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衍义补/卷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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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方夷落之情（下）

汉武帝元朔三年，张骞自月氏还，具为天子言西域诸国风俗：“大宛在汉正西，可万里。其东北则乌孙，东则于阗，于阗之西则水皆西流注西海，其东水东流注盐泽，去长安可五千里。匈奴右方居盐泽以东，至陇西长城，南接羌，鬲〈（与隔同）〉汉道焉。乌孙、康居、奄蔡、大月氏皆行国，随畜牧，与匈奴同俗。大夏在大宛西南，与大宛同俗。臣在大夏时见邛竹杖、蜀布，问安得此，曰：‘市之身毒。身毒在大夏东南可数千里，其俗土著，与大夏同。’度大夏去汉万二千里，居汉西南，今身毒又居大夏东南数千里，有蜀物，此其去蜀不远矣。今使大夏，从羌中，险，少北则为匈奴所得，从蜀宜径，又无寇。”天子既闻诸国多奇物而兵弱，贵汉财物，诚得而以义属之则广地万里，重九译，致殊俗，威德遍于四海，欣然以骞言为然，乃令骞因蜀犍为发间使，四道并出求身毒国，各行一二千里。其北闭氐、筰，南闭巂、昆明，杀略汉使，终莫能通。骞又言于武帝曰：“臣居匈奴中，闻乌孙王号昆莫，今单于新困于汉而昆莫地空，蛮夷恋故地，又贪汉物，诚以此时厚赂乌孙，招以东居故地，汉遣公主为大夫结昆弟，其势宜听，则是断匈奴右臂也。既连乌孙，自其西大夏之属皆可招来而为外臣。”自是西域始通于汉，凡三十六国。

臣按：此自秦汉以来通西域之始。

光武建武二十一年，西域十八国俱遣子入侍，请都护，帝不许。诸国侍子久留敦煌，皆愁思亡归，莎车王贤知都护不出，击破鄯善，鄯善王安上书愿复遣子入侍，请都护。帝报曰：“今使者大兵未能得出，如诸国力不从心，东西南北自在也。”

班固曰：“孝武之世图制匈奴，患其兼从西国结党南羌，乃表河曲，列四郡，开玉门，通西域，以断匈奴右臂，隔绝南羌月支，单于失援，由是远遁而幕南无王庭矣。然通西域近有龙堆，远则葱岭，身热头痛，悬度之厄，淮南、杜钦、扬雄之论皆以为此天地所以界别区域，绝外内也。西域诸国各有君长，兵众分弱，无所统一，虽属匈奴不相亲附，匈奴能得其马畜、旃罽而不能统率与之进退，与汉隔绝，道里又远，得之不为益，弃之不为损，盛德在我，无取于彼。故自建武以来西域思汉威德，咸乐内属，数遣使置质于汉，愿请都护，光武远览古今，因时之宜，羁縻不绝，辞而未许，虽大禹之序西戎、周公之让白雉、太宗之却走马，义兼之矣。”

臣按：自汉遣张骞通西域后，而中国帝王当全盛时往往遣使远通西域，在汉则为大宛、乌孙、于阗、龟兹、月氏诸国，在唐则为高昌、焉耆、龟兹、于阗、天竺诸国，在宋则为天竺、高昌、大食、于阗、龟兹诸国，在本朝则为哈密、和卓额尔、巴拉赛玛尔、堪哈里、于阗诸处。夫古今所谓西域者，其土壤山川不改其旧，但其名称随世更改，不可一一复识别也，惟所谓于阗者，自汉以来至于今日恒不改其旧称焉，因此一国考史所纪方向、里数，步而考之，似亦可以得其仿佛者矣。然圣人详于治内而略于治外，因其名知其所在，随其俗而处之，期为得矣，正不必如汉人之遣使臣、设都护、置质子、通昏姻、求珍货，是皆无益于治乱。班因所谓得之不为益，弃之不为损，斯言尽之矣。惟今所谓哈密、齐勤、蒙古、罕都、安定、鄂端察逊皆前代中国之边境，所谓敦煌、酒泉、伊吾之故地，洪武、永乐中因其土酋内附立以为卫，其地处吾近边，薄于北部，不可概以外国视之，使为敌用，是亦汉人断匈奴臂不使得以通羌之一策也。

《唐书》：吐蕃本西羌属，盖百有五十种，散处河湟、江岷间，有发羌、唐旄等，然未始与中国通。居析支水西，祖曰鹘提勃悉野，健武多智，稍并诸羌，据其地，蕃发声近，故其子孙曰吐蕃而姓勃窣野。

宋祁曰：“唐兴，四夷有弗率者皆利兵移之，蹶其身、犁其庭而后已，惟吐蕃号雄强，为患最久，赞普遂尽盗河湟、薄王畿为东境，犯京师，掠近辅，谋夫虓帅，圜视共计，卒不得要领，晚节自亡而唐亦衰焉。”

臣按：《唐书》谓吐蕃散处河湟、江岷间，河湟即今陕西西宁、河州等处，江岷即今陕西岷洮州及四川松茂等处也。

《大明一统志》：西蕃即吐蕃也，其先本羌属，散处河湟、江岷间，其酋发羌、唐旄等居析支水西，后有樊尼者西济河，逾积石，居跂布川或逻婆川。隋开皇中，有论赞索者居牂牁西。唐贞观中始通中国，既而灭吐谷浑，尽有其地，至唐末衰弱，种类分散，入内属者谓之熟户，馀谓之生户。宋时朝贡不绝，其首领唃厮罗始居鄯州，后徙青唐，神、哲、高宗朝皆授以官。元宪宗始于河州置吐蕃宣慰司都元帅府，又于四川徼外置碉门、鱼通、黎、雅、长河西等处宣抚司，世祖时复郡县其地，设官分职，以吐蕃僧帕克斯巴为大宝法王帝师领之，嗣者数世，弟子号司空、司徒、国公，佩金玉印。

本朝洪武六年，诏吐蕃各族酋长举故有官职者至京授职，遂置五衙门建官赐印，俾因俗为治，以摄帝师纳木喀巴勒藏布为炽盛佛宝国师，元国公纳木喀斯达克巴勒嘉勒灿等为都指挥同知、宣慰使、元师招讨等官，自是蕃僧有封灌顶国师及赞善王、阐化王、正觉大乘法王、如来大宝法王者俱赐印章诰命，比岁或间岁赴京朝贡。

臣按：吐蕃之地，北起陕西之河湟，迤南历四川，抵云南西北之境。洪武六年，立都指挥使司者二，乌思藏、朵甘也；指挥使司者一，陇卫也。七年，又置宣慰司者三，朵甘及董卜韩胡、长河西鱼通宁远也，置招讨司者六、万户府者四、千户所者十有七，此皆在外化之境，岁通朝贡而已。自有西僧以来，此属不为边患，遇有寇盗朝遣僧谕之，寻即解散。若夫边徼之内，如陕西之岷州、洮州，四川之龙州、黎州诸处，人杂氐羌，是皆吐蕃之种落，久已内属，悉听官府约束，不复生梗。惟所谓松潘者，其地险隘，馈寔为难，生蕃顽犷，屡为边害，所以遏绝之者，区处未得其宜，盖其地瘠而人贫，性躁而无常，然俗颇尚僧，请下群臣议，随其俗以为治，于今屯军去处，依岷州例建一大刹，择蕃僧中之有道行为众所信服者授以诰印识名，俾守其地，每岁遣人赏赉，仍于威州或茂州立一大营，退前时将卒于此守御，扼其要害，通其互市，如此，则可以少纾蜀人输运之苦，而息边境劫掠之患矣。〈（以上西羌）〉

汉武帝元狩元年，始通滇国。元封二年，始置益州郡。明帝永平十二年，哀牢王柳貌率其民五万户内附，以其地置哀牢、博南二县。唐玄宗开元二十六年，册南诏为王，蛮语谓王曰诏，先有六诏，莫能相统，蒙舍诏最在南，至皮逻阁浸强大，乃求合为一，朝廷许之，徙居太和城。宋熙宁九年，大理遣使贡方物。政和九年，封其酋为大理国王。元宪宗二年，平大理，立为三十七郡。世祖自西蕃入大理，平云南，遣将招降其酋长，遂分三十六路四十八甸，皆设土官管辖，以大理、金齿都元帅府总之。

本朝洪武十七年，立为麓川、车里二宣慰使司，此外又有孟养、木邦、缅甸、老楇、八百、大甸宣慰司，其与麓川、车里皆是百夷之种类也。

苏辙曰：“蛮夷之人扰边求利，其中非有大志者，其类皆可以谋来也。愚尝观于西南徼外蛮夷，而求所以为变之始，而至于攻城郭、杀人民，纵横放肆而不可救者，其积之莫不有渐也。夫蛮夷之民宁绝而不与通，今边徼之上和其货财而纳之于市，使边民凌侮欺谩而夺其利，长吏又以为扰民而不之禁，穷恚无聊，莫可告诉，故其势必至于解仇结盟、攻剽蹂践，残之于锋镝之间，而使其志得伸也。嗟夫，为吏如此，亦见其不知本矣。通关市，戢吏民，待之如中国之民，尚谁所激怒而为此哉？”〈（自金齿过蒲缥将至怒江，有屋床山，乃云南百夷界限也，高山夹箐，地险路狭，马不可并行，过是山三里许即怒江，渡此江即百夷地也，沿河下数十里，上高黎共山即今之通衢也，高黎共山路亦颇险，上二十里下一陡涧，复上三十里至山巅，夷人立栅为寨，遇寨复下四十里诈平地乃麓川江上流，过此则无险隘之地矣。一路从怒江西上二十程至腾冲府，七日许到麓川，一路从云南白崖过景东，从木通甸至弯甸渡河，入范施，约十日程到麓川，自怒江上流蒙来渡至景东沿河小渡十数处，皆可入境也。）〉

臣按：云南地汉时已入中国，谓为西南夷，唐末为南诏所据，后为蒙、段二氏所有，自为一国，宋竟不能有之。元世祖始平大理，以其地内属，本朝立为藩府，命黔国公世守之，今其云南楚雄、临安、大理等府设置如内地，而更以元江、永昌之外，麓川、车里等处为西南夷，亦犹汉时自成都而视滇池也。国初止立麓川、车里二宣慰司者凡七焉，七者皆百夷之地，而惟麓川最大且要，正统中以思任发梗化，降为陇川宣抚司。大抵云南之地，其南以元江为关、以车里为蔽而达于八百，其西以永昌为关、以麓川为蔽而达于木邦，西南通缅甸，底于南海，东南统宁远而接乎安南，西北尽丽江而通乎吐蕃，所以制驭之者与南蛮、北狄不同，盖彼去中国远甚，其有叛乱不过梗化亏欠岁贡而已，不足为中国轻重也。为今之计，宜择一要害地，或景东或腾冲，命将一员统军于此守备，严禁中国客商，不许擅入其地，则彼不知中国虚实，而不为人所扇惑引诱，设为互市，有所交易，许其移文通译，赍载以来，使彼知中国之货难得，则不敢轻自弃绝矣。〈（以上西南夷）〉

《唐书》：高丽东跨海距新罗，南跨海距百济，西北接营州。

《大明一统志》：朝鲜国，周为箕子所封之国，秦属辽东外徼。汉初，燕人卫满据其地。武帝定朝鲜为真蕃、临屯、乐浪、玄菟四郡。昭帝并为乐浪、玄菟二郡。汉末，为公孙度所据，传至孙渊，魏灭之。晋永嘉末，始为高丽。高丽本扶馀别种，其王高琏居平壤城，即乐浪郡地。唐征高丽，拔平壤，置安东都护府，其国东徙，在鸭绿水东南千馀里。五代唐时，王建伐高氏，辟地益广，并古新罗、百济而为一，迁都松岳，以平壤为西京。其后子孙遣使朝贡于宋，亦朝贡辽、金，历四百馀年未始易姓。元至元中，西京内属置东宁路总管府，画慈悲岭为界。本朝洪武二年，王颛表贺太祖即位，赐以金印，诰命封高丽国王。二十五年，其门下侍郎李成桂主国事，更名旦，徙居汉城，遣使请改国号，诏更国号曰朝鲜。其国分八道，分统府、州、郡、县。

臣按：高丽自晋代建国至是八百馀年，始易三姓，在唐以前所谓高丽者止是一国，五代以后乃并三韩、百济而一之，在胜国时犹有耽罗，今耽罗亦为所有，其土壤比隋唐往征之时已数倍矣，然其国颇尚礼谊，安分守，自入国朝以来恭顺朝廷，四时朝贡，不废礼节，盖得小国事大之礼。孟子曰“畏天者保其国”，朝鲜有之。虽然，先儒有言君臣之道各欲自尽而已，彼既尽夫畏天之诚，则吾所以待之者可不乐天以自居哉。仰惟大明丽天而万方之远无所不烛，彼夫星罗棋布之国，寸地尺天莫不在吾照临之下，而此国者依吾旸谷之隅，庇吾扶桑之阴，而其所得之光辉独先于他国者，非有所私近故也。昔者唐太宗以英武之君亲驾于乐浪、玄菟之境，而卒不得志，而我朝开明堂而坐受其朝，岁时节序而使币往来，曾无虚月，是故德化感召之使然，而亦壤域接近之故也。

日本在东海之中，古称倭奴国，或云恶其旧名，故改名曰日本，以其近日所出也。

吴莱曰：“海东之地，为国无虑百数，北起拘耶韩，南至耶马台而止，旁又有夷洲、𬸚屿，人莫非倭种，度皆与会稽临海相望，大者户数万，小者仅一二百里，无城郭以自固，无米粟以为资，徒居山林，捕海错以为活。汉魏之际已通中国，其人弱而易制，慕容廆曾掠其男女数千，捕鱼以给军食。其后种类繁殖，稍知用兵，唐攻百济，百济借其兵败于白江口，乃逡巡敛甲而退，今之倭奴非昔日倭奴也。”

臣按：《皇明祖训》所列诸夷国名凡十有五，而日本与焉，而于其下注曰：“日本国虽朝贡，时通奸臣，谋为不轨，故绝之。”盖以此国其人虽粗知文字，而心实狡诈，海外诸蕃如占城、真腊、闵婆之类皆未尝为边境患，惟此一国居海之中，在胜国时许其互市，自四明航海而来，艨艟数十，戈矛剑戟莫不毕具，出其重货贸易，即不满所欲，燔焫城郭，钞掠居民，海道兵卒无以应之，往往为海边州郡害。圣祖灼知其故，故痛绝之，当开国之初，四夷宾服，惟兹倭奴时或犯我海道，故于山东、淮浙、闽广缘海去处设为卫所居多，大抵为倭故也。宣德以前，彼犹出没海滨以为民害，正统以后，盖罕有至者矣。向时因风候遣舟师由海道以备之，近乃于缘海都司委都指挥一员统其属卫，摘拨官军，专以备倭为名，操习战船以为防备，是以数十年来彼知吾有备，不复犯边，时或数年一来朝贡，朝廷亦以其恭顺之故而礼遇之。噫，前日之绝而今日之客，非自相戾也，前日之诈、今日之诚也，圣人何容心于其间哉？

以上四方夷落之情（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