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古学考/卷下
（旧拟今古学三十论目，欲条说之，仓卒未能撰述。谨就《经话》中取其论今古学者，以为此卷。中多未定之说，俟有续解，再从补正。）
今古二派，各自为家，如水火、阴阳，相妨相济。原当听其别行，不必强为混合。
许君《异义》，本如《石渠》、《白虎》，为汉制作，欲于今古之中，择其与汉制相同者，以便临事缘饰经义。故累引汉事为断，又言叔孙通制礼云云，皆为行事计耳。至书之并行，两不相背，则不欲混同之也。
郑君驳《异义》时，犹知今古不同，各自成家。至于撰述，乃忘斯旨。注古《周礼》用《王制》；笺《毛传》用《韩诗》；注《古文尚书》用夏侯、欧阳说。
夫说经之道，与议礼不同。议礼可以斟酌古今，择善而从。说经则当墨守家法，虽有可疑，不能改易，更据别家为说。今注古学，乃欲兼有今学之长，采今易古，正如相者嫌一人耳目不好，乃割别人耳目补之，不惟无功，而且见过。使郑君作注时，犹存驳《异义》之见，则分别今古，先师之法不致尽绝。乃前后异辙，使今古之派，遂至汉末而绝也，惜哉！
许君虽于今古互有取舍，不过为汉制缘饰。至于各经家法，听其别行，不欲牵合之也。
如明堂说，许案云：“今礼、古礼各以其义说，无明文以知之。”又《公羊》、《左氏》，说朝聘不同。许案云：“《公羊》说，虞、夏制；《左氏》说，周礼。《传》曰：‘三代不同物’，明古今异说。”是许以今古不同，不欲混通也。
又诸侯夫人丧，《公羊》、《左氏》异说。许案云：“《公羊》说，同盟诸侯薨，君会葬。其夫人薨，又会葬。是不遑国政，而常在路。《公羊》、《左氏》说，俱不别同姓、异姓。《公羊》言当会，以为同姓也；《左氏》云不当会，据异姓也。”是许以今古各有所据，不欲强同也。
至其馀条，或云从《左氏》，或云从《周礼》，亦自定一尊，不欲含混。至郑氏著书，乃全与此意反矣。
《异义》久亡，今就陈氏辑本考之，所存将近百条。今与今同，古与古同，各为朋党，互相难诘，以其门户原异，故致相歧也。中惟三条古与今异者。
《穀梁》说：葬不为雨止，统尊卑而言。《左氏》说：庶人不为雨止。《公羊》说：“雨不克葬，谓天子诸侯也。卿大夫臣贱，不能以雨止。”此《公羊》参用古学之言也。
《公羊》说：“臣子先死，君父名之。”《左氏》说：“既没，称字而不名。”许以为《穀梁》同《左氏》。按，此皆后师附会之说，于经传无明文，同异无关于今古礼制者也。
又引《鲁诗》说：丞相匡衡以为“宗庙宜毁”；《古文尚书》说“宗庙不毁”。许据《公羊》御史大夫贡禹说，同《古文尚书》“不毁”。按，“毁”与“不毁”，经无其证，凡此所同，皆无明据。至于大纲，无或参差也。
孔子初年问礼，有“从周”之言，是尊王命、畏大人之意也。至于晚年，哀道不行，不得假手自行其意，以挽弊补偏。于是，以心所欲为者，书之《王制》，寓之《春秋》。当时名流，莫不同此议论，所谓因革继周之事也。
后来传经弟子，因为孔子手订之文，专学此派，同祖《王制》。其实，孔子一人之言，前后不同。予谓“从周”为孔子少壮之学，“因革”为孔子晚年之意者，此也。
郑君注《礼记》，凡遇参差，皆以为殷、周异制。原今古之分，实即此义。郑不以为今、古派者，盖两汉经师已不识《王制》为今学之祖。故许君以《公羊》“朝聘”为虞夏制，郑君以《王制》为殷礼。但知与《周礼》不合，而不知此为孔子手订之书，乃改周救文大法，非一代所专，即今学之本也。
今于数千年后，得其根源，继绝扶微，存真去伪，虽清划繁难，固有不能辞者矣。
《王制》、《祭统》，今学；《祭法》，古学。二者庙制、祭时一切不同，且故意相反。两汉经师言庙制、祭仪，皆牵混说之。特以之注经，则自郑君始。议礼之事，各有意见，多采辑诸说以调停其间，不能由一人之意，此议礼之说多不可据也。
今古经本不同，人知者多。至于学官皆今学，民间皆古学，则知者鲜矣。
知今学同为鲁、齐派，十四博士同源共贯，不自相异；古学为燕、赵派，群经共为一家，与今学为敌，而不自相异；则知者更鲜矣。
知今学同祖《王制》，万变不能离宗；《戴礼》今、古杂有，非一家之说；今古不当以立学不立学为断；古学主《周礼》，隐与今学为敌；今礼少、古礼多；今礼所异皆改古礼等说，则西汉大儒均不识此义矣，何论许、郑乎！
鲁、齐、古三学分途，以乡土而异。
邹与鲁近，孟子云：“去圣人居，若此其近”，盖以鲁学自负也。荀子，赵人，而游学于齐，为齐学。《韩诗》，燕人传今学，而兼用古义，大约游学于齐所传也。《儒林传》谓其说颇异，而其归同。
盖同乡皆讲古学，一齐众楚，不能自坚，时有改异，此韩之所以变齐也。而齐之所以变鲁者，正亦如此。予谓学派由乡土风气而变者，盖谓此也。
群经之中，古多于今。然所以能定其为今学派者，全据《王制》为断。
《三朝记》知其为今学者，以与《王制》合也。《礼记·冠、昏、乡饮、射义》所以知为今学者，以与《王制》同也。同者从同，异者自应从异。故旧说渊源，皆不足据。
盖两汉末流，此意遂失，混合古今，虽大家不免。如刘子政有古礼制，马融说六宗偶同伏说是也。审淄渑，定宫征，毫厘之差，千里之失，不亦难哉！
初疑今派多于古，继乃知古派多于今。古学《周礼》与《左传》不同，《左传》又与《国语》不同，至于《书》、《诗》所言，更无论矣。盖《周礼》既与《国语》、《周书》不同，《左传》又多缘经立义之说。且古学皆主史册，周历年久，掌故事实多不免歧出，故各就所见立说，不能不多门。至于今学，则全祖孔子改制之意，只有一派。虽后来小有流变，然其大旨相同，不如古学之纷繁也。
《论语》：“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此孔子初年之言，古学所祖也。“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此孔子晚年之言，今学所祖也。
又言夏、殷因革，继周者百世可知。按，《王制》即所谓继周之王也。因于《周礼》，即今学所不改，而古今同者也，其损益可知。《王制》改周制，皆以救文胜之弊，因其偏胜，知其救药也。
年岁不同，议论遂异。春秋时，诸君子皆欲改周文以相救，孔子《王制》即用此意，为今学之本旨。何君解今《礼》，以为《春秋》有改制之文，即此意也。特不知所改之文，全在《王制》耳。
今古之分，郑君以前无人不守此界畔。伏《尚书》、三家《诗》无论矣。何君《公羊解诂》不用古说，其解与《周礼》不同者，皆以为《春秋》有改制之事，不强同《周礼》。此今学之派也。
至于许君，《说文》用古义，凡今文家皆以博士说目之，屏为异义。至于杜、郑（兴、众父子）、贾、马，其注《周礼》、《左传》、《尚书》，皆不用博士说片语只字（《五经异义》：马有以今学长于古义一条目。今说既为俗儒，不可据以为用今学也）。至于引用诸书，亦惟用古派，从不用《王制》。其分别异同，有如阴阳、水火之不能强同。郑司农注大司徒五等封地，全就本经立说，不牵涉《王制》。其注诸男方百里一条云：“诸男食者四之一，适方五十里。独此与《五经》家说合耳。”其所谓之《五经》家者，即《王制》子男五十里之说也。《异义》谓之今文，《说文》目为博士，斥为异说，不求雷同。即此可见东汉分别今古之严。
自郑康成出，乃掍合之。可含掍者，则含掍说之；文义分明者，则臆断今说以为殷礼。甚至《曲礼》古文异派，亦以为殷礼。郑君受贾、马之学而兼采今文，今欲删其掍合以反杜、马之旧。须知此非予一人之私言，乃两京之旧法，试为考绎，必知不谬矣。
今古之掍乱，始于郑君，而成于王子雍。大约汉人分别古今甚严。魏晋之间，厌其纷争，同思画一。
郑君既主今古混合，王子雍苟欲争胜，力返古法，足以摧击郑君矣。殊乃尤而效之，更且加厉，《家语》、《孔丛》皆其伪撰。乃将群经今古不同之礼，托于孔子说而牵合之。如《王制》庙制，今说也；《祭法》庙制，古说也；各为规模，万难强同者也；而《家语》、《孔丛》之言庙制者，则揉杂二书为一说。
郑君之说，犹各自为书。至于王氏，则并其堤防而全溃之。后人读其书，愈以迷乱，不能复理旧业，皆王氏之过也。故其掍乱之罪，尤在郑君之上。欲求胜人，而不知择术，亦愚矣哉。
郑君以前，古学家著书，不惟不引据《王制》师说，并《公》、《谷》二传、《三家诗》、《今文尚书》、今《易》，凡今学之言，避之如洪水猛兽。惟其书今古杂有，或原无今古派之分者，乃用之。如杜、郑、贾、马之引《孟子》、《论语》、《礼记》是也。引《春秋》则惟《左氏传》。至于引二传“跛者迓跛者”条，则亦但引其文句，而不言书名，皆足见其门户之峻厉也。
《礼运》、《礼器》、《郊特牲》，孔子告子游，皆古学说。此孔子未作《春秋》以前，从周之言。至于作《春秋》以后，则全主今学。如《大戴》告哀公之《三朝记》，全与《王制》、《穀梁》合，是也。
孔子传今学派时，受业早归者未闻，故弟子有专用古学者。又或别为不受业之隐君子所为，然大约出于受业者多。因欲与受业之今学分别，故权以古学为不受业，非弟子遽无古学者也。
《纬》云：“志在《春秋》，行在《孝经》。”《孝经》皆已成之迹，《春秋》则虚托空言。故予意以《孝经》为古学，《春秋》为今学，《论语》为今古杂。以《孝》属行，行必从周；《春秋》属志，志有损益；《论语》少壮晚年之语皆有，故不一律，大约从今者多。至于《孝经》有今学，《春秋》有古学，《论语》有今古两派，此皆后来附会流派，孔子当日不如此分别也。
《论语》“因革”、“损益”，唯在制度。至于伦常义理，百世可知。故今古之分，全在制度，不在义理，以义理今古同也。至于弟子之大义，经师之推衍，乃有取舍不同，是非异致之说。揆之于初，无此分别。
《异义》所录师说，半皆东汉注解家言，索虚为实，化无为有，种种附会，都非原旨。然既欲各立门户，则好恶取舍，亦不能不小有改动，言各异端，亦不必强同。但读者须知此非今古正义，不蔽锢于许说，可也（近言今古派者，皆本原于《异义》，今不尽据之）。
今古之分，或颇骇怪。不知质而言之，沿革耳、损益耳。明之制，不能不异于元；元之制，不能不异于唐、宋。今学多用殷礼，即仲弓“居敬”之意。古学多用周礼，即《中庸》“从周”之意。今制与古不同，古制与今异派，在末流不能不有缘饰附会之说。试考本义，则如斯而已，故不必色骇而走也。
鲁为今学正宗。燕赵为古学正宗。其支流分派，虽小有不同，然大旨一也。
鲁乃孔子乡国，弟子多孔子晚年说，学者以为定论（汉人经学，以先师寿终之传为贵，亦如佛家衣钵真传之说也），故笃信遵守。初本以解《春秋》，习久不察，各是所长，遂以遍说群经。此鲁之今学，为孔子同乡宗晚年说，以为宗派者也。
燕赵弟子，未修《春秋》以前，辞而先反，惟闻孔子“从周”之言，已后改制等说，未经面领，因与前说相反，遂疑鲁弟子伪为此言，依托孔子（如汉人传经，别杂异端，乃自托于师终时手授其传，故弟子不信其书之比），故笃守前说，与鲁学相难。一时隐君子习闻周家故事，亦相与佐证，不信今学而攻驳之，乃有《周礼》、《左传》、《毛诗》之作，自为朋党，树立异帜，以求合于孔子初年之说。此古学派为远于孔子，兼采时制，流为别派者也。
其实，今学改者少，不改者多。今所不改，自当从古。凡解经，苟今学所不足，以古学补之可也。齐人间于二学之间，为乡土闻见所囿，不能不杂采，乃心欲兼善，遂失所绳尺，不惟用今学所无，并今学有明文者，亦皆喜新好异，杂入古说。今不为今，古不为古，不能施行。然九家之中有杂家一派，则兼收并蓄，志在包罗，亦学人积习也。
昔人云：“仲尼没而微言绝，七十子没而大义乖。”此之纷纭，大约七十子没之后乎！皆不善学者之所致耳。
《易》、《书》、《诗》、《春秋》、《仪礼》、《周礼》、《孝经》、《论语》，今古之分，古人有成说矣。唯《戴记》两书中，诸篇自有今古，则无人能分别其说。盖《戴记》所传八十馀篇，皆汉初求书，官私所得，有先师经说，有子史杂钞，最为驳杂。其采自今学者，则为今学家言；采自古学者，则为古学家言。汉人以其书出在古文之先，立有博士，遂同以为今学。此今古所以混淆之始，非郑康成之过也。
然考《异义》，虽以戴《礼》为今说，而杜、贾诸家注《周礼》、《左传》，于《戴记》有引用之篇，有不引用之篇，是当时虽以戴《礼》为今学，而古文家未尝不用其说，足见其书之今古并存矣。今之分别今古，得力尤在将戴《礼》中各篇今古不同者，归还本家。《戴记》今古定，群经之今古无不定矣。
予以《王制》为今学之祖，取《祭统》、《千乘》、《虞戴德》、《冠义》、《昏义》、《射义》、《聘义》、《乡饮酒义》、《燕义》等篇注之，附于今派。取《祭法篇》为古《国语》说；又取《玉藻》、《盛德》、《朝事》等篇为古《周礼》说；又以《曲礼》、《檀弓》、《杂记》为古《春秋左氏》说。（详见“《礼记》今古篇目表”）至于其馀，或为《仪礼》说，或为《诗》、《礼》、《孝经》说。阴阳五行说、学问派、子史派、阴阳五行派，无今古之分及今古杂用者，都为考订。每篇各自为注，以类相从，再不求通别家，牵掍异解。《戴记》一明，则群经无不大明。盖以《记》中诸篇经说，居十之七、八，自别入《记》中。经不得记不能明，记不得经无以证，仳鉲两伤。甚至援引异说以相比附，故注解愈多，经意愈晦，经学亦愈乱。今为合之，如母得子，如石引针，瓜分系别，门户改观，群经因此大明。故云得力处全在解得《戴记》。
予以《王制》解《春秋》，无一字不合，自胡、董以来，绝无此说。至以《戴记》分隶诸经，分其今古，此亦二千年不传之绝学，微言大义，幸得粗窥，故急欲成之。或以此说为过奇，不知皆有所本，无自创之条。特初说浅而不深，偏而不全，心有馀而力不足，形近是而实则非。久乃包罗小大，贯穿终始，采花为蜜，集腋成裘，无一说不本前人，无一义仍袭旧说，积劳苦思，历数年之久。于盘根错节，外侮内忧，初得弥缝完善。而其得力尤在分隶《戴记》。观前表及“两戴章句凡例”可见。
或问《王制》制度，孔子全用殷礼，抑亦别有所本？
曰：孔子答颜子参用四代，《王制》言巡狩与《尧典》合，则不独殷礼矣。又《纬》云殷五庙，周七庙。尹更始说《穀梁》七庙，据周。天子称崩，刘向说亦云据周。是《王制》参用四代之证。然《中庸》云：“吾说夏礼，杞不足征；吾说殷礼，有宋存焉。”是春秋时，夏以前礼制，皆残缺不可考。大约孔子意在改制救弊，而虞乐、夏时以外多不可考，故建国立官，多用殷制。《纬》云《春秋》用殷礼，是也。《说苑》引伊尹说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事，与董子同，是立官用殷礼也。《纬》云：殷爵三等，周爵五等。今爵五而地三，是亦用殷礼也。《春秋》有故宋之说；《穀梁》主王后其先殷人二义；孔子卒，殡用殷礼。故《春秋》见司马、司城二官，明改制用殷礼三公也。
《殷本纪》伊尹说汤以“素王”之法，与《春秋》“素王”义同。史公“素王”妙论，亦以伊尹为主，岂“素王”二字，亦从伊尹来耶？说者以“素”为从“质”之义，史公论范、计，亦质家意，岂“素王”为伊尹说朴质之教，孔子欲改周文，仿于伊尹从质之意而取“素王”，故《春秋》多用殷礼耶？
或以今古为新派。曰：此两汉经师之旧法也（详见前卷）。以《王制》主今学无据。曰：俞荫甫先生有成说矣。
以《国语》在《左传》先为无考。曰：此二书为二人作，赵瓯北等早言之矣。
《戴记》有今有古，郑、马注《周礼》、《左传》已有此决择矣。今古二家，各不相蒙，今古先师早有此泾渭矣。以今古分别礼说，陈左海、陈卓人已立此宗旨矣。解经各还家法，不可混乱，则段（玉裁）、陈（奂）、王劼）注《毛诗》，已删去郑笺矣。以《礼记》分篇治之，则《隋志》已有《中庸》、《丧服》、《月令》单行之解矣。今与今合，古与古合，不相通，许君《异义》早以类相从矣。考订《戴记》简篇，则刘子政、郑康成已有分别矣。
今之为说，无往非因，亦无往非创；举汉至今家法，融会而贯通之，以求得其主宰。举今古存佚群经，博览而会通，务还其门面，并行而不害，一视而同仁。彼群经今古之乱，不尽由康成一人，今欲探抉悬解，直接卜左，则举凡经学蒙混之处，皆欲积精累力以通之，此作《今古考》之意也。
今古之分，于经传、以《王制》、《周礼》、《三传》、《戴记》为证；于礼制，以宗庙、禘祫、田税、命官、制禄为证，可谓详明。
然此别其异同，试以“会同”明其意旨。《论语》有会同，是当时本有会同，故公西举之，此《论语》据古学之证也。《周礼》有会同，合于《论语》，是《周礼》用旧仪典册之证也。《春秋》无同，是孔子不守《周礼》，自立新制之证也。《左传》无同，是《左传》缘经立说，经所无者，不能有之证也。《书·禹》、《诗·车攻》有会同，此夏、周有会同之旁证也。《国语》、《孝经》无会同，此别派异于《周礼》之证也。即此一事考之，前后沿革，本原派别，皆可由之而悟。语简事繁，学者当举一反三也。
予撰今古礼制分类钞，以徐、秦《通考》为蓝本，分今为五派，古为六派（详见前“流派表”中），以为正宗。凡古有今无、今古同、今古杂者，别立三门收之，子、纬亦附焉。至《易》、《书》、《诗》，旧皆同列，既无明文，维据注疏分隶，今尽削落，不以为据。其有明文者，分为四代制，以入“沿革表”。《论语》今古兼有，亦如《礼记》分篇例，各从其类。汉人《易》、《书》、《诗》、《孝经》，皆分今古，误说也。以《易》、《诗》证礼制，亦误据也。《礼记》兼有今古，以隶今学，误也。《论语》今古杂，今古二家立二派，各为家法说之，亦误也。今尽汰误说，别立新门。学者据此分钞，分说礼制，泾渭判然，不啻江河。执此治经，庶有澄清之效。
《司马法》司马主兵，《王制》之传也。其言兵制出师，与《周礼》不合，盖全主《王制》也。《孔丛子·军制篇》间于今古之间，有用《周礼》之文，有用《司马法》之文。今凡与《王制》、《司马法》同者，则以入《王制》；与《周礼》同者，入古学也。（又考《司马》逸文与《王制》，同见于孔、贾诸疏所引者，今本乃无之。岂孔、贾所引别一书，今存本乃穰苴书欤？）
三统循环，由周而夏，此质家矫枉之言，孔子不主此议。周末名流，竞欲救文，老、尹、桑、庄厌弃文敝，至于排仁义，不衣冠。矫枉者必过其正，此诸贤之苦心救世之良药也。然风气日开，文明渐备，宜俗所安，君子不改，情文交尽，来往为宜，若欲改周从夏，不惟明备可惜，亦势所不行。继周不能夏制，亦如继唐虞之不能用羲、轩也。
子桑伯子，欲复夏礼者也。《说苑》言孔子往见论文质之事。《论语》所谓“简”，谓夏制也；“敬”，谓殷制也。孔子许伯子之质。
仲弓以继周不能用夏，惟当用殷，小参夏意，深明损益，洞达治体，与孔子语颜子意相合。故夫子以南面嘉之，谓可与言继周之事。《王制》用殷礼，仲弓有启予之助。
又孔子言服周冕，非独取一冕，凡仪注等威、章、服、文藻之事，皆从冕推之。故《仪礼》以及威仪，皆不改也。“乘殷辂”，“辂”取实用，务于致远。凡制官、爵命，《王制》所改之事，皆其太甚，有害无益者也。至于夏制，所取者少，人事日文，不能复古。惟天道尚质，行时郊祀，大约皆夏正也。假时、辂、冕以示其例而已。
四科之中，颜子、仲弓以德行见。制作精意，二子得闻。以下偏才，舍大谋细矣。所改者今，不改者古。观其因革之原，而今古之事思过半矣。
周制到晚末，积弊最多。孔子以继周当改，故寓其事于《王制》。如因尹、崔世卿之事，乃立选举之政；因阍弑吴子之事，乃不使刑者守门；因诸侯争战，乃使二伯统制之；国大易为乱，乃限以百里；日月祭之渎祀，乃订为四时祫祭；厚葬之致祸，乃专主薄葬。凡其所改，专为救弊，此今学所以异古之由。至于仪礼节目与一切琐细威仪，皆仍而不改。以其事文郁足法，非利弊所关，全用周制，故今学《祭统》、《祭礼》仪注与古学《祭义》同也。
凡今学改者少，其不改者皆今古同仪。《礼记》虽为今学，然所言与经不相倍，以此仍用周制之故。通考分类钞，凡今无者，别为一册。入此门者，皆今古所同者也。
今学只一派。虽齐、韩参用古学，然其主今学处无异说也。古学则在经已有数派，不能同。故今古分类钞，凡专派与所无，皆为注明。如会同为《周礼》专派，禘尝为《孝经》专派。他家所无者，入之。又《周礼》无禘祫；《左》、《国》无祫；《周礼》朝、觐、宗、遇分四时，为专派；《左》、《国》有朝，无觐、宗、遇。并为注明分隶。治古学者当守此界限，亦如今古之严。不可但因其俱为古学，遂蒙掍而说之，如前人之掍乱今古也。
今古之分，本以礼制为主。至于先师异解，汉人因其异师，亦以为有今古之别，实则非也。如爵制之大小，罍制之异同，六宗之名目，社主之松柏，既无所据，何分古今？又《尚书》稽古有“同天”“顺考”之异说，然无关礼制，随便可也。因“同天”偶为今学家言，“顺考”偶为古学家言，学者亦遂以为今古有所分别，实则不然。今学附庸，古《周礼》无附庸。《异义》古学说有附庸，此亦后师误说。许氏有从今改古之条，皆此类也。
今学《礼》，汉以前有孟荀墨韩可考。古学则《国语》、《周书》外，引用者不少。汉初燕赵之《书》不盛传，贾、张以外少所引用，然不能谓其出于晚近也。
今天下分北、南、中三皿，予取以为今古学由地而分之喻。古为北皿，鲁为南皿，齐为中皿。北人刚强质朴，耐劳食苦，此古派也。南人宽柔敦厚，温文尔雅，此鲁派也。中皿间于二者之间，舟车并用，麦稻交储，习见习闻，渐染中立，此中皿派也。齐学之兼取古今义，正如此。
《孝经》、《论语》，《汉志》有今古之分。今欲复二派之旧，其事颇难。《孝经》为古派，全书自成首尾。《论语》则采录博杂，有为今学所祖，有为古学所祖。欲一律牵合，于今古说必多削足合屦之失。然旧有古今二派，又不能强合之，窃欲仍分为二家《论语》。今学详今，古学详古，凡异说皆注明，如附解存异之例。至于《孝经》，纯以今学说之，则又用《左传》以古礼说《春秋》之法。好学深思之士，必能成此书也。
今古经传，唯存《春秋》。《王制》、《周礼》皆《三传》所据以为今古之分者。四家为今古之正宗，同异之原始。二门既别，然后先师各囿所习，推以说《易》、《书》、《诗》、《论语》、《孝经》。凡此五经今古之说，皆后来附会之谈，非本义也。说《春秋》得孔子修述之旨者，《三传》之中，唯《穀梁》。说《易》、《书》、《诗》、《论语》、《孝经》，皆当力求秦汉以前之说。故五经今古先师之说，多与以前同。今当以秦以前者为正义，汉以后者为晚说也。
《艺文志》、《孝经》下云：“各家经文皆同，唯孔氏壁中古文为异。‘父母生之，续莫大焉’，‘故亲生之膝下’，诸家说不安处，古文皆异。”《孝经》古文异今文，不审是先秦原文，抑汉后译改？然必有不安，其说乃异，是今文自招之也。《左传》破今学，其所以立异之处，亦如《孝经》，多由今说不安，或弟子主张太过，或义例繁难不能画一之处，古传则必别立一说以易之。如何氏《日月例》，何怪唐宋人极诋之？范《注》不知《春秋》用《王制》，何怪其据《周礼》以驳传？苟能尽明今学，则其事理平实，人亦何苦而思易之。空穴来风，终当自尤也。
今以《穀梁》、《左氏》为今古学根本。根本已固，然后及《礼》与《易》、《书》、《诗》等经。盖古今起于《春秋》与《王制》、《周礼》，馀皆先师推所习以说之者。“统宗表”即此意也。根本已立，然后约集同人以分治群经，人多经少，当易成也。
今古说，其见《异义》者，多非其实。大约出于本书者为上，其称某家说者，多附会之谈。许君于其互异者，每以有明文、无明文为说。是有明文为可据，无明文为不足据也。而明文之说，又以平实者为正，如三公九卿之类是也。推例为附会，如《易》家以六龙定六马，《诗》家以谭公为称公是也。学者不察，则附会之说最易误人。凡人说一事，口之所出，多流为歧异。如明堂、郊、禘诸说，纷纭是矣。又六宗之说，至二十馀家不同。有何明文？皆意为之，此不足据也。
先师主持一说，末流每至附会。如《公羊》本“素王”，因“素王”之义，遂附会以为王鲁是也。有震惊张皇之色，乃过情虚拟之词。今者细为分出，务使源流派别，一览而明。其于《异义》所言，不无千虑一得矣。
《诗》、《书》有四代异制，以今、古学说之，皆非也。然先师既主此说，则不能不婉转以求通。所谓削足适屦之事，每不免焉。
如九州之制，《王制》所言共五千里，《周礼》所言则万里，此今古礼制之分也。特二学皆就春秋制度言之，不必通说四代也。而《尚书》有五服之文，本与《王制》三服、《周礼》十服不合。而先师欲各合其礼制，故今学之欧阳、大小夏侯说，则以五百里为一服，五五二千五百里，合南北得五千里，减省里数以求合《王制》之说也。古学之杜、马说，则以为千里为一服，五服五千里，合南北为万里，加多里数以求合《周礼》之说也。实则《王制》、《周礼》之说，皆与《尚书》夏制不相关，而今古先师乃欲抱其《王制》、《周礼》之说，以遍说群经，统括沿革。其中左支右绌，朝四暮三之踪迹，班班可考。今诚各知其所据以推考求通之意，则我用我法，得失易明。若不知其所据震惊其异同，必求有所以折其中，或于其中更欲有左右焉。此岂能合也哉？
予确知先师折中求合之说，都非本义，故欲以四代沿革补正其误，使知此皆后师推衍之说，不明此意，经意何由得哉！
《三传》著录，皆先秦以前。《穀梁》鲁人，《左传》燕赵人。故《公羊》出入二家，兼收燕、鲁，特从今学者多耳。今学二伯，古学五伯，《公羊》从五伯之说。他如仲子为桓母改蔡侯，东为朱，凡此皆事实之变异者。至于礼制，则说禘说郊，时杂古制。盖以齐居鲁与燕之间，又著录稍晚，故其所言如此。好学深思者，当自得之。
《左传》出于今学方盛之时，故虽有简编，无人诵习，仅存秘府而已。至于哀、平之间，今学已盛而将微，古学方兴而未艾，刘子骏目见此编，遂据以为今学之敌，倡言求立。至于东汉，遂古盛而今微。此风气盛衰迭变之所由也。
今学传孔子，本始于鲁。公羊始师齐人，受业于鲁，归以教授。当其始，仍穀梁派也。如荀子游学于齐，学于公羊，始师其说。《春秋》多同《穀梁》，是齐学初不异于鲁学之证。至于归以教授，齐俗喜夸好辨，又与燕赵近，游士稷下之风最盛，故不肯笃守师说，时加新意，耳濡目染，不能不为所移。齐学之参杂于今古之间，职是故也。
《儒林传》言伏生口授《尚书》有壁藏书，《公羊》有齐语，故人以为旧由口授，至汉乃著竹帛。实则群经著录，皆在先秦以前。《公羊》之有齐语，是秦前先师，非汉后晚师。不如旧说孔子畏祸远言，不箸竹帛也。
鲁恭王坏宅所得之书，不止古学，即今学亦有。以其书已先行，故不言耳。壁中诸书，皆鲁学也。伏生口授《尚书》，世已尊行，鲁壁中古文出，孔氏借以写定，鲁《书》遂变为古学矣。《春秋公羊》由齐传授，壁中所出，当即《穀梁》。《穀梁》传，而壁中鲁学《尚书》之本文不传，遂使人疑非其比，岂不可惜哉！
壁中《尚书》出，东汉诸儒以古学说之，亦如《仪礼》古文而西汉诸儒以今学说之也。二书本无今古之分，其以今古分门户，先师附会之说也。
鲁人不喜为汉用，汉家因少抑之。鲁学又无显者，《公羊》之盛，全由公孙弘。《穀梁》经传，皆先秦之遗。史公云：“秦虽焚书，而邹鲁弦诵之声不绝。”故汉初征鲁生讲礼，鲁书未亡。汉抑鲁学，可由史公之言悟之。其后既久，乃兴鲁学，而犹假借坏宅得书以为说者，则又史臣回护之言，不尽事实也。
鲁书未亡，学犹盛，故《鲁诗》、《穀梁》，江公能传之。不然，则江公何以崛起？鲁《书》学之亡，则以世无达者，不幸而亡。《穀梁》虽存，终汉乃得立，此鲁学之所以微也。鲁《尚书》家不传。班书谓伏《书》传于齐、鲁，非也。鲁自有《尚书》，不传于世，班意欲周旋此事耳。
汉初，齐人以经术贵显者，始于伏生，继以公孙弘，故齐学盛。鲁无显达，故以浸微。至于重鲁轻齐，则宣、元以后风气改变之言，亦赖当时天子、丞相之力耳。不然，终汉不得立也。
汉初，经学分三派，鲁、齐、古是也；分二派，今、古是也。
分三派者，《诗》（《鲁诗》、《齐诗》、《韩诗》、《毛诗》），《春秋》（《穀梁》鲁；《公羊》齐；《左传》古），《礼》（鲁高堂生传《士礼》、齐后仓古《周礼》），《论语》（鲁论、齐论、《论语古》也），四经是也。
分二派者，《易》、《尚书》、《孝经》三经是也。《尚书》今学出于伏生，齐学也。《易》传于田和，亦齐学也。《孝经》后仓、翼，亦皆齐学也。
然则七经中齐古学皆全。所缺者，鲁之《易》、《书》、《孝经》三经说也。汉初齐盛鲁微，故失其三经之传。而古学行于民间，乃能与齐学相敌。则以古与今异，齐、鲁同道，故存齐而鲁佚与？
《毛诗》说田猎，与《穀梁》同文。此古今学所同之礼制。故予谓今学所不改者，皆用《周礼》是也。柳氏大义不察，乃以《毛诗》与《穀梁》同师，则合胡越为一家矣。古、今学所同之礼，当由此推之也。
汉儒著书，初守一家之说。至于宣、元以后，则不能主一家。如刘子政学《穀梁》，而《五经通义》、《新序》、《说苑》中所载礼制，乃有与古学同，今学异者，是不专主一家之证。
汉初，古学不显，而《公羊》中乃多用古礼。此古学先师在《公羊》著录以前，已经大行之证。因《公羊》之录用其说，足知其书出在秦以前矣。
《穀梁传》言誓、诰，不及五帝；盟、诅，不及三王；交质子，不及二伯。与《荀子》同。据此说，则今说谓周初无盟，桓、文不交质也。《周礼》有盟，《左传》有交质，此即实事，亦不与今说相妨。《周礼》非周公手定，《左传》桓、文亦无交质事，疏家乃以《穀梁》为汉初人著录，不见古籍而然。如此说，则何以解于《荀子》？又《穀梁》为汉人作，从何得来？凭空臆造，全无实据，然疏家说不足驳斥也。
《春秋》去文从质、因时救弊意，本于老子，而流派为子桑、惠、庄之流。墨子学于孔子，以其性近，专主此说。用夏礼改周制，本之于《春秋》。如“薄葬”即《王制》不封不树之意。特未免流于偏激，一用夏礼，遂欲全改周礼，与孔子之意相左矣。春秋时有志之士，皆欲改周文，正如今之言治，莫不欲改弦更张也。《论语》“禹无间然”一章，全为《墨子》所祖，所谓崇俭、务农、敬鬼、从质，皆从此出。然孔子美黻冕，墨子则并此亦欲改之。当时如墨说者，不下数十家，特惟墨行耳。
礼学之有古、今派，是也。然七十子之徒，文质易见，异同最多。所言之事，有不见于《周礼》、《仪礼》、《王制》者，此等礼制，不能归入于今，亦不能归入于古。窃以此类亦有数例。
有为经中未详之义，补经未备，如《仪礼》诸记之类是也。
有为缘经起义，如《诗》、《书》有此说，先师存此义，为《礼》经所不详，如《王制》言天子大夫为监之类是也。
有为沿革佚文者，《周礼》、《仪礼》皆一时之书，一代典礼，每有修改。《礼纬》言周初庙制，与后来不同，此亦修改之例。不知《周礼》为何时之书，《仪礼》为何时之书，则其中不无修改刊落之文，如《左氏》言文、襄之礼之类是也。
有异说别录者，古人习礼，质文随意，有既从一家而其异说亦偶存之，如子游、子夏之裼袭不同是也。
有为士君子一人之事不合时制者，如《乡党》记孔子之事，张盟生说此皆孔子一人之事，与常不合者，使常义，则可不见，又其事为朝廷所不详之事，故随人而改是也。
有为训诫之事，如《幼仪》、《弟子职》之类，并非国家一定典礼，私家编此，以训童蒙。言人人殊，详略随意之类是也。
有礼家虚存此说，欲改时制未见施行者；有因缘失本，误据为典要，实与礼制不合者；有残篇断简，文义不全者；有经传混淆，前后失次者；有句读偶误，断续非真者；门目既多，岂能必所言之皆合本义？
故说经以《礼记》为繁杂难通。然既得其大纲，再为细分节目，有所不解，则姑阙疑，就所立门目以求之，想当十得八九矣。
《周礼》之书，疑是燕赵人在六国时，因周礼不存，据己意采简册摹仿为之者。其先后，大约与《左传》、《毛诗》同，非周初之书也。何以言之？其所言之制，与《尚书》典礼不合，又与秦以前子书不同。且《孟子》言：“诸侯恶其害己，而去其籍。”无缘当时复有如此巨帙传流？故予以为当时博雅君子所作，以与《王制》相异。亦如《左传》之意，其书不为今学所重。故《荀》、《孟》皆不引用。其中礼制与《左传》不同，必非一人之作。但不识二书孰在前、孰在后、孰为主、孰为宾也？
《仪礼》，经为古学、记为今学，此一定者也。今不能于二者之中而分之。大约高堂传经以后，已为今学。后古经虽多廿馀篇，无师不习，是经亦今学之经矣。于此经欲立今、古二派，殊难措手。然细考记文，颇有与本经不同者，则经为古学，记为今学，亦不妨稍分别之，以示源委区别之意。
西汉今学盛，东汉古学盛。后盛者昌，而《易》、《尚书》、《诗》、《礼》之今学全佚，而惟存古学，无以见今学本来面目。犹幸《春秋》今学之二传独存，与古相抗。今学全由《春秋》而生。又孔子所手定之书，其所以不亡，或者鬼神为之嗬护。
予立今学门户，全据二传为主。至今学所亡诸书，皆以二传与《左传》相异之例推之，以成存亡继绝之功。准绳全操于此，此又治经之一大幸也。
《异义》引今、古说，有经传、师说二例。师说多于经传，十分之七八，非议礼之口说，则章句之繁文，未足为据。汉廷议礼，视丞相所学。苟与之同，虽屈而可申；倘或异家，即长亦见绌。半以势力辨呐定优劣，无公道也。
又东汉以后，今学与古学争。如《异义》所载是也。西汉以前，则今学自与今学争。夫一家之中，何有长短？乃意气报复，自生荆棘。如辕固、黄生之论汤武，彭祖、安乐之持所见，必于家室之中，别图门户之建。盖诸人贪立太常，邀求博士。汉法：凡弟子传先师说，苟其同也，则立其师。倘有同异，则分立弟子。故当时恒希变异以求立。严、颜因此得并在学官。大小夏侯、大小戴，意亦如此。其分门为利禄也。
以此倡导，学者宜乎人思立异。实本一家，而夺席廷争，务欲取巧，遂致同室操戈。后来古学大盛，今学遂不自攻，而深相结纳，以御外侮，而已有不敌之势。无事则相攻，有事乃相结，《唐棣》之诗，何不早诵乎？
予约集同人撰《王制义证》。以《王制》为经，取《戴记》九篇，外《公》、《谷》传、《孟》、《荀》、《墨》、《韩》、《司马》及《尚书大传》、《春秋繁露》、《韩诗外传》、纬候今学各经旧注（据马辑本），并及两汉今学先师旧说（《今文尚书》、《三家诗》用陈氏辑本。至于《春秋》、《孝经》、《论语》、《易》、《礼》尚须再辑），务使详备，足以统帅今学诸经，更附录古学之异者，以备参考。此书指日可成，以后凡注今学群经礼制，不必详说，但云见《义证》足矣。
如今《易》，《尚书》，《春秋》公谷，《诗》鲁、齐、韩，《孝经》，《论语》，皆统于《王制》，可以省无数疏解。习今学者但先看《王制》，以下便迎刃而解。起视学官注疏，不惟味同嚼蜡，而且胶葛支离，自生荆棘。一俟此书已成，再作《周礼义》以统古学。而其中节目详细，均见于《经话》中。
地理家有鸟道之说，剪迂斜为直径。予分今、古学意，颇似此。然直求径道，特为便于再加高深。倘因此简易，日肆苟安，则尚不如故迂其途，之足以使人心存畏敬。然二派之外，又有无数小派，稽其数目，不下八、九家。苟欲博通周揽，则亦非易事。
郑君号精通三礼。其《王制》注或周、或殷，一篇数易。注《王制》采《祭法》，注《祭法》用《王制》，徒劳唇舌，空掷简札，说愈繁而经以愈乱。大约意在混同江河，归并华岱。自谓如天之大，无所不通，乃致非类之伤，各失其要也。（《后书·儒林传》：中兴，郑众传《周官经》，后马融作《周官传》、郑玄作《周官注》。玄本习《小戴礼》，后以《古礼经》校之，取其义长者，故为郑氏学。按，此谓郑君混合今古也。）
今古不同，针锋相迕，东汉诸儒持此门户犹严。许叔重治古学，《五经异义》是古非今，《说文解字》不用今学。杜、郑、贾、马所注《周礼》、《左传》等书，不用今说。何君《公羊注》不用《周礼》，是其证也。
郑君生古盛今微之后，希要博通之名，欲化彼此之界，为何以笺《诗》欲以今学入古也；为何以注《周礼》欲以今说补古也；为何以注《尚书》欲以今文附古也？今古之分，自郑君一人而斩，尊奉古学而欲兼收今文，故《礼记》、《仪礼》今、古之文，一律解之，皆其集大成一念害之也。
魏晋学者尊信其书，今古旧法，遂以断绝。晋儒林所传，遂无汉法，且书亦因此佚亡，不能不归过于郑君。盖其书不高不卑，今古并有，便于诵习，以前今、古分门之书，皆可不习，故后学甚便之，而今古学因之以亡。观于表说，可以见之，不可不急正者也。
郑君之学，主意在混合今古。予之治经，力与郑反，意在将其所误合之处，悉为分出。经学至郑一大变，至今又一大变。郑变而违古，今变而合古。离之两美，合之两伤，得其要领，以御繁难，有识者自能别之。
予创为今古二派，以复西京之旧。欲集同人之力，统著《十八经注疏》（《今文尚书》、《齐诗》、《鲁诗》、《韩诗》、《戴礼》、《仪礼记》、《公羊》、《穀梁》、《孝经》、《论语》、《古文尚书》、《周官》、《毛诗》、《左传》、《仪礼经》、《孝经》、《论语》、《戴礼》。《易》学不在此数），以成蜀学。见成《穀梁》一种。然心志有馀，时事难就，是以初成一经而止。因旧欲约友人分经合作，故先作《十八经注疏凡例》，既以相约同志，并以求正高明，特多未定之说，一俟纂述，当再加商订也。（昔陈奂、陈立、刘宝楠、胡培翚诸人，在金陵贡院中，分约治诸经疏，今皆成书。予之所约，则并欲作注耳。）
予治经以分今、古为大纲，然雅不喜近人专就文字异同言之。二陈虽无主宰，犹承旧说，以礼制为主。道、咸以来，著作愈多。试以《尚书》一经言之，其言今、古文字不同者，不下千百条。盖近来金石剽窃之流，好怪喜新，不务师古，专拾怪僻，以矜雅博。
夫文人制词，多用通段，既取辟熟，又或随文，其中异同，难言家法。两汉碑文、杂著，异字已难为据，况乃滥及六朝碑铭，新出残编。偶见便欲穿凿附会，著录简书，摭其中引用经语异文异说，强分此今文说，此古文说，不知今、古之学，魏晋已绝，解说虽详，毛将安附？此大蔽也。石经以前，经多译改，今、古之分，不在异文，明证在前，无俟胪证。陈左海以异字通假为今、古之分，亦不得已之举。徒取简编宏富，非正法也。
古今异字，必系不能通假有意改变者，方足为据。如《左传》之改“逆”为“送”，改“尹”为“君”，改“伯”为“帛”之类，实义全反，然后为异。不然则毕录异同，亦但取渲染耳。若词人之便文，晚近之误夺，牛毛茧丝，吾所不取。
大小《戴记》九十馀篇，凡《礼经》记文不下十篇。以此推之，则别经之记，当亦有编入者。今定《王制》为《穀梁》、《公羊》记；《曲礼》上半小学，下半为《春秋》；《檀弓》、《祭法》、《杂记》为《左传》记；《玉藻》、《深衣》、《朝事》、《盛德》为《周礼》记；《祭义》、《曾子》十篇为《孝经》记；《经解》、《表记》、《坊记》、《缁衣》为经学说之类。（详见“两《戴记》今古分篇目表”）经、记互证，合则再美，离则两伤，此千年未发之覆也。
又《礼运》三篇，有经有传，当合为一大传。《大传》为经，《服问》、《丧服小记》二篇为传，当合为一。窃意此《礼运》三篇，旧本一事，乃记夫子与子游论礼之言；子游习礼，此其授受之证也。后来先师各加注记，后因文多，分为三篇，经、传混淆，前后错杂，使读者如散钱满屋不知端委。今因《王制》例推之，分为经、传，便有统制。至于《大传》为经，《服问》、《小记》为记，观其篇目命名，已得其大概矣。
俞荫甫先生以《王制》为《公羊》礼，其说是也。壬秋师以其与《大传》同，不言封禅，非博士所撰之《王制》，亦是也。盖《王制》孔子所作，以为《春秋》礼传。孟、荀著书，已全祖此立说。汉博士之言如《大传》，特以发明《王制》而已，岂可与《王制》相比。精粹完备，统宗子纬，鲁、齐博士皆依附其说，决非汉人所作。（卢子干因不能通其说，故以为博士作，以便其出入，实则非也。）
《王制》有经有传，并有传文佚在别篇者。至于本篇经传之外，并有先师加注记之文，如说尺亩，据汉制今田为说是也。此固为戴氏所补，至目为博士手笔，则误读《史记》矣。
《王制》无一条不与《穀梁春秋》相同（说详《义证》）。二书皆蚀蒙已久，一旦明澈，可喜何如！不封不树不贰事，郑以为庶人礼，不知《穀梁传》已有明文。讥世卿、非下聘、恶盟，尊齐、晋为二伯，以曹以下为卒正，以冢宰、司马、司城为三公，亦莫不相合。至于单伯、祭仲、女叔诸人使非为监之说，则听左氏、何君之互争，不能一断决。范氏据《周礼》以驳传，亦无以折之矣。
《春秋》之书，以正将来，非以诛已往。《王制》一篇，即为邦数语，道不行乃思著书，其意颇与《潜夫》、《罪言》相近，愤不得假手以救弊振衰，则欲将此意笔之于书。又以徒托空言，仅如《王制》则不明切，不得已乃借春秋时事以衍《王制》之制度，司马迁言之详矣。
《王制》所言，皆“素王”新制。改周从质，见于《春秋》者也。凡所不改，一概从周。范氏注《穀梁》，以《周礼》疑《王制》，据周制驳《春秋》，是呓语耳。又孔子所改皆大纲，如爵禄、选举、建国、职官、食货、礼乐之类，馀琐细悉不改。其意全在救敝，故《春秋》说皆以为从质是也。
今学、古学之分，二陈已知其流别矣。至于以《王制》为今文所祖，尽括今学，则或疑过于奇。窃《王制》后人疑为汉人撰，岂不知而好为奇论？盖尝积疑三、四年，经七、八转变，然后乃为此说。疑之久，思之深，至苦矣！
辛巳秋，检《曲礼》“天子不言出，诸侯不生名”数节，文与《春秋传》同，又非礼制，因《郊特牲》、《乐记》一篇有数篇、数十篇之说，疑此数节为先师《春秋》说，错简入《曲礼》者也。癸未在都，因《传》有二伯之言，《白虎通》说五伯，首说主兼三代。《穀梁》以同为尊周外楚，定《穀梁》为二伯，《公羊》为五伯。当时不胜欢庆，以为此千古未发之覆也。又尝疑曹以下，何以皆山东国称伯、称子，又与郑、秦、吴、楚同制？爵五等，乃许男在曹伯之上？考之书，书无此疑。询之人，人不能答。日夜焦思，刻无停虑，盖不啻数十说而皆不能通，唯阙疑而已。
甲申，考大夫制，检《王制》，见其大国、次国、小国之说，主此立论，犹未之奇也。及考其二伯、方伯之制，然后悟《穀梁》二伯，乃旧制如此，假之于齐、晋耳。考其寰内诸侯称伯及三监之说，然后悟郑、秦称伯，单伯、祭仲、女叔之为天子大夫，则愈奇之矣。犹未敢以为《春秋》说也。及录《穀梁》旧稿，悉用其说，苟或未安，沈思即得，然后以此为素王改制之书，《春秋》之别传也。
乙酉春，将《王制》分经、传写钞，欲作《义证》。时不过引《穀梁》传文以相应证耳。偶抄《异义》“今古学异同表”，初以为十四博士必相参杂，乃古与古同，今与今同，虽小有不合，非其巨纲，然后恍然悟博士同为一家，古学又别为一家也。遍考诸书，历历不爽，始定今古异同之论。
久之，悟孔子作《春秋》、定《王制》为晚年说，弟子多主此义，推以遍说群经。汉初博士皆弟子之支派，故同主《王制》立说。乃定《王制》为今学之祖，立表说以明之。
蚁穿九曲，予盖不止九曲，虽数十百曲有矣。当其已明，则数言可了；当其未明，则百思不得。西人制一器，有经数十年父子相继然后成者。尝见其石印，转变数过，然后乃成，不知其始何以奇想至此。予于今古同异，颇有此况。人闻石印，莫不始疑而终信，犹归功于药料。此则并药料无之，将何以取信天下乎。
史公不见《左传》，则天汉以前固无其书。然前汉《儒林传》谓张仓、贾谊传《左传》学，为作训解，《艺文志》无其书，则其说亦误袭古学家言也。
按，《国语》蚤出而《左传》晚兴，张、贾所见，皆为《国语》。因其为左氏所辑，言皆记事，与《虞氏》、《吕氏》同有《春秋》之名。其称《左氏春秋》者，即谓《国语》，不谓《左传》。《左传》既出之后，因其全祖《国语》，遂冒左氏名为《左氏传》。又以其传《春秋》，遂掍《左氏春秋》之名。后人闻传《左氏春秋》，不以为《国语》而以为《左传》，遂谓张、贾皆习《左传》，此其冒名掍实之所由也。使当时有《左传》以传经，又有师说，张、贾贵显，何不求立学官？纵不立学官，何以刘子骏之前，无一人见之？太史公博极群书，只据《国语》。刘子骏“移太常书”只云臧生等与同，不云其书先见。班书又云，歆校书见《左传》而好之。是歆未校书以前，不见《左传》也。观此，则张、贾不习《左传》明矣。
前亦颇疑《左传》为河间人所伪造，有数事可证其为先秦之书者。其书体大思精，鸿篇巨帙，汉人无此才，一也。刘子骏为汉人好古之最，犹不能得其意旨所在，则必非近作，二也。使果一人所为，则既成此书，必不忍弃置，且积久乃成书，力不易，亦必有人治其学，传其事。书成以后不授学者，而以全部送之秘府，又无别本，使非刘子骏将与《古文尚书》同亡，至重不忍轻弃，三也。《曲礼》出，在汉初已为传记，则原书必不在文景之后，四也。西汉今学盛，使果西汉人作，必依附二家，不敢如此立异，五也。
以旧说论之，驳《左》者谓成于建始，则不若是之迟；尊《左》者谓出于汉初，则不若是之蚤。能知迟蚤成出之原，则庶乎可与谈《左》学矣。
汉人今、古之说，出于明文者少，出于推例者多。《白虎通》所引《尚书》说之敛后称王，《公羊》说之三年称王，《诗》、《春秋》之五不名、五等皆称公，皆推例之说也。
然明文之说，亦多出于推例。如《公羊》之由经推礼，与《左传》之由经推礼，同一经也。有世卿、无世卿异，讥丧娶、不讥丧娶异，此又明文中推例得之者。然有明文之推例，皆先师说。无明文者之推例，皆后师说。后师推例，虽同先师，然附会失解者多于先师，以其学不如先师也。
故予今、古礼制，以《王制》、《周礼》有明文者为正宗，以《三传》推例有明文者为辅佐。至于后师无明文之说，则去取参半。若《易》、《尚书》、《诗》、《论语》、《孝经》诸先儒说，除《礼记》本记诸篇外，则全由据《王制》、《周礼》以推之者。此于今、古学为异派，其中或同或异，或因或革，则又立“流派表”以统之。
始因《白虎通》胪列各经师说，欲将其说列为一表，名曰“五经礼制异同表”，后作“群经今、古礼制异同表”，以为足以包括群籍，遂不作“五经表”。今按，此表不能不作，何以言之？诸经异说，有迥不相同，不关今、古之分者。如今《春秋》天子即位三年乃称王，而《尚书》说则据《顾命》，以为初丧称子，钊敛后称王。据经为说，则无论今、古文《尚书》皆不能立异，与《春秋》三年称王之说不同。《春秋》据逾年称公。以为逾年称王，此据经也。《尚书》据“王麻冕”以为敛后称王，此亦据经也。诸经如此类者实众，不立此表，则此类无所归宿，又必在今、古学中为难矣。
博士言礼，据礼文者半，推经例者半。大约推例者皆当入“五经表”。何以言之？今学《王制》明文与古学不同者少，凡非明文则半多推例而得者，若以入“古、今表”，反是以无为有，此当入“五经表”。见此异同，非三代之不同，非今、古之异制，皆先师缘饰经义，意造之说。又《礼记》中所言异同，有二家异说者，有文义小变者，此二派又足为“今古表”之陈涉、吴广，亦必求所以安顿之。二家说异者，立一表附“古今表”后。至于《曲礼》，本古文家说也，然所言六大、五官、六工之事，又全与《周礼》相反。足见古礼学中原有数派，但不用三公九卿，俱为古学也。大约“今、古表”中，今学只一派，古学流派多，以其书多人杂，不似今学少而专一也。
《异义》采录今、古说，多非明文，后师附会盖居其半。
夫今、古异同，当以《王制》、《周礼》为纲领，《公》、《谷》、《左氏》为辅佐。但据经传，不录晚说。唯议明文，不征影响。今许所录，可据者半，不可据者半。大约今、古分别，两汉皆不能心知其源。至于晚末，其派愈乱，如以今学说圣人皆无父而生，古学说圣人皆有父，岂不可笑？又《公羊》说引《易》“时乘六龙以驭天”，知天子驾六。未逾年，君有子则庙，无子则否。皆误说也，而亦征录。又引《公羊》以郑伯伐许为讥，《左》说郑伯伐许以王事称爵，皆非经意，为馀所驳者也。
大抵许君身当晚近，有志复古而囿于俗说。其作此书，亦如其《说文解字》真赝杂采，纯驳各半，屈于时势，莫可如何。然其采虽杂，今犹与今为一党，古犹与古为一党，不自相攻击。盖其始则同有乡人之义，继则同为博士党同伐异，视古学如仇仇，惟恐其进与为难。故虽自立异，仍不敢援之，以自树敌，故说犹同也。
《异义》所录《左氏》，亦有异同。大约《左氏》亦有数家，故致歧出。如既言“《左氏》说，麟是中央轩辕大角兽，孔子作《春秋》者，礼修以致其子，故麟来为孔子瑞。”又采陈钦说：“麟，西方毛虫。孔子作《春秋》，有立言。西方兑，兑为口，故麟来。”（陈钦，《左氏》先师也）是《左氏》固非止一家，故说不同也。又言《左氏》说：“施于夷狄称天子；施于诸夏称天王；施于京师称王。”载籍不传此义，此盖用《曲礼》说《左传》也。而文事与《曲礼》小异，此则未必异说之不同，盖《左氏》旧用《曲礼》说，后久失传，晚师无知者，而其初传授之义，犹相墨守，久而讹脱，故与《曲礼》殊异。亦如《公羊》言桓公盟词及孔子说，较之《孟子》多有讹脱是也。此《曲礼》为《左氏》说之起文，亦如《孟子》为鲁学《春秋》先师之起文也。
初不得古学原始，疑皆哀、平之际学人所开。不然，何以汉初惟传今学，不习古文？继乃知古学汉初与今学并传，皆有传授。所以微绝，则以文帝所求伏生，武帝所用公孙弘，皆今文先师。党同伐异，古学世无显达，因此不敌。《毛诗》假河间献王之力，犹存授受。至于《左传》、《周礼》，遂以绝焉。西汉今文甚盛，皆以古学为怪，恶闻其说，习之何益，故不再传而绝。观刘子骏争立，诸儒仇之，可知古学之微，非旧无传，盖以非当时所贵尔。
古学微绝，以非时尚，然其书犹阴行于民间。《异义》言叔孙通制礼，有日祭，是为古说。又云叔孙通制礼，以为天子无亲迎，从《左氏》义。陆贾著书议礼，实多用其说，特未立学官耳。此为孤芳，彼有利禄，人孰肯舍此就彼。数传之后，今学至大师数千，古学之绝也，不亦宜乎。
孔子作《春秋》，无即自作传之理，故以口授子夏。《左氏传》则承史文而传之，亦非鲁史自作传也。今、古二家，孔子与鲁史比，子夏与《左氏》比，以为口说则皆口说，以为传记则皆传记，分别言之，皆未窥其原也。（甲申，拟博士答刘子骏书，尚未悟此理，寻当改作也。）今古诸经，汉初皆有传本传授。其中显晦升沈，存亡行绝，亦如人生命运，传不传，有幸不幸。诸说后来或分口说、载籍，或以为有师无师，皆谬也。（《仪礼》，班氏以为孔子时已不全，其说是也。）
汉初古文行于民间，其授受不传。然《尚书》、《史记》所引多古文说，则武帝时，有古《尚书》师也。毛公为河间献王博士，则古《诗》有师，古《周礼》说多见于《戴记》□□师说，当时尚多引用。是《周礼》□□亦有传也。暇时当辑为“汉初古文群经先师遗说考”，以明古文之授受，非汉人伪作也。
予读《儒林传》，未尝不叹学人之重利禄也。古、今本同授受，因古文未立学官，不惟当时先师名字、遗说不可考，其有无是学，亦几不能决。岂不可痛惜乎！
《艺文志》有《周礼传》四篇，不知撰者何人。若在武、宣以后，必传名氏，岂秦、汉先师遗说之存者欤？《五行志》引《左传》说，亦不详为何人之作，或疑为刘子骏说。按，刘语当著名氏，此亦秦、汉先师说之偶存者。《戴记》中有二经师说，又当如今文《春秋》之《王制》，为先秦以前之书，为二经祖本矣。
《王制》：天子大夫为监于方伯国。《春秋》之单伯等是也。《左传》不用其说，而《周礼》云：作之牧，立之监。其所云立监者，盖即与《王制》同，是古《周礼》亦有此说。《左传》异之者盖为监，实非当时故事。《周礼》新撰，偶同《王制》耳。
古说有与今说相反。今说大明，遂足以夺古学之说。纵有明据解者，皆依违不敢主张，显与今学为敌。如《左传》之元年取元妃，卒哭行祭是也。
今学讥丧娶、丧中祭，此变古礼也。《左传》礼，元年娶元妃。文二年，公子遂如齐纳币。《传》云：“礼也。凡君即位，好舅甥，修婚姻，娶元妃以奉粢盛，孝也。孝，礼之始也。”宣元年，“公子遂如齐逆女”，《传》无讥文，此《左传》即位娶元妃之证也。
《传》云：“娶元妃以奉粢盛”，明婚为祭，此丧祭之明证也。外如杜氏所引：襄十五年，晋悼公卒；十六年，晋烝于曲沃。郑公孙儒云：“溴梁之明年，公孙夏从寡君以朝于君，见于尝酎，与执膰焉。”皆足为证。又僖三十三年，《传》云：“葬僖公复，作主，非礼也。凡君葬卒哭而祔，祔而作主，时祀于主，烝常亦禘于庙。”按，古礼重祔，今学不言祔；今学言祀主于寝，古学言祀主于庙。二者各异不相通。古学作主以后，即祔于庙中。凡小祀日祭，则但祀新主祔者，唯烝、尝、禘大祀，乃于庙行事，非不祭也。其讥吉禘庄公者，谓于祔主行禘祭，故讥之，非谓馀庙皆不祭也。特祀于主，烝、尝、禘于庙，全从禘于庄公出来。后世学者以今混古，各相蒙乱，左右支吾，皆不能通矣。
古学亦用三年不祭之说，特谓新主耳。今学亦有丧不废祭之事，谓郊天耳。二家各有所据，其分析处甚微。《周礼》亦主丧祭，其说特为注家所掩耳。如丧中用乐，《周礼》有之，后人皆不敢主其说，亦是也。
鲁共王坏宅所得书，各家数目不同。《史记》不详其事。刘子骏以为有《左传》。《汉书·河间献王传》言：求得书，皆古文先秦旧书《周官》、《尚书》、《礼记》、《孟子》、《老子》之属，皆经传说记七十子之徒所论；立《毛氏诗》、《左氏春秋》博士。《鲁恭王传》言：得古文经传，无书名。《艺文志》云：得《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皆古字也。按，以《汉书》证之，恐有《左传》，是刘子骏依附之说。传古学者燕赵人，多不行于鲁，当由今学与之为难，故托言其书出于鲁，以见鲁旧传其学之意，非实事也。
今古学人好言今、古学得失，争辨申难，无所折中。窃以为虽汉已如此，然皆非也。今学如陆道，古学如水路，各有利害，实皆因地制宜，自然之致，自有陆水，便不能偏废舟车。今驾车者诋舟船之弊，行舟者鄙车马之劳，于人则掩善而著恶，于己则盖短而暴长。自旁观言之，则莫非门户之见，徒为纷更而已。
学礼烦难，今、古不足以统之，故表中多立门目。然其中有文字异同一例，本为一家，传习既久，文字小异，此当求同不可求异者也。
如《王制》与《孟子》，《祭法》与《国语》，宜无不合矣。其中乃有小异处，后人遂张皇山不为《孟子》与《王制》、《祭法》与《国语》有合，此则大非也。何以言之？《孟子》言葵邱盟词，当即《穀梁》所言，乃《孟子》详而《穀梁》略（《公羊》不在葵邱，所引则又略矣）。《孟子》引孔子“其事则齐桓晋文”一节，当即《公羊》“纳北燕伯于阳”传所引，乃《公羊》与《孟子》互异。又《公羊》定元年引沈子，即《穀梁》定元年所引之沈子也。同引一师，同说一事，而文句不同。
又如《左》、《国》、《礼记》、诸子之记申生事，本一事也，而所记各异。《孔子集语》集孔子之言，同一说也，而文义详略，乃至大相反。
此皆当求其同，而不当求其异。然此以知其源为难。苟不知其源而惟求不异，则未有不为害者矣，郑君是也。
汉初叔孙通制礼，多用古说。原庙之制，此古礼也。《周礼》祀文王于明堂，而方岳之下亦立明堂，如齐之明堂是也。《左传》有先君之庙曰都，无先君之庙曰邑，此亦原庙明堂之制。惟今学乃不言明堂，立太庙，不立原庙也。（古学，天子宗庙中无太庙，惟别立明堂，诸侯不立明堂，曰太庙。今学，则天子诸侯同曰太庙也。）今学家间有说古礼者，旧颇难于统属，今立一法以明之，以为讲今学者时说古学，如《孟子》、《荀子》皆言明堂是也。此如《春秋》曲存时制之例。
古学，禘为祀天地，郊为祈谷，禘重于郊。禘者，示帝也，故谓鲁禘非礼，《穀梁》不言禘非礼。古学无祫祭。《公羊》说禘用古学，说祫用今学。今学不以禘为大祭，古学每年一禘，亦无三年一祭，五年再祭之说。
讲禘祫，须先知庙制。今先作“今、古学庙制图”，便知古无祫祭，今无配天禘祫之说。本数言可了，先儒含混言之，遂致纠葛耳。《左传》不立四时祭之名，《周礼》则有之。《左传》雩为祈谷，与《周礼》同，又有求雨之雩。今礼则雩专为求雨，无祈谷说。《左传》移动今学时祭，以郊、雩烝、尝当之。四者皆为农事，所谓春祈秋赛，不专在宗庙行事者也。此《周礼》、《左传》所以不同。
欲分今、古礼，须先将其名目考清。某礼于古为某事，于今为某事；某礼为今、古学所有，某礼为今、古学所无；某礼无其事而有名，某礼有其实而异其号；须先考正名实，然后求细目。不先知此，则礼制不能分也。
古礼门目多，今礼仪节少。今礼如建国、爵禄、立官、选举外，其改动古学者，可以计数。至于一切仪节名物，多从古说。故凡所不改者，皆今古同者也。今为一表，以收今古不同者。以外有古无今者，则均附此篇之后。所录虽属古文，实则今礼亦如此也。
《月令》说：脾为木，肺为火，心为土，肝为金，肾为水。此古文说也。博士说：肝木，心火，脾土，肺金，肾水。今医家皆祖博士，而古文无知之者。以高下相生为序，脾居中，主生为木，次肺火，次心土，次肝金，次肾，肾生脾，又始焉，甚有理。然予说藏府，不以配五行。脾胃为中，肺心在上，肝胆在下。脾与胃对，肺与肝对，心与胆对。脾胃主消纳，肺受而为气，肝受而为血，心为气精，胆为血精。肺肝主形质，心胆主精华。气血已盛，然后肾生；气血将衰，则肾先死。肾如树木花实之性，乃五藏之精华，以为生发之机者，古书当有此说。
《周礼》封建之制，与《王制》相较，一公所封多至二十四倍，此必不能合者。《孟子》以齐鲁皆百里，初以为今学门面语也，然下云今鲁方百里者五，以为大，似确是当时实事。继乃悟周初封国，实不如《王制》之小。诸侯封大易为乱，故《王制》改为百里。鲁旧本大，《诗》有七百里之说是也。至《孟子》时，多所侵削，所谓“鲁之削也滋甚”，非鲁多灭小国，乃仅此方百里者五也。周礼本非百里，《孟子》以《王制》为周礼，皆因主其说久，周礼不可闻，故即以是为周礼。董子亦以《王制》为周礼。封建之制变为郡县，郡之大者，方广得四、五百里，汉初封国大者，亦四、五百里，此所本也。《王制》则众建诸侯而小其力之说也。
总之，《周礼》之书与《王制》同意，均非周本制，特《周礼》摭拾时事处多，《王制》则于时制多所改变尔。
今学有大庙，古学无大庙。《明堂位》记因《春秋》有大庙，缘经为说，故曰：“大庙，天子明堂。”以明堂、大庙分为天子、诸侯制，顺《春秋》大庙之文也。今学禘在大庙，古学禘不在大庙（郑曰行于圜丘）。《春秋》有禘于大庙，当缘经为说，故《左传》曰：“季夏六月，以禘礼祀周公于大庙。”言天子禘于圜丘，诸侯则禘于大庙，以顺《春秋》禘于大庙之文也。此《左氏》缘经立说之事也。
予言今、古，用《异义》说也。然既有许义，而更别有异同者。则予以礼制为主，许以书人为据。许以后出古文为古，先出博士为今，不知《戴记》今古并存，以其先出有博士，遂目为今学，此大误也。其中篇帙，古说数倍于今，不究其心，但相其面，宜其有此也。
《异义》明堂制，今《戴礼》说明堂篇曰云云，又引古《周礼》、《孝经》说明堂文王之庙云云。按，今学不言明堂，言明堂皆古学，刘子骏所说是也。《戴记》四说皆古学之流派，非今学也。且其四说，有一说以明堂为文王之庙，即许君所引古《周礼》、《孝经》说也。安见其说在《周礼》便为古，在《戴记》便为今？大小《戴记》凡合于《周礼》、《左传》、《毛诗》者，尽为古学，合于《王制》者，尽为今学。一书兼存二家。此不以实义为主，乃以所传之先后为主。使当时《周礼》早出得立博士，或《戴记》晚出不得立，不又将以《周礼》为今，《戴记》为古乎？
盖汉人今、古纷争，积成仇隙，博士先立，古学之士嫉之如仇。凡未立者引为一党，已立者别为一党，但问已立未立，不问所说云何。东汉之末，此风犹存。故许右古左今，著为《异义》，以《戴记》先立，尚挟忿排斥以为异端。今则无所疑嫌，平心而睹，源流悉见。康成和解两家，意亦如此。然康成合混，予主分别。合混难而拙，分别易而巧。然既合混之后，又历数千年之久，则其分之也，乃转难于康成昔日之合之矣。
《异义》引《左氏》说曰：古者先王日祭于祖、考，月祀于高、曾，时享及二祧，岁祫于坛𫮃，终禘及郊宗石室。按，此说《左传》者之言也，其言本于《国语》、《祭法》而不尽合。《祭法》言亲庙有五，其庙制以考为总汇，当是日祭考、月祀四亲庙，故下有下祭五殇之文。以上祭五代，故下亦得同。今说日祭祖、考，月祀高、曾，此则改五代以为四代也。
至于以岁祫终禘为说，则更非《左》意矣。《国语》虽有岁终之文，岁犹可言，终当不能定为常典。其谓王终耶，抑谓外蕃之终耶？此恐当从外蕃说，事无定，不能言时日也。至于岁一行祫，亦与抃尝禘于庙不合。大约此言亦误解纬说，妄附祫禘，而不知《左传》本义不如此也。
《礼记·冠义》、《婚义》、《乡饮酒》、《射义》与《仪礼》记异篇。旧以为异师重篇，今乃知此《王制》今学六礼记也。以《婚义》言之，内官百二十人，与外官同，此今说。又《仪礼》为士礼，此独详王后事，可知此《王制》说。又《射义》：“天子射以选诸侯、卿、大夫、士”、“古者天子之制，诸侯岁献贡士于天子”，试之于射宫，射中多者得与于义云云，及庆让馀地、削地之说，全与《穀梁》、《大传》、《繁露》等书同，此亦今学也。古学则不贡士，皆世官。亦不以射为选举，此可知也。又《婚义》云：“夫礼始于冠，本于婚，重于丧祭，尊于朝聘，和于乡射。”《王制》则云：“六礼：冠，婚，丧，祭，乡，相见。”按，《王制》之相见，即《婚义》之朝聘也，于士为相见，于天子为朝聘。《王制》之乡，即《婚义》之乡射也。
予学礼，初欲从《戴记》始，然后反归于《周礼》、《仪礼》。纵观博考，乃知其书浩博无涯涘，不能由支流以朔原。故以《王制》主今学，《周礼》、《仪礼》主古学。先立二帜，然后招集流亡，各归部属。其有不归二派者，别量隙地处之，为立杂派。再有歧途，则为各经专说。《易》、《诗》、《论语》，言多寄托，大约可以今、古统之。至《尚书》、《左传》、《公羊》、《孝经》，则每经各为一书，专属一人理之。《尚书》为史派，有沿革不同，以统《国语》及三代异制等说。庶几有所统驭，不劳而理也。
《王制》似有佚文在别篇，疑《文王世子》其一也。今观《千乘篇》，其说四辅全与《王制》文同，此孔子晚年告哀公用《春秋》说也。予初以《王制》后篇分为三公，今此篇乃以四官分主四时，今用其说主四官，特司寇不入三公数耳。又《王制》言大司徒以教士车甲，《千乘》作司马是也。上下文同，司马主兵，知司马义长。不然，《王制》说司马主兵者不见矣。今取为注，则官职之事详矣。得此辅证，又一字千金也。
孔子《三朝记》皆晚年之说，故多同《王制》、《千乘》、《四代》、《虞戴德》等篇是也。故《虞戴德》多与《穀梁》合。如天子朝日，“诸侯相见，卿为介，以其教士行，使仁守。”及射礼庆让诸节，此其文义皆同《穀梁传》。文与今学合者，旧多失引，一俟《王制义证》成，再为补改也。
《千乘篇》者，《王制》说也。《王制》言三公，而《千乘》多司寇，分主四时。《王制》言司寇事甚详，既不得谓《千乘》与《王制》不合，又不得谓司寇非秋官，疑当依《千乘》作四官。司寇既掌四时，其不与三公敌体者，乃任德不任刑之意。故其所掌与三公同，而退班在三公后。《王制》：司寇献狱之成于三公，而三公听之，然后献于王。此司寇受制三公之证也。盖乐正，司徒之副；司寇，司马之附；市，司空之副。三者为九卿之首，然乐正犹为上公佐，司寇乃为中公佐。一主教，一主刑。刑不先教，虽司寇不敌乐正之尊，此孔子任德不任刑之意也。董子之说，盖原本于是矣。
人见庐山图，皆知其只一面，而全山不见也。然习见此图，目中虽以为一面，而心中遂以为足以尽庐山。故见其左右及后面之图，则骇然，以为别山而非庐，此人情也。
人日读《王制》，以为此正面也。及观《孟》、《荀》、《大传》、《繁露》、《外传》、纬候制度，则以为别山而非庐，此又人情也。故凡《孟》、《荀》、《书》、《诗》、《春秋》师说、纬候之文，多各异端，不能得其纲领，不以为异说，则以为伪撰，不以为传闻，则以为讹捝，而孰知其即庐山之别面也哉！
予故类集而推考之，诸书各说一面，合之乃全，或左或右，或前或后，于是向之匾而不圆者，今乃有楞象，其中曲折亦俱全备。譬之人身，《王制》其面目四体而已，诸书乃其藏府肠胃、经络脉理。今但言面目四体，则是木偶。必须得其藏府清和，经络通畅，乃知行步饮食，出谋发言。苟不及诸书，则是木偶《王制》而已。
《王制》一篇，以后来书志推之，其言爵禄，则职官志也；其言封建九州，则地理志也；其言命官、兴学，则选举志也；其言巡狩、吉凶、军宾，则礼乐志也；其言国用，则食货志也；其言司马所掌，则兵志也；其言司寇，则刑法志也；其言四夷，则外夷诸传也。大约宏纲巨领，皆已具此，宜其为一王大法欤！
古学六卿，今六部之所仿也。今学则只三公。司徒主教，礼部是也。司空主养，户部是也。其馀吏、兵、刑、工四部，今学皆以司马一官统之。可见其专力于养教之事。古学分一司马为四官，今反重吏、兵、刑为繁缺，毋怪教养之政，膜不相关也。
《王制义证》中当有图表，如九州图，建国九十三图，二百一十国图，制爵表，制禄表。务使此书隐微曲折，无不备见，又皆可推行。虽耗岁月，所不辞也。
或疑古学出于燕、赵为无据，曰：荀子赵人，《韩诗》燕人，皆为今学，岂能必燕、赵为古？叔孙通、贾子亦非燕、赵人，此可疑者也。然古学，秦前无考，汉初不成家，先师姓名俱不传，又何能定其地？西汉古学，惟《毛诗》早出成家，今据以立说者，特以《毛诗》为主。毛公赵人，又为河间博士，且鲁无古说，齐则有兼采。以此推之，必在齐北，此可以义起者也。今、古之分，亦非拘墟所能尽，以乡土立义，取人易明耳。至于实考其源，则书缺有间，除《毛诗》以外，未能实指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