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曲集/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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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下

离娄

“行有不得”，果肯一味“反求诺己”，德业何患不进，人品何患不及古人？

“事亲”不及曾子，是不孝其亲；“守身”不若曾子，亦非所以孝其亲。

“养志”、“养口体”，缺一非孝。若余则生而单寒，不惟缺于养志，并口体亦缺焉无以为养，无论酒肉非所敢望，即谷食亦不能常得，致吾亲备极人世之艰危，未尝一日温饱，不孝之罪，上通于天矣。呜呼！祭之丰不如养之薄也，杀牛而祭，不如鸡豚之逮亲存也，此子路有负粟之痛，而不孝如余，不敢以之自问者也，凡我同人，幸有亲存者，当鉴予覆车，及时尽养，不至如余生为抱憾之人，死为抱憾之鬼，幸之幸也！

闻誉而欣，闻毁而戚，欣戚由于毁誉，乃好名者所为也；不欣不戚，方是真实为己。毁誉乃吾人生平大关，过得此关，才见学力。

“赤子之心”，未杂情识，纯是天真。大人之所以与天地合德，祇是全此天真，不为情识所杂，不失赤子之初而已。吾人自能食能言以来，情识日杂，天真日凿，记诵之勤，见闻之广，不惟未尝以之祛情识，而愈以滋情识；不惟未尝以之全天真，而愈以凿天真。骋私智，长巧伪，耽功利，骛声名，借津仁义。“色取行违”，而赤子固有之良、本然之心，失而又失，愈不可问。耳、目、口、鼻虽与大人同，念、虑、言、动回与大人异，非小人而何？

圣贤千言万语，无非欲人不失其赤子之心；吾人千讲万讲，亦无非求不失赤子之心。故必屏缘息虑，一切放下，内不牵于情感，外不纷于物诱。泯知见，忘人我，令胸中空空洞洞，了无一尘；良知良能，一如赤子有生之初，返本还原，才算造诣。

学须“自得”，自得则如掘井及泉，时出而无穷。若专靠闻见择识以为得，纵日日得所未得，得尽古今义理，总是从外而入；得之他人，非由内而出，得之自己，雨集沟盈，涸可立待。

自得由于深造，而深造须是以道。道非方法之谓，乃率性之谓也。深造而不从心性上用功，不从心性入微处著力，做尽功夫，终是门外辊，竭尽精力，终是煮空铛，究何有得耶？

斯道非悠忽浅尝者所可几，须是动作食息，念兹在兹，如鸡抱卵，如龙养珠，用志不纷，乃凝于神。静存动察，助忘交屏，不为情迁，不随境移，力到功深，豁然顿契。性灵虚明洞彻，言动悉协天则，比方是“左右逢原”，比方是“深造自得”。

识自方能自得，务敦大原，方能左右逢原。若舍自而义袭于外，昧原而惟流是趋，硁硁成规，循迹摹仿，土木衣冠，血脉安在？

学问能约不能约，祇看为学之初所博若何耳。是故为身心性命而博，则详说可以归约；为增广知识而博，纵详说何关于约？

肯为身心性命而博，则凡有补于身心性命之人，无不谘叩，有补于身心性命之书，无不综核，惟恐堕于一偏，不能洞彻身心性命之全。故四通八达，不执一隅之见，遍订互证，谆恳详说，务期至当归一，斯用功方有著落，身心性命方有归宿。若止欲广见闻以储诗文材料，知人之所不知，以资谈柄，此是杂学非“博学”，其说虽详，徒掉唇舌，北辕南辙，入于陷阱而无归宿，可哀也已！

问“约”。曰：说在无说处，方知道在心，非约而何？

无声无臭，此本体之约也；“敬”之一字，圣学所以成始而成终，此工夫之约也。知其约而约之，以求诣乎其实，斯博不徒博，说不徒说。

人人有“几希”，庶民何以“去之”，不学故也。君子知学，故“存之”以为庶民表率，在一乡则淑一乡，在一国则淑一国，在天下则淑天下。以己之存，以存庶民之去，自淑淑人，而后世道人心有所赖。

问：“君子存之”不过自存，安能存人之去？曰：在上则劳来匡直，多方鼓舞，以存其去；在下则倡道讲学，多方诱掖，以存其去。若仅自存独善而不能善世，世亦何贵有君子？

倡道讲学，使人人回心易虑，以存一世之“几希”；后先相承，学业不断，以存万古之“几希”。

名节至大，守身当如白玉，一有玷污，举生平而尽弃之，何异“西子之蒙不洁”？慎之，慎之！

人贵自新。恶人肯自新，恶人可为善人；小人肯自新，小人可为君子。蚤迷而晚悟，昨非而今是，孰能御之？

人性本来无事，知人性本来无事，方是知性；能行乎其“所无事”。方是率性。静而无事，不起炉作灶，“廓然大公”；动而无事，不拟议安排，“物来顺应”。如是则事不累心，心不累事，恒若太虚，毫无沾滞，即此是性，即此是圣。

学道原为了心。一事系心，心便不了；心苟无事，一了百了。

道德渊笃志性学，一日与同门徐良甫早饭，忽恍然惊曰：“异哉！”良甫问状，知其有觉。既而杨敬仲见德渊，德渊曰：“某今于日用应酬，都无一事。”吾人亦能如德渊之“都无一事”，则几矣。

人有涵养没涵养，居恒无所见，唯意外遭逢横逆之来，果能动心忍性，一味自反，坦不与校，方算有涵养。

人生遭际不同，意外之侮，莫非锻链身心之助，于此错过，便是“困而不学”。

君子惟其有终身之忧，是以砥德砺行，德成品立，终身有结果。吾人非无所忧，然所忧不过目前家计，及一时遭际，初何尝念及终身，以故不砥德、不砺行，悠悠度日，终身无结果。若肯念及终身，虽欲不忧得乎？忧之如何，上之纵不能如舜，次亦不失为正人君子，必不肯悠悠虚度、碌碌无成以终其身。

万章

伊尹躬耕，惟道是乐。“禄之以天下，弗顾；系马千驷，弗视”，何等胸次！“一介不取”，何等操持！此方是真乐道。吾人居恒非不谈道，非不自谓“乐道”，不知胸中果超然无欲，爵然无滓，于凡非道之物，略无少动乎？取严一介，不肯少苟乎？若此处不慎，而曰“乐道”，道可知矣。旨哉！少虚先生之诗有云：“人生取与要分明，少不分明百事倾。一介莫言些小事，古今因此重阿衡。”

问：先觉所觉者何道？曰：觉其所固有，乃降衷之实、秉彝之良也。觉则天下一家，万物一体，号呼世梦，共登觉路，共觉其固有，全其固有，不失降衷之实，不愧为人之名，而后先觉之责始塞。

“天之生斯民也，使先觉觉后觉”，故先觉之觉后觉，实代天宣化，寅亮天工。若自觉而置斯世斯民于度外，不以之觉人，便是旷天工。

问“天工固不可旷，然必有伊尹之遇，而后得以斯道觉斯民，否则不尊不信，不信民弗从”。曰：祇患不觉，果能自觉觉人，遇不遇非所论也。王心斋，一盐丁耳，偶有悟于圣贤之学，即以先觉自任，挺身号召，随机开导，万众咸集，人人意满，虽皂隶臧获，莫不欢若大梦之得醒，初曷尝藉名位？罗近溪生平刻意觉人，孜孜若不及，晚年犹携及门走安成，下剑江，趋两浙，游金陵，所在提撕，竭唇吻而不倦，老将至而不知，亦曷尝有伊尹之遇耶？

古者一夫百亩，外有公田以急公，不按亩输税，故上农夫可食九人。后世一夫纵有百亩，供税杂徭，及门户冗耗之馀，能食几何？

农，一也，而有上中下之分，勤惰之分也。然勤惰虽在民，而所以鼓勤警惰，则在牧民之人。牧民者诚举牧民职业，加意小民生计，劳来劝相，则下者未始不可中，而中者未始不可上，何常之有？盖古者乡设酂长，趋人赴功，教之稼穑，岁时诫令，重本务也。自农官不设，农政不讲，地利人工，始不能尽。须是仿会典老人劝督之意，每乡择老成勤力、精于农事者，立于农长，俾专督农。牧民者仍按时躬亲省耕，以验勤惰，以申鼓舞。种植之道，虽各有所宜，大约不出“粪多苗稀，熟耕勤耨，壅本有法，去冗无差”四语，此人所尽知，若夫因时制宜，曲尽其法，则未必人人尽知也。其详莫备于《农政全书》，撮其简易易行，同《水利书》及《泰西水法》，酌取刊布乡社，揭之通衢，令人人共见共闻，庶知所从事，地无遗利。

诵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然诵其诗，读其书，徒知其人可乎？知古人所处之不同，即思以身设处其地，能如古人随意以尽其道乎？否则徒知人论世，论之而一一允当，亦不过史家评断之常，窍与自己日用何补？

一介不苟之操，万物皆备之量，此伊尹之所以为圣也。周子所谓“志伊尹之志”者，此志而已。

孔子进以礼，退以义，此穷理、尽性、至命之极则，区区循迹仿象者，不足以几此。

古人友德，今人友富贵利达而已，可叹！可叹！

告子

“心之所同然者，理也，义也”。东海、西海、南海、北海，千百世之上，千百世之下，无不同者，理义同也。若舍理义而言心，则心为无矩之心，不是狂率恣肆，便是昏冥虚无。故圣狂之分，吾儒异端之分，全在于此。必也循理蹈义，而不为欲所蔽，斯俯仰无怍，而中心之悦无涯。

圣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而为圣，我不循圣心之所同然而为愚，同然而乃不然，此之谓“自弃”。

吾人居恒穷理义、讲理义，当其穷之而透、讲之而明，亦岂无悦心之时？然不过随悦随已，曷尝实体于心而以之养心，犹刍豢实入于口而以之养口耶？义理自义理，吾心自吾心，你东我西，仍旧祇是个常人。

“理义”，吾心所自有，非从语言文字而得，日用平常，心上安处便是。“格物”格比也，“博文”博此也，“惟精”惟此也，“惟一”此也，一而不失，便是“允执厥中”。

“理义”固所自有，要在中心自尽，戒欺求慊，内省无恶，方得快活，方是真悦。若祇要体面上好看，共见共闻处不差，此是有为而然，非当然而然，的然而然，非暗然而然；终不是自心安然，算不得千古同然。须是自信自乐，可对上帝。

“牛山之木”因近郊而被伐，以故“若彼濯濯”。学人苟欲修身养心，宜先离俗远嚣；若果养得十分凝定，然后说得纤尘不染。

居恒读《孟子》，至《牛山之木》章，不觉太息，慨吾人从幼知诱物化，其为斧斤何限？弱冠以后，知识日增，则思虑日纷，不计利便筹名，“旦旦而伐之”，重以“旦昼所为”，固有之良，愈不可问。哀莫大于心死，而形死次之。“梏之反复”，心已死矣，纵所营皆遂，亦不过是鬼窟里作活计，自绝于天，何足道也！倘能清夜扪心，忽尔猛省，所谓“再回头是百年人”，岂不快哉！

问：“操则存”，然则操之之法何如？曰：其敬乎？敬则中恒惺惺，即比便是心存。

学者苟真实用力“操存”，久则自觉身心爽泰。当其未与物接，必有湛然虚明时，即从此收摄保任，勿致汨昧，驯至常虚常明，浩然无涯。所谓“夜深人复静，此境共谁言”，乐莫乐于比。孔子曰“乐在其中”，颜曰“不改其乐”，皆是此等景况也。

知所欲有甚于生者，而不苟生，千古如生；知所恶有甚于死者，而不怕死，死犹不死。

“乞人不屑”，此是乞人一时浩气，一时之不失本心虚；吾人辞受取予，能如乞人比际心，期何下气丧心之有？

“学问”二字，人多误认，往往以闻见记诵为学问，以闻见博、记诵广为有学问，故有闻见甚博、记诵甚广，而仁义弗由、德业未成者，求诸耳目，而不求诸心故也。

“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此千古学问断案，千古学问指南也。故学问而不如此，学问之谓何？

“放心”不一。放于名、放于利、放于声色、放于诗酒、放于博弈、放于闲谈、放于骄矜，固是放；即数者无一焉，而内多游思、外多惰气，虚明寂定之体，一有昏昧渗漏，亦是放：虽清浊不同，其为放则一。

问：“求之”之要？曰：要在识得真心，能识真心，自然不放，即放亦易觉。曰：如何方是真心？曰：惺惺不昧，天然一念是也。一切放下，方是不放；杂念不起，则正念自存；存则居仁由义，动无不减。放之则弥六合，卷之则退藏于密，操纵如意，“允执厥中”。

“从其大体为大人，从其小体为小人”。吾侪试扪心自想，居恒果何所从？从大体耶？从小体耶？若中心不能自主，动辄惟小体是从，耳之所闻、目之所见、口之所言、鼻之所嗅，心即随之，而不思自检，从欲惟危，自堕于小人之归而不自知。然则必何如而后可免于小人之归？曰：在乎审所从而已。诚时省时慎，惟大体是从，耳不妄听、目不妄视、口不妄言、鼻不妄嗅，自奋自振，自作主宰，以神君形，以大统小，役耳目口鼻，而不为耳目口鼻所役，何引何夺之有？

“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不能夺”，此孟子吃紧为人示以敦大原、立大本处。象山先生平日自励励人，得力全在于此，此学问真血脉也。当时有讥先生者曰：“除了‘先立乎其大’，再无本领。”先生笑应曰：“诚然。”

时时唤醒此心，务要虚明寂定，湛然莹然，内不著一物，外不随物转，方是敦大原、立大本。“先立乎其大者”，能先立乎其大学问，方有血脉，方是大本领。若舍本趋末，靠耳目外索，支离葛藤，惟训诂是耽，学无所本，便是无本领。即自谓学尚实践，非托空言，然实践而不“先立乎其大者”，则其践为践迹，为义袭，譬诸土木被文绣，血脉安在？

孟子以“修天爵，要人爵”为“惑之甚”，今则并修天爵以要人爵者，亦不可多得，愈趋愈下，言之愈令人太息。

“修天爵，以要人爵”，有为而为，固君子之所深耻；然中人以下，果肯有为而为仁义忠信，乐善不倦，则立身犹略有本末。既得人爵，必瞻前虑后，略顾名义，不至十分决裂，犹胜于起初便不修天爵多矣。昔人所谓：“好名而勉于为善，岂不胜于不好名而肆于为恶乎？然则孟子谓“亦终必亡”者何？曰：谓夫既得人爵而弃其天爵，利令智昏，变其故态，人怒鬼嗔，不亡何待？即侥幸克终，不亡于其身，亦必倾覆于其子孙。

君子之所为，众人固不识也；众人若识，则亦众人而已，又何以为君子乎？故吾人平日立身行己，惟求信心，循理蹈义，为其所当为斯已耳，众人识与不识，非所计也。

劳、苦、饥、寒、空乏、拂乱，一切困心衡虑、征色发声之遇，莫非砥砺增益之助，历观古来学道修德之士，未有不如此而能有成者也。今夫美珠探于海底，良玉凿自深山，凡至贵之物，俱从艰险而得，况道德为贵中之尤贵者乎？故艰难成德，殷忧启圣，所从来矣，有志者决不于此错过。

尽心

“不著”、“不察”，只欠一觉。觉则即行即著、即习即察，日用寻常，率性而行，莫非天良，莫非道妙；不觉则行为冥行，习为冒习，终身虽由，无异鱼游江湖，不知腹中水即是江湖水，此之谓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鲜矣。善乎！吴幼清之言曰：“夫所谓圣人之学，以能全天之所以与我者耳。”天之所以与我者，德性是也，是为仁义礼知之根株，是为形质气血之主宰。舍此而他求，虽行如司马文正，才如诸葛武侯，亦不免行不著、习不察，况止于训诂之精、讲说之密，如北溪之陈，双峰之饶，于记诵词章之学，相去何能以寸哉！圣学大明于宋，而踵其后者乃如此，可叹已！

吾人果以道义为重，自然惟道义是乐，嚣嚣自得，人知与不知，穷达自不介意。穷则善身，自不失义；达则善世，自不离道。然说时易，允蹈难，反而自思，平生果道义是重，嚣嚣自得否？果穷不失己，达不失望否？

穷不失己、介洁有守者，犹能；达不失望，非才足有为者，不能。殷浩未达时，人拟之管、葛，咸曰：“深源不出，其如苍生何！”厥后深源既出，其如苍生何？甚矣，民不失望之难也！故学贵实际。

有待而兴，已是凡民；待而不兴，“民斯为下”。豪杰岂是天生，不过一念自奋，能奋则凡民即为豪杰。世有文王，则当奋然思齐；世无文王，不妨自我作古。

圣贤虽往，而圣贤遗书，未尝不流布天壤，乃束书不观，观亦不奋，是凡民不若矣。想是性与人殊，天原未尝赋以知觉，以故漠同木石。

识得“所性”，“大行不加”，“穷居不损”，自素位而行，不愿乎其外。“所性”岂惟“大行不加”、“穷居不损”，即生死亦然。

“不学不虑”之“良”，乃人生本面，学焉而悟此，犹水有源、树有根、人有脉；学焉而昧此，犹水无源、树无根、人无脉。孟子论学，言言痛切，而“良知”二字，尤为单传直指，作圣真脉。先“知”“能”并言，后“知爱”、“知敬”。单言“知”而不言“能”者，盖“知”为本体“能”乃本体作用，犹知府、知州、知县，苟真“知”之，则“能”在其中矣。后阳明先生以此明宗，当士习支离蔽锢之馀，得比提唱，圣学真脉，复大明于世，人始知鞭辟著里，反之一念之隐，自识性灵，自见本面，日用之间，炯然焕然，无不快然自以为得。向也求之千万里之隔，至是反诸己而裕如矣。凤麓姚公遇友以阳明为诟病，公曰：“何病？”曰：“恶其‘良知’之说也。”公曰：“世以圣人为天授，不可学久矣。自‘良知’之说出，乃知人人固有之，即庸夫小童，皆可反求以入道，此万世功也，子何病？”其友豁然有省。

“良知”人所固有，而人多不知其固有，孟子为之点破，阳明先生不过从而申明之耳。若以“良知”为偏为非，是以孟子为偏为非、自己性灵为偏为非矣。自己不认自己，惑也甚矣！

问：学须主敬穷理，存养省察，方中正无弊，单致“良知”，恐有渗漏？曰：识得“良知”，则主敬穷理、存养省察方有著落，调理脉息，保养元气，其与治病于标者，自不可同日而语。否则主敬是谁主敬？穷理是谁穷理？存甚，养甚？谁省，谁察？

自性本体原无为，原无欲，“无为其所不为，无欲其所不欲”，复其原来本体，才算工夫。

居恒祇“无为其所不为，无欲其所不欲”，便是真圣学，道德在此，人品在此，何用他求？

“人之有德慧术知者，恒存乎疢疾”，诚哉是言也！疢疾固不止于病疾，而病疾之撄，亦莫非进德之机、入道之缘。蒋道林先生〈【讳信】〉尝抱羸疾，及病甚，哕血危矣，乃谢却医药，默坐澄心，常逢昼夜，不就枕席。一日，忽香津满颊，一片虚白，炯炯见前，冷然有省之间，而沉屙已溘然去体矣。尝曰：“信初读《鲁论》及关、洛诸书，颇见得‘万物一体’是圣学立根处，未敢自信；直到三十二三岁，因病去寺中静坐，将怕死与恋老母的念头一齐断却，如此者半年馀，一旦忽觉此心洞然，宇宙浑属一身，呼吸痛痒，全无间隔，乃信得明道所谓‘廓然大公无内外’是如此，‘自身与万物平等看’是如此，参之《六经》，无处不合。向来静坐，虽亦有湛然时节，祇是个光景，这圣学立根处，岂能容易信得及，须是自得。”又尝自谓：“生平学问，多自贫病中得之。”

率性而行，便是“践形”；行不率性，便被形践。“践形”，则目视耳听、手持足行莫非天性用事，动不违则；形践，则目视耳听、手持足行莫非形色用事，动辄违则。

问：必何如而后可以“践形”？曰：在识性。识性方能率性，“大立则小不能夺”。根心生色，面盎背，“施于四体，四体不言而喻”，动容周旋，即性即天。

学以“养心”为本。“养心”以“寡欲”为要，以无欲为至，欲不止于声色臭味安佚，凡人情逆顺、世路险夷，以及穷通得丧、毁誉寿夭，一有所动，皆欲也，皆足以累心。累寡则心存，累尽则心清，心清则虚明公溥，耳目口鼻虽与人同，而视听言动浑是天理。安身立命、超凡入圣之实，其在斯乎？

战国时邪说胜而正道微，孟子救之之策，不过曰“君子反经而已矣”。在今日虚文胜而实事衰，其救之之策，亦祇在“反经而已矣”。先反之一念之隐以澄其源，次反之“四端”以濬其流，视听言动务反而复礼，纲常伦理务反而尽道，出处进退务反而当可，辞受取予务反而合宜，使万古不易之常经不亏，则大经立矣。出而在上，以之经纶天下，一以实行率人，鼓舞奖劝，多方振德，人自感化兴起，咸知实行为荣，不实行为辱，如是则道德可一，而风俗可同；处而在下，一以实行倡人，转相开导，染擂熏陶，人渐知所向往，渐思敦本尚实，耻事虚文，如是则学术可正，而风气可淳：此今日救弊之第一著也。

《四书》乃万古不易之常经，日用常行，而不可违焉者也。吾人口诵而身违，书自书，我自我，是谓叛经；讲了又讲，解了又解，徒夸精斗奥，藉以标名，是谓侮经。士为庶民之首，经先不正，庶民何由而兴乎？先自作慝，何望他人之无邪慝耶，然“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从今淬砺，维新是图，反之于身，日用常行，以为庶民榜样，民实有心，难道不是钦是慕，观感兴起，“庶民兴，斯无邪慝矣”。

人之所以为人，止是一心，七篇之书反复开导，无非欲人求心。孟氏而后，学知求心，若象山之“先立乎其大”、阳明之“致良知”，简易直截，令人当下直得心要，可为千古一快。而末流承传不能无弊，往往略工夫而谈本体，舍下学而务上达，不失之空疏杜撰鲜实用，则失之恍忽虚寂杂于禅。程子言“涵养须用敬，进学在致知”，朱子约之为“主敬穷理”，以轨一学者，使人知行并进，深得孔门“博约”家法。而其末流之弊，高者做工夫而昧本体，事现在而忘源头；卑者没溺于文义，葛藤于论说，辨门户同异而已。吾人生乎其后，当鉴偏救弊，舍短取长，以孔手为宗，以孟氏为导，以程朱陆王为辅，“先立其大”、”致良知”以明本体，“居敬穷理”、“涵养省察”以做工夫，既不失之支离，又不堕于空寂，内外兼诣，下学上达，一以贯之矣。

学术之有程朱，有陆王，犹车之有左轮，有右轮，缺一不可，尊一辟一皆偏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