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月楼论书随笔

初月楼论书随笔
作者：吴德旋　清

十年前见杨少师书，了不知其佳处何在。近习步虚词数十过，乃知后来苏、黄、米、董诸公，无不仿佛其意度者。黄涪翁比之散僧入圣，可称妙喻。然涪翁又云：“今人见杨少师书，口是而腹非也。”在宋已然，何况今日。然余既已深知而笃好之，即以此当出世法矣。

山谷论书，于晋人后推颜鲁公、杨少师，谓可仿佛大令。此言非也，鲁公书结字用河南法，而加以纵逸、固是大令笔。少师笔意直接右军，而不留一迹。董华亭谓其古淡，非唐人所及，可称笃论。

董华亭云：今人眼目为吴兴所遮障。盖胜国时万历以前书家，如祝希哲、文征仲之徒，皆是吴兴入室弟子。征仲晚年学山谷，便一步不敢移动，正苦被吴兴笼罩耳。希哲狂草虽云出自伯高、藏真，而略无远韵，但可惊诸凡夫。华亭出，而明之书法一变矣。

永兴书浑厚，北海则以顿挫见长，虽本原同出大令，而门户迥别。赵集贤欲以永兴笔书北海体，遂致两失。集贤临智永千文，乃是当行，可十得六七矣。

本朝书家姜湛园最为娟秀，近时刘诸城醇厚有六朝人遗意，但未纵逸耳。香泉、天瓶当时并负盛名，而凡骨未换，较之明季孙文介、倪文正诸公不逮远矣。

余友钱鲁斯以书名海内四十馀年，初学董香光，继学李北海，后乃出入颜清臣、苏子瞻、黄鲁直，能扫尽世俗谬种流传见解，可谓书之豪杰。惜其未参褚河南、杨少师笔意，气息稍粗，而有时肌理细腻，则又涉于凡艳，书品不无小减耳。然其沈著痛快，固是一时无两。

鲁斯尝谓余云：“作书草率最难。”余初不解其说，后学怀素小千文，略得草率之意；学右军十七帖，则又不见所谓草率者，于鲁斯之说仍不能无疑。近学杨景度步虚词，乃知草率者细净之至也，恨不能起鲁斯而一问之耳。

十年前余在扬州与安吴包慎伯论书，慎伯不喜平原坐位帖，而余极好之。然余学书在慎伯后，未敢与之争。近慎伯来阳羡与余复相见，论书亦推服颜行，自悔前言之失，示余以所著述书一篇，妙论层出。予所见能书之士，未有若慎伯之通识也。惟于鲁斯多微词，且不无过当语，倘所谓责备贤者之意耶！

慎伯论书于唐人后推东坡、思白二家，其言以为东坡雄逸，思白简淡，非馀子所及。此见极与余合。慎伯又云：“学苏须汰其烂漫，学董须避其刁疏。汰烂漫则雄逸始显，避刁疏则简淡乃真。”斯固然矣。予谓烂漫、刁疏在彼二家，病处亦觉其妍，但恐学者未得其妍，先受其病，不可不知耳。

人于乡先辈不能无私，鲁斯爱恽南田书，谓其意趣胜香光，自成过论。南田所用只只河南一家法，香光能集会稽、平原、少师诸家之长，决非南田所及。近见王石谷书，淳古似杨忠湣，而不以书名，想亦为画所掩耶。

慎伯谓：“自柳少师后，遂无有能作小楷者。”论亦过高。米海岳《九歌》、赵松雪《黄庭内景经》，皆能不失六朝人遗法，但其他书不能称是，遂为识者所轻。文征仲《黄庭经》亦与右军原书酷似，但恨用笔太工巧耳。

恽南田云：“褚米一家书，学米先须从褚入。”余谓学褚有得，自可不须学米。米小行楷书固出于登善，亦只哀册一种耳。若《枯树赋》、《公孙弘传赞》，萧淡之笔，海岳终身不解也。东坡金山诗出入河南、少师、平原，真有淡不可收之妙，非海岳婵娟罗绮之比。慎伯谓宋贤惟东坡具神解，斯言得之矣。

明人中学鲁公者无过倪文正，学少师者无过董文敏。作者虽多，两雄为最矣。为二公开先者，其惟杨忠湣乎！董香光论书盛推米海岳，海岳行草力追大令、文皇，以驰骋自喜，而不能掩其怒张之习。香光平淡，似为胜之。近时诸城学香光而益加遒厚，然略不肯驰骋，遂极诋海岳。书家所见不同如此，孰为正其是非耶？

米元章云：草书不入晋人格辙，徒成下品。此论极是。然唐人草书无不学大令者，大令狂草尽变右军之法，而独辟门户，纵横挥霍，不主故常。姚刑部姬传谓：如祖师禅入佛入魔，无所不可。可称妙论。馀谓大令草书虽极力奔放，而仍不失清远之韵。伯高、藏真笔力虽雄，清韵已失，学之者愈似而愈离。黄涪翁所云：高闲以下，但可张之酒肆也。元章力追大令，而就其合作，仅堪与孙虔礼抗衡，以为入晋人之室，则犹未耳。　　董香光云：学柳诚悬小楷书，方知古人用笔古淡之法。孙退谷侍郎谓董公娟秀，终囿于右军，未若柳之脱然能离。予谓柳书佳处被退谷一语道尽，但娟秀二字未足以概香光。孙虔礼书谱云：不激不厉，而风规自远。此香光之所以得宗于右军也。

韩退之《石鼓歌》云：“羲之俗书逞恣媚。书家之病，昔人论之详矣。”退之性不喜书，固未知右军书法之妙，且意欲推高古篆，乃故作此抑扬之语耳。后人误看，遂若右军之书真逞姿媚，而欲以吴兴直接右军，非惟不知右军之书，亦并未解昌黎诗意矣。孙退谷以华亭娟秀，谓囿于右军，已非笃论，况欲以吴兴姿媚当之耶！

刘诸城云：松雪自当为一大宗，既或未厌人意，然究无以易之。此就元人而论，谓鲜于、康里诸公皆非松雪之匹耳。若以辞害意，而欲遂以松雪嗣统二王，岂以诸城之智而出此耶？

李西台肥而俗，仅胜周越耳。其时蔡、苏未出，遂擅书名。东坡笔力雄放，逸气横霄，故肥而不俗。要知坡公文章气节，事事皆为第一流。馀事作书，便有俯视一切之概，动于天然而不自知。吴匏庵亦步亦趋，尚未足以语于离形得似之妙也。

余见坡公法书，定以金山诗为最。盖公书务显笔力，亦恨太尽耳。然学未到沈著痛快地位，而遽求含蓄，虽日习右军之书，亦只如优孟之似孙叔敖而已，竟何益哉？

昔人评欧阳率更书如金刚努目、大士挥拳；虞永兴能中更能，妙中更妙。二家之书，余实未敢定其优劣。涿鹿冯铨谓虞则内含刚柔、欧则外露筋骨，君子藏器，以虞为优。此言非也。欧亦刚柔内含，学欧而不得其笔，乃有露骨之病；学虞而不得其笔，又岂无肉重之失耶？

慎伯谓平原祭侄稿更胜坐位帖，论亦有理。坐位帖尚带矜怒之气，祭侄稿有柔思焉。藏愤激于悲痛之中，所谓言哀已叹者也。

张司寇书名最烜赫，其笔力沉鸷，洵足追步香光，而气韵远不逮矣。姜湛园何义门气韵与香光为近，而笔力又不足以副之。甚矣，斯事之难也！

东坡自云：“余书尽意作之，似蔡君谟；稍放似杨风子。”东坡于少师，神似非形似，观其笔势，殆可伯仲。君谟学平原而出以恬和，和能入雅，恬亦近俗，较之东坡，殊为逊矣。

学杨少师书如读周秦诸子，乍看若散漫无纪，细玩却自有条理可寻。于诗则陶靖节也。王右军如史记之文，变化皆行于自然，其于诗则无名氏之十九首也。

董思翁云：“作字须求熟中生。”此语度尽金针矣。山谷生中熟，东坡熟中生，君谟、元章亦尚有生趣。赵松雪一味纯熟，遂成俗派。惟《黄庭内景经》生意迥出，绝不类松雪书，而世亦无问津者。

松雪行书以天冠山为最，北海肖子也。世人艳称《民瞻十札》已属次乘，《梅花》诗则自郐无讥矣。

吾乡蒋般初先生书，兼用永兴、河南法，品格最近蔡端明。草书学藏真，而少加收敛，位置当在祝希哲上。吴大来以平原为宗，书特苍郁。曹湛思稍嫌单薄，而意趣颇似杨少师，如阳羡茶，味虽不浓而色香殊胜。

戏鸿堂所收玉润帖当是元章赝作。香光中岁于元章书有偏嗜，故往往为所蒙蔽。而诸家石刻所收晋、唐人名迹，亦惟元章赝本为多。

明自嘉靖以后，士夫书无不可观，以不习俗书故也。张果亭、王觉斯人品颓丧，而作字居然有北宋大家之风，岂得以其人而废之。

李怀琳绝交书，草法出于大令，而未得其笔。鲜于太常小楷亦娟秀不俗，行草学怀琳而弥不逮。然太常在当时已擅盛名，学如牛毛，成如麟角，讵不信欤！

唐人之书法严而力，果然韵趣小减矣。予谓二王以后，趣莫深于少师，韵莫胜于东坡，可以补唐人所未足。

山谷小行书自佳。盖亦从平原、少师两家得力，故足与坡公相辅。大字学瘗鹤铭，骨体峭快而过于豪放，亦成一种习气。学者贵于慎取，不可遂为古人所欺。

余年三十馀始留意书学，即好东坡、思白二家，然苦无入处。学淳化阁帖，爱大令、交皇之驰骋自得，而益迷其源。自是泛滥于唐、宋、元、明诸家十有馀年，而私心所好仍在东坡、思白。世人贱近贵远，以时代判优劣，辄卑视二家。而卑无高论者，则又以赵松雪为羲皇上人而已。近闻慎伯之论，予所信益坚。慎伯又导馀学杨少师步虚词，日习一过，觉于苏、董二家意趣时有所会，直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近人之书，刘诸城浑厚醇实，自足名家；而仁和蒋山堂古秀在骨，几欲突过诸城。山堂作书如以墨汁倾纸上，又时似枯藤之挂壁，思翁暮年神境也。世人于笔法、墨法皆所不讲，而务求匀称，见此等妙迹，鲜不嗤怪。有志之士所以穷老尽气于荒江老屋中，惟求有以自信，而不肯轻为人应酬笔墨也。

十数年前见吾乡吴味泉书，辄爱玩不能释手，以其熟于二王草法也。近觉其有不足处，盖行笔学平原，而未能透露香色，反不若湛斯。

学赵松雪不得真迹，断无从下手。即有真迹，临摹，亦须先植根柢。昔之学赵者无过祝希哲、文征仲。希哲根柢在河南、北海二家，征仲根柢在欧阳、渤海。如此学六朝骈丽文，须先读得汉书也。岂惟松雪不可骤学，即学元章、思白，亦易染轻绮之习。鲁斯尝云：“不学唐人，终无立脚处。”诚哉斯言！

书家贵下笔老重，所以救轻靡之病也。然一味苍辣，又是因药发病，要使秀处如铁，嫩处如金，方为用笔之妙。臻斯境者，董思翁尚须暮年而可易言之耶！余学书几二十年，所历者皆世人嗤笑唾弃之境，而又不肯安于小成，故数数从业，至今日乃觉有悟入处。倘亦禅家所谓渐修顿证之候乎？然质既驽弱，功力尚浅，能知之而不能至之。而二、三同志，年齿后于余者，以予为识途之马，相从讲论。异时必有造其极者，然后以余言证所得，而信其不诬，则余二十年来所费日力，不为虚枉矣。

予昔家居作此，初脱稿为门人程子香取去装成长卷，其后薛画水太守见而欲得之，子香不肯，与别录楷书一本赠焉。今藏于画水之如执烛斋者，子香遗墨也。子香卒后，予手稿不知为何人所得矣。道光辛卯在四明馆中理旧箧，得门人康康侯为予所录本，复自书一过，追思往事忽忽十有馀年，而予以臂痛废学亦且十年。年愈增，岁月愈促，老大无成，弥用自愧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