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杂俎/卷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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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君即位，称元年而已，未有年号也，故诸侯之国，各称其君之年，而天子正朔，反置之若罔闻知。不知当时律历之颁，往来文告之词，以何为准？盖夫子作《春秋》亦已仍其国史之旧矣。自秦始皇立郡县，而民知有王，汉武帝建年号而民知有朔，万世之后，一统之治，威令行于山陬海隅者，二君之功也。至于废井田，筑长城，行夏时，表六经，皆为后人遵守而不能易，非有绝世之识独创之识，何以与此？而经生谈无道主，动以为口实，不亦冤乎？
年号之改，莫数于武氏；其次则唐高宗、汉武帝；又其次则宋仁宗也。武氏在位二十二年，至十六改元，朝令夕更，直以为戏耳。高宗三十年中，而十五改元，盖自总、章仪凤以后，政自牝鸡出矣。汉武、宋仁俱四十余年，而武改元者十一，仁改元者九。其中或以人事，或以符应，多不过七八年，少至一二年而遽改，何不经之甚也？古今不易年号者，惟汉明帝、隋炀帝、唐高祖、太宗、宪宗、宣宗、懿宗，而享祚不永者不与焉。夫元者，始也。人无二始，帝无二元，而况十数乎？我国家列圣相承，惟于即位之逾年改元，终身不易，亦可谓卓越千古矣。
宋太祖改元乾德后，因与蜀王衍年号相同，有“宰相须用读书人”之语，然国朝永乐，则张遇贤、方腊已再命之，二人又皆篡贼之靡，何当时诸公失于详考耶？至于正德，亦同夏干顺之号。而自古以正为号者多不利，如梁正平、天正，元至正之类，为其文一而止也。武皇帝虽终享天位，而海内多故，青宫无出，统卒移之兴邸，命名之始，可不慎哉？隆庆亦州郡名，改元之后，复令改州，此亦华亭不学之故也。
凡帝王之命名，不以山川郡邑，为其易犯也。梁萧正德改元正平，识者笑之。我朝建文之号，亦同御名。不知方、黄诸君，何卤莽乃尔？今上即位，改河南之禹州，同御讳也，而皇太子讳又同县名。与其更易于后，孰若慎重于初乎？此亦礼臣之过也。
古者嫌名不讳，宋则并讳之矣。国朝虽无讳例，而亦有二字俱犯嫌名者。如吾邑之长乐，政与皇太子讳音相同，不知将来当事者，何以处之？姑记以俟它日。
三代之法，有必不可行者，井、田、封建是也。井田无论已，封建以厚骨肉，甚善也，然各守其疆，政令不一，一不便；本支既繁，贤愚异类，二不便；国有大小，遂启争端，三不便；盛时制驭，犹怀不逞，委裘之际，将若之何，四不便。且周之制，但创业时一分封耳，子孙之兄弟无尺寸之地也。同聚王畿，其丽不亿千里之内，何以容之？朝带之乱，势使然也。自秦之后，一复于汉，而有吴、楚之乱，再复于国初，而有靖难之师，国之利器，不可以假人审矣！
处宗藩之法，莫厚于本朝，而亦莫不便于本朝。唐、宋宗室，不胙茅土，其贤能者皆策名仕籍，自致功业，而国家亦利赖之，但贤者少而不肖者多。天衍懿亲，至与齐民为伍，亦稍过矣。宋时宗室散处各郡县，入籍应试在京师者别为玉牒。所籍至绍兴十一年，从程克俊言，以所考合格宗室，附正奏名殿试。其后杂进诸科与寒素等，而宦绩相业亦相望不绝书。国朝亲王而下，递降为郡王、将军、中尉、庶人，虽十世之外犹赡以禄，恩至渥也，而禁不得与有司之事，不得为四民之业。二百年来，椒聊蕃息几二十万，食租衣税，无所事事，而薄禄斗粟不足糊口，遂至有怀不肖之心，亲不韪之行者矣。今天下宗室之多莫如秦中、洛中、楚中，贤者赋诗能文，礼贤下士，而常郁郁有青云无路之叹。至于不肖者、贫困者，鹑衣行乞，椎埋亡命，无所不至，有司不敢诘，行旅不敢抗也。日复一日，人愈众而敝愈极，当事者犹泄泄然，不立法以通之，可乎？
祖宗九庙，亲尽亦祧子孙，五世之后，无复降杀，非法也。世禄之子，犹望象贤，天衍玉牒，不许入仕，非情也。故宗藩之庶，递杀至于庶人，极矣。庶人之外，禄可裁也，法可行也，禁可宽也，读书者许在各郡县入籍应试，其它力农商贾，任其所之，奸盗诈伪，有司以三尺绳之，大辟以上，奏闻可也，此处宗藩之第一义也。
国朝立法太严，无论宗室，即驸马仪宾，不许入仕，其子不许任京秩。此虽别嫌明微之道，亦近于矫枉过正者矣。即如户部一曹，不许苏、松及浙江、江右人为官吏，以其地赋税多，恐飞诡为奸也。然弊孔蠹窦，皆由胥役。官吏迁转不常，何知之有？今户部十三司胥算，皆吴、越人也，察秋毫而不见其睫，可乎？祖制既难遽违，而积弊又难顿更，故当其事者默默耳。
国朝驸马尚主皆不用衣冠，子弟但于畿辅良家，或武弁家，择其俊秀者尚主之。后即居甲第，长安邸中，锦衣玉带，与公侯等。其父封兵马指挥文林郎，母封孺人而已。驸马虽贵为禁脔，然出入有时，起居有节，动作食息，不得自由。而你姆阉竖之老者，威震六宫，掌握由己，都尉反俯首听节制，凡事务结其驩心，稍不如意，动生谗间，近日如冉都尉兴让可鉴也。
冉都尉所尚主乃皇贵妃之女，上素所钟爱者，伉俪甚笃，无间言。你媪梁盈女恃其威福，每事动行节制，冉不善也。又恃宫中爱{巩耳}，时与龃龉。一日，漏下二鼓，都尉自外入，传呼开邸中门故事。中门非你媪不开，盈女不时至，都尉排闼而入。有顷，盈女至，出谇语，都尉乘醉击之，翌日入朝奏闻，盈女率其党数十人，伏阙下，耍而殴之几死。上不知也，且怒都尉狂率，冉遂弃衣冠，从间道归里。上益震怒，遣缇骑迹之，夺其父母爵禄，廷中大小臣工力谏，俱不报。冉既自归，上怒不解，谪羁太学习礼，自壬子冬至今半载，尚未得与公主相见也。时论以冉固未得善处之方，而你媪一老宫婢，遂能炀灶蔽明，荧惑主聪，一至于此。盖床第之言易入，浸润之谮难防，故使椒房失其宠，结缡隳其爱。举朝之臣工不足敌一妇人，亦异事矣。考之史乘所载，若王敦慑气，桓温敛威，真长佯愚以求免，子敬炙足以违诏，王偃倮露于北阶，何瑀投驱于深井，盖自汉、晋以来，相沿至于今日，未之有改也，冉盖不幸而遇其变耳。
牝鸡之晨，家之索也。以三代神圣之开基，国祚之悠久，而不足供妹嫦、褒姒之一败，况其它乎？故《诗》、《书》垂戒，于妇人每惓惓焉，知后世必有以是亡其国者也。吕氏几移汉祚，武曌遂斩唐宗，其始不过以色举耳，而祸之赫烈，岂虞其至此？汉之马、邓，宋之高、曹，贤矣，而犹垂帘专政，恋恋不忍释手，是亦牝之晨也。此端一开，能保其无妒悍淫虐者出其中乎？我国家之制，少主委裘，权一听于辅臣，而母后不得预也，可谓上追三代而远过唐、宋矣。
三代以下之主，汉文帝为最；光武、唐太宗次之；宋仁宗虽恭俭，而治乱相半，不足道也；文帝不独恭俭，其天资学问，德性才略，近于王者，使得伊、周之佐，兴礼作乐，不难也；光武太宗，以创业而兼守成，纬武经文，力行致治，皆间世之贤主也。然建武之政，近于操切；贞观之治，末稍不终；盖不惟分量之有限，亦且辅相之非人。宋仁宗四十年中，君子小人相杂并进，河北西夏，日寻兵革，茍安之不暇，何暇致刑措哉？四君之外，汉则昭、宣、明、章，唐则玄、宪、宣、武，宋则艺祖、太宗、孝宗，其拨乱守成，皆有足多者。而隋之文帝，唐之明宗，周之世宗，又其次也。大约贤圣之君，百不得一；中上之资，十不得一。庸者什九，纵者十五，世安得而不乱乎？
我朝若二祖之神圣，创守兼资，而纪纲法度，已远过前代矣。仁宗之宽厚，宣宗之精勤，孝宗之纯一，世宗之英锐，穆宗之恭俭，皆三代以下之主所不敢望者，而宣、孝二主尤极仁圣，真所谓贤圣之君六七作者，固宜国祚之悠久无疆也。
英宗初年，委政三杨，四海宁谧，其后为王振所误，致北狩之变；后又为石亨、徐有贞所误，致夺门之惨。迨武功窜，曹、石诛，躬亲万机，民安吏治，天下讴歌太平者又十余年，然则辅相之功所关系岂少哉？
本朝有二奇事：己巳之变，习华陷虏而却回；壬寅之变，圣躬被弑而无恙。此皆天之所佑，非偶然者。其它如宸濠之叛，流贼之炽，北虏、南倭之警，关白、杨应龙之桀惊，而折棰挞之不烦再举，至今二百四十余年，而金瓯无恙，纤尘不警，固知太祖功德，与天同大，宜乎历数之未艾也。
世庙末年，虽深居不出，然威福无一不自己出者。分宜父子，怙权行私，而密勿之地，所以交结近侍，窥伺圣意者，无所不至，惴惴不保首领是惧。盖自夏言、王忄予、杨继盛、张经之死，天下之怒分宜，始不可解，而恩替势败，亦自此发端矣。江陵之才智，十倍分宜，值今上初年，生杀予夺，惟意所响，而江陵生平多用申、韩之学，政事过于操切，十年之间，虽海内乂安，比隆成昭，而国家元气，不无斫丧矣；逮夫末年，固位挟势，夺情起复，殛窜言官，子弟相继袭取大魁，而人心始大失所望矣。分宜性鸷而难犯，江陵器小而易盈。故严之老死牖下，识者犹以为幸，而张之功罪自当不相掩也。
江陵行事虽过操切，然其实有快人意者。如沙汰生员，废书院，裁减郡县，去诸冗员是也。至于久任稍苦，诸守令禁勘合，则苦诸行旅，是以人多怨之。至其结冯保以收诸内竖之柄，北任戚继光而虏不敢窥塞垣，南任谭纶而倭寇詟服，其才智明决，有过人者。昔张乖崖谓众人千言不尽，寇准一言而尽，江陵有焉。而末节骄奢纵恣，以覆其宗，则亦不学无术之过矣。
江陵给假治丧，自京师除道，达其室四千馀里，填堑刊木，广狭如一，所至厨传列灶千计，外藩大吏，望尘迎拜，相属于道，独吾郡郑云蓥为河南方伯，礼无少加焉。及至楚，楚方伯至，披衰绖，代孝子，守苫次，江陵大悦，不逾年，方伯遂抚楚，而郑挂弹章归矣。时先大夫相吉藩。闻诸藩有致千金赗者，先大夫持不可，力止之。江陵恚，嗾观察赵思诚𬺈龁之，先大夫闻，即挂冠归里。而后抚楚者，为枌榆至戚，犹以离擅职守，参奏致仕。盖当时之风旨，可畏甚矣！
唐玄宗会昌投龙文，自称“承道继玄、昭明三光、弟子南岳上真人’；宋徽宗群臣上尊号，为“玉京金阙、七宝元台、紫微上宫、灵宝至真、玉宸明皇天道君’；其上章青词，自称“奉行玉清神霄保仙元一六阳、三五璇玑、七九飞元、大法师都天教主’。噫，莫尊于天子，百神皆受号令者也，而反屈万乘之称，从黄冠之号，不亦儿戏狂惑之甚哉？其后会昌既变起帷帏，而宣和亦身膏沙漠，九天道教，何无感应至是哉？
古今奉佛之主，莫甚于梁武帝、唐懿宗；奉道之主，莫甚于唐武宗、宋徽宗；求仙之主，莫甚于秦始皇、汉武帝。然大则破国丧身！小亦虚耗海内，惟崇儒重道之主，安富尊荣，四海乂安。而世之人君，往往不以彼易此，何也？噫，无论人君，即士君子读六经传注，以取科第，而其后也，不有非毁先儒，栖心释、老者乎？背本不祥，反古不智，是名教之罪人也。
今之仕者为郡县，则假条议以济其贪，任京职则假建言以文其短，居里闬则假道学以行其私，举世之无学术事功三者坏之也。故爱民实政，循良之上乘；随分尽职，省曹之懿矩；禔身齐家，不言而化山林之高标。总之，圣人一言以蔽之矣，曰：“素位而行，不愿乎外。”
余每见郡县吏禁约文告之词布满郊野，条陈利病之议连篇累牍，似自以为伯夷之清，龚黄之才，而不知大贪、大拙者，伏于其中也。友人王百谷有言：“庖之拙者则椒料多，匠之拙者则箍钉多，官之拙者则文告多。”有味其言之矣。
台谏言事，自有职掌，然近来纷嚣往复，求胜不已，可惜此白简，不用之觞邪，而用之聚讼也。其它省寺出位而言，似于侵官矣，然言之而当，出位何伤？若杨忠湣、海忠介及近时邹尔瞻吏部与赵、吴诸太史，人孰有议之者？一二名誉不章，识见谫劣，或素行多疵，居官滋秽，而效颦建白，掇拾唾余，或窃批鳞之名以雄行其乡，或攻必救之势以自固其位，人之视己，如见肺肝，亦何益之有哉？
新建良知之说，自谓千古不传之秘，然《孟子》谆谆教人孝弟，已拈破此局矣，况又鹅湖之唾余乎？至于李材止修之说，益迂且腐矣。夫道学空言，不足凭也；要看真儒，须观作用。新建抗疏定乱，信文武之兼材；然当献俘金陵之际，为江彬所排陷，进退去就，一刀可以割断，而濡滞忍耻，夜对池水，欲吊汨罗，何无决也？名与身孰轻？当时抗雷霆，窜岭海，间关万里不死，而死于功成之后，岂所谓重若鸿毛，轻若泰山者？公固未之熟思耶？此其地位尚未及告子、孟施舍，而何孔、孟之有也？至于李材邀功缅甸，杀无辜以要爵赏，身窜闽海，扬扬自得，此华士少正卯之流，视新建又不知隔几尘矣！
古者，天子五载一巡守，周于四岳；今一巡幸，而所过郡邑，嚣然骚动矣。古者，诸侯王三载一朝觐，络绎不绝，今一封藩，而舟航傅置，疲于供命矣。盖古者不独上之节省，其仪从有限，亦且下之富饶，其物力可供；今则千乘万骑，征求无艺，而尺布斗粟，无非派之丁田者。至于供亿之侈靡，中涓之需索，日异而岁不同，十年之间，已不啻倍蓰矣。自此以往，安所穷极？故天子之不巡守也，侯王之不朝见也，亦时势使然也。
今上大婚，所费十万有奇，而皇太子婚礼遂至二十万有奇，福邸之婚遂至三十万有奇。潞藩之建费四十万有奇，而近日福藩遂至六十万有奇。潞藩之出，用舟五百余，而福藩舟遂至千二百余。此皆目前至近之事，而不同若此。潞藩庄田四万顷，征租亦四万，一亩一分，皆荒田也。福藩比例四万顷，而每亩征租三分，则十二万矣。夫民之穷，日甚一日，而用之费，亦日甚一日，公私安得不困乎？
今人以拜官为除官。沈存中《笔谈》云：“以新易旧曰除。”如新旧岁之交，谓之岁除；《易》：“除戎器，戒不虞，”亦谓以新易旧之义。而阶亦谓之除者，自下而上，亦更易之意也。
今天下神祠香火之盛莫过于关壮缪，而其威灵感应，载诸传记及耳目所见闻者，皆灼有的据，非幻也。如福宁州倭乱之先，神像自动，三日乃止，友人张叔弢亲见之。万历间，吾郡演武场新神像一，匠者足踏其顶，出嫚亵语，无何，僵仆而死，则余少时亲见之。江右张观察尧文上计至桃源病革，移入王祠中，其兄日夜哀祷，经七日复苏，亲见神摄其魂以还。张君言之历历，如在目前者，亦异矣。王生时辅偏安之蜀，功业不遂，身死人手，而没后英气乃亘千载而不磨若此，此其故有不可知者。若以为忠义正气致然，则古今如王比者，未尝无人也。或谓神能御灾捍患，则帝纪其功而迁其秩，神功愈著则威望愈崇，亦犹人世之迁转耳。然王自唐以前，未之有闻，迨宋以盐池一事，遂著灵异。且张道陵于汉季为黄巾妖贼，王以破黄巾起家，而冥冥之中，又听天师号令，使其伪耶？则当显﹃之，使其真耶？吾未见道陵之贤于王也，此益不可解者也。
余尝谓云长虽忠勇有余，而功业不卒，视之吕蒙智谋，其不敌也，明矣。而万世之下，英灵显赫，日月争光，彼曹操、孙权皆不知作何状，而王独庙食千载，代崇褒祀，是天固不以成败论人也。而人顾有以一败没全功，以一眚掩大节者，独何心哉？使今人生子，必愿其为阿蒙，不为云长，而幕府上功必以失陷荆州为千古之罪案矣。故今之人，皆逆天者也。
唐以前，崇奉朱虚侯刘章，家祠户祷，若今之关王云。然自壮缪兴而朱虚之神又安之也。今世所崇奉正神尚有观音大士、真武上帝、碧霞元君。三者与关壮缪香火相埒，遐陬荒谷，无不尸而祝之者。凡妇人女子，语以周公、孔夫子，或未必知，而敬信四神，无敢有心非巷议者，行且与天地俱悠久矣。岂神佛之中亦有遭遇而行世者耶？抑神道设教或相禅而兴也？
佛氏之教，一味空寂而已，惟观音大士，慈悲众生，百方度世，亦犹《孟子》之与孔子也。大士变相无常，而妆塑图绘，多作女人相，非矣。既谓大士，岂得为女？既谓成佛，则男女之相俱无矣。盖有相则有情识淫想故也。
大士变相不一，而世所崇奉者，白衣为多，亦有《白衣观音经》，云专主祈嗣生育之事。此经《大藏》所不载，不知其起何时也。余按《辽志》有长白山，在冷山东南千馀里，盖白衣观音所居。其山鸟兽皆白，人不敢犯，则其奉祀从来也。
真武即玄武也，与朱雀、青龙、白虎为四方之神，宋避讳，改为真武。后因掘地得龟蛇，遂建庙以镇北方，至今香火殆遍天下，而朱雀等神，绝无崇奉者，此理之不可晓。
刘昌诗《芦浦笔记》载草鞋大王事，甚可笑。初因一人桂草屦于树枝，后来者效之，累累千百，好事者戏题曰《草鞋大王》，以后遂为立祠，大著灵异。其人复过，怪而叩之，则老铺兵死而为鬼，凭于是也。大凡妖由人兴，人崇信之，即本神未必降，而它鬼亦得凭借之矣。故村谷荒祠，不可谓无鬼神也。
今佛寺中尚有清净谨严者，其供佛像，一饭一水而已，无酒果之献，无楮陌之焚，无祈祷报赛之事，此正礼也。至观音祠，则近秽杂矣，盖愚民侥福者多，求则必祷，得则必谢，冥楮酒果，相望不绝，不知空门中安所事此？良可笑也。然犹斋素也，其他神祠，则牲醪脯糗，烂然充庭，计所宰杀物命，不计其数，不知神之聪明正直亦恻然动念而呕哕之否耶？
江河之神多祀萧公、晏公，此皆著威灵，应受朝廷敕封者。萧抚州人也，生有道术，没而为神。”闽中有拿公庙，不知所出。金陵有宗舍人，相传太祖战鄱阳时，一棕缆也，鬼凭之耳。北方河道多祀真武及金龙四大王。南方海上则祀天妃云。其它淫祠，固不可胜数也。
天妃，海神也。其谓之妃者，言其功德可以配天云耳。今祀之者，多作女人像貌，此与祠观音大士者，相同习而不觉其非也。至于杜子美、陈子昂皆以拾遗讹为十姨，俨然妇人冠帔，不尤堪捧腹耶？一云：“天妃是莆田林氏女，生而灵异，知人祸福，故没而为神。”余考林氏生宋哲宗时，而海之有神则自古已然，岂至元祐后而始有耶？姑笔之以存疑。
罗源、长乐皆有临水夫人庙，云夫人，天妃之妹也。海上诸舶，祠之甚虔，然亦近于淫矣。大凡吾郡人尚鬼而好巫章，醮无虚日，至于妇女，祈嗣保胎，及子长成，祈赛以百数，其所祷诸神亦皆里妪村媒之属，而强附以姓名，尤大可笑也。
男子之钱财，不用之济贫乏，而用之奉权贵者多矣。妇女之钱财，不用之结亲友，而用之媚鬼神者多矣。然患难困厄，权贵不能扶也；疾病死亡，鬼神不能救也，则亦何益之有哉？
箕仙之卜，不知起于何时，自唐、宋以来，即有紫姑之说矣。今以箕召仙者，里巫俗师，即士人亦或能之。大率其初皆本于游戏幻惑以欺俗人，而行之既久，似亦有物凭焉，盖游鬼因而附之，吉凶祸福，间有奇中，即作者亦不知其所以然也。余友人郑翰卿最工此戏。万历庚寅、辛卯间，吾郡瘟疫大作，家家奉祀五圣甚严，郑知其妄也，乃诈箕降言：“陈真君奉上帝敕命，专管瘟部诸神。”令即立庙于五圣之侧。不时有文书下城隍及五圣。愚民翕然崇奉，请卜无虚日。适闽狱失囚，召箕书曰：“天纲固难漏，人寰安可逃？石牛逢铁马，此地可寻牢。”无何，果于石牛驿铁马铺中得之。名遂大噪，远近祈禳云集。时有同事数人，皆余友也，余笑问之，诸君亦自诧，不知其何以中也。洎数年，诸君倦于应酬，术渐不灵矣。然里中儿至今不知其伪也。
新安诸生，同塾中，有学召箕者，于塾中作之。有顷鬼至，问休咎毕，而不得发遣之符，鬼不肯去。问之，曰：“我游鬼也，为某处城隍送书，适君中途见召。今不得符验，何以得归？”诸生无如之何。鬼日夜哀啸混嬲，同学者皆惊散，逾月余，一道人善符录，为书一道焚之始去。世间鬼神之事未尝无也。
世传箕诗亦极有佳者，想是才鬼附之，不然，作者伪也。余在东郡功曹，有能召吕仙者，名籍甚。余托令代卜数事，既至，读其诗，不成章，笑曰：“岂有吕纯阳而不能诗者乎？”它日又以事卜，则笔久不下，扣之，徐书曰：“渠笑我诗不佳。”然此鬼能知余之笑彼，而终不能作一佳诗相赠。且后来之事亦不甚验。始知俗鬼所为，而乃托之吕先生，吕何不幸哉！
人平日能不杀生，亦是佳事。一切果报，姑置勿论，但生动游戏，一旦毙之刀俎，自所不忍。今人爱惜花卉者，偶被摧折，犹懊恼竟日，况血气之伦乎？但处世有许多交际，力未能继，且肉食已久，性有不报耳。平时居家，当禁其大者。如牛所不必言，羊豕之属，市之可也；鸡鸭之类，祭祀燕享，付之庖厨可也。自奉疾病之外，不复特杀，亦惜福之一端也。
已既戒杀，则于子孙家人当以义理晓谕之，使之帖然信从，不必专言报应，反启人不信之端矣。余尝见新安一富室戒特杀，而三牲之奉，朝夕不绝，责家人市已杀者，家人私豢养之，临期杀以应命，而利其腹中所有。又见吾郡一友人佞佛最笃，杀禁甚严，而子侄鹅鸭成群，肉食自若，宰杀皆绞其颈，使不闻声，其为冤苦，甚于刀俎，傍观者莫不窃笑，而二人终不悟也。又有巨室子弟，居亲之丧，饮酒食肉自如，而祭祀之日，吝于用财，灵几之前，果菜而已。此又名教之罪人也。
祀先燕客，无不杀牲之理，即受地狱之报，吾亦甘之。且世之借口不杀者，直是悭耳，何曾知惜物命耶？
佛教，吾儒之所辟，然有不必辟者，戒杀是也。但佛家戒杀，为轮回计，吾之戒杀，则不忍其死于非命而已。至于牛，则有功于人甚大，杀之与杀良将何异？三代之际，天子无故不杀牛，诸侯无故不杀羊，士无故不杀犬豕，此戒杀之说非始释氏也。今之羊豕无故而杀者多矣。至于牛以天子之所禁，而庶人日杀之，可乎？力未能尽去，去其甚者可矣。
古人之戒杀，仁也；释氏之戒杀，惧也；今人之戒杀，悭也；己不杀而食人之杀者，又可笑也。
地狱之说，所以警愚民也，今晋绅士君子亦谈之矣，然谈之者多，而知避之者何少也？国家设律，原以防民，今匹夫盗一钚，以上吏执而问之，贪官苞苴千万捆载以归，而人不问也。故惧法者皆愚民，而犯法者皆君子也。但不知阴中之法，亦如阳间纲漏吞舟否耳？
人之才气，须及时用之，过时而不用则衰矣。如苏长公少时多少聪明，文章议论，纵横飞动，意不可一世，屡经摧折，贬窜下狱，流离困苦，至不能自保其身；故其暮年议论，慈悲可怜，如竹虱鸡卵，亦称佛子，食数蛤蟹，即便忏悔，向来勃勃英气，消磨安在？须知人要脚跟牢践实地，则生死之念，不入其胸中。此公学力地位视韩、欧二公尚不无少逊耶？盖韩、欧入门，从吾儒来；而苏公入门，从诸子百家来也。
阴德必有报，此自世人俗语。然为报而后行阴德，其为德浅矣。昔人谓阴德如耳鸣，人不知而己独知之，谓阴德。余谓亦非必全活物命，而后谓之阴德，即行一善事，出一善言，皆是也，亦皆有报。《书》曰：“惠迪吉，从逆凶。”如李广杀降不侯，自是道理上不该杀于定国，全活人多，大其门闾，自是应得全活。不然，纵贼为民害，亦可谓阴德乎？大凡有利于人，及理所当为者，孳孳为之，皆德也，不必计较人之知否，亦不必望后之有报否也。
古人云：“死生亦大矣。”然有生必有死。生何足喜，死何足惧？即死而有报应，不过善恶两途。善自可为，恶自不可为，何必计较报应？譬如奸盗诈伪，即律所不禁，良民不为也。惧死而修生，惑矣；惧来生而修今生，益惑矣。
使今世之富贵贫贱皆由前生之修否乎？则富贵而骄侈淫虐，怙权乱政者，比比而是，前生之修，何遽堕落至是也？贫贱之士，修身，立名，不朽于后世者，多矣。其所得与一时富贵孰多？前生不修，能致是乎？夫士贵自立，即今生之富贵贫贱，不必论也。而况又追求之前生，又希望来生之富贵，其志识卑陋，亦可哀矣！
屠仪部隆苦谈前生之说，一日，集余吴山署中，与黄白仲辩论往复，遂至夜分。然二君皆非真有见解者，不过死生念重，惧来生之堕落，姑妄言以欺人耳。然惑之既久，遂至自欺矣。夫前生既不能记忆，后生又不可预期，姑就今生百年之中，能修得到无人非、无鬼责地位亦足矣。二君定识既浅，爱根甚重，一切贪嗔、邪淫、妄语等禁，彼皆犯之，今生已不胜罪过矣，何论前后世哉！
尝爱赵子昂有题圆泽三生公案诗，云：“川上清风非有著，松间明月本无尘。不知二子缘何事，苦恋前身与后身？”此千古以来第一议论也，惜不为屠、黄二君诵之。
老氏三宝，不过退一步法，《易》经曰：：“日中则昃，月中则亏；圣人处世，亦是退一步法。至释氏则色想爱识，一切不留，此虽不言来生，而已隐然为后来地矣。譬之树果，今岁结实太盛，明岁必无生；譬之日用，今日太饱，明日必伤食。此理之常，无足怪者。盈虚消息之理，即天地不能违也，而况于人乎？
人有死而为阎罗王者，如韩擒虎、蔡襄、范仲淹、韩琦等，皆屡见传记。而近日如海瑞、赵用贤、林俊，皆有人于冥间见之。人鬼一理，或不诬之。刘聪为遮须国王，寇准为浮提王，亦此类耳。
《太平广记》载：“贞元中，江陵少尹裴君有子，为狐所魅，延术士治之。有高氏子为之医治。居数日，又有王生至，见高曰：‘此亦狐也。’少选，又有道士来，见二人曰：‘此皆狐也。’闭户相殴击，垂死，则道士亦狐也。裴皆杀之，而子差。”，此寓言耳。今人有一事，而言者指之为私；俄有救者，又指言者为私；而旁观者，又谓言者救者之皆私；及事定局结，则旁观者亦私也。近来三五年间，此弊为最多也。
唐文宗有言：“去河北贼易，去朝中朋党难。”夫朋党之分，若果一正一邪，易辨也，亦易去也，如宋元祐、绍圣之党是也。正之中有邪，邪之中有正，其初起于意见之不同，而其势成于羽翼之相激，各有是非，各有君子小人，难辨也，亦难去也，如唐牛、李之党是也。李诚胜牛，然李不纯君子，而李之党不尽君子；牛不纯小人，而牛之党不尽小人。此其辨别去取，上圣犹或难之，而况唐之庸主乎？然则调停之说是与？曰真知其中之各是各非，而去取之可也；漫无可否，而两存之，适足以滋乱耳，是子莫之执中也。
执中无权，此语切中今人调停之病。夫使党而果一正一邪，则明别黑白，若爱牛羊而逐豺狼，不害其为中也。使党各有邪正，不能尽用一偏，亦当酌而察之，如乌喙参木，择其轻重，而适其所宜。若徒调停执中，一半参术，一半乌喙，有不杀人者乎？噫，谋国者不宜爱中立不倚之虚名，而受首鼠两端之实祸也。
元冯梦弼乘驿向八蕃，驿吏告以天晚，马绊在江上，不可行。冯不听，果遇怪物，如屋拜之而灭，腥浪袭人。马绊者，马黄精也，遇之辄为所啖。今南方常讹传有马骝精，得食人，及史书所载签母鬼者，想皆此类。但多讹言耳，未有亲见之者也。宋宣和间，黑眚见于宫禁中，此自是亡国之征。人家屋宅亦时有狐魅出入者。大约妖由人兴，门衰祚薄，则邪乘之矣。
江北多狐魅，江南多山魈，鬼魅之事不可谓无也。余同年之父，安丘马大中丞巡按浙、直时，为狐所惑，万方禁之，不可得，日就尩瘵，竟谢病归。魅亦相随，渡淮而北，则不复至矣。山魈，闽、广多有之，据人屋宅，淫人妇女。盖《夷坚志》所载：“木客之妖者，当其作祟之时，百计不能驱禳；及其久也，忽然而去，不待驱之。”盖妖气亦有时而尽故耳。
国之祸常起于开边，家之祸常起于厚积，身之祸常起于服饵：三者皆贪心所使也。滁州道人教人：“食息起居，常至九分而止。”余谓九分亦已过矣，若留有余以还造化，享不尽以遗子孙，即半取之，何害？《保婴论》云：“若要小儿安，须带三分饥与寒。此格言也，终身守之可也。
临沮邓差家累巨万，而鄙吝不堪，道逢估人，初不相识，邀差共食，布列殊品，差讶而问之。客曰：“人生在世，止为身口耳，一朝病死，能复进甘味乎？终不如临沮邓生，平生不用，为守钱奴耳。”差默然，归家，宰鹅而食，方一动箸，骨哽其喉而死。人之享福，信有厚薄，然贫贱自甘，犹可言也。积而不散，愚惑甚矣。盖苞苴科敛，得之不以其道，使复知享用，是天助其为虐也。故多藏者必厚亡，不于其身，必于其子孙，非不幸也。
节俭与悭吝，原是二种。今世之悭者，动托于俭矣。汉文帝衣不曳地，露台惜百金之产，至于百姓租税，动辄蠲免，此真俭也。今之俭者，急于聚敛，入而不出，广市田宅以遗子孙，至于应酬交际，草恶酸啬，此直贪而鄙耳，何名为俭？《孟子》曰：“俭者不夺人。”今以夺人为俭者多矣。
官至九卿，俸禄自厚，即安居肉食，有千金之产，原不为过，盖不必强取之民，而国家养廉之资，已不薄矣。今外官七品以上，月俸岁得百金，四品以上倍之，糊口之外，自有赢余，何至敝车羸马悬鹑蔬粝，而后为廉吏也？至于大臣则愈厚矣。《论语》称季氏富于周公，可见周公当时亦富。诸葛武侯身殁之后，亦有桑八百株，田数十顷。古之人不贪财，不近名，如此，盖其心，大公至正之心也。今人聚敛厚积者，无论已，一二位列三事，绳床布被，弊衣垢冠，妻子不免饥寒，不知俸入作何措置？既不闻其辞免，又不见其予人，此亦大可笑事也。而世竞尚之以为高。吾以为与贪者一间耳。贪者嗜利，矫者嗜名，一也；贪者害物，而矫者不能容物，亦一也。
清如伯夷，而不念旧恶；任如伊尹，而不以宠利居成功；和如柳下惠，而不以三公易其介；此其所以为圣也。后世若元礼，清矣，而龙门太峻；博陆，任矣，而晚节不终；夷甫，和矣，而比之匪人。其及不亦宜乎？
近代若海忠介之清，似出天性；然亦有近诈者。疾病之日，人往伺之，卧草荐上，无席无帐，以妇人裙蔽之。二品之禄，岂不能捐数钚置一布帐乎？不然，直福薄耳。唐卢怀慎妻子冻饿，门不施箔，引席自障，昔人已辨其非矣。李峤为相，卧布被、青絁帐，则安。明皇赐以茵褥锦绮，则通夕不寐。或亦海忠介之类乎？然忠介身后诚无余财。近来效颦者，家藏余镪，而外为纤啬之态，欲并名与利，而皆袭取之，视海公又不啻天壤矣。
为伯夷之清较易，为柳下惠之和较难。清不过一味自守绝俗而已，和而不失其正，非有大识见，有大力量，不能也。后汉黄叔度，汪汪若千顷波，澄之不清，淆之不浊。夫淆之不浊，易耳；澄之不清，此地位难到也。
人之相去，诚隔数尘。廉者能让天下，而贪者至争分文之末；宽者汪汪千顶，而ぉ者至不能容一粟；智者经纬天地，而愚者至不能辨六畜；忠者不避鼎镬，而佞者至尝粪扫门；贤者希圣入神，而不肖者至穷奇梼杌。此非有生以来一定而不可变者哉？夫子曰：“上智与下愚不移”是也。孟氏谓“人皆可为尧舜”，吾终未敢以为然。
夫子谓“性相近，习相退”；又谓“上知下愚不移”。明言人性有上中下三般，此圣人之言，万世无弊者也。《孟子》谓“人皆可为尧、舜”，不过救世之语，引诱训迪之言耳，非至当之论也。夫以《孟子》之辩，终日辟杨、墨，道性善，而高弟仅仅一乐正子，犹不免从子敖之齐。以及门诸弟子，求一人到善信地位尚不可得，何论尧、舜乎？至宋儒不敢违孔子之言，又不能原《孟子》立论之意，遂创为义理气质之性以附会之，此尤可笑。义理者，死物也，定位也，天地之内，六合之外，无物非义理之所寓，安得谓之性也？性从心而生，非附血气，则无性之名矣。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性。是有而未发也，非全无也。人死而形骸臭腐，神魂灰灭，可谓之无性矣，不可谓之无理也。性有有，有无，而理则无有，无无也。《易》曰：“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不信圣人之言而泥宋儒之语，将愈解而愈窒碍矣。
周处少时无赖，乡里称其与白额虎、巨蛟为三害。武后时酷吏郭霸死，洛阳桥成，大旱而雨，中外传为三庆：卿有恶人，其害固不啻山上之虎，水中之蛟，而酷吏之死，其为庆又岂桥成雨降而已哉？”余每见贪官酷吏，剥民膏脂，以自封殖，而复峻刑法以箝其口，使百里之内，重足一息，重者亡身破家，轻者形残毁体，即洪水猛兽未足喻其惨也。
酷吏以击剥为声，上多以为能；贪吏以要结为事，上多为所中。然以贪败者，十尚五六；以酷去者，十无一二。盖近来之吏治尚操切，而人情喜近名故也。
杀人者死，法也，而有不尽然者。妒妇杀人，不死也；庸医杀人，不死也；酷吏杀人，不死也；猛将杀人，不死也。不惟不死，且敬信之，褒奖之，死者枕籍乎前而不知也，则法有时而穷也。
释氏地狱之说，有抽肠、拔舌、油锅、火山、刀梯、碓锉之刑，如此，则阎王之酷虐甚矣。即使愚民有罪，无知犯法，圣人犹怜悯之，岂能便加以人世所无之刑，使之冤楚叫号，求自新而不可得哉？盖设教之意，不过以人世之刑，止于黥、杖、绞、斩、凌迟而极，而犯者往往不顾，故特峻为之说，使之惊惧，而不敢为恶，此亦子产“为政莫如猛”之意也。然张汤、杜周、周兴、来俊臣之徒，其狱具惨酷不减地府，而不闻民之迁善改过也。使冥冥之中，万一任使不得其人，而夜乂、罗刹得以为政，其滥及无辜，贻害无类，岂浅鲜哉？老氏曰：“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世有一种穷奇梼杌、凶淫暴戾者，即入之地狱而出，其恶犹不改也。小说载：“华光天王之母以喜食人，入饿鬼狱经数百年，其子得道，乃拔而出之，甫出狱门，即求人肉。其子泣谏。母怒曰：‘不孝之子如此，若无人食，何用救吾出来？’”世之为恶者，往往如此矣。
小说野俚诸书，稗官所不载者，虽极幻妄无当，然亦有至理存焉。如《水浒传》无论已，《西游记》曼衍虚诞，而其纵横变化，以猿为心之神，以猪为意之驰，其始之放纵，上天下地，莫能禁制，而归于紧箍一咒，能使心猿驯伏，至死靡他，盖亦求放心之喻，非浪作也。华光小说，则皆五行生克之理，火之炽也，亦上天下地莫之扑灭，而真武以水制之，始归正道，其他诸传记之寓言者，亦皆有可采。惟《三国演义》与《钱唐记》、《宣和遗事》、《杨六郎》等书，俚而无味矣。何者？事太实则近腐，可以悦里巷小儿，而不足为士君子道也。
凡为小说及杂剧戏文，须是虚实相半，方为游戏三昧之笔。亦要情景造极而止，不必问其有无也。古今小说家，如《西京杂记》、《飞燕外传》、《天宝遗事》诸书，虬髯、红线、隐娘、白猿诸传，杂剧家如琵琶、西厢、荆钗、蒙正等词，岂必真有是事哉？近来作小说，稍涉怪诞，人便笑其不经，而新出杂剧，若浣纱、青衫、义乳、孤儿等作，必事事考之正史，年月不合，姓字不同，不敢作也，如此则看史传足矣，何名为戏？
戏与梦同，离合悲欢，非真情也；富贵贫贱，非真境也。人世转眼，亦犹是也，而愚人得吉梦则喜，得凶梦则忧，遇苦楚之戏则愀然变容，遇荣盛之戏则欢然嬉笑，总之，不脱处世见解耳。近来文人好以史传合之杂剧而辨其谬讹，此正是痴人前说梦也。
戏文如西厢、蒙正、苏秦之属，犹有所本，至于琵琶则绝无影响，只有蔡中郎一人，而其余事情人物，无非假借者，此其所以为独创之笔也。
胡元瑞曰：“凡传奇以戏文为称也，无往而非戏也，故其事欲谬悠而无根也；其名欲颠倒而亡实也。故曲欲熟，而命以生也；妇宜夜，而命以旦也；开场始事，而命以末也；涂污不洁，而名以净也。凡以颠倒其名也。”此语可谓先得我心矣。然元瑞既知为戏一语道尽，而于琵琶、西厢、董永关、云长等事，又娓娓引证，辩论不休，岂胸中技痒耶？
宦官、妇女看演杂戏，至投水遭难，无不恸哭失声，人多笑之。余谓此不足异也。人世仕宦，政如戏场上耳，倏而贫贱，倏而富贵，俄而为主，俄而为臣，荣辱万状，悲欢千状，曲终场散，终成乌有。今仕宦于得丧，有不动心者乎？罢官削职有不恸哭失声者乎？彼之恸哭忧愁，不过一时而止，而此之牵缠系累，有终其身不能忘者，其见尚不及宦官妇人矣。然则古之名贤，亦有悲愁拂郁者，何也？曰：“上等圣贤如孔、孟之忧不遇，为道也；其次名贤如屈原、梁鸿之忧不遇，为国也；又其次如退之、子瞻之贬窜，孟郊、贾岛之流落，其忧为身命也；若今之世，法纲既宽，山林皆乐，流窜贬谪皆俨然安居高卧，丰衣美食，老死牖下矣，昔人所谓富不如贫，贵不如贱，正谓今日之仕宦言也。而犹恋恋不已，不亦惑之甚乎？
白乐天抗志辞荣，似知道者，而其诗有曰：“眼前何日赤？腰下几时黄？”识趣之卑陋甚矣。宋夏侯嘉正常语人曰：“吾得见水银银一钱，目制诰一日，死无恨矣。”此正所谓“腰缠十万贯，骑鹤上扬州”者。世间乃有此痴心汉，真堪一棒打杀也。
人若存一止足之心，则贫贱而衣食粗足，可以止矣；富贵而博一官一第，异于凡民，亦可以止矣，流行坎止，听之可也。若不知足，必满其愿而止，则将相不足必为帝王；帝王不足，必为神仙；神仙不足，必为玉皇大帝；又要超元会大劫之外，方为称心也，少不如意，忧戚生矣。死生亦然，人之死也，卒然而去，即有天大未了之事，只得舍之而行。若语人以料理诸事，俱毕而后就死，则虽万有千岁事，无了期也。人能于进退死生，处之泰然，保其必不堕落矣！
韩�胄用事时，其诞日，高似孙献诗九章，每章用一锡字，谓宜加九锡也。辛弃疾以词赞其用兵，则用司马昭假黄钺异姓真王故事。二人皆名士也，乃作此举动，当时笔端信手草草，惟恐趋承之恐后，岂知其遗臭万世乎？赵师睾之犬吠，程松之献妾，不足异也。当江陵柄国时，其诞日，有以“天与人归”四字题册子送之者，有以禅授废立命题者，其留夺情之旨，有朕“不日举畴庸之典”者。当时已作首相矣，又将登庸，非禅位乎？一时臣工以逢迎为戏，谀之惟恐不足，而为人臣子者，受之而不疑，当之而无惊畏之色，是尚可立于天地间乎？
为大臣者，处盛满之极，则意念难持；为小臣者，见势焰之张，则立脚难定。人能不以宠利居成功，如诸葛、汾阳，终无倾覆之理，能不以炎凉为向背，如汲黯、宋璟，岂有冰山之虑哉？勋如博陆，而竟以凶终；才若元柳，而未免濡足。信哉，自立之难也！
国初各省，试官临期，所命不拘资次。洪武初，吾闽中一老广文家居，忽命主某省试，事毕归家，犹一广文也，亦不知主试之为荣，所取士子之为门生也。弘正中渐用京官，然王文成以主政丁艰家居，方阕即起，主山东试。其两京主试，向亦有用本省人者，如嘉靖癸卯则无锡华察，戊午则常熟瞿景淳，辛酉则无锡吴情，皆主南畿试，而情于是科，同邑登榜者颇众，物论哗然，自此著为令，不用本省人矣。然乡会一体也，主会试者又安得于四海九州之外别择一人，使知贡举耶？
宋试士以四场初本经；次兼经大义十道；次论一首；次策三道。其十道义，知者直书本文，不知者止云某知未审，不敢对；谨对，十对其六以上，即合格矣。国朝洪武初，初场本经义一道，四书义一道；二场论一首，诏、诰、表、笺、内科一道；三场策一道而已。后十日面试，骑、射、书、律四事。至十七年，始定今式；初场七义，次场去笺，而加五判，三场增策四道，而面试废矣。然七义五策皆似太多，风檐寸晷，力不能办，求其完璧，事事精好，安可得也？然弘、正之前，书义三，经义二，亦有中式者。诏、诰与表，惟人所择。今则俱榜出不收矣。然论、策、判皆无用之物，士子亦不甚究心，即阅卷者，亦以初场为主也。
省试南宫，皆以文字为主；至廷试，则必取字画端楷无讹者居首，以便进御宣读也。相传惟罗修撰伦，因策长书不能竟，遂书于彤墀上。
上命人录之，另誊以进。隆庆戊辰，上初即位，问人言状头有可私得者，乃于二甲卷中随意取之，得罗宗伯万化，擢为第一。罗素不善书，卷中涂抹甚多，信乎其有命也。
天下之物，妍媸皆一定而不易，独制义不然。甲之所赏，乙之所摈，好丑纷然，终无定价。不独此也，一人之身，昨所取士，而今日糊名复试，去取必不尽同矣，甚可怪也。唐韩昌黎应试，“不迁怒，不二过”题，见黜于陆宣公。翌岁，宣公复为试官，仍命此题，昌黎复书旧作，一字不易，而宣公大加称赏，擢为第一。以昌黎之文，宣公之鉴，犹无定若此，况今日乎？
唐及宋初皆以诗赋取士，虽无益于实用，而人之学问才气，一览可见。且其优劣自有定评，传之后代，足以不朽。自荆公制义兴，而聪明才辩之士，妥首帖耳，勤索哔之不暇矣。所谓变秀才为学究者，公亦自知其弊也。至我国家，始为不刊之典。且唐、宋尚有杂科，而国家则惟有此一途耳。士童而习之，白而纷如，文字之变，日异月更，不可穷诘，即登上第，取华膴者，其间醇疵相半，瑕瑜不掩，十年之外，便成刍狗，不足以训；今不可以传后，不足以裨身心，不足以经世务，不知国家何故而以是为进贤之具也？宣正以前尚参用诸途，吏员荐辟皆得取位卿相，近来即乡荐登九列者亦绝无而仅有矣。上以是求，即下不得不以是应，虽名公钜卿，往往出于其间，而欲野无遗贤，终不可得已。后有作者，人材荐辟之途，断所当开，而用人资格亦当少破拘挛可也。
国朝进士一入史馆，即与六卿抗礼，鼎甲无论，即庶常吉士亦尔，二十年间，便可跻卿相清华之选，百职莫敢望焉。弘、成以前，内阁尚参用外秩，如陈山以举人，杨士奇以荐辟，杨一清以大司马，张琮以南刑曹，皆入纶扉，五十年以来，遂颛用词臣矣。说者曰：“内阁大学士，原词臣之官也，而非相也。然内阁既可兼吏户，则外秩岂不可兼学士乎？唐、宋以前，出为郡守，入为两制，即词林亦未尝择人也。今必以鼎甲及庶常吉士为之，已拘矣，又以内开必词臣可入。不见祖宗故事耶？”近来枚卜之典，言官娓娓论列，欲循内外兼用之制，而卒格不行，盖相沿已定，遽难议更耳。
汉、卜式、司马相如皆入赀为郎，则知古者鬻爵之制，其来已久，盖亦当时开边治河，军国之需，不足而取给于是也，然止于为郎而已。至桓、灵时，始卖至三公。唐至德宗告身才易一醉，财之窟而爵之滥可知也。国朝设太学以待天下之英才，最重其选铨，选京职方面与进士等。乃后来贡举之外，一切入赀为之，谓之援例。其有子弟员，屡试不利于乡，而援入成均者，犹可言也，民家白丁，目不识字，但有余资，即厕衣冠之列，谓之后秀。大都太学之中，举贡十一，弟子员十二，而此辈十之七也，鲜衣怒马，酒肆倡家，惟其所之，有司不敢谁何，司成不能遍察，遂使首善贤士之关，翻为纳汗藏秽之府。制度之最失古意者，莫此为甚矣！
自边饷之乏也，河工之兴也，土木之繁也，司、农司空惟以鬻爵为良策矣，盖损富室有余之财以佐官家不时之需，事亦甚便。而纨裤子弟，捐囊橐之腐镪，博进贤之荣秩，又何苦而不为？至于用度窘急之日，当事者惟恐其招之不至，令之弗从，每加贬损，以示招徕，故一时赴募，云集响应，虽足以供目前之缓急，而于国家设官命爵之典亦稍亵矣。今文华、武英二殿，中舍动逾数百，而鸿胪、光禄二寺之属，亦皆以百计，绣衣银艾，拥传遨游，呵殿里阊，雄行乡曲，所入几何？而其取价已不赀矣。近来言事者屡行白简，欲行裁抑沙汰，而卒不见施行，亦势有所不可行也。
五行禄命，财能生官，故多訾之家可以致贵。然余里中尝有入粟得官，而卒罄其产者，人皆嗤笑之。余谓：“古人亦有之，诸君不察耳。昔司马长卿以赀为郎，至武骑常侍，其后病免，客游梁，家徒四壁立，非买官而贫之故事乎？”众为绝倒。
汉文帝承诸吕之乱，即位数年间，匈奴寇边，济北叛逆，乘舆行幸，军国之费不知纪极，而民不告困，国有余积，二年、十二年，俱免天下田租之半，而十三年遂并其半之租税尽除之。末年又令诸侯无入贡弛山泽。不知当时国用于何取给？盖文帝之恭俭节爱，固自性成，而当时差役之法，尚行用民之力，不必催募也，然亦异矣。转眼至于武皇，遂至榷酤算缗，海内虚耗。今天下漕粟之费，数百万有奇，而上供御用者，名为金花，亦四百万有奇，其它司农司空之属，各项征输，计不亦三百万。而不足者，又取诸监课百余万，取诸太仆马价四十余万。而度支犹告匮不已边军之饷常迟半载水衡之钱入不继出至于矸税之使。四出张弥天之网，设竟地之罘，其取利无所不届，而用度常苦不足，此真不可解之事也。
国用之不足，虽由上之不节，而下焉者，综核之未精，虚文之糜费，蠹克之多端，因循之亏耗，亦常居其半焉。三殿之工木，取诸川、贵、吴、楚，每条最巨者计费九千金，而沿途传置之费不与焉。若遇节省之朝，一木可作一殿矣。余在缮部，适皇极门兴工，有铁钉炉头者，一切铁及柴炭皆取诸官之外，但铸冶手工至一千五百金，其他大率往往如是，真可笑也。
朝庭御用之物，其工直视民间常千百倍，而其坚固适用，反不及民间。计侵渔冒破之外，得实用者千分中之一分耳。每一缮造，必内使与台省部寺诸臣公估其直，直不浮，内使不从也；一物之进，自外达内，处处必索铺垫，一处不饱其欲，物不得前也。领官镪置办者，皆京师大驵积猾，内结近侍，外通胥曹，预支白镪，以营身肥家，广置田宅妻妾，鲜车怒马，出入呵殿。及期限时迫，则捐十之三以啖内使，而以十之一供应，夤绿为奸，茍图塞责而已。其中千孔百穴，盘据混乱，牢不可破，稷蜂社鼠，难以穷诘，故财用坐困，而竟未尝享其利也。
宦官之尊贵者，赵高为中丞相，龚澄枢为内太师。然曰中，曰内，犹所以别于廷臣也。至唐鱼朝恩始为国子祭酒，宋童贯为枢密院使，官至太师。甚矣，我国家之制，内臣秩止四品，而其后如王振、刘瑾，颐指公卿，不啻奴仆，则亦无其名而有其实矣。
汉时宦官骄横，目中至无天子。然王甫一休沐归舍，司隶校尉捕治，死于杖下，犹孤雏腐鼠耳。唐宦官典兵柄，废立自由，然郑朗自中书归，李敬实冲路不避，一疏奏闻，立剥紫绶配南衙，神策小将冲京兆尹前导，得以立马杖杀之。至宋韩魏公之去任守忠，又不足言也。盖当时内竖之势虽盛，而国家所以尊礼大臣而假借之者，体貌常优，即人主意，向亦未尝不欲除去此辈也，但力不能耳。我国家宦官虽不与朝政，不典兵权，而体统尊崇，常据百僚之右。辅臣出入，九卿避道，而内监小竖，扬扬驰马，交臂击毂而过，前驱不敢问，辅臣不敢嗔也。如往年敖宗伯，为一内使奔马触其舆仆地，且鞭及其衣，幸上圣明为笞内使而窜之。然地既禁近，人复众多，声势ピ赫，动移主心。近日宛平令李嗣善以擅朱内竖，几罹不测，赖廷臣力争，上怒始解。李止外谪，然亦百年来创见之事也。至于外藩，采金榷税者，皆蟒衣玉带，侍卫数百人，建牙吹角，一与制府等，郡县大夫莫敢与横行也。虽其中不无彼善于此，但习与性成，善者十分中之一二耳。
宋吴味道对苏公言：“贩建阳小纱二百端，计道路所经，场务尽行抽税，则至都下不存其半。”宋当庆历、元丰盛时，乃榷税之繁重若此。国家于临安、浒墅、淮安、临清、芦沟、崇文门，各设有榷关曹郎，而各省之税课司经过者，必抽取焉。至于近来，内使四出，税益加重，爪牙广布，商旅疾首蹙额，几于断绝矣。此辈不足责也，吾辈受讥关之任者，宽一分则受一分之赐，奈何必以茧丝为能，而务朘民之膏血也？
国朝各省有镇守内臣，其权埒开府，藩、臬而下不敢抗也。近来矿税之使，其体稍杀，然如陈增之在山东，陈奉之在湖、广，高淮之在辽东，皆妄自尊大，抑县令使行属礼，然皆不久而败，其它依违而已。盖我朝内臣，目不识字者多，尽凭左右，拨置一二驵棍，挟之于股掌上以鱼肉小民。如徽之程守训，扬之王朝寅，闽之林世卿，皆以衣冠子弟，投为膺犬，逢迎其欲，而播其恶于众。所欲不遂，立破其家。中户以上，无一得免。故天下不怨内使之掊克，而恨此辈深入骨髓也。卒之内臣未去，而此辈已先败矣。
马堂初以榷税至临清，鸱张尤甚，出入数百人，皆郡国无赖少年，白昼攫人，井邑骚然，商贾罢市。州民王朝佐不胜忿，率众噪而攻之，火其居，堂仅以身免，其党三十七人，尽毙煨烬中，堂自此戢矣。高采至闽数时，屡破监商之家，后因怒一诸生之父廷朴之，合学诸生大噪击之，几不免火其所建望京亭，采伏署中不敢喘，林世卿极力救之，且以软语啖诸生乃散，而采虐焰遂大减。曩时所谓小惩而大戒，小人之福也，攻马堂者，王朝佐为首，时议欲宽之，而按臣张大谟抚臣刘易从、道臣马怡皆与堂善，遂列朝佐罪状，坐弃市。攻高采者，余友人王武部宇为首。采廉知之，必欲得而甘心焉。当事者莫之应。王乃入北太学避之，遂登甲第。二人者，其激于义，奋不顾身，一也；而幸不幸乃尔，岂非天哉？
高采在闽，闽缙绅不与往还者，不过二三人耳。其他不惟与往还，且称公祖行旁门，䩄然自附于子民之末。且立石诵功德，称为贤名，亦可羞也。盖吾郡缙绅，多以盐䇲起家，虽致政家居，犹亲估客之事，不得不受其约束耳。噫，天子不得臣，诸侯不得友者，果何人哉？
文征仲作诗画有三戒：一不为阉宦作，二不为诸侯王作，二不为外夷作。故当时处刘瑾、宸濠之际，而超然远引，二氏籍没，求其片纸只字不可得，亦可谓旷世之高士矣。当征仲在史局，同事太史诸君，皆笑其不由科目滥竽木天，然分宜、江陵之败，家奴箧中无非翰林诸君题赠诗扇者。以此笑彼，不亦更可羞哉？
太祖时置一铁牌，高三尺许，树宫门外，上铸“内臣不许干预政事”八字。至英庙时，王振专恣，遂毁其牌。永乐年间，遣内官至五府六部禀事者，内官俱离府部一丈作揖；路遇公侯驸马伯，则下马傍立。至王振、汪直、刘瑾时，呼唤府部如呼所属；公侯伯遇诸涂，反回马避之，倒置甚矣。自世宗革诸镇守，内使之权势大减。余官两都曹郎，即司礼监守备极尊贵者，皆彼此抗礼。至闽，闽税使高采欲缙绅执治民礼，余谢绝之，不与往还。在山东为司理，时马堂陈增之横皆与钧敌，不敢有加也。但南都守备内臣遇大阅之时，必据中席，而大司马侯伯皆让之。京师内臣，虽至贱者，路遇相君，亦扬鞭交臂，不肯避道，此稍失国初意耳。
宦官之祸，虽天性之无良，而亦我辈让成之，辅相大臣，不得辞其责也。当三杨辅政时，王振鼠伏不敢动，及徐禧、王祐辈，逢迎谄媚以保富贵，于是振之威权渐识。商文毅击汪直，疏直十皋西厂，即日报罢，可谓易若发蒙矣。而刘尹等继之，使直之灰复然。李献吉之击刘瑾，阁臣从中主之，阉竖环跪啼泣，仿徨无计，上心几移矣。而李东阳持议不坚，遂倒太阿以授之，卒毒天下。岂天之未厌乱耶？亦小人阶之厉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