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父思想于历史新局中的时代意义

　国父思想于历史新局中的时代意义
作者：宋楚瑜
中华民国81年（1992年）11月12日于台北市

总统、副总统、各位先进、各位女士、先生：

　　今天恭逢　国父一百二十晋七诞辰，也是第二十七届中华文化复兴节，楚瑜奉命出席中枢纪念大会担任专题报告，既感荣幸，也深觉惶恐。敬谨以“国父思想于历史新局中的时代意义”为题，就个人对　国父博大精深的思想体认，以及在所谓“后冷战时代”的历史新局中，国父思想的时代意义，管窥蠡测的一曲所得，就教于各位先进，并藉以纪念　国父诞辰和庆祝中华文化复兴节。

新时代、新局面、新挑战

　　这几年，一个历史性的变局正在我们眼前展开，被称为“铁幕”的共产阵营，居然在短短的一两年中分崩离析。曾经是世界两大强权之一的苏联，竟也在转瞬间四分五裂；二次世界大战后，以意识形态分歧所区划的东西两大阵营，持续达数十年之久的冷战局面，更在一夕之间落幕。随著“后冷战时代”的来临与东西德的统一、欧洲的整合、亚太地区的兴起，一个崭新的世局正在逐渐形成中。

　　西方有些学者认为，冷战时代的结束意味著“意识形态的时代”也将完结。前几年，一位日裔美国学者法兰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发表一篇题为“历史的终结”（The End of History）的论文；便曾大胆断言：现在的世界情势，并不单是冷战的结束或是共产主义的败北，而是已达到人类意识形态进化的最终阶段。他认为基于主张个人自由以及平民之治的自由民主主义，已普为世人所接受，是人类最公正的“终极思想”。因此，他套用马克思当初预言共产主义的话说：这才是“历史的终结”。福山的结论虽然一再获得英美等国领袖的引述，但也引起不少争议。不过有一点倒是获得东、西方学者们一致认同，那就是：人类在本世纪所谓“意识形态时代”中，曾经大规模实验过极右的法西斯主义，和极左的共产主义，结果在付出了亿万生命的代价后，法西斯主义固然已随二次世界大战而告终，共产主义也必将随冷战时代的落幕而化为历史灰烬！

　　共产主义的破产与“后冷战时代”的来临，对我们中国而言，势必衍生出两个问题，一是大陆上的十二亿人民，在对共产主义的信仰澈底幻灭之后，要用什么样的思想信念，来填补这一大片意识形态的真空呢？二是：我们中华民国的立国基础—三民主义—是否能肆应现正形成中的这个新时代呢？楚瑜认为：这两个问题的答案，其实只有一个。

国家发展、基本共识

　　固然所谓“意识形态的时代”势将随著冷战的落幕而结束，然而这并不表示一切“意识形态”的结束，更何况意识形态的对立诚如李总统所说尚未在亚洲消褪。换言之：民主社会的多元化发展，并不意谓著现代国家已不再需要一些基本共识，以规范政治伦理、经济伦理和社会伦理。事实上，正因为现代国家比过去任何一个时代，握有更多的资源、更丰富的资讯、更高的效率与更大的力量，因此更需要一些基本的理想理念，来主导其发展的方向与运行的正轨。尤其对我们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又正处于国家分裂与新旧交替中的大国，更需要一套各方都能接受的思想理念，以做为国家未来统一和发展的基本共识。

　　回顾过去这一个多世纪以来，我们中国不但与世界同步经历了整个“意识形态的时代”的试炼与震荡；更曾走过由传统向现代过渡的漫长蜕变过程。在这段痛苦的转型期中，国人长期争执不休的问题，主要有两大层面：一是制度典范要如何变革更张？二是文化道传应如何调适安置？总而言之，也就是“中国往何处去？”的问题。

　　从晚清到民国初年，曾经对中国前途提出见解主张者，不胜枚举，其中也不乏颇有见地者，但是我们从现代的角度来看，当时绝大多数思想家，都未脱“救亡图存”的范畴，而局限于“致富强之道”的层面上。唯有　中山先生能够超迈古今，放眼天下。他的三民主义固然是迫切实用的“救国主义”，但是他的眼光与思维却更超越了中国一时、一地的问题，而把三民主义的终极目标不仅定位于“以建民国”，更在“以进大同”。正因为他的思想深具前瞻性与全面性，因此乃能历久而弥新，放诸四海而皆准，至今甚至连中共也都不能否定他，而成为海峡两岸一致推崇的伟人。

民族传统、国际责任

　　楚瑜因工作的关系，经常要和一些国际友人接触，也常要用国际间所能理解的字汇与理念，来诠释三民主义的时代意义。在当前历史新局中，楚瑜曾以英文向外国朋友阐释民族主义的时代意义，简单的说乃是“民族传统”与“国际责任”，也就是英文的National Heritage与International Responsibility。

　　当冷战结束，意识形态斗争趋缓后，民族与宗教问题，再度成为冲突的主要来源。目前南斯拉夫的种族冲突、德国的排外风潮，都是因为民族主义未能健康发展的结果。一般而言，民族主义具有若干排他性，很容易误入种族主义的偏狭歧路而难以回头。但是　国父却以其宽大的胸襟与世界性的眼光来阐扬其“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立立人、己达达人”的民族平等理念。因此推翻满清后，国父主张的民族主义既不强调汉民族的优越性与精纯性，甚至还曾批评“汉族沙文主义”自尊自大的心理倾向。更重要的是，他把民族主义的重心，置于恢复传统文化中的固有道德、知识与能力上，并要求国人虚心学习欧美长处，不要固步自封。

　　事实上，　国父的思想既是源自于中国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一脉相承的传统，又不拘泥于中西学说或古今道理，完全以是否合于中国的需要？是否合乎世界的潮流？以决定其思想主义取舍的标准。因此乃能融合中西，集其大成，并使诸多西方现代理念，透过其思想著作，自然接枝在中华文化的基干上；既使西方现代民主、自由、法治等理念和制度中国化，也使中华文化注入新血，从而更丰富了中华文化的内涵与活力。先总统　蒋公订　国父诞辰纪念日为中华文化复兴节，其意义亦即在此。

　　尤其最令人感佩的，就是当中国在世界上的处境最艰困、国势最衰弱的时候，中山先生却一再提醒国人，应善尽中国对世界的“大责任”，并在民族主义中特别强调，未来中国强盛后，要发挥“济弱扶倾”的“王道精神”，使世界各民族一律平等。这种“世界大同”的精神，亦正是当今“后冷战时代”国际上所亟需建立的共识。事实上，近年来，已有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注意到，许多全球性的问题，例如：地球环境的恶化、海洋生态的破坏、南极臭氧层的缺口、以及地球温室效应的增高等等，都不是任何一个国家或民族所能独力解决的，而有赖全面性的国际合作；We Are The World，在这“地球村”上，任何国家光做“自了汉”是不行的！而这种“先进”的国际合作观念，　中山先生早在民族主义中就已再三强调了。我国成立多年，享誉第三世界的农耕队，以及最近成立，极受欢迎的“国际合作发展基金”等等，都是我们实践　国父遗教，主动承担国际责任的表现，也是未来我们赢得是人敬重，增进国际地位的主要途径之一。

民主制度、现代政府

　　就民权主义的时代意义而言，个人认为可简述为“民主制度”与“现代政府”；也相当于英文的Democratic Institution和Modern Government。清末论政者，虽也有“立宪”或“设议会”等主张，但他们大多是把这些民主政治的形式，当作救亡图存的手段。唯有　中山先生把“民生”当作目的。他所要建立的民有、民治、民享的民主共和国，不但突破了中国数千年帝王专制的格局，在当时也是独步于亚洲的，直到今天，更依然合乎世界潮流。假如自由民主主义果真如福山博士所断言，是人类意识形态进化的终点，那么我们可以很骄傲的说：早在一个世纪之前，　国父孙中山先生的思想，就已经达到了那个境界。

　　我国传统政治崇尚“清静无为”，比较强调政府的消极职能。西方民主国家早期也倾向“管得越少，政府越好”，但是　国父在本世纪初却率先提出“万能政府”的理念，主张现代政府应扮演一个积极性，甚至全能化的角色。西方国家则直到三○年代，美国罗斯福总统提出“新政”（New Deal），以政府力量刺激景气复苏后，政府的职能才日渐扩张。但矛盾的是，人们一方面希望现代政府是一个有反应、肯负责、敢担当，而又具备高超能力的“万能政府”；能够为人民解决现代社会的各种问题。另一方面，又担心政府职能过于扩张而流于极权专制，因次又希望现代政府是一个人民能够操控裕如的民主政府。

　　二次世界大战后，许多新兴国家都面临政治发展与经济开发两大问题。这些国家不同于欧美先进诸国，他们既无自发性的“产业革命”，更缺乏由下而上的民间发展动力，为求及早达成现代化，又必须在压缩的时间表下，以极短的时间去完成欧美工业化国家两百多年来所经历的全部过程；于是唯有赖政府扮演“火车头”的角色，由上而下地强力领导。但是，许多第三世界国家正因有赖政府发挥强大的主导功能来发展经济，往往经济未必发展成功，却非常容易落入专制独裁的陷阱！

　　上个月楚瑜奉派前往西班牙，代表中国国民党正式加入由世界各主要民主政党所组成的“国际民主联盟”（International Democrat Union），与会的一些国家代表，向我国致贺之馀，莫不认为：中华民国能够创造经济奇迹固然不易，还能够和平顺利地完成宪政改革，落实民主政治更属难能可贵。这是我们不好高鹜远，能脚踏实地，按　国父“权能区分”的原则，本著经国先生所说：向全民负责，对历史负责的诚恳态度，一步一脚印地推动我们的理想，让“政府有能，人民有权”，才终能创造“政治奇迹”。

经济发展、社会公道

　　就民生主义的时代意义而言，最重要的莫过于“经济发展”与“社会公道”，相当于英文的Economic Development和Social Justice；也就是　国父常说的：“发达生产以致富，合理分配以求均”。

　　后进国家的经济开发，往往是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纪要解决资本累积、人力资源和技术能力等问题，还必须克服诸多传统社会非经济因素的干扰，可说是件相当困难的事。因而　国父主张政府应负起民生建设的主要责任，应与人民“协力”“共谋”民生经济的发展，他还首倡利用外资、外国人才和外国技术，并主张：将来中国之实业，应建设于“合作的基础上”。

　　欧战结束后，　国父眼看西方战后经济日益萧条，曾以英文写了一本题为：Th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of China的计画书，后来我们翻译成“实业计划”；他建议欧美先进国家运用战后闲置的机器、材料、资金和人才，由“国际共同开发中国”。　国父这种“国际共同开发”的先进理念，当时虽未获列强回应，但是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为了防止共产势力扩张，在欧洲进行“马歇尔计划”，并著手援助后进国家，六○年代后又与联合国合作在第三世界进行“国际共同开发计划”，实亦即与　国父当年的理念不谋而合。

　　由于经济因素是苏联解体及华沙集团崩溃的主因。因此，冷战结束后，世界各国都深刻体认到：光靠强大的军事力量而无雄厚的经济基础，不但不足以维系国家安全，反而会让军事负担压垮了国民经济。同样的，今年美国大选，决定选情的主要因素，既非苏联解体、冷战获胜，也非波斯湾战争的胜利，而是国计民生问题。因此“后冷战时代”，世界各国莫不以发展经济为首要之务，而逐渐以“商战”取代“冷战”。今年年初出版的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管理学院院长苏洛（Leaster C. Thurow）所著题为“Head to Head—The Coming Economic Battle Among Japan，Europe，and America”国内译成“世纪之争”的全美畅销书，即认为一场世界性的“经济大战”即将展开，致胜之道不在任何一个企业或国家单打独斗，而必须与他国合作，政府与企业更应密切配合，也就是　国父所说：政府与人民“协力”“共谋”经济的发展。

　　发展经济固非易事，如何分配经济发展的成果，更是困难。世界上任何一个已开发或发展中的国家，都有一段所得分配恶化期，　国父有鉴于此，因而在其民生主义中，特别强调防微杜渐，主张中国在发达生产的过程中，就要未雨绸缪兼顾“合理分配”的问题，而所谓“合不合理？”，也就是一个“社会公道”的问题。

　　虽然我们常说：“公道自在人心”，事实上，“公道”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抽象概念，长久以来，什么是“公道”？如何才算“公道”？一直都是哲学、政治、经济和法理学上争议不休的问题。正因“理未易明”，因此历史上任何特别强调某一阶层的“公道”所发展出的思想主张，往往易沦为极端主义，反而可能造成更大的不公道，共产主义就是一个鲜明的例证。近年来研究“政治发展”（Political Development）的学者们即指出：发展中国家易于面临一个所谓“马克思情景”（Marxist Situation）的陷阱，即社会要求所谓的“公道”，而对于财富分配产生“平均主义”的心态，使资本的累积与投资的诱因受到斲伤，结果反沦为“均贫”的下场。而　国父所主张的社会公道，乃是一种立足点平等、机会均等的公道；他所主张的“合理分配”，是社会上“大多数”的经济利益“相调和”的分配方式，其方法并非“劫富济贫”，而是帮助贫者致富，进以达到所谓“大家发财”的“均富”理想。

守经达变、弹性务实

　　事实上，民主政治乃是一种社会利益冲突与调和的“可能性艺术”；至于民主的方式，并非“零——和”式的胜负对决，而是沟通、妥协、各种损益，也就是国父所说的“调和”；以使整个社会获得胜面最大，而负面最小的结果。事实上，国父既非不知变通的教条主义者，也不是一个浪漫的理想主义者，而是一位非常实际的革命家与政治家。为了建立民国，国父固然有十次起义失败仍不气馁的韧性，但为了达成革命的目标，他也颇具弹性的曾与会党、保皇党、两广军阀、北洋政府甚至其他党派进行阶段性的妥协与合作，但又从不动摇其基本理想与目标，楚瑜认为，像　国父这种“守经达变”的务实精神，正是我们处于此剧变中的民主开放时代，面对理想与现实未尽调和时，所要特别心领神会之处。

　　二十世纪已接近尾闾，一个新的时代正揭开序幕。回顾过去，固然三民主义在台湾的成功经验，已为我们重见了百馀年来所丧失的民族自信；并为中国的统一前途，揭橥了一个更为明确的方向。然而时代巨轮不断向前，我们决不可沈缅于过去的成就，而满足于当前的局面；更不可因国家暂时的分裂，而萌生“台湾独立”的妄念，我们应该学习　国父宽阔的胸襟与远大的眼光，彻底破除偏狭的省籍情结与地域观念，而应以“天下为公”的襟怀，将三民主义的成功经验，推广至全中国。在此，我认为，我们也应正告中共：　中山先生的思想并非为中国国民党而产生，更非为意识形态的时代而存在；他心心念念俱在全中国乃至全人类的共同福祉与前途，　中山先生固然创造了三民主义，但他从未使三民主义教条化而刻意排斥其他的思想主义；更从不凸出三民主义与其他主义的差异性，反而一再强调他们的共通性；因为，　中山先生的思想本即是集中华文化与世界文明之大成；只要对中国有利、对世界有利，他毫无一己之执或门户之见。因此，　中山先生的思想主义，与其说是一种—“意识形态”，不如说是一套合情入理的“中国思维”，它并非中国国民党专利的思想主义，而应该是全体中国人共同所有的资产。中共在与我们同时纪念　中山先生之馀，何不也共同分享这份丰厚的文化遗产，已使中国早日统一在民主、自由、均富的康庄大道之上呢？

日新又新、再创新局

　　总之，虽然世局在变，时代在变，潮流也在变，但是万变不离其宗；凡思想主义之顺乎天理，应乎人情，适乎世界潮流，合乎中国需要者，必能永续存在于亿万中国人心中，成为未来中国统一与发展的必然方向。更何况国父思想已不仅是一种意识形态，而已成为中华文化的一部分；不仅不会随著“意识形态时代”的终结而没落，更必因中华文化的复兴而发扬。在此历史性的关键时期，让我们确实把握国父思想的时代意义，效法　国父日新又新的时代精神，在李总统领导下，共同开创中华民族更为恢宏璀灿的新时代！报告完毕。恭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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