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抗战也是要保卫一种文化方式

中国抗战也是要保卫一种文化方式
作者：胡适

1

　　你们知道你们是为什么而作战的。你们是为了保卫你们的民主生活方式而作战的。这种生活方式，按照我所了解的，就是自由与和平的生活方式。

　　就西方世界与西方文明而言，问题的关键，乃是专制与民主的对垒。也就是自由对压迫、和平对武力征服的斗争。

　　今天，太平洋区域问题的关键，和西方世界所面临的，毫无二致。那便是极权统治下的生活方式，与民主生活方式的对垒。换句话说，也就是自由与和平对压迫与侵略的斗争。

　　西方问题的焦点，在于纳粹的德国对西欧与英美民主国家间的冲突。而太平洋区域的问题，在于中日间的冲突。两方面战争的目标是一致的。

　　基本上说，中日冲突的形态乃是和平自由反抗专制、压迫、帝国主义侵略的战争。

　　为求彻底了解太平洋区域冲突的本质，我们必须就中日历史事实，作一对照性的分析。

　　（一）中国在两千一百年前，即已废弃封建制度，成为一个统一的大帝国。当时的日本，尚在军国封建（幕府）制度的巅峰时期。自那时起，幕府制度，代代相袭，延续至十九世纪中叶，派瑞（Commodore Perry）迫其开放门户，始告终止。

　　（二）两千一百年来，中国发展成为一个几乎没有阶级的社会组织。政府官吏的产生，都是经由科举考试的竞争选拔出来的。但日本呢？至少在近八百年来，都是武人政治。他们这个统治阶级的地位，一直是不容许他人问鼎的。

　　（三）中国在权威鼎盛时期，也从不鼓励武力侵略，而且一向厌弃战争，谴责帝国主义的领土扩张行为。相反的，军国主义的日本很久以前沿袭而来的国家理想一直都是向大陆作领土的扩张，和妄图征服世界。

　　上述这些历史事实的对照，在中日两国生活方式和文明发展上，是具有重大的意义的。这两个民族的国民性和社会体制，也就在这些史实的推演中形成。这就是为什么中国成为一个民主和平的国家；而日本成为一个极权黩武的民族的原因。

　　

2

　　现在让我们回顾一下中国的历史，以便了解这种自由、民主和平生活方式发展的过程。

　　远在纪元前221年，中国就已成为一个统一的大帝国。在统一之前，是一个漫长的诸侯割据时代，称为春秋战国。在这个时期中（尤以纪元前600—200年间为最），具有创造性的发展的中国思想和文化，大放异彩，与西方古希腊思想、文明的兴起，颇有异曲同工之妙。

　　由于这个时期，在学术、哲学上的成就，中国的自由、民主、和平观念与理想，也就随而产生。有关中国民主思想形成的哲学基础，可以从下面数例中，见其大要。

　　第一，是以“无为而治”的黄老治术为最高政治形态。老子和他的门人认为，最好的政治，是使人民几乎不知有政府的存在；而最坏的政治，是人民畏惧政府。所以他主张：“一切听其自然……无为而无不为。”

　　第二，是墨家的兼爱精神。墨子主张“非攻”；他一生的精力，都致力于传布“博爱”及“国际间和平相处”的道理，这些道理他称为是上天的意旨。

　　第三，是本着“人皆可教”的原则，产生了社会不分阶级的理想。孔子说：“性相近也，习相远也。惟上智与下愚不移。”及“有教无类”。正说明了这个道理。

　　第四，中国具有言论自由，及政治上采纳坦诚谏奏的悠久传统。远在纪元前八世纪时，有一位政治家曾留下这样一段名言：“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孝经》中引有孔子一段话说：“昔者天子有争臣七人，虽无道，不失其天下；诸侯有争臣五人，虽无道，不失其国……士有争友，则身不离于令名；父有争子，则身不陷于不义。”

　　第五，是人民在国家中，占极重要地位。人民反抗暴政，乃天经地义的事。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又说：“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孟子的民主革命思想，说明人民可以抗暴，更可以诛戮暴君。

　　第六，是均产的社会思想。孔子说：“有国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盖均无贫。”

　　以上是中国所以爱好和平，与重视民主的一些理论性的、哲学性的基础。这些观念与理想，是在纪元前三世纪，中国第一个学术成熟时期，发韧于我们的先圣先贤，而且代代相传到今天。美国国会图书馆东方组主任赫莫尔（A. W. Hummel）是我的一位好友。他对中国民主思想，曾对孟子的民主学说表示以下的意见：“中国在两千多年的君主体制下，不但革命的论调，能够存在，而那些含有革命思想的书籍，竟又用来作为考选政府官吏的依据，这实在是不可思议的事。”

　　中国古代的许多哲学思想，也能在两千一百年的帝国制度下，一一付诸实施。

　　（一）一个统一的大帝国，竟然形成和平与无为而治的政治作风。纪元前二世纪大帝国的版图，和今天中国的版图的广袤几乎一样大小。在通信交通不像今日这么发达的当时，要想统治这样广大的国域，真是谈何容易。那时的始皇帝，想以军国主义与极权领导，统治这中国历史上的第一大帝国。可是不出十五年时间，就遭到了为革命推翻的悲惨命运。继之而来的，是中国的第二大帝国——汉朝，统治了四百年之久。汉朝政治家，由于历史教训的利益，决定建立一个和平统治的王朝，将无为而治的政治哲学付诸实施，逐步推行文人政治，使人民享有统一帝国生活的种种权益，而不受政府过分的干涉。

　　由于汉朝长期无为而治的文人政治制度实施的成功，以后各代，也大都相沿推行。

　　在上述期间，因为中国没有强大邻国侵犯，所以和平与军备裁减的实现，并无困难。当时虽有好战的游牧民族为患，然而尚不足以使中国走上扩充军备与军国主义的道路。所以无论就政治、哲学、宗教或文学而论，均视战争为大忌。

　　个人自由与地方自治精神，更是和平与无为政风下必然的产物。所以，中国政治一贯的特色，是被治理者个人主义的充分表现。他们尽量避免政府的控制，和常常流露出无政府主义的思想。下面的一首民歌，便是最好的例证：

　　日出而作，日入而息。

　　凿井而饮，耕田而食。

　　帝力于我何有哉！

　　这种“天高皇帝远”的自由民主思想，不是采用无为而治的政风，是不可能产生的。

　　（二）由于封建社会早已废弃，长子继承权（宗法）制度，也就随之消失。汉代财产继承的政策，是各子平均分配，而且不分贵族平民，都已习为风尚。任何富户，经三代分产之后，便已不复存在。所以，经过两千一百年的均产之后，逐渐形成今天社会结构的民主化。

　　（三）两千年来的科举制度，更进一步使中国社会民主化。科举制度起源于对儒学人材的需求。孔孟儒学中的语言，虽然已经不是当时流行的口语，但却是官方上下来往的文件与学术著作的标准语言。后来教育逐渐普及，科举制度日益完备，取才对象的限制，也就日益放宽，科举也就成了谋求显达的唯一合法的，而且光荣的途径。由于限制放宽，贫苦子弟也可以逐步晋升到卿相的地位。后来考试范围大都限于《四书》，便给予有志的贫苦青年子弟，接受儒学教育与中举的机会。科举制度的建立，正是孔子“有教无类”理想的具体实现。

　　（四）长子继承（宗法）制度的及早废除和公开科举取士制度的实施，是中国人争取平等的奋斗；而监察制度的实施，又是中国人争取自由的奋斗。中国在上古时代，即有监察制度的实施。负责监察的大臣，往往不顾专制君主的愤怒，直言进谏。后来不但御史台可以谏奏，凡是有头衔的宫吏都享有这种谏奏的权利。因此演变出一种带有宗教色彩的传统——最昏庸的国君，对直谏的臣子，也不敢严加处分。国君对谏奏的容忍，一向都被认为是一种最高的美德。那些因为谏奏，而遭到严刑重罚，或被暴君处死的忠臣，一向都被尊崇为维护人民利益、反对暴虐统治的英烈之士。

　　（五）最足以表现中国人积极争取自由的一面，是学术生活和传统。中国思想史上最辉煌的时期，呈现出独立思想与大胆怀疑的精神。至圣先师孔子的教言中即有：“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及“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中国的思想自由和批评精神，就是在这个“合理怀疑”的伟大传统中，培养起来的。公元一世纪时的王充，对当时所有宗教思想与玄学观念，曾以高度的科学方法，站在哲学的观点，大胆的加以批评。于是这种批评精神，使中国从中世纪风行一时的释、道二教中解放出来。就是在儒家本身，也一样充满了独立思想与批评、怀疑的态度。譬如对孔学典籍的批评，很久以前就已蔚为风气。凡经学者证明为伪冒或窜改的卷册、章节，不管世人如何重视，都能毫不犹豫的加以驳斥。这种自由批评的风气，到九世纪后期，更加显著。于是自由派学者，对一切主要孔学典籍，均抱有丝毫不苟的疑问态度。

　　在过去半个世纪中，中国的社会和政治思想，也接受了这种怀疑和批评精神的洗礼，而具有怀疑与批评的特性。在这个时期的中国思想领导人物，几乎都曾对民族文化遗产，作过批评性的研究。而且对每一方面的问题，都当仁不让的予以检查及怀疑和严厉的批评。因此，无论宗教、君主体制、婚姻及家庭制度以至于圣贤本身，都在评论之列，以确定其在新时代、新世界中的存在价值。

　　这里要请诸位特别注意的一点是，中国这种学术上的自由批评精神，不是舶来品，而是固有的。去年，在我向美国国会图书馆，存放先父尚未出版的一些手稿时，我曾向该馆当局指出，这些资料，是先父八十年前，在一个老式大学（龙门书院）中研究时使用的。其中每页，都用红色印刷体，记载如下的字样：学生首须学会以怀疑的精神来研讨课程……哲学家张载（纪元1020—1077）曾说：“于不疑处有疑，则学进矣。”

　　这种自由批评与怀疑的精神，使我们推翻了君主专制，废弃了教育与文学上纯以文言为工具的传统，而为今日中国带来了一个政治与社会革命，及文化复兴的新时代。

　　

3

　　再看日本历史，那真有天壤之别！

　　日本历史，在政治组织上，一直是极权统治；在学术上，是愚民政策；在教育上，是军事化训练；其抱负则是帝国主义的思想。

　　日本历史上的极权独裁政治，是它国内外观察家，有目共睹的。日本历史权威乔治·森荪爵士（Sir George Sansom）曾说：“约自1615年起，日本即在寡头政治统治之下。统治的方法，多与现在极权国家所用者相同。它的特征是：统治者自选干部；压制某些阶级，使其无所作为；限制个人自由；厉行节约；多方垄断；各种检查；秘密警察；及‘个人为国家而存在’的教条。至1868年，这一政权虽被推翻，但继起而代的，并不是一个受大众欢迎的政府，而是一个强大的官僚集团……因而奠定了日本极权主义特质永恒不变的基础。”

　　曾于1940年9月，起草并签署轴心国联盟条约的前日本驻罗马大使白鸟（Shiratori），对日本历史的评论，比森荪爵士更为露骨。他说：“过去三千年中，日本民族成长的基本原则，就是极权主义。”

　　因此，日本之所以甘心加入轴心国，而且把这种做法，视为它一贯的国策，是有其历史背景，并非偶然的。

　　其二，是关于日本愚民政策的诸多记载。也就是在学术上，对传统与权威的无条件接受。日本学者，对某些神话、传说，是不容许存有怀疑态度的。譬如日本皇室与贵族衣钵相传的神圣性，太阳女神，纪元前660年2月11日为日本帝国开国日，或称为大神传下镜子、宝石、宝剑三件圣宝的帝国的创建日。

　　日本帝国大学教授Telsujiro Inoue在他的一部代表作中，大胆的表示了他对伊势神宫（Ise）中三件圣宝的看法。他认为上述传统的说法，有待研究。这（Inoue）博士这一点轻微的存疑，闯下了数年遭受迫害的大祸。他被逐出帝国大学，在暴众的围攻下，打得一目失明。但是没有一位学人，敢于挺身而出，为他的遭遇，或为他的科学怀疑精神，加以辩护。

　　自然，在学术独裁与暴力把持的气氛下，不但危险思想要受到查禁，所有其他思想，也都被认为是有危险的成分。

　　其三，是上述历史传统，说明了日本所以迅速发展成为一等武力强国的原因，揭穿了历史上最大的迷惑：何以在所有非欧洲国家中，唯有日本能吸取西方文明，在军事上独占鳌头？而中国、印度、波斯（伊朗）、高丽、越南、暹逻，又何以不能？日本之所以能迅速军事化，乃是因为它的统治阶级——大名和武士——是在军国主义传统的教育、训练中熏陶出来的。而统治阶级的所作所为，又是全国上下，积极效法的榜样。

　　因此，日本在短短数十年间，培育成最强大的军事力量，傲视一切非欧洲国家，自亦不是偶然的事了。

　　其四，是上述历史传统，也说明了日本帝国主义扩张的一贯政策。五百年来，日本的国策与理想，不外是向大陆扩张与征服世界。

　　三百五十多年前（1590）日本中古时代的英雄丰臣秀吉（Hideyoshi），曾致书中、韩、菲、印、琉球，说明他征服世界的计划，即将付诸实施。现在我将他致高丽国王书信的译文，引述一部分如下：

　　日本帝国大将丰臣秀吉，致高丽国王陛下……秀吉虽出身寒门，然家母孕育秀吉之夜，曾梦日入怀中。相士释梦，预言秀吉命中注定，世界各地，阳光照射之处，均将为我统治……天意所示如此，逆我者皆已灭亡。我军所向披靡，攻无不克，战无不胜。今我日本帝国，已臻和平繁荣之境……然我不以于出生之地，安度余年为足，而欲越山跨海，进军中国，使其人民为我所化，国土为我所有，千年万世，永享我帝国护佑之恩……故当我进军中国之时，希国王陛下，率军来归，共图大业……。

　　高丽对该书，并未给予满意的答复，于是秀吉遂在1592年初，派遣三十万五千大军，渡海经高丽侵略中国。此一师出无名的战争，历时七年之久。后因秀吉死亡，始告结束。

　　战争爆发之初，秀吉的预定计划是这样的：1592年5月底前，征服高丽。同年底以前，占领中国首都北京。这样，到1594年，新日本大帝国将在北京建都，日皇在北京登基，而秀吉本人则在宁波设根据地，进而向印度及其他亚洲国家扩张。

　　秀吉的计划虽未能实现，但二百五十年来，他却变成了日本民族的偶像。数十年来，亚洲大陆与太平洋地区所发生的一切，与近数月来，所发生的一切，都不是偶然的，而是秀吉精神复活的确证。

　　今天，这个独裁的、愚民的、黩武的、疯狂式帝国主义的日本，正是我们面临的大敌。我们已经和这个劲敌浴血抗战了五年。而今天代表全人类五分之四的同盟诸国，也正在和这一帝国主义者及其他轴心国家，进行全面的殊死之战。

　　

4

　　由于上述两种截然不同的历史背景，而产生了两种根本上对立的生活方式。今天，中国人民的自由、民主、和平方式，正面临着日本独裁、压迫、黩武主义方式的严重威胁。

　　中国对日抗战的第一个理由是，我们不仅反对日本帝国作风的重振，不仅反对日本在中国领土上推行其君主政体，而更是反对它雄霸亚洲和征服世界的野心所谓“神圣的使命”。

　　中国对日抗战的第二个理由是，我们中国人把怀疑看做一种美德，把批评看做一种权利。因此我们不愿意让一个“视一切思想均有危险性”的民族所统治。

　　中国对日抗战的第三个理由是，中国人民一向爱好和平，厌弃战争。因此我们不愿意在一个黩武好战、梦想征服世界的民族奴役之下苟生。

（本文为1942年3月23日胡适在华盛顿纳德立克俱乐部的演讲，张为麟译成中文，胡适纪念馆出版。又收入《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5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