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運動之前途
和平運動之前途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元旦廣播演講辭 汪精衞 中華民國29年(1940年)1月1日 1940年1月1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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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九年這一年,無疑的是和平運動由開始而到達於成功。前幾日我在《艷電書後》中已經有所說明了,如今再說幾句話、加以引申,作為二十九年獻歲發新的頌辭。
或者有人會問我道:「和平運動的意義,我們已經知道了。但是我們的實力如何呢?如果我們沒有實力,如何能擔負和平運動呢?」這種問法,我是很高興解答的。因為「不量力」是一件最可怕的事,我們最應該時時刻刻提心吊膽,不可忘卻「量力」兩個字,方纔能夠立國於東亞、立國於世界。
我對於所謂實力,想分析為兩部份:第一是軍事力量、第二是經濟力量。如今先說軍事力量。
如果說我們的軍事力量,夠不上做和平運動,那麼夠得上抗戰嗎?這真所謂不値一駁的。在蘆溝橋事變以前,我們如果知道量力,則應該誠意的、努力的調整中日關係,並且把軍事方針確定於防共這一點,那麼我們的軍事力量可以保存,而且可以發達;即在蘆溝橋事變以後,我們如果知道量力,在德國出來斡旋的時候,誠意的、努力的謀和平之實現,那麼軍事力量還不至過於消耗;即在「近衛聲明」以後,我們如果知道量力,誠意的、努力的以謀實現全面的和,那麼軍事力量雖然消耗,也還可以想法子來恢復。可是一誤再誤,以至於今,連所謂全面的和也在不可知之數了。軍事力量這樣的消耗下去,只怕恢復無期了。
然而沒有軍事力量就不能做和平運動,也未必然的。普法之戰,法國的軍事力量已經被普國擊破,為什麼法國還能恢復和平?上次歐洲大戰,德國的軍事力量在停戰時候,幾乎可以說是全被繳械。為什麼德國還能恢復和平?天下只有相類的事,沒有相同的事。我不是以法、德例中國,我也不想中國蹈法、德循環報復的覆轍。但是我想說明,一個國家在軍事力量不幸而被擊破之後,這個國家還有一種力量可以存在。這一種力量是什麼?是民族意識。普法之戰,法國軍事力量被擊破了,然而民族意識仍然存在。所以於割地賠款之後,仍能保有法國;上次歐洲大戰,德國軍事力量被擊破了,然而民族意識仍然存在,所以於割地賠款之外,再加以種種不平等的束縛,仍能保有德國。
至於中國民族意識的存在已經數千多年,尤其數十年來特別發達。不但我們自己知道,便是日本也知道的。不過我們對於民族意識的力量要估計清楚,我們不可妄自菲薄,以立國纔二十多年的捷克斯洛戛為比;我們尤不可妄自期許,以為只憑民族意識便能得到最後勝利。我們要於估計清楚民族意識的力量之後,隨時隨地而善用之,用之於完成中華民國之建設、用之於分擔東亞永久和平的責任。這是我們所能做的,也是我們所應做的。
我們必須明瞭所謂軍事力量是什麼,除了專門的軍事學識和技能之外,一切物質都是取給於人民的,一切精神也都是由民族意識而來的。即所謂專門的軍事學識和技能,也莫非是由人民培養而成,決不是如小說書所謂,一位金甲神從天下降。所以軍事力量不能包括民族意識,而民族意識卻可以包括軍事力量。
可憐的中國人,幾十年來,前誤於軍閥、後誤於個人獨裁,把軍事力量看得如同從天下降的金甲神一樣。於是,開口實力、閉口實力,把實力與軍事力量看成一物。從前以為沒有軍事力量不能抗戰,如今以為沒有軍事力量不能講和,這不是把軍事力量看得太重,卻是把民族意識的力量看得太輕了。自然,我們將來還是要建軍,還是要鞏固國防,還是要綏靖地方、保衛人民,我們並沒有一刻忘記軍事力量。不過我們卻要說明,決不是有了軍事力量纔可以做和平運動!
如今再說經濟力量。
說到經濟力量,日本是先進國家,最近已駸駸然進於重工業發達的階段。中國是經濟落後國家,重工業還沒有萌芽;輕工業剛剛開始,還在幼稚時代便遭著摧殘了;甚至號為以農立國,而糧食一項,無論米、麥,都不能自給自足。因此有許多人對於中日經濟提攜抱著絕對的悲觀,以為兩個幼稚國家可以說提㩦、兩個強盛國家也可以說提攜,一個幼稚國家和一個強盛國家卻如何可以說提攜呢?這不是狼與羊提攜一樣嗎?這種論調,在戰前已經普遍,在戰後尤其深刻。以為中國已經是一個落後國家了,如今再加上一個戰敗國家,所謂經濟提攜還堪問嗎?無論如何,都是合作其名、獨佔其實,這是勢所必至、無可逃避的。
這種絕對的悲觀論調,浸淫起來,便成了以下的判斷:中國和歐美講提攜還可,和日本講提攜則絕對不可。因為歐美離中國遠,來的人不多,來的貨色也不多,所以中國人還可以在歐美指縫裏過生活;日本離中國近,來的人多,來的貨色各樣齊全、精粗美惡應有盡有,所以中國人休想望日本在手下留情。除了做苦力外,只有做叫化的了。
總而言之,中國和歐美講提攜,歐美人嚼牛肉排,中國人還可以吃鹹菜飯;中國和日本講提攜,日本人吃「沙斯美」,中國人連湯也沒得喝了。由於這種判斷,便只能有以下的兩個希望:其一、日本火山爆發了;其二、歐美合起夥來將日本打倒。但這兩個希望,不是等於望天打卦嗎?根本就不會成立的。
至於枝節呢?幾十年來,中國往往發生抵制日貨的事情,這固然由於政治的理由,然而在經濟的理由看來,卻成了一種變相的保護政策。因為一方面正正堂堂的以政治的理由來抵制日貨,一方面卻正好偸偸摸摸的以經濟的理由來提倡國貨。於是,許多國貨在抵制日貨的環境之下便應時而興了,但這是好辦法嗎?恐怕無論何人,都不會承認為好辦法的。十年以前,我曾經在香港一間客棧裏住過,和茶房談談天。我問他道:「近來生意好嗎?」他嘆口氣道:「噯!廣東沒有亂,這裏生意怎樣好呢?」我聽了,真是哭笑不得。靠抵制日貨來提倡國貨,可不是和這種見識一樣?不用說根本,連枝節也不應該這樣的啊!
然則中日經濟提攜,真個的是這樣絕對的悲觀嗎?如果是的,和平運動自然無從做起,但是我的看法卻不是如此絕對的悲觀。我以為日本對於中國,本來有兩條路:
一條在軍事上謀征服、在經洲上謀獨佔。那麼,那是以中國為殖民地。第一期、榨取原料、銷售商品,同時並行;第二期、中國人的購買力盡了、無所謂銷售商品了,就只有於榨取原料之外更榨取其勞力,使中國人以苦力始、以叫化終了。這條路行得通嗎?行不通的。強行起來,必然遇條中國民族意識之激烈反抗。民族意識不是槍砲所能擊破的,其結果必致徒勞而無功。所以這一條路,是斷斷乎行不通的。
另一條路呢,便是「近衛聲明」所謂「按照平等互惠之原則以謀經濟提攜」了。這條路行得通嗎?行得通的。上頭說過,中國號為以農立國,而糧食一項,無論米、麥,都不能自給自足。這不是中國地利之咎,而是人工之咎。如果以人工發達地利,使之科學化、現代化,則中國的農業不但能充分的自給自足,並且能充分的供給日本之所需求,如棉花、如羊毛皆是。這些在農業知識上已有定論,用不着多說。至於輕工業呢,中國在戰後必須從事於恢復,這是不待言的。那麼會和日本的銷售商品發生衝突不會呢?普通看來,似乎必然衝突。不是日本商品布滿了中國市場,使中國的工業製造品無從銷售,因之工業無從發達;便是中國的工業製造品,將日本商品從中國市場驅逐出去。方纔所說絕對的悲觀論,即是從此出發的。
但是中日兩國,難道不能適用有無相通、長短相補的原則嗎?難道不能分別部門,以各顯所長嗎?難道不能於同一部門之中,分別精製品、粗製品,以各盡所能嗎?難道不能於同一部門、同一質量之中,更從事於數量的分配,以使之各如其量嗎?那見得就這樣絕對的悲觀呢?中國的民族資本本來有限,以有限的資本來經營各種工業,勢必至因分散而薄弱,對外不能競爭。而且資本愈少,則歸本及贏利之心愈急,內部因此亦時時發生破裂。這實在是幾十年來中國工業不振之最大原因。如果認定幾個部門,集中力量從事經營,對外既不至因重複而惹起衝突,而內部亦不致左支右絀,使事業中途停頓。
有許多人恐懼日本貨品的廉價,以為必然獨佔市場。殊不知中國若能用避免重複的辦法,對於自己所經營的部門,專心致力;則對於所放任的部門,正可利用日本貨品的廉價,減輕買價的負擔而增加購買力、增加消費力。這豈不是較好的辨法嗎?不特此也,即使同一部門,也可從質量上、數量上想出平均發展的辦法的。舉一個例來說,二十六年的上半年,日本在中國所辦的紗廠以及中國自辦的紗廠都獲厚利,其原因在什麼?在於二十五年之豐收。中國農民得到豐收,過年的時候替自己或替子女多買一塊布,各紗廠就覺得銷路大暢了。
說起來真傷心,中國號為以農立國、號為人口百分之八十五以上是農民,但是農民所過的生活是人的生活麼?不用說別的,衣不蔽體的現象,郷村間觸目皆是。自然在上海跳舞場的人們是不會看見的。可知道陝、甘一帶有些十七、八歲的姑娘們,因為衣不蔽體,見了人就躱在土坑內啊!如果政治能修明、共匪能肅清、一切不必要的政費軍費能減少,則政府可以拿出大批的錢來,從事於農業之改良發達與輕工業之恢復。那麼,一般農民收入自然增加了,購買力自然也因之增加了。照現時的紗廠再添十倍,乃至數十倍,也不怕沒有銷路,那裏見得便衝突呢?「不患寡而患不均」,這是一偏之見。均不均是分配問題、寡不寡是生產問題,生產則欲其多、分配則欲其均,纔是正理。中國今日可謂寡到極處了,提高人民的生產力,即是提高人民的購買力、即是提高人民的消費力,商品不愁不暢銷、市場不愁不推廣的。絕對的悲觀論者,請放心罷。
以上所說,農業、輕工業是如此,重工業在發達程序上自然較後。但是中國如果要興辦重工業如鋼鐵廠等等,則歡迎投資、歡迎技術人才是必要的,因之經濟提攜也是必要的。所以絕對的悲觀論者,以為經濟上若沒有同等的力量則不能提攜,這話是沒有根據的。此於和平運動關係極大,明白了經濟提攜之可能性與必要性,便可明白和平運動之可能性與必要性了。
以上所說是「量力」,不是「不量力」。我們不但應該擔任和平運動,我們並且能夠擔任和平運動,以努力於具體的和平條件之獲得,並努力於實現。
末了,還有幾句話。日本輿論,大體上都盼望中國能有愛國者出來擔任和平運動,這是重視中國民族意識之表示,我們十分感謝。但是還有一小部份責備中國,不應只知愛國,應知興亞尤大於建國。我想答覆道,日本人如不愛日本,能愛東亞麼?然則中國人如不愛中國,又安能愛東亞?至於中國人呢,應該記著孟子所說,不要「自暴自棄」;尤應該記著韓文公所說,不要成為一個「怠者不能修,而忌者畏人修」的人。那麼,於創鉅痛深之後同心協力,必能將建國、興亞兩重責任,擔負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