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南全区去冬今春土地改革的经过与主要经验及今后计划
中南全区去冬今春土地改革的经过与主要经验及今后计划 中南土地改革委员会副主任杜润生 1951年4月9日 (在中南军政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 |
中南全区去冬今春土地改革的经过与主要经验及今后计划
主席、各位委员、各位同志:
谨将全区土地改革工作的进行情况,报告如下。
自二次军政委员会闭幕之后,在十月份根据会议的各项决议与文件——关于土地改革法实施办法的若干规定、李雪峰主任关于“为完成今冬明春土地改革计划而斗争”的报告、邓副主席总结报告中关于土地改革问题,做出了全区性的动员与部署。并在同时间内,开始了典型试验,从那时至今天,工作已经继续了整整半年了。全区除了河南省春耕地较少,播种季节较晚,土地改革工作还可继续进行到麦收时期外,其他各省都在四月中旬告一段落,不违农时,转入春耕生产任务了。
按不同的截止期分别结算,这一工作季度,已按军政委员会原定计划在五千万人口地区完成了土地改革工作。内计河南二百一十万,湖北八百五十万,湖南一千四百万,江西九百万,广东三百八十余万,广西二百一十万,广州市郊十八万。最后结算还可能有些增减。进行土地改革的县份是一九六个县,较原计划多五九个县,但因大多不是在全县范围完整地完成,所以实际差数并不大。在去年十一月间,各省曾纷纷提出扩大计划的要求,数字增至七千万,当时没有做正式的批准。按实际情况看来完成了五千万人口地区的工作,已经不算太慢了。如硬在春耕前再行急赶,或者在春耕时期草率进行,那样土地改革与春耕生产会两受其害,是不适宜的。所以就适时停止下来了。
在工作中贯彻中央人民政府和中南军政委员会的指示,是经历了一些小的曲折道路的。从去年十月至十一月中旬,是典型试验时期,曾发现了脱离群众的“和平分田”倾向,强调了放手后发动群众的方针,即有所转变。从十一月下半月至十二月中旬是重点推行时期,在工作中又发现了急性分田倾向,局部地区政策和工作方法方面都出了大进展。十二月中旬至现在,是全面展开时期,大偏差没有发生,只在某些地方一度发生工作上的自满与草率情形,经过继续发扬优点克服缺点,提出深入发动群众,争取大多数的指示,提出重视划阶级、没收、征收和分配果实工作的指示,运动才进一步扩大深入下去。
此次运动,规模之大,参加人数之多,实为我区解放以来的第一次。在五千万人口地区,进行了分配土地运动。在一千万人口地区结合填发土地证进行了复查运动。在将近三千万人口地区,进行了清匪反恶霸退押退租运动,综计全区约有九千万人卷入了斗争。结合这些工作,又普遍地推行了镇压反革命和抗美援朝运动。几项运动结合进行的结果,就引起了农村面貌的巨大改变:
在土地改革区,消灭封建的土地占有址,改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这个伟大的目的已经达到了。农民的土地与生产资料要求依法获得满足。大越少则占耕地面积百分之三十,多则百分之五十以上的土地,从地主手中转为劳动农民所有(河南每人分地二亩,湘鄂一亩至二亩五分)。此外还得到一批生产资料,粮食一项,每个缺粮的贫雇农,少则分得二十斤,多则分得一百斤。在这些地方地主也同样分得一分土地和生产资料,去的劳动改造的机会。
运动中检举与法办了一批恶霸,镇压了一批反革命分子,在广大乡村实施了人民民主专政,政治斗争与经济斗争相结合,丰富了土地改革运动的战果。民气伸张,反革命气焰下降,地方太平,革命秩序趋于巩固。“过去对政府宽大无边是怨声载道,现在对政府镇反措施是誉声载道”(北京土改参观团报告)。“这就像个革命样子了”、“这次翻身才算靠得住了”、“像五月荒旱落了一场透雨,人心大快”。到处可以听到农民这般舆论。
群众一边分田,一边准备生产,情绪高涨。纷纷积肥、修堤、打坝、挖塘、增购耕牛农具。仅湖南一省,去冬动工挖修水塘二十九万八千余个,堤坝二千五百座,渠沟合四千一百三十九公里,山圳一千九百四十条,收益田亩七百五十万亩。超过原计划百分之八。各省修水利工程,质量合格,而工时较前减少一半。农民说:“一想到脚底下是自己的田,就精神百倍,前几天出了气,今后要出力了”。
与农村生产力的解放和上升,相伴而来的是农民购买力的逐步增长。本年土地改革区,主要是利用果实补购点农具和必要的肥料,各乡或多或少,皆有所买进。如江西吉安县沧湾乡用大部果实买了牛七十八头,农具三零三件,水车二十架。去年土地改革区据河南若干乡的调查,农民购买力较四九年少则增百分之八,多则增至百分之二十。只农具一项就增添到超过战前所有百分之二十(大农具)或百分之四十五(小农具)。直接服务于农民需要的商业手工业,如豆腐房、粉房、扎花房、弹花房、染房、油盐店、布行、铁匠炉等大多数恢复或接近战前水平。合作社也都兴办起来。估计第三个年头,如风调雨顺,农民土产出售顺利,购买力出现更大的增长,是无疑问的。
经过运动,已有近两万个乡的农民协会得到改造,纯洁了组织成分,改进了组织生活,涌现出大批农民领袖。占人口百分之二十五至百分之四十的农民加入了农民协会,打下了民主建设的基础。经过诉苦反封建与爱国主义的教育,农民思想起了重大变化,懂得了“土地主人是农民”,“农民的穷根子是封建”。对于反封建与反帝、保家与卫国的关系,获得一种朴素而真诚的了解。湖北农民说:“我们在乡里当了家,毛主席才能稳坐北京”,河南农民说:“地主条条道路通蒋介石杜鲁门,我们条条道路通毛主席斯大林”,表现在行动上,是从“斗地主挖蒋根挖美根”。进而踊跃参军抗美援朝去“把守大门打垮地主后台”。经过运动,农民知识也开阔了,“地球是圆的,俺脚底下就是美国。”从前不晓得现在晓得了。农村许多坏风习,如赌钱,吸大烟,骤然绝迹,代之而起的是正当的文化娱乐。“土地能分到,文化可分不到”,广大农民摆脱了封建制度的束缚之后,开始从文化上改造与提高自己,买书识字、凑钱办学,文化高潮的来临,已经看到迹象了。
虽然工作中,曾经出现过并且现在还存在着许多缺点,甚至可以说还包含着一些极其严重的缺点,但从全局出发加以估计,可以肯定:几千万人民的斗争结果,成绩是它的主要方面,缺点是它的次要方面。延续二千余年的封建制度,几个月内把它推翻了,新制度新文化开始生长建立了,“这个成绩是一座大山,错误只不过是其中几块乱石”(北京参观团员报告),这种估计是正确的。
几个月的实际工作,驳倒了一些错误见解,并使所有干部取得一个共同了解:土地改革工作确实是“一场系统的激烈的斗争”,也是一项艰苦的工作。
“南方特殊”,“在北方要强调斗争,在南方必须强调和平”,这种论调是不对的。从事实上得到的结论是:地无分南北,封建制度的构成,从基本方面看实无二致。本区内不同地区,占人口百分之五左右的地主阶级占有土地少则百分之三十(老红色区土地分散些),多则至百分之八十(一般可分土地占百分之五十);贫雇农占户口之百分之六十至八十无代价地转入地主之手。“虽系鱼米之乡,贫苦人民同样难得温饱”,“农民每年在土地上的再生产,是靠生活水准反复再降低的方法来维持”,“贫困程度日增,生产水准日降”(引自京津参观团的报告)。地主获得了经济特权,就获得了政治、文化特权,每个乡里都存在着恶霸统治。例如在天津参观团所到过的湖南益阳月塘乡,全乡三十户地主中,有十三户大地主是带有恶霸行为。并且其中三户是伪保长、乡长、乡干事。四户当过国民党伪连长、营长、专员。五户是圈子头、反动党团分子,就是说他们都有丰富的统治经验。有三句流言是群众用以形容当地一个恶霸叫吴国桢的:“天见吴国桢日月不明,地见吴国桢草木不生,人见吴国桢九死一生”。这些人解放前横行乡闾,一身集人间罪恶之大成;解放后,仍然勾结匪特,肆意破坏。希望这些人自动执行法令,交出土地,实无异与虎谋皮。这就是说,和全国任何地方一样,农民土地问题,同样是一个严重意义的问题。这个问题的彻底解决,离开了依靠群众开展革命斗争的方法,抽象地空谈改变封建制度,是没有什么用处的。
“大局胜利,地主阶级已发生分化,群众敢分田,土改好办”,实际经验证明这种说法是有道理的,但是不完全的。地主从可能分化到世纪分化,群众从敢于要地到自己起来要地,乃是一个发动群众开展斗争的结果,并不能坐待其出现。江南各省,地主阶级富有摧残革命的经验,此次运动中,湖南地主还以“小心民国十六年”,江西地主还以“小心民国二十四年”去威胁农民。大约有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地主,都有分散土地财产的行为,并有什么“混关五字诀”拖、拉、赖、钻、嚷。此外破坏农具、土地和林木,摄照地契记变天账,传播谣言,挑发宗族斗争,只有少部于开始不敢抵抗;大部是先抵抗而后被迫放弃抵抗;另有少部则是始终坚决抵抗。必须首先着重打落这种抵抗,才能促成有利于革命的分化。但作为一个阶级去消灭它,还须经过若干回合的斗争,“一战定天下”还是不可能的。
农民群众对于改革土地制度的要求是普遍的,革命情绪基本上是高涨的。一经发动,特别是在经过几次斗争锻炼之后,他们对敌人的斗争是非常勇敢又非常坚决的,他们蕴藏着无穷智慧,能够掌握政策战胜敌人,是应当坚决相信的。但由于一年来,几次群众运动都是一起即停,除少数地区外,一般都没有系统地发动过群众,基础并不扎实,农民群众还没有冲破封建势力的严重压迫。因而在此次土地改革运动的初期,农民还是顾虑多端:有的摄于恶霸地主统治,“不怕老蒋怕小蒋”。有的怕政府宽大无边,“我们打虎,你们放虎”。有的受落后的宗族地域观念支配,还讲“卖命也不能卖姓”、“好人护三村”。有的虽乐于“日夜有福享”但苦于“眼前没有饭吃”,“无米难过土改关”,能“翻得起心,翻不起身”。一旦敢于斗争了,还须学习如何去斗争。总之,使农民从一个自在阶级走上自为阶级,不经过系统的斗争锻炼、没有一番艰苦的发动工作是不行的。在这个问题上必须戒骄戒躁,过高估计过去工作基础,是会走弯路的。
在试点时期,由于对上述各点认识不清,因而出现了“和平分田”的错误。法令宣传,变成对群众的思想束缚,领导者所讲的一套秩序、步骤、计划,变成对群众行动的束缚。地主嚣张破坏,群众束手无策。满心为群众,而群众怨言纷纷。农民批评我们:“土改是半斤,不土改是八两”,地主却说:“这种土改还划得来”。当时看的很明白:缺乏一个大规模的农民运动,就是许多好法令、好方法都失去了效用的原因。如果再缺下去,土地改革工作将会遭到全盘性的失败。
中南土地改革委员会总结了一百个乡的经验之后,提出放手发动群众,依靠贫雇团结中农,开展农民运动以贯彻土地改革政策的方针。经军政委员会行政会议讨论批准,下达于各地之后,干部欢迎,群众拥护,从干部“运动群众”,进到真正的群众运动。打倒恶霸、退租、退押,执行政府惩治不法地主条例,打击地主破坏,发动了贫雇农民,划清了敌我阵线,树立起群众政治优势,改变了阶级力量的对比,从而创造下顺利分田的条件。
放手发动大规模的农民运动,这是当时着重的一个方面,但与此同时,并不放松注意的另一个方面,就是预防偏向。当时曾强调指明:放手即时放手发动群众执行政策,必须划清政策界线,放反封建之手,而不是放反资本之手;放广大贫雇中农之手,而不是放少数流氓分子之手;放合法斗争之手,而不是放乱打乱杀之手。批评了不要群众的不放手,又批评了不要政策的错放手。因而使土地改革的基本精神得以贯彻实施。但因运动是几千万群众的斗争行动,本不是先划定时间学会一切公式,然后即可按公式做好一切,而是在前进中学习怎样前进的。所以虽然强调指出要防止偏向纠正偏向,但当时已预料到,事后也证实了,在运动起来之后,还是发生了若干偏向。其中比较主要的几项:
一是个别的(从对象说)但是比较普遍的(从地区说)吊打甚至非刑拷打风气。以第一批二千多个乡较为严重。有的是群众性报复,从前受了恶霸分子的残害,诉苦之后,气愤不过,出以吊打。有的,出于少数分子的个人蛮干,对地主的狡猾抵赖,看不过去,又不善于集合群策群力以求制服地主,因而采取了此种不正确的方法。有的是由于当地无人领导,群众自发效仿。有的,出于异己分子,乘机捣乱,破坏政策。有的得到干部示意,有的是背着干部暗吊暗打。情形不一,但其危险则同,妨害了群众的充分发动,脱离了大多数。
二是有些地区发生侵犯工商业现象:据各城市调查工商业者约有百分之七十以上占有土地,其中地主兼营工商业者又为数甚多。有些集镇上的商店,还直接置地收租,放高利贷,盘剥农民。解放后一年中,且有一大批地主,变卖粮食土地,隐匿城市,逃避土地改革。由于在去春的减租退押运动中,城市地主,大部未执行法令。又由于城市政府与人民团体不曾及早主动处理这一问题,因而就引起农民“城市是地主防空洞”的简单看法,在一个时期内就发生了农民进城直接捉人追退欠押欠租的情形,并有个别查封地主兼营商店作坊事件发生。以致一度引起了部分工商业者和城市居民的误会与波动。
三是对地主区别对待不够。有些地方,对不法地主,重罪轻办,轻罪重办了。退租退押中,大地主少退,中小者反而多退了。某些地方,在破坏分子挑动下,起了宗派纠纷,把有点不良行为的地主,当恶霸加以惩办了。
偏向的害处,人们都明白。必须坚决纠正,也都毫无疑义。用什么方法去纠正呢?当时却议论纷纷,我们确定地采取了以下方针,和具体办法,事后证明它还是正确的。
(一)必须在运动前进中纠正偏向,必须在纠正偏向时保护运动前进。纠正偏向的结果应该是推进运动而不是停止运动,是提高群众积极性而不是伤害他们的积极性。大家都是按邓子恢副主席所做指示进行了工作,就是:“手必须放,偏必须纠,群众必须发动,封建必须打倒”。
(二)倡导正确做法以克服错误做法,针对当时需要:
提倡合法形式斗争以纠正非刑拷打。领导群众开展对地主的讲理讲法斗争,注意发动受蒙蔽的群众,揭发地主罪行,以理战胜敌人,依法解决问题。普遍建立人民法庭,法庭数量要多(一般是一区一个),手需要简,办事要快,主动受理案件,惩办那些不适宜于由群众直接处理的不法分子,以支援农民斗争。
正确处理城乡关系以防侵犯工商业,军政委员会宣布了处理城乡关系的决定。本城乡互动原则,对划清政策界线,既要保护工商,又要依法满足农民要求。劝告工商业者主动解决自己的问题。坚决割断其与封建制度的联系。对恶霸与不法地主,认真检举法办。农民要依照一定手续进城办事。有了纠纷要经过城乡联络处,实行调处。各地照办结果,偏向得以预防或停止,农商称便。无武汉三月以来,调处争议二千余件,一般尚称安妥。
重申区别对待地主的规定:犯罪分子,必须法办;守法的,依法对待;自动执行法令的,政治上加以照顾。劝告农民不要挖地主底财,以防吊打风起之再起。但对地主分散隐藏的四大财物,则应允许农民依法实行追查,务使农民的合理要求得到满足。
(三)必须以教育说服方式,引导农民自觉纠正偏向,而不宜用强迫命令方式去纠偏。具体办法就是召开农民代表会议,与农民小组会,结合具体事例,组织讨论,用好坏对比方法,发扬好的,批驳坏的,群众掌握政策,做到自动纠正偏向自动防止偏向。至于对待那种乘机破坏的异己分子,则不容姑息,必须采取命令制裁的办法。错误并非来自群众,而系出于领导干部个人的左倾蛮干行为,更应严格实行制止。
(四)必须执行正确的组织路线,建设好农民协会,以保证政策法令的正确贯彻与实施。第一、要强调采用个别串连访苦方式,去建立与发展农民协会组织,使农民协会的根子扎正,成分纯洁,实权由贫苦的劳动农民掌握起来,而不致为异己分子所篡夺。做到放手而不乱。第二、要强调是使农民协会内部的民主集中制,凡关系农民大众利益的重大事件,都须经过农民代表会议和农民小组会的二层讨论通过,防止少数代替多数的不民主作风。凡事都取决于大多数劳动农民群众,就能够办得合情合理,再加上不断地进行阶级教育、政策教育、自然可以做到合法。运动获得雄厚的群众基础,各项政策自然就可以贯彻执行。
采用了上述一系列办法,慢则半月,快则数日,就使各项错误,基本上获得改正。后期有个别地区,仍然有所重复,虽是残余现象,亦仍需注意坚决纠正。但这却不是说,以后就没有别的偏向发生了,不是这样,因为我们的工作的发展是不平衡的,上述各点也不是一朝一夕即可普遍而完全地做好的,所以新的偏向,还不免要发生的。进来好多地方,又发生了草率求成,先紧后松,忽视地主新的破坏与抵抗,放松深入发动群众,组织工作与运动进展脱节的情形。在划阶级中发生了多划地主,少划贫雇,提升富农与小土地出租者为地主的现象。有些城市解决问题不主动不普遍,对满足农民一点注意不够(一般只退到退租退押的百分之三十左右),对抵抗分子非法行为放任不管,办事迟缓又引起农民新的不满。所有这些不加纠正是危险的。必须当作现今纠正偏向的重点所在。前已发出指示,并在报纸上连续公布了典型范例。以便干部和群众仿行。
经过农民运动贯彻政策,有领导方针又有群众行动,既要放手又要坚持政策,这就是五个月工作中具体经验的一条根本经验。
综合一年来乡村工作的经验:土地改革工作,必须分三大阶段来逐步前进。在土地改革前须普遍地进行清匪反霸、退租退押运动,这是第一阶段。正式土地改革,划分阶级、没收、分配,这是第二阶段。填发土地证,并在若干地区进行复查,这是第三阶段。每段至少各需一季时间。合起来就是时间三季,工作三段。
第一阶段任务,是摧毁地主政治统治,改变阶级力量的对比,为土地改革铺平道路。这一段斗争的严重意义,邓副主席在他十一月十八日广播“关于土地改革的几个基本问题”一文中,已作了透彻的说明。河南检查了去年四十三县地去土地改革,第一批是一个县这一阶段做得好,群众情绪高涨,生产恢复到战前水平,人民政权巩固,只有百分之十三多则十九的乡村,带有夹生现象。第二批若干县份这一段做的不很充分,则有百分之三十至五十的乡,出现夹生,出现所谓“小变天”,地主仍然当道,反革命分子照旧活动,群众被压,田分了而生产劲头不足。从全区经验看,去冬纠正了“和平分田”错误之后,群众第一要求是镇压反革命分子、反恶霸、退租退押,群众说:“不打倒恶霸,分了田是替地主保存财产”,“看见他们心里发慌”。这可以证明,从欠缺了课,现在必须补,不补就成了“和平分田”,补的不适当又容易混乱了整个步骤。因此,以提早进行为好。
第二段,是进一步从政治上、经济上消灭地主之为阶级,进一步发动农民的大多数,全面实施土地改革法。这一段第一步要宣传法令,反对地主破坏,重整农民队伍。有些地方还须查减查退查翻身。第二步划阶级,要切实做到判明敌人,划出朋友,团结自己。须坚决斗争地主中的抵抗分子,切实团结中农,保护富农经济和小量土地出租者。进一步开展群众中的反封建的基本思想教育与具体政策教育,以巩固农民消灭封建制度的决心。第三步转到没收、征收、实行分配。要在经济上消灭封建制度,并从此奠定新的生产关系。必须发动群众对地主隐瞒地主与财产的行为做斗争。并须掌握满足贫雇、照顾中农和着眼于生产利益两条原则,进行分配果实和生产资料,造成农民的大团结。做好这几步后,可即转入第四步,总结全部斗争,教育农民发展生产。这就是第二段的大体步骤。这些步骤,必须走了一步再走一步,绝不可采用不分步骤“一锅煮”、“双管齐下”的错误办法。去冬某些地方不划清阶级就实行没收、征收,形成既不彻底而又混乱的局面,就是明显的教训,必须记取。
第三段,发土地证结合复查夹生乡,是土地改革的全面结束,为什么要加上这一段?因为工作不平衡是永远存在的,土地改革时间短,生产季节来的快,备有一部地区(各地材料差不多是百分之二十左右乡村),在那里土地改革法执行不彻底,甚至假分田、错划成分、错没收等情事是免不了的,有些错误是在工作未结束前看不清,要过一个时期才能看清的。分了田随即发土地证,就会将各种错误固定起来,影响了生产的进行。可以先发一种临时执照,而将土地证发放时间推迟一下,中间隔一个生产季节,放在下个冬季,结合发土地证,组织一个大规模的冬学教育,总结翻身,巩固胜利,清理遗留问题。并选择若干不彻底村加以复查,重新发动群众打击地主反攻,满足群众本应依法满足的要求。河南今年约有千万人口地区结合发土地证进行了这种复查运动,收获很大,从各方面看,都是利多而害少的。
运动必须采取由点到面,点面结合的发展方式。不这样做必犯错误。去冬有些地方,凭着干部数量多,就采取了全面动手、限期完成的办法,实际结果是一种干部突击运动,积极分子运动,而不是群众运动。群众,是从经验中学习的,农民久受封建统治,不习惯与革命的团体生活,有了模样,又经过切身体验,他们的勇气和信心才会步步增高。此次各土地改革区,把乡村分为三批,大体按照一、三、九比例,有少而多增加,布置工作时,分为点、附点、面,按不同的情况,同时加以布置,先后相差一两步接续前进,使运动的展开,和群众组织与觉悟水平的提高两相适应,这样就能充分地发挥群众的自动性和创造性,有了好经验便于推广,有了错误,也易于修正,这种做法确实达到了快而且稳的要求,是成功的。
我们讲运动过程,讲运动的发展方式,其目的,都是为了更有效地发动群众,战胜敌人,离开这个目的就不免掉到形式主义“走过场”的错误中去。这种错误,我们已经犯过一次,今后当不容再犯。
从事土地改革工作的近十万干部中,有百分之九十以上是新吸收的知识分子与农民干部,不到百分之十是老干部。经过半年的考验,在上级领导与人民的监督鼓舞之下,在新老干部互相学习互相帮助的空气当中,都得到了很大进步,人民是满意他们的。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能领导群众,坚决向反革命,向封建势力作斗争,“生活上与贫雇农共食共居,日以继夜,不避饥寒风雨,怀着满腔热情,艰苦奋斗”,“几乎是把全部生命交给了工作”,“努力执行上级指示,不懂就学,有错就改”,这些都是良好的品质,应该注意宝贵。“所谓上好、中少、下糟是不对的”(引号内录京津参观团报告)。但又必须明白他们有缺点的,思想上把复杂的阶级斗争简单化和工作不很得法,这两条几乎是大多数人的通病,有些本来可以避免的错误,而在工作中一再重复,也是重要因素之一,任其自流不加改正也是不对的。然而要求他们第一天学了上级的一切指示,第二天就变成永不犯错误的工作能手,却是不可能的。他们拿着上级的指示去领导群众时,又要提高群众又要迁就群众,既不能跑在前边,也不能落在后面,不放手要右倾,放了手又不免出偏差,做到得法二字实非易事。实际上无例外都是经历着:不断工作,不断出错,不断纠正,不断进步这样一个过程。因此,领导机关教育干部也只能根据这个规律去进行,即是更多注意采用不断总结他们自身经验的方法去教育他们,而不是多用那种行政制裁方法去管制他们。单纯管制就会滞息了他们学习积极性和工作的积极性,是有害的。所以除了在用指示、用电话、用报纸、用广播台以及派员检查及时抓紧指导工作外,有一个方法是我们特别强调使用的,就是开会总结工作,加强实战教育。下边同志称之为“战地整训”。这样的会,五个月来已普遍开过三次,效果是很好的。领导他们分析经验,弄清是非,划清界线,让他们放心做工作,大家积极性日益提高,工作就日有进步。只有对那些有意做坏事的分子,丧失立场的分子,或者多次教育,已明了何是何非,仍坚持不该错误的分子,才分别情况,采用惩处办法。教育干部要结合实际斗争,提拔干部也是如此,尤其对农民干部的提拔,不经过斗争考验,只开训练班是不能成功的。经过了几个月的工作,一批老干部得到提高,一批新知识分子干部得到改造,一批农民干部得到提拔,做了工作又培养了干部,给今后工作打下了基础,这应该看作是一个重大收获。在此期间,我们曾收到了不少信件,听到过不少责难,内容不外是说下层干部不好“你们姑息错误”,有的所举事实与看法都对,有的所举事实对而看法有偏,有的事实与看法都有偏,有的是因为本身犯法而借机叫嚷,以他人之错掩饰自己之错。所以对于这些提意见的人,除查明其所述事实真相,及时处理外,并按以上所述使用与教育干部政策原则,向他们做了解释,这种解释工作今后还需反复进行,因为在这方面发生疑难的人为数还是不少的。本兼听则明之旨,我们是很愿意倾听来自各方面的各种意见,并愿意彼此竭诚相见商讨有关问题的。
这一次的土地改革,除了固定于当地的工作干部外,还得到了各方面的增拨,北京、天津、汉口本区各省会各民主党派、文化界、教育界、工商界都先后派出大批干部去参加土地改革,对工作、对参加者本人帮助都是很大的。各城市人民政府与人民团体多方努力,进行了广泛的动员,团结与教育职工、工商业者、文化教育界知识分子援助农民斗争,也得到了很大成绩,保证了人民的城市与人民的乡村间的真正合作,加强了各个革命阶级之间的亲密团结,壮大了土地改革的阵营,孤立了封建势力,形成一个反封建统一战线的大进军。这些都是土地改革中新的经验和重大收获,今后还应该发扬巩固起来。
全区连去春以前完成的一千七百万人口地区,加上此次完成的五千万人口地区,合计有六千七百万人口地区完成了土地改革工作,约计还有七千万人口地区的工作,须于今后完成。按时间与力量,一九五二年春前在五千万人口地区完成,下余二千万地区除少数民族集中居住区,尚须推后进行外,其余则在一九五二年冬完成。这样就是在先后三年内完成了全区土地改革,大体确定这样一个计划,估计是有把握完成,而不致发生过急过慢错误的。
已完成的必须继续加以巩固,做完了就万事大吉的想法是错误的;未完成的要加紧准备,以为过去有了经验,今后即可一帆风顺的想法是错误的。任务还极其繁重,松一口气的思想必须纠正。
从现时起就必须立即着手进行以下各方面的工作:
第一、不误农时,组织生产,这是全区的总任务。停止土地改革,必须了解为是暂时停止全面的分配土地,而不是停止群众运动。因此,已土地改革区,必须做好结束工作,要针对生产关系的新变化在个各阶层中做工作:大力支援新得地的贫农尤其雇农,使他们能有力进行生产;从实际上团结中农,使他们敢于放手发展生产;稳定富农,使他们安心生产;用适当的管制加训导的办法,迫使地主进行劳动,不荒土地(确有困难者,按本会春耕工作指示说明办法给以照顾)。执行春耕生产十大政策,纠正某些被错划的阶级成分,组织果实的使用,稳定新的生产关系,加强农民协会组织,放之地主反攻。未土地改革区,须继续在不误生产的前提下,开展减租退押,以解决群众生产困难。不论何处,皆应切实组织群众为不荒芜一亩土地及预防和克服春荒、夏荒、水旱灾荒而斗争,力争再一个丰收年。
第二、非土地改革区加紧土地改革的准备工作:其一是:在秋天以前,普遍而又深入地开展一个清匪反霸减租退押运动,务须在这个阶段,把封建政治统治打倒,农民尤其是贫雇农得到初步的发动,培养出一批农民干部。而在广东等地并须结合这一斗争,把当地干部加以整训,端正其立场、作风与思想,认真完成土地改革的群众准备和领导准备。其二是,各省须分别在春秋二季,抽调一批业已有了土地改革工作经验的干部加以集中的系统的训练,用总结工作经验为主的方法,使他们知识系统化,以便转移至新土地改革区,充当区与乡工作组的领导干部。
第三、已土地改革区,应转向生产、教育、和民主三大工作。在秋天以前,是整顿与提高农民协会组织,调整生产关系,进行抗美援朝思想教育,提倡适合农民习惯的互助拨工,举办合作社,以进行生产运动,结合生产,检查土地改革,发动那些未经发动起来的群众(如部分妇女、中农、小部分贫雇农),打击那些仍然有复辟活动的封建势力。在秋、冬发放土地证,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冬学运动,进行深入一步的反封建反帝教育,复查夹生村,又准备地消灭某些与反革命相勾结的秘密封建组织,选举与健全农民代表会,及其他青年、妇女、民兵组织,以巩固乡村政权。进而组织起来开展大生产运动。为实现这些任务,必须注意保留已土地改革区的领导力量,而不宜过多过快地调走在原地工作的干部。
最后,我们在工作中还碰到许多具体政策问题,大多是中央与本会尚无具体规定,而在实际工作中又不能不解决的,其中重要是山林的分配问题,划阶级中关于地主富农、债利生活者、小土地出租者、农村工商家等成分确定上若干问题。这两项问题业已提出专案说明,这里就不加叙述了。
这个报告,实不足以充分说明工作的全部情况,和几千万人民斗争的丰富经验,还希望各位同志多予补充和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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