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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父思想于历史新局中的时代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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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父思想于历史新局中的时代意义
作者:宋楚瑜
中华民国81年(1992年)11月12日于台北市

总统副总统、各位先进、各位女士、先生:

  今天恭逢 国父一百二十晋七诞辰,也是第二十七届中华文化复兴节,楚瑜奉命出席中枢纪念大会担任专题报告,既感荣幸,也深觉惶恐。敬谨以“国父思想于历史新局中的时代意义”为题,就个人对 国父博大精深的思想体认,以及在所谓“后冷战时代”的历史新局中,国父思想的时代意义,管窥蠡测的一曲所得,就教于各位先进,并藉以纪念 国父诞辰和庆祝中华文化复兴节。

新时代、新局面、新挑战

  这几年,一个历史性的变局正在我们眼前展开,被称为“铁幕”的共产阵营,居然在短短的一两年中分崩离析。曾经是世界两大强权之一的苏联,竟也在转瞬间四分五裂二次世界大战后,以意识形态分歧所区划的东西两大阵营,持续达数十年之久的冷战局面,更在一夕之间落幕。随著“后冷战时代”的来临与东西德的统一、欧洲的整合、亚太地区的兴起,一个崭新的世局正在逐渐形成中。

  西方有些学者认为,冷战时代的结束意味著“意识形态的时代”也将完结。前几年,一位日裔美国学者法兰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发表一篇题为“历史的终结”(The End of History)的论文;便曾大胆断言:现在的世界情势,并不单是冷战的结束或是共产主义的败北,而是已达到人类意识形态进化的最终阶段。他认为基于主张个人自由以及平民之治的自由民主主义,已普为世人所接受,是人类最公正的“终极思想”。因此,他套用马克思当初预言共产主义的话说:这才是“历史的终结”。福山的结论虽然一再获得英美等国领袖的引述,但也引起不少争议。不过有一点倒是获得东、西方学者们一致认同,那就是:人类在本世纪所谓“意识形态时代”中,曾经大规模实验过极右的法西斯主义,和极左的共产主义,结果在付出了亿万生命的代价后,法西斯主义固然已随二次世界大战而告终,共产主义也必将随冷战时代的落幕而化为历史灰烬!

  共产主义的破产与“后冷战时代”的来临,对我们中国而言,势必衍生出两个问题,一是大陆上的十二亿人民,在对共产主义的信仰澈底幻灭之后,要用什么样的思想信念,来填补这一大片意识形态的真空呢?二是:我们中华民国的立国基础—三民主义—是否能肆应现正形成中的这个新时代呢?楚瑜认为:这两个问题的答案,其实只有一个。

国家发展、基本共识

  固然所谓“意识形态的时代”势将随著冷战的落幕而结束,然而这并不表示一切“意识形态”的结束,更何况意识形态的对立诚如李总统所说尚未在亚洲消褪。换言之:民主社会的多元化发展,并不意谓著现代国家已不再需要一些基本共识,以规范政治伦理、经济伦理和社会伦理。事实上,正因为现代国家比过去任何一个时代,握有更多的资源、更丰富的资讯、更高的效率与更大的力量,因此更需要一些基本的理想理念,来主导其发展的方向与运行的正轨。尤其对我们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又正处于国家分裂与新旧交替中的大国,更需要一套各方都能接受的思想理念,以做为国家未来统一和发展的基本共识。

  回顾过去这一个多世纪以来,我们中国不但与世界同步经历了整个“意识形态的时代”的试炼与震荡;更曾走过由传统向现代过渡的漫长蜕变过程。在这段痛苦的转型期中,国人长期争执不休的问题,主要有两大层面:一是制度典范要如何变革更张?二是文化道传应如何调适安置?总而言之,也就是“中国往何处去?”的问题。

  从晚清到民国初年,曾经对中国前途提出见解主张者,不胜枚举,其中也不乏颇有见地者,但是我们从现代的角度来看,当时绝大多数思想家,都未脱“救亡图存”的范畴,而局限于“致富强之道”的层面上。唯有 中山先生能够超迈古今,放眼天下。他的三民主义固然是迫切实用的“救国主义”,但是他的眼光与思维却更超越了中国一时、一地的问题,而把三民主义的终极目标不仅定位于“以建民国”,更在“以进大同”。正因为他的思想深具前瞻性与全面性,因此乃能历久而弥新,放诸四海而皆准,至今甚至连中共也都不能否定他,而成为海峡两岸一致推崇的伟人。

民族传统、国际责任

  楚瑜因工作的关系,经常要和一些国际友人接触,也常要用国际间所能理解的字汇与理念,来诠释三民主义的时代意义。在当前历史新局中,楚瑜曾以英文向外国朋友阐释民族主义的时代意义,简单的说乃是“民族传统”与“国际责任”,也就是英文的National Heritage与International Responsibility。

  当冷战结束,意识形态斗争趋缓后,民族与宗教问题,再度成为冲突的主要来源。目前南斯拉夫的种族冲突、德国的排外风潮,都是因为民族主义未能健康发展的结果。一般而言,民族主义具有若干排他性,很容易误入种族主义的偏狭歧路而难以回头。但是 国父却以其宽大的胸襟与世界性的眼光来阐扬其“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立立人、己达达人”的民族平等理念。因此推翻满清后,国父主张的民族主义既不强调汉民族的优越性与精纯性,甚至还曾批评“汉族沙文主义”自尊自大的心理倾向。更重要的是,他把民族主义的重心,置于恢复传统文化中的固有道德、知识与能力上,并要求国人虚心学习欧美长处,不要固步自封。

  事实上, 国父的思想既是源自于中国周公孔子一脉相承的传统,又不拘泥于中西学说或古今道理,完全以是否合于中国的需要?是否合乎世界的潮流?以决定其思想主义取舍的标准。因此乃能融合中西,集其大成,并使诸多西方现代理念,透过其思想著作,自然接枝在中华文化的基干上;既使西方现代民主、自由、法治等理念和制度中国化,也使中华文化注入新血,从而更丰富了中华文化的内涵与活力。先总统 蒋公订 国父诞辰纪念日为中华文化复兴节,其意义亦即在此。

  尤其最令人感佩的,就是当中国在世界上的处境最艰困、国势最衰弱的时候,中山先生却一再提醒国人,应善尽中国对世界的“大责任”,并在民族主义中特别强调,未来中国强盛后,要发挥“济弱扶倾”的“王道精神”,使世界各民族一律平等。这种“世界大同”的精神,亦正是当今“后冷战时代”国际上所亟需建立的共识。事实上,近年来,已有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注意到,许多全球性的问题,例如:地球环境的恶化、海洋生态的破坏、南极臭氧层的缺口、以及地球温室效应的增高等等,都不是任何一个国家或民族所能独力解决的,而有赖全面性的国际合作;We Are The World,在这“地球村”上,任何国家光做“自了汉”是不行的!而这种“先进”的国际合作观念, 中山先生早在民族主义中就已再三强调了。我国成立多年,享誉第三世界的农耕队,以及最近成立,极受欢迎的“国际合作发展基金”等等,都是我们实践 国父遗教,主动承担国际责任的表现,也是未来我们赢得是人敬重,增进国际地位的主要途径之一。

民主制度、现代政府

  就民权主义的时代意义而言,个人认为可简述为“民主制度”与“现代政府”;也相当于英文的Democratic Institution和Modern Government。清末论政者,虽也有“立宪”或“设议会”等主张,但他们大多是把这些民主政治的形式,当作救亡图存的手段。唯有 中山先生把“民生”当作目的。他所要建立的民有、民治、民享的民主共和国,不但突破了中国数千年帝王专制的格局,在当时也是独步于亚洲的,直到今天,更依然合乎世界潮流。假如自由民主主义果真如福山博士所断言,是人类意识形态进化的终点,那么我们可以很骄傲的说:早在一个世纪之前, 国父孙中山先生的思想,就已经达到了那个境界。

  我国传统政治崇尚“清静无为”,比较强调政府的消极职能。西方民主国家早期也倾向“管得越少,政府越好”,但是 国父在本世纪初却率先提出“万能政府”的理念,主张现代政府应扮演一个积极性,甚至全能化的角色。西方国家则直到三○年代,美国罗斯福总统提出“新政”(New Deal),以政府力量刺激景气复苏后,政府的职能才日渐扩张。但矛盾的是,人们一方面希望现代政府是一个有反应、肯负责、敢担当,而又具备高超能力的“万能政府”;能够为人民解决现代社会的各种问题。另一方面,又担心政府职能过于扩张而流于极权专制,因次又希望现代政府是一个人民能够操控裕如的民主政府。

  二次世界大战后,许多新兴国家都面临政治发展与经济开发两大问题。这些国家不同于欧美先进诸国,他们既无自发性的“产业革命”,更缺乏由下而上的民间发展动力,为求及早达成现代化,又必须在压缩的时间表下,以极短的时间去完成欧美工业化国家两百多年来所经历的全部过程;于是唯有赖政府扮演“火车头”的角色,由上而下地强力领导。但是,许多第三世界国家正因有赖政府发挥强大的主导功能来发展经济,往往经济未必发展成功,却非常容易落入专制独裁的陷阱!

  上个月楚瑜奉派前往西班牙,代表中国国民党正式加入由世界各主要民主政党所组成的“国际民主联盟”(International Democrat Union),与会的一些国家代表,向我国致贺之馀,莫不认为:中华民国能够创造经济奇迹固然不易,还能够和平顺利地完成宪政改革,落实民主政治更属难能可贵。这是我们不好高鹜远,能脚踏实地,按 国父“权能区分”的原则,本著经国先生所说:向全民负责,对历史负责的诚恳态度,一步一脚印地推动我们的理想,让“政府有能,人民有权”,才终能创造“政治奇迹”。

经济发展、社会公道

  就民生主义的时代意义而言,最重要的莫过于“经济发展”与“社会公道”,相当于英文的Economic Development和Social Justice;也就是 国父常说的:“发达生产以致富,合理分配以求均”。

  后进国家的经济开发,往往是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纪要解决资本累积、人力资源和技术能力等问题,还必须克服诸多传统社会非经济因素的干扰,可说是件相当困难的事。因而 国父主张政府应负起民生建设的主要责任,应与人民“协力”“共谋”民生经济的发展,他还首倡利用外资、外国人才和外国技术,并主张:将来中国之实业,应建设于“合作的基础上”。

  欧战结束后, 国父眼看西方战后经济日益萧条,曾以英文写了一本题为:Th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of China的计画书,后来我们翻译成“实业计划”;他建议欧美先进国家运用战后闲置的机器、材料、资金和人才,由“国际共同开发中国”。 国父这种“国际共同开发”的先进理念,当时虽未获列强回应,但是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为了防止共产势力扩张,在欧洲进行“马歇尔计划”,并著手援助后进国家,六○年代后又与联合国合作在第三世界进行“国际共同开发计划”,实亦即与 国父当年的理念不谋而合。

  由于经济因素是苏联解体及华沙集团崩溃的主因。因此,冷战结束后,世界各国都深刻体认到:光靠强大的军事力量而无雄厚的经济基础,不但不足以维系国家安全,反而会让军事负担压垮了国民经济。同样的,今年美国大选,决定选情的主要因素,既非苏联解体、冷战获胜,也非波斯湾战争的胜利,而是国计民生问题。因此“后冷战时代”,世界各国莫不以发展经济为首要之务,而逐渐以“商战”取代“冷战”。今年年初出版的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管理学院院长苏洛(Leaster C. Thurow)所著题为“Head to Head—The Coming Economic Battle Among Japan,Europe,and America”国内译成“世纪之争”的全美畅销书,即认为一场世界性的“经济大战”即将展开,致胜之道不在任何一个企业或国家单打独斗,而必须与他国合作,政府与企业更应密切配合,也就是 国父所说:政府与人民“协力”“共谋”经济的发展。

  发展经济固非易事,如何分配经济发展的成果,更是困难。世界上任何一个已开发或发展中的国家,都有一段所得分配恶化期, 国父有鉴于此,因而在其民生主义中,特别强调防微杜渐,主张中国在发达生产的过程中,就要未雨绸缪兼顾“合理分配”的问题,而所谓“合不合理?”,也就是一个“社会公道”的问题。

  虽然我们常说:“公道自在人心”,事实上,“公道”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抽象概念,长久以来,什么是“公道”?如何才算“公道”?一直都是哲学、政治、经济和法理学上争议不休的问题。正因“理未易明”,因此历史上任何特别强调某一阶层的“公道”所发展出的思想主张,往往易沦为极端主义,反而可能造成更大的不公道,共产主义就是一个鲜明的例证。近年来研究“政治发展”(Political Development)的学者们即指出:发展中国家易于面临一个所谓“马克思情景”(Marxist Situation)的陷阱,即社会要求所谓的“公道”,而对于财富分配产生“平均主义”的心态,使资本的累积与投资的诱因受到斲伤,结果反沦为“均贫”的下场。而 国父所主张的社会公道,乃是一种立足点平等、机会均等的公道;他所主张的“合理分配”,是社会上“大多数”的经济利益“相调和”的分配方式,其方法并非“劫富济贫”,而是帮助贫者致富,进以达到所谓“大家发财”的“均富”理想。

守经达变、弹性务实

  事实上,民主政治乃是一种社会利益冲突与调和的“可能性艺术”;至于民主的方式,并非“零——和”式的胜负对决,而是沟通、妥协、各种损益,也就是国父所说的“调和”;以使整个社会获得胜面最大,而负面最小的结果。事实上,国父既非不知变通的教条主义者,也不是一个浪漫的理想主义者,而是一位非常实际的革命家与政治家。为了建立民国,国父固然有十次起义失败仍不气馁的韧性,但为了达成革命的目标,他也颇具弹性的曾与会党保皇党、两广军阀、北洋政府甚至其他党派进行阶段性的妥协与合作,但又从不动摇其基本理想与目标,楚瑜认为,像 国父这种“守经达变”的务实精神,正是我们处于此剧变中的民主开放时代,面对理想与现实未尽调和时,所要特别心领神会之处。

  二十世纪已接近尾闾,一个新的时代正揭开序幕。回顾过去,固然三民主义在台湾的成功经验,已为我们重见了百馀年来所丧失的民族自信;并为中国的统一前途,揭橥了一个更为明确的方向。然而时代巨轮不断向前,我们决不可沈缅于过去的成就,而满足于当前的局面;更不可因国家暂时的分裂,而萌生“台湾独立”的妄念,我们应该学习 国父宽阔的胸襟与远大的眼光,彻底破除偏狭的省籍情结与地域观念,而应以“天下为公”的襟怀,将三民主义的成功经验,推广至全中国。在此,我认为,我们也应正告中共: 中山先生的思想并非为中国国民党而产生,更非为意识形态的时代而存在;他心心念念俱在全中国乃至全人类的共同福祉与前途, 中山先生固然创造了三民主义,但他从未使三民主义教条化而刻意排斥其他的思想主义;更从不凸出三民主义与其他主义的差异性,反而一再强调他们的共通性;因为, 中山先生的思想本即是集中华文化与世界文明之大成;只要对中国有利、对世界有利,他毫无一己之执或门户之见。因此, 中山先生的思想主义,与其说是一种—“意识形态”,不如说是一套合情入理的“中国思维”,它并非中国国民党专利的思想主义,而应该是全体中国人共同所有的资产。中共在与我们同时纪念 中山先生之馀,何不也共同分享这份丰厚的文化遗产,使中国早日统一在民主、自由、均富的康庄大道之上呢?

日新又新、再创新局

  总之,虽然世局在变,时代在变,潮流也在变,但是万变不离其宗;凡思想主义之顺乎天理,应乎人情,适乎世界潮流,合乎中国需要者,必能永续存在于亿万中国人心中,成为未来中国统一与发展的必然方向。更何况国父思想已不仅是一种意识形态,而已成为中华文化的一部分;不仅不会随著“意识形态时代”的终结而没落,更必因中华文化的复兴而发扬。在此历史性的关键时期,让我们确实把握国父思想的时代意义,效法 国父日新又新的时代精神,在李总统领导下,共同开创中华民族更为恢宏璀灿的新时代!报告完毕。恭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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