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衍义补/卷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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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七十八

○一道德以同俗

《易》象曰：天与火，同人。君子以类族辨物。

程颐曰：“火与天同，故为同人之义。君子观同人之象而以类族辨物，各以其类族辨物之同异也。若君子小人之党、善恶是非之理、物情之离合、事理之异同，凡异同者君子能辨明之，故处物不失其方也。”

朱熹曰：“天在上而火炎上〈（上声）〉，其性同也。类族辨物，所以审异而致同也。”

臣按：天下之事理有同有异，同则一异则二，惟有以一其二，然后有以合其异而同焉。是故理出于天而具于人者为道、为德、为事，事在天下者有族、有物，族以类而聚，物以群而分，其聚也各以其类而合，其分也各以其形而殊，苟非在上者一之以道德，安能使其合者不苟于同而殊者不终于异哉？合者不苟于同，殊者不终于异，则咸为道德之归，此人所以无异心、家所以无殊俗、国所以无异政也。天无不覆而火上于天，故明之所及者广，于凡天之所覆者无不照烛，荡荡乎四海九州同一，文明之化也。

《诗序》曰：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

朱熹曰：“天子不能统诸侯，故国国自为政；诸侯不能统大夫，故家家自为俗也。”

臣按：国国自为政、家家自为俗者，由道德之不一也。道德之所以不一者，由乎王道衰而礼义废、政教失也。使文武之君常存而道德之教不息，礼义兴行，政教不失，上焉而君有所依据以为治，中焉而臣有所持循而辅治，下焉而民莫不守其制而不敢易、遵其化而不能违，如此，则亿兆家如一家，千百国如一国，千万世如一世矣。

《王制》：天子无事与诸侯相见曰朝，考礼、正刑、一德以尊于天子。

陈祥道曰：“考礼所以杜其僭僻，正刑所以防其淫暴，一德所以同其趣向，如此，则礼刑一而无异政之国，道德一而无异教之民，此尊天子之道也。”

臣按：礼刑出于上而行于下，诸侯当无事之时而行来朝之礼，则稽考其礼之行于侯国者，恐其或有所违僭者乎，违僭则亟改之；质正其刑之用于侯国者，恐其或有所偏枉者乎，偏枉则亟正之。若夫德之为德，则上下之所同得者也，上本是德以为政教，而侯国之政教亦必率而行之，苟有异同焉则非一矣，故必一之使上之所行、下之所遵同一天理之公、人道之正也，如是，则是能尊崇天子之命矣。

司徒一道德以同俗。

郑玄曰：“道德一，则俗之习尚不各道其所道以为道，不各德其所德以为德，所谓同之也。”

方悫曰：“道人所共由，德人所同得，其可以二乎？一道德而使之无异习，故曰同俗。”

臣按：天地之生人也，虽同一其天而各异其地，惟其地之异是以所习者不能无异焉，此其所以有异俗也。圣人居天子之位，宅中以图治，必反其习之异以归之同焉，则国不异政、家不殊俗矣，何也？盖蚩蚩之民所生于地者，其气虽异，而所禀于天者其理则同，彼以其气之偏而异其趣向，吾则本天地之正气、人心之正道，抑其偏而返之正，合其异而归之同，使天下之人同其趣向而无彼疆此界之殊，是岂别为一种巧妙之法出于其性分之外哉？无非因其固有之理使复其初而已。是故天生人而与之以性，人所共由者谓之道，人所同得者谓之德，各由其所由自以为宜，各得其所得自以为是，而不知其所由者非所当由、其所得者非所当得，人人各是其所是而不知其为非，此天下之俗所以纷纷不同也。圣人在上则设为学校、建立师儒，本义理以为教条，著经书以为教法，必则古昔，必称先王，必明圣人之道，谆谆然而播告之修，切切然而申明其义，使天下之人咸知道出于天而行于人，德本于道而得于已，同一降衷之理，同一秉彝之天，敢有非吾之道而道其所道、非吾之德而德其所德，则政令之所必禁、刑罚之所必加也。如此，则营东、濬西、越南、冀北，地不同而皆同其天，人虽异而不异其行，风俗岂有异同者哉？吾见人人同其所行，家家同其所习，处处同其所尚矣。风俗岂有不同者哉？然则风俗所以同者，夫岂无其故哉？上文有曰“修六礼以节民性，明七教以兴民德，齐八政以防淫”，六礼冠、婚、丧、祭、乡、相见，七教父子、兄弟、夫妇、君臣、长幼、朋友、宾客，八政饮食、衣服、事为、异别、度、量、数、制。吾修吾之礼，则凡吾人自幼而长、自老而死皆有所据依，以慎终追远会合交接，而彼祷禳、追荐、髡首、绝类者自不为矣；吾明吾之教，则凡吾人由亲而疏、由内而外皆有所联比以尊尊、亲亲、长长、幼幼，而彼假合私昵、反伦悖道者自不行矣，礼修而教明则道德一矣。然其散见于人为者，一有过焉则有以悖礼而伤教，而道德不能保其久而不变矣，故又有八政以齐之焉，是故异服异言者有禁，奇技淫巧者有诛，百工技艺皆有常业而不敢习为异端，日用器械皆有定制而不敢作为邪异，尺度权量长短、大小必同，物数布幅多寡、广狭必定。如是，则若远若近、曰大曰小皆不敢立异改常，均齐方正，咸惟道德之归，此天下风俗所以常同也欤。

子曰：“攻乎异端，斯害也已。”

范祖禹曰：“攻，专治也，故治木石金玉之工曰攻。异端非圣人之道而别为一端，如杨墨是也。其率天下至于无父无君，专治而欲精之，为害甚矣。”

程颐曰：“佛氏之言比之杨墨尤为近理，所以其害尤甚，学者当如淫声、美色以远之，不尔则骎骎然入于其中矣。”

史伯璿曰：“专治而欲精之，言精于其学便有此害，非谓精之而更加工巧方有此害，佛氏之学能弃君父、灭纲常，立教之初便有此害也。”

何基曰：“人之所以攻治异端之说者，其锢蔽之深者固无足论，其间有高明贤智之士而亦学之者，不过谓彼有所短亦有所长，吾但取其所长而去其所短，而不知本领既非所谓善者，非真善攻而治之陷溺益深、为害滋甚，故夫子断以一言曰‘斯害也已’，而程子又谓其近理者为害益甚，尤当远之，是皆圣贤推救焚拯溺之心，援学者于颠冥之地，其为人切矣。”

臣按：风俗之所以不同者，以道德之不一也，道德之所以不一者，以异端道其所道、德其所德故也。战国之时，异端之大者在杨墨，秦汉以来异端之大者在佛老，必欲天下之风俗皆同而道德无不一，非绝去异端之教不可也。然在孟子则辟杨墨，在韩、欧、程、朱则辟佛老，然而终莫如之何者，非独不能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也，非谓尝去矣而复大、集攻之暂破而愈坚、扑之未灭而愈炽也。盖彼之所以盛行者，非彼立法之善也，亦非为彼之人之能也，彼窥吾之所有者而盗之，吾失之而彼得之，吾非独不知彼窃吾之所有，往往讦其所短而较以是非，谓彼之所为者近是于吾而非。噫！抑孰知彼之所以为我害者，即我之所固有者哉？夫揽取人之物而窃用之，宜其近是而非也。彼之群居而聚食，窃吾学校养士之礼也；彼之诵经而说法，窃吾弦诵教士之礼也；彼之祈禳，窃吾祭荐之礼也；彼之追荐，窃吾殡虞之礼也，吾用其真者则彼赝者自不售矣。昔晏子之于权臣僭窃，曰“惟礼可以已之”，臣于异端亦云。夫礼之在天下不可一日无者，礼行则道德一矣，道德一则风俗同矣。盖道德其理也，而礼则其礼之有节文而见于事而可行者也，是故吾有学校以养士，非学校不得以聚徒；吾有经术以教人，非经术不得以驾说；有礼以祭神，非其鬼则不许祭；有具以送终，非得为则不许用。如是，则彼之教吾之人，非独不敢为，且不暇为而亦不屑为矣，道德其有不一、风俗其有不同也哉？

汉董仲舒言于武帝曰：“《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大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僻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天子善其对，以仲舒为江都相，丞相卫绾因奏所举贤良或治申、韩、苏、张之言乱国政者，请皆罢。奏可。

臣按：为治之道二，政与教而已。政有纪纲，教有枢要，为政而振其纪纲，为教而撮其枢要，治道张矣。夫以四海之大、兆民至众，人各一心，心各一见，人人有意欲行其私，苟非上之人撮其枢要，总摄而整齐之，使一其归，人人必济其所欲，物物必遂其所私，事事必行其所见，天下何由而统于一也？圣人有见于此，所以有一道德之说焉。然道德之体一而已矣，而其为用则不一焉，人各其心，心各其见，自皆以为道德也，然皆似是而非是，故以非为是者滔滔皆是也。习申韩者以申韩为道德，习杨墨者以杨墨为道德，习苏张者以苏张为道德，习佛老者以佛老为道德，纷纷籍籍，各以其所道德者以为道德，其与学孔孟者之于孔孟之道德若无以异也，彼各是其是而非人之非，非上之人示之以真是而明其所以为非，彼安肯非己之所是而是人之所非哉？武帝即位之初，首举贤良方正，即得董仲舒之真儒者，仲舒首以是为言而丞相卫绾又以为奏，于是罢黜百家而世之学者因是而知尊孔氏之道，自后建太学、立博士、明经术，使儒者之道大明于天下，一洗秦人之陋，至今儒道盛行、经术大明，皆武帝振作之功、卫绾奏请之绩、仲舒发扬之力也。呜呼！其有功于世道，亦岂细哉？

宣帝甘露三年，诏诸儒论五经异同于石渠阁，萧望之等平奏，上亲称制临决，立梁丘《易》、夏侯《尚书》、穀梁《春秋》博士。

唐太宗贞观十四年，命国子祭酒孔颖达等撰《五经正义》，虽包贯异家为详博，其间不能无缪冗，博士马嘉运驳正其失，有诏更令裁定。

吕祖谦曰：“传注之学，汉之诸儒专门名家，以至魏晋、梁、隋全经固失，然郑玄、王肃之徒其说犹存，犹有可见之美。自孔颖达集众家之说为《正义》，后之观经者但知有《正义》而诸儒之说无复存矣。”

臣按：汉宣帝会诸儒于石渠讲论五经同异，然惟讲议之而已，未有成书也，至唐太宗始命孔颖达会诸儒臣撰《五经正义》，是亦一道德之一端也。盖道德虽具于人心、出于天命，然不考之圣贤之经传，安知其不以是为非、以非为是哉？是以自古帝王有志于三代之治者，莫不以同风俗为务，同风俗者莫不以一道德为先，一道德者苟不质正于圣贤之言，何以知其所以然之故与其所当然之则而施行之哉？虽欲道德之一不可得也，圣贤之言具载经传，不有以表章而发明之，上之人何以为据，下之人有不信者矣。是以帝王欲一道德以同风俗，往往留意于经籍而命诸儒考正而会稡之，用以颁布天下，使家传而人诵之，则凡有是道德者皆知如是则为道德、不如是则非，咸为道德之归而风俗醇正而无彼疆此界之殊矣。唐太宗有见于此而命孔颖达以考正六经，而颖达不足以承上意，而所正者多有缪冗，则亦何益之有哉？颖达之学虽有可疵，而太宗之见则超然出乎后世人君之表，可尚也已。我太祖开国之先，首建学校，未几诏行科举，一以五经四书教人取士，士各专一经而兼治四书，太宗又命诸儒辑《五经四书性理大全书》，《易》主程朱、《书》主蔡氏、《诗》主朱氏、《春秋》主胡氏、《礼记》则用陈澔《集说》、四书之训则一本朱子《集注》《章句》焉。夫五经自汉以来专门名家，各自开户牖而殊轨辙，或泥于训诂，或流于谶纬，至于有宋濂、洛、关、闽诸儒者出，然后经旨大明于世，而我列圣又表章之，遂为千古不刊之大典、不易之定论，是以道德一而无岐辙之差，风俗同而无疆界之别，斯世斯民得以见天地之纯全、识圣贤之至理、享帝王之盛治，一何幸欤！

东晋范宁好儒学，性质直，尝谓王弼、何晏之罪深于桀、纣。或以为贬之太过，宁曰：“王、何灭弃典文，幽沉仁义，游辞浮说波荡后生，使缙绅之徒翻然改辙，以至礼坏乐崩，中原倾覆，遗风馀俗至今为患。桀纣纵暴一时，适足以丧身覆国，为后世戒，岂能回百姓之视听哉？故吾以为一世之祸轻、历代之患重，自丧之罪小、迷众之罪大也。”

臣按：老庄之说，疾世俗之孳孳于利禄而不知所底止，故肆为论说，欲矫而正之而不自知其言之过也。后之人祖其言以为说，得其言而不得其所以言，故申、韩用之以为惨刻，王、何用之以为浮荡，申、韩用而嬴秦亡，王、何恣而魏晋灭，此无他，道德不明于天下，立说者各自道德其道德，而用其说者不知其所谓道德之非道德故尔。向使明君在位，而辅其政者有其人，师表立于上，义理明于下，岂有是哉？宋之时道学大明，其末流之弊乃有假之说以济其私，一切不事事，上之人从而信之，遂至于议论多而成功少，虚文胜而实效微，一时士大夫其所崇尚者虽邪正与晋人不同，而同归于乱。呜呼，人主之好尚可不慎择而精察之哉。

韩愈曰：“老子之小仁义，非毁之也，其见者小也。坐井而观天曰天小者，非天小也，彼以煦煦为仁、孑孑为义，其小之也则宜。其所谓道，道其所道，非吾所谓道也；其所谓德，德其所德，非吾所谓德也。凡吾所谓道德云者，合仁与义言之也，天下之公言也；老子之所谓道德云者，去仁与义言之也，一人之私言也。周道衰，孔子没，火于秦，黄老于汉、佛于晋、魏、梁、隋之间，其言道德仁义者不入于杨则入于墨，不入于老则入于佛，入于彼必出于此。”又曰：“古之为民者四，今之为民者六；古之教者处其一，今之教者处其三。农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商之家一而资焉之家六，奈之何民不穷且盗也。”

臣按：古之民四而其教一，当是之时，人无异习，士无异学，此风俗所以醇厚也。盖民分于四，各有恒业而衣食易给，教专于一，士有定见而趣向不差，风俗安得不同？自佛老之教兴而民与教皆增其二，议论则此是而彼非，风俗则日异而月不同，此无他，各道其道、各德其德，道德不一之故也。

欧阳修曰：“佛为夷狄，去中国最远，而有佛固已久矣。尧、舜、三代之际，王政修明，礼义之教充于天下，于此之时虽有佛无由而入，及三代衰，王政阙，礼义废，后二百馀年而佛至乎中国。由是言之，佛所以为吾患者，乘其阙废之时而来，此其受患之本也。补其阙、修其废，使王政明而礼义充，虽有佛无所施于吾民矣，此亦自然之势也。”

臣按：欧阳修此言推本之论也，然谓之曰此自然之势也，臣则以为此自然之理也，岂但势哉？彼佛者去吾中国数万里，其势无由至中国，然其所以导之入吾中国者，中国之人也，今其法行乎中国馀千年，其势已坚牢不可动摇，其言入人心也已深，而其像设屋宇在人耳目者已稔熟，一旦欲去之，其势诚有不易然者。欧阳氏欲吾修补吾政教之阙废者，诚反本之论，然吾政教之阙且废非一日矣，一旦复其千年之故，非假之十百年不能也，十百年之中，其君其相岂能皆得卓然不惑者为之哉？臣愚以为莫若定为家乡之礼，颁布天下，使家家行古礼，其势自衰，此则朝令而夕可行也。积数十年，人皆知吾礼之简径而觉彼法之劳攘，有损于财无益于事，自然废置而不振，英君谊辟有志于扶世教、辟邪说者出于其间，举韩子所谓人人火书庐居之说，乘其衰而去之，则中国三代道德之教、礼义之俗顿然复矣。

修又言于君曰：“士之所本在乎六经，而自暴秦焚书，圣道中绝，汉兴收拾亡逸，所存无几，去圣既远，莫可考证，偏学异说因自名家，然而授受相传尚有师法。暨晋宋而下，师道渐亡，至唐为《五经正义》，所载既博，所择不精，多引谶纬之书以相杂乱，乞特诏儒臣删去谶纬之文，使学者不为怪异之言所惑乱，然后经义纯一，无所驳杂。臣愚以谓，欲使士子学古励行而不本六经，欲学六经而不去其诡异，欲望功化之成不可得也。”

臣按：秦汉以来之六经所以至于今日者，实赖孔颖达之《正义》，其刻板尚存于福州府学。世之学经者因得以考见古人之训诂、义例而知其名物、度数之详，虽其间多驳杂诡异之言，如欧阳氏所言者，然朱子谓汉魏诸儒正音读、通训诂、考制度、辨名物，学者苟不先涉其流则亦何以用功于此，则其书亦世之不可无者也，第欲中心有主而知所择耳。夫自有宋九儒讲明经旨，一洗汉唐之陋，六经之文如日中天，六经之道如水行地，三尺童子皆知性之本善而有荀况、扬雄之所不及者，然揆其所至出口入耳，不过传习之言，而因心考义者虽若有差，终有的然之见，此古之圣贤其教人皆引而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者，有由然也。今五经四书，先儒训释明白无疑矣，学者口诵而心解，不复致疑于其间，然所谓无疑者，岂真无疑哉？朱子谓今之学子能言真如鹦鹉，盖鹦鹉之言效人声耳，其心未必有所解也。宋元之间草泽之儒纷然杂出，于所谓五经四书者又各加训解，大意主于立说而不尽以解经，其间可取者不过数家，其馀皆欲炫奇斗胜耳。解经而炫奇斗胜，其视汉人之专门名家则又益卑矣，宜俾学经者专究心于圣经，然后及于宋儒之传，一以是为主，然后博考汉魏诸儒之训诂、制度、名物焉，有馀力则旁及于近世诸人之训说可也。乞敕儒学之臣精加考择以示学者，并示以读经之法，必先经而后传，而后及乎诸说，则心有定见不为异说之所惑乱矣，是乃一道德之门径也。

曾巩曰：“古之治天下者，一道德、同风俗，盖九州之广、万民之众、千岁之远，其教已明、其习已成之后，所守者一道、所传者一说而已。故《诗》《书》之文，历世数十、作者非一，而言未尝不相为终始，化之如此其至也，当是之时，异行者有诛、异言者有禁，防之又如此其备也，故二帝三王之际及其中间尝更衰乱而馀泽未熄之时，百家众说未有能出于其间者也。及周之末世，先王之教化法度既废，馀泽既熄，世之治方术者各得其一偏，故人奋其私智家尚其私学者蜂起于中国，皆明其所长而昧其所短，矜其所得而讳其所失，天下之士各自为言而不能相通，世之人不复知夫学之有统、道之有归也。”

臣按：百家众技如耳目口鼻，各有所用而不能相通，而圣人大学之道则如心，君处灵台之中，为百骸之主宰，各因其所用者明而通之，使之互相为用而底于大成焉。如此，则学有统、道有归，所守者同一道、所传者同一说矣。

程颢言于神宗曰：“治天下以正风俗、得贤才为本，宋兴百馀年而教化未大醇、人情未尽美，士人微谦退之节，乡闾无廉耻之行，刑虽繁而奸不止、官虽冗而材不足者，此盖学校之不修、师儒之不尊，无以风劝养励之使然耳。古者一道德以同风俗，苟师学不正则道德何从而一？方今人执私见，家为异说，支离经训无复统一，道之不明不行乃在于此。臣谓宜先礼命近侍贤儒，各以类举，及凡执事、方岳、州县之吏悉心推访，凡有明先王之道、德业充备足为师表者，其次有笃志好学、材良行修者，皆以名闻。其高蹈之士朝廷当厚礼延聘，其馀命州县敦遣，萃于京师，馆之宽闲之宇，丰其廪饩，恤其家之有无，以大臣之贤典领其事，俾群儒朝夕相与讲明正学。其道必本于人伦、明乎物理，其教自小学洒扫、应对以往，修其孝弟、忠信、周旋、礼乐，其所以诱掖激厉渐摩成就之道皆有节序，其要在于择善修身，至于化成天下，自乡人而可以至于圣人之道。其学行皆中于是者为成德，又其次取材识明达可进于善者，使日受其业，稍久则举其贤杰以备高任，择其学业大明、德义可尊者为大学之师，次以分教天下之学，始自藩府至于列郡，择士之愿学、民之俊秀者入学，渐自大学及州郡之学，择其道业之成可为人师者，使教于县之学如州郡之制。如此，则得士浸广，天下风俗将日入醇正，王化之本也。帝王之道莫尚于此，愿陛下特留宸意，为万世行之。”

虞集曰：“明道欲聚贤能于大学而教之，使以分教天下，此诚一道德以同风俗之成法也。”

臣按：程子谓治天下以正风俗、得贤才为本，臣窃以谓得贤才又正风俗之本，必欲得贤才以正风俗而一道德又其本也。道德不一则人执私见、家为异说，各道其所道、德其所德，不相统一矣。必欲道德之一而咸惟中正之归，则又在师道之立焉。立师道以修学校之政，俾其掌天下之风化、教天下之人材，考正经典，讲明义理，以一人心之趋向，期于道德之一、风俗之同而后已。所以然者，非得夫程子所谓明先王之道、德业充备足为师表者，曷足以当兹任哉？惟我祖宗建学立师，教育人材一以五经四书为教学之具，凡今布列中外者孰非明先王之道之士哉？今日班行之中、缙绅之列，未必无其人也，盍加推访其间有德行文学、闻望素著寇于一时为内外所推重者，即佥举以闻，命以师儒之首秩，俾之自择其属，必得如程子所谓笃志好学、材良行修者以充其选，而又于大臣中特命一人典领其事，如程子所云者，授以玺书，责以提督作兴之任，俾其率领群儒详立规条，一本程子所上札子以为准则根据，学校所施行者必太祖皇帝所定之学规，士子所谓习者必太宗皇帝所颁之书籍，参诸古典，酌以时制，凡夫学校所以诱掖激厉、渐摩成就之道节目次第，门分条具，以为一代教养之法既行之太学，又颁之天下，如此，则施教者有成效、受教者有成德，而推其所得以为教者皆有成法而用之无穷矣。要必就其所教多士之中，差其果于行事者用以厘百司之务，择其深于道义者留以为太学之师，散其明于经训者分以掌州县之教，而州县受教之士又以其所受于教者之教以卒业于太学、以分任于有司、以推教于他人，彼此承传，后先授受，同此《诗》《书》之习，同此道德之归，朝廷之政教此道此德也，官府之禁令此道此德也，百官之职业此道此德也，学校之功课此道此德也。道德既一，风俗自同，立德者不索隐以行怪，行事者不谋利而计功，为学者不驾虚而翼伪，修辞者不厌常而喜新，居官者不党同而伐异，浑浑乎和平温厚之天，坦坦乎大中至正之域。世道至此，虽唐、虞、三代不是过也。由是观之，治天下之道莫大于正风俗，正风俗之要莫切于一道德，程颢一世大儒，言于其君欲其特留宸意为万世行之，臣敢昧死援程颢之言以为九重告。

朱熹曰：“异端害正，固君子所当辟，然须是吾学既明洞见大本、达道之全体，然后据天理以开有我之私，因彼非以察吾之正，议论之间彼此交尽而内外之道一以贯之，如孟子论养气而及告子义外之非，因夷子而发天理一本之大，岂徒攻彼之失而已哉？所以推明吾道之极致本原，亦可谓无馀蕴矣。”

臣按：朱子之言反本之论，所谓上策莫如自治者也。吾惟明吾之道德，则彼所谓非道之道、非德之德皆因吾之是而见彼之非，政不必拘拘然而与之较负胜也。吾道既明，吾党既众，则自然所至成俗，不日而复三代之旧矣。

以上一道德以同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