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干部进行再教育的一个有效方法
对干部进行再教育的一个有效方法——上海市的调查报告 《红旗》杂志一九六九年第三期第四期合刊 1969年3月28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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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必须善于识别干部”、“必须善于使用干部”、“必须善于爱护干部”的教导,上海在组织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各条战线时,有计划地吸收了一部分解放了的或结合了的、但“腰杆子还不硬”的干部参加,让他们到群众斗争的第一线去“经风雨,见世面”。
最近,我们调查了进驻一个单位的工宣队的情况。这个工宣队共有队员二百三十九人,其中有干部九人,占队员总数的百分之三点八。这九个干部中,一个原是上海化学纤维公司的党委书记,其余是国棉十七厂、上海第三毛纺厂和上海第八毛纺厂原车间和科室的领导干部。除学生出身和农民出身的各一人外,其余原来都是有二十年以上工龄的老工人。他们在旧社会受过地主、资本家的剥削和压迫,解放后,怀着对党和毛主席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积极投入了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斗争,先后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并脱产当了干部。他们在工作上一贯勤勤恳恳,但是由于受了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的黑“六论”的毒害,当干部时间一长,“眼界高了,架子大了,指手划脚多了”,脱离了原来一起战斗的阶级兄弟和阶级姊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初期,又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受到了革命群众的批判。在参加工宣队前,虽然已经解放,但多数未被结合。他们的精神状态不够振作。个别的还表示:
“从此掼掉乌纱帽,戴上安全帽,上班不迟到,下班准时跑,省得再检讨。”
这几个干部所在单位的革命委员会,反复学习了毛主席的干部政策和最新指示:“正确地对待干部,是实行革命三结合,巩固革命大联合,搞好本单位斗、批、改的关键问题,一定要解决好。”对这部分干部作了具体分析,认为他们本质都是好的,跟着毛主席继续干革命的愿望也是强烈的,要相信他们是能够改正错误的。他们的主要问题仍然是一个正确对待群众的问题。他们的政治立场是转过来了,但思想感情还没有彻底转过来。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坚决落实毛主席的指示:“你们要政治挂帅,到群众里面去,和群众在一起,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得更好。”革委会除在本单位为干部提供更多的联系群众的机会以外,决定抽出一部分干部,让他们参加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和工人群众一起,到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的“风口”上去经受锻炼。
这些干部听到让他们参加工宣队时,都很兴奋、激动,认为“能参加毛主席亲自支持的工宣队,是最大的光荣”,“是革命造反派对自己的信任”,决心在新的环境和新的斗争中,好好改造自己。
半年多来,这个工宣队的团部和队员,以及在那里支左的人民解放军指战员,遵照毛主席的干部政策,对这几个干部进行了积极、热情的帮助。总的原则是:“让他们放手工作,使他们敢于负责;同时,又适时地给以指示,使他们能在党的政治路线下发挥其创造性。”开始一般是先让他们担任普通队员,尽可能多地使他们接触尖锐的斗争。当发现有些干部“怕”字抬头,担心“老账新账一起算”,或在工作中流露出某些旧思想、旧作风的影响时,就用举办学习班、学“老三篇”、开谈心会来解决。当他们精神面貌有转变,工作有进步时,就热情地支持、鼓励他们,发扬他们的长处,放手让他们在斗争中发挥作用。九个干部从参加工宣队以来,在尖锐、激烈的两个阶级和两条路线斗争的风浪中,在轰轰烈烈的革命群众运动中,“丢掉了脱离群众的官架子,换上了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武装起来的头脑子”,精神面貌起了显著变化。目前,他们分别担任工宣队的团政委、连政治指导员、班长和团部工作人员等,成为工宣队政治工作骨干力量的一部分。
九个干部总结自己半年多来的变化,认为最主要的是有三个大不一样:
第一、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理解大不一样,大大提高了两条路线斗争的觉悟。这些干部在运动初期,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靠边劳动后,考虑个人问题多,关心国家大事少,认识同形势脱了一大截。参加工宣队后,以一个战斗员的身份积极投入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从广大群众揭发出来的大量惊心动魄的阶级斗争事例中,深深认识到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他们说:原来这个单位的领导班子,是挂着共产党牌子的国民党班子,这完全是刘少奇这个大坏蛋造成的。刘少奇的的确确是美帝、苏修和国民党反动派的代理人,是一切反革命势力的总后台。不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无产阶级就会丧失政权。一个原来担任车间党支部书记的干部,运动初期犯了错误,她说:“当时我不但没有认识到这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刘毒’的恶果,是我执行错误路线的恶果,还认为我是听党的话呢!现在想想,刘少奇不揪出来,‘刘毒’不肃清,真是要亡党亡国亡头啊!”原化学纤维公司党委书记周彦朋,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曾为自己“约法三章”:经济上不贪污盗窃;生活上不腐化堕落;思想上不追求名利。以为把住这“三不”,就是把住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关”。但为什么在这次运动中还会犯路线错误?经过在工宣队的半年多锻炼,他才认识到:离开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去搞“三不”,离开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去“修身养性”,就是中了刘少奇黑《修养》的毒。进入工宣队之前,他最怕处理群众中的两派问题,认为“弄得不好,又要犯路线错误,还是离得远点好”。现在,他深切地体会到:“无私才能无畏。只要想到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关系到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命运的头等大事,只要坚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还有什么可怕的呢?”同志们普遍反映:“老周的变化确实大。”最近碰到好几次很尖锐的矛盾,他总是主动站出来:“我去!”
第二、对广大人民群众的态度大不一样,大大加强了群众观点。这些同志原来当工人时,群众关系都是比较好的。但是,“掼脱纺纱锭,坐上靠背椅”以后,在刘少奇反动的“群众落后论”的毒害下,慢慢就觉得自己高明,群众落后,对群众不相信,不依靠了。上海第三毛纺厂原车间副主任成招娣,刚当干部时,还能经常在车间劳动,群众亲切地叫她“招娣”。可是时间一长,办公室坐久了,到群众中去少了,群众称她“成主任”了,说她“手上的厚茧退了,思想感情变了”,批评她“忘了本”。但她认为自己十三岁进厂当童工,吃过资本家的苦头,挨过“拿摩温”(工头)的拳头,难道还会忘本吗?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了批判,想不通,怪群众对她不谅解。参加工宣队,当了普通队员,在群众斗争中经受了锻炼,才深切地认识到群众的智慧无穷,群众运动的威力无比。再想想自己当了干部后,脱离劳动,脱离群众,还执行过压制群众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不是不折不扣地忘本了吗?从此,她在工作中特别注意密切联系群众,虚心向群众学习。有一次,她高烧发得很厉害,还坚持做群众工作,使同志们受到很大感动。
第三、对曾经批判过自己的革命群众的感情大不一样。通过并肩战斗,干部对曾经批判过自己的革命群众的感情从疏到亲,从怨到爱,从不服气到虚心学习。有这么一个典型的例子:一个原厂党委组织科副科长,运动初期整革命群众的材料,因而受到群众的批判,他内心抵触,看到批判他的人就有一股子怨气。经过革命群众的耐心帮助,有了一些转变。参加工宣队后,又恰巧同批判他最厉害的同志在一起工作。开始他顾虑重重,思想上结了一个大疙瘩。但通过激烈的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他亲眼看到革命群众无限忠于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许多生动事迹,他们不为名不为利,日夜地战斗,全心全意地干革命。特别是对他批判得最厉害的同志,以前在解放他时曾耐心地去做那些还不能谅解他的群众的工作,到工宣队后,又主动找他谈心,热情帮助他,这使他深深地受到了教育。他想,自己过去错把战友当冤家,真是太不应该了。今后一定要“把仇恨算在刘少奇的账上,把教训记在自己的心上,把进步归于毛泽东思想的哺育和战友的帮助上”。从此,他和革命群众紧紧团结、战斗在一起,互相学习,互相关心,互相帮助,真正感到了无产阶级的战斗友谊的可贵。
九个干部一致认为,半年多来,自己的精神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怕”字少了,“敢”字多了,由存在某种消极情绪,转为努力干社会主义革命。这些变化,归结到一点,就是从斗争实践中加深了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光芒四射的毛泽东思想的无限热爱、无限信仰、无限崇拜、无限忠诚,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自觉性大大提高了。这些干部说,过去,我们念念不忘的是毛主席领导人民群众用枪杆子打出了一个新中国,使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得到了翻身解放。现在,进一步认识到要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使领导班子永不变质,坚持把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进行到底,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今后,一定要念念不忘:紧跟毛主席,革命一辈子。
在调查过程中,我们同工宣队同志们进行了讨论,大家认为:
(一)对干部进行再教育,除了下放劳动,举办“五·七”干校等以外,在有条件的地方,有计划地吸收适当数量的干部参加工宣队,首先是那些政治领导较强的工宣队,也是一个对干部进行再教育的有效方法。可以考虑逐步轮换,以扩大对干部的教育面。
(二)根据需要和可能,还可考虑通过参加工宣队的途径,进行干部交流。上海纺织工业局革委会组织工宣队进驻国棉十五厂、丝织五厂、棉纺针织厂等单位,由于这些单位缺少适当的结合干部,当工宣队撤离时,就把参加工宣队的个别干部留下来,结合到厂革委会的领导班子里去。一般效果都比较好,群众也满意。
(三)要深刻地认识到毛主席指出的这个真理:“中国共产党是在一个几万万人的大民族中领导伟大革命斗争的党,没有多数才德兼备的领导干部,是不能完成其历史任务的。”对原有的革命干部和新提拔的干部,都要帮助他们在领导岗位上不受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干部自己,也有一个主观努力问题。同样在工宣队锻炼了半年,九个干部的进步是不一样的。就是同一个干部,因为一个时期能自觉接受再教育,另一个时期自觉性差一点,结果也不一样。关键在于:能否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正确对待群众和正确对待自己的思想改造。
上海市革命委员会调查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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