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百年眼/卷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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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古文籍

泰山封禅文字万家，周有外史专掌三皇五帝之书，则古人文籍不必尽减今时。顾世类弗传者，良由洪荒始判，楮墨未遑，重以祖龙烈焰，煨烬之中，仅存如线。汉世诸儒稍加缀拾，刘氏《七略》遂至三万馀卷。考诸班氏《艺文》，西京制作才十二三耳。世以“皋、夔、稷、契，何书可读”，然乎否耶？

古史之谬

谯周《古史考》以炎帝与神农各为一人，罗泌《路史》以轩辕与黄帝非是一帝，史皇与苍颉乃一君一臣。共工氏或以为帝，或以为伯而不王。祝融氏或以为臣，或以为火德之主。杨朱云：“三皇之事，若存若亡；五帝之事，若觉若梦；三王之事，或隐或显，亿不识一；当身之事，或见或闻，万不识一；目前之事，或存或废，千不识一。”至哉言乎!

四岳为一人

孔平仲以四岳为一人，通为二十二人之数，此说甚妙。《汉书》三公一人为三老，次卿一人为五更。注云：五更，知五行者。安知四岳非知四方者乎！书内有百揆四岳，以四岳为四人，则百揆亦须百人矣。今翰林有五经博士，钦天监有五官挈壶，亦只一人。益信孔平仲之言矣。

尧不诛四凶

《史记》本纪：“舜归而言于帝，请流共工于幽陵，以变北狄；放驩兜于崇山，以变南蛮；迁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戒；殛鲧于羽山，以变东夷。”太史公多见先秦古书，故其言时有可考。自汉以来，儒者失之，四族者若皆穷奸极恶，则必见诛于尧之世，不待舜而后诛明矣。屈原有云：“鲧幸直以忘身。”则鲧盖刚而犯者耳。使四族者诚皆小人也，安能用之以变四夷之族哉？由此观之，四族未尝诛死，亦不废弃，但迁之远方，为要荒之君耳。如左氏所言，皆后世流传之过。若尧之世，有大奸在朝而不能去，则尧不足为尧矣。

许由让天下非难

尧禅天下于许由，许由不受天下，后世皆高之。陈眉公有云：当尧之时，尽大地是洪水，尽大地是兽蹄鸟迹。禹荒度八年，水乘舟，陆乘车，泥乘輴，山乘樏，方得水土渐平，教民稼穑。此时百姓甚苦，换鲜食、艰食、粒食三番境界，略有生理。盖洪荒天地，只好尽力生出几个圣人，不及铺张妆点，粗具得一片乾坤草稿而已，何曾有受用处？茅茨不剪，朴角不斫，素题不枅；大路不画，越席不缘；太羹不和，铏簋之食，聊以充饥；鹿裘之衣，聊以御寒。不唯无享天下之乐，而且有丛天下之忧，尧黧舜黑，固其宜耳。许由亦何所艳羡而受之也哉？嗟乎！今之天下浓，浓则诲盗；古之天下淡，淡则拱手以与人而人不纳。老氏有云：“不见可欲，使心不乱。”其许由之谓乎？〈[夏君宪曰：此论甚新。但尧时洪水为害，致天子粗衣恶食，许由一荒山匹夫，其所受用又可知已。今之田畯家，只鸡斗黍，便起争攮，何曾有浓艳可羡得来？千乘可让，箪豆动色，人之赋性殊哉！巢、许之辞，总是一边之见，然亦不可强也。]〉

巢、许非旷士

王维云：古之高者曰许由挂瓢，巢父洗耳。耳非驻声之地，声非染耳之迹。恶外者垢内，病物者自戕。此尚不能至于旷士，岂入道之门也!

帝尧善爱其子

尧不以天下与丹朱而与舜，世皆谓圣人至公无我。窃谓帝尧此举，固所以爱天下，尤所以爱丹朱也。异时云行雨施，万国咸宁，虞宾在位，同其福庆，其所以贻丹朱者至矣。若使其以傲虐之资，轻居臣民之上，则毒痛四海，不有南巢之放，必有牧野之诛，尚得为爱之乎？曾子曰：“君子爱人以德。”庞德公曰：“吾遗子孙以安。”尧之于子，亦若是则已矣。

瞽、象杀舜之由

虞氏自幕故有国，至瞽叟亦无违命，则粗能守其国者也。其欲杀舜，盖欲废嫡立幼；而象之欲杀其兄，亦欲夺嫡故尔。不然，岂以匹夫之微、爱憎之故，而遽杀人哉！然则舜固有国之嫡，而乃为耕稼陶渔之事何居？或者见逐于父母，故劳役之，或避世嫡不敢居，而自归于田渔耳。故杂书有谓：舜见器之苦恶而陶河滨，见时之贵籴而贩负夏。孔子曰：“耕渔陶贩，非舜事也，而往为之，以救败耳”。此说虽出杂书，实得圣人之意。瞽、象之欲杀舜，在初年之间；而尧之举舜，则在其克谐之后。《史记》反复重出而莫之辩，固也。然孟子当时亦不辩万章之失，何也？盖孟子不在辩世俗讹传之迹，而在于发明圣人处变之心。则其事迹之前后有无，固不必拘拘也。

纳于大麓非山麓

《孔丛子》：“宰我问：‘《书》云：纳于大麓，烈风雷雨弗迷。何谓也？’孔子曰：‘此言人之应乎天也。尧既得舜，历试诸艰，使大录万机之政，是故阴清阳和，五星来备，风雨各以其应，不有迷错愆伏，明舜之行合于天也。’”此说与注疏合，意古相传如此。今以大麓为山麓，是尧纳舜于荒险之地，而以狂风霹雳试其命，何异于茅山道士之斗法哉！

象刑辨

《舜典》曰：“象以典刑。”《皋陶》曰：“方施象刑惟明。”是唐虞固有象刑矣。而去古既远，说者不一。荀况记时之人语曰：“象刑，墨黥，慅婴，共艾毕，菲对屦，杀赭衣而不纯也。”汉文帝诏除肉刑曰：“有虞氏画衣冠、异章服以为戮，而民不犯。”此二说者，皆讹传也。禹之称舜曰：“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又曰：“怙终贼刑”，“刑故无小”，是岂尝不杀不刑哉！荀况有云：“以为治耶，则人固莫触罪，非独不用肉刑，亦不用象刑矣。人或触罪矣，而直轻其刑，是杀人者不死，伤人者不刑也。”数语虽尧、舜复出，无以易也。然则象刑云者，是必模写用刑物象以明示民，使知愧畏耳。禹铸鼎象物，使民知奸回，亦此意。

舜葬苍梧考

世传舜葬于苍梧，此说可疑。或者日：舜既禅位于禹，何缘复自巡狩，至于南蛮之地，且葬于此？后人以《书》有“陟方乃死”一语，误会之耳。“陟方”即升遐上仙之异名，然既曰“陟方”，又曰“乃死”，亦赘。孟子不云“舜卒于鸣条”乎？此一大证佐也。按：汤与桀战于鸣条，则去中原不远。《家语·五帝德篇》曰：“舜陟方岳，死于苍梧之野而葬焉。”何孟春注云：“陈留县平丘有鸣条亭，海州东海县有苍梧山，去鸣条不远。”乃知所谓苍梧，非九嶷之苍梧也。以《家语》“方岳”言之，《书》或遗“岳”字。其说足祛千古之惑。

《禹贡》为古今地理之祖

《禹贡》一书，作于虞夏之际，乃千百年谈地理者，卒莫能外也。是故大贤如孟子，其论洪水曰：“决汝汉，排淮泗，而注之江。”是江有通淮之道矣。及考之《禹贡》，则曰“沿于江海，达于淮泗”。是江未尝有达淮之理。盖吴王夫差掘沟以通于晋，而江始有达淮之道，孟子盖指夫差所掘之沟以为禹迹也明矣。博洽如史迁，其作《河渠书》曰：“斯为二渠，复禹旧迹。”是以二渠出于禹者也。及考之禹迹，河自龙门至于大陆，皆为一流。至秦，河决魏都，始有二流。子长盖误指秦时所决之渠以为禹迹也明矣。吁！《禹贡》之书，不过数千言耳，古今言地理抵牾，莫不于此取质焉，后此者其可舍之而不为依据乎？夫《禹贡》所以不可及者何？神圣之掰画，原非后儒所能仿佛；且也州不系于方城，而系之山川，所以千古如一日，而莫之能违也。

帝赉良弼

傅说事，世咸疑之，以为梦而得贤可也，或否焉，亦将立相之与？且天下之貌相似亦多矣，使外象而内否，亦将寄以盐梅舟楫之任与？审如是，则叔孙之梦竖牛，汉文之梦邓通，卒为身名之累，梦果可凭与？或者又云：武丁尝遁于荒野而后即位，彼在民间已知说之贤矣，一旦欲举而加之臣民之上，人未必帖然以听也，故征之于梦焉。且商俗信鬼，因民之所信而导之，是贤人所以成务之几也。此说辨矣而亦非。盖所云梦赉者，实帝感其恭默之诚而赉之也。其性情治者其梦寐不乱，乃可以孔子梦周公同观。郑文梦鹿而得真鹿，心诚于得鹿者尚可以得，况诚于求贤而有不得者乎？

伊尹放君之误

陈越石云：“商甲不惠于天下，其臣放之。后能改过，复归于亳。善矣不可以为法。如日蚀不吐，河清难俟，中原之鹿将佚，时乘之龙待驾，于臣之业何如？又况乎体非金石而冒雾露，如怀失国之垢以损其身，则弑君之谤消无日矣。殷之君臣亦幸而成耳。噫！浞浞接踵，羿羿比肩，后之为人臣者，其始也未尝不伊不周，其终也未尝不羿不浞，皆取伊、周以为蒿矢也。”越石此论似矣，尚未深考。按孙季昭《示儿编》云：“《书》所载伊尹放太甲于桐，放当作教，以其篆文相近故讹尔。”其论甚伟，可息纷纷之疑。勾曲外史张天雨取其说，书于伊尹古像之后。

微子不奔周

微子左牵羊，右把茅，皆必无之事。肉袒面缚，盖出左氏之诬也。史曰：“微子抱祭器而入周。”既入周矣，又岂待周师至而后面缚乎？况武王伐纣，非伐微子，则面缚衔璧，当在武庚，亦非微子事也。即抱器入周，亦必无之事。刘敞曰：“古者同姓虽危不去国。”微子，纣庶兄也，何入周之有？《论语》云“去之”者，去纣都而遁于荒野也。一时武王释箕子之囚，封比干之墓，而独不及微子，以微子遁野未之获也。迨武庚再叛，卒于就戮，始求微子以代殷后，而微子于此义始不可辞耳。前曰奔周之说，毋乃疏谬已乎!

夷、齐辨

《论语》“为卫”、“千驷”二章，孔子所以称夷、齐者，事无始末，莫知其何所指，虽有大儒先生，亦不得不取证于《史记》。盖孔子之后，尚论古人无如孟子。孟子止言伯夷，不及叔齐。其于伯夷也，大概称其制行之清，而于孔子此二章之意，亦未有所发。唯《史记》后孔、孟而作，成书备而记事富。如子贡“夷、齐何人”之问，孔子“求仁得仁”之对，倘不得《史记》以知二子尝有逊国俱逃之事，则夫子不为卫君之微意，子贡虽知之，后世学者何从而知之也？然迁好奇而轻信，反滋来者无穷之惑。《论语》称伯夷、叔齐饿于首阳之下，未尝言其以饿而死也，而史迁何自知之？饿者岂必皆至于死乎？且首阳之隐，未见其必在武王之世，安知其不以逃国之时至首阳也？孤竹小国，莫知的在何所，而首阳在河东之蒲阪。《诗》之《唐风》曰：“采苓采苓，首阳之巅。采苦采苦，首阳之下。”或者即此首阳，盖晋地也。夷、齐逃国，仓卒而行，掩人之所不知，固宜无所得食，然亦不必久居于此。唯其逊国俱逃，事大卓绝，故后世称之，指其所尝栖止之地曰：“此仁贤之迹也夫？”是首阳之传，久而不泯，何必曰死于此山而后见称耶？《论语》此章，本自明白，于景公言死，而于首阳不言死。况其所以深取夷、齐者，但举其辞国一节而意自足。若曰夫子取其不食周粟以饿而死，则此章本文之所无也。若谏伐一事，尤为舛缪。使果有之，夷、齐当谏于未举事之初，不当俟其戎车既驾，而后出奇骇众于道路也。太公与己均为大老，出处素与之同，不于今日，白首如新，方劳其匆匆，扶去于锋刃将及之中也。乃纪传摹写二子冒昧至前，太公营救之状，殆如狂夫出斗，群小号呶。而迂怪儒生，姓名莫辨，攘臂其间，陈说劝止。嗟乎殆哉！其得免于死伤也，稍有识者所不为，谓夷、齐为之乎！迁于《史记》才有一字之增，而遂与《论语》略无一字之合。使果如是，《采薇》一歌，足发明武未尽善，而孔则删之；食粟之耻，有大于不听恶声，而孟则置之，揆之事理，胡刺缪也！然则迁岂无所据乎？曰：迁自言之矣。所谓“予悲伯夷之志，睹逸诗可异焉”者，此迁之所据，乃一传之病源也。逸诗者，“西山采薇”之章也。夫古诗称采草木蔬茹于山者甚多，岂皆有所感愤而不食人粟者乎？且诗言西山，不言首阳，不当以附会《论语》之所云也。是此诗误迁而迁误后世也。

商之后独盛于夏、周

《舜典》所称伯禹以下二十有二人，而禹之功最大，故踵舜以兴，身有天下矣。稷养契教，功亦不在禹下，而于天下未能身有之，唯子孙始继世光大焉。稷之后为成周，天地文明，萃于一代。契之后亦数生圣贤，而商之贤君，比夏与周又最多者，何也？开辟以来，未有性命之说，至汤始言“降衷”“恒性”也，其万世道学之祖乎？故不独能身有天下，即其后王，若太戊、盘庚、武丁，皆能著书立言。虽凌迟之末，犹有三仁焉。微子宜有商而避之，弗父何宜有宋而又避之。至孔父嘉，乃别为公族而受民，五世之后，复生圣人，为万世帝王之师。是二十二人之中，契之明德，岂夏与周所能及乎！

太王未尝翦商

太王翦商之说，不知何据。夫太王迁岐，在商帝乙之世。商家中兴又五十九年，后二百有六年商始亡，太王安从翦之乎？己犹崎岖避狄，而谋及商之天下，人情乎？以文王当纣之时，尚自难王，泰伯安得遂有天下耶？议者乃谓太王有是心，泰伯不从，遂逃荆蛮。呜呼！是何重诬古人也！按《说文》引《诗》作“实始戬商”，解云：福也。盖谓太王始受福于商而大其国尔。不知后世何以改戬作翦，且《说文》别有翦字，解云：灭也。以事言之，太王何尝灭商乎！改此者，必汉儒以口相授，音同而讹耳。许氏曾见古篆文，当得其实。但知翦之为戬，则纷纷者自息，若作翦，虽沧海之辨，不能洗千古之惑矣。

武王追王明文

唐梁肃，宋欧阳公、游定夫，皆有文王未尝称王之论。然不过以《语》、《孟》及《泰誓》、《武成》之文，夷、齐、虞、芮、仲连、曹操之事，冥探曲证，仿佛比拟，卒无武王追王之明文。虽苏、张口舌，人难适从。愚读太史公《伯夷传》有曰：“西伯卒，武王载木主，号为文王，东伐纣。”此非武王追王之明文乎？古称马迁良史，其文核，其事实，执此则诸公论说可以尽废。千古以来，览者俱未之及，何哉？

《金縢》非古书

读《书》至《金縢》，反复详究，疑其非古《书》也。夫周公面却二公穆卜，以为“未可戚我先王”矣，乃私告三王，自以为功。此憸人佞子之所为也，而谓周公为之乎？且滋后世刲股醮天之俗。其册祝有曰：“今我即命于元龟，尔其许我，我其以璧与珪，归俟尔命。尔不许我，我乃屏璧与珪。”夫人有事于先王，而可以珪璧要之乎？又曰：“公归，乃纳册于金縢之匮中。”盖卜册之书，藏于宗庙，启之则必王与大夫皆弁。既曰周公别为坛𫮃，则不于宗庙之中明矣；不于宗庙，乃私告也。周公人臣也，何得以私告之册而藏于宗庙金縢之匮，又私启之也？又曰：“王与大夫尽弁，以启金縢之书，乃得周公所自以为功，代武王之说。”夫武王疾瘳，四年而崩，周公居东，二年而归，凡六年之久。周公尚卜，恶有朝廷六年无事而不启金縢之匮，至今乃启之耶？即此五事，反复详究，是编非古《书》也必矣。

三监、武庚之叛不同情

三监、武庚之叛，同于叛而不同于情。武庚之叛，意在于复商；三叔之叛，意在于得周也；至于奄之叛，意不过于助商；而淮夷之叛，则外乘应商之声，内撼周公之子，其意又在于得鲁。三叔非武庚不足以动众，武庚非三叔不足以间周公，淮夷非乘此声势又不能以得鲁，此所以相挺而起，同归于乱周也。抑当是时，乱周之祸亦烈矣。武庚挟殷畿之顽民，而三监又各挟其国之众，东至于奄，南及于淮夷、徐戎，自秦、汉之势言之，所谓山东大抵皆反者也。其他封国虽多，然新造之邦，不足以御之。故邦君御事，有“艰大”之说，有“民不静，亦惟在王宫邦君室”之说，则一时孔急之势可知。象之欲杀舜，止于乱家，故舜得以全之。管叔之欲杀周公，至于乱国，故成王得以诛之，周公不得以全之也。使管叔而不诛，则凡为王懿亲者，皆可以乱天下而无死也，岂治世所宜有哉！

汤、武不可并言

商之取夏，周之取商，一也。汤崩而太甲不明，甚于成王之幼冲，然夏人帖然，未尝萌蠢动之心。及武王既丧，商人不靖。观《鸱鸮》、《小毖》之诗，悲哀急迫，岌岌然若不可以一朝居，何也？汤放桀于南巢，盖亦听其自屏于一方而终耳，未至于以黄钺斩纣之甚也，故夏人之痛不如商人。夫以怀王之死，楚人尚且悲愤不已，有“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之语，况六百年仁恩之所渗漉者哉！当是时，若非以周公之圣，消息弥缝于其间，商、周之事未可知也。且汤既胜夏，犹有惭德，栗栗危惧，若将陨于深渊。至于武王，则全无此等意思矣。由是论之，汤、武亦岂可并言哉？朱文公云：“成汤《圣敬日跻》与《盘铭》数语，犹有细密工夫。至武王往往并不见其切己事。”此虽儒者之见，亦阐幽之论也。

殷有三人

武王迁顽民于洛邑，封箕子于朝鲜。朝鲜，辽海外徼，去关洛东西数千馀里，名虽不臣，实有屏诸四夷之意，其堤防疑虑可知也。若馀所恨者，更有一事。箕子为纣懿亲，不忍言纣之恶是也，《洪范》之陈，是亦不可以去乎？然则夫子称“殷有三仁”者何？不知此“仁”字，非朱紫阳“至诚恻怛”之解。《论语》如此“仁”字凡三见：“井有仁焉”，又“观过斯知仁矣”，又“其为仁之本欤”，仁当作“人”看。夫子曰“殷有三仁”，盖言殷有三人如此，具眼者能自辨之。

世官之弊

虞夏用人，止于世族。今观《商书》，一则曰“敷求哲人”，一则曰“旁招俊彦”。伊尹、莱朱、巫咸、傅说，诸大臣皆非亲旧，然则立贤无方，汤盖用此致治矣。其后周公往往言之，亦未得尽行。管蔡之叛，周公虽逆知之，必不敢言，言则必不用管蔡。当时习俗已久，决谓周公间亲间旧，而忠言反为薄论，孟子所谓“周公之过不亦宜乎”者，正此谓也。武王数纣之恶，曰“官人以世”。此岂独纣之罪，自唐虞以来已如此矣。然武王虽恶纣之世官，而亦未能改，积习之常，久则难变也。孟子曰：“国君进贤，如不得已，将使卑逾尊，疏逾戚。”以今言之，何不得已之有？即朝释耒耜，暮登槐衮，人亦安之矣。又通论之，鲁之三桓、郑之七穆，楚之昭、屈、景，其子孙盘据，苗裔婵嫣，虽贪如狼、狠如羊、蠢如豕、虣如虎，皆用之。而当时秀民才士，屈于族姓而老死田野者，不知其几矣，惜哉。至秦用客卿，汉用刀笔，而此弊始除。迨东晋六朝王、谢、崔、卢辈，各据显位，谓之“华腴膏粱”，又踵前弊矣。南之并韶，北之侯景，皆愤族姓之下，至于作乱。景在江南，求娶于王、谢不得，乃按剑曰：“会须令吴儿女作奴!”虽其凶悍出于天性，致乱亦有由矣。则汤之立贤无方，固虞夏以来所未有也。

封建难复

封建之弊，不特见于周秦之际，而已见于三代之初。盖舜之时，蛮夷尝猾夏矣，而命皋陶以修五刑、五流之制。有苗尝非率矣，虽命禹以徂征，卒之以舞羽干而格。夫蛮夷、有苗，皆要荒之外，王政所不加者也，而士师足以治之，不战足以服之，则当时四岳十二枚所统之国，其谨侯度而不勤征讨也审矣。此在唐虞则然也，盖家天下自夏始。大封同姓，而命之曰藩屏王室，自周始。然三代之封建，岂得已哉！盖以诸侯归殷者三千，资以黜夏，汤不得而废；归周者八百焉，资以胜商，武王不得而易。用是知封建非殷商圣人意也，势也，故封建之弊，亦遂始于夏而成于周。是以禹一传而启，有有扈氏之征，再传而仲康，有羲和之征。夫有扈之罪曰“威侮五行，怠弃三正”而已，羲和之罪曰“沈湎于酒，畔宫离次”而已。二罪者以法议之，则诛止其身。使其人生于汉世，则一廷尉足以定其罪，而启与仲康必命六师以征之，且纪其事曰“大战”，曰“徂征”，又曰“歼厥渠魁，协从罔治”，则兵师之间，所伤众矣。至于周衰，人心未离而诸侯先叛，天子拥空名于上，而列国擅威命于下，因循痿痹，以至于移祚，谓非封建之弊乎？总之，时不唐、虞，君不尧、舜，终不可复行封建。谓郡县之法出于秦，而必欲易之者，则书生不识变之论也。夫置千人于聚货之区，授之以梃与刃，而欲其不为夺攘矫廉，则为之主者，必有伯夷之廉、伊尹之义，使之靡然潜消其不肖之心而后可。茍非其人，则不若藏梃与刃，严其检制，而使之不得以逞。此后世封建之所以不可行，而郡县所以为良法也。王绾、淳于生之徒，乃欲以三代不能无弊之法，使始皇行之，是教盗跖假其徒以利器，而又与之共处也，则亦不终日而刃劘四起矣。〈[杨升庵^[1]曰：封建起于黄帝，而封建非黄帝意也；土官起于孔明，而土官非孔明意也，势也。封建数千万年，至秦而废。土官历千百年，川之马湖安氏，弘治中以罪除；广之田州岑氏，正德中以罪除，而二郡至今利之。倘有言复二氏者，人必群唾而众咻之矣。封建之说，何以异此！]〉

井田不可行

井田未易言也。周制，凡授田，不易之地家百亩，一易之地二百亩，再易之地三百亩，则田土之肥瘠所当周知也。上地家七人，中地家六人，下地家五人，则民口之众寡所当周知也。农民每户授田百亩，其家众男有馀夫，年十六则别受二十五亩。士、工、商受田，五口乃当农夫一人，每口受二十亩，则其民或长或少，或为士，或为商，或为工，又所当周知也。为人上者，必能备知闾里之利病详悉如此，然后授受之际，可以无弊。盖古之帝王，分土而治，自公、侯、伯、子、男以至孤卿、大夫，所治不过百里之地，皆世其土，子其人。又如邾、莒、滕、薛之类，亦皆数百年之国，而土地不过五七十里，小国寡民，法制易立。有国者授其民以百亩之田，壮而畀，老而归，不过如后世富家，以祖父世有之田，授之佃客，程其勤惰以为予夺，校其丰凶以为收贷，其东阡西陌之利病，皆以少壮之所习闻，虽无俟乎考核，而奸弊自无所容矣。降及战国，大邦凡七，而幺麽之能自存者无几，诸侯之地愈广，人愈众，井田之法虽未全废，而其弊已不可胜言。故孟子云：“今也制民之产，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育妻子。”又云：“暴君污吏，慢其经界。”可见当时未尝不授田，而诸侯之地广人众，考核难施，故法制废弛、奸弊滋多也。至秦人尽废井田，任民所耕，不计多少，而随其所占之地以致赋。蔡泽言：“商君决裂井田，废坏阡陌，以静百姓之业而一其志。”夫曰静曰一，则可见周授田之制，至秦时必是扰乱无章、轻重不均矣。汉既承秦，而卒不能复三代井田之法，盖守令之迁除其岁月有限，而田土之还授其奸弊无穷。虽慈祥如龚、黄、召、杜，精明如赵、张、三王，既不久于其政，则岂能悉其土地民俗之所宜，如周人授田之法乎？则不过受成于吏手，安保其无弊？后世盖有争田之讼，历数十年而不决者矣，况官授人以田，而欲均平乎？是以晋太康时，虽有男子一人占田七十亩之制，而史不详言其还受之法。未几五胡云扰，则已无所究诘。直至魏孝文始行均田，然其立法之大概，亦不过因田之在民者而均之，不能尽如三代之制。一传而后，政已圮乱。齐、周、隋因之，得失无以大相远。唐太宗口分世业之制，亦多踵后魏之法，且听其买卖而为之限。至永徽而后，则兼并如故矣。盖自秦至今，千九百馀年，其间能行授田、均田之法者，自北魏孝文至唐初，才三百年，而其制尽隳矣。何三代贡、助、彻之法，千馀年而不变也？盖有封建足以维持井田故也。封建废而欲复井田，不其难乎！况夫井田之制，沟浍洫涂甚备，凡为此者，非塞溪壑、平涧谷、夷丘陵、破坟墓、坏庐含、徙城郭、易疆陇不可为也。纵使尽能得平原旷野，而遂规画于其中，亦当驱天下之人，竭天下之粮，穷数十年专力于此，不治他事而后可。使其地尽为井田，尽为沟洫，已而又为民作屋庐于中以安其居而后可，吁，亦已迁矣！井田成而民之死，其骨已朽矣。自非至愚，孰肯以数十年无用之精神，行万分不一成之事乎？知时变者，可以思矣。〈[汉中郎区博谏王莽曰：“井田虽圣王法，其废久矣。今欲违民心，追复千载绝迹，虽尧舜复起，而无百年之渐，弗能行也。”区博之言，可谓至论。宋儒张横渠必欲行井田，且曰“期以数年，不刑一人而可复。”呜呼！何言之易也！朱子犹惜其有志未就而卒，智不如区博远矣。]〉

三书纪周穆王之贤

夫子定《书》，自周成、康后，独存穆王作《君牙》、《冏命》、《吕刑》三书，欲知穆王用人与其训刑之意。如是明审，可知穆王之为人不坠先烈矣。韩退之作《徐偃王庙碑》，乃曰“偃王……君国子民待四方，一出于仁义。当此之时，周天子穆王无道，意不在天下，……得八龙骑之西游，同王母宴于瑶池之上，砍讴忘归。”诸侯贽于徐庭者三十六国。如退之说，则夫子所取三篇可以无传。今观穆王三篇，其命君子为大司徒，则自谓文、武、成、康之遗绪，其心忧危，若蹈虎尾、涉春冰，必赖股肱心膂而为之辅翼也。其命伯冏为太仆正，则自谓怵惕惟厉，中夜以兴，思免厥愆，至有“仆臣谀，厥后自圣”之言，非惟见任君牙、伯冏之得人，且知其饰躬畏咎也。其命吕刑以侯也，则历告以谨刑罚、恤非辜。虽当耆年，而其心未尝不在民。反谓之“不在天下”，何耶？《吕刑》中有云：“王享国百年，耄，荒度作刑。”言时已老矣，而犹荒度作吕刑以诰四方，荒度之义，与荒度土功同。太子晋称周无道者，曰夷、厉、宣、幽而不及穆，可为明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