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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运动之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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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运动之前途
中华民国二十九年元旦广播演讲辞
汪精卫
中华民国29年(1940年)1月1日
1940年1月1日
本作品收录于《汪主席和平建国言论集

二十九年这一年,无疑的是和平运动由开始而到达于成功。前几日我在《艳电书后》中已经有所说明了,如今再说几句话、加以引申,作为二十九年献岁发新的颂辞。

或者有人会问我道:“和平运动的意义,我们已经知道了。但是我们的实力如何呢?如果我们没有实力,如何能担负和平运动呢?”这种问法,我是很高兴解答的。因为“不量力”是一件最可怕的事,我们最应该时时刻刻提心吊胆,不可忘却“量力”两个字,方才能够立国于东亚、立国于世界。

我对于所谓实力,想分析为两部份:第一是军事力量、第二是经济力量。如今先说军事力量。

如果说我们的军事力量,够不上做和平运动,那么够得上抗战吗?这真所谓不值一驳的。在芦沟桥事变以前,我们如果知道量力,则应该诚意的、努力的调整中日关系,并且把军事方针确定于防共这一点,那么我们的军事力量可以保存,而且可以发达;即在芦沟桥事变以后,我们如果知道量力,在德国出来斡旋的时候,诚意的、努力的谋和平之实现,那么军事力量还不至过于消耗;即在“近卫声明”以后,我们如果知道量力,诚意的、努力的以谋实现全面的和,那么军事力量虽然消耗,也还可以想法子来恢复。可是一误再误,以至于今,连所谓全面的和也在不可知之数了。军事力量这样的消耗下去,只怕恢复无期了。

然而没有军事力量就不能做和平运动,也未必然的。普法之战,法国的军事力量已经被普国击破,为什么法国还能恢复和平?上次欧洲大战,德国的军事力量在停战时候,几乎可以说是全被缴械。为什么德国还能恢复和平?天下祇有相类的事,没有相同的事。我不是以法、德例中国,我也不想中国蹈法、德循环报复的覆辙。但是我想说明,一个国家在军事力量不幸而被击破之后,这个国家还有一种力量可以存在。这一种力量是什么?是民族意识。普法之战,法国军事力量被击破了,然而民族意识仍然存在。所以于割地赔款之后,仍能保有法国;上次欧洲大战,德国军事力量被击破了,然而民族意识仍然存在,所以于割地赔款之外,再加以种种不平等的束缚,仍能保有德国。

至于中国民族意识的存在已经数千多年,尤其数十年来特别发达。不但我们自己知道,便是日本也知道的。不过我们对于民族意识的力量要估计清楚,我们不可妄自菲薄,以立国才二十多年的捷克斯洛戛为比;我们尤不可妄自期许,以为只凭民族意识便能得到最后胜利。我们要于估计清楚民族意识的力量之后,随时随地而善用之,用之于完成中华民国之建设、用之于分担东亚永久和平的责任。这是我们所能做的,也是我们所应做的。

我们必须明了所谓军事力量是什么,除了专门的军事学识和技能之外,一切物质都是取给于人民的,一切精神也都是由民族意识而来的。即所谓专门的军事学识和技能,也莫非是由人民培养而成,决不是如小说书所谓,一位金甲神从天下降。所以军事力量不能包括民族意识,而民族意识却可以包括军事力量。

可怜的中国人,几十年来,前误于军阀、后误于个人独裁,把军事力量看得如同从天下降的金甲神一样。于是,开口实力、闭口实力,把实力与军事力量看成一物。从前以为没有军事力量不能抗战,如今以为没有军事力量不能讲和,这不是把军事力量看得太重,却是把民族意识的力量看得太轻了。自然,我们将来还是要建军,还是要巩固国防,还是要绥靖地方、保卫人民,我们并没有一刻忘记军事力量。不过我们却要说明,决不是有了军事力量才可以做和平运动!

如今再说经济力量。

说到经济力量,日本是先进国家,最近已骎骎然进于重工业发达的阶段。中国是经济落后国家,重工业还没有萌芽;轻工业刚刚开始,还在幼稚时代便遭著摧残了;甚至号为以农立国,而粮食一项,无论米、麦,都不能自给自足。因此有许多人对于中日经济提携抱著绝对的悲观,以为两个幼稚国家可以说提携、两个强盛国家也可以说提携,一个幼稚国家和一个强盛国家却如何可以说提携呢?这不是狼与羊提携一样吗?这种论调,在战前已经普遍,在战后尤其深刻。以为中国已经是一个落后国家了,如今再加上一个战败国家,所谓经济提携还堪问吗?无论如何,都是合作其名、独占其实,这是势所必至、无可逃避的。

这种绝对的悲观论调,浸淫起来,便成了以下的判断:中国和欧美讲提携还可,和日本讲提携则绝对不可。因为欧美离中国远,来的人不多,来的货色也不多,所以中国人还可以在欧美指缝里过生活;日本离中国近,来的人多,来的货色各样齐全、精粗美恶应有尽有,所以中国人休想望日本在手下留情。除了做苦力外,只有做叫化的了。

总而言之,中国和欧美讲提携,欧美人嚼牛肉排,中国人还可以吃咸菜饭;中国和日本讲提携,日本人吃“沙斯美”,中国人连汤也没得喝了。由于这种判断,便只能有以下的两个希望:其一、日本火山爆发了;其二、欧美合起伙来将日本打倒。但这两个希望,不是等于望天打卦吗?根本就不会成立的。

至于枝节呢?几十年来,中国往往发生抵制日货的事情,这固然由于政治的理由,然而在经济的理由看来,却成了一种变相的保护政策。因为一方面正正堂堂的以政治的理由来抵制日货,一方面却正好偸偸摸摸的以经济的理由来提倡国货。于是,许多国货在抵制日货的环境之下便应时而兴了,但这是好办法吗?恐怕无论何人,都不会承认为好办法的。十年以前,我曾经在香港一间客栈里住过,和茶房谈谈天。我问他道:“近来生意好吗?”他叹口气道:“嗳!广东没有乱,这里生意怎样好呢?”我听了,真是哭笑不得。靠抵制日货来提倡国货,可不是和这种见识一样?不用说根本,连枝节也不应该这样的啊!

然则中日经济提携,真个的是这样绝对的悲观吗?如果是的,和平运动自然无从做起,但是我的看法却不是如此绝对的悲观。我以为日本对于中国,本来有两条路:

一条在军事上谋征服、在经洲上谋独占。那么,那是以中国为殖民地。第一期、榨取原料、销售商品,同时并行;第二期、中国人的购买力尽了、无所谓销售商品了,就只有于榨取原料之外更榨取其劳力,使中国人以苦力始、以叫化终了。这条路行得通吗?行不通的。强行起来,必然遇条中国民族意识之激烈反抗。民族意识不是枪炮所能击破的,其结果必致徒劳而无功。所以这一条路,是断断乎行不通的。

另一条路呢,便是“近卫声明”所谓“按照平等互惠之原则以谋经济提携”了。这条路行得通吗?行得通的。上头说过,中国号为以农立国,而粮食一项,无论米、麦,都不能自给自足。这不是中国地利之咎,而是人工之咎。如果以人工发达地利,使之科学化、现代化,则中国的农业不但能充分的自给自足,并且能充分的供给日本之所需求,如棉花、如羊毛皆是。这些在农业知识上已有定论,用不着多说。至于轻工业呢,中国在战后必须从事于恢复,这是不待言的。那么会和日本的销售商品发生冲突不会呢?普通看来,似乎必然冲突。不是日本商品布满了中国市场,使中国的工业制造品无从销售,因之工业无从发达;便是中国的工业制造品,将日本商品从中国市场驱逐出去。方才所说绝对的悲观论,即是从此出发的。

但是中日两国,难道不能适用有无相通、长短相补的原则吗?难道不能分别部门,以各显所长吗?难道不能于同一部门之中,分别精制品、粗制品,以各尽所能吗?难道不能于同一部门、同一质量之中,更从事于数量的分配,以使之各如其量吗?那见得就这样绝对的悲观呢?中国的民族资本本来有限,以有限的资本来经营各种工业,势必至因分散而薄弱,对外不能竞争。而且资本愈少,则归本及赢利之心愈急,内部因此亦时时发生破裂。这实在是几十年来中国工业不振之最大原因。如果认定几个部门,集中力量从事经营,对外既不至因重复而惹起冲突,而内部亦不致左支右绌,使事业中途停顿。

有许多人恐惧日本货品的廉价,以为必然独占市场。殊不知中国若能用避免重复的办法,对于自己所经营的部门,专心致力;则对于所放任的部门,正可利用日本货品的廉价,减轻买价的负担而增加购买力、增加消费力。这岂不是较好的辨法吗?不特此也,即使同一部门,也可从质量上、数量上想出平均发展的办法的。举一个例来说,二十六年的上半年,日本在中国所办的纱厂以及中国自办的纱厂都获厚利,其原因在什么?在于二十五年之丰收。中国农民得到丰收,过年的时候替自己或替子女多买一块布,各纱厂就觉得销路大畅了。

说起来真伤心,中国号为以农立国、号为人口百分之八十五以上是农民,但是农民所过的生活是人的生活么?不用说别的,衣不蔽体的现象,郷村间触目皆是。自然在上海跳舞场的人们是不会看见的。可知道陕、甘一带有些十七、八岁的姑娘们,因为衣不蔽体,见了人就躱在土坑内啊!如果政治能修明、共匪能肃清、一切不必要的政费军费能减少,则政府可以拿出大批的钱来,从事于农业之改良发达与轻工业之恢复。那么,一般农民收入自然增加了,购买力自然也因之增加了。照现时的纱厂再添十倍,乃至数十倍,也不怕没有销路,那里见得便冲突呢?“不患寡而患不均”,这是一偏之见。均不均是分配问题、寡不寡是生产问题,生产则欲其多、分配则欲其均,才是正理。中国今日可谓寡到极处了,提高人民的生产力,即是提高人民的购买力、即是提高人民的消费力,商品不愁不畅销、市场不愁不推广的。绝对的悲观论者,请放心罢。

以上所说,农业、轻工业是如此,重工业在发达程序上自然较后。但是中国如果要兴办重工业如钢铁厂等等,则欢迎投资、欢迎技术人才是必要的,因之经济提携也是必要的。所以绝对的悲观论者,以为经济上若没有同等的力量则不能提携,这话是没有根据的。此于和平运动关系极大,明白了经济提携之可能性与必要性,便可明白和平运动之可能性与必要性了。

以上所说是“量力”,不是“不量力”。我们不但应该担任和平运动,我们并且能够担任和平运动,以努力于具体的和平条件之获得,并努力于实现。

末了,还有几句话。日本舆论,大体上都盼望中国能有爱国者出来担任和平运动,这是重视中国民族意识之表示,我们十分感谢。但是还有一小部份责备中国,不应只知爱国,应知兴亚尤大于建国。我想答复道,日本人如不爱日本,能爱东亚么?然则中国人如不爱中国,又安能爱东亚?至于中国人呢,应该记著孟子所说,不要“自暴自弃”;尤应该记著韩文公所说,不要成为一个“怠者不能修,而忌者畏人修”的人。那么,于创钜痛深之后同心协力,必能将建国、兴亚两重责任,担负起来。

1996年1月1日,这部作品在原著作国家或地区属于公有领域,之前在美国从未出版,其作者1944年逝世,在美国以及版权期限是作者终身加75年以下的国家以及地区,属于公有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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