把王佩洲打下去。王佩洲和工人们气愤地说:“我们和他们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有你没有我,有我没有你。”王佩洲小时候给地主放过羊,十五岁就当学徒,是毛主席救了他。他认识到,这些家伙反对的不是他一个人,而是反对整个工人阶级。为了毛主席,为了工人阶级,他旗帜鲜明、针锋相对地和他们进行了斗争,充分揭露了他们的阴谋诡计。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革命群众彻底批判了刘少奇所推行的修正主义科技路线。现在,王佩洲是厂革命委员会的常委。

工人工程师樊阿利也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他于一九六○年,急国家之急,和工人一起试制生产各种颜色的电缆料。当时我国电缆料生产还没有过关,依靠进口。他和工人同志为了避免资产阶级的打击,背着资产阶级技术“权威”试验。经过三个多月摸索,终于找到了很好的配方,制造出了同进口料质量一样好的电缆料。但厂里的资产阶级技术“权威”百般刁难他们,有个人甚至问他们:“你们为啥要搞这个产品?”樊阿利一听,几乎肺都气炸,他想:“帝国主义如此欺负我们,你作为一个中国人,竟提得出这样的问题!”工人们理直气壮地对付他们。这些家伙一计不成又施一计,用了“拖”的手法,把样品试验单束之高阁,不予投产,妄想把这项试验成果打入冷宫,但经过工人同志的坚决斗争,终于把这项试验成果投入了生产。

在两个阶级争夺工人技术人员的激烈斗争中,绝大多数工人技术人员都能坚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击退资产阶级反动势力的进攻,保持了工人阶级的本色,经得起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大风大浪的考验。陆阿狗就是这支队伍中的一个。

陆阿狗,是著名的全国劳动模范,又是上海最早从工人中提拔的厂长之一。他从一九五二年提拔为厂长以后,又进过中国人民大学。十六年来,他始终保持着工人阶级的本色,站在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的前列。他心中有个红太阳毛主席。思想上闪现了“黑影子”,就学“老三篇”,研究工作中遇到困难,就学《实践论》《矛盾论》,他坚定不移地相信“实践出科学”的真理。有一次,他到江西去,亲眼看到贫下中农拉着犁在水田里耕作。他想,工人阶级有责任帮助贫下中农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从此,那贫下中农在水田里拉犁的景象一直留在他脑子里。他宁愿不当厂长,调到农业机械研究所,在一间仓库里试制“振动犁”,整整搞了五年。开始有人装着一副笑脸说:“陆厂长,欢迎!欢迎!”心里头却想:“好端端的厂长不当,来搞什么‘振动犁’,反正搞不长的。”谁知陆阿狗硬是不走了。于是他们又换了一副冷淡面孔,把他一个人放在仓库里不管。陆阿狗不屈不挠地坚持试验,他们就百般刁难。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初期,对他组织围攻。这种疯狂的迫害,说明了什么?陆阿狗说得好:“我这个工人钻到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成堆的心脏里来了,资产阶级及其代理人当然不舒服。”这就是两个阶级的斗争。陆阿狗,这个在十一岁就在资本家的皮鞭下当童工的老工人,是富有阶级斗争经验的,他表现了工人阶级的硬骨头精神,在斗争中毫不妥协,毫不让步,勇往直前。最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振动犁”终于试制成功了。现在,他成了上海市农业科学院革委会的负责人。

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彻底摧毁了以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工人群众从走资派和被他们包庇、重用的资产阶级反动技术“权威”手里夺回了技术大权。全市有很多工人技术人员参加了各级革命委员会。还有很多工人技术人员担任了生产和技术部门的领导。

工人技术人员能不能领导科学技术工作?能!上海无线电十四厂的工人阶级彻底清算了修正主义科技路线,把试制新产品的大权掌握在工人阶级手里,技术人员深入班组,接受“再教育”,和工人相结合,在两年多时间中试制成功的新产品,全部代替了过去生产的三十年代、四十年代的无线电元件,迈步走上了电子工业的先进行列。上海第一机床厂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的十多年中,先后曾经有过十二个“洋”工程师,占全厂技术人员总数百分之五十四的工人技术人员却没有发言权。那些“洋”工程师们奉行刘少奇的“爬行哲学”,建厂十多年中,一台自行设计制造成功的机床也没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几个工人技术人员经过对用户的调查访问,想设计一台新型机床。讨论方案时,就去找上级公司的一个总工程师。岂知那个总工程师架子十足地提出了一连串问题:“以前搞过吗?”“先仿后创的规定知道吗?仿还没有仿就想创了吗?”这些人中“洋奴哲学”的毒实在太深了,只会跟在人家后面爬。现在,工人技术人员掌握了技术大权。他们摆脱了仿造的老路,在短短三年中就自行设计成功了九种新型机床,其中七种是以工人技术员为主设计的。

工人技术人员队伍的迅速壮大,正在改变着整个工程技术干部队伍的面貌。大批从旧学校出来的技术人员认真接受工人阶级的“再教育”,逐步从修正主义科技路线的束缚下,从资产阶级个人名利思想的枷锁下解放出来,同工人和工人技术人员相结合,发挥自己的作用。上海工具厂的技术人员批判了修正主义科技路线,坚决实行同工人相结合,他们同工人一起搞技术革新,同工人一起搞新产品试制,在正确路线的指引下,他们在生产上作出了不少贡献,受到了工人群众的欢迎。据不完全统计,这个厂去年一年工人和技术人员三结合搞成功的技术革新和新产品就有一百三十多项。现在,上海工交战线上绝大部分的技术人员得到不同程度的使用。一些资产阶级反动技术“权威”,在批判了他们的思想以后,区别不同情况,给予出路。许多技术人员从斗争实践中深深体会到:只要老老实实接受工人阶级的“再教育”,与工人结合起来,就能有所发明创造,前进道路十分宽广。

从上海工人技术人员的调查看来,这支强大的工人技术人员队伍,也是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重要力量,是理工科大学师资队伍的重要来源。他们有很高的无产阶级政治觉悟,有丰富的三大革命运动的实践经验,懂得怎样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因此,完全可以从他们中间选拔一批优秀的工人技术人员担任理工科大学教员。过去,上海市业余工业大学就有一批工人和工人技术人员担任教员,担任厂办业余技术学校教员的就更多了。今天,上海机床厂的“七·二一”大学的教员,也是以工人技术人员为主。可以肯定,随着斗、批、改的深入发展,工人阶级在教育革命中的领导作用,必将愈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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