堅持馬克思主義的領導方法

堅持馬克思主義的領導方法

——學習《關於領導方法的若干問題》
中國共產黨雲南省委員會寫作小組
1971年7月7日

本作品收錄於《紅旗》

一

在偉大領袖毛主席的英明領導下，中國共產黨走過了五十年光輝的戰鬥歷程。半個世紀來，毛主席在領導中國革命的各個歷史時期，不僅為我黨制定了唯一正確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政治路線，也為我們提出了貫徹執行這條政治路線的一整套科學的領導方法。一九四三年，毛主席發表的《關於領導方法的若干問題》這篇光輝著作，運用辯證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的原理，總結了中國革命鬥爭的豐富經驗，提出了「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這一馬克思主義的領導方法，武裝了廣大幹部，大大提高了全黨的領導水平，保證了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的貫徹執行。它是我們克服主觀主義和官僚主義，批判王明、劉少奇一類政治騙子唯心論的先驗論的強大思想武器，是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的領導方法最完整的綱領。

在這篇光輝著作中，毛主席強調指出：「必須廣泛地深入地提倡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的領導方法。」科學的領導方法是執行正確路線的保證。主觀主義和官僚主義的方法，是同無產階級革命路線不相容的。毛主席以生動的比喻闡明了領導方法對於執行路線的重要性：「我們不但要提出任務，而且要解決完成任務的方法問題。我們的任務是過河，但是沒有橋或沒有船就不能過。不解決橋或船的問題，過河就是一句空話。不解決方法問題，任務也只是瞎說一頓。」（《關心群眾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現在各個地區、各條戰線都在貫徹執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但有的執行得好些，有的執行得差些，原因在那裡？其中之一，就有個「橋」和「船」解決得好不好的問題。「有了正確的方針政策，如果在工作方法上疏忽了，還是要發生問題。」（《黨委會的工作方法》）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總結了廣大人民群眾的革命鬥爭實踐經驗，代表了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體現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的統一。如果我們不採用群眾路線的領導方法，不注意把黨的路線、政策化為廣大群眾自覺的行動，就不能很好地動員和組織廣大群眾去貫徹執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線，甚至還可能背離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不講究方法，實質上就是不懂得如何革命，就不可能奪取革命的勝利。因此，領導方法問題，是關係到執行路線的大問題。認為「只要路線對了，領導方法注意不注意無關緊要」，這是把路線和方法割裂開來、把世界觀和方法論割裂開來的一種形而上學的糊塗認識。

在我黨的歷史上，馬克思主義的領導方法和反馬克思主義的領導方法的鬥爭，總是同兩條路線鬥爭相聯繫的。 王明、劉少奇一類政治騙子的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代表了地主資產階級和帝國主義的利益，同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相對立。這條路線是以資產階級唯心論和形而上學作為思想基礎的。劉少奇一夥為了推行錯誤路線，總是憑藉其篡奪的那一部分權力，採取所謂「紮根串連」等反馬克思主義的方法，把他們那些反動觀點強加於幹部和人民群眾，同毛主席的革命路線相對抗。因此，批判王明、劉少奇一類政治騙子的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還必須批判同這條路線相聯繫的反馬克思主義的方法。早在三十年前，毛主席就針對叛徒王明的以主觀和客觀相分裂、認識和實踐相脫離為特徵的機會主義，尖銳地指出：「這種反科學的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主觀主義的方法，是共產黨的大敵，是工人階級的大敵，是人民的大敵，是民族的大敵，是黨性不純的一種表現。大敵當前，我們有打倒它的必要。」（《改造我們的學習》）在偉大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毛主席親自主持制定的《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目前提出的一些問題》（即《二十三條》），批判了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的形「左」實右的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同時也痛斥了他攻擊對社會情況進行調查研究的科學方法已經「過時」的反動謬論，針鋒相對地指出：「過去我們黨採用的開調查會等行之有效的調查研究方法，應當繼續採用。」我們黨經過幾十年的兩條路線鬥爭，特別是經過這次億萬人民群眾參加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取得了偉大的勝利，毛主席一貫倡導的群眾路線的領導方法得到了極大的發揚，而王明、劉少奇一類政治騙子推行的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以及同他們這條路線相適應的反馬克思主義的方法，則遭到了可恥的破產。

歷史經驗說明：我們黨的全部歷史，就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不斷戰勝「左」、右傾機會主義路線的歷史，也是毛主席倡導的馬克思主義領導方法不斷戰勝王明、劉少奇一類政治騙子的反馬克思主義領導方法的歷史。兩種領導方法的鬥爭，實質上就是兩條路線、兩種世界觀的鬥爭。在一切工作中，是不是堅持馬克思主義的領導方法，能不能自覺地同主觀主義和官僚主義的領導方法作鬥爭，這是有沒有路線鬥爭覺悟的問題，要不要繼續革命的問題，堅持不堅持無產階級專政的問題。一定要從這個高度來認識，不斷提高我們的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領導水平。

二

毛主席在《關於領導方法的若干問題》這篇光輝著作中教導我們：「從群眾中集中起來又到群眾中堅持下去，以形成正確的領導意見，這是基本的領導方法。」這個方法，就是我黨著名的群眾路線的領導方法。

毛主席運用馬克思主義認識論的觀點，對這個基本的領導方法作了極其深刻的闡述：「在我黨的一切實際工作中，凡屬正確的領導，必須是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這就是說，將群眾的意見（分散的無系統的意見）集中起來（經過研究，化為集中的系統的意見），又到群眾中去作宣傳解釋，化為群眾的意見，使群眾堅持下去，見之於行動，並在群眾行動中考驗這些意見是否正確。然後再從群眾中集中起來，再到群眾中堅持下去。如此無限循環，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確、更生動、更豐富。這就是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這是用辯證唯物論的認識論從本質上闡明黨的群眾路線的領導方法的光輝典範。它使我們深刻認識到：一切錯誤領導之所以必然失敗，是因為它們的認識論都是反馬克思主義的，是脫離群眾、脫離實際的。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既是只有做群眾的學生才能做群眾的先生的群眾路線，也是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的認識路線。堅持這一科學的領導方法，就是堅持群眾觀點和實踐觀點，就是堅持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

「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領導方法，把群眾的革命實踐提到了首要的地位。人民群眾是從事三大革命運動的主體，也是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主體。群眾的實踐，群眾的鬥爭，是領導意見、計劃、辦法的唯一源泉。離開了群眾的革命實踐，正確的領導意見就無法產生。當着領導意見形成以後，也只有回到群眾的實踐中去，才能得到檢驗，得到實行，得到發展。那些脫離群眾革命實踐的假道理、錯主意，假如照了去做，就要碰壁，就要失敗。由此可見，群眾的革命實踐，是形成正確領導意見的基礎。實踐的觀點是辯證唯物論的認識論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觀點，也是實行馬克思主義的領導方法的基本觀點。

實行群眾路線的領導方法，必須牢固地樹立群眾觀點，堅信「群眾是真正的英雄，而我們自己則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這一點，就不能得到起碼的知識」。（《〈農村調查〉的序言和跋》）只有投身到群眾的革命實踐中去，了解社會各階級的生動情況，了解群眾的願望和要求，總結群眾的豐富的實踐經驗，再形成領導意見回到群眾中去，才能實行正確的領導。一個好的領導者，就在於他眼睛向下，善於傾聽群眾的意見，善於把出主意、想辦法建立在集中群眾智慧和經驗的基礎之上。實踐證明：只有來自群眾，才能代表群眾；只有先做群眾的學生，才能做群眾的先生。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暴風雨中誕生的許多領導班子，以嶄新的面貌深深紮根於群眾之中，廣大新老幹部遵照毛主席的教導，放下官架子，甘當小學生。但是，在大好形勢下，要警惕驕傲自滿、脫離群眾的思想作風的滋長。如果認為自己比群眾「高明」，缺乏群眾觀點，要群眾聽自己的多，自己聽群眾的少，對下面批評多，向下面學習少，那就會障礙我們實行群眾路線的領導方法。我們不要太相信自己，不要驕傲。必須明白，群眾中有真理，群眾比我們懂得多，能教給我們許許多多的事情，我們沒有任何理由在群眾面前擺官架子，以「高明者」自居。反驕破滿，大破「領導高明論」，從根本意義上說，就是反對脫離群眾。堅持群眾路線的領導方法，就能進一步鞏固無產階級專政，保證把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進行到底。偉大導師列寧指出：「只有相信人民的人，只有投入人民生氣勃勃的創造力泉源中去的人，才能獲得勝利並保持政權。」（《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會議》）這一馬克思主義的至理名言，我們一刻也不能忘記。

毛主席教導我們，在從群眾中集中起來又到群眾中堅持下去的過程中，「必須採取一般號召和個別指導相結合的方法」。一般和個別相結合，是群眾路線的領導方法的組成部分。

唯物辯證法認為，一般寓於個別之中，普遍性存在於特殊性之中。人們認識事物的秩序，總是由認識個別的特殊的事物開始，逐步地擴大到認識一般的普遍的事物。正確的領導意見，正是從研究許多個別的事物中逐漸形成的。從群眾中集中起來，就是「從許多個別指導中形成一般意見」；到群眾中堅持下去，就是拿「一般意見到許多個別單位中去考驗」，然後集中新的經驗做成新的指示去普遍指導群眾。因此，各級領導幹部都必須學會一般和個別相結合的方法，並運用這種方法於一切工作之中。

毛主席指出：「任何領導人員，凡不從下級個別單位的個別人員、個別事件取得具體經驗者，必不能向一切單位作普遍的指導。」作為一個領導幹部，「走馬看花」、聽取匯報和看一些下面來的書面材料是必要的，但了解情況和掌握政策的基本功，應當是深入群眾，深入實際，調查研究，抓好典型。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和方針、政策，是無產階級革命鬥爭經驗的總結，具有普遍意義。 要真正貫徹執行，關鍵是要和本地區、本部門、本單位的實際情況結合起來。這就需要我們先在一個或幾個單位深入實施，突破一點，取得經驗，提出在本地區、本部門、本單位貫徹執行的計劃和辦法。認為「沒有『點』照樣工作」，「不抓典型照樣能完成任務」，這種觀點從根本上違背了辯證唯物論的認識論。堅持馬克思主義的領導方法，就要深入群眾，調查研究，認真抓好典型，從中找出規律性的東西，以有力地指導面上的工作。　 從典型中概括出來的一般意見，還必須再回到群眾的革命實踐中去，使其得到檢驗、豐富和發展。正確的領導意見，單憑一兩次實踐、一兩次總結，是難於形成的，必須經過從個別到一般、從一般到個別的多次反覆，經過成功和失敗、正確和錯誤的多次比較和鑑別，才能得到比較符合客觀實際的正確認識。我們有些同志開始接觸某項工作時，比較謙虛謹慎、兢兢業業，但是一有了點經驗，取得了一些成績，就驕傲起來，沾沾自喜於一得之功，一孔之見，不願繼續深入實際，深入群眾，反覆實踐，總結新經驗，研究新問題。這種把一個時期的局部經驗絕對化，憑老經驗辦事的情況，勢必使自己的思想停滯，走到主觀和客觀相分裂、認識和實踐相脫離的邪路上去，犯右的或「左」的錯誤。

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一類政治騙子，從他們地主資產階級的反動立場出發，竭力宣揚「群眾落後論」，胡說什麼因為「群眾的文化水平很低」，才需要「採取一般號召與個別指導相結合的方法」。①他們根本否認正確的領導意見來自群眾的革命實踐，鼓吹解決問題的辦法是靠頭腦里憑空想出來的，胡說：「只要有一個問題在腦子裡存在」，不需要學習和調查研究，經過一番胡思亂想就可以「想出來了」。請看：宣揚唯心論的先驗論的政治騙子墮落到何等地步！在劉少奇這類政治騙子看來，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是不需要學的，群眾是愚昧無知的，群眾的實踐是不值一提的，只有他們這些口稱「小小老百姓」實則大大野心家的「先知先覺」者的腦殼才是萬能的。反對馬克思主義，否認實踐，敵視群眾，正是反動的唯心論的先驗論的要害。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上的一切新老叛徒們，都毫無例外地在這些根本問題上，滾進了機會主義、修正主義的泥坑。劉少奇一類政治騙子宣揚唯心論的先驗論，就是妄圖把廣大幹部引向脫離實際，脫離群眾的邪路，以便他們按照資產階級世界觀來改造世界，實現其復辟資本主義的罪惡目的。偉大導師馬克思和恩格斯教導說：「我們不能和那些公開說什麼工人太缺少教育，不能自己解放自己，因而應當由仁愛的大小資產者從上面來解放的人們一道走。」（《致奧·倍倍爾等人》）我們只能站在馬列主義的立場上，而決不能跟劉少奇一類自命「經過幾十年政治風浪」的政治騙子的謠言和詭辯混在一起。

各級領導幹部實行「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領導方法，必須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指導下，發揮主觀能動作用，堅持階級分析的方法，正確地反映群眾的願望和要求，並善於把黨的方針、政策變為群眾的自覺行動。

群眾的意見往往是分散的、無系統的，而且反映着人民內部各個階級和階層的不同利益和要求。因此，在集中群眾意見的時候，必須運用無產階級的立場、觀點、方法，進行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分析。要具體分析群眾中各種意見所代表的階級利益，分清那些是反映工人階級、貧下中農和廣大革命群眾的意見，那些是反映中間階層的意見，那些則是反映剝削階級觀點的違背群眾利益的錯誤意見。要善於透過現象抓住實質，善於從本質上發現群眾的社會主義積極性，「經過研究，化為集中的系統的意見」，不要將少數落後分子的意見，誤認為廣大群眾的意見。這樣的意見，才能合乎廣大人民群眾的最大利益，為廣大人民群眾所擁護、所接受。同樣，在到群眾中堅持下去的時候，要通過艱苦細緻的思想工作和組織工作，啟發群眾的覺悟，使群眾真正認識到黨的任務和政策，是建立在科學的階級分析的基礎上的，代表了工人階級、貧下中農和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它能保證在工人階級領導下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以最大限度地孤立和打擊一小撮最頑固的階級敵人。要把兩個階級、兩條道路、兩條路線鬥爭的教育，貫串于堅持下去的過程中。這樣，才能充分調動最廣大群眾的積極性，把黨的方針、政策變為群眾的自覺行動，使我們的每一個運動，每一個鬥爭，廣大群眾都能懂得，都能掌握。集中起來和堅持下去的過程，也就是領導和群眾相結合的過程。我們只有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指引下，充分發揮主觀能動作用，才能在集中起來和堅持下去的過程中，達到「主觀和客觀、理論和實踐、知和行的具體的歷史的統一」。

毛主席教導我們，一切為群眾的工作，有兩條原則：「一條是群眾的實際上的需要，而不是我們腦子裡頭幻想出來的需要；一條是群眾的自願，由群眾自己下決心，而不是由我們代替群眾下決心。」（《文化工作中的統一戰線》）形成領導意見，要遵循這兩條原則；貫徹領導意見，也要遵循這兩條原則。想問題，做工作，從群眾出發而又以群眾為歸宿，那就什麼都能好辦。如果只憑自己的願望和熱情，不顧群眾的需要和自願，離開了當前的現實性，把僅在將來有現實可能性的理想勉強地放在現時來做，或者認為黨的方針、政策代表了群眾的利益，就不必再做艱苦細緻的思想工作，不向群眾講清要做的是怎麼一回事，應當怎樣去做，而是由領導代替群眾下決心，這就必然產生命令主義，犯「左」的錯誤。如果在群眾迫切需要前進的時候，領導幹部還按照常規走路，胸無大志，無所作為，害怕困難，不敢革命，那就要脫離群眾，落後於群眾，犯右的錯誤。領導和群眾的關係，應當是：凡屬人民群眾的正確意見，必須依據情況，領導群眾加以實現；而對於人民群眾中發生的不正確的意見，則必須積極地幫助他們克服和糾正。這樣，才能既避免主觀主義和官僚主義，又防止命令主義和尾巴主義。

三

毛主席在這篇光輝著作中，向我們提出了戰鬥任務：「我黨一切領導同志必須隨時拿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的領導方法去同主觀主義的和官僚主義的領導方法相對立，而以前者去克服後者。」要克服主觀主義和官僚主義的領導方法，切實實行馬克思主義的領導方法，最根本的是要批修整風，努力改造世界觀。

按照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世界觀和方法論是統一的。任何階級、任何人對待世界都有總的看法，這就是世界觀。拿了這種看法去指導自己的行動，就是方法論。離開一定的世界觀的方法論是沒有的。世界觀和方法論的統一，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立場、觀點和方法的統一。 毛主席教導我們：「有兩種世界觀、方法論：無產階級的世界觀、方法論和資產階級的世界觀、方法論。」（《抗日戰爭勝利後的時局和我們的方針》）辯證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反映了客觀世界的發展規律，是最革命、最科學的世界觀。無產階級運用這個世界觀去指導革命，去做工作，去從事生產，去指揮作戰，就必然是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相信群眾，依靠群眾，尊重群眾的首創精神；就必然堅持群眾路線的領導方法。資產階級和劉少奇一類政治騙子是以唯心論和形而上學作為自己的世界觀的，他們否定實踐對認識的決定作用，否認人民群眾創造歷史的作用。從這種反動世界觀出發，在方法論上，就必然表現為主觀主義和官僚主義，以至法西斯主義。由此可見，領導方法問題說到底是個世界觀問題。堅持資產階級世界觀的人，對於馬克思主義的領導方法是決然學不到手的。

王明、劉少奇一類政治騙子，總是千方百計地把立場、觀點和方法割裂開來，以掩蓋他們的地主資產階級世界觀的反動本質。他們公然叫嚷：「觀察、了解、研究事物的時候」要「客觀」，要「變更立場」；「處理事物時」則要「主觀」，「有一定的立場」。②這是赤裸裸地宣揚資產階級那套一向用以愚弄勞動人民的客觀主義。按照馬克思主義觀點，無論是觀察問題還是處理問題，都要從客觀實際出發，決不容許主觀和客觀相分裂。只有真正站在無產階級立場上，才能如實地反映客觀事物的本來面貌，並按照它固有的規律去認識它，改造它。離開無產階級立場的所謂「客觀」，那是虛偽的，騙人的，不可能真實存在的。劉少奇真的不要站在一定的立場觀察問題嗎？不！他的立場明顯得很。不過是不要人們站在無產階級立場上，而是要「變更」到他們一貫頑固堅持的地主資產階級立場上去。

在我們一些同志中，也存在着把世界觀和方法論割裂開來的糊塗認識，認為方法問題是「非原則問題」，甚至認為「小事一樁，無關大局」。他們總結工作時，就事論事，就方法論方法，不從世界觀上認識問題；工作上出了問題時，只簡單地歸結為「方法不當」，不通過領導方法上的缺點從世界觀上找原因；聽取批評時，不樂意別人透過領導方法上的毛病，從世界觀的高度來分析；改進工作時，不在改造世界觀上狠下功夫。這種情況如不注意改進，就會阻礙我們從根本上掌握馬克思主義的領導方法，提高我們的馬列主義的領導藝術。「世界觀的轉變是一個根本的轉變」。只有在改造世界觀上狠下功夫，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武裝我們的頭腦，才能使我們的領導方法符合客觀實際，適應革命形勢發展的需要。

在改造世界觀的過程中，我們要遵照毛主席關於「認真看書學習，弄通馬克思主義」的指示，認真讀馬、列的書，認真學習毛主席著作。要堅持和發揚毛主席親自培育的我們黨的理論和實踐相結合的作風，和人民群眾緊密地聯繫在一起的作風以及自我批評的作風，提倡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說話要樸實，作風要紮實，辦事要老實。要經常對自己「一分為二」，敢於自我革命，不要怕否定自己的錯誤，必須放下阻礙我們繼續革命的包袱，拋棄那些違反馬克思主義的錯誤思想作風，經常掃除主觀主義和官僚主義的灰塵。這樣，我們才能真正學好用好毛主席倡導的「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領導方法，更好地貫徹執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線。

偉大領袖毛主席教導我們：「對我們的同志，應當進行辯證唯物論的認識論的教育，以便端正思想，善於調查研究，總結經驗，克服困難，少犯錯誤，做好工作，努力奮鬥，建設一個社會主義的偉大強國，並且幫助世界被壓迫被剝削的廣大人民，完成我們應當擔負的國際主義的偉大義務。」（《人的正確思想是從那裡來的？》）這是我們重新學習毛主席的《關於領導方法的若干問題》這篇偉大著作的根本出發點。在紀念偉大的、光榮的、正確的中國共產黨成立五十周年的時候，我們要更高地舉起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更加緊密地團結在以毛主席為首、林副主席為副的黨中央周圍，努力學習和掌握毛主席倡導的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的領導方法，自覺地執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線，更好地完成黨的「九大」提出的各項戰鬥任務，完成歷史賦予我們的光榮使命。

註：

①　劉少奇：《論黨》。

②　劉少奇：《人為什麼犯錯誤？》（一九四一年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