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基督救国主义拟商榷之宪法要点

依基督救国主义拟商榷之宪法要点
徐谦
中华民国11年（1922年）11月10日
1922年11月10日
公布于东方杂志1922年19卷第21期

本作品收录于《东方杂志》

　　余个人对于草创 中华民国宪法之主张，其中颇有前后不同之处，其要点可分三时期以述之。兹篇所注重者在第三时期之主张。惟余之见解何以有前后之殊异，恐时人莫知其故，爰幷记前两时期主张之要点，而说明余思想变迁之理由，惟览者详之!

　　第一时期:此时期为余同 王君 宠惠 草 宪法刍 议时期。（民国元年冬及二年春）所主张各点除联邦制外，大抵从学理之硏究而来。其要点如下:

　　（一）共和联邦折衷制　此制为辛亥之季及民国初元之始，余与国民共进会（合组国民党之一团体）同人所主张，撰有商榷书。盖斟酌 美之联邦制与 法之单一制而折衷之，除立法司法由中央政府统一外，行政则取分权而定省制。其内容详原书，与 宪法刍议地方分权取列举主义者不同（此 王君之主张。）

　　此点因有说明之必要，故略加说明，以下各点则否。

　　（二）政党政治，

　　（三）议会政府，

　　（四）集会须有法定数，

　　（五）内阁制，

　　（六）总统无解散国会权，

　　（七）反对勋位勋章及一切特殊称号，

　　（八）审计独立，

　　（九）非特别裁判，

　　（十）刚性宪法。

　　第二时期:此时期为余草 宪法补苴时期。（参预护法时期）所主张各点多因事实上之经验而来，其要点如下:

　　（一）除平定变更国体之叛乱外，对内不得用兵；

　　（二）国会被非法解散时，应有非常集会法；

　　（三）规定违宪罪；

　　（四）取消优待条件，并剥夺 爱新觉罗氏之选举被选举权；

　　（五）国会应实行议决租税权；

　　（六）总统非元首；

　　（七）严定戒严法之限制；

　　（八）国防军以二十师为限，不得驻防各省；

　　（九）规定人民参预司法。

　　第三时期:此时期为宣传基督救国主义时期。（始于民国七年，直至于今，下逮来兹）所主张皆依根本信仰而来，即依基督救国真理，发为宪法上之主张。其要点如下:

　　（一）人权非法律所赋予，并不受限制。宪法固所以定国家之组织。顾未有国先有人，且既有国亦必须有完全独立之人，为国之要素，故宪法以保障人权为最要。乃普通观念视此为照例文字，于宪法案上不过钞袭成文而已。殊不知世界宪法于此有一从同之误点:大抵规定人民在法律上为平等，依法律享各种自由。其背于真理者有五:（一）不知人权非法律所赋予，乃人格所自有；（二）虽规定人权于宪法，实无异以法律取消宪法；（三）仅承认法律上之平等自由，不啻表示事实上不平等不自由；（四）误以人权与国权有抵触，故加以法律之限制；（五）不知人权不受限制。依以上种种观念，故宪法应保障完全之平等自由。至刑法及其附属法，乃另一问题，并非限制人权。盖依真理，人权非无罪之人不能享受。此罪之范围甚广，刑法上之犯罪乃其一部分。犯罪之人依法不能享受平等自由权，与宪法之保障人权两不相涉，无庸顾虑。

　　（二）人权祇许扩张，不容缩减。人权固由真理而来，惟历史上受横暴武力之剥夺，故尊重人格之人，必起革命以争之。革命之结果，即在享受人权。如享受者仍不完全，则必须逐渐扩张之。今吾国非独武人敢于蹂躏人权，而司法官亦敢于缩减人权，实为荒谬。例如刑事诉权为人民历史上之既得权，而 日本法学派之司法官，竟敢根据 日本法之公诉权，缩减人民刑诉权，此不能容许者也。

　　（三）人民因反抗违宪之武力压迫，有罢税，罢工，罢市之权。自总统以及一般文武官，本为人民雇佣以办理人民之公共事务者，或谓之为一种脑力劳动者，乃因据有事权，一旦用以蹂躏雇主，或欺凌其同工者。故宪法上不可不预防此等野心之暴动，而保障人民之革命权。革命昔用武力，今则改良革命，祇用消极的方法，大约已足解决内乱问题矣。

　　（四）开放人民自卫权。今人只知言自治，其实自治乃与官治对待。因人民觉悟不应受官治，而又未能完全脱离官治，故只争得一部分，谓之为自治，而其细已甚。在吾国即此小部份亦属纸上空文；不过定一自治法规，设一地方议会，指定若干议员而已，于人民要无关系。而真自治则不然，是为人民之自卫。人民之所患为兵与匪，非有以自卫不可。自卫之要点有二:（一）自行编练民团，（二）自由携带武器。（至民团之编练法，及武器之置备法，另有硏究，非兹所详。）如此始足以御兵匪，而防外患。

　　（五）教育完全免费，并极端扩张教育费。欲从速造成健全之国民，以救吾国之危亡，除极端振兴教育，无第二法。普及教育固应免费，然以新觉悟而言，则国家负有教育国民自小学至大学之义务。不过小学毕业后，不必再事强迫，但对于国民愿再入中学及大学者，其应免费则一也。教育费应极端扩张。人但知求面包革命，而不知求教育更须革命。倘国民皆以要求教育为理由，而反对军费及政费之过多，殆无人敢谓为不然也。

　　（六）非政党尤非一党专政。政党之为物，今世之人已有知其为不必要之觉悟。余昔以为行代议制非有政党不可，今始知代政党者为信仰上之结合。世界各国政党，虽较善于吾国，但亦莫不有其黑幕。盖政党莫不以取得政权为目的，即莫不以党为前提，而国反在次位。至吾国之只知有党不知有国，只闹党见不问是非者，则更为有害而无利矣。 欧 美各国皆行政党政治。而今之 俄国则有异，世之诋之者曰过激党，或谓之为多数党，要皆未得其真相。一言以蔽之曰，一党专政而已。政党政治者，一国内同时有二以上之政党存在。不过在政治上，因人民之赞否，互相起伏，或执政，或在野，迭为进退。故虽有党见，尚可互相监视，互相竞争。至一党专政则不然，国政专由一党把持，绝不容他党之存在。其党徒无论如何众多，在国民中必为少数。少数之人在政治上肆其垄断，使多数人之意见莫由发抒，其弊害何可胜言。观于 普鲁士新宪法国务员就职宣誓不偏袒政党，（第五十六条）则其为非政党大可见矣。

　　（七）非国会制宪。国会为普通立法机关，以之制定宪法者，世界新共和国先例殊不多见。近如俄之苏维埃把持制宪权，实为一党专政之结果。不幸吾国约法即抱此见解，遂规定第一届国会之特权为制宪。顾两院议员除少数健全分子外，其馀罪证及劣迹莫不昭彰:或附和帝制，或造成祸变，或受金钱役使，或愿武力解散，或私德不修，或人格堕落，信用早已扫地，何堪使之制宪?即以 天坛宪法案而论，多系迎合 袁世凯之意旨，本无成为国宪之价值。今尚欲固执二读会通过之成见，又迎合武人之意以定省制，不过成为一部议员罪状史而已!故议员茍有悔祸之心，急宜修正约法，将制宪权还诸国民宪法会议，切勿以非驴非马之宪法再贻国家以若干部之祸患，此则余所祷祝者也。

　　（八）应使宪法为柔性。柔性宪法易于修正，吾国人宪法上之习惯未深，其经验亦缺乏，欲使宪法一成而不可变，实非所宜。况世界潮流日新月异，吾国文化虽稍缓，要不可不急起直追，故宪法之修正必须使之比较的容易。至一度制定后，苟行之而善，虽为柔性，亦非不逞之徒可任意推翻，固无根本法时时动摇之患也。

　　（九）立法行政合一。国权本不可分，分之为立法行政司法三权者，并非永久如是。 英之立法行政本已沟通，而今之 俄国则立法行政完全合一，至 土 耳其之新宪法，虽司法亦属合一，可见世界法例之趋向矣。立法行政之分，本因民权伸张，抵抗君权而起。至共和国立法行政人员，皆由人民选举而来；并非所在机关不同，其人必须处于对敌地位，一若演剧然。实则并无分立之必要，徒使政治上之进行迟缓，且常生冲突，果何利乎?故可参照最新宪法而使此二者合一也。

　　（十）改一院制。民国草创之始，一切制度大率钞袭他国成文，毫未加以思索，如国会之两院制即其一也。自多数立法例观之，采用一院制之国颇少，何以吾国不能从同?不知两院制大抵从历史而来:在君主国人民与君主争权，故君主亦特设一贵族院以为抵制；在联邦国因各邦自有主权，故于国民代表之众议院外，复设一各邦代表之参议院。今吾国历史上本只有一资政院，而肇造民国，亦未行联省制，乃犹昧昧然采叠床架屋之两院制，徒使国民增加负担，议事玩时废日，其害孰甚!或谓今后制度如采联省制，则将如何?不知全国议员本由各省而来，尚何有于省另派议员之必要。 德 美之法本不甚通，不过显明其有若干省主权者而已，在吾国实无此必要。

　　（十一）集会无法定数。　集会法定数之限制，他无好处，徒为少数党操纵议事之武器而已。十年来国会之往事，无非因法定人数不足，种种捣乱由此而起，立法事业颇少成绩。今以救国观念而言，国会苟无关轻重则已，否则国会为救国之重要机关，无论有若干人到会，即须图谋救国。岂能因法定人数不足而坐视国家危亡?即以国会遭武力解散而论，若无法定数，则何时何地不可开会，武人何所施其技俩，非法解散之事不将从此无有乎?

　　（十二）议员应本其神圣之良心自由权议事，其有甘受金钱或武力之役使者，应丧失其议员资格。

已往议员之丑历史，无人不知，乃国会重开而此辈议员又溷迹其间，人心已死，是非安在?兹之用意，非徒为惩罚其既往，而要在鼓励其将来。应知良心自由之为神圣，则何忍再以卑污之事丧失其神圣之人权乎?

　　（十三）总统及议长经过一定时期后，可废止之，改行政委员制及临时主席。民国而有总统，仍有君主时代之馀毒。一国并非非有一君主为元首不可，然则君主既去，何以尚须留一替代者?吾国人观念不明，误以总统亦为元首，不过非世袭，有任期耳，无惑乎争总统者不夺不餍也。今之民国行委员制者，已非一国，可知废止总统实无妨碍。惟议会废止议长制者，尚未见其例。（事实则有之）不知议长之能为恶，与总统同，去之亦无甚关系。吾国事实上既皆有无总统无议长之时，则又何惮而不废止之耶?

　　（十四）规定直接民权之行使法。今人已见及国民有直接行使民权之必要，但国民投票及集会法，实非以宪法详为规定不可。吾国情形固非可以频频行之，惟制定宪法一问题，即今已为最要。约法虽以此权授之国会，国会必当鉴于世界大势，归诸直接民权。否则国会倘必欲维持二读会通过之宪法案，将来惟有以直接民权废止之耳。

　　（十五）省为地方独立自治团体，应尊重其法人人格。自 袁世凯倡统一之说，谓凡主张联邦者即为叛逆。当时民党不察，反附和 袁世凯，结果适助之称帝。逮 袁世凯称帝之趋向已明，民党始主张联邦说以破其阴谋，然已无及。厥后 袁世凯帝制失败，而民党又取消其联邦之主张，他党中亦有似此者。不谓时至今日 袁世凯之遗毒犹烈。北方武人大抵反对联省，此不过欲据中央政权以逞其野心而已。顾南方各省军阀之主张联省自治者，亦不过藉联省为口实，而肆其割据，特野心较北方军阀为小耳。要之民国国基不固， 袁世凯与民党当分担其罪责。盖 袁世凯与民党皆主张中央集权，皆主张武力统一，皆主张行狄克推多制，十年之梦犹未醒，愚亦甚矣。北方武人既继续 袁世凯之政策，与民党之主张相同，然则正可以携手以谋中央集权矣。无如中央只有一机关，而北方武人不能与民党并容于中央，则政见相同，尚非战争不可，岂不可哀也哉?要知今兹显著之事实已成为地方分权，断无再复于中央集权之理。倡联省自治说者，虽此四字不成为学理上之名词，亦无合成一名之必要，但联省制实为今所应行。其行之之法，不过有两涂径:一则由中央分权于各省，一则由各省公认中央之统一权。倘民国十年来果有合法之政府而至今存在，则前之涂径可循。惟自民国六年叛乱以来，至今无合法政府，则不得不出于后之一涂。此涂不难，只须公同招集一联省会议，即可有成。时人将何所惮而不为乎?省在国法上之人格，今已不能否认。即无武人盘踞，省亦不愿取消其人格，况吾国施治之道，非联省则国基不固，而运用不灵乎?

　　（十六）应励行打破私有制度，限制遣产，至多不得过十万元。私有制度为一切罪恶之本原，人类之战争，人与人相食，皆由于此。惟欲打破此制度，几有不可能之势。试观共产主张，徒使人类返于原人状态，归于简单生活。人纵不争，又患其惰，结果一切衰败。 俄国试验不良，可知决非善法。至此法虽非直接打破私有制度之法，然足为励行之阶梯，故仅限制遗产，使人之生前仍有自由竞争之希望，而死后则于定限外之遗产，悉使归之国家，专用之为教育费，盖有数善焉:（一）富人不能永久垄断产业，（二）富家子弟仍须在社会奋斗，不致成为废材，（三）教育费不待他筹而已足，（四）私有制度可逐渐完全打破。此最和平而能著大效之法也。

　　（十七）土地不得私有，但准许人民使用权，其欲移转使用权者，依土地法行之。土地国有主义，对于大地主不难处置，所难处置者厥惟小农。盖吾国封建制久废，大地主本属寥寥。今虽有盘踞地方之军阀成为大地主者，然亦无多。一旦以宪法之定制取消之，自不虞其反抗。惟一般小农若一旦改变其现状，则恐生种种无意识之反抗。故宜释明吾国之田赋制，本不认土地为私有，故加以赋税。今只须将业主之名改为使用者之名，而依土地法限制其买卖，则不患其有纷扰之虞矣。限制买卖之意义有三:（一）以土地为买卖之目的物者无效，（二）得依土地法移转使用权，（三）因移转使用权时发生之土地增价问题，其利益之大部分应归国家。

　　（十八）不施工作或幷不使用而占有土地及以土地为商品者，皆收归国有。土地为国有，不容资本家据之以为利。今之资本家或以土地为卖买之目的物，或购置低价之土地以待将来地价之增涨:凡此皆无劳于社会，而攘取国家之利益，故为救国主义所不许也。

　　（十九）铁路矿山，得准许民业，但不得过依法律准许之年限。铁路矿山本皆应归国有，惟吾国现尚在实业未发达时期，不得不奖励民业?且以欧战之例观之，民业铁路收归国家管理者，营业上之状况多不佳，故吾国此时必须奖励民业。惟法律上定有准许之年限，则仍无背于国有之原则也。

　　（二十）劳工应提高其生活，使与国家及资本家分享营业利益。劳工问题为今世无可避免之问题。虽在吾国尚不甚烈，要不可不思所以善处之。使劳工之生活与实业之发达两无妨碍，斯得之矣。今之思想简单者，只知以打破资本家为唯一之目的。不知外国已经过实业发达期，其资本家之垄断已臻极点，故生劳工之反动。至吾国则一切富源多未开辟，除少数军阀及富人外，尚无大资本家。即军阀之富者与其他富人，亦不足称为资本家，因彼等并不能操纵社会经济，而吮吸一般劳工之膏血也。此等军阀富人，打破之亦非甚难。此外则为一般小资本家，其经济上之实力本不充足，故打破之尤属易易。但国内之资本家打破，而国外资本家之侵略吾国必更甚。尔时吾国劳工幼稚，断不足与外国资本家抗。徒将国内资本家推倒，为外国资本家减少竞争之人，岂非甚愚?况东洋资本家向来细大不捐，虽劳工亦不放弃。将来多一东洋公司在吾国，即减少若干劳工人啖饭之地，则更危矣。且今之劳工只知增加工资，而不知工资制度本不良，劳工虽因罢工之结果，每日增加工银数角，其生活问题仍不能解决，而其为卖劳力作牛马则一也。故欲提高工人之生活，而又无碍于实业之发展，惟有解释资本之意义，包括土地金钱及劳工三者。是为国家与资本家及工人合股而成，故营业之利益亦应分配于工人，而工资则不过供给其日用饮食而已。如此则工人视营业之盈亏，与自身之利害攸关，即使减少工作时间，而其工作必更良好，营业必能发达，而工人之利益亦多，此两利之道也。

　　（二十一）保护劳动者，应注重有害身体健康及生命之工作。此条本为世界通例，但定之于宪法者，使吾人知宪法并非专重政治问题，而所重尤在人道也。

　　（二十二）无犯罪行为之同盟罢工，不得认为犯罪。现行法律对于无犯罪行为之同盟罢工，亦认为犯罪，此实纯粹资本主义之法律，为世界各国所无。故护法政府已废止之，惟其废止之效力尚未及于全国。且即使将来国会常会议决废止刑律同盟罢工犯罪之条文，然亦仅属消极之保护法。故仍须以宪法为一种消极的规定，而后人民可得积极的保护。此所以不仅以废止刑律条文为已足也。

　　（二十三）国家对于失业者有担负其生活之义务，但除老病外，得强迫作工。人民之所以乐有国家，立政府者，非乐其国家无事则要钱，国家有事则要命也。苟如是，无政府不犹愈于有政府乎?所求乎政府者，盖为人民谋生活耳。好游惰，不作工，致不能得食，此其咎固由自取。若夫皇皇然求作工，而无作工之机会，亦无作工之处所，此其咎不在其人而在政府。故凡失业者即得向政府要求生活。惟政府使之作工，不得拒绝。倘政府无工作处所以收容之，即自行修洁道路，政府亦须给以工资以资生活。至老与病者则当设立国家养老院及病院以收养之，治疗之。幼年在作工年齢以下者，倘无所归，应受国家教养，此属教育问题，不列于此。至妇人产前产后若干日之收养，亦属病之一例，当置之于病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