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主义万岁

列宁主义万岁——纪念列宁诞生九十周年
红旗杂志编辑部
1960年4月19日

本作品收录于《红旗》

今年4月22日，是列宁诞生的九十周年。

一

在列宁诞生后的第二年，即1871年，出现了英勇的巴黎公社起义。巴黎公社是一个划时代的伟大革命，是无产阶级企图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具有全世界意义的第一次演习。当公社因凡尔赛的反革命进攻而临近失败的时候，马克思说：“即使公社被搞垮了，斗争也只是延期而已。公社的原则是永存的，是消灭不了的；在工人阶级得到解放以前，这些原则将一再表现出来。”[1]

什么是公社的最主要的原则呢？按照马克思的说法，那就是：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掘取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换句话说，无产阶级应当采取革命手段，夺取政权，粉碎资产阶级的军事官僚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以代替资产阶级专政。熟悉无产阶级斗争历史的人们都知道，正是在这个根本问题上，形成了马克思主义者同机会主义者、修正主义者的分水岭，而在马克思恩格斯逝世之后，正是列宁，他为了保卫公社的原则，对机会主义者、修正主义者进行了完全不调和的斗争。

巴黎公社没有得到成就的事业，经过了四十六年，终于在列宁直接领导下的伟大十月革命中赢得了胜利。俄国苏维埃的经验是巴黎公社经验的继续和发展。为马克思恩格斯不断阐明、而为列宁根据俄国革命的新经验加以充实的公社原则，首先在地球六分之一的土地上，变成为活生生的事实。马克思说得完全正确：公社的原则是永存的，是消灭不了的。

帝国主义的豺狼们企图绞杀新生的苏维埃国家，联合当时俄国的反革命势力，进行了武装干涉。但是，英勇的俄国工人阶级和苏联各族人民打走了这些外来的强盗，消灭了国内的反革命叛乱，从而巩固了世界上的第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共和国。

在列宁的旗帜下，在十月革命的旗帜下，以无产阶级革命为主导的新的世界革命开始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开始了。

通过十月革命，列宁的声音迅速地传播到全世界。1919年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是在当时世界革命号召之下，是在俄国革命号召之下，是在列宁号召之下发生的”[2]。

列宁的号召所以强有力，就是因为它是正确的。列宁在帝国主义时代的历史条件下，揭示了一系列的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不可辩驳的真理。

列宁指出，少数资本主义强国的财政资本寡头，即帝国主义者，不仅在本国剥削人民群众，而且压迫和掠夺全世界，把世界大多数国家变成为他们的殖民地和附属国。帝国主义战争是帝国主义政策的继续。世界大战就是由于帝国主义者贪婪无厌，为争夺世界的市场、原料产地和投资场所，为重新瓜分世界，而发动起来的。只要世界上还存在着资本帝国主义，就还存在着战争的根源，还存在着战争的可能性。无产阶级应当引导人民群众认识战争的根源，为争取和平、反对帝国主义而斗争。

列宁断言，帝国主义是垄断的、寄生或腐化的、垂死的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后阶段，因而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前夜。无产阶级解放的实现，决不能经过改良主义的道路，而只能是经过革命的道路。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解放运动应该同殖民地、附属国的民族解放运动结成联盟，这个联盟能够粉碎帝国主义者同殖民地、附属国的封建买办反动势力的联盟，因而不可免地要在全世界最终地结束帝国主义制度。

根据资本主义经济上、政府上发展不平衡的规律，列宁得出结论：由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在各个国家家内是极不平衡的，社会主义将首先在一个或几个国家中获得胜利，而不能在一切国内同时获得胜利。因此，即使社会主义在一个或几个国家中取得胜利，但是其他资本主义国家还存在，这就不仅会引起磨擦，而且会引起帝国主义颠覆社会主义国家的活动。所以，斗争将是持久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斗争，将包括一个整个的历史时代。社会主义国家随时都应当警惕帝国主义侵袭的危险，竭尽全力来防止这种危险。

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就是国家政权问题。列宁详尽地透彻地论述了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本问题，就是无产阶级专政问题。通过革命手段粉碎了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器而建立起来的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同农民和其他一切劳动者的特殊的联盟，是阶级斗争在新条件下的另一形式的继续，是为镇压剥削阶级的反抗和抵抗外来的侵略，是为反对旧社会势力及其传统而进行的坚持的斗争，流血的与不流血的，强力的与和平的，军事的与经济的，教育的与行政的斗争。没有无产阶级专政，没有无产阶级专政在这些战线上充分发动劳动人民，顽强地和持续地进行这些不可避免的斗争，那就不可能有什么社会主义，就不可能有什么社会主义的胜利。

列宁认为，要实现无产阶级革命，要实现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头等重要的是无产阶级要建立自己的一个真正革命的、同机会主义完全决裂的政党，既共产党。这个政党是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武装起来的。这个政党的纲领，是组织无产阶级和一切被压迫的劳动人民进行阶级斗争，建立无产阶级的统治，经过社会主义而达到共产主义的最终目的。这个政党要同群众打成一片，重视群众的历史首创精神；在进行革命的时候，党要紧紧地依靠群众，在进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建设的时候，党同样地要紧紧依靠群众。

这些真理，是列宁在十月革命前后不断揭示的。当时，世界反动派和庸夫俗子们都把列宁揭示的这些真理，视为骇人听闻的东西。但是我们看到，这些真理正在世界的实际生活中节节胜利。

从十月革命到现在，这四十多年中，世界上已经发生了新的巨大的变化。

由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苏联把一个原来在帝俄时代是经济技术很落后的国家，变成为具有世界第一流最先进技术的国家了。苏联在经济上技术上的飞跃，把欧洲资本主义国家远远地抛在后面，而且在技术上也把美国抛到后面去了。以苏联为主力军的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冲破了帝国主义在中东欧的锁链。中国人民革命的伟大胜利，冲破了帝国主义在中国大陆上的锁链。一批新的社会主义国家诞生了。以苏联为首的整个社会主义阵营有全地球四分之一的土地，而人口已经占世界总人口的三分之一以上。现在社会主义阵营已经形式一个独立的世界经济体系，而和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体系相对立。社会主义各国的工业总产值，现在已经占全世界工业总产值的将近40％，不用很久，就会超过资本主义各国的工业总产值。

帝国主义的殖民地体系瓦解了，并且还在进一步瓦解中。斗争当然是曲折的，但是总的说来，民族解放运动的风暴正在日益广阔地席卷着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事物的发展走向它的反面：帝国主义者在那里正在一步一步地由强者变为弱者，而那里的人民却一步一步地由弱者变为强者。

第一次大战后一度存在过的资本主义相对稳定的局面早已结束。第二次大战后由于社会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形成，资本主义世界市场比过去大大缩小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比过去更加尖锐化了。资本主义的周期性经济危机已经不是从前那样在每十年左右发生一次，而是几乎每三、四年发生一次。最近美国资产阶级的一些代表人物承认了美国在十年内遭遇过三次“经济衰退”，而且在刚渡过1957—1958年的“经济衰退”之后，现在感觉新的“经济衰退”要再来临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周期的缩短，是一种新的现象，它进一步地标志着世界资本主义制度越来越接近于它的不可避免的灭亡。

资本主义各国发展的不平衡，比以前更加厉害了。帝国主义的地盘越来越窄，狭路相逢，美帝国主义正在不断地从英国、法国和其他帝国主义的手里，夺取它们原有的市场和势力范围。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各国在十几年来一直在扩军备战，而在第二次大战中被战败的西德日本两国军国主义，在它们原来的敌人美帝国主义者的帮助下又再起了。这两个帝国主义跑出来参预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争夺，现在重新在大谈特谈它们的“传统友谊”，正在进行所谓“以华盛顿为起点的波恩—东京轴心”的新活动。西德帝国主义已经肆无忌惮地在国外找寻军事基地。这样就加剧了帝国主义内部的激烈的冲突，同时，增加了对社会主义阵营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的威胁。现在情况很像第一次大战后美英帝国主义者扶助德国军国主义再起一样，而结果也将依然是他们“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美帝国主义者在第二次大战后制造世界紧张局势，并不是表明它的强大，而是表明它的虚弱，并且恰恰是反映了资本主义制度的空前未有的不稳定性。

美帝国主义者，为了实现它的独霸世界的野心，不但处心积虑地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各种破坏和颠覆活动，而且借口反对“共产主义威胁”，以镇压各国革命的世界宪兵自居，在世界上到处布置军事基地，夺取中间地带，进行军事挑战。像老鼠过街人人喊打一样，美帝国主义者到处都碰得皮破血流，到处都在相反地激起人民革命斗争的新高涨。现在连他们自己也感觉到，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世界的欣欣向荣的景象比较起来，“美国作为一个世界大国的影响，正在衰落。”在他们那里，“只看到一个古罗马的衰亡时期”。四十多年来的世界变化，正是：帝国主义一天一天烂下去，社会主义一天一天好起来。我们现在面临着的是一个伟大的新时代，这个新时代的主要特点，就是社会主义的力量超过了帝国主义的力量，世界各国人民觉醒的力量超过了反动的力量。

现在的世界形势，显然已经比列宁在世时期有了巨大的变化，但是这一切变化，不是证明列宁主义已经过时，而是恰恰相反，越来越鲜明地证实列宁所揭示的真理，越来越鲜明地证实列宁在保卫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斗争中所提出的全部学说。

列宁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历史条件下，把马克思主义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而为一切被压迫阶级和被压迫人民指明了一条真正能够摆脱资本帝国主义奴役和摆脱贫困的道路。

这四十年，是列宁主义在世界上取得胜利的四十年，是列宁主义在世界上日益深入人心的四十年。列宁主义不但在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各国中取得了并将继续取得伟大的胜利，而且在一切被压迫人民的斗争中不断取得新的胜利。

列宁主义的胜利，得到了全世界人民的欢呼，同时也就不能不引起帝国主义者和一切反动派的仇视。帝国主义者，为了削弱列宁主义的影响，为了麻痹人民群众的革命意志；对列宁主义进行了最野蛮的、最卑鄙的攻击和污蔑，并且从工人运动内部收买、利用动摇分子和叛徒，指使他们对列宁的学说进行歪曲和阉割。在十九世纪末年，当马克思主义击溃各种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在工人运动中广泛传播，并获得统治地位的时候，以伯恩斯坦为代表的修正主义者，适应资产阶级的需要，提出对于马克思学说的修正；现在，当列宁主义引导世界工人阶级、一切被压迫阶级和被压迫民族向帝国主义和各种反动派进军而获得伟大胜利的时候，以铁托为代表的现代修正主义者，适应帝国主义者的需要，提出对于列宁学说（即现代的马克思学说）的修正。正如1957年11月在莫斯科召开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宣言所说：“资产阶级影响的存在，是修正主义的国内根源。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则是修正主义的国外根源。”老的修正主义当时企图证明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而现代修正主义则企图证明列宁主义已经过时。莫斯科会议宣言说：“现代修正主义企图诽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学说，说它是‘过了时的’，似乎目前对于社会发展已经丧失了意义。修正主义者力图腐蚀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灵魂，破坏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对于社会主义的信心。”宣言中这一段话，说得很正确，情形正是这样。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说，到现在是否“过时”？列宁关于帝国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关于战争与和平、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全部完整的学说，是否还保持着自己的充沛的生命力？如果它还有效，还有充沛的生命力，是指它的一部分，还是指它的整体？我们平常说，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胜利时代的马克思主义，这个说法是否还保持它的正确性？能不能说列宁原来的结论和我们平常关于列宁主义的概念已经无效，已经不正确，因而我们应该回头去接受那些早已被列宁驳斥得体无完肤、早已在实际生活中无耻地破产了的修正主义、机会主义的结论？这些是当前摆在我们面前的必须回答的问题。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彻底揭穿帝国主义者和现代修正主义者在这些问题上的谬论，清除他们在群众中的影响，使一些暂时受他们蒙蔽的人们清醒过来，并且进一步激发人民群众的革命意志。

二

美帝国主义者，许多国家资产阶级的公开代表人、以铁托集团为代表的现代修正主义者和社会民主党右翼，他们为了把世界人民引入歧途，竭力对于现代世界形势进行完全歪曲的描绘，企图以此来证明他们的所谓“马克思主义过时了”、“列宁主义也过时了”这类呓语。铁托去年年底的一次讲话，反复地说了现代修正主义者的所谓“新时代”。

铁托说：“今天世界已进入了各国可以松一口气并平静地致力于它们国内建设任务的新时代”。他又说，“我们已经进入了议事日程上出现了新问题的时代，这些问题不是战争与和平的问题，而是合作、经济和其他方面的问题，就经济合作而论，也还有经济竞赛的问题。”[3]这个叛徒完全抹杀了世界上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问题，企图勾销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历来关于我们的时代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胜利的时代的解释。

但是，世界上真实的情况是什么一回事呢？

帝国主义本国被剥削被压迫的人民“可以松一口气”了吗？还在帝国主义压迫下的一切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人民“可以松一口气”了吗？

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以美帝国主义者为首的武装干涉“平静”了吗？在美帝国主义者还在占领我国台湾的时候，我们的台湾海峡“平静”了吗？在阿尔及利亚和非洲的许多地区的人民遭受法、英等帝国主义的武装镇压的时候，非洲大陆“平静”了吗？在美帝国主义采取轰炸、暗害、颠覆活动来破坏古巴的人民革命的时候，拉丁美洲“平静”了吗？

所谓“致力于它们国内建设任务”，是“建设”些什么呢？大家知道，现在世界上存在着各种不同的国家，而主要的是有两类性质根本不同的社会制度的国家，一类属于社会主义世界体系的国家，一类属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国家。铁托所说的，是帝国主义为压迫本国人民、压迫全世界、进行扩充军备的“国内建设”呢？还是社会主义为增进人民幸福、谋求世界持久和平的“国内建设”呢？

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不能算成问题了吗？是帝国主义已经不存在，剥削制度已经不存在，因而也就不再存在战争的问题呢？还是让帝国主义和剥削制度永久存在下去，也不会有战争的问题呢？事实上，在第二次大战后，战争一直绵延不断。难道帝国主义镇压民族解放运动的战争，帝国主义武装干涉各国革命的战争，不算是战争吗？虽然这些战争还没有变成世界大战，但是，难道这类局部的战争不算是战争吗？虽然这些战争不是用核武器进行的，但是，难道用所谓常备武器进行的战争，不算是战争吗？是否美帝国主义者把1960年的将近60％的财政预算用于扩军备战，也不算是美帝国主义的好战政策呢？是否西德和日本的军国主义的复活，并不会给人类带来新的大战的危险呢？

是什么“合作”呢？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合作”保护资本主义吗？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同帝国主义“合作”保护殖民主义吗？社会主义国家同资本主义国家“合作”保护帝国主义制度去压迫本国人民、镇压民族解放战争吗？

总之，按照现代修正主义者对于所谓“时代”的说法，就是在上述等等问题上，对列宁主义进行了挑战。他们的目的就是在于抹杀帝国主义国家本国人民群众和垄断资产阶级的矛盾，抹杀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和帝国主义侵略者的矛盾，抹杀社会主义制度和帝国主义制度的矛盾，抹杀爱好和平的世界人民和帝国主义好战集团的矛盾。对于“时代”的区别，本来有各种不同的说法。大体上说来，一种是胡吹瞎说，臆造和玩弄一些模模糊糊的、令人捉摸不定的辞句，从而掩盖时代的本质，这是帝国主义者、资产阶级和工人运动中修正主义者惯用的伎俩。一种是对于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全局的具体情况进行具体分析，提出严格的科学规定，从而彻底揭露时代的本质，这是每个严肃的马克思主义者进行的工作。

列宁这样提出区分时代的标志：“……这里谈的是历史上的大时代，无论过去或将来，每个时代都有个别的、局部的、时而前进时而后退的运动，都有脱离一般运动和运动的一般速度的各种倾向。我们无法知道，这个时代的某些历史运动的发展会有多么快，有多么顺利。但是我们能够知道，而且确实知道，那一个阶级是这个或那个时代的中心，决定着时代的主要内容、时代发展的主要方向、时代的历史背景的主要特点等等。只有在这种基础上，即首先估计到区别不同‘时代’的基本特征（而不是个别国家历史上的个别情节），我们才能够正确地制定自己的策略……”[4]。列宁这里说的，所谓时代，是那一个阶级成为时代中心的问题，是那一个阶级决定着时代主要内容、决定着时代发展主要方向的问题。

忠实于马克思辩证法的列宁，时时刻刻都没有离开分析阶级关系的立场。他认为，“马克思主义，是根据日常生活千百万件事实上所表现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来判断‘利益’的。”[5]他认为，“马克思的方法首先是考虑具体时间、具体环境中的历史过程的客观内容，以便首先了解，在这个具体环境里，那一个阶级的运动是可能推动社会进步的主要动力。”[6]列宁总是要我们根据阶级的分析，考察具体的历史发展过程，而不是去笼统地谈什么“一般的社会”，什么“一般的进步”。我们马克思主义者不能够单单根据某些眼前事变，某种细小的政治变动，来规定无产阶级的政策，而是应该从整个历史时代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全局，来规定无产阶级的政策。这是马克思主义者的基本理论阵地。列宁正是牢牢地占领了这个阵地，而在阶级变化的新时期，在历史的新时期，得出了关于人类的希望全在于无产阶级的胜利，无产阶级必须准备在这个大革命的搏战中赢得胜利，从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结论。在十月革命后，1918年俄共（布）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列宁说过：“我们应当从商品生产的发展、向资本主义的过渡以及资本主义发展为帝国主义这个总的基础出发。这样，我们从理论上来占领和巩固阵地，任何一个没有背叛社会主义的人都不会把我们赶出这个阵地。同时，也可以从这里得出同样必然的结论：社会主义革命的时代已经开始了。”这就是列宁的结论，而且一直到现在，还是需要一切马克思主义者深思的结论。

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关于我们的时代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胜利时代的提法，是不可能推翻的，因为这种提法完全正确地把握了我们现在这个大时代的基本特征。关于列宁主义是革命马克思主义在这样大时代中的继续和发展的提法，关于列宁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和政策的提法，也是不可能推翻的，因为正是列宁主义揭露了我们这个大时代中工人阶级与垄断资本的矛盾，帝国主义各国相互间的矛盾，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与帝国主义的矛盾，无产阶级获得胜利的社会主义国家与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因此，列宁主义也就成了我们胜利的旗帜。但是，同革命马克思主义这一系列的提法相反，在铁托们那种所谓“新时代”里面，实际上是，帝国主义不见了，无产阶级革命不见了，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和政策当然也不见了。总之，在他们那里，看不见我们时代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根本焦点，找不到列宁主义的根本问题，找不到列宁主义。

现代修正主义者硬说，在他们的所谓“新时代”里，由于科学技术的进步，马克思、列宁所提出的“旧概念”已经不适用了。铁托提出了这样的说法：“我们不是教条主义者，因为马克思和列宁没有预言月球火箭、原子弹和巨大的技术进步”[7]。很好，不是教条主义者。谁要他们当教条主义者呢？但是，可以是为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而反对教条主义，也可以是反教条主义其名，而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其实。铁托们就是属于后面这一类。在科学技术的进步对于社会发展起什么影响的问题上，有一种人，他们因为不能够用唯物史观来看待它，就产生了不正确的看法，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现代修正主义者却故意在这个问题上制造混乱，利用科学技术的进步，妄图推翻马克思列宁主义。近几年来，苏联在科学技术上的成就，站在世界的最前列。苏联的这些成就，是伟大十月革命的产物。这些突出的成就，标志着人类征服自然界的新纪元，同时对于保卫世界和平的事业起了很重大的作用。但是，在现代技术发展的新条件下，是不是像铁托所说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体系，业已被马克思列宁所“没有预言”的“月球火箭、原子弹和巨大的技术进步”所动摇了呢？能不能说，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社会历史观、道德观等等基本观念，业已因此变成了所谓陈腐的“教条”，阶级斗争的规律已经从此再不存在呢？马克思和列宁没有活到现在，当然没有可能看见现代世界上技术进步的一些具体情况。但是，自然科学的发展，技术的进步，对于资本主义制度说来，究竟是预兆着什么？他们认为，这只是预兆着新的社会革命，决不是预兆着社会革命会消失下去。

我们知道，马克思和列宁都是为自然科学和技术征服自然界的新发现和进步而欢欣鼓舞。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演说”中曾说过：

“科学在马克思看来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虽然任何理论科学中的每个新的甚至尚无从预见其实际应用的发现都使他感到异常喜悦，但当有了立即会对工业、对一般历史发展起革命影响的发现的时候，他所感到的喜悦更是完全不同了”。

恩格斯在说这段话之后，接着又说“须知，马克思首先是一个革命家”。说得很对啊！马克思总是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观点，而不是以无产阶级革命消失论者的观点，去看待一切征服自然界的新发现的。

威廉·李卜克内西在“回忆马克思”一文里说：

“马克思嘲笑欧洲得胜的反动势力，它们幻想革命已被窒息，而没有想到自然科学正在准备一次新的革命。蒸汽大王在前一世纪中翻转了整个世界；现在它的统治已到末日；另外一种更大得无比的革命力量——电力的火花将取而代之。……

这件事的后果是不可估计的。经济革命之后，一定要跟着政治革命，因为后者只是前者的表现而已。

在马克思谈到科学与力学的这种进步时；他的世界观，尤其是现在所谓的唯物史观，表现得如此清晰，使我前此依旧保持着的某些疑点，像春天阳光下的积雪一样地融化了。”

马克思就是这样从科学和技术的进步那里，感到革命的气息的。他认为，科学技术的新进步将会引起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社会革命。在马克思看来，自然科学和技术的进步，是进一步加强马克思主义整个世界观的阵地，加强唯物史观的阵地，而绝不是在动摇它。自然科学和技术的进步，是进一步地加强无产阶级革命和被压迫民族进行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阵地，而决不是在削弱它。

同马克思一样，列宁也是把技术的进步同社会制度的革命问题联系起来观察的。列宁就是这样地认为：“蒸汽时代是资产阶级的时代，电气时代是社会主义的时代”[8]。

请把马克思、列宁的这种革命精神同现代修正主义者背叛革命的可耻态度比较一下吧！

在阶级社会，在帝国主义时代，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总只能用阶级分析的观点，去看待技术的发展和使用的问题。

由于社会主义制度是进步的，是代表人民利益的，因此，社会主义国家要利用原子能和火箭等类新技术来服务于国内和平建设，来征服自然界。社会主义国家对于这类新技术掌握得越多，发展得越快，就将进一步达到高速度发展社会生产力从而满足人民需要的目的，同时，就将进一步增强制止帝国主义战争的力量，增加保卫世界和平的可能性。所以，为社会主义各国人民的福利，为全世界人民的和平利益，各个社会主义国家，只要有可能，都应当越来越多地掌握这类为人民谋福利的新技术。现在，社会主义的苏联对于新技术的发展已经显著地占着优势。人们知道，打中月球的火箭正是苏联发射的，而不是由资本主义最发达的国家美国发射的。这一点说明：只有在社会主义国家，才能够有大量发展新技术的无限前途。

相反，由于帝国主义制度是反动的、反人民的制度。所以，帝国主义国家要把这类新技术用于侵略外国和威胁本国人民的军事目的，用于制造杀人的武器。对于帝国主义国家来说，这类新技术的出现，只是把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矛盾推进到一个更新的阶段，它所带来的，决不是什么资本主义要永远生存下去，而将只能是进一步激发它本国人民的革命，将只能是资本主义这个吃人的罪恶的旧制度的毁灭。美帝国主义者和它的伙伴，利用原子弹这类武器对全世界进行战争威胁，进行讹诈。他们说，谁不服从美帝国主义的统治，谁就要遭到毁灭。铁托集团也随声附和，为美帝国主义帮腔，在人民群众中散播原子战争的恐怖。美帝国主义的讹诈和铁托集团的帮腔，只能暂时迷惑不明真相的人，但是吓不倒觉悟了的人民；就是暂时不明真相的人，也会在先进分子的帮助下逐步明白过来。

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历来认定，在世界历史上，决定人类命运的，并不是技术，而是人，是人民群众。在中国抗日战争前和抗日战争期间，在有些人中曾经一度流行所谓“唯武器论”，说什么日本武器新，技术高，什么中国武器旧，技术低，所以，他们的结论是所谓“中国必亡”。毛泽东同志当时发表的“论持久战”，驳斥了这类胡说。他作了如下的分析：日本帝国主义者侵华战争必败，因为它是反动的，不义的，是失道寡助的；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必胜，因为它是进步的，正义的，是得道多助的。毛泽东同志指出：战争的威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而由人民群众觉悟起来、团结起来所组织的人民军队，将无敌于天下。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论点。结果如何呢？结果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论点胜利了，而那些什么“亡国论”终于失败了。第二次大战后，在朝鲜战争中，朝中人民打败了在武器装备上比自己高得多的美国侵略者，又一次证明了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论点。

觉悟的人民总会找出新的办法去抵制反动派的武装优势，从而取得自己的胜利。过去历史是这样，现在和将来也还是这样。由于社会主义的苏联在军事技术上已经占了优势，使美帝国主义者失去了原子武器和核武器的垄断地位，同时，由于世界人民的觉悟，美国本国人民的觉悟，在现在世界上就存在着成立禁止原子武器和核武器协定的可能性。我们是力求能够成立这类协定的。同好战的帝国主义者相反，社会主义各国和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都是积极地、坚决地主张禁止和销毁原子武器和核武器。我们总是为反对帝国主义战争而斗争，总是为禁止原子武器和核武器而斗争，总是为保卫世界和平而斗争。这种斗争进行得越广泛，越深入，把美帝国主义者和其他帝国主义者的好战成性的残暴面貌揭露得越全面，越彻底，那末，也就越能够把美帝国主义者和其他帝国主义者在世界人民面前孤立起来，就越有可能束缚美帝国主义者和其他帝国主义者的手足，就越有利于世界和平的事业。反之，如果我们对帝国主义发动战争的危险丧失了警惕性，不努力发动各国人民起来反对帝国主义，把人民的手足束缚起来，那么，帝国主义就可以为所欲为地进行战争的准备，其结果就必然增加帝国主义发动战争的危险，而在战争爆发时，人民就可能因为毫无准备或准备不足，而不能够迅速地采取正确的态度对待战争，从而不能够有力地制止战争。当然，帝国主义者究竟打不打，不是由我们决定的，我们终究不是帝国主义者的参谋长。只要各国人民提高了觉悟，有了充分的准备，在社会主义阵营也已掌握了现代武器的条件下，可以肯定，如果美帝国主义者或其他帝国主义者拒绝达成禁止原子武器和核武器的协议，而且一旦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用原子武器和核武器进行战争，结果将只是这些在世界人民包围中的野兽自身很迅速地被毁灭，而决不会是什么人类的毁灭。帝国主义发动罪恶的战争，始终是我们所反对的，因为帝国主义战争会给各国人民（包括美国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的人民）带来巨大的牺牲。但是，如果帝国主义者把这种牺牲硬加在各国人民头上，我们相信，正如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的经验一样，这种牺牲是会得到代价的。胜利的人民，他们在帝国主义死亡的废墟上，将会以极迅速的步伐，创造出比资本主义制度高千百倍的文明，创造起自己真正美好的将来。结论只能是：不论从那一方面来看，原子能、火箭等等，这些新的技术，都没有像现代修正主义者所说的那样，已经改变列宁所指出的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基本特征。资本帝国主义制度，是绝对不会自己倒下去的，它将被本国的无产阶级革命和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革命所推倒。当代技术的进步，不能挽救资本帝国主义制度灭亡的命运，而只是给资本帝国主义制度敲了一次新的丧钟。

三

现代修正主义者，从他们对现代世界形势的荒谬论断出发，从他们的那种所谓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的理论已经过时的荒谬论断出发，企图在暴力、战争、和平共处等一系列问题上，根本推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此外，还有些人，他们并不是修正主义者，他们是好心善意的人，真诚愿望做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可是面对着某些历史的新现象，感到迷惑，有了一些不正确的想法，例如他们中有人说，美帝国主义的原子讹诈政策的失败，就是暴力的终结。在我们彻底驳斥现代修正主义者的谬论的同时，也应当帮助这些好心善意的人改正自己的不正确的想法。

什么叫暴力？关于这个问题，列宁在“国家与革命”这本书里说得很多了。国家的出现和存在，本身就是一种暴力。列宁介绍了恩格斯以下的说明：“……构成这个权力的，不仅有武装队伍，而且还有实体的附属物，如监狱以及其他种种强迫机关……”。列宁告诉我们，必须区别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这两种不同性质的国家，区别反革命的暴力和革命的暴力这两种不同性质的暴力，有反革命的暴力，就必然会有革命的暴力来反对它。没有革命的暴力，就不可能消灭反革命的暴力。剥削阶级占统治地位的国家，就是一种反革命的暴力，就是代表剥削阶级对被剥削阶级实行镇压的特别力量。在帝国主义者没有原子弹或火箭武器以前，和有了这类新武器以后，帝国主义的国家始终是镇压本国无产阶级和国外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特殊力量，始终是这样的暴力机关；即使帝国主义者被迫不能使用这类新武器，帝国主义国家只要还没有被推翻，而代之以人民的国家，代之以本国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它当然依旧是帝国主义的暴力机关。

从有史以来，还没有过像现在资本帝国主义者形成了的这样大规模的极端凶残的暴力。十多年来，美帝国主义者一直肆无忌惮地采取比以前野蛮百倍的折磨手段，蹂躏本国工人阶级的杰出的儿子，蹂躏黑人，蹂躏一切进步人士，而且一直肆无忌惮地公开宣称要把全世界放在它的暴力统治之下。它继续不断地在扩张自己的暴力，同时其他帝国主义者也在从事加强暴力的竞赛。

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各国的军事膨胀，是在空前沉重的资本主义总危机下出现的。帝国主义越是疯狂地把它的军事力量发展到最高点，就越是意味它们本身接近于灭亡。现在连有些美帝国主义者的代表人，也预感到了资本主义制度灭亡的必然性。但是，是不是因为帝国主义已经接近于灭亡，帝国主义就会自己终结自己的暴力，帝国主义国家的当权者就会自行放弃原来建立起来的暴力呢？

能不能说，帝国主义者比起过去的时期说来，已经不成为暴力的爱好者，或者对于暴力的爱好程度已经下降了呢？

对于像这类的问题，列宁早已给了多次的回答。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中，他是这样指出的：“……帝国主义在政治方面总是力图施用暴力和实行反动的”。十月革命后，他在“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一书中，还特别叙述了历史，把垄断前的资本主义和垄断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的差别，作了一番比较。他说：“垄断前的资本主义（它的全盛时期也正是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由于它的根本的经济特点（这种特点在英美表现得特别典型），比较地说，最爱和平，最爱自由。但是帝国主义，即在二十世纪才完全形成的垄断资本主义，由于它的根本的经济特点，则最不爱和平，最不爱自由，到处发展军国主义”。当然，列宁这些话，是在十月革命初期说的，那时无产阶级的国家才新生，它的经济力量还很幼弱，而经过了四十多年，如我们前面所叙述的，苏维埃国家本身和全世界都已经大大改变了面貌。那么，是不是因为苏联力量的强大，社会主义力量的强大，和平力量的强大，帝国主义的本性就已经改变，因而列宁的上述论断已经过时？或者说，帝国主义的本性虽然没有改变，但是它将再不使用暴力？这种看法是否合乎真实的情况呢？

在社会主义世界体系和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斗争中，社会主义体系已经很明显地占了优势。这一个伟大的历史事实削弱了帝国主义在全世界所拥有的暴力的地位。但是，这个事实会不会使帝国主义者从此不再压迫本国人民，不再向外扩张，进行侵略活动呢？会不会使帝国主义者的好战集团从此就“放下屠刀”、“卖刀买牛”呢？会不会使帝国主义国家的军火商集团从此就改营和平的行业呢？

所有这些问题，都放在当前一切严肃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面前，而必须加以深思熟虑。显然，对这些问题看待得正确不正确，处理得正确不正确，是同无产阶级事业的成败和全世界人类的命运密切相关的。

战争是暴力所表现的最尖锐的形式。一种是国内战争，一种是国外战争。暴力并不是经常都用战争这样尖锐化的形式表现出来。在资本主义国家，资产阶级的战争是资产阶级平时政策的继续，资产阶级的和平是资产阶级战时政策的继续。资产阶级总是互相交替地采取战争与和平这两种形式去实行对人民统治和对外斗争。在所谓和平时期，帝国主义者依靠武装力量，用逮捕、监禁、苦役、屠杀等等这类暴力的形式去对付被压迫阶级和被压迫民族，同时又准备使用战争这类暴力的最尖锐的形式去镇压国内人民的革命，去进行对外的掠夺，去压倒外国的竞争者，去扑灭外国的革命；或者是，国内和平和国外战争同时存在。在十月革命初期，各帝国主义者采取战争形式的暴力对付苏联，这是各帝国主义政策的继续；在第二次大战中，德帝国主义者采用大规模战争形式的暴力向苏联进攻，这是德帝国主义政策的继续。但是另方面，帝国主义者在各个不同时期又同苏联建立和平共处的外交关系，这当然也是帝国主义政策在一定条件下的另一种形式的继续。

的确，现在出现了有关和平共处的一些新问题。帝国主义者站在强大的苏联的面前，站在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的面前，他们终究要考虑考虑，他们如果向苏联进攻，向社会主义国家进攻，会不会像希特勒一样反而加速自己的灭亡，会不会对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反而带来最严重的后果。

“和平共处”，这是十月革命后世界上出现了社会主义国家以后才产生的一个新概念，是列宁在十月革命前所预见的关于“社会主义不能在一切国家内同时获得胜利，它将首先在一个或几个国家中获得胜利，而其余国家在某些时间内将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或资产阶级前期的国家”[9]这一种情况中所形成的新概念，是列宁在伟大的苏联人民战胜了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之后所提出的新概念。如上所述，起初，帝国主义者并不愿意同苏联和平共处。只是在干涉苏联的战争遭到失败之后，只是经过了几年的实际较量之后，只是在苏维埃国家业已站住了脚之后，只是在苏维埃国家和帝国主义国家业已形成某种均势之后，帝国主义者才被迫得同苏联“共处”。1920年，列宁说，“我们已经争得能够同资本主义列强共处的条件，这些强国现在已经不得不同我们建立贸易关系了”[10]。可见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能够同帝国主义实行一定时期的和平共处，完全是斗争得来的。在第二次大战之前，从1920年到1940年德国进攻苏联之前，是帝国主义和苏联和平共处的时期。在这二十年间，苏联一直遵守和平共处的信义。但是，到1941年，希特勒就不愿同苏联和平共处了，德帝国主义者背信弃义地向苏联举行了野蛮的进攻。由于以伟大苏联为主力军的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在世界上重新出现了社会主义国家同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处的局面。可是，帝国主义者是并没有死心的。美帝国主义在苏联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周围到处建立军事基地和导弹基地网。美帝国主义一直到现在，还占领着我们的台湾，在台湾海峡随时向我们进行军事挑衅。美帝国主义武装干涉朝鲜，曾经在朝鲜土地上同朝鲜人民和中国人民进行过规模很大的战争，而结果是由于美帝国主义的失败才缔结了停战协定，但是直到现在，它还在干涉朝鲜人民的统一。美帝国主义用武器援助了法帝国主义占领军反对越南人民的战争，直到现在，也还在干涉越南人民的统一。美帝国主义曾经在匈牙利制造反革命的叛乱，一直到现在，还在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不断地企图利用各种方法，进行颠覆活动。事实还是如列宁在1920年2月间对美国记者所说的，在和平问题上，“我们这方面没有什么障碍。美国（以及其他国家）资本家方面的帝国主义才是障碍”[11]。

社会主义国家的外交政策只能是和平政策。社会主义制度决定我们不需要战争，决不会去发动战争，决不许可、决不应该、也决不能够侵占邻国的一寸土地。中华人民共和国自从成立以来，一直坚持和平的外交政策。我国同印度和缅甸这两个邻邦共同倡导了著名的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我国还在1955年的万隆会议上和亚非各国共同通过了和平共处的十项原则。几年以来，我国共产党和我国政府一贯支持以赫鲁晓夫同志为首的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为争取和平所进行的活动，认为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所进行的争取和平的活动，在世界各国人民面前，进一步地证明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外交政策的坚定性，也进一步地证明了各国人民制止帝国主义发动新世界大战和争取世界持久和平的必要性。

1957年的莫斯科会议宣言说：“维护着和平事业的是当代的这些强大的力量：不可摧毁的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站在反帝立场上并且同社会主义国家一起构成广大和平地区的亚非爱好和平的国家；国际工人阶级，首先是它的先锋队——共产党；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人民的解放运动；世界各国人民争取和平的群众运动。坚决反抗新战争的策划的，还有欧洲宣布中立各国的人民，拉丁美洲的人民以及帝国主义国家的人民群众。这些强大力量的联合可以阻止战争的爆发。”只要继续发展这些强大力量，和平共处的局面就有可能继续保持，甚至可以正式取得某种和平共处的协定，以至有可能达成禁止原子武器和核武器的协定。这是完全符合于世界各国人民的愿望的好事。但是，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只要帝国主义制度还存在，作为暴力最尖锐化的形式，即战争，也并没有在世界上结束。事情并不是像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所说的那样，列宁在反对机会主义的时候所反复说明、反复坚持的“战争是政策的继续”的定义，已经过时。[12]

我们相信列宁的思想是完全正确的：战争是剥削制度的必然产物，现代战争的根源是帝国主义制度。在帝国主义制度和剥削阶级死亡以前，这样性质或那样性质的战争，总还是会出现的。可能是帝国主义为重新瓜分世界而发生的相互间的战争，可能是帝国主义和被压迫民族之间的侵略和反侵略的战争，可能是帝国主义国家内被剥削阶级和剥削阶级之间的革命和反革命的国内战争，当然也还可能是帝国主义进攻社会主义国家而社会主义国家被迫进行防御的战争。所有这一切战争，都是一定阶级的政策的继续。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绝不能陷入资产阶级和平主义的泥坑，对于这一切战争的问题，只能采用具体的阶级分析的方法，来加以理解，并由此得出无产阶级在政策上的结论。正如列宁在“无产阶级革命的军事纲领”一文中所说：“如果忘记任何战争都不过是政策用别种手段的继续，那在理论上是完全错误的”。

帝国主义为着达到它的掠夺、压迫的目的，总是有它的两手，一手是战争，一手是“和平”；因此，各国无产阶级和各国人民一定也要有两手来对付帝国主义，一手是揭穿帝国主义的和平欺骗，竭力争取真正的世界和平，一手是准备在帝国主义发动战争的时候，用正义战争来结束帝国主义的不义战争。

总之，为着世界各国人民的利益，在暴力、战争、和平共处这些问题上，都必须粉碎现代修正主义的谬论，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否认暴力所固有的阶级性，因而抹杀革命暴力和反革命暴力的根本区别；否认战争所固有的阶级性，因而抹杀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的根本区别；他们否认帝国主义战争是帝国主义政策的继续，否认帝国主义重新发动大战的危险性，否认只有在剥削阶级消灭之后才有消灭战争的可能性，以至于无耻地把美帝国主义的头子艾森豪威尔叫做是“消除冷战和建立持久和平及不同政治制度间和平竞赛的奠基人”[13]；他们否认在和平共处的条件下还存在复杂的、激烈的，包括政治、经济、意识形态各方面的斗争；等等，——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这些论点，都是为了毒害各国无产阶级和各国人民的思想，而有利于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

四

现代修正主义者把社会主义国家的对外和平政策和资本主义国家内的无产阶级对内政策混为一谈，因而认为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和平共处，就是资本主义可以和平长入社会主义，就是在资产阶级统治下的各国无产阶级可以抛弃阶级斗争，可以和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者，实行“和平合作”，就是无产阶级和一切被剥削阶级应该忘记他们是在阶级社会中生活着，等等——这些论点也都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根本对立的。他们的目的是要保护帝国主义的统治，企图使无产阶级和一切劳动群众永远接受资本主义的奴役。

各国和平共处，和各国人民革命，本来是两件事，而不是一件事；是两个概念，而不是一个概念；是两类问题，而不是一类问题。

和平共处，说的是国家与国家相互关系的问题；革命，说的是本国被压迫人民推翻压迫阶级的问题，而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说来，首先是推翻国外压迫者即帝国主义者的问题。在十月革命以前，世界上没有什么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处的问题，因为那时还没有社会主义国家；可是，世界上却存在了无产阶级革命和民族革命的问题，因为各国人民根据本国的具体情况，早已把这类革命或那类革命摆在决定自己国家命运的议事日程上。我们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我们一直认为，革命是每一个民族自己的事情。我们一直认为，工人阶级只能自己解放自己，而某一个国家人民的解放，要依靠自己国内人民的觉悟，自己国内革命成熟的条件。革命不能输出，也不能输入。谁也不能不许别国人民进行革命，也不能用“揠苗助长”的方法去制造别国的革命。

在1918年6月间，列宁说得好：“有人以为，革命可以在别的国家里按照定单和协议来进行。这些人不是疯子，就是挑拨者。近十二年来，我们经历了两次革命。我们知道，革命是不能按照定单和协议进行的，只有当千千万万的人认为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的时候，革命才会爆发”[14]。除了俄国革命的经验以外，中国革命的经验不也是一个最好的例证吗？我们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也经历了几次革命。帝国主义者和一切反动派也是像疯子一样，总说我们的革命是按照什么外来的定单和协议进行的。但是，全世界人民都知道我们的革命并不是由国外输入的，而是因为我国人民群众不能够在旧中国继续生活下去，因为我国人民要求创造自己的新生活。

当社会主义国家由于帝国主义进攻而被迫进行防御战争并举行反攻的时候，像苏联在反希特勒的战争中那样，为着追击和消灭这种从国外来的敌人因而越出国境，这应该不应该呢？毫无疑问，这是完全应该的，完全必需的，完全正义的。根据共产主义者的严格的原则，必须是绝对地限制在帝国主义向社会主义国家发动侵略战争的时候，社会主义国家才能够这样做。社会主义国家决不许可、决不应该、也决不能够在不是受到国外敌人侵略的情况下，使自己的军队越出国境。社会主义的国家的军队是正义的军队，在他们因为反击国外敌人而不得不越出国境的时候，当然会在他们所到的地方，发生影响，发生作用，但是，即使这样，在那些地方，在那些国家，也还只能根据人民群众的意志，才能够出现人民的革命，才能够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

革命思想的传播，从来没有国家的界限。但是它只有在具体国家的具体条件下，经过人民群众的手，才会获得革命的果实。不仅在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是这样，在资产阶级革命的时代也完全是这样。处在革命时代的各国资产阶级曾经把卢梭的“民约论”当作福音，而革命的各国无产阶级则把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和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国家与革命”等等当作福音。时代不同，阶级不同，意识不同，革命性质不同，而只要那个国家有那种革命的要求，并且在革命危机成熟的时候，就谁也阻止不了革命的爆发。社会主义制度终究要代替资本主义制度，这是一个不以人们自己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不管反动派怎样企图阻止历史车轮的前进，革命或迟或早总会发生，并且将必然取得胜利。人类有史以来一切社会的更迭，都是这样。封建制度代替奴隶制度，资本主义制度代替封建制度，这些也都是不以人们自己的意志为转移的规律，而所有这些更迭，也都是通过革命。

臭名远扬的老修正主义者伯恩斯坦曾经说过以下一段话：“你们回想一下古罗马吧，那里也曾有过一个统治阶级，它不从事劳动而只是生活得很好，结果这个阶级变弱了。这样一种阶级必须逐渐地交出它的统治。”[15]所谓奴隶主“这个阶级变弱了”，这是伯恩斯坦不能掩盖的历史事实，正如现在美帝国主义者也不能掩盖自己日益变弱这个现实的事实一样。但是，这一个无耻的、以历史家自命的伯恩斯坦，他偏偏想掩盖古代罗马史如下的最基本的事实，那就是：奴隶主并不是自己“交出它的统治”，它的统治是被长期的、反复的、绵延不断的奴隶革命所打垮的。

所谓革命，就是意味着被压迫阶级使用革命的暴力，意味着革命战争。奴隶革命是这样，资产阶级革命也是这样。列宁说得对：“历史证明，从来没有一个被压迫阶级，不经过专政时期，即夺取政权并用暴力镇压剥削者的最猛烈最疯狂的反抗，就取得了统治，就能够取得统治。……先进国家的资产阶级也是经过一系列起义、内战，用暴力镇压国王、封建主、奴隶主及其复辟企图才取得政权的。”[16]为什么事情会是这样的？

我们在这里还得用列宁的话来回答问题。第一，正如列宁所说的：“世界上还没有一个不经过斗争就自动下台的统治阶级。”[17]第二，正如列宁所说的：“反动阶级总是自己首先使用暴力，发动内战，‘把刺刀提到日程上来’。[18]因此，我们怎样去设想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呢？

我们还得再用列宁以下两段话来回答问题。我们读一读列宁以下的一段话吧：“历史上从来没有过一次不经过国内战争的大革命，并且也没有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会认为，不经过国内战争就能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19]列宁这一段话是把问题说得很清楚的。

我们再读一读列宁以下的又一段话吧：

“假使社会主义以和平方式产生，资本家先生们也是不愿意让它这样产生的。这样说还有点不够。假使连战争也没有，所有的资本家先生也会采取种种办法制止这种和平发展。伟大的革命即使像法国大革命那样以和平方式开始，也是以反革命资产阶级所发动的疯狂战争而告终。”[20]

问题又被列宁说得很清楚了。伟大的十月革命就是列宁这些论断的最好的事实的见证者。

我们中国革命同样地也是列宁这些论断的最好的事实的见证者。人们不会忘记：中国人民，中国无产阶级，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了二十二年的残酷的国内战争，才在全国范围内取得胜利，取得政权的。

第一次大战以后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告诉我们：即使资本家先生们不是直接地、公开地掌握政权，而是经过它们的仆役——社会民主党那些叛徒们代理政权的时候，那些卑鄙的叛徒也当然会随时按照资产阶级的意旨，掩护资产阶级的白卫军暴力，把无产阶级的革命战士们投入血泊里。当时的德国就是如此。战败了的德国大资产阶级把自己的政权交给社会民主党人掌管。刚上台的社会民主党的政府立即在1919年1月向德国工人阶级实行了血腥的镇压。请大家回忆回忆被列宁所称为“世界无产阶级国际的优秀人物”、“国际社会主义革命的永垂不朽的领袖”卡尔·李卜克内西、卢森堡等，是怎样地在当时的社会民主党人的暴力下面流了他们的鲜血吧！请大家回忆回忆列宁所说的，那些叛徒们——所谓“社会主义者”是怎样地为了保护资本主义制度和资产阶级利益，“所干的这种杀人勾当的卑鄙无耻”[21]吧！请大家根据历史上和现在资本主义世界一切血淋淋的事实，想想老修正主义者和现代修正主义者所谓“资本主义和平长入社会主义”那一连篇的鬼话吧！

照上所说，是否我们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在有和平发展的可能条件下，也拒绝采用和平过渡的方针呢？不。绝不是这样的。

大家知道，科学共产主义的伟大创始人之一——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这个有名的著作中曾经回答过“能不能用和平的办法来废除私有制”的问题。

恩格斯答：

“但愿如此，共产主义者很少想反对这样办的。共产主义者知道得很清楚：任何密谋都不但无益，而且有害。他们知道得很清楚：革命既不能随心所欲地制造，也不能定做，它们在任何地方都是完全不以个别政党和整个阶级的意志和领导为转移的各种情况的必然结果。但同时，他们也看到，几乎所有文明国家的无产阶级的发展都大受压制，并且也看到共产主义者的反对者这样做，无异是想尽方法引起革命……”。

恩格斯这一段文字，是在一百多年前写的，但直到现在，我们读起来还是多么新鲜呵！

大家更知道，在俄国二月革命后的一段时间里，由于当时的特殊条件，列宁采取过革命和平发展的方针。列宁认为这是“革命历史上非常罕见的机会”[22]。他紧紧地抓住这个机会。但是，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和白卫军破坏了这种革命和平发展的可能性，而在7月间群众和平性质的示威中，使彼得格勒的街道流遍了工人和士兵的鲜血。因此，列宁指出：“和平发展的道路已成为不可能的了。开始了非和平的、最痛苦的道路。”[23]

大家也知道，在中国抗日战争结束以后，当全国人民普遍热望和平的时候，我们党曾经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试图经过和平的道路实现中国的社会政治改革，并且在1946年同国民党达成了一个实行国内和平的协议。但是，国民党反动派违背全国人民的意志，撕毁了这个协议，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发动了全国的大内战。这就迫使中国人民不能不进行革命的战争。由于我们在争取和平改革的时候，没有放松警惕，没有放弃了人民武装，而且做了充分的准备，所以战争并没有吓倒人民，反而使战争的发动者自食其果。

如果无产阶级能够用和平方式取得政权，过渡到社会主义，这是对于人民最有利益的；有这种可能而不利用这种可能，是不对的。共产党人一旦在遇有“革命和平发展”这类机会的时候，必须像列宁那样紧紧抓住它，去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但是，这类机会，总是如列宁所说的，是“革命历史上非常罕见的机会”。如果在一国范围内，某一个地方政权已经处于革命力量包围之中，在全世界范围内，某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处于社会主义包围之中，在这种情形下，或许有较多的可能出现革命和平发展的机会。但是，即便是在这样的情形下，也绝不能认为革命和平发展是唯一的可能性，而应当同时准备革命非和平发展的另一种可能性。例如，在中国大陆解放以后，某些由奴隶主和农奴主统治的局部地区，虽然已经处于绝对优势的人民革命力量包围之中，但是，正如中国一句老话，“困兽犹斗”，那里一小撮最反动的奴隶主和农奴主还是要最后挣扎，拒绝和平改革，举行了武装叛乱，而只有在这些叛乱平定之后，才能实行社会制度的改革。

能不能说，在现在帝国主义国家，在帝国主义者为着保护它们的野蛮的吃人的制度，从来都还没有像现在这样一直武装到牙齿的时候，事情会如现代修正主义者所说的那样，帝国主义已经对本国无产阶级、本国人民和被压迫民族变得非常“和平”，因而列宁在二月革命后所说的那种“革命历史上非常罕见的机会”，就将是今后世界上无产阶级和一切被压迫人民遇到的经常状态呢？因而列宁所说的那种“罕见的机会”，就将是今后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俯拾即是的机会呢？我们认为，这种种说法都是毫无根据的。

马克思列宁主义者都不能忘记这个真理：一切统治阶级的武装首先就是为的压迫本国的人民。帝国主义者只有在压迫本国人民的基础上才可能压迫其他国家，才可能发动侵略，才可能进行不义的战争。他们要压迫本国人民，就需要维持和加强反动的武装力量。列宁在1905年的俄国革命中，曾经写道：“常备军的作用，与其说是反对外部敌人，不如说是反对内部敌人”[24]。对于一切剥削阶级占统治地位的国家说来，对于一切资本主义国家说来，这个论点对不对呢？能否说在当时是对的，而到现在已经是错了的？在我们看来，这个真理到现在仍然是驳不倒的，并且事实越来越证明它的正确性。认真地说，任何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如果没有看清这一点，就不能找到解放自己的道路。

列宁在“国家与革命”的著作中，把革命问题集中到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这一点上。他摘录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一书最重要的几段话，其中写道：“在1848年至1849年革命以后，国家政权就成为‘资本用以进行反劳动战争的全国武器’。”资产阶级政权进行反劳动战争的主要机器，就是它的常备军。因此，“公社所颁布的第一个法令，就是废除常备军而代之以武装的人民”。

所以，我们的问题，结果还是要回到巴黎公社的原则；而正如马克思所说，公社的原则是永存的，是消灭不了的。

马克思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曾经把英国和美国看成例外，认为这两个国家有经过“和平的”道路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因为那时候这两个国家的军国主义和官僚制度还不大发展。但是，到了帝国主义时代，照列宁的说法，“马克思所说的这个例外已经失去时效”，因为这两个国家“已经完全落入一般欧洲式的，号令一切，压制一切的官僚军阀机关的污浊血腥泥潭中了”[25]。这是列宁同当时机会主义者论战的一个焦点。以考茨基为代表的机会主义者歪曲马克思那个“已经失去时效”的说法，企图用来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即反对无产阶级为着争得解放，必需有革命的武力和武力的革命。列宁给考茨基以如下的回答：

“革命无产阶级的专政，是用暴力手段对付资产阶级；这个暴力手段之所以特别必要，是因为存在有军阀机关与官僚制度，关于这点，马克思恩格斯曾多次极详尽地说明过……。但是，正是在马克思发表这个意见时的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恰恰是在英美两国没有存在这些机关（而现在，这样的机关在英美也有了）”[26]。

可见，无产阶级采用武力革命的手段，是出于被迫的。马克思主义者从来愿意经过和平的道路过渡到社会主义；只要有和平的道路可寻，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就不会放弃这条道路。但是，当资产阶级拥有强大的军国主义和官僚制度的压迫机器的时候，资产阶级的目的就是在堵塞这样的道路。

上面引述的话，是列宁在1918年11月间写的。而现在的情况又是如何呢？是不是像现代修正主义者所说的那样，列宁那些话只在历史上是可以算数的，而在现在情况下已经不能算数呢？大家都看到，现在的情况是差不多没有例外的，每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以美国为首的几个帝国主义大国，都在拼命地加强它们的军国主义和官僚制度的压迫机器，尤其是它们的军事机器。

1957年11月在莫斯科召开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宣言上说：“列宁主义教导我们，而且历史经验也证明，统治阶级是不会自愿让出政权的。这样，阶级斗争的剧烈程度和所采取的形式，与其说是决定于无产阶级，不如说是决定于反动集团对于绝大多数人民的意志抵抗到什么程度，决定于在争取社会主义斗争的这一或那一阶段上这些集团是不是采取暴力。”

这是列宁逝世后几十年间，国际无产阶级斗争经验的新总结。

问题并不是无产阶级愿意不愿意进行和平的变革，而是资产阶级接受不接受这种和平的变革。作为列宁的学生，对于这个问题就只能这样地看待。

所以，同那些用和平过渡的空谈来麻痹人民革命意志的现代修正主义者相反，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认为，只有根据每一个国家的不同时期的具体条件，才能够提出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可能性的问题。无产阶级决不能片面地、没有根据地把自己的思想、方针和全部工作建筑在资产阶级愿意接受和平变革的估计上面，而必须同时准备两手，就是准备革命的和平发展，又准备革命的非和平发展。如何过渡，是武装起义过渡，还是和平过渡，这是同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和平共处根本不同的另一个问题，是每个国家内政的问题，是只能由每个国家每个时期的阶级力量对比关系去决定的问题，是只能由每个国家的共产党人自己作出决策的问题。

五

列宁在十月革命后的1919年，说过第二国际的历史教训。他说，第二国际时期的无产阶级运动是“向横广方向发展，以致革命水准不免暂时降低，机会主义不免暂时加强，而终于使第二国际遭到了可耻的破产”[27]。

什么叫做机会主义？根据列宁的说法：“机会主义是牺牲根本的利益，贪图暂时的局部的利益”[28]。

什么叫做降低革命水准？这就是机会主义者力图使群众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在日常的、暂时的、局部的利益上面，而忘记长远的、根本的、全局的利益。

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认为，应当从长远的、根本的、全局的利益着眼来看待议会斗争的问题。

列宁告诉了我们关于议会斗争的局限性，但是，他也警告共产主义者必需避免犯偏狭的宗派主义的错误。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这一本名著中，说明了俄国革命的经验：在什么条件下抵制议会是正确的，而在什么条件下抵制议会则是错误的。列宁认为，每一个无产阶级政党都应当利用各种可能的机会参加必要的议会斗争。如果共产党员只会讲革命的空话，不愿意做不屈不挠的耐心的工作，回避必要的议会的斗争，这在根本上是错误的，对于革命无产阶级的事业只有害处。当时列宁批评了欧洲一些国家的共产党员拒绝参加议会的错误。他说：

“‘拒绝’参加国会的幼稚气，就在于他们想用这样‘简单的’、‘轻易的’、似乎是革命的方法，来‘解决’与工人运动内部的资产阶级民主影响作斗争这一种困难任务，而事实上他们只是掩耳盗铃，只是闭起眼睛不看困难，只是用空话来回避这种困难罢了。”

为什么要参加议会的斗争？列宁认为，其目的就在于同工人运动内部的资产阶级影响作斗争，或者如他在另一处所说的，“其目的正是在于教育本阶级的落后阶层，正是在于唤醒和启发乡村中不开通的、被抑压的和愚昧无知的群众”。

这就是说，目的在于提高群众的政治水平和思想水平，把议会的斗争同革命的斗争统一起来，而不是相反地要使我们降低自己的政治水平和思想水平，使议会的斗争脱离了革命的斗争。

又要同群众打成一片，又不要降低革命水平，这就是列宁告诉我们在无产阶级斗争中必须坚持的一个根本原则。

又要参加议会的斗争，又不要迷信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度。为什么？因为，即使工人政党在议会中取得多数，或者成为议会中的第一大党，但是，只要资产阶级的军阀和官僚的国家机器原封不动，那末，议会也还只能是资产阶级专政的装饰品，并且，只要资产阶级的军阀和官僚的国家机器原封不动，资产阶级完全可以随时根据自己利益的需要，除了在必要时采取解散议会的办法以外，还能够采取公开或幕后的各种把戏，使议会中原来第一大党的工人阶级政党变成少数派，或者使工人阶级政党纵使能够在选举中得到比以前更多的选票，而却减少了议会的席位。因此，很难设想，资产阶级专政本身会因议会的选票而发生变化；也很难设想，无产阶级会因为获得多少议会选票，而就有可能在那里采取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措施。一系列资本主义国家的经验老早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而第二次大战后欧洲和亚洲各国的经验又对这一点再作了新的证明。

列宁说：“无产阶级要是不把大多数居民争取到自己方面来，就不能取得胜利。但是，如果把这种争取工作局限于或者受制于设法在资产阶级统治下获得大多数选票，那就是极端愚蠢或欺骗工人”[29]。现代修正主义者认为列宁这个说法是陈旧了的。但是，摆在我们眼前的活生生的事实，证明了列宁这个说法，对于任何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来说，却依然是苦口良药。

降低革命水准，就是降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水准，就是把政治斗争降低到经济斗争，把革命的斗争降低到仅仅局限于议会的斗争，就是为了暂时的利益，而拿原则去做交易。

在二十世纪初年，列宁在他的“做什么”？一书中就已经提出要注意“随着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而发生了理论水平的某种程度的降低”的问题。列宁引述了马克思论“哥达纲领”一封信内所提的意见：为达到运动的实际目的起见，可以缔结条约，但决不要拿原则来交易，决不要作理论上的“让步”。接着，列宁写了以下一段话，这一段话到了现在几乎已经为一切共产党人所熟知了。列宁是这样写的：

“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当醉心于最狭隘实际活动的偏向与机会主义的时髦宣传打成一片的时候，我们必须始终极力坚持这一思想”。

对于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说来，这是多么重要的启示呵！整个的俄国革命运动，就是在以伟大的列宁为首的布尔塞维克党坚持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这一思想的指引下，而在1917年10月取得胜利的。

在上述的问题上，中国共产党也有过两次的经验。第一次是在1927年革命时期。当时陈独秀的机会主义对于我们党同国民党的统一战线所采取的政策，就是失掉了共产党应有的原则立场，主张在原则上把共产党降低到国民党，结果使革命失败。第二次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中央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揭开了共产党同国民党的抗战主张的原则分歧，认为共产党决不能在抗日主张的原则上对国民党让步，而以王明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则重复了十年前陈独秀的错误，要在原则上把共产党降低到国民党。因此，我们全党同右倾机会主义者展开了一场很大的论战。毛泽东同志说：

“……如果共产党员忘记了这个原则性，他们就不能正确地指导抗日战争，他们就将无力克服国民党的片面性，就把共产主义者降低到无原则的地位，把共产党降低到国民党。他们就是对于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和保卫祖国的任务犯了罪过”[30]。正是由于我们党中央在原则上毫不让步，对于我们党同国民党的统一战线，采取了又联合又斗争的政策，因而巩固了和扩大了我们党在政治上思想上的阵地，因而也巩固了和扩大了民族革命的统一战线，结果就在抗日战争中壮大了人民力量，并且使我们能够在抗日战争结束之后，粉碎了蒋介石反动派的大规模进攻，而在全国范围内取得了伟大的人民革命的胜利。根据中国革命的经验看来，当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合作的时候，在我们党内就容易发生右倾的错误，而当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决裂的时候，在我们党内就容易发生“左”倾的错误。我们党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也曾经多次地进行了反对“左”倾冒险主义的斗争。“左”倾冒险主义者不能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来正确处理中国的复杂的阶级关系，不懂得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针对不同的阶级，采取不同的正确政策，而简单地实行了只斗争、不联合的错误政策。不克服这种“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中国的革命也是不能够胜利的。

根据列宁主义的观点，任何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要取得革命的胜利，必须一个真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这个党善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本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在各个时期正确地确定革命的对象，解决组织主力军和同盟军的问题，解决依靠谁和团结谁的问题。革命的无产阶级政党必须紧紧地依靠本阶级的群众，必须紧紧地依靠农村中的半无产阶级，即广大贫农群众，建立以无产阶级为领导的工农联盟，然后才可能在这个联盟的基础上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社会力量，并且，也才有可能按照不同国家不同时期的具体情况，建立劳动人民和可以团结的非劳动人民的统一战线。如果不这样，无产阶级就不可能在各个阶段达到革命胜利的目的。

现代修正主义者和某些资产阶级的代表人，企图使人相信，没有无产阶级的革命政党，没有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上述一系列的正确政策，就可以实现社会主义。这是荒谬绝伦的说法，这完全是欺骗。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曾经指出，当时有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有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有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有封建的“社会主义”，等等。现在，由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胜利，由于资本主义制度的腐败，世界各国中，越来越多的人民群众向往社会主义，在一些国家的剥削阶级中，也就更多地出现了五花八门的所谓“社会主义”。正像恩格斯所说的那样，这些所谓“社会主义者”也“想用各种万应药方和各种补缀办法来消弭社会灾难而毫不伤及资本和利润”，他们“站在工人运动以外，宁愿向‘士大夫’阶级请求援助”[31]。他们不过是挂“社会主义”的招牌，行资本主义的实际。在这样的情形下，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原则，同一切降低革命水准的倾向，特别是同修正主义、右倾机会主义进行不调和的斗争，就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在目前保卫世界和平的问题上，也有人说，什么意识的争论已经不需要了。或者说，什么共产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已经没有方针的分歧了。这就等于要把共产党的思想水平和政治水平降低到资产阶级和社会民主党人的水平。这种说法就是受了现代修正主义的影响，而使自己脱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阵地。争取和平的斗争和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这是两种不同的斗争。如果没有把这两种不同的斗争适当地加以区别，就是错误的。参加和平运动的社会成份，当然要复杂得多，其中还包括了资产阶级的和平主义者。我们共产党人站在保卫世界和平的最前线，站在反对帝国主义战争、主张和平共处、反对核武器的最前线。在这样的运动中，我们要同许多复杂的社会成份在一起，为争取和平而成立必要的协定；但是，我们又必须同时保持工人阶级政党的原则性，不要降低自己的政治水平和思想水平，不要在争取和平的斗争中把自己降低到资产阶级和平主义者的水平。这就存在着又联合又批评的问题。

现代修正主义者嘴里的“和平”，是在于给帝国主义的战争准备作粉饰工作，是在重弹那些老早被列宁驳斥过的老机会主义者所谓“超帝国主义”的论调，是把我们共产党人关于两种不同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政策，曲解为消灭各国内部的人民革命。老修正主义者伯恩斯坦有句可耻的有名的话，叫做“运动是一切，而目的是没有的”。现代修正主义者也有类似的说法，就是：和平运动是一切，而目的是没有的。因此，他们所谈的“和平”，完全局限于为帝国主义者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可能接受的“和平”，是企图降低各国人民的革命水准，使各国人民失却革命的斗志。

我们共产党人为保卫世界和平而斗争，为争取实现和平共处的政策而斗争。同时，我们支持被压迫民族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战争，我们支持被压迫人民争取自己解放、争取社会进步的革命战争，因为这些革命战争都是正义的。当然，我们还必须继续向群众说明列宁关于资本帝国主义制度是现代战争根源的论点，还必须继续向群众说明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我们斗争的最后目的就是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来代替资本帝国主义的论点。在群众面前，我们必须不掩盖我们自己的原则。

六

我们现在正处在帝国主义制度进一步地加速崩溃、全世界人民的胜利和觉醒不断地向前发展的伟大新时代。

现在全世界各国人民比过去要幸运得多了，因为在十月革命之后四十多年间，已经有三分之一的人类摆脱了资本帝国主义的压迫，成立了一系列的社会主义国家，在这些国家内，真正地建立着国内持久和平的生活，他们在影响着全人类的命运，而将大大加速全世界的普遍的持久的和平日子的到来。

在所有社会主义国家中，在整个社会主义阵营中，站在最前列的，是伟大的苏联，是列宁和苏联共产党领导工人农民首创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苏联，已经实现了列宁的理想，早已建成了社会主义，而且现在正在以赫鲁晓夫同志为首的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的领导下，开始着一个全面建设共产主义的伟大时期。苏联的英勇的、具有巨大智慧的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在为建成共产主义这一个伟大目标的斗争中，掀起了伟大的劳动的新高涨。

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为列宁主义的故乡——苏联的每一个新成就而欢呼。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领导全国人民，赢得了伟大的人民革命的胜利，并且沿着列宁所指出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共同大道，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已经开始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战线上获得了伟大的胜利。中国共产党中央根据列宁的原则，在我国的条件下，创造性地给我国人民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正确方针，鼓舞了全国群众的首创的革命精神，因而正在日新月异地改变着我国的面貌。

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亚洲的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同样地在我们的共同的列宁主义的旗帜下，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取得了飞跃的成就。

列宁主义是战无不胜的旗帜。世界劳动人民紧紧地掌握着这个伟大的旗帜，就是掌握着真理，就是为着自己开辟不断胜利的道路。

我们永远地纪念着列宁。而当现代修正主义者企图沾污列宁主义这个国际无产阶级的伟大旗帜的时候，我们的任务，就是要保卫列宁主义。

大家都会记得：列宁在他的名著“国家与革命”里，说过历史上各被压迫阶级解放斗争中的革命思想家和领袖的学说的遭遇。列宁说，在他们逝世后，就会出现曲解，“阉割革命学说的内容，磨灭其革命锋芒，而使之庸俗化。”列宁接着说：“现在资产阶级和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者在这样‘修琢’马克思主义的事情上正趋于一致了。他们把这学说的革命方面和革命精神加以割裂、曲解和遗忘，而把资产阶级可以接受或觉得可以接受的东西，提在第一位，加以颂扬。”是呵，现在我们正是又遇到了美帝国主义的一些代表人，他们又以神甫的脸孔出现，甚至称说马克思是“十九世纪的伟大思想家”，甚至承认马克思在十九世纪关于资本主义寿命不长的预言是“有根据的”，是“正确的”，但是，这些神甫们说，到了二十世纪，特别是最近几十年，马克思主义就不正确了，因为资本主义业已过时，业已停止存在，至少在美国是这样。我们听到帝国主义神甫们这些鬼话，就会感觉到现代修正主义者的语言，是同他们趋于一致的。但是，现代修正主义者并不限于曲解马克思的学说，而且还进一步地曲解马克思主义的伟大继承者和发展者——列宁的学说。

莫斯科会议宣言指出：“在目前条件下，主要的危险是修正主义，或者说右倾机会主义。”有人说，莫斯科会议的这个判断已经不适合于今天的情况。我们认为，这种说法是错误的。这种说法会使人忽视对修正主义这个主要危险进行斗争的重要性，很有害于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正如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开始，曾经有一段资本主义“和平”发展时期，在那个时期产生了伯恩斯坦的老修正主义一样，在现在帝国主义被迫接受和平共处的情况下，在许多资本主义国家还处于某种“国内和平”的情况下，修正主义的思潮最容易滋长和泛滥。因此，我们对于工人运动中的这种主要危险，不能不经常保持高度的警惕。

作为列宁的学生，作为列宁主义者，我们必须完全粉碎现代修正主义者曲解和割裂列宁学说的企图。

列宁主义是无产阶级的完整的革命学说，是在马克思恩格斯之后继续表达了无产阶级思想的完整的革命世界观。这个完整的革命学说，完整的革命世界观，不能加以曲解和割裂。我们认为，现代修正主义者曲解和割裂列宁主义的企图，不过是帝国主义末日垂死挣扎的一种表现而已。在苏联的共产主义建设节节胜利的面前，在各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节节胜利的面前，在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日益巩固的面前，在全世界人民日益觉醒为摆脱资本帝国主义枷锁而不断地进行英勇的斗争的面前，铁托们的修正主义者的企图，完全是徒劳的。

伟大的列宁主义万岁！

注释：

[1] “马克思关于巴黎公社的一次演说”

[2] “新民主主义论”

[3] 铁托1959年12月12日在萨格勒布的讲话

[4] “打着别人的旗帜”

[5] “第二国际的破产”

[6] “打着别人的旗帜”

[7] 铁托1959年12月12日在萨格勒布的讲话

[8] “关于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的工作”

[9] “无产阶级革命的军事纲领”

[10] “我国国内外形势和党的任务”

[11] “答美国‘纽约晚报’记者问”

[12] 见南斯拉夫“人民军报”1958年11月28日“积极共处和社会主义”一文

[13] 见南斯拉夫“战斗报”1959年12月4日“艾森豪威尔到达罗马”一文

[14] “莫斯科工会和工厂委员会第四次代表会议”

[15] 见伯恩斯坦的“经济生活的各种形式”一文

[16] “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

[17] “在勃列斯尼亚区工人代表会议上的演说”

[18] “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

[19] “预言”

[20] “全俄社会教育第一次代表大会”

[21] “给欧美工人的信”

[22] “革命的任务”

[23] “论口号”

[24] “军队与革命”

[25] “国家与革命”

[26] “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

[27] “第三国际及其在历史上的地位”

[28] “在俄共（布）莫斯科组织积极分子大会上的演说”

[29] “立宪会议选举和无产阶级专政”

[30] “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

[31] “‘共产党宣言’1890年德文版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