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论上
天下之乱，不乱于既乱，而乱于既治；国家之祸，不祸于小人，而祸于君子。既乱之日，与小人之祸人国家，此不待智者而后见也。而既治之乱，君子之祸，则谨守绳墨之士恒有所不及知；知之而不敢断然出其言，以正告于天下。吾尝观北宋之祸，其罪在章惇、蔡京数奸，而实司马光、吕大防诸贤自贻其患；南宋之祸，其罪在秦桧、韩侂胄数贼，而实岳飞、韩世忠诸贤将坐失其机。何则？元祐初，宣仁擢用故老，点安石之党，以尽反神宗之政，司马诸贤言无不听，行无不遂，势不可谓不专。使此时能取小人之桀雄者斩杀之，其次者窜逐之，则太后虽崩无足虑，哲宗虽暗，无能有蛊惑其心而夺其鉴者。虑不出此，而优柔养奸，行调停之说。其罪之极大重恶者，止从放逐，或罢使闲居，或使之仍立于朝，以为足以致治而无忧，而不知逐者可还，罢者可起，在朝者可攀援窥伺以驯至于得柄。《书》曰：“树德务滋，除恶务本。”盖熙宁之祸，延蔓于绍圣、政、宣，而根伏于元祐也。
高宗既立，天下引领以望恢复，韩、岳诸将战无不捷，金师几于北遁，然桧以一人主和其内，诸道之师悉罢，甚至矫制杀飞，而天下事遂不可为。鸣呼！鬻拳兵谏，君子犹以爱君诵之。与其死于奸臣，孰死于敌之为烈！避专制之罪名，何如弃二帝、败国家、涂炭生民之祸为酷！向使飞不奉诏，不班师内觐，其始若同于叛臣之崛强跋扈而不可制，而专力图金，克中原以迎二帝，然后还戈而清君侧、解柄伏关，自尸抗命之罪，则虽有百桧不足以为忧者。而区区之金，其何不可剪此而朝食？
盖尝论三代以后，人才莫盛于宋，其致治远不及汉、唐，何也？汉、唐之立国在强固，宋之立国在忠厚。汉、唐以强固立国，而其法多荡轶简易，故一时臣工，类能敢作果为，以自奋其才智，是以能成功。宋以忠厚立国，其法多繁委周密，而一时臣工，又皆循礼守分，不敢逾越尺寸，斤斤然规矩准绳之中以自救过不给，是以不肖者不能为大乱，而虽有大贤不能遂志毕力，犯非常之举以至于大治。鸣呼！排众论，冒不韪，危天子以成大功者，终宋之世，吾以为寇莱公一人而已矣！
附评
[编辑]（温伯芳曰：笔势若铁鹰之搏兔，论似奇险，究竟不出人心口间，然谁敢形之于笔，而又能如此猛鸷迅悍耶！）
（曾止山曰：传曰：“惟仁人能爱人，能恶人。”叔子天性仁厚纯谨，而其言若此，可以想见一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