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劳动阶级斗争第一幕
现在离“二七”流血惨剧发生的时候，已经是两年了！“二七”是中国空前未有的劳动阶级的斗争，他是为抗拒军阀的压迫，争取工人阶级集会、结社的自由权利，而引起来的一个中国从来不曾看见过的大罢工——京汉铁路北方从北京附近的长辛店，南方到汉口附近江岸，二千四百余里之间，总共铁路工人二万余人，全体一致的在他们的京汉铁路总工会命令之下，所引起来的大罢工！这一回的大罢工，被军阀所压迫摧残而失败了。在长辛店，杀了四人，重伤三十余人，捕去十一人，开除许多列名在工会办事的；在郑州捕去六人，开除三百余人；在江岸杀了三十二人（林祥谦、施洋还在外），重伤二百余人，捕去六十余人；在保定、高碑店、彰德、信阳、新乡等处，都有被杀伤逮捕的。此外正太路为同情罢工，开除四十余人；道清路为同情罢工，被捕四人；粤汉路工人，汉阳钢铁厂工人，汉冶萍轮驳工人，丹水池工人，扬子机器工人，均举行同情罢工，不幸均为军阀压服，开除工人二千余人。
不错，“二七”的斗争是失败了；然而除了“二七”以外，谁曾对于军阀的压迫有过这样大而有力的反抗运动呢？若是没有“二七”的例证，谁曾梦想过工人阶级会有这样伟大的组织、良好的纪律！与夫这样坚决的决心，能够使军阀至今都还是对于他们不敢正视呢？今年的二月七日，全国铁路总工会又已经在郑州召集全国代表大会了！他们究竟并不曾因为“二七”惨杀而退后一步！他们又来了，他们更进一步而完成他们全国的联合与组织了！
伟大的工人阶级啊！你们真是中国革命运动的领导者！
在一九二一年一月，长辛店设立了劳动补习学校，这便是京汉铁路工会运动的开始。长辛店的工人俱乐部是经过多少周折，才于这年下期成立的；从此以后，京汉路各站相继成立此种组织。一九二二年四月，长辛店便发起组织全路总工会，开了一个十四处代表的筹备会，八月又在郑州开会，举行第一次全路罢工，要求改良待遇，支持二日，路局便屈服了。一九二三年一月又在郑州开会，草定总工会章程，统一全路纪律，决定二月一日举行总工会成立大会。他们的章程，凡京汉铁路工人，不分司机、升火、机匠、学徒、小工等名目；不分车务、工务、机务等职务，也不分老少、地域、国籍的差别，只要能守章程，缴费，服从命令，都一样为会员，下级员司之表同情的，则须得两工人介绍及所在地执行委员会通过。他们的执行委员会，由每年的代表大会举出，除执行对内对外各事外，规定必须帮助全国铁路工人和全国工人组织工会，以加强工人阶级的力量。他们对于罢工事件是很审慎的，规定这种事件必须执行委员会议决，全体会员过半数的通过，才能举行。他们的会费，每人每月须缴一天所得工资之一半，会费各分会用百分之四十，总工会用百分之十五，其余存作基本金，非因罢工或特别重大事件，经执行委员会的通过不得支用。
这样工会的组织不是很完善的么？然而，工会组织越是完善，对于压迫工人的统治阶级越是不利，于是吴佩孚等决定在二月一日便要给他们一个惩创。二月一日总工会的成立会仍旧在郑州举行，各分会代表共到六十五人，各地工会与各铁路工会派代表前往观礼的将二百人。开会以前，吴佩孚即设法阻碍，并派军警阻止代表赴会，代表等在街心与之理论约二小时不得允许，愤激冲开军警阵线，涌入会场，仍宣布总工会正式成立。这时会场被军警包围，散会时代表冲出后，所驻旅馆又被派兵监守，断绝饮食，干涉自由，并毁弃各团体所赠匾额礼物，捣毁总工会一切文件什物，当晚即封闭郑州会所。
这激怒了到会各处代表，于是全体决议从四日午刻起，宣布京汉路全路总同盟大罢工，要求撤革破坏总工会的局长及军官，赔偿损失。罢工以后，吴佩孚等大调军队，极力威胁压迫，然各地均严格听从总工会的命令，不稍摇动。于是长辛店于六日晚间，军队劫掠工会，逮捕工人领袖与工会学校教员；七日黎明，有三四千工人到旅部要求释放被逮捕者，旅部下令全副武装大队兵士自内冲出，一时枪弹纷飞，刀剑并举，人马践踏，全市秩序荡然。郑州于五六日均逮捕工人领袖，强迫其劝告工人上工，八日又召集无赖冒充国民大会，恐吓工人限于十二小时以内上工，均无功效，至九日得汉口惨杀之讯，知大事已去，乃行屈服。汉口于六日各工团举行慰问京汉铁路工人大会，并号召三千余人的大游行；七日下午军阀佯约工会代表会议，派军队开枪环击，同时逮捕多人，分会委员长林样谦亦在内，军阀强林君下令使工人上工，林君坚不允许，遂被惨杀；二月十五日又杀援助罢工之律师施洋。
林祥谦之死是很值得纪念的，下面是某外报叙他临死时的情形：
“（上略）林君被捕后，也捆在江岸车站，与先捆在电杆上受毒打的工友们在一起。此时张厚生召集警察分所长、车站站长、段长于车站内，并亲自提灯，于七八十人中找出林君，回顾吴段长说：‘此人是否工会长？’吴答说：‘是。’张乃立命刽子手割去绳索，迫令林君下‘上工’命，林君不允。张命刽子手先砍一刀，然后再问道：‘上不上工？’
“林君抗声回答：‘不上！’
“张又命砍一刀，怒声喝道：‘到底下不下命令上工？’
“林忍痛大呼：‘上工要总工会下令的！但今天既是这样，我们的头可断，工不可上的！’
“张复命砍一刀。此时鲜血溅地，林君遂晕，移时醒来，张狞笑道：‘现在怎样？’
“林君切齿骂道：‘现在还有什么话可说！可怜一个好好的中国，就断送在你们这般混帐王八蛋的军阀走狗手里！’
“张等听了大怒，未待林君说完，立命枭首示众，一个轰轰烈烈的京汉总工会江岸分会委员长林祥谦君就此慷慨成仁了！”
“我们平常在社会上，并不是没有听到些不平的议论，也有人主张革命，也有人主张牺牲，也有人主张用鲜红的血去洗尽社会罪恶的迹；只是谈的多，做的少，听到的多，看见的少。（甚至于全无！）如此你谈我论，熏习成风，就成了一种变相的清谈了。这样的风气一成，几多庄严神圣的好名词，尽变作无聊无赖的机锋，互相标榜的幌子；怯懦无耻的人生，便在这幌子底下游来游去！这是人类多可悲哀的事呵！所以二月七日的事，一方面证明无产阶级有担当今后革命事业的伟大资质，破除资产阶级的傲慢和成见；他方面更给予旧社会中怯懦无耻的人们一个深刻的暗示，仿佛告诉人们说：‘革命是要求壮烈的牺牲，无论谈怎样高妙的调子，都不过滑稽罢了。’”——这是《京汉工人流血记》中的几句话，我们正可以借来转告为“二七”斗争所感动振奋起来的诸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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