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前途之希望与国民责任
春寒索居，俯仰多感。三边烽燧，一日数惊。日惟与吾友明水先生围炉相对，慷慨论天下事，刿心怵目，长喟累欷，辄达且不能休。明水谓其言有足以风厉国人者，乃移述之以为此文。〈著者识〉
明水谓沧江曰：吾子平居以乐天无闷为教。谓国家兴亡，系于人事者什八九，中国非无可为，在吾侪戮力尔。吾习与子游，讲闻既熟，诚不敢猥自暴弃。虽然一二年来，熟察天时人事，无往不令人心灰意尽。殆范蔚宗所谓中智以下，靡不审其崩离。吾子云云，毋亦姑作达语以自解，或率其不忍人之心，知不可而为之耳。沧江曰：不然。夫知不可而为，惟圣如孔子者能之。吾鄙人也，学道无所得，岂足语于此。且天下惟极不达之人，始好作达语以自解。譬诸夜行畏鬼，强作狂歌，吾不为也。使中国而信无可为，吾惟蹈东海以死耳，决不忍更发一言治一事。吾之不忘吾国，以吾国有使吾不能忘者存也。今吾子忧中国之无可为，固当有所见，其有以语我来。明水曰：俗论之言中国必亡者非一端，非吾所悉敢从同也。请得举其说之深中于人心者，附以吾之所忧疑，惟吾子辩析焉。沧江曰：诺。
明水曰：今列强耽耽谋我，我之所以自卫者，殆穷于术，此亡征之最显者也。沧江曰：斯固然也。虽然国与国并立于大地，狡焉思启，谁则蔑有。孟子曰：“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外患非有国之公患也，且子不见乎普鲁士之初建国乎？七年战争之役，五六强协而谋之，其险象视我今日何如者？不见乎百年前之法兰西乎？大革命起，全欧伐罪之师压四境，及拿破仑既败，而列强会于维也纳，各磨刀霍霍以向之，其险象视我今日又何如者？又不见未统一以前之意大利乎？以华离破碎之数十都市，分隶于数强国，不度德量力而思与抗，其险象视我又何如者？由此言之，外患非有国之公患，视国人所以因应之者何如耳。且以土耳其之孱，欧洲列强视为投地之骨者垂五十年，至今岿然尚存。波斯之遇英俄也亦然。即彼新亡之朝鲜，自三四十年前，久已不国，然且拥虚号历二君；直至去岁，然后君为奴而社为屋。夫亡一国若斯之难也，吾子亦能言其故乎？明水曰：土耳其、波斯、朝鲜皆非以其为能竞争之主体而自存也，实以其为被竞争之客体而幸存。欲得之者众，则其势莫敢先动，而弱者乃反赖以暂即安。及乎强者不复以为竞争之鹄，则弱者之命定。曷云乎不复以为竞争之鹄，必其经一战之后而胜负有所决也，否则协商而宰割之也。夫苟日俄不战，则朝鲜虽至今存可也。苟欧洲列强均势破，则土耳其不旋踵而为波兰续也。
沧江曰：如是如是，弱者不能自立。而但恃人之容我为国，为状诚至可悲。而当其尚容我为国之时，固不得不谓天之所以仁爱弱国，而予之以图全之机会。使朝鲜人于十年前而急起直追，一反其所为，犹可以不至有今日。而土耳其苟自今有人焉，整饬纪纲，增进文物，十年以后，虽跻于列强可耳。夫今日中国之地位与三十年来之土耳其，绝相类也。自今以往，彼与中国有关系之列强，或经一战而胜负有所决耶？或捐弃猜贰协商而宰割我耶？有一于此，吾亡必矣。虽然，此二者皆非易致。藉曰有之，其亦必在于十年之后。此十年中，吾虽复荆天棘地，要未必能以他力将世界地图上之中国二字遽行削迹。质而言之，吾国人苟非发愤自亡，则他人殆无能亡我者。
明水曰：乃者俄兵压蒙伊，英兵入片马，法人乘之窥滇桂，旬日之间，三边绎骚；而日本之在满洲，久视我主权如无物；而吾子犹谓我国可以即安，毋乃太自欺矣。
沧江曰：吾谓中国可以不亡云尔，非谓其不危也。危固亡之渐，然危与亡相去尚一间焉。今且取列强与中国之关系而纵论之。彼俄、日、德、法，皆怀抱侵略之野心者也；英、美则虽不敢谓绝无此心，而比较的不如彼四国之烈者也。此国中一般人所能见及也。夫俄国在东方之势力，则洵根深蒂固矣。然自日俄一战，十年所营，熸其泰半。自今以往，终不能以大得志于满洲，乃回马首以向回疆及蒙古。今也穷日之力以筑中亚之新铁路，而集大军以压我境。蒙回二疆，俄人固取诸其怀，莫能与抗也。然谓其遽一举而取我名义上之主权而并夺之，恐未必尔。盖并夺此名义，则其所以镇抚住民者，转多费力，反不如假我官吏为傀儡，著著注入实力，待其机会全熟乃一举而获其实，为计尤得也。法之不竞久矣，其民颇习于俞乐，虽有异志，然用兵于外，非其力所能遽及也。德人锐悍迈往之气，不可一世；然方事事与英相持，苟欲有事于远东，则利害尤与英冲突，非先交欢于英，或先取英之势力而大挫之，则终不能以大得志。然此二者皆非旦夕间所能望也。英人固非必无利我土地之心也，然彼在我境内生计竞争上之地位，本已最占优胜；虽瓜分焉，未必有所增，而缘扰攘之故，反生损失。故英人常欲维持我国现状，地位使之然也。美则生计上之既得权亚于英，而政治上之势力范围远后于他国。故瓜分中国，于美国无毫毛之益，而有邱山之损。其不欲之，更无论也。若夫日本，席方兴之运，而恒苦于地小不足以回旋。与我接境，而海陆军皆居最优之势，其狡焉思启之心，固天下所共见。然谓其必以瓜分中国为得计，正恐未然。非谓其有所爱于我也，盖当实行瓜分之时，日本无论若何强悍，其所能得之地圈总有限。日本今方汲汲焉务国民生计之发展于外，而其最大计画则以我全国为之尾闾。十年以来，彼于生计竞争上，已著著占优胜之地位，后此益将有望。而实行瓜分之后，各国且将于其所占领之境界内，各行保护关税，则日人商务侵略之范围，将大减杀。夫瓜分中国，则长江流域、西江流域必非日本所能染指也，即燕齐秦晋间，亦非所能望也。所得者，仍南满与福建之一部而已。南满久为彼怀中之物，享其实何必尸其名。而以贪福建之一部，而推十馀省之大利以予人，日人虽愚，不肯为此也。夫今日我国为条约所束缚，曾无自定关税税率之权，此实各国产业自由竞争之最好地盘。英美所以欲以全力维持现状者，凡皆以此。日本位置，虽与英美不同，独于此点则利害惟均者也。合以上各情实以论之，可得三断案焉：（第一）各国虽耽耽涎我边境，甚或举我边境之一部，攘为彼领，然犹未能遽以施诸本部各地；（第二）在本部各地，虽各各务扩充其势力，然名义上仍公认我主权；（第三）至于万不得已，然后谋共同干涉，再万不得已，然后谋共同瓜分。夫既曰不得已而谋干涉谋瓜分，则谓中国可以即安焉固不得矣。然干涉之祸，必其在外债山积，不能履行偿还义务，财政紊乱，达于极点，内乱蜂起，不能戡定之时。瓜分之祸，必其在列强经一次大战争，胜负有所决，国际关系与今迥异之后。然则此数年间，固尚有容我图存之馀地；既容我有图存之馀地，即容我有图强之馀地。夫今日而始言图存言图强，则既已迟矣。然犹有如孟子所云：“有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苟为不蓄，终身不得。”若我全国人悉横一亡国不可复救之观念于胸中，此如有病者于此，其亲族竞以为不治也，委而去之；病者亦自以为不治也，益日夜思所以自戕。此其必至于死，固矣。然非死于病，死于误认其病耳。吾所恶夫中国必亡论者，凡以此也。明水曰：今国中财政现状，岌岌不可以终日。今年预算不足者七千馀万两，而各省之亏缺实不止此数。此后岁出，益有增无减；而岁入增加，绝无几望。司计之臣，瞢然不知财政为何物，踯躅冥行，趋死若骛。吾子固常言矣，谓率此不变，则政府破产之祸即在目前。就令无列强干涉，而即此一端已足亡中国而有馀。子云无畏，徒自壮耳。沧江曰：兹事吾久已忧之成痗，若云不治之证，则犹未也。考今世号称强国者，无一不经过此绝险之关。彼日本维新伊始，政权甫自幕府以移于王室，列藩拥土自重，而中央政府无一铢之入，仰给于贡献而已。及废藩置县，而政府承各藩滥发之纸币，不得不为代偿。且撤藩土之世禄，须别有以给之以赡其生，所费盖十馀万万焉。未几复遘内乱，竭帑藏以事征讨，不足则称贷而益之。盖当明治十三四年间，日本之财政惟恃不换纸币以为弥缝。稍有识者，未尝不为之寒心也。其他美国当南北战争前后，俄国当槐脱氏任度支大臣前后，财政之紊乱，皆不可纪极，而数年之间，转危为安。其最甚者，如法国当路易第十五、第十六之时代，以财政积弊太深，卒酿大革命之祸。然波旁王朝虽缘是颠覆，而法兰西国固无恙也。其后有豪杰振之，终不失为富强。准此以谈，则乏财抑非有国之公患也。今各国通行税目，为我国所未经采用者甚多。国中一部分人，其负担租税之力虽至竭蹶，而他部分人，其负担力有馀裕者，固自不乏。故今日财政，虽似棼不可理，然按诸实际，其整顿乃甚易易。以吾观之，则其视日本明治十三四年间之险象，我尚不逮彼什一也。病在不得人而理之耳。
明水曰：财政规画，必以国民生计为之源泉。而我国民生计之危机，吾子既言之有馀痛。更阅数年，全国破产，殆将不免。吾四万万子姓，且成枯腊以死。及其时，虽欲救之，亦安可得？
沧江曰：此其病根诚至深远且至可怖。然犹是缓症，非急症也。譬诸肺痨，固足以致人于死，然及其病之未深，固尚可治。夫今世欧美诸国，咸苦资本过饶，生产过溢，而以我为之尾闾，于是产业革命之馀波，泛滥以及于我。我所为日即于贫者，岂不以此耶？然此现象是否可以永陷我于九渊，则当视我国民所固有之生计能力何如，使我民而果为生计能力劣等之民也，则自今以往，我将成为生计上之隶属国，行亦必夷为政治上之隶属国。而不然者，则一时之风潮，虽甚足畏，亦视其所以御之者何如耳。且吾子盍一纵论我国民生计能力果何如者。明水曰：畴昔闭关未与外遇，固未由与人比其劣优。及至于今，则吾之惭德，宁复可掩。他勿具论，即如国产中号称最大宗之品，若丝、茶、糖、瓷、豆等，内之从未闻能联合以改良其生产，坐视外国产品之见压；外之从未闻能直接以自致之于各国市场，惟仰外商为我稗贩，而俯首以乞其馀沥。又今世之新式企业若股份有限公司等，其制度之输入我国，亦既有年，而至今不解所以运用之之道，每试则什九失败。又以举国之大，曾不能自设一有力之金融机关，而令各国银行得制我死命。凡此之类，皆吾国人生计能力薄弱之表征矣。沧江曰：吾子所言，诚国人所宜日三复而深自省也。然遽以是断定我能力之必后于人，吾犹未敢遽谓然也。大抵生计现象之与政治现象，常如辅车相依而不可离。就中若股份有限公司，更非在完全法治国之下，末由发达。夫在今世而欲与列国竞胜于生计界，必以大资本之股份有限公司为之中坚。而我国现在政治实与股份有限公司之组织不能相容，故国民生计能力为政治现象所压抑而不克抽萌以出。谓其本不若人，不亦诬乎？且如英国与欧洲大陆诸国，其族姓谱系至相密迩也，而英人生计能力，其发荣乃先于他国数百年。无他，英之政治早已修明，而大陆乃方在扰攘中耳。夫今之美人，犹昔之美人也。而南北战争后，其生计现象何以突变焉？今之德人，犹昔之德人也，而联邦成立后，其生计现象何以突变焉？今之日人，犹昔之日人也，而两次战胜后，其生计现象何以突变焉？岂非其生计上之本能，畴昔固有所遏耶？夫世界中诸民族，其以生计能力缺乏为病者则有之矣。古昔之埃及人、小亚细亚人、阿剌伯人，皆其最缺乏者也。希腊人、罗马人，虽稍优于彼辈，然缺点犹多者也。其在并世，则朝鲜人、土耳其人、波斯人及印度人中之一大部分，其最缺乏者也。我国中之西藏人、蒙古人亦其类也。在列强中则法兰西人、意大利人及其他之拉丁民族人，亦终不能于生计界占优胜者也。俄罗斯人则今尚幼稚，为劣为优未能具断者也。若我中国人乎，吾以为其生计能力之受之自天者，决当在日本人之上，即以校英人、美人、德人亦当无大逊。盖生计能力之为物，大约以三要件结合而成：曰勤劳，曰贮蓄，曰冒险企业。而我国民之具足此三德，实环球之人所共称叹也。今所以未能淬厉光晶者，不过恶政治为之障。苟政治现象一变，则我国生计上之势力，不十年而震慑群雄可也。
明水曰：举凡吾子所言，皆以有良政治为前提。若现在之政府，则何望者？就令现政府悉行辞职，继起者亦一邱之貉。果有何道以得良政府者，今即将并世各文明国政府组织之形式，全然移植于我国，而能否运用，存乎其人。用何人以任政府，权自操诸君上，又何术能使之以必得良政府为期者？此问题不解决，则子之论据，破坏而无复馀矣。
沧江曰：诚哉然也。国家之命，托于政府。政府失职，虽有极隆盛之国家，可以不十稔而濒于亡。况其在我国之今日乎？虽然，政府者何？亦人民心理所构成已耳。虽有极悍暴之政府，苟非得多数人民承认而拥护之，则决不能以一朝居。且夫政府也者，立于最易为恶之地者也。苟人民不为之立监置史以严督乎其后，则固宜恶者什九而良者不得一。子盍亦一翻各国前史，视其人受恶政府之荼毒为何如？而其所以自拔又何如者？彼英国固立宪政体之祖国也。其国会乃自建国以来蜕变发达，由来旧矣。然前此恶政府之祸，史不绝书。其最甚者，如占士第一之时，嬖人卜硁函公爵擅政十馀年，外交失败，财政紊乱，吏治芜旷，贿赂公行。当时英人为之语曰：“谁欤宰制英国者，曰我王。谁欤宰制我王者，曰卜硁函。谁欤宰制卜硁函者，曰魔鬼。”观于此则其流祸之博，可想见矣（卜氏之败德失政不能尽述，稍读西史者当能知之。若无暇读史，则中国今日之政府即其绝好之一幅复写帖也）。占士既淫湎无度，大失民望。及崩而其子查理士第一继之，查理士仁而寡断，权益移于卜氏。卜氏恃宠而骄，一切不任责，而王反进而为之受过。国会几度弹劾，留中不省，反命停会而慰留卜氏。吾子试思此种情实，与何国何时代之现象酷相肖者。卜氏炙手可热之势，积十馀年自谓与天地长久。问其收局，则伏尸二人，流血五步，万事了耳。卜氏既毙，代之者为辟谟。怙恶不悛，谓民实狂悖。法当威压，遂乃诛戮无艺，又竭其力以从事聚敛。恶税恶币，接武繁起。民不聊生，终受国会十三度之弹劾；王不能庇，乃付法院而处以极刑。由此言之，以宪政发达最健全之英国，而其曾受创于恶政府也固若彼。由今日观之，当卜氏、辟氏柄政二十年间，英民盖呼吁无所，智勇俱困，且法、西交侵，去亡一发。幸英人以百折不磨之气相淬厉，卒能荡此群魔，复见光晶，以有今日耳。使其时英人相率灰心绝望委心任运，则今世界上早无复有英国焉，未可知也。英犹如此，他更可知。彼法、俄、奥、日诸国，岂尝有一焉不经恶政府之荼毒销铄？诇诸史乘，历历可稽。吾无为更累举以尘听矣。要之政治上有一大原则焉，曰凡政府能为恶者，则国民许其为恶而已。其象如律之所谓和奸，恶政府则狡童，而许政府为恶者则游女也。故夫陷中国于今日之地位者，其罪固在政府。然使政府得陷中国于今日之地位者，其罪又在国民。吾与子推论中国前途希望，顾不言政府责任而言国民责任者，凡以此也。
明水曰：吾子言及此，则几于图穷而匕首见矣。且吾子不云乎，政府者人民心理之所构成也。今吾国曷为而构成此种政府，则吾国民心理之居何等，抑可见矣。譬诸沙漠之碛，末由产嘉荫；粪土之墙，不堪施藻绘。吾所以窃窃忧中国之亡者，凡以此也。
沧江怫然作色曰：如吾子言，得毋谓我中国人实天赋之以亡国民之劣根性乎？其悔我国民不亦甚乎？明水曰：非敢云然也。顾事实所在，又岂能徒以我慢贡高之辞自揜。且子不见乎希腊之将亡也，曷尝无德谟士的尼其人者？罗马之将亡也，曷尝无希西罗其人者？彼皆熟察时局，洞瞩几先，日哓音瘏口以谏说其民，泪尽继之以血，然终已无救于亡。何则？当一国风俗颓坏人心腐败之既极，全社会为鬼脉所中，暮气所掩，虽有圣医，不得而起之也。吾子之乐天主义，其奈之何？沧江曰：子问及此，所以起予者多矣。此非由历史上观察我国民根性，备说其正轨变轨，而以之与今世强国与夫衰亡之国相比较，则无以下正确之决论，而定我侪之所当从事也。倘不厌其长，愿闻之乎？明水曰：诺，吾愿闻之。吾且信我国民凡有血气者举愿闻之。沧江曰：凡人之受性，恒各有其所长与其所短。大人者，能自知其所长，而善用之，发扬之，淬厉光晶之；而能自知其所短，而矫变不吝也，其难矫变者，则深思其所由来，而治之于本。此为大人而已矣。夫国民性则亦犹夫一人之性焉尔。凡一民族之性，终不能有长而无短。而长短之数，有绝对的恒久不变者，有相对的与时推移者。而其所短，有积之甚久而难治者，有为一时之现象而易治者。今欲语中国前途之希望，亦惟使国民自知其所长所短，且使知所以善用其所长矫变其所短而已。
明水曰：请语吾国民之所长？
沧江曰：我国民能以一族数万万人，团结为一个之政治团体（即国家），巍然立于世界上者数千年。此现象在我固习焉不察，未或以为奇，然征诸外国史乘，实欲求伦比而不可得。此非有根基深厚之国民特性，不能幸致也。盖民族之建设一国家，为事本极不易。有自始不能建设者，有建设仅至半途而遂不克完成者，有虽完成而甚脆薄一摧即坏者。彼劣等之民族，不必论矣。至如希伯来、希腊、罗马、日耳曼之四族，世界史上最有赫赫之名者也。然而希伯来人仅长于宗教，自始不能为政治上之结合。希腊人阅数百年，蹐局于市府政治之范围，始终不能建设所谓大希腊国者，以底于亡。罗马人能建国矣，而辟土既广，则尾大不掉；帝政既立，旋分为四，分合相寻，卒界为二；蛮族侵入，失其所以自守，遽见宰割。彼日耳曼人者，今欧西诸国之过半，皆其所自出也。以族属言之，则英、法、德、奥，若我之秦晋齐楚耳。而中世千数百年间，屡思组织所谓神圣帝国者，迄莫能就。卒乃诸部分化，异性日著，至最近三四百年间，然后完全具体之国家出焉。就中若德意志、若意大利，尤为晚熟。盖不知经多少仁人志士之血泪，而始得以一国之名义立于天地也。斯何故欤？盖国家也者，以人民为分子而组织以成者也。按诸物理，凡合多数分子以成为一体者，必其各分子之性质略相等，式样略相等，容积略相等，然后可以结合而粘聚。而不然者，虽强糅之而决不能成，即成矣而决不能固。聚民为国，何独不然。是故为国家成立之障者多端，宗教之龃龉也，语言文字之睽违也，都鄙部落感情之阂隔也，阶级之轧轹也，有一于此，则其国中分子必不能保适宜之密度，动则睽离，而国家常杌陧不安堵。今世欧美诸国，盖竭千数百年之力，以求养成此浑融统一之国民性者，直至最近一二百年间，其效始睹。而其功在半途之国，犹且有之（若奥大利，则其国民性之基础至今尚极薄弱者也。若俄罗斯，则国民性大体虽具而未能十分浑融者也）。盖兹事若斯之难也。而我国乃有天幸，藉先民之灵，相洽以为一体。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宗教同，言语文字同，礼俗同，无地方部落之相残，无门第阶级之互阋。并世诸国中，其国民性之成熟具足，未或能我先也。夫我国民性是否适于今日之时势而足以优胜于物竞之林，此固当别论。虽然，国民性之良否则国家荣悴之问题也；国民性之有无，则国家成坏之问题也。惟其有之，乃可以释回增美以使即于良。若其无焉，则早已如果蠃之与螟蛉，谓他人父，不有其躬矣，而更何良否之可云。夫我之有此浑融统一完全具足之国民性，此即其国家所恃以与天地长久也。社会学大家特氏有言：“凡灭国者，灭其国民性而已。”大抵绝无国民性之部落，灭之最易。如欧人之在美、非、澳三洲，芟夷其土人而植民于其地是也。国民性未成熟之国，灭之尚易。如俄、普、奥之分波兰，其一例也。国民性已成熟之国，苟其壤褊人稀者，犹或可积岁月以灭之；然仍视其国民性之良否，以为难易之差。其诚良者，终古莫能灭也。那威之于瑞典，匈牙利之于奥大利，是其例也。爱尔兰之于英吉利，亦几其例也。若夫以具足之国民性而拥有泱泱大邦者，则苟非其国民自弃掷此国民性丧失无馀，则断无他国能灭之。古代之罗马，是其例也。夫他国欲灭我国，则谈何易易乎！昔印度面积人口，皆略亚于我者也，而英能灭之，或且持是以例我。虽然，我则岂与印度伍者。夫印度乃地名耳，非国名也。试问自有史以来，曾见有所谓印度国者现于大地否耶？就中惟有号称蒙古帝国者，曾建设于斯土。然蒙古人之自身，本已非能建国之民族，又乌能假其力以结印度为一国？今之印度，犹有沟绝不通之种族三十馀，言语百二十种，部落酋长亦数十。盖印度自始无统一之枢轴，自始无国民性也。援彼例我，抑何自暴弃一至此极耶！不然，彼英人当东印度公司全盛时，仅以义勇队二千馀人戡定全印（此英人也，至其所练印人为兵使之自戕者不在此数）。方挟其馀威，以割我香港，索五口通商。岂其有所爱于我而不欲以待印度者待我，然而不为者，知其业之不可企，则知难而退也。今如俗论所言谓中国必亡。夫亡国云者，则必其见亡于他国之谓。若易姓鼎革，不足以云亡也。试问我中国人非僵卧以求人之来亡我，则谁敢亡我者？又谁能亡我者？夫使世界上仅有一国，能现出一种不可思议之力以鲸吞我，尽消灭我国民性使合于彼，不听则尽狝之无孑遗，则中国亡矣。然兹事顾今日所可得睹耶？欲亡我者，必其出于五六国之瓜分。而我坚强之国民性，经二千年之磨练，早已成为不可分之一体，终不能裂为五六，而各各与他国之国民性相糅合；更不能如彼本无国民性之族，徒以部落生涯自安。虽强瓜分，只一时耳。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但使国民性一日不绝灭，终不能以此四万万人分隶于数国之下明矣。夫以台湾之内附，仅二百馀年耳。腹地之民，渡海以殖者，数且甚稀。其受此国民性之感化，至微薄也，而割隶日版，亦垂廿年。日人汲汲思所以同化之者，无所不用其极，而至今其男女曾无一肯与日人杂婚者。避地内渡岁不绝，其豪俊日夜祷祀故国之一振而思有所归也。台湾且然，况乃中原。是故我之具此浑融统一之国民性，即我国家亿万年不亡之券。吾侪所为怙恃之而能自壮者也。
明水曰：得吾子之说，使人神气一王。虽然，国民性终非可以仅有之而自足也，固当求其良焉而适于自存。吾国民性果足称为良国民性与否？是吾所急欲闻也。
沧江曰：吾国民性之不良焉者固多，其良焉者抑亦不少。吾将先语其良者。（第一）四民平等之理想，为我国民数千年来所信仰而成为习俗。此建国要素之最可贵者也。夫所谓完全之国家者，惟国家有统治权。而凡立于此统治权之下者，其公权私权，一切平等。夫然后可以使人人各尽其才，而无或偏枯萎悴，以减杀国家分子一部分发荣之力，又不至国中分子常相轧轹，以消耗其元气。故各国之大政治家、大政治学者，咸斤斤以此为务。而过去世界之政治史，其什之八九则此理想之进化史而已矣。欧洲诸国，累革命以革命，直至最近百馀年间，然后此理想得现于实。而印度、埃及、波斯、朝鲜等国，皆以不具此理想而即于衰亡者也。而我国则二千馀年间，此理想日渐发达，从未闻能以一阶级垄断政权，布衣卿相习以为常。马医之子，负贩之夫，但有才贤，皆能自拔以立于社会上最高之位置。虽非无爵秩之名号，然未尝有特权与之相丽（今世各君主国皆有爵称，但使不附以特权，固与平等之理想不相妨也）。高官显宦，一归乡井，则与齐民齿。今世法学之大义，所谓“在法律之下人人平等”者，我国当之矣（其中如皇族有特别法等，此亦凡今世君主国所不能免，其范围甚狭，不足为病也。况各国之特别法犹不止此数，如军人僧侣等皆有之，岂足为法律上人人平等之疵累耶）。而此种善美之理想所以得现于实者，实我国民固有此善美之性使然也。明水曰：斯固然矣。
然吾窃疑我国运所以凝滞不进者，亦未尝不缘此等事实以为之梗。征诸外史，缘彼阶级相阋，而国中各部分之人皆得淬厉以增其能力，而彼特别优异之阶级，恒有所凭借以厚其所养。伟大人物往往出其间，于以作全社会之中坚，国实赖之。若英、德、日本，其最显之例证也。今我国得毋亦以久习于平等之故，无竞而失其中坚。以致有今日之罢敝矣乎？沧江曰：吾子所言，则可谓深入而烛微也矣。大抵天下事利害常相参，祸福常相倚。英、德、日本之有今日，固不得不谓为食阶级相阋之赐，即其现今为国之桢者，亦多出自特别阶级，洵如吾子所云云。虽然，若谓苟非经其现象，则国家无从发荣。吾有以知其必不然矣。彼美国者，则自四百年前初殖民时代以迄今日始终未尝有所谓特别阶级存也。其安富尊荣，又何以称焉？要之，阶级制度之为物，弊恒馀于利。其无之，实国家之福。我国民二千年来养成此四民平等之良习，实为今后之政治家省却无数难关，无可疑也。
（复次）我国民自营自助之精神，又国民性中之最可贵者也。我国之施政向以不扰民为训，耕食凿饮，宴然与帝力相忘，是即我国历史上最太平时代之现象也。是故政府常取放任主义，于人民日用饮食养生送死之道，未尝一加干涉。人民亦知政府之不能为我怙恃也，不得不断绝倚赖之心而自为谋。就中如教育事业，二千年来之政府，未尝闻有所谓教育方针也，而民间讲学之风乃大盛。我国教育史之全部，则私立教育之发达而已。又如生计政策，除农政间有设施外，一切听民之所自为。我国民生计之向荣，自始未尝一经政府之助长也。其他凡百，大率类是。故并世各国，除英美外，其自营自助之精神，未有如我国民之盛者也。明水曰：斯固可贵。然稽诸外史，各国皆以经一度政府干涉之结果，能整齐严肃其民，使成健全之分子。我国徒以放任为治，此乃所以今日受其敝也。沧江曰：放任与干涉之孰为得策，本为政治论上之最大问题。学者各是其所是，至今未决。大抵在今日共同事业之范围日趋扩张，政府画诺坐啸，不足为治，固无待言。吾民以不得政府之助长，其于各方面之能力，多不能完全发达，此亦无足为讳者。然谓自营自助之非美德，是固不可，而此美德则我固有之矣。
（复次）我国民常能以自力同化他族，而未或见同化于他族，此真泱泱乎大国之风也。特氏之言又曰：“有灭人国而反被灭于人国者。盖国民性薄弱之族，虽一时偶产一二豪杰，挥其武力以灭彼文明之国，然不旋踵则入而与之俱化，反将其固有之特性消灭无馀，则灭人而反见灭于人矣。”（氏论亡国以国民性消灭为定义）若此者，求诸史乘，不乏其例。若马基顿人之灭波斯、灭埃及、灭希腊，突厥人之灭东罗马，蒙古人之灭欧亚诸国，其最著矣。我国数千年来之历史，其蹂躏于外族者，屡见不一见，然皆不旋踵而同化于我。且以西国史家所考据，则当春秋战国间，希伯来人入居于我山陕之地不少；唐之中叶，波斯人、大食人入居于我广东浙江间者尤多。然一二百年后，辄已浑化于我，无复痕迹可寻。即以今澳门之葡萄牙人论，其失其本性以从我者，盖不知凡几也。而我民之旅食于海外者，其国民性终古恒在，无所变坏。其强立不倚，在世界诸民族中，盖罕有伦比也。自顷以来，德国人移住于海外者，岁恒数十万，而所至辄尽弃其国语国俗以同化于人。德皇大忧之，常引英人之不肯舍己从人以为申儆。而史家论罗马衰亡之由，亦多谓其征服希腊以后，上下相率摹仿，化为希腊风。又自征服东方诸国，继袭其骄侈虚荣之恶习，以致罗马固有之国风荡然扫地，遂即于亡。盖国民失其所以自守，实国家之隐忧也。若我国民则其或知免矣。
明水曰：吾子以此为吾国民之所长，吾以为我国家所以不振者，乃正坐是。盖舍己从人，取人为善，此私人进德之良箴也。国家亦何莫不然？泰西之文明，常由各国彼此接触，互相仿效，错综化合而成。山不让尘，川不辞盈，斯乃所以为大也。故世之论者，往往非笑日本，谓其中无所有，惟事模仿。吾独不谓然。日本之善于模仿，正所以使其国家常能与外界相顺应而立于不敝也。我国之绝不肯同化于人，正乃所以凝滞不进，劣败而见淘汰也。
沧江曰：吾子所陈之义则博矣。国人所宜以作韦弦之佩也。虽然，以吾观之，则我国民自保守其文明之力诚甚强，抑其吸收他种文明之力盖亦非弱。三代以前之文明，其曾否有所受于他社会，第弗深考。秦汉以后，其与吾接触之诸族，实无文明可以饷我，我之不能有所受宜也。二千年间，他社会之可为我师资者，惟印度之宗教。而我国人之于佛教，则真能受而又能化者也。盖自隋唐前，印度大乘教大昌，未几遂熄，而独传于我国。而其条枝畅茂，乃大逾于本根。诸宗并起，声光烂然。盖佛教既入中国，则自成为中国之佛教。欲求其例，则如英人、德人之受景教于罗马也。其后宋明诸贤，复能去取其义，将中国固有之学术别开新生面。由此观之，则我国民于他社会之文明，非徒吸受也，且能咀嚼融化之，而顺应于我国民性以别有所建设。此则非惟日本人所不能企，即在欧洲诸国，亦所罕觏耳。非伟大国民，安克有此。明水曰：前事固然矣，然自欧美文明输入以来，乃丝毫不能吸受。即强为效颦，亦若鲠于喉而不能化，则又何说？沧江曰：此皆由政府非人，有以揠之，非吾民本性然也。兹事吾将与子别有所论。且今后之中国，能否吸化泰西之文明而自有所建设，亦视吾侪所以任之者何如耳。吾侪不自勉，而猥以谤国民乎？
明水曰：子既言国民之所长矣，愿闻其所短。沧江曰：请吾子言之，而吾乃衡其当否，且论其可救治焉否也。明水曰诺。
明水曰：西人之訾我也，谓我国之学问徒拘文牵义，支离破碎，或谈空说有，驰于空想；而所谓科学观念者，始终不能发达。博士埃弥尔来黑曰：“支那人虽解磁针之秘密，而航海术不闻进步；虽能知某星象之定期再现，而始终以极幼稚之天文学自甘；千年前已解三角法，且知用水准器，而制造工业上绝无发明；此其智能劣下不逮欧美人种之明征也。”（沧江案：博士匈牙利人，其说是。所著《国民功业论》，以一九〇四年出版）此论吾虽未敢尽从同，然闻之窃内愧，且滋惧焉。子其有以释之。
沧江曰：《诗》有之，他山之石，可以为错。博士之言，真吾石也。其所以警策我国民者至矣。虽然，遽以此为吾种人智能劣下之征，则吾未之敢承。今者欧西诸国，其实用科学之昌明，洵前无古人矣。然不过近二三百年事耳。当前明中叶以前，今之所谓文明国者，其人舍战斗祈祷二事外，殆一无所知。厥后乃有所谓烦琐哲学者兴，其支离破碎穿凿附会，视我乾嘉间之汉学，抑更甚焉。其时回教国民，于数学、几何学、物理学、化学、机械学等，皆有专家，立于学官，欧人睹之，舌挢而不能下。使当时回人径作武断，谓日耳曼种人科学观念缺乏，斯足为实论矣乎？吾恐今日欧人所以诮我者，亦若是已耳。况来黑氏所言，固多有不衷于事实者。法人黎柱荷芬所著《支那交通史》云：“西历第一世纪之后半，西亚细亚海舶始至交趾，凡二百年间。继续航行（按：此时代西人东渐以后，则我西征也。罗马帝安敦来通使，即在此期中），至第三世纪中叶，支那商船渐次西向，由广州达槟榔屿；至第四世纪渐达锡兰；第五世纪更由希拉以达亚丁，终乃在波斯及米梭毕达美亚等地，独占商权。至第七世纪末而阿剌伯人始与之代兴。”（按：黎氏自言据第八世纪时亚剌伯人大旅行记，其言当可信）由此言之，谓我国人不解航海术得乎？盖我国海运力，当千馀年前，已直逼欧境。惜也有苏彝士地峡阂其间耳，否则吾既以全欧为市场矣。其后虽中衰，而至明时，郑和复以修四十四丈广十八丈之楼船六十二艘，前后七次，遍历南洋群岛，最后乃由满刺加海峡（今称麻六甲），经滨角湾（暹罗京城），至锡兰，沿印度半岛之西岸，入波斯湾，更道阿刺伯海，至亚丁湾（《瀛涯胜览》作亚丹湾），溯红海抵昃达，复从非洲东岸即今亚比西尼亚之沿海，航摩森比克海峡，以至马达加斯加岛边。此其距好望角咫尺耳（吾前著《郑和传记》，此颇详，见《新民丛报》）。而葡人维哥达嘉马绕好望角抵印度，欧人诧为振古伟业者，乃在郑和通航后七十馀年。由此观之，则我国人于航海术果何如者？夫艰巨之业，往往非私人独力所克举，而常赖国家为之后援。非有班后伊沙比拉，则哥仑布安见能通美洲？非有葡王约翰第一，则维哥达嘉马安见能通印度？而我先民乃以自营自助之力，通欧人亘古未通之海道。彼我相校，何惭德之有焉？逮明中叶以降，政府设海禁，犯者处极刑，则兹业中绝，固其所耳。吾非欲炫陈史料以扰清听，不过聊举反对之证据，以正来黑氏所讥之谬，其他则固可类推也。抑科学之为物也，非赓续研究，不能大成。试一翻泰西科学发达史，何一非前人几经失败，而后人乃收其成者。彼近世欧人之于科学，所以能继长增高，良由其政府常干涉奖厉之，有国立大学以集中研究。而我国缘放任政治之结果，教育事业悉委诸私人，是故科学上虽时有发明，或则以未能自信，或则以自秘绝技，不获传与其人，于是其绪遂绝。由此言之，则我国科学之衰息，强半由政治使然，非吾民智能本不若人也。且即如来氏言，谓欧人所以强，全由科学观念之优越，而绝非他种人所能望。吾举我国前事，或不足以折之，则盍取证于日本。日本人当三十年前，曷尝知科学之为何物者。以云吾国人此种观念缺乏，则其缺乏之程度，至极亦不过与日本等耳。而日本不闻以此得亡，吾何惧焉？
明水曰：史家皆以尚武精神为立国元气，而吾国人则此种精神最为缺乏。吾深惧吾国之遂终不竞也。
沧江曰：斯言吾盖熟闻之，且日本人尤好以此诮我。我在今日，殆若无以间执其口。然谓我国民性本来如此，且将来永当如此，此决非笃论也。大抵列国并立之世，其人多好武；大一统之世，其人多右文。征诸罗马史，其最可见者也。我国古代尚武之风本甚盛。春秋战国间，遗迹可考者甚多（吾昔尝著《中国之武士道》略举其证）。洎秦汉以降，海内为一，环立皆小蛮夷。在我原不以齿诸玉帛干戈之列，其不能淬厉于武，势使然也。夫以一族之子姓同处一国中，而因一二枭雄攘夺神器之故，糜烂而战之；又或以一二霸主，兴无名之师，徼幸边功以为己荣，民之不愿为之致死，固其所耳。故诗人发为劳歌，史家引为深戒。濡染渐靡刂，其销铄国民迈往之气者虽不少。虽然，其根器之受自先民者，终不失坠，有所触而辄见也。近世史实，如郑成功以一旅之师，而攘荷兰辟台湾。郑昭率乡人子弟，绝无凭借以王暹罗，皆奇绩之最可诵者。至如最近对外之历史，虽言之羞愤，然如广州三元里之役，大东沟海战之役，团匪时大沾之役及聂军，纵以失败终，而犹使敌人赞叹至今。敌盖知我虽易侮而有时未尽可侮也。故其狡焉之心亦不得不稍戢。且夫尚武精神之为物也，非言夫其人之能豕突虓作湣不畏死而已，所贵者乃在其重名誉、尊责任、厉气节而急公家之难。此种精神之有无，乃国民强弱之表征。今我国民于此种精神，萎悴诚甚矣。然吾固信其根器之本极深厚，而磨砻而光晶之，固甚易易。吾征之曾、胡、罗、李诸贤之治湘军而可知也。二三君子不忍于生民之祸，思欲手援天下，浸假而子弟化之，而闾党化之，而闻其风者化之。其倡焉者非有他，急君父之难焉耳；其和焉者有非他，急师友之难焉耳。然而流汗相属，唯恐居后。触白刃，冒流矢，议不反顾，计不旋踵，人怀怒心，如报私仇。彼日本人所艳称之武士道，岂有加于是耶？夫兹事岂其久远，今之君子尚所及见也。今特患无曾、罗其人耳，而何民俗不武之足为患者。抑曾、罗亦岂有天赋绝特之才，予人以不可几及。今之君子，莫或肯以曾罗自居，则曾、罗之绪遂久绝于天壤也。
明水曰：外人动诮我为无爱国心。吾每闻之，未尝不怒其无礼，然无奈事实固有不可掩者。夫国中贤士大夫，真能先国家之急而后其私者，岂曰无人，然而终无道以蒸为风气。硕果一木，何补时艰。比年以来，侁侁学子，固常有慷慨悲歌之容，往往不移时而改其度。以故爱国一语，渐变作口头禅，而为君子之所厌闻。吾子亦能言其故乎？且兹病吾窃未知可药焉否也。
沧江曰：吾国民之爱国心，以视今世诸方兴国，信病其薄，无足为讳。此其中有一大原因焉，则国家观念之不明了是已。姚江王子之教曰：“未有知而不行者也。若其不行，祇是未知。”吾生平最服膺斯言。盖不知而责以行，未有能焉者也。国家之为何物，虽若尽人所能喻。然古今中外之国民，真知灼见者实鲜。欧人常指国家为近世史新产之现象，良不诬也。盖社会现象，级数非一，而国家实位乎其中间。欲明国家之观念，则不及焉固不可也，过焉亦不可也。其不及焉者，则其眼光所及，在彼位于国家以下之一级，知有家族、部落、市府而不知有国家；其过焉者，则其眼光所及，在彼位于国家以上之一级，知有天下而不知有国家。是故国家主义也者，内之则与地方主义不相容，外之则与世界主义不相容者也。而我国人爱国心之久不发达，则世界主义为之梗也。吉朋者，英国之良史也。所著《罗马兴亡史》，欧洲有井水饮处匪不诵之。其言曰：“罗马自征服意大利以后，其人民无复爱国心（沧江案：前此罗马人亦仅有爱市府心耳，不足云爱国心，盖未成其为国也）。彼非不爱罗马，然所爱者罗马之文化，非爱罗马人，非爱罗马国也。其人常以保存增长其文化为己任，以扩张其文化施于世界为己任，无论何族之人，有能完此责任者，则罗马人奉权力以予之不稍吝。故罗马历代帝王，起于异族者居其半。”此其言不啻为我言之也。吾国先圣之教，言齐家治国平天下，以平天下为学治之终鹄焉。故曰：“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于天下之中而别私其国，非先圣之所贵也。然则其所谓平天下者何耶？以吉朋氏之言言之，则将我先民之文化施于世界是已。夫在前古，海外大九州沟绝不通，所谓世界者，则禹域而已（当时罗马人亦以其交通所及之地谓世界尽于此，正与我同）。而此伟大之世界主义，非久遂现于实，畴昔所谓国者，尽溶解于此世界主义中（即天下）而无复存，如是者二千年以迄于今。夫国家也者，对待之名辞也。标一现象而名之曰某国，是必对于他国然后可得见，犹对人而始见有我也。既已举天下仅有一国，则复何国之可言，而更复何爱国之可言。秦汉以降，吾先民所知之世界，则仅有一国而已。故先民不名之以国而名之以天下。其蛮族小部落，本不成其为国，我固不以国视之。即彼未尝以国自居，等是群居于天下间之一人类，特文化有浅深耳。坐是之故，我国自昔未尝以爱国大义为伦理一要素。非有国而不爱，不名为国，故无所用其爱也。我国哲人常悬一平天下之大理想于心目中，而谓使此理想现于实际者，则帝王之职也。是故帝王之位，非一姓一族所可得私，惟有德而克举此职者宜居之（周公营洛邑而曰有德易以兴无德易以亡最足以代表此思想。盖我国先民其于无德之族，则臣民无忠事之义务也）。夫此种理想，极难实现，诚不俟论。虽然，不谓之为一种高尚纯洁之思想焉，不可得也。外人徒见乎我国之屡被他族侵入而恬然奉以为君，则以是为卑屈受诸天性。岂知数千年来我先民之所信者，以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夫如是，则其视金源斡难与丰沛凤颍亦何所择，等是以天下之人治天下之事而已。既无他国相对峙，则固当如是。而后生小子，不审历古所处之境遇，雷同他人之说，而以背亲亡耻谤其先人，不亦诬乎？若夫自爱其文化，则我民之忠诚，盖更甚于罗马。他族之入而君我者，苟能尽舍其所有而从我，我固安之；而不然者，则非排而去之不休也。五胡之与元魏较，蒙古之与本朝较，其最著也。夫国家者一国人之公产也；文化者亦一国人之公产也。人苟无爱护公产之心，则诚根性劣下，不足以自存。若我国民则固有之矣。是在善推其所为而已矣。明水曰：吾闻子言而稍有以自壮。虽然，子固言之矣。世界主义与国家主义不相容者也。而在今日，则非国家主义发达，无以自立者也。然则我先民之以世界主义为教者，其无乃贻深害于中国矣乎？沧江曰：天下事利害常相倚伏，故言非一端而已。世界主义者，将来最良之主义也，而亦我国二千年前最良之主义也。今有告者曰，山西巡抚与湖广总督构兵，江苏巡抚与浙江巡抚宣战，闻者亦孰不大诧以为不祥。然昔之晋、楚、吴、越，则数百年习为固然矣。是故以过去论，则缘此世界主义发达之故，而人民获无穷之福。即以将来论，而此世界主义又实为国家主义发达之助。盖非经此阶级，不能举全国之民治为一丸。我今日所以能拥此广漠之国土、庞大之国民，凛然具有雄视全球之资格者，则先哲之赐也。
明水曰：斯固然矣。然罗马徒以误于世界主义故而取亡，今吾国乃正蹈其覆辙。吾闻子言，滋益惧也。
沧江曰：斯诚宜忧。然我之与罗马，其趋势抑非尽从同也。罗马自世界主义发达以后，始终未尝遇敌国，不过以未成国之蛮野部落入而托庇于其宇下而已。其后此等部族，岁以发荣，罗马遂裂。罗马之裂，裂于内也。故其世界主义，乃所以使其境内之分子游离而背散。我则适得其反。我之世界主义，乃所以使我境内之分子融洽而合并。故在彼宜得恶果，而在我则犹可以得善果也。虽然，此阶级固不可不经，然既已经之，则又当迁化以求适应于时势。夫与今之时势相适者，惟一国家主义而已。我国民自六十年来，渐习睹夫有他国之与我对待。所谓国家观念者，亦已句出萌达。不过故见所积者深，故新见不能甚莹。亦由执政太非其人，故以谋之不臧，使国家与国民之关系愈阂愈远，而爱情无自发生。今者我民之爱国心，诚弱于他国，无可为讳。若之何以振之，则先觉之责也。
明水曰：国家也者，对于外而有不羁之独立权，对于内而有最高之统治权者也。我国以大一统之故，其对外思想之不发达，固无足怪。而对内政治之进化，则亦无可表见，何也？吾读泰西史，见其政治现象复杂变化，往复缭绕，诗人所谓“行到水穷，坐看云起”者，庶几似之，使人鼓舞兴起而不能自已也。还观吾国，则二千年来之政治，若一邱之貉。史家记录，不过帝王世谱而已；其号称政治家之所施设，则凡以为一姓一族固其权威也；而求其有合于所谓政治之目的者，乃不可得见（沧江案：政治之目的一在图国家自身之生存发达，一在图组成国家各分子（即国民）之生存发达。吾既屡言之矣）。外人诮我为政治思想薄弱，政治能力缺乏；吾盖赧然无以应也。且立国于今日，其万不能不采用立宪政体。既为有识者所共睹，而立宪政体果能适用于中国乎？世人且多以为疑。盖泰西诸国，此种政体之成立，虽曰在近今一二百年间，然其渊源实至远且厚。自希腊罗马以来，政权既出自议会，要职皆由民选举。中间若南意大利诸市府，当中世黑暗时代已养成独立自治之风；而英人之民权政治尤以渐发达，积之数百年以有今日。故其国中虽耦耕之夫灶下之婢，闻人谈政治问题犹且津津有味。每遇选举，举国汗流奔走，若营其私焉。夫立宪政治，质言之则人民政治而已。使大多数之人民而无政治上之智识，无政治上之能力，无政治上之兴味，则立宪之元气不具；虽袭其貌，徒增敝耳。夫今后中国之存亡，以宪政能否成立为断；而宪政能否成立，则以人民能否运用宪政为断。而吾还观我国民，则于此事盖有不能踌躇满志者。吾深惧我国民处今世物竞之林，遂不免于劣败之数。吾子于意云何？沧江曰：善哉善哉！吾子之忧深思远也，可谓知本也已矣。大抵专制政体，最足以锢人民之良知良能。我国人政治能力，本非薄弱，徒以久压于专制之下，末由遂其发荣耳。明水曰：子之言盖未免倒果为因矣。夫专制政体曷为能久存，则正乃人民政治能力薄弱使然。使稍强者，则暴君污吏，其何能以一朝居？
沧江曰：愿子毋躁，吾请更毕吾说。凡一国之政治现象，与其地理甚有关系，不可不察也。夫在疆宇廖廓之大一统国，则恒非专制不足以为治，势使然矣。希腊罗马皆古昔民权最张之国也。然希腊自亚历山大大王建一统之业（亚历山大崛起于马基顿，马基顿亦希腊人之别派也）已不得不尽弃其旧俗，而法东方之治以为治（当时希腊为民权政治之代表，波斯为君权政治之代表，亚历山大既灭波斯纯采用其政治。此后分为四大王国，而政治原则仍无变也）。“不自由毋宁死”之谚，起于罗马。古代罗马之元老院，其权力之伟大犹今兹英国之巴力门也。及其既征服意大利全境战胜加尔达额，以地中海为池，所至设留守以镇抚其民，遂尾大不掉以酿成武门政治。盖罗马共和政之末叶，举国鼎沸，酷类中晚唐方镇之祸；其民水深火热，望专制政治如大旱之望云雨也。故恺撒屋大维乃得因民所欲以建帝业，自是罗马遂为专制之政者垂千年（合东罗马言之也）。夫岂罗马人之政治能力前优而后绌哉？国势之变迁使然耳。盖古代无所谓代议政治，国有大事则聚一国之公民于一堂而取决焉，此惟在极狭小之市府国家而民数极稀者为能行之（波希战争前，斯巴达之市民仅九千人耳）。我国古代周官朝士之职，所谓致万民而询焉者，正此类也。及乎市府人口之孳殖渐繁，则此种制度效力已损其泰半；若版宇日恢，而于本市府之外别有领土，则此制度益复无术以维持。盖既已万不能聚全国之民于一堂，而当古代交通未开之世，就使采用代议制，而中央政治之利病亦断非地方人民所能洞悉，则亦益其敝已耳（史家多言罗马共和政治之消灭由于不知适用代议制度，而谓英人之发明代议制度为有天幸此。其论固甚精，然亦有未尽者。代议制度仍须有种种机关与之相辅，在古代虽发明之亦未必能全其用也）。于斯时也，其政治迁化之状态惟有两途。其一则如希腊，令新辟之殖民地纯然离母国而独立；母国与属地，各在其所宅之小区域内，设政府议会以行民权政治，而不相统摄。若是者，民权固能常保矣，而统一强固之国家终末由建设；忽遇强敌，遂见摧拉而莫能御。其非国家之福，不俟论矣。其一则如罗马，集其权于中央，使全国各地方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则能使国力大莫与京；然而政体遂不得不趋于专制。夫我国过去之历史，则正与罗马同其涂辙者也。中国之由封建而进为大一统也，其良果能否偿恶果而有馀，且勿具论。然以中国之地势，欲求不一统得乎？欧洲山脉纵横，海汊错杂，自然华离破碎，成割据分立之局，虽罗马人强欲合之而不能也。中国则山河两戒，平原万里，天开一统之局，虽欲宰割之而亦不能也。夫以天然一统之国，而境土如此其庞大，当畴昔交通机关百不一备之世，非专制政体何以治之？由此言之，我国二千年不能脱专制政体之羁轭，实地势与时势使然，不足引为我国民政治能力薄弱之证也。若夫专制政体，行之既久，致其固有之能力蛰伏而不得伸，且潜销暗蚀而不逮其旧，此固事实之无可为讳者。然此则其果也，而非其因也。且我国虽云专制政体，然其政治之精神有与欧洲古昔之专制政体迥异也者。其行使专制权之形式虽同，而此专制权发生之渊源乃绝异也。欧洲前此之言君权者，谓君主之地位，乃生而受之于天，君主与皇族所以不可侵犯者；以此族本来为一特别之阶级，天生之使为治人者，而与彼被治者绝非同类也。此等谬想，近百年来虽日渐销熄，然犹未能尽灭。四十年前，俄、普、奥三帝，犹复倡神圣同盟，即此理想之代表也（日本人则全属此等理想）。故法王路易十四有朕即国家之言，而德相俾士麦虽当立宪后，犹有天授君权无限之论。彼中所谓专制权力之渊源，大略如此。
我国不然，我国虽亦言君权为天所授，然与彼大异者。彼言天常私于一姓，我则言天道无亲惟德是辅，是故尧之命舜、舜之命禹。既言天之历数在尔躬，而又申之以四海困穷天禄永终。《书》曰：“惟命不于常。”《诗》曰：“天命不又。”师旷曰：“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岂其使一人肆于民上？”孟子曰：“天与贤，则与贤；天与子，则与子。”此种大义，若悉征引，则累千牍而不能尽。然又以所谓天者，常为抽象的而漠乎不可见也。于是乎有具体的方面以表示之，则民意是也。故曰：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又曰：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威，自我民明畏。又曰：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此种大义，若悉征引，又累千牍而不能尽。合此两义，而得一结论焉，曰：天以专制权授诸君，而所授者恒必为人民所愿戴者也。是故由欧洲之君权说，其正当之释义，则诚有如法王路易所谓“朕即国家”；由中国之君权说，其正当之释义乃实有如普王腓力特列所谓“朕乃国民公仆”也。夫君主既为国民公仆，其有不尽职者，或滥用其职权以痡毒于民者，民固得起而责之；责之不改，固得从而废置之。故《书》曰：“用顾畏于民岩。”《易》曰：“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孟子曰：“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是故人民选择其所好者然后戴之以为君，其所恶者则废黜之，甚且诛戮之，在我国认此为伦理上之一大原则，认此为人民正当之权利。此非吾牵合虚造之言，试一翻六经诸子，凡言论之涉于政治者，岂非以此大义一贯乎其间也哉！故欧美日本人常称我为“民主的君主国体”，此其命名虽似诡异，然实甚有见于其真也。夫一方面既主张君主专制，一方面复主张民权自由，骤视之若极相矛盾，而持之不能有故、言之不能成理。虽然，此何足异者。霍布士、洛克、卢骚皆倡道民约论，而泰西言政治学者所奉为泰山北斗也。今世立宪政治之昌明，则此三子者功最高焉。而霍布士与洛克，则谓人民以求自由故，各从其意之所欲以建国置君；及其既建置也，则举己之自由权以奉之，而惟为绝对的服从而不能复逞。此以民权自由为前提，而以君主专制为结论也（此其说甚似吾国之管商，即墨子亦然）。卢骚虽稍有进于是，谓选择元首之权，当常操之自民；然其谓既建国之后，人民当绝对服从公众之总意，而不能有个人的自由意志，则亦与彼二子同。虽非以君主专制结论，然亦以专制为结论也。由此言之，则所谓“民主的君主国体”原不足为奇，不过彼中则近世哲人始悬为理想。我则在远古已成为事实耳。夫霍、洛、卢三子之学说，虽其罅满不少，往往为近儒所纠正，然不谓之为欧洲近世政治思想之渊源，不可得也。欧人得此学说，诧为怀宝，而我则二千年前先哲已发挥无馀蕴（《墨子·尚同》篇、《荀子·礼论》篇、《商君书·立君》篇，其所论建国之渊源、政治之目的与霍、洛、卢三子所说若合一契。吾前此著述屡征引比较之），又且深入于全国之人心。此而犹谓我国民政治思想之不若人，则可谓怀宝迷邦也已矣。然则我国民得毋徒抱此虚想而未尝求所以现于实际乎？是又不然。我国历代革命相仍，即人民之实行此理想也。盖先哲之教，谓人民当选戴圣哲而诛除残贼，非直以是为正当之权利也，而且以之为应践之义务。彼草泽英雄所以能号召天下者，徒以此种权利义务之观念，深入人心，而始得乘之而起也。然及其既取而代之也，复一率前代之所为而无惮者，则有数故。其一则丧乱既久，民心厌倦，思得苏息，稍假以恩而遂即安也。其二则幅员太广，非循专制之旧则无自统一也。其三则治道虽存，治具未备，虽有仁心仁闻，而不能使民之被其泽者，垂于无穷也。此三义者，其前二义浅而易明，无俟赘论；其第三义则有可言焉。夫我国先哲之教，谓民相聚而成国，选其最贤者而立以为君，使一国之人事无大小悉受治焉。此实理想的最良之政治。虽今之共和政体，不能逮也（希腊大哲柏拉图分政治为六种而第其高下，其所最赞美之立君政治即指此也）。虽然，有一最难解决之问题焉，则当用何法以选得此最贤者是已。其在泰古部落政治市府政治之时代，地狭人希，选之自易。孔子称三代以前天下为公选贤与能是也。及拓土愈广，黎庶愈繁，则兹事之实行愈益困难，投票机关既不能如今日之完备，贤否标准，孰能正之？则选举反为召乱之媒，不得已而易为传子。夫既已传子，则其最初之理想，所谓“选最贤以为政长”者（《墨子·尚同》篇语），则既已不相应矣。然为已乱计，不得不尔，乃复于传子之中，而别求所以得贤之道。贾生所谓天下之命悬于太子，太子之善在于早谕教与选左右，此其治本之最先者也。及其立而为君，则有记过之史，彻膳之宰，进善之旌，诽谤之木，敢谏之鼓，瞽史诵诗，工诵箴谏，大夫进谋，士传民语，设为种种限制机关，使之不得自恣。盖遵吾先圣之教，则天下之最不能自由者，莫君主若也。犹惧其未足，复利用古代迷信之心理，谓一切灾异悉应在人主之一身，而告之以恐惧修省；及其殂落，则称天而谥，动以名誉，名曰幽厉，百世莫改。吾细绎此种种制度，而于其间见有一贯之原则焉，曰君权有限之精神是已。以臣民之意限之，以天之意限之，凡欲求其进于贤也。虽然，此制度经历代试验之结果，遂以失败终。斯何故欤？盖所谓善教太子者，虽著明训，然虚有其表，实则生于深宫之中，不离阿保之手，其趋恶恒视常人为更易；而百僚士庶之箴谏谤议，总不能有节制骄主之实力；天道之邃远，乃更不足以动其心矣。于是圣人之所以限制君主者，遂几于穷。而于其间乃别得一法焉，则置丞相以为天子之贰，而大重其权。天子御坐为起，在舆为下，事无大小悉以谘之，然后施行，而使之负其责任，故有灾异失政，则策免之。此其立法之本意，以视今世立宪国之所谓责任内阁，几于具体而微矣。故黄梨洲谓君位传子、相位传贤而天下治（《明夷待访录·置相》篇），诚知言也。然犹有一间未达者，则始终未能设一独立之机关以与相府相对待。故骄桀之君，常能蹂躏相权而无所保障；恶黠之相又常能盗窃君权以为护符。则责任之实，终不可得举也。由此言之，我国数千年相传之政治论，其大本大原所在与今世所谓立宪政治者，无一不同；所异者其具有未备耳。质而言之，则缺一民选之制限机关（即国会）而已。而此机关所以久缺之故，又非吾先民智虑有所未周也。固亦尝竭无限心力以图建设（如上文所述朝士询万民及诽谤木、敢谏鼓、瞽史诵诗、士传民语等，皆是后世之黄门给事中御史台等尤其具体者也），而所以不就者，乃缘时势地势使然，良不足以为先民咎也。夫以我国民浸淫于此种健全之政治思想，既历年所，徒以其具未备，不能自淑。今采泰西立宪国之治具以为用，无削趾适屦之患，而有渍盐入水之功。虑其不能适用，抑已过矣。
至如新设之机关，如资政院、谘议局等，吾民运用之未能尽如法，或失之于选举之时，或失之于会议之际，而人民之多数未能感政治之兴味，无以鼓舞乎其后，此则宪政萌芽时代各国之所同有，不足为吾病也。夫他国且勿论，若英国岂非所谓立宪政体之祖国耶？试考百年前英民之所以运用此宪政，盖有令人哑然失笑者。纽波士者，并世第一良史也。其所著《欧洲现代政治史》（纽氏，法国人，任巴黎大学教授有年。此书以一八九四年出版，各国皆有译本）述十七八世纪间英国政治之状态，其中一节云：
当时各选举区，当行选举时，选民多不列席，仅由二三大绅指名所欲选者，告诸地方官，便认为当选耳。时有传为笑柄者一事。有市名标佛者，人口一万四千，而有选举权之人仅二十一。届选举时，其二十人皆弃权，惟一人列席，此人即自组织成选举会，自选为选举会长，自为推选自己之演说，自投票而书己名，自己宣告以全会一致而得选。此所谓无竞争之选举也。
英之选举区四百八十馀，而当时有竞争之区不满五十。而所谓有竞争之选举区，其行选举时尤为可笑。多数人群集于空地中，地方官每介绍一候选人，则群众无论有选举权者无选举权者，皆相率喝采或笑骂，沸乱如麻。至一七八四年，始设立选举人名簿以整齐之。然以竞争剧烈之故，势豪富绅竞以贿买投票为事，公然不讳。甚至有某某镇乡，悬价拍卖议员以充自治费者。一八二九年，有公爵名纽基察士儿者，尝因己之佃丁违己之命而选举别人，将彼辈五百八十七人悉行放逐。议员有攻击之者，公爵恬然答曰：“馀独无任己意以处分己物之权利乎？”其腐败之状，可见一班矣。盖当一八一四年之交，英国国会议员三分之二皆由世袭贿买得来，其人全然为君主贵族之鹰犬。名为国民代表，实则国民之敌耳。
其时英国人民，除宗教、战争、租税三事外，其他一切政治皆漠然视之，曾不稍感痛痒。至十九世纪之初，有唤醒国民于沉睡中者，则“政治的报馆”是也。前此虽有报馆，皆以营利为目的，至是而始有真人物主持其间，堂堂发表政见，共集矢于政府。政府所以遇之者亦至酷。盖自一八〇八年至一八二一年凡十三年间，而报馆主笔之处刑者九十四人云。而继起者不衰，卒唤起全国舆论，成一八三二年改革之大业以有今日。
由此观之，以彼号称文明元祖之英国，而前此之情状不过如是。此其事岂在远，不过距今八十年前耳。夫人类本有普通性，故无事不可以相学而相肖。病不求耳，未有求焉而不致者也；病不为耳，未有为焉而不能者也。而我民乃或以一时之障碍，遂颓然以自放。谓他人之特长，终非我之所能企及，甘为牛后，不亦诬乎！且欧美诸国姑勿论，乃如日本者，试问其历史上果有何种之宪政根柢？其古昔人民政治思想政治能力优胜于我之证据果何在？今日本之宪政，成绩且裒然矣。呜呼！我国民观于此，其亦可以蹶然自兴而毋馁矣。
沧江乃重为言曰：我国民未尝有一事弱于人也。而今乃至无一事不弱于人。则徒以现今之恶政府为之梗。我国民不并力以图推翻此恶政府而改造一良政府，则无论建何政策立何法制，徒以益其敝而自取荼毒；诚能并力以推翻此恶政府而改造一良政府，则一切迎刃而解，有不劳吾民之枝枝节节以用其力者矣。然而此恶政府者，并非如英法前此之贵族，曾与君主分土而治，植深根固蒂于社会者也；又非如日本之藩阀，曾有大勋劳于国，手赞中兴之业，躬亲两次战胜，而有以系民怀思也；又非如曹孟德司马仲达，能延揽天下之豪俊，使供我驱策以养成莫能与抗之势也；又非如梅特涅坡鳖那士德夫，有绝伦之学过人之才，能操纵群众而抵排异己也；又非能如卜硁函士德拉佛，能结主知，使人主倚如左右手也。其人皆阘冗佻薄，无一豪坚强不屈之气；其党羽皆以势利相结集，进则相轧，退则相怨，暗昧愚蠢，无些少思前虑后之识，并无么么团体之可察见；而其得罪于天下，贾怨毒于人心，亦非一日。我国民不欲推翻之则已，诚欲推翻之，稍一协力，则疾风卷陨箨，千钧之砮溃痈，未足以喻其易也。而我国民不闻惟此之图，则是国民放弃责任以促国家之亡。谓天亡我，天其任受乎哉？明水曰：吾子之言，真如发蒙振落。吾复何以相难？吾悉承其为是矣。惟尚有一事焉为根本之根本者。兹事不解决，则子说皆为空华。子能容我尽言而更为下转语乎？沧江曰诺。
明水曰：吾子反复数万言，而归宿于改造政府，信可谓片言居要也已。然吾窃料吾中国今日之国民，遂永永不能改造政府，则吾子所陈乃皆噪噪闲言语也。吾子去国之日久，于近年来国中之人心风俗恐未能尽穷情伪，虽知其败坏，然未知其一至此甚也。子日言改造政府，谁则与子改造政府者。人方日日伺政府之颦笑，得其一顾以为莫大之荣。政府蠲其点滴之馀沥，已足以奔走天下之豪杰；若投骨于地，群犬龋龋焉争之也。其他搢绅之夫，黉序之彦，圜阓之子，陇亩之氓，无不营营然各自为其私利；利之所在，不惜牺牲一切以为之。盖猥琐龌龊，卑怯劣弱，诈伪狡猾，阴险倾轧，偷惰淫泆，凡诸恶德，罔不具备。似此社会，非秉畀炎火不足以易其形；似此人类，非投诸浊流不足以涤其秽。今吾子乃欲以改造政府之大业期之，不亦远耶？吾子欲言改造政府者，盍亦先谋改造社会而已。顾吾窃料改造社会之功，遂不可致。故吾恐中国其真长此已矣！
沧江曰：子言至痛，吾盖不忍闻。以今日中国之人心风俗，其遭一浩劫，殆终不可得免。所问者，经此浩劫之后，其遂将陆沈以终古耶？抑将除旧布新而别开一境界耶？由前之说，则此浩劫诚为吾国民最后所受之天谴；由后之说，则又安知非天之所以戬我？吾宁欢喜顺受，而祝其早一日历此苦厄，即早获一日之息肩也。鳞介之族，有寿命悠长者，阅若干岁而辄蜕变其形；当其蜕变也，则感受无量之苦痛，死生一发耳。社会亦然，非蜕变无以自存，而蜕变则必与莫大之苦痛相联属。试观并世纠熳光华之国家，何一非经数度之苦痛以有今日。我国民欲求幸福而不以苦痛为易，此不可得之数也。然骤感苦痛，而遂疑幸福之弃我而去，则亦自绝于天而已。天之于人也，未尝靳以幸福，而恒使之自求。当其求之也，则必有种种魔障横于其前，求焉者则日日与此种魔障奋斗。斗而胜之，则幸福乃涌现乎其后；而不然者，中道退转，甚或不能忍苦痛之相袭，而愤懑自戕，此则志行薄弱者之所为。彼盖自绝于幸福，非幸福之弃彼而去也。国家亦然。古人有言，殷忧启圣，多难兴邦。此非以虚言相慰藉也，天地自然之大则固如是也。大抵凡一切有机体，其组成分子必以新陈代谢为功用。霜露肃杀之威能使百卉雕悴，非有秋冬之雕悴，则无以期春夏之发荣；但使有可以发荣之质点存于根干之间，无论其质点若何微细，而他日固可以致盛大，虽华实尽落，枝叶全披，非所忧矣。人之一身，血轮嬗蜕，无有已时。若一旦缓其嬗蜕之功能，辄凝滞以成废淤。血既成淤，在法固不容使之复存于体肤中；即存焉，而在彼固不能永保其形，徒传染于体中之各部而日渐溃烂耳。于斯时也，苟其体中尚有一部分坚强之分子，能具有不挠不屈之抵抗力，无论受若何之压迫，而终不随其浸润之所及而溃烂以去，则此健全之分子终必有能祛逐彼废淤之分子以恢复其元气之一日。何也？彼废淤之分子，本已无复生存之能力，早晚固应归澌灭者也。夫当健全分子与废淤分子奋斗，则体中自当感无量之苦痛。虽然，安可得避哉？夫吾所谓根干间发荣之质点与体肤内健全之分子者何也？则社会中最少数人之心力是已。我国今日犹一病躯也，而此至恶极坏之人心风俗，则其淤血也。彼宜代谢之日久矣，宜谢而不谢，而其传染性乃益以蔓延猖獗。薪尽火传，绵绵无绝。前此纯洁向上之少年，一入社会而与相习，则靡然化之，皆坐是也。虽然，一国之大，讵竟无亿万人中之一二人，尚能屹然独立，不波靡以去者乎？吾固见有之矣。有之而或自感其力之绵薄，谓决不足以战胜恶社会，而敛手莫敢与抗也。或偶一出手，遇一二次挫败，而嗒然不敢再尝试也；或虽怀热诚高志，然其见识与手段，不能与新时代相应，而故见自封，曾不肯辟新途径以自广，坐窒其进取之路也；或独力所不克任之事，不思求友求助，故人自为战，壁垒终无自立也。要而言之，则社会之善良分子，常执消极的态度，而不能执积极的态度；常立于退婴的地位，而不肯立于进取的地位。中国所以有今日，皆坐是而已。人亦有言，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又曰从善如登，从恶如崩。夫社会之常以恶性充刃也，人性之易染于恶也，岂惟今日？即古来亦何莫不然。岂惟我国？即他国亦何莫不然。此虽谓之自然现象中一共通之原则可耳。而所贵乎人道者，则在其常能战胜自然现象而已（自然现象者严译《天演论》所谓天行是已。天行常恣虐，而人道常能战胜之，此进化之大则也）。使人而常为自然所宰制，则今日犹为洪水猛兽草昧獉獉之世，而复何文明之可言？今世人类，山碛不能障，洋海不能隔，水旱疾疠不能为患；举凡有知无知之物，悉役之以为我用，而不见役于物，此战胜自然之结果也。夫自然现象之宜战胜之者，岂惟物质方面而已，即社会心理方面亦有然。荀子曰：“人之性恶也，其善者伪也。”注家释伪字之义，谓从人从为，人所为也。吾尝读纽波士所著《欧洲近世政治史》，述一八一四年前后德国人之风俗，谓其贵族则骄侈淫泆，其中流社会则猜忌排轧，其一般平民则愚蠢怠惰。又尝读马哥黎所著《维廉毕特传》，言其时〈（十八世纪末）〉之英国人贿赂公行，廉耻扫地。又尝读国府种德所著《日本现代史》，言德川家庆时（我道光末叶）之日本人，奢侈柔惰，靡然成风，苞苴横行，纪纲尽弛。夫德国自一八一四年至帝国成立〈（一八六六年）〉，为时几何？英国自维廉毕特时及至宪政改革〈（一八二三年）〉，为时几何？日本自德川家庆时至明治维新〈（同治七年）〉，为时几何？然而以其前后之人心风俗相较，乃如隔世，如异国。岂有他哉？不过最少数之仁人君子，出其心力以与恶社会血战，而卒获最后之胜利云尔。善夫昆山顾子之言曰：“观亡新之可变为东汉，五季之可变为宋，则知天下无不可变之风俗。”善夫湘乡曾子之言曰：“习尚也者，起乎至微，而终乎不可御者也。”是故一国之中，但使能有少数仁人君子，挟主一无适之诚，行百折不回之气，以日夜与恶社会为不断之争斗，而谓终不能征服之者，吾未之前闻。此非徒征诸各国实例而有以明其然也，据常理以推之，人力所至，终胜天行，此宇宙不易之大法也。夫当其为不断之争斗也，当其著著实行征服也，则旧社会之腐败分子，自必感无量数之苦痛，出全力以相反抗。一时全社会极其泯棼，而此身临前敌之仁人君子，必遭遇人世极不堪之颠沛困厄，其殒身于无形之锋镝者必踵相接。所问者，当其遭遇困厄，能不退转焉否耳？当前者陨于锋镝，而后此有继焉者否耳？抑吾尝习闻今之君子之言矣，动则曰：吾之尽力于社会者有年，而横流之势，每下愈况。吾知其无能为也。或又曰：吾日夜捧赤心以报效社会，而社会乃反咒詈我窘辱我。人情凉薄至此，吾实无味再与共事也。或又曰：如某某者，其心力才能远过于我，尚且为恶社会所蹙以自取陨灭。若我者又何能为也。或又曰：吾一人之力，决不足以障狂澜，皇皇求同志，则莫我应，不如其已也。吾请为一一辩解之。夫谓尽力有年而每下愈况，斯固然也。曾亦思我辈所以自任者为何种事业？我辈非欲矫正全社会乎？使社会而非腐败，何劳矫正？安常处顺以为社会一健全分子以徐徐发达，尽人能之，岂待我辈？我辈所欲任者，实往古来今最难之业，大多数人所不敢任也。我辈既任之，而谓能一蹴有功乎？谓能顺风扬帆？中间绝无挫败乎？且我辈自谓心力已尽，此语则安能出诸口者。劳而无功，则或我辈精神贯注未遍也，或所用手段方法有不适也。我辈惟当自反以求向百尺竿头进一步耳。而安有已尽之可言？若云尽乎，则孔子有言：“望其圹，皋如也，睾如也，君子息焉，小人休焉。”曾子曰：“死而后已，不亦远乎。”我辈生命化为灰尘之后，即我辈心力已尽之时耳。今托于心力已尽而自掷责任，是即不尽心力之明证也。复次，缘自己受社会所冷落所窘辱，而怨社会之凉薄，此其言非徒不智，抑亦不恕。试问我辈所为效忠于社会者，为欲求报酬于社会乎？若为欲求报酬之故而始效忠，则效忠者非其目的，而实为自利之一手段。如是则我心地先不纯洁，先自含有恶社会之空气，方待人之矫正我，而我何能矫正人者？就令让一步，谓效忠者虽不求报酬，而社会之所以待之者，终不应如此，斯固近理也。虽然，曾亦思今日之社会为何种社会乎？苟非恶者，何劳矫正。我既认其恶而思矫正之矣。夫凉薄则亦恶德之一也，当矫正未奏功以前，则其凉薄固宜也。然此皆勿具论，我辈有一事焉，亟当自反而常目在之者。我辈所自认之天职，则岂不曰与恶社会奋斗乎哉？奋斗之为象也，我欲蹙敌，而敌亦欲蹙我，情理之常也。夫孰使汝不肯𫗦糟叕醨，而贸然与恶社会挑战者，汝日思摧陷社会之窳败分子，其窳败分子不得不谋自卫，其窘辱汝，固所宜然。其仅冷落汝，则所以厚汝者已至矣。要之，我辈当未与社会接触之始，当先知受社会之冷落窘辱，实为我辈天职中照例应相缘而至之一现象。夫安能以是怼人。其怼人者，毋亦自待太薄而已。复次，谓他人所不能成之业，我亦无庸著手者，此尤自暴自弃之言也。子夏之圣，岂逮孔子？孔子辙环终老，而子夏为侯王师。保罗之贤，岂过耶稣？耶稣死十字架，而保罗徒众遍全欧。汉成之英，岂逾孝武？孝武不能致单于，而孝成敛衽朝呼韩邪。麦折伦之毅，岂胜维哥达马？维哥达马仅绕好望角，而麦折伦航太平洋。左李之器，岂比胡文忠？文忠力竭声嘶，仅保鄂北；左李成大功于江东，馀力且荡回撚。伊藤大隈之才，岂若吉田松阴？松阴极刑，而藤隈行其志。天下事作始者用力多而成功少；继起者用力少而成功多。盱衡古今，岂不然耶！自谓不能，毋亦不负责任之言已耳。复次，欲就大业，非一手一足之烈，皇皇然求友求助，固宜然也。然因骤求之不得，而遽灰心，斯大不可也。当思我辈所以自任之事业，本为国中大多数人所不肯任；亦正惟以肯任者寡也，我辈乃起而任之，则求同志之难，固其所也。社会中窳败分子无论矣，即其健全分子，亦岂能尽驱之使与我同道。彼安常蹈故，忠于目前一部分之职务者，则亦将来新社会不可缺之基础也。吾何必摇动之，抑吾尝案诸史乘，征诸当世之务，无论何国，无论何时，其怼柱国家而维系其命脉者，恒不过数人或十数人而已。英国所以能确立宪政，德意之所以能建国统一，日本所以能倒幕维新，其主动之人，可屈指也。即在今日各文明国之所以欣欣向荣，其在朝在野指导之人，皆可屈指也。夫当其风行草偃，景从而左右之者，岂得云少。而要之惟以有此数人或十数人之故，遂自能得多数之景从者，而国赖以昌。苟无此数人或十数人，或有之而其人一旦自放弃其天职，则其国遂一落千丈强矣。窃计我国今日人才，虽消乏已极，而以数千年神明之胄，欲求数人或十数人足以为国桢干者，岂得曰无。盖有之矣。而以愤时嫉俗之过甚，横一中国必亡之观念于胸中，而遂颓然自放，夫至并此少数人而颓然自放，则中国其真亡矣。虽然，亡之者非他，即此少数人是已。质而言之，则持中国必亡论者，即亡中国之人也。是故吾辈当常立一决心以自誓曰：中国之存亡，全系乎吾一人之身。吾欲亡之，斯竟亡矣；吾欲不亡之，斯竟不亡矣。他人如何，吾勿问也。吾惟知责吾一人而已。但使一国中而能有百人怀此决心，更少则有十数人怀此决心，而并力一致，以与恶政府奋战，与恶社会奋战，乃至与全世界之恶风潮奋战，而谓中国终不免于亡，吾弗信也。嗟乎，明水先生乎！嗟乎，国中之仁人君子乎！慎毋以吾为病狂呓语，慎毋以吾为姑作大言以自壮而欺友朋。吾盖念此至熟而信此至坚，吾日夜悚息，以为中国万一而竟亡者，其必由吾一人不尽责任尸其罪也。不知吾子亦自觉有此责任焉否也？不知国中仁人君子亦自觉有此责任焉否也？
明水曰：吾子之言，鞭辟近里，一至于此；吾虽欲逃避，亦安所得逃避。吾知责矣。虽然，窃更有数事欲为骈枝之疑问者。吾子倘亦乐语之而不倦耶？
沧江曰：唯，愿恣言之。
明水曰：吾辈自身不敢一毫放松责任，固已。然终不能不望国中有多数豪杰之士起以共此艰巨。昔常闻诸吾子，谓吾国历史，每当蜩螗沸羹之既极，然后人才出现；非时势需求之急达于极点，则不现也。然及其既现，则其人物常极伟大，且其数极众多。若此者，征诸前代已事，则诚然矣。然此似乞灵于气数，作无聊空想，其必得与否，非可期也。不知此种历史现象，亦有自然一定之原理原则宰制其间否耶？以驽下如吾辈者，一旦迫于时势之需求，不识亦可以一变而为有用之人物否耶？且中国今日，危急宁尚得云未极，而此种历史现象迄未见发动，则又何也？
沧江曰：善哉问乎！此实学术上极有兴味之一问题也。吾不尝与子共读卢般氏之《国民心理学》乎？其言曰：“人类心性之中，恒有一种特性焉可以遇事变化者，学者称之曰‘可能性’。此种‘可能性’其在平时，恒潜伏而不知所在，或终其身而不一现；一旦受外界非常之刺激，则突起而莫之能御。此征诸个人之行动而至易见也。平居极慈祥之人，当饥饿焦灼，则有骨肉相食，狞忍如蕃族者。弱不胜衣之女子，拯所爱于焚溺，勇健常辟易壮夫。此吾辈所常睹闻也。此无他焉，其潜伏之特性，非遇大刺激则不发，发则与平时划然若两人。夫历史上之豪杰，亦若是已耳。谓其天赋之性果绝异于吾侪耶？是决不然，彼亦凡人耳。而外界之事物，无端驱其‘可能性’而使之蹶起，其脑细胞中之一部分，平昔废置不用者，勿焉刺激而发挥其神力，遂使天下后世瞠目挢舌共诧为非常之人物。实则苟在平世，则亦旅进旅退与吾辈等耳。”卢氏之言如此，而历举多数事实以为证，吾子则既闻之矣。（卢氏所举事实甚多，善恶杂陈，其最亲切有味者则谓法国大革命时若罗拔士比、若丹顿辈，后世共诧为狞恶无人理者也。然苟非为时势所驱，则彼辈应终身为一善良市民。何以证之？盖罗氏、丹氏前此尝为判事有贤名，而当时与彼同恶齐名之人若某某辈幸逃法网后至拿破仑时各执一职业，蔼然与恒人无异。故知罗氏、丹氏如不死，亦当与彼辈同也。）若在我国，则更可多得其例也。李广误石为虎，射之没羽；明日再射，不能复入。此‘可能性’偶然发动之最显证也。刘季萧曹，苟非在秦时，则酒徒与刀笔吏耳。寄奴刘毅，非遇桓玄之变，则乡曲无赖子耳。其他豪杰，何莫不然。且勿语远，举其近者。咸同之间，苟非军兴，则曾文正一文学侍从之臣耳，胡文忠一循吏耳，罗罗山一讲学大师耳。虽据其才力与其品性，可以在其本来之地位中，翘然秀于其侪辈；若夫投身于军界，以成震古铄今之伟业，则自始固非所望。然卒乃如是者，则外界之境遇，有机会使之得发挥其特性，抑亦刺激之使不得不发挥其特性也。非惟一二绝特之伟人为然也，凡并时而起者，莫不皆然。我国历史上号称人才最多者，首举战国秦汉之交，次则三国，次则隋唐之交，次则元明之交，最近则咸同间。吾侪立乎百世之下，望古遥集，目眩于应接，而魂疲于顶礼任举当时一下驷。求诸今日，杳乎不可复得。谓天地生才有私爱耶？此文人弄笔，其非笃论，无俟辨矣。谓一二伟人养成之以待用耶？此固一部分之实情，然当时无论何方面各有瑰伟奇特之人，如莽莽平原，万草齐茁，其根蒂各不相联属，不先不后，而同时句出萌达，则又何也？此无他焉，世运之穷，生民之厄，既达其极，举国中人心汹汹，觉所处之境，儳然不可终日，则无形有形间，自能冲动多数人脑海中有生以来潜伏不现之特性，摩荡而挑拨之，不期而同时并发。是故平世无人才而乱世多人才。此非可付诸气数之偶然，实则国民心理上一大原则宰制乎其间也。夫今者东西诸立宪国，则虽平世亦有人才矣。然此自缘近今发明之一种圆妙政体，能使人才有秩序发达之馀地。当其未经此蜕变以前，其人才非至危急存亡之顷而不能出现，亦犹吾国也。抑自古及今未尝一产人才之国，则亦有矣，若高丽等是也。而我国之史实，则岂其然。夫以五十年前能产曾、胡、左、李、洪、杨、冯、石之中国，而谓五十年后即地气已尽，有是理乎？夫自今日以前，中国诚不得云不危急矣。然于危急之中，犹常有一二现象足以系人馀望者。且其危急之程度，又非直接切于人人之肌肤。是故刺激之功用未著，国民潜伏之特性未动也。自今以往，殆其时矣。故吾平居持论，谓中国于最近之将来，必有多数大人物出现，此非梦想以聊自慰也，衡以理势而信其必然也。若夫吾辈虽曰驽下乎？然此潜伏之特性为尽人所同有者，即吾侪亦宁得独无？今外界之所以刺激吾辈者亦云至矣。吾辈苟非冥顽不灵脑筋全断者，固宜有所感受，磨厉培养此特性以求济时艰，比诸弱女之计不旋踵以图拯所爱于焚溺，则又安见其不能从将来出现之诸豪杰之后而有以自效者，亦视吾辈之所以自待何如耳。
明水曰：兹事敬闻命矣。顾吾尤有一疑欲质诸吾子者。今日国命，悬于政府，政府惟闲然不知国家之将濒于亡也。故昏悖日益甚，若恐其亡之不速而更旦旦伐之。国中仁人君子，历举亡征，大声疾呼，冀政府得有所警惕而悔祸于万一。今吾子乃言中国不亡，且言各国决不汲汲实行瓜分，吾知政府得子之说，将益有所借口以为贪黩酣嬉之资矣。且即就国民一方面言之，其酣卧于厝火积薪而自谓安者尚不知凡几。告以祸至无日，庶急起以共谋之。子之言得毋弛方张之弓矣乎？
沧江曰：不然。使报章言论而可以左右政府之心理，则中国其不至有今日矣。夫中国之濒于亡，政府则宁不知者。吾度其所知视吾辈尤亲切也。彼正惟明知其将亡，乃益急乘须臾未亡之顷，并力卤掠朘削，以期亡后饱则飏去。吾侪愈以亡相号呼，彼之卤掠朘削，乃愈日不暇给耳。晚明诸臣，当崇祯十七年正二月间，怙权黩货，岂肯息肩者？我辈今日论国事，其安能更依赖此政府？我国民而欲政府之警惕而悔祸耶？则亦有道矣。夫外国人出一言而政府辄唯唯从命，甚且先意承志，若孝子之事父母。岂有他哉？畏之而已。我国民而能予政府以可畏，则如执棰以驭群羊。东西惟所欲耳，而不能者，则讽谏无用也，笑骂无用也，策厉无用也，恫吓无用也。一切皆是闲言闲语，政府闻之已熟，岂有一焉能芥其胸者。故吾侪今日立言，惟与国民言，而非与政府言。此界限之首宜认清者也。若夫日日与国民言亡国乎，则吾惟见其害，未睹其利。夫谓全国人皆已知国之将濒于亡，此吾所不敢言也。其并此而不知者，则吾辈之言论，殆终无从达于其耳。虽言何益？而国民中之稍有脑筋者，盖不待吾言，而早已汲汲顾影矣。善夫昔人之言曰：夫兵勇气也，气一衰竭，虽名将不能用之以克敌致果。今此国民者，我国家所恃之以改造政府者也。所恃之以捍御强邻者也。奈何日以颓丧之语衰竭其气？人之为道也，必自觉前途有希望，然后进取之，心乃油然而生；否则一堕而永不能复振矣。执一人而语之曰：汝于此数月内必死，其人不信吾言则已；苟信吾言，则必万事一齐放倒，惟排日俞乐，以待死期之至耳。今中国人心风俗日趋于偷窳败坏，何一非由人人横一中国必亡之心有以召之者，各挟一我躬不阅遑恤我后之思，共怀一且以喜乐且以永日之想。语之以政策，则曰中国亡矣，讨论政策何为？语之以学问，则曰中国亡矣，求此学问何用？语以道德气节名誉，则曰中国亡矣，道德气节名誉谁则知者？其他凡百，莫不皆然。故极重要之事务，皆以游戏敷衍出之；极可贵之光阴，皆以烦恼消遣度之。举国之象，黯黯然其掩以暝色，䰰䰰然其罩以鬼气也。不宁惟是，各乘此丝息仅属之际，并日为恶，以充须臾之肉欲，举凡前古未闻之秽德，公然行之，转相仿效而不以为怪。夫此亦何足怪者，希望尽绝之人固应如是也。呜呼！今日中国社会之现象，岂不然哉！然推厥所由，则中国必亡一语使然耳。凡人之气，颓之甚易，振之甚难。群客满座，一人欠伸，十人随之，不转瞬而零落散去矣。苻坚百万之众，一旦落胆，则风声鹤唳，草木皆兵。我国今日民气，沮丧已至此极，何堪更有此种无责任之言，洋洋盈耳也。若吾之所欲与国民共勉者，则窃有以异乎时论之所云云。微论吾国今日未遽亡也，就令已亡矣，而吾国民尚当有事焉。苟国土而为人占领过半也，则犹当学拿破仑时代之普鲁士人；使国土而分隶于数国也，则犹当学十九世纪中叶之意大利人；使国土而为一强国所并吞也，则犹当学蒙古时代之俄罗斯人。与夫今日之匈牙利人，夫安有以五千年之历史，四万万之子姓，而付诸一往不返者耶？由此言之，则虽中国已亡，而吾侪责任终无可以息肩之时。而况乎今犹可以几幸不亡于数年或十数年间也。夫过此数年或十数年以后，吾侪等是不能息肩也，而艰瘁则又视今日万万矣。吾侪其忍更颓然自放以掷此至可贵之岁月也？呜呼！吾音哓而口瘏，吾泪尽而血枯，不识国中仁人君子其终肯一垂听焉否也？
于是明水相对滂沱，良久乃矍然曰：吾确信中国之不亡。若其亡也，则吾一人实亡之。吾不敢造此大恶以得罪于黄帝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在天之灵。吾身虽微末，不能裨补国家于万一，然吾举之以献于国家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