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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瀛探索/第九章/第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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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战后南瀛的政治

民国34年(1945)8月15日,日本投降,台湾人终于挣脱殖民统治的桎梏,回归“祖国”,人人欢欣鼓舞,户户张灯结彩。当时,有一首“欢迎国军歌”可以看出台湾人的天真热情:“台湾今日庆升平,仰首青天白日清,哈哈!到处欢迎,哈哈!到处歌声,六百万民同快乐,壶浆箪食表欢迎。”同时,各地陆续成立了“三民主义青年团”、“欢迎国民政府筹备会”、“治安服务队”等组织,配合政府接收与地方秩序的维持。因此,战后初期,虽然有一些台湾人报复曾做日本“走狗”的台湾人与日本警察,但是绝大多数的台湾人很安份守己,表现了高度的法治精神与自治能力,平稳的度过了这段政治真空期。

由接收到劫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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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34年(1945)9月1日,国民政府正式成立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稍早的8月29日,国民政府任命陈仪为首任台湾省行政长官。行政长官拥有行政、立法、司法以及军事大权,权力之大更甚于日本时期的台湾总督。10月25日,陈仪在台北公会堂(今中山堂)主持受降典礼,并即宣布“从今天起,台湾和澎湖正式重入中国版图”。民国35年(1946)初,全台行政区由日治时期的5州3厅,改为8县9市,台南县正式成立。[1]

陈仪政府同时开始接收日本留下的巨额财富。在军事接收方面,船舰、军机、车辆、大炮等所有武器弹药、粮秣军用物资器材、基地设施,数量众多。在行政与经济方面的接收亦同步进行,国府统以“日产”或“敌产”名义予以接收,再以“国有”的名目,置于国民党的支配之下。国民党则以党国一体的传统,利用特权经营部份接收来的企业,构筑了后来庞大的党产。此外,国府接收官员利用权力侵吞公物、贪污公款的情形不少,“接收变劫收”,让台湾人对“祖国”极为失望。

二二八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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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仪治理台湾仅年馀,就爆发了“官逼民反”的二二八事件,当时会发生二二八事件的主要原因如下:

政治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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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政治上遭受差别待遇

台湾省行政长官俨然是台湾的土皇帝,用人将台人排挤在外。以陈仪接收台湾3个月后的1946年1月时来看,长官公署一级单位正副首长18人当中,只有1位副处长是台人;17位县市长中仅台北市长黄朝琴、新竹县长刘启光、高雄县长谢东闵为台人,但这3人都是随陈仪回台接收的“半山”。[2] 此外,政府、公司及工厂的高级主管,连最小的主管也轮不到台湾人。

民国35年(1946)4月15日,台湾省第1届省参议员选举,台南县有481名侯选人,角逐4个席位,当选率仅0.83%,可见当时人民对政治之热衷及参与之无门。

2、官风腐败、官僚横行

政府要职悉由外省人控制,他们引亲带戚,将台人排挤在外。更令人气愤的是,他们用人浮滥、贪污无法、官僚欺人、遇事层层推诿、敷衍塞责,与日本时期官员敬业、行政有效率成为强烈的对比。

3、军警扰民、社会动荡

中国来台公教军警,时常流露出优越感,常以“胜利者”、“统治者”自居。军队纪律欠佳,士兵不守法、购物乘车不给钱、偷窃抢劫、奸污妇女,动辄开枪伤人,纠纷司空见惯,员警开枪肇事也时有所闻。

经济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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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加强统制经济与民争利

长官公署将台湾的大部份重要产业,都纳入政府统制之下,又沿袭日本的专卖制度,搜刮民利,不逊日治。

2、通货膨胀严重

台湾原以产米著称于世,战后米价却一直飞涨,许多地方发生饥荒,失业者日多。由于国共内战日炽,台湾的米、糖、煤、盐多输往中国,导致物质缺乏,因而通货膨胀严重,物价飞涨,民众生活叫苦连天,成为社会不安的主因。

社会动荡与文化隔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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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战败后,大量的台籍军人壮丁从海南岛、南洋各地复员回来,政府却任其流离失所,近30万人失业,成为社会动荡的潜在因素。此外,中国来台者欠缺现代知识,生活习惯的差距,不同社会背景产生价值观与道德观的差异,加上语言沟通不良,均加深了省籍的鸿沟。

二二八事件中的南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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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八事件的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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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36年(1947)年2月27日晚,在台北市延平北路与南京西路附近,查缉私烟人员因以枪托敲打卖私烟的妇女林江迈,致林妇头颅流血,引起围观民众的不满而欲痛殴查缉员。查缉员逃窜时,又开枪击中一名市民,次日死亡。

缉烟血案发生的翌日,街上多处有演说者,激愤的谴责国民党的暴政,民众反应热烈。到下午时,人潮涌到行政长官公署广场,高呼口号,不料公署出动武装部队阻止群众接近公署。但群众仍冒险冲入警戒线,突然从公署楼上连续发出机关枪声,群众中数人毙命,数人负伤,随即仓皇四散。

退散的市民更加激愤,到处聚集,谴责政府杀人,并占领电台,广播惨案经过。政府派出武装军警开枪驱散群众,枪声引来了怒恨、反抗。很快的,抗暴的情绪就蔓延全岛。

南瀛地区事变时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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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行政院研究二二八事件小组的《二二八研究报告书》整理出的资料,当时台南县各地区的状况如下:

1、新营区

3月2日事件已蔓延至嘉义时,台南县长袁国钦一再担心新营的安全。3日,因风闻有民众要攻打县政府,经县长召集科局长会议,决定由本省籍财政科长高锦德代行职务,县长乃于上午10时带外省籍官员走避吴凤乡(今阿里山乡)。县长一走,新营的秩序,由镇长沈琼南维持。他在该晚召集相关人士开会,决定维持治安、保护企业。

5日,外来的青年由李应彰率领到达新营,不仅到新营镇(市)警察所收缴步枪37枝,且带领新营青年挺身赴嘉义,助攻红毛埤。另有,外来的青年要烧福州人店铺,沈镇长为了避免火灾,并保护外省人,乃将外省人集中到市内前日本人的小学校,募款供应其饮食。

8日,县民齐集县议会召开会议,罢免袁国钦县长,选出教育科长胡丙申等3人代理县务,并提出政治改革方案40馀条。

9日,台南县“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成立,随后又成立“台南县青年自治同盟”。

10日,高雄要塞司令部司令彭孟缉,派杨俊上校率兵两营,孙子衡中校率炮舰向台南挺进。

13日,县政府恢复办公,是日中午又有激进分子50馀人携重武器,乘两辆卡车侵入新营,掠夺县府及糖厂物品,历经一小时而离去。

2、曾文区

当时区长丁名楠是陈仪的外甥,区署所在的麻豆青年与学生,在3月4日成立自卫队,夺取警察枪枝,释放被拘留的人犯。另有以原台湾籍日本兵为主力的自卫队,再加上失业青年的组织,使麻豆情势更为紧张。在局势混乱之际,由吕登再、颜德国出面组织自卫队,以维持秩序。自卫队先将在总爷糖厂工作的外省人集中留置,加以保护。自卫队日夜巡逻,12日才使地方平静下来。

3、北门区

3月3日进入暴风圈,是日筹组“北门区时局对策临时委员会”,4日再开对策扩大委员会,决定保卫乡土,维持治安。

5日成立处理委员会,因治安日趋紊乱,乃向警局借得枪枝,组自卫队来维持秩序。7日在佳里召开处理委员会时,有人发言攻击自卫队,吴新荣乃主张取消委员会,将武器交还警察所,但治安当局反对,乃勉强维持下去。

13日上午,忽有自称台湾青年自治联盟的4、50人,先切断佳里镇的电话线,破坏仓库,取走枪枝23枝,并到萧垅糖厂抢走9万馀元现款。

4、新化区

3月4日,有台南市的武装学生与人士突然进入,夺去新化区署警察所的枪枝10枝、子弹若干。同样的情形也在该镇合作社、农业仓库、驻屯国军处发生。

安定乡在12日也发生警员被殴及抢枪枝之事。玉井糖厂警卫的枪,也遭抢夺,然以防守得宜,卒告无事。

5、新丰区

军民没有发生大冲突。

国府在南瀛的绥靖与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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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八事件发生后,陈仪表面上采取低姿态的开明作风,实际是虚与委蛇的缓兵计。他早已向当时的南京政府蒋介石请援,迨3月8日,21师登陆基隆码头,就由北向南,进行绥靖与清乡,展开了残酷的屠杀。3月11日,国府军开进台南市,立即宣布戒严,逮捕人民,13日,汤德章被杀,所幸,台南县境内,并没有大规模的军事镇压行动,才能使县民的伤害减到较低。

国军之绥靖计划,大致是先镇之以兵威,继则进行清乡,肃清可疑份子,并办理抚慰、自新的工作。

清乡时的气氛,是相当恐怖的,县籍陈春木说:“彼时大家都很害怕,是因为他们都利用晚上抓人。那时家家户户都挂有户口板子,显示这间房子是谁的,大家吓得把户口板子和门牌号全卸下来。他们抓人时都是阿兵哥自己来,并未会同警察,所以,他们什么时候要到什么地方去,抓什么人,都没有人知道。事后,报纸才登出抓了某某人。那时候,好人、贤人都被抓去了,实在恐怖! ”[3]

台南县的清乡工作,自3月20日开始,4月10日结束。其间,清查了本县事件之后成立的“非法组织”15个,逮捕了官方认为的“奸匪暴徒”122人,并通缉44人,另查获武器、弹药及刀等。台南县的自新工作,自3月29日公布自新办法后展开,到4月底止,台南县市自新人口共有千馀人。[4]

南瀛地区受难的精英─汤德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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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德彰生于明治40年(1907),台南县人。22岁时,通过日本普通文官考试,翌年,担任台南市开山派出所次席巡查。两年后,调任台南市警察巡查部长,27岁时任台南州警部补,次年又被派往广东任警察顾问,后又返回原单位服务。当时,日本人认为台籍人士不宜派任主管职务,于是把他转任为新丰郡保安卫生系,任内,决意赴日深造。在日期间,通过高等文官司法与行政考试后返台,向台湾总督府登录为辩护士(即律师)。

战后,汤氏被推任为台南市南区区长。民国35年(1946)台南流行霍乱,他要求卫生当局立刻施行消毒、隔离、注射预防针。但是,当时从大陆来台的长官,却不为所动,他愤而辞去区长一职。

民国36年(1947)3月2日,值二二八事件时,他被选为“治安协助委员会”的治安组人员,戮力协助治安工作。3月5日,“二二八处理委员会台南市分会”成立,汤氏正身染疟疾躺在床上,却仍被推为“治安组长”。由于他的努力,台南市的治安遂在骚乱中渐趋平静。

3月9日,台南市各界误信陈仪6日的广播,以为县市长不称职者,将予免职,遂表决不信任现任市长,另行投票选举市长候补人员,汤德章得票第3,有人认为这是他遭嫉惹祸的原因。

3月10日,陈仪宣布全台戒严,并勒令撤销二二八处理委员会,11日台南市戒严。当天,汤德章被捕,并遭受酷刑凌辱。后来,当局认定他假台南市人民保障委员会的名义,号召暴徒危害民众、组织非法集团、扰乱治安、抢劫军用枪械、威胁恐吓等罪状,判处死刑,于13日上午在石象公园(今汤德章纪念公园)执行枪决。

3月中,汤德章被高等法院审理宣判无罪,然而为时已晚。

白色恐怖与南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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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色恐怖的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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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了二二八事件,台湾人惊魂未定,国府又发动了令人民胆战心惊的白色恐怖,[5]欲扫除一般所说的左翼人士,实际却波及了许多的无辜。当时的背景如下:

1、国共内战的延伸

民国34年(1945),中共中央由延安指派旧台湾共产党员蔡孝乾等数人返台,开展工作。蔡孝乾等人连络过去日本统治时期的台湾共产党员并重新组织,于1946年7月,在台成立“台湾省工作委员会”,由蔡本人任书记,台南、高雄地区主要由李妈兜领导。依据官方说法,[6]此组识发展迅速,民国39年(1950)8月时,党员已有900馀人。

同时,中国国共内战迫使国民党败退台湾,蒋介石更擅行独裁,整肃异己。蒋介石身兼国民党总裁和中华民国总统,掌握党政独霸的权力。同时,蒋介石也派蒋经国主持整军工作,出任总政治部主任,以“政工”来箝制军队,使军队忠心于蒋介石父子,形同蒋家的私兵。

特务系统也交由蒋经国负责。民国39年(1950)前后,蒋经国已能掌控特务组织,并透过该组织广泛监视与管制每一个台湾人,形成所谓“每个人心中的小警总”的恐怖气氛。

2、国际冷战结构

二次大战后,美国、苏俄两大强权,因意识形态和经济冲突而互相对抗,形成两大对抗的“冷战”集团。所谓“冷战”,是一种“和平不成,战争不像”的诡异状态。台湾被纳入美国集团一份子,美国为了围堵苏俄共产势力,对于发生在台湾、韩国、越南、印尼、菲律宾、泰国等国以“反共”为名的恐怖杀戮,常采取支持的态度,这也使得国民党政权得以放手遂行恐怖政治。

南瀛白色恐怖的受难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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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39年(1950)初,蔡孝乾被捕,李妈兜流亡。5月31日,“麻豆支部”被破,35人被捕,揭开了南瀛白色恐怖的序幕。6月25日韩战爆发,有了美国撑腰,国民党政府就更加肆无忌惮的逮捕人民,以达其恐怖统治的目的。台南县内相继发生了大内案、下营案、玉井案、关庙案等几个大案,统计较知名的案件,县籍受难人至少有243人以上,其中死刑人数在38人以上,被判无期徒刑者11人以上。[7]

台南县的受难情形,有一些值得注意的地方:

  1. 台南县的受难人中,案件发生在本地者,超过200人以上。这些人长期生于斯长于斯,以农民、工人占大多数。他们的知识水准大多不高,对于国共内战的情势,并不熟悉,国府却几乎都以牵涉共产党的名义处刑,足证国府当时“宁可错杀一百,不可漏掉一人”的恐怖策略。
  2. 台湾史上被官方囚禁最久的5位白色恐怖受难人,都是台南县人。他们是:“麻豆案”的林书扬和李金木(刑期34年又7个月)、陈水泉和王金辉(刑期33年7个月)和“下营案”的洪水流(刑期33年6个月又2日)。这不仅是台湾史上少有的记录,在世界历史中,因为政治因素,被囚禁如此之长,都是少有的。由此,可见国府白色恐怖政策之残酷。

个案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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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许强:

许强生于大正2年(1913),台南县佳里兴人,出生农家。他从台北帝国大学医学部毕业后,仍然在医学领域里继续钻研,1946年9月,日本九州帝国大学授予医学博士学位。当时,他的日籍教授泽田藤一便公开断言道:“许强不但是台湾,同时也是亚洲第一个可能得到诺贝尔医学奖的人。”由此可见泽田教授对这位台湾学生是如何的推崇。

日本投降后,台湾回归“祖国”,许强被选为接收委员之一,负责协助杜聪明接收台北帝大医学部及附属医学专门部、台大附属医院、热带医学研究所及日本赤十字社台湾支部及支部医院。民国34年(1945)11月15日,接收工作完成,台北帝大改组为国立台湾大学。许强主持了台大医院第3内科,也是一位学生心中的好教授。

二二八事件后,台湾人对国民党政权失去信心,尤其是知识分子,他们目睹台湾精英被杀或失踪,见识到国民党政权的法西斯手段,心中的感触特别深。此时,共产党在中国高举著“建立一个没有剥削和压迫的社会主义社会”的旗帜,吸引知识份子的认同。据说,台大医院里以第3科主任许强为主的部分医生们,也秘密展开了学习左派理论的读书活动。他也可能在这之前,就到上海,和当时中共地下党的组织有了联系。

民国39年(1950)5月13日,许强在台大医院院长室被捕。同年9月7日,被军事检察官以“共同意图破坏国体以非法之方法颠覆政府而著手实行”,判处死刑。

许强医师在民国39年(1950)11月28日被枪决,同案枪决共14名。据云,这14人被枪决后,留在现场示众,不准家属收尸。第2天,因“台湾省工作委员会学委会李水井案”又枪决了11人。这两天,在马场町就牺牲了25名台湾的精英。[8]

2、洪水流

洪水流生于大正4年(1915),台南县下营乡人,出生农家,从小务农。他的父亲洪伏,在日本时期曾参与下营农民组合,抗议新营糖厂剥削蔗农,而被日本人以妨害公务罪名关了一星期。

民国38年(1949)农历8月,一位自称是老王的陌生人,[9]到下营来发展共产组织。他原本相中洪伏,要他参加“三人小组”,但洪伏年迈,遂找其子洪水流。洪水流对所谓“三人小组”并不明了,且自己农事繁忙,便推辞了。想不到翌年(1950)7月18日夜,洪水流在田寮被捕,二弟因未带身分证也被捕。

洪水流被捉到麻豆分局后,惨遭数次酷刑,他只好承认参加“三人小组”,二弟也遭严刑逼供,但死不承认,被刑至重伤。后来,二弟被以“知匪不报”判刑3年。

民国39年(1950)11月12日,洪水流被台湾省保安司令部判处“无期徒刑”,“三人小组”另2人被判处死刑,12月底被枪毙。洪水流认为自己是因为缴纳小组费用时坚持不参加,否则,应该也会被判死刑。

民国40年(1951)5月17日,洪水流被送往火烧岛“新生训导处”,过著如奴隶般的劳动生活,与官方强迫接受的思想洗脑课程。民国52年(1963)5月,被送往台东泰源监狱,终日几乎都被囚在牢内。民国61年(1972)4月时,再被送回绿岛国防监狱,于民国73年(1984)1月22日假释出狱,总计被关了33年6个月又2日。

洪水流被捕时35岁,出狱时已近69岁,父殁,妻亦亡故。

南瀛地方自治的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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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台湾的地方自治选举,长期为派系操控。台湾的派系政治,可说是国民党接收台湾后的产物,主要是因国民党接收台湾前,对台湾从未组织经营过,无草根基础,于是利用幕下的台籍政客,来做为统治机关与台湾社会间的桥梁。这些“半山”,由于长期浸淫在国民党的派系政治环境下,遂发展出属于自己的派系,被称为“半山派”,岛内精英也起而对抗,凝聚出“台中派”、“阿海派”与之抗衡,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

蒋介石撤退来台后,3派为首的派系领袖,都遭到削弱拔除的命运,但地方势力仍然存在。由于国民党外来政权的属性,不能没有本土势力的支持,要办理地方选举,更需要地方派系代为动员选票。在这种现实政治的考虑下,只好暂时容许地方派系的存在,不过,却先采局限化、平衡化、经济笼络等策略,限制并操控地方派系的发展,等到威权完全巩固,再逐步加以替换。[10]

民国41年(1952)1月28日,台南县举行国民政府撤退来台后的第1届县议员选举。接著县市长选举,也于同年4月15日投票。不过,南瀛初期地方自治的实施,派系操控力量较大。从民国40年(1951)的第1届县长选举到民国80年(1991)初,约40馀年的时间,台南县的县长,都是由具有浓厚派系色彩的中国国民党党员包办。立委、省议员也多由3大派系推出的人选当选。台南县的派系,早先大体上是基于地缘关系而结合,一般都将之归为3大派系。[11]

海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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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派”就是“北门派”,主要是因这些政治领袖都出生于北门地区,位居沿海。北门区因受限地理环境,早期居民生活困苦,养成刻苦耐劳的个性。外出的北门区居民也较团结,多能互相照顾,凝聚力较强。

民国40年(1951)至46年(1957),北门地区出身的政治领袖分居要津。吴三连当选省参议员,后又出任台北市长,高文瑞当选第1、2届县长,陈华宗任议长,3人并称为“北门派”3大领袖。其后,“海派”又支持出身教育系统的刘博文、李雅樵,先后当选第5、6届及第10、11届县长。

山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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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派”始祖是胡龙宝,因此又称为“胡派”。“山派”是胡龙宝担任国民党部主委期间部署的辅选组织。民国46年(1957),胡龙宝当选第3届县长,并连任第4届县长。在县长任内,他运用政治资源,广结人才,汇聚成“山派”,其女婿张文献曾任监察委员。后来,“山派”的杨宝发亦当选第8、9届县长。

高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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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派”的龙头是高育仁,“高派”的崛起与山派有些渊源。高育仁于民国62年(1973)任第7届县长后,广植人脉,汇成“高派”。高育仁卸任后转任内政部常务次长,先后当选省议长、立法委员。

从第1届至第11届的台南县长,一直是国民党包办,不过,第12届县长的选举,民进党的陈唐山当选,国民党才首次沦为在野党。

南瀛民主政治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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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了二二八事件,接著又笼罩在白色恐怖的氛围中,处处都有情治人员监控的威权体制下,南瀛县民有一段很长的时间,都怯于批评时政,少有人敢公开对执政者发表异议。即使外在的环境是如此恶劣,但还是有一群勇于开创格局的县民,带头走出一条路来,让台南县民在台湾的民主运动史上没有缺席。

南瀛民主政治的发展,大概可以粗分为民主萌芽期、发展期及政党竞争期等3阶段。

民主萌芽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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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初期,出生于学甲镇头港里贫穷农家的吴三连,首先活跃于政坛。民国43年(1954),吴三连由台北市长转任省议员,民国46年(1957)连任。他与郭国基、李源栈、郭雨新、李万居、许世贤等人,都因勇于为省民尽言责,被称为“五虎一凤”。而他们的选举活动,充分发挥了民主政治教育的功能,提升了社会大众的政治意识,吴三连也积极参与在野势力的结合。民国49年(1960)省议员选后,他与在野势力“自由中国”的雷震,召开选举检讨会议,强烈批评国民党选举舞弊。不过,这时南瀛在地的民主运动,还是一片沉寂。

发展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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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60年(1971)之后,国民党政权的外交屡屡受挫,减弱了国民党统治权威的正当性。同时,工业化后的经济发展,中产阶级兴起,新进的精英知识份子和政治人物要求改革,形成民主化的力量。其中,新一代崛起的本土政治人物(黄信介、康宁祥等),和以“大学杂志”为中心的知识份子结合,透过多次的选举,这些政治异议份子,便结合成了一股“党外”的势力。

受到大环境的鼓舞,学甲镇谢三升于民国66年(1977)首次参选省议员时,在潘辉全、林文定等人助选之下,喊出“三斤稻米换无一包烟”,开始为台湾农村的破败提出抗议,对执政党提出批判。最后他虽然落选,但是,选举成为散播民主意识的重要媒介,他的诉求获得广大县民的回响。3年后,他选立委,又喊出“反攻无望论”、“番薯毋惊落土烂,只求枝叶代代湠”的口号,一时风起云涌,县民的民主意识受到启迪。到了民国70年(1981),谢三升终能高票当选省议员。在省议会期间,他与游锡堃、苏贞昌合称“省议会三剑客”,他们曾为了抗议省府超额预算,违反宪法,而坚决辞职。

民国74年(1985),台南县县长选举,“党外”候选人陈水扁强力挑战国民党,竞选期间,陈水扁声势惊人。最后,国民党祭出“山海夹杀”的策略,全力动员山海两派派系来“夹杀”陈水扁,才使陈水扁败下阵来。

政党竞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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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75年(1986)9月28日,党外人士正式成立“民主进步党”,打破了戒严令下的党禁,与国民党形成两大党的局面,开启了台湾有史以来的政党政治。

民国76年(1987)5月,一些县民参与了台北“五一九行动”,要求政府解严。他们的诉求终于在同年7月15日达成。这一天,政府解除了长达38年的戒严令,开放党禁、报禁,并废止或修正与戒严有关的法令。

翌年(1988),由农民主导的“五二○事件”,台南县民大规模的参与,几乎每一个乡镇市都有人参加,尤其是后壁、官田、楠西、南关线的乡镇市最为积极,共约有近3000人参与。这次的活动,无形中让台南县的农民意识、民主意识更加成熟。

民国78年(1989)台南县长选举,民进党的候选人李宗藩,竟然以回乡参选仅100馀天的时间,和当时占有现任执政与组织优势的候选人杨宝发,几乎打成平手。一般咸认,除了候选人的形象,以及选举策略运用成功等因素外,县民民主意识的提升,是极重要的因素。

民国82年(1993),代表民进党的陈唐山当选县长,台南县首次由在野党执政。陈唐山得以入主,有人认为是因他个人条件佳,有人分析是国民党派系倒戈,更有人认为是时机成熟,民心思变,是台南县民主政治发展的必然结果。

南瀛重要政治人物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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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迄今,对台湾政治有所贡献的南瀛政治人物非常多,除了许多长期深耕地方,为民服务的地方公职人员与民代外,亦有不少在台湾政坛举足轻重、影响大局的全国性政治人物,以下仅简要的介绍两位较重要的政治人物。

黄朝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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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朝琴生于1897年,台南县盐水镇人。1923年自早稻田大学毕业,1925年加入国民党,1926年获美国伊利诺大学政治硕士。1927年由美国返抵上海,隔年入外交部侨务局任指导科科员,随后历任特派员、代理科长、秘书、科长、驻旧金山总领事、驻仰光、加尔各答总领事,外交部情报司帮办、驻甘肃特派员等职。1944年4月入中央训练团高级班受训,草拟“台湾收复后之工作设计”受重视,因此战后随即返台,1945年12月出任台北市长,1946年当选参议会议员,并荣膺议长要职。嗣后,蝉连参议会、临时省议会、省议会议长达17年之久,他在议长任内,作风稳健,甚得人和,为台湾地方自治奠定良好基础。

他对国计民生及经济建设,极为重视。自1947年起20多年间,任第一银行董事长暨台湾银行常务董事等职,对台湾金融经济贡献良多。他对文教事业尤其关心,慨捐1000万元,设立黄朝琴奖学金,奖掖众多台南县籍清寒学生。

黄朝琴于1972年病逝,葬于台南县“孝思园”。

陈水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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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水扁出生于台南县官田乡西庄。父亲是佃农,童年家贫,读国小时,每一天都打赤脚走上6、7公里远,但他勤奋向学,初中、高中均以极优异的成绩毕业,在台湾大学读书期间,就通过律师高考。大学毕业后,任职律师,原本多办海事、商务类的案子,美丽岛事件后,受邀担任黄信介的辩护律师,才开始接触到政治案件。当时担任黄信介的辩护律师,是需要相当大的勇气,他的朋友、同学、同业大多反对,但是,妻子吴淑珍毅然鼓励他接这个案子。

民国70年(1981),陈水扁被“党外”推荐参选,当选台北市市议员,从此开始了政治生涯。民国74年(1985),因“蓬莱岛”案,被判刑1年。年底,参选台南县县长,落选,妻子吴淑珍车祸,下半身从此瘫痪。

民国75年(1986),陈水扁入狱,服刑半年后出狱。出狱后,历任立委、台北市长。

民国89年(2000)3月总统大选,陈水扁代表民进党参选,当选总统,成为台湾史上在野党第1次完成政党轮替的总统,不论是对台湾或是南瀛的民主政治史来说,这都是颇富意义的一页。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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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此时台南县辖有新丰、新化、曾文、新营、北门、东石、嘉义、北港、斗六和虎尾等10区,县治设于新营。
  2. “半山”意指曾在大陆参加或协助国民党,战后回到台湾参与政治的人,因为台湾话称中国大陆为“唐山”,这些人就如同半个大陆人,所以称“半山”。
  3. 涂叔君,《南瀛二二八志》,新营:台南县文化局,2001年,页261。
  4. 行政院研究二二八事件小组,《“二二八事件”研究报告》,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企业股份有限公司,1996年,页229。
  5. 戴国煇将白色恐怖定义为:“由反革命派所行使的恐怖行为”。见戴国煇与叶芸芸合著,《爱憎二二八》,台北:远流出版社,2002年,页299。
  6. 安全局机密文件,《历年办理匪案汇编》上册,页18。
  7. 姜天陆,《南瀛白色恐怖志》,新营:台南县文化局,2002年,页343。
  8. 以上资料参阅蓝博洲著《许强医师纪念专辑》,台南:许强医师基金会出版。
  9. 林树林认为即李妈兜所属的杨德全。参阅《出土政治冤案》第2集,页80。
  10. 陈明通,《派系政治与台湾政治变迁》,台北:新自然主义股份有限公司,2001年,页150。
  11. 同注10,页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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