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领导方法

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领导方法

——学习《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
中国共产党云南省委员会写作小组
1971年7月7日

本作品收录于《红旗》

一

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中国共产党走过了五十年光辉的战斗历程。半个世纪来，毛主席在领导中国革命的各个历史时期，不仅为我党制定了唯一正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治路线，也为我们提出了贯彻执行这条政治路线的一整套科学的领导方法。一九四三年，毛主席发表的《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这篇光辉著作，运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原理，总结了中国革命斗争的丰富经验，提出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一马克思主义的领导方法，武装了广大干部，大大提高了全党的领导水平，保证了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贯彻执行。它是我们克服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批判王明、刘少奇一类政治骗子唯心论的先验论的强大思想武器，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领导方法最完整的纲领。

在这篇光辉著作中，毛主席强调指出：“必须广泛地深入地提倡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领导方法。”科学的领导方法是执行正确路线的保证。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的方法，是同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不相容的。毛主席以生动的比喻阐明了领导方法对于执行路线的重要性：“我们不但要提出任务，而且要解决完成任务的方法问题。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没有桥或没有船就不能过。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不解决方法问题，任务也只是瞎说一顿。”（《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现在各个地区、各条战线都在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但有的执行得好些，有的执行得差些，原因在那里？其中之一，就有个“桥”和“船”解决得好不好的问题。“有了正确的方针政策，如果在工作方法上疏忽了，还是要发生问题。”（《党委会的工作方法》）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总结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实践经验，代表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体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的统一。如果我们不采用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不注意把党的路线、政策化为广大群众自觉的行动，就不能很好地动员和组织广大群众去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甚至还可能背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不讲究方法，实质上就是不懂得如何革命，就不可能夺取革命的胜利。因此，领导方法问题，是关系到执行路线的大问题。认为“只要路线对了，领导方法注意不注意无关紧要”，这是把路线和方法割裂开来、把世界观和方法论割裂开来的一种形而上学的糊涂认识。

在我党的历史上，马克思主义的领导方法和反马克思主义的领导方法的斗争，总是同两条路线斗争相联系的。 王明、刘少奇一类政治骗子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代表了地主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的利益，同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相对立。这条路线是以资产阶级唯心论和形而上学作为思想基础的。刘少奇一伙为了推行错误路线，总是凭借其篡夺的那一部分权力，采取所谓“扎根串连”等反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把他们那些反动观点强加于干部和人民群众，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相对抗。因此，批判王明、刘少奇一类政治骗子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还必须批判同这条路线相联系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早在三十年前，毛主席就针对叛徒王明的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认识和实践相脱离为特征的机会主义，尖锐地指出：“这种反科学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观主义的方法，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工人阶级的大敌，是人民的大敌，是民族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大敌当前，我们有打倒它的必要。”（《改造我们的学习》）在伟大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批判了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的形“左”实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同时也痛斥了他攻击对社会情况进行调查研究的科学方法已经“过时”的反动谬论，针锋相对地指出：“过去我们党采用的开调查会等行之有效的调查研究方法，应当继续采用。”我们党经过几十年的两条路线斗争，特别是经过这次亿万人民群众参加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毛主席一贯倡导的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得到了极大的发扬，而王明、刘少奇一类政治骗子推行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以及同他们这条路线相适应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则遭到了可耻的破产。

历史经验说明：我们党的全部历史，就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不断战胜“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历史，也是毛主席倡导的马克思主义领导方法不断战胜王明、刘少奇一类政治骗子的反马克思主义领导方法的历史。两种领导方法的斗争，实质上就是两条路线、两种世界观的斗争。在一切工作中，是不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领导方法，能不能自觉地同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的领导方法作斗争，这是有没有路线斗争觉悟的问题，要不要继续革命的问题，坚持不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一定要从这个高度来认识，不断提高我们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领导水平。

二

毛主席在《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这篇光辉著作中教导我们：“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又到群众中坚持下去，以形成正确的领导意见，这是基本的领导方法。”这个方法，就是我党著名的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

毛主席运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观点，对这个基本的领导方法作了极其深刻的阐述：“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这是用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从本质上阐明党的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的光辉典范。它使我们深刻认识到：一切错误领导之所以必然失败，是因为它们的认识论都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是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既是只有做群众的学生才能做群众的先生的群众路线，也是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认识路线。坚持这一科学的领导方法，就是坚持群众观点和实践观点，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领导方法，把群众的革命实践提到了首要的地位。人民群众是从事三大革命运动的主体，也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主体。群众的实践，群众的斗争，是领导意见、计划、办法的唯一源泉。离开了群众的革命实践，正确的领导意见就无法产生。当着领导意见形成以后，也只有回到群众的实践中去，才能得到检验，得到实行，得到发展。那些脱离群众革命实践的假道理、错主意，假如照了去做，就要碰壁，就要失败。由此可见，群众的革命实践，是形成正确领导意见的基础。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也是实行马克思主义的领导方法的基本观点。

实行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必须牢固地树立群众观点，坚信“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只有投身到群众的革命实践中去，了解社会各阶级的生动情况，了解群众的愿望和要求，总结群众的丰富的实践经验，再形成领导意见回到群众中去，才能实行正确的领导。一个好的领导者，就在于他眼睛向下，善于倾听群众的意见，善于把出主意、想办法建立在集中群众智慧和经验的基础之上。实践证明：只有来自群众，才能代表群众；只有先做群众的学生，才能做群众的先生。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暴风雨中诞生的许多领导班子，以崭新的面貌深深扎根于群众之中，广大新老干部遵照毛主席的教导，放下官架子，甘当小学生。但是，在大好形势下，要警惕骄傲自满、脱离群众的思想作风的滋长。如果认为自己比群众“高明”，缺乏群众观点，要群众听自己的多，自己听群众的少，对下面批评多，向下面学习少，那就会障碍我们实行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我们不要太相信自己，不要骄傲。必须明白，群众中有真理，群众比我们懂得多，能教给我们许许多多的事情，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在群众面前摆官架子，以“高明者”自居。反骄破满，大破“领导高明论”，从根本意义上说，就是反对脱离群众。坚持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就能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保证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伟大导师列宁指出：“只有相信人民的人，只有投入人民生气勃勃的创造力泉源中去的人，才能获得胜利并保持政权。”（《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这一马克思主义的至理名言，我们一刻也不能忘记。

毛主席教导我们，在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又到群众中坚持下去的过程中，“必须采取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相结合的方法”。一般和个别相结合，是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的组成部分。

唯物辩证法认为，一般寓于个别之中，普遍性存在于特殊性之中。人们认识事物的秩序，总是由认识个别的特殊的事物开始，逐步地扩大到认识一般的普遍的事物。正确的领导意见，正是从研究许多个别的事物中逐渐形成的。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就是“从许多个别指导中形成一般意见”；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就是拿“一般意见到许多个别单位中去考验”，然后集中新的经验做成新的指示去普遍指导群众。因此，各级领导干部都必须学会一般和个别相结合的方法，并运用这种方法于一切工作之中。

毛主席指出：“任何领导人员，凡不从下级个别单位的个别人员、个别事件取得具体经验者，必不能向一切单位作普遍的指导。”作为一个领导干部，“走马看花”、听取汇报和看一些下面来的书面材料是必要的，但了解情况和掌握政策的基本功，应当是深入群众，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抓好典型。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方针、政策，是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经验的总结，具有普遍意义。 要真正贯彻执行，关键是要和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这就需要我们先在一个或几个单位深入实施，突破一点，取得经验，提出在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贯彻执行的计划和办法。认为“没有‘点’照样工作”，“不抓典型照样能完成任务”，这种观点从根本上违背了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领导方法，就要深入群众，调查研究，认真抓好典型，从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以有力地指导面上的工作。　 从典型中概括出来的一般意见，还必须再回到群众的革命实践中去，使其得到检验、丰富和发展。正确的领导意见，单凭一两次实践、一两次总结，是难于形成的，必须经过从个别到一般、从一般到个别的多次反复，经过成功和失败、正确和错误的多次比较和鉴别，才能得到比较符合客观实际的正确认识。我们有些同志开始接触某项工作时，比较谦虚谨慎、兢兢业业，但是一有了点经验，取得了一些成绩，就骄傲起来，沾沾自喜于一得之功，一孔之见，不愿继续深入实际，深入群众，反复实践，总结新经验，研究新问题。这种把一个时期的局部经验绝对化，凭老经验办事的情况，势必使自己的思想停滞，走到主观和客观相分裂、认识和实践相脱离的邪路上去，犯右的或“左”的错误。

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一类政治骗子，从他们地主资产阶级的反动立场出发，竭力宣扬“群众落后论”，胡说什么因为“群众的文化水平很低”，才需要“采取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的方法”。①他们根本否认正确的领导意见来自群众的革命实践，鼓吹解决问题的办法是靠头脑里凭空想出来的，胡说：“只要有一个问题在脑子里存在”，不需要学习和调查研究，经过一番胡思乱想就可以“想出来了”。请看：宣扬唯心论的先验论的政治骗子堕落到何等地步！在刘少奇这类政治骗子看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不需要学的，群众是愚昧无知的，群众的实践是不值一提的，只有他们这些口称“小小老百姓”实则大大野心家的“先知先觉”者的脑壳才是万能的。反对马克思主义，否认实践，敌视群众，正是反动的唯心论的先验论的要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一切新老叛徒们，都毫无例外地在这些根本问题上，滚进了机会主义、修正主义的泥坑。刘少奇一类政治骗子宣扬唯心论的先验论，就是妄图把广大干部引向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邪路，以便他们按照资产阶级世界观来改造世界，实现其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目的。伟大导师马克思和恩格斯教导说：“我们不能和那些公开说什么工人太缺少教育，不能自己解放自己，因而应当由仁爱的大小资产者从上面来解放的人们一道走。”（《致奥·倍倍尔等人》）我们只能站在马列主义的立场上，而决不能跟刘少奇一类自命“经过几十年政治风浪”的政治骗子的谣言和诡辩混在一起。

各级领导干部实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领导方法，必须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发挥主观能动作用，坚持阶级分析的方法，正确地反映群众的愿望和要求，并善于把党的方针、政策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

群众的意见往往是分散的、无系统的，而且反映着人民内部各个阶级和阶层的不同利益和要求。因此，在集中群众意见的时候，必须运用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方法，进行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要具体分析群众中各种意见所代表的阶级利益，分清那些是反映工人阶级、贫下中农和广大革命群众的意见，那些是反映中间阶层的意见，那些则是反映剥削阶级观点的违背群众利益的错误意见。要善于透过现象抓住实质，善于从本质上发现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不要将少数落后分子的意见，误认为广大群众的意见。这样的意见，才能合乎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所接受。同样，在到群众中坚持下去的时候，要通过艰苦细致的思想工作和组织工作，启发群众的觉悟，使群众真正认识到党的任务和政策，是建立在科学的阶级分析的基础上的，代表了工人阶级、贫下中农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它能保证在工人阶级领导下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以最大限度地孤立和打击一小撮最顽固的阶级敌人。要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教育，贯串于坚持下去的过程中。这样，才能充分调动最广大群众的积极性，把党的方针、政策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使我们的每一个运动，每一个斗争，广大群众都能懂得，都能掌握。集中起来和坚持下去的过程，也就是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过程。我们只有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引下，充分发挥主观能动作用，才能在集中起来和坚持下去的过程中，达到“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

毛主席教导我们，一切为群众的工作，有两条原则：“一条是群众的实际上的需要，而不是我们脑子里头幻想出来的需要；一条是群众的自愿，由群众自己下决心，而不是由我们代替群众下决心。”（《文化工作中的统一战线》）形成领导意见，要遵循这两条原则；贯彻领导意见，也要遵循这两条原则。想问题，做工作，从群众出发而又以群众为归宿，那就什么都能好办。如果只凭自己的愿望和热情，不顾群众的需要和自愿，离开了当前的现实性，把仅在将来有现实可能性的理想勉强地放在现时来做，或者认为党的方针、政策代表了群众的利益，就不必再做艰苦细致的思想工作，不向群众讲清要做的是怎么一回事，应当怎样去做，而是由领导代替群众下决心，这就必然产生命令主义，犯“左”的错误。如果在群众迫切需要前进的时候，领导干部还按照常规走路，胸无大志，无所作为，害怕困难，不敢革命，那就要脱离群众，落后于群众，犯右的错误。领导和群众的关系，应当是：凡属人民群众的正确意见，必须依据情况，领导群众加以实现；而对于人民群众中发生的不正确的意见，则必须积极地帮助他们克服和纠正。这样，才能既避免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又防止命令主义和尾巴主义。

三

毛主席在这篇光辉著作中，向我们提出了战斗任务：“我党一切领导同志必须随时拿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领导方法去同主观主义的和官僚主义的领导方法相对立，而以前者去克服后者。”要克服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的领导方法，切实实行马克思主义的领导方法，最根本的是要批修整风，努力改造世界观。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世界观和方法论是统一的。任何阶级、任何人对待世界都有总的看法，这就是世界观。拿了这种看法去指导自己的行动，就是方法论。离开一定的世界观的方法论是没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的统一。 毛主席教导我们：“有两种世界观、方法论：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方法论和资产阶级的世界观、方法论。”（《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反映了客观世界的发展规律，是最革命、最科学的世界观。无产阶级运用这个世界观去指导革命，去做工作，去从事生产，去指挥作战，就必然是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就必然坚持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资产阶级和刘少奇一类政治骗子是以唯心论和形而上学作为自己的世界观的，他们否定实践对认识的决定作用，否认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作用。从这种反动世界观出发，在方法论上，就必然表现为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以至法西斯主义。由此可见，领导方法问题说到底是个世界观问题。坚持资产阶级世界观的人，对于马克思主义的领导方法是决然学不到手的。

王明、刘少奇一类政治骗子，总是千方百计地把立场、观点和方法割裂开来，以掩盖他们的地主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反动本质。他们公然叫嚷：“观察、了解、研究事物的时候”要“客观”，要“变更立场”；“处理事物时”则要“主观”，“有一定的立场”。②这是赤裸裸地宣扬资产阶级那套一向用以愚弄劳动人民的客观主义。按照马克思主义观点，无论是观察问题还是处理问题，都要从客观实际出发，决不容许主观和客观相分裂。只有真正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才能如实地反映客观事物的本来面貌，并按照它固有的规律去认识它，改造它。离开无产阶级立场的所谓“客观”，那是虚伪的，骗人的，不可能真实存在的。刘少奇真的不要站在一定的立场观察问题吗？不！他的立场明显得很。不过是不要人们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而是要“变更”到他们一贯顽固坚持的地主资产阶级立场上去。

在我们一些同志中，也存在着把世界观和方法论割裂开来的糊涂认识，认为方法问题是“非原则问题”，甚至认为“小事一桩，无关大局”。他们总结工作时，就事论事，就方法论方法，不从世界观上认识问题；工作上出了问题时，只简单地归结为“方法不当”，不通过领导方法上的缺点从世界观上找原因；听取批评时，不乐意别人透过领导方法上的毛病，从世界观的高度来分析；改进工作时，不在改造世界观上狠下功夫。这种情况如不注意改进，就会阻碍我们从根本上掌握马克思主义的领导方法，提高我们的马列主义的领导艺术。“世界观的转变是一个根本的转变”。只有在改造世界观上狠下功夫，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我们的头脑，才能使我们的领导方法符合客观实际，适应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

在改造世界观的过程中，我们要遵照毛主席关于“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的指示，认真读马、列的书，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要坚持和发扬毛主席亲自培育的我们党的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提倡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说话要朴实，作风要扎实，办事要老实。要经常对自己“一分为二”，敢于自我革命，不要怕否定自己的错误，必须放下阻碍我们继续革命的包袱，抛弃那些违反马克思主义的错误思想作风，经常扫除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的灰尘。这样，我们才能真正学好用好毛主席倡导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领导方法，更好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对我们的同志，应当进行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的教育，以便端正思想，善于调查研究，总结经验，克服困难，少犯错误，做好工作，努力奋斗，建设一个社会主义的伟大强国，并且帮助世界被压迫被剥削的广大人民，完成我们应当担负的国际主义的伟大义务。”（《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这是我们重新学习毛主席的《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这篇伟大著作的根本出发点。在纪念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成立五十周年的时候，我们要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周围，努力学习和掌握毛主席倡导的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领导方法，自觉地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更好地完成党的“九大”提出的各项战斗任务，完成历史赋予我们的光荣使命。

注：

①　刘少奇：《论党》。

②　刘少奇：《人为什么犯错误？》（一九四一年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