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文襄公在西北

左文襄公在西北
作者：秦之衔
1945年

1945年商务印书馆初版于重庆。作者秦之衔，字又元，号翰才，上海人，生于1896年，卒于1968年。

弁言——作者之录

这本书可说是成于一个缘。

我最初知道左文襄公，在二十多年前读了阳湖史氏家藏文襄公手札以后。其中有一篇跋，对于文襄公不无微词。后来又读了文襄公家书，觉得和曾文正公家书别有一番气味。又后来读到文襄公年谱，读到文襄公诗文集，对于文襄公，认识也渐多，那诗文集是在武昌冷摊发现的。民二十六年，抗战军兴，我从上海而杭州，而南京，而南昌，撤退到长沙。一天晚上，有一个偶然的机会，见到了文襄公的遗宅。那地方就是南宋词人辛弃疾练兵所在，寨名飞虎，桥名司马。这使我兴奋，我想再读些文襄公的书。第二天，遍访十多家书肆，知道有一部文襄公全集，是一部一百数十册的巨著。因为去了香港，没有买。从香港回到长沙，住了几时，终于在将到汉口的前两天，买了下来，还买得了一部影印的文襄公给陈湜的手札。可是才到汉口，又要撤退，来不及翻检。二十七年秋天，撤退到重庆，方得开始阅读。为了客中独居无俚，就把阅读所得，随手记出，作为消遣。已而发生了一个野心，想编成一本记叙文襄公的书。二十八年夏天，又到了香港，仍不断做这消遣工作。三十年冬天，总算把全书写成，包括年表、叙传、嘉言录、轶事篇和集外文等五部分。更幸见到文襄公一位曾孙，承他允许我再向他家中找些材料。不料太平洋战争爆发，仓皇步行至东江回国，只得把这部十多本稿子和数百本苦心搜集的参考书，丢在香港。在桂林过了半年，得知这部稿子已承一位朋友想法运到上海，不觉喜出望外。这是我和文襄公之缘。

我有一位伯父，在兰州住上八九年，起先在他老师甘肃学政叶菊裳先生昌炽的幕府，后来进了他友人陕甘总督升吉甫先生允的幕府。他曾寄给我们果丹皮、菊花干、杏仁、杏脯。那时，我年七八岁。这是我第一次吃到西北的物。在我十五岁上，伯父回来了，带著两个当差的，其中一个是回教徒，还有一个丫头，都是甘肃的土著。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西北的人。我祖母在我祖父弃养后，也远游到了兰州，这时康强无恙的重返家门，他常在饭后茶馀，告诉我们许多西北的情形，当时最感兴趣的是：羊皮筏子，黄河冰桥，土炕烧马粪。伯父跟著老师按试各属，走遍了甘肃各府厅州，他说有几处不通的文章令人看了笑歪嘴。他又说什么“金张掖银武威”是甘肃最富的地方。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西北的风土人情。伯父和他老师都是研究碑版的，在他行装中，有许多名贵的拓本，还有一位六朝妇人的墓碑，石色红润如玛瑙；更有一块白石，有两块煤砖大小，说是和阗进来，中含宝玉。这又是我第一次赏鉴到西北的珍异。升督在任，做得不少事业，有些叫伯父托人在南中代办。记得一次采办了大批图书，其中包含著严复的《天演论》、《群学肄言》等，梁启超的饮冰室书，林纾的译本小说。兰州官钱局的钞券，是上海时中书局印的，记得印错了一个字，有十几麻袋的废钞运存在吾们家里。兰州文庙的乐器，是在苏州照那边夫子庙的规模特制的，记得那佾生穿的蓝袖袍子，又是在我们家里雇裁缝做的。这一切使我对于甘肃，觉得不是一个陌生的地方。于是民三十一年秋天，承沈君怡先生招我到甘肃水利林木公司服务，我就很高兴地接受。有些朋友说：那边路太远不便，生活太苦，不要去吧。但是我想到祖母以六十五岁的高年，在四十年前交通艰阻情形下，还能作万里壮游，为甚我就不能呢，我决心走了。这是我和西北之缘。

一、左公是怎样一个人

（甲）家世

清仁宗嘉庆十七年七月初七日，湖南湘阴东乡左家塅，有年将八十的老妇，梦见一神人从天空降落他家院子里，自称是“牵牛星”，不禁一吓醒来，听说他媳妇又生下一个孩子。同时，只见产妇房中一片白光，顿把灯烛形得暗淡不明，不多一会，天就亮了。这在神话中产生的孩子，便是五十五年后，在西北干下一番伟大事业，结束了中华民国以前经营西域史，名宗棠，字季高的左文襄公。

文襄公有两个哥哥，三个姊姊。但惟有他是祖父、祖母、父亲、母亲的宠物。在四岁时，从祖父上山游玩，采了一把栗子回来，分给哥哥、姊姊，自己却没有吃。祖父便欢喜道：“这孩子从小能分物均匀，又能不贪，不自私，将来必能成一人物。”母亲特别欢喜他，说他有万里封侯的希望；至于那两个哥哥，只能做教书先生。这些预言，六十年后都应验了。

祖父和父亲都是秀才，平日教几个学生，有些少束修收入，也有几十亩田，每年可收租榖四十石。自己也种一些庄稼。这就是吾们在兰州郊外常看见人家门上贴著“耕读第”一类半耕半读的人家了。可是这清苦的收益，决不能养活一个有两个五口之家庭。有一年田亩歉收，只好把糠屑充饥了。文襄公生下来时，当然雇不起乳母。母亲又乳水不足，只好嚼米成汁来饭他。这是一件苦事，而这孩子还吃不饱，只是哭，把肚脐眼哭得突出。文襄公自己说，以后年长，就这样腹大而脐不深。母亲，父亲病重时，没钱买贵重的药品，只买得几钱的西洋参、高丽参，蒸得一羹匙。死后丧葬费用，极力张罗，只有二百几十两银子。这笔债，还还了三五年才偿清。他受了这种深刻的刺激，在二十九岁自题画像的第四首，表示深切的沉痛：“十数年来一鲜民，孤雏断肠是黄昏。研田终岁营儿哺，糠屑经时当夕飧。五鼎纵能隆墓祭，只鸡终不逮亲存。乾坤忧痛何时毕，忍属儿孙咬菜根。”（诗集三页）所以后来他虽飞皇腾达，生活仍很俭约。论吃，除非宴客，不用海味；论著，平常只穿布袍。他念著父母的贫苦，不忍过分的享受，更不许子孙有过分的享受。在他生了四个女儿以后，得了第一个儿子，没有雇乳母，这第一个儿子，得了第一个儿子，就是文襄公的第一个孙子，他也不许雇乳母，这时他已经在做浙江巡抚了。

（乙）家风

襄公的家世，固是清寒的家世。文襄公的家风，却又是孝义的家风。文襄公的曾祖父，是一个至性过人的书生，当他的祖父病在床上多年，帮同父亲早夜服侍，祖父换下的衣服，由他亲自携到河边洗濯，望著祖父肮脏的衣服，想起祖父疾病的痛苦，便呜咽流涕，使行路的人见了也感动。文襄公这位曾祖父还在平日节省家用，在高华岭施茶，供人家解渴；逢荒年，又典去衣服在袁家铺施粥，供人家充饥。文襄公的祖父自己捐榖来倡办一个族仓；父亲自己捐钱来倡建一所宗祠。他们都在贫苦生活中，做著慷慨的义举。在这样熏陶中长成的文襄公，也就成为一位孝义的典型人物。像上面所说对于父母的深切恋念，便可说是大孝终身；而就以后从刻苦自励造成的一番功业说，更是孝经上所称道的显亲扬名的孝。文襄公的二哥早就亡故，他便把祖传的田地送给了孤侄。文襄公的大姊，婿家穷得没有饭吃，那时文襄公正要上京会试，没有盘川，文襄公的夫人给他在自己奁产中设法了一百两银子，文襄公却全数送给了姊姊。家乡两次水灾，文襄公捐出他教书的收入，更到处向亲友劝募，散米煮粥，救济难民。他的夫人也出来亲自照料，还典去他的衣饰，配药施送病人。他们尽一家的人力和财力来做这种慈善事业。但这都还是文襄公做寒士时的故事。及至他得意后，依然乐于帮助亲族，帮助师友，帮助僚属，帮助地方义举。这样，就常挥霍去了他廉俸所入的百分之九十五。他有一句意义深长、千古不朽的名言，教训子孙，便是“惟崇俭乃能广惠。”

（丙）师友渊源

文襄公幼时，只从祖父和父亲读书。到十九岁上，才在长沙城南书院，从山长贺熙齢（字庶农。湖南善化人。）问学。熙龄很喜欢这个学生，曾做诗夸奖他说：“开口能谈天下事，读书先得古人心”。还加著注“季高谈天下大势，了如指掌”。（寒香馆诗抄）同时，却教文襄公读汉宋先儒的书，要他在“致敬”上用工夫。所以十分豪放的文襄公，在早年有一时期，很埋首研究程朱理学，手抄陆陇其读朱随笔一本，力行“寡言”和“养静”二点。后来文襄公在醴陵渌江书院，根据朱子小学，定学规；在兰州重刻张伯行正谊堂全书，鼓励士子参加校雠；在兰州，刊布吴荣光（字荷屋。广东南海人。）吾学录，劝人民学礼；可说都是受这位山长的影响。文襄公得子很迟，在他大儿子出世后，老师很高兴，便把自己的小女儿许配这小孩子。于是，从前的师生，变成今日的亲家，这是一段佳话。

贺熙齢的哥哥长龄（字耦耕），家中藏书很多。文襄公家贫无力买书，常向长龄借书。他也很喜欢文襄公，以为是当今国士，并劝文襄公说：“目前国家正苦缺乏人才，应志求远大，万勿苟且小就，限制了自己的前途”。文襄公每次去借书，长龄必亲自上楼取给文襄公，不以为麻烦；同时把上次借的书，和文襄公讨论一番。长龄便是皇朝经世文编的主编者，而这部皇朝经世文编便是清代嘉庆以前名臣钜儒关于国计民生的论文的结集。文襄公也把这书丹黄满纸的圈读过，批评过。长龄还著一部书，叫区田说，后来文襄公留心经济和研究农事，并想作成一部广区田制图说，也可说都是受长龄的影响。长龄做云贵总督时，曾邀文襄公去进他的幕府。

嘉庆，道光间，赫赫有名的疆吏，要算陶澍（字云汀。湖南安化人。）和林则徐（字少穆。福建候官人。）陶澍做两江总督时，一次在他入觐下来，回返他故乡的小淹，经过醴陵，文襄公刚在那边渌江书院做山长，知县给陶澍预备公馆，请文襄公做了几副门联，其中一副是：“春癜语从容，十载家山，印心石在；大江流日夜，八州子弟，翘首公归”。上联是道著仁宗皇帝问起陶澍家中有一块印心石，并题给“印心石屋”四个字一张匾额的故事。陶澍见了大为赏识，问知是文襄公的手笔，便请来相见，一见又许为奇才，特地多留了一天，和文襄公长谈。到文襄公第三次入京会试落第回来，和陶澍有姻娅之谊的贺熙龄，就要文襄公给陶澍的年方九岁的孤子教读，同时照料陶澍家事。以后，又要文襄公把大女儿嫁给了这位陶公子。于是从前的师生，成为今日的翁婿，这也是一段佳话。

林则徐是陶澍所赏投，曾奏保他才能可以担当两江总督的重任。林则徐在云贵总督任，曾邀文襄公参加他的幕府。文襄公因为要教育陶澍的儿子，没有就。过后，林则徐辞官回乡，路经长沙，特约文襄公在湘江舟中一见，则徐极口称许他是非常之才。当日一面喝酒，一面谈天，直到天色黎明，才怅惘而别。则徐死后，文襄公写信给则徐儿子，描写这仅有一次的会谈的回忆说：“江风吹浪，舵楼竟夕有声，船窗人语，互相响答”。（书牍一卷五十三页）啊！这是何等美妙，令人神往的一幅“潇湘夜话图”啊！啊！橘洲之滨，岳山之麓，又何幸而留得这两位伟人的鸿爪啊！

陶澍做了十多年的两江总督，最著的政绩，是试办漕粮海运的成功；是整顿两淮盐政，首创改引为票；是兴办全省河工。则徐在东河总督，两江总督，湖广总督任，对于河工也有巨大的贡献。陶澍做两江总督时，则徐先做江苏布政使，以后升了江苏巡抚，上面所说的贺长龄就补了江苏布政使。长龄的经济学问，为陶林两公所推服，凡有河、漕、盐等大政，都要请教他。三人同心，就造成了当日江苏的治绩，这也是值得一提的。则徐生平还有几件大事：第一便是大众所知，在广东的禁烟；其次是在云南的处理回事。则徐在谪戍伊犁时期，开凿伊拉克坎井，教人民纺纱织布；被赦回来，又在甘肃平过一次番乱。文襄公一生景仰陶林二公，以后一切设施，可说很慕仿这两人。他在平定陜甘后，变更建制，控制形势，便是则徐在云南处理回事的善后办法；在新疆开渠和教民饲蚕缫丝，也便是追踪则徐在伊犁的往事；在两江积极办河工，发动导淮入海，推行改引为票的盐政，也都是依仿陶林二公的规模。至于文襄公在陜甘严厉禁种罂粟，禁贩鸦片，更可说是要贯彻则徐禁烟的主张。文襄公后在江宁省城，特地给陶林二公建一座祠堂，并题上一副楹联道：“三吴颂遗爱，鲸浪初平，治水行盐，如公诚不朽；卌载接音台，鸿泥偶踏，湘间邗上，今我复重来。”（联语五页）分明表白他继承陶林二公的志事。如果有好事的人，该把文襄公加入两公祠堂，合成陶、林、左三公词，以为钟阜，石头生色。

则徐当时，更有两个真是大胆的议论，无疑的对于文襄公的事业，有重大的影响，至少和文襄公的怀抱或思想契合。如今大家都知道林则徐是鸦片战争中的主角，由于这一战争的失败，便使中华民族挨了帝国主义一百年的蹂躏，受了不平等条约一百年的束缚。于是有责备林则徐卤莽灭裂的。其实则徐早就认识没有大炮和轮船，不能和外国战争，因此主张运用粤海关的收入，也来造大炮，造轮船。可惜当日朝野没有响应，以致孤掌难鸣。后来文襄公在则徐故乡的福州，创办福建船政，保举则徐的女婿沈葆桢（字幼丹。福建候官人。）充船政大臣，并且进一步倡议扩充铸造大炮，差不多就是要给则徐出气。再从鸦片战争以后，英法各国的势力都从西洋大海涌上东亚大陆，则徐回答人家今后大势的问题，却说英法不足虑，只有俄罗斯将是中国的大患。然而，那时俄罗斯和中国，正是和好无间。后来俄罗斯果然无理侵据伊犁，而文襄公定欲收付新疆，和俄罗斯周旋，或许也是受著则徐这一番话的启诱。

则徐那里有三个奇材异能之士：一是黄冕，（字南坡。湖南长沙人。）为则徐任两江总督时的属吏。则徐谪戍伊犁时，黄冕也因案被发迁在伊犁，便协助则徐办水利。到两人被赦释回时，则徐奉命留甘肃平番乱，黄冕又便给则徐造炮应用。黄冕对于造炮，很有经验，在当日是一位专家。太平军兴文襄公襄助湖南巡抚戎幕，黄冕主持造炮，文襄公常和他往来研究，发明一种劈山炮。黄冕有三个儿子都奉文襄公为师，其中一人后来在四川做官，便给文襄公帮采西征军米。一是魏源（字默深。湖南邵阳人。）是帮助贺长龄编纂皇朝经世文编的。则徐做两广总督，魏源在他的幕府。则徐曾教人翻译四洲志和造炮图说。后来魏源便根据这些材料，再加上旁的中外记录，在清文宗咸丰二年，编成一部一百卷的《海国图志》。这是一个中国讲外国情形破天荒的大著作，其中包括四个部分：一是记述西洋、南洋和东洋各国历史、地理，和当时政治情形；二是记述铸造和使用西洋大炮的方法；三是记述制造西洋水雷，还有各种西洋实用技艺的方法；四是辑录当时朝野人士和魏源本人应付西洋各国的方略。魏源主张“以夷攻夷，师夷长技以制夷”，又主张“守外洋不如守海口，守海口不如守内河”。据说这部书传入日本，为明治维新诸要人奉为枕中鸿宝；而魏源以夷制夷和守势的海防的议论，差不多也只配了中国在鸦片战争后几十年中朝野要人的思想或政策。魏源又谙熟西北掌故，主张新疆建省。文襄公和魏源交游，所以他在福建创设船政局和收复新疆后壹意设置行省，也可说有些受魏源的影响。而魏源的族孙魏光焘（字午庄），后来从文襄公西征，为协助建设西北的一个中坚分子。还有一个是王柏心（字子寿。湖北监利人。）和文襄公在张亮基（字石卿。江苏铜山人。）湖广总督幕府，后来又入则徐云贵总督幕府。他贯通历代兴亡成败得失的源委，并会同陜甘各郡县，认识回、蒙、藏各民族习俗性情。他是一个在野的有心人，写过一本枢言，发抒他的政事主张。文襄公的勇于西征，就是受柏心的鼓励；而文襄公在西北兴屯等事，也可说有些受柏心政论的影响。

胡林翼（字咏芝。湖南益阳人。）和文襄公是同年生。两家父亲原是好友，又同时产生了一对伟人。林翼就是陶澍的女婿，后来林翼的妹子嫁给了文襄公的侄子；又后来林翼的嗣子娶了陶澍的孙女，也就是文襄公的外孙女。陶澍做两江总督，林翼在他任上，遨游于甥馆；便在这时，认识了则徐的伟大，要求他老丈重用。后来则徐做云贵总督，林翼正在贵州做知府，于是林翼又做了则徐的属吏。也便在这时，把文襄公介绍给则徐，因此有则徐邀请文襄公赞襄幕府的一回事。林翼和文襄公两人情投意合，每次相见，必联床夜话，上下古今，谈个不休。那时的清代，正当经过一个极盛时期而走下坡路，内有川楚白莲教之乱，外有鸦片战争，虽在事定之后，还能弥缝于一时，然而政治的腐败，民生的憔悴，都是一天深刻一天，真是危机四伏。于是林翼和文襄公谈话时，常归结到一点，就是怕天下将有大乱，而文襄公以一个书生，常想怎样寻找一个深山来避乱。后来张亮基由贵州巡抚调任湖南巡抚，林翼又把文襄公介绍于亮基。这时太平军已攻入湖南，他们两人往日所忧虑的天下大乱，不幸而言中了，并且面临在故乡的大门前了，而文襄公却早已带领家眷亲属，深隐在本乡的白水洞，不肯出来。经亮基的竭诚礼聘，林翼的责以大义，文襄公才挺身而出。不久，林翼也带兵回乡，超授湖北巡抚。于是林翼在武昌，文襄公在长沙，林翼在阵前，文襄公在幕后，左提右契，在以后数年内，造成洞庭湖流域一个稳固的局面，据长江上游，和太平军争一日之短长。而后任湖南巡抚骆秉章（字吁门。广东花县人。）举劾永州镇总兵樊燮（湖北恩施人），就是晚清一代文人樊樊山（增祥）的父亲的案子，不幸挑起了湖广总督官文（字秀峯，汉军旗人。）因素不满意于文襄公，想借此倾陷文襄公的野心，文襄公只得退出秉章幕府。仗义怜才的林翼多方给文襄公营救，最后和曾国藩策划，于是又使文襄公以运筹帷幄的书生，一跃而为决胜疆场的大将，这是后话。总之，林翼最能认识文襄公，知道文襄公脾气太大，所以向不和他抬杠，遇事争执，总是退让三分。

我在以上说了许多话，只想表明一点，便是文襄公的师友渊源，对他以后一生事业的关系；更想表明一点，由于这种渊源，文襄公一生在历史上的地位，是别成一个系统，和国藩及其馀同时名人不同。

（丁）学问

在几千百个读书人大家都在咿唔咕哔，钻研八股文和五言八韵诗的时候，独有三、五人在讲典章文物的破纸堆中讨生活，岂不要惊世而骇俗呢！然而文襄公这三五人中的一人。他在潜心研究著惊世骇俗的学问。这些惊世骇俗的学问是什么呢？吾们可以把他分做三部份说。

一部份是地学。文襄公在十八岁上，就阅读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齐道南的水道提纲，分别做成扎记。他还自己绘地图。他的计划：横的方面，先绘一张全国的图，分开来再成各省的图；纵的方面，先绘成一张清代的图，推上再成明代的图，成元代、宋代乃至禹贡的图。以外更把山川、道里、疆域沿革、和历代兵事的关系，做成说明。他又摘抄各省通志和西域图志，把山川、关隘、驿道远近，分门别类，订成十几大本，题名眘馀阁钞本史部或经部。文襄公这些著作，都没有刊布。但是后来胡林翼作成的读史兵略，和详细注著水道、海疆、道里、都邑、关隘的大清一统图，就含有文襄公所想做的工作的意味。鸦片战争的发生，文襄公专门阅读关系海防记载的图书，同时写成几篇建设海防的意见书。这样，文襄公于地学自然很高明的了。有一位俄罗斯人叫做索思诺福齐的，以后访问文襄公于陜甘总督衙门。这位外宾，带了一张康熙舆图，常夸称他对于中国地理的熟悉。文襄公却拿出乾隆舆图来，向他考问了一番。这位自以为中国通的俄人，从此不敢再在文襄公前吹牛了。不过这还只是一件有趣的小事。实在文襄公一生在军事上的成功，全靠他对于地理的精熟。

文襄公的第二部份学问是农学。他读遍了历代讲农事的著作，也是分门别类的抄起来，计划编成一部仆存阁农书。他很注意“区田”一个问题，画成图样，做成说明。还在柳庄亲自试验这种区田的方法，结果是满意的成功。文襄公对于农事，有特殊的嗜好，因此又种桑、养蚕、种茶、种竹、种其他花木。湘阴原没有种茶的，文襄公实开风气之先。他自称“湘上农人”，在有一封给贺瑗（字仲肃。湖南善化人。）的信上说：“兄东作甚忙，日与佣人缘陇亩，秧田初茁，田水琮琤，时鸟变声，草新土润，别有一番乐意。”（书牍二卷二页）又在一首催杨紫卿（名季鸾。湖南宁远人。）梅画梅的诗上说：“柳庄一十二梅树，腊后春前花满枝。”（诗集五页）这真是仙源境界，文襄公大可终老是乡吧！然而文襄公到底不是桃花源中的陶靖节，却正是他自比的卧龙岗上的诸葛孔明，这只是他躬耕陇亩之时，而由于这些阅历，出山以后，到处欢喜教兵士种田，教人民归耕，说得很在行。

中国自古是一个农业国，老百姓的生命线在水，同时又在天。要使天公不做美，就来一个荒年，也就要官家来救命。官家的财政，主要是田赋和盐，而田赋的盈绌又要看年成的丰歉。于是水利、荒政、田赋、盐政四门，构成了旧中国政治上国计民生的一个环，也就是构成了文襄公的第三部份学问。陶澍收藏这种图书最多，在那时要算全国第一。文襄公在教读陶澍儿子的八年中，便饱读可这些图书，也就是精熟了这一部份的学问。以后煊赫的政绩，更就是运用了这一部份的学问。

文襄公完成了这三部份学问，已是快四十岁的人了。而文襄公恰如淳于髡口中的大鸟，“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四十一岁起，文襄公就作惊人之鸣了，一直鸣到七十五岁。鸣的资料，就是这三部份学问。文襄公家书给他的大儿子说：“古人经济学问都在萧闲寂寞中练习出来，积之既久，一旦事权到手，临时举而措之，有一、二桩大事办得妥当，便足名世。”（家书上卷六十五页）这就是诸葛亮“淡泊明志，宁静致远”两句话的注脚，也就是“夫子自道”吧！于是我们可以作一小小结论：从文襄公四十岁回溯到十八岁的二十三年中的素养，正是从四十一岁到七十五岁的三十五年中的事业的基础！

（戊）性行

文襄公志大言大，自小有夸大狂。每写成一篇文章，必自鸣得意，夸示同学。在他二十多岁，正是穷得不了，依居妻家时，还做了一副对联张挂起来，道是：“身无半亩，心忧天下；读破万卷，神交古人。”（联语一页）这种狂态，现在吾们读他所作奏折、函札、诗文，仍可觉得不时流露在字里行间。文襄公早年夸大的趣事很多，后来做了父亲，要管教子女了，于是他的夫人常把文襄公的笑话来羞他。他怪不好意思，只得掩著耳朵，装作不听见。真是俗话所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文襄公从陜甘回来，每和人家谈话，还是总要夸张他经营西北的功业。这一点很使人家不喜欢。相传文襄公新到军机处，恭亲王把一个海防的折子请教他，文襄公每看一页，因海防而说到塞防，表白他在西北措施之妙，看了几天，还没有完。又有苏州一位绅士见文襄公于两江总督任上，要谈公事，见了三次，没有谈成，因为一见，文襄公就自己谈他西北的事，使人无从插嘴。这又是文襄公晚年夸大的趣事，可惜夫人这时已死，没人再来羞他了。

从一般来说，湖南人的个性特别强吧！文襄公也不例外，而且格外刚直矫激。心上一不以为然，就可以和人家决裂；并且由于他的夸大狂，也就可以说得人家坏。因此一方不易容于人，又一方也不能容人。有些总角之交，患难之交，都弄得凶终隙末。像他和曾国藩的故事，那是大家知道的了。其次则像他和郭嵩焘（字筠仙。湖南湘阴人。）和沈葆桢，虽不至决绝，到底感情上总存在著不可弥缝的裂痕。他和李鸿章（字少荃。安徽合肥人。）始终是话不投机的，却还勉强维持著同寅之谊。文襄公的个性，实在太强，真不好和他相处。就是他最所亲信的老友刘典（字克庵。湖南宁乡人。）在陕西的当儿，也弄成一个督抚不和的局面，虽经吴大廷（字桐云。湖南沅陵人。）调解，不至闹翻，但是刘典不久就告归，文襄公也允许他告归，或许仍不免有芥蒂于心吧。至于刘典的后来又到兰州帮忙，已隔三、五年，那时大家又心平气和了。再就是他所倚重的健将刘锦棠（字毅斋。湖南湘乡人。）在新疆的当儿，也有一度几至分手。又再像文襄公和吴可读（字柳堂。甘肃皋兰人。）忽合忽离，是何原因，终成疑案。但只要使文襄公以为是好人时，他便可以始终认定是好人，又是发挥他的夸大狂，必至说得过分的好，例如他对于骆秉章和王鑫（字璞山。湖南湘乡人。）的推崇，实在这两个人都不是十分了不起的人物。不过骆秉章能重用文襄公，相处得这样好，确是一个意外的奇迹。

文襄公才气纵横，精力充沛，就不免予智自雄，事事喜欢专断，事事要躬亲。因此他虽当了三十多年大权，但部下极少出类拔萃的人物。吾们读了薛福成（字叔耘。江苏无锡人。）叙曾文正公幕府宾僚，就显得文襄公幕府黯然无色。文襄公部下人才在哪里呢？因为同是有才气，有怀抱的人，必不甘只处于唯唯诺诺，随人俯仰的地位；但是要有其主张，或有其表显，便易和文襄公冲突。于是文士像吴观礼（字子儁。浙江仁和人。）和施补华（字均甫。浙江归安人。）都见机而作，托故而行。更像严咸（字秋农。湖南溆浦人。）是湖外人才，在文襄公处因郁郁不得志而自杀；李云麟（字雨仓。汉军旗人。）是八旗名士，本是文襄公招去，却不欢而散。武人像蒋益澧（字芗泉。湖南湘乡人。）一次帮了文襄公的忙，就再也不肯为他所用；鲍超（字春霆。四川奉节人。）也不肯从文襄公西征。当然这些人的所以不能和文襄公相处，也有在他们方面的缺点；但是文襄公的气度不够大，实在是一个遗憾。还有文襄公遇可用之才而意气飞扬的，欢喜先给他一些挫折，然后再给他发展，希望他乐为己用。不过这个手法，对于已有名位，或已有年纪的人，是不适用的；换句话，文襄公这个庸人方式，遇到鲍超和李云麟而失败了。说得太远，再说文襄公的作风吧！事事专断，怕只能施之于军事，那末所谓：“运用之妙，存乎一心”，或许倒是要的；施之于政事，就未必然。事事躬亲，怕只能在壮健之时，那末，目营八表，手挥五弦，尽可应付裕如；要不然，精神一有不能顾到，就难保不出乱子。这样文襄公以七十多岁高龄，当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繁剧的重任，便在发行盐票案内，发生了一个幕府中的黑幕。彭玉麟（字雪琴。湖南衡阳人。）奉命查办，在覆奏中虽还为他老友和要一起去打外国人的同志弥缝，却不愧他“刚直”的说法，很不客气地请求皇太后，皇上训斥文襄公，要“广求人才，以为辅佐；采纳直言，以通下情。”（彭刚直公奏稿三卷）。实在文襄公自己未尝不觉得这些缺点，譬如他在陜甘总督任的末年，就在给帮办甘肃新疆善后的杨昌濬（字石泉。湖南湘乡人。）信上说：“弟近来于营务处视同虚设，亦觉食少事繁，得良才劻勖，宁非至愿。”（书牍二是二卷八页）所惜文襄公性情太刚，气度太窄，到底不能容人才；真是人才，不愿常为文襄公所用；能够留下的，就馀子碌碌不足数了。越是没有得力可靠的人，越是只得自己关心，自己动手。在最初，文襄公或许还有几个较好的脚色，但是经过二三十年，得意的独当一面去了，不幸的中道丧亡了，于是文襄公到晚年，真可说手下无人了，这是一个惨痛的局面。

诸葛亮自比管乐，文襄公自比诸葛亮。诸葛先生的自比管乐，自有他的心事。文襄公的自比诸葛亮，起先原只是和朋友们打趣。至于在一般人心目中，怕只是为他们用兵如神，看作“军师”样子吧！其实诸葛先生还是吾国第一流的政治家，只看他“开诚心，布公道”两句标语，已够吾们寻味。如今也不多谈，光数他的美德：一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二是不“使内有馀帛，外有赢财”。在太平军初起时期，曾国藩为文襄公筹饷有功，要保文襄公知府，文襄公不很高兴，对人说：“涤公何以定要用蓝顶花翎来换他的纶巾羽扇”；他要做官，不是州县，便是督抚，只有这两种官，还有事可做，可是他不愿做官，他只想在身前自谥“忠介先生”，于愿已足。这些，也都是一时的诙谐。不过，按之文襄公一生，“忠介”两个字的自谥，实在要比“文襄”两个字的官谥要好得多。文襄公在陶澍家，教他儿子教了八年，至于成立；在骆秉章那边当幕府，当了六年，把湖南放在一个安定的地位；及至出山，帮同平定了太平军，平定了捻军，又独力平定了西北，垂暮之年还督师来打法国人，终于客死在福州省城。所说“受人之托，忠人之事”就是诸葛先生“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至于文襄公的介节，可以深信无疑，不用说得。带了二十多年的兵，做了二十多年的督抚，传给四个儿子的财产，每人只有几千两银子。文襄公晚年自己算算，每人可派五千两。一片夫人和儿媳的墓田，一所在长沙的不很大的住宅。这个住宅，还是当初文襄公在湖南巡抚幕府时，胡林翼看见他家眷在本乡，照顾不便，和秉章凑了五百两银子买来送给他的，后来他的第二个儿子花了千把两银子，扩充一下，还大受他老人家的申饬。文襄公在日，常喊著一个“不欲以一丝一粟，自污素节”的口号。他是能实践其言的。综括说来，文襄公的军工，大于诸葛；文襄公的政绩，不如诸葛；文襄公的忠和介的美德，至少和诸葛相当。

（己）功名

自从满清开国，文襄公一家也曾产生过十几辈秀才。文襄公本人却不是秀才。他在二十岁上，捐了一个监生，和他大哥参加本省乡试，便同榜中了举人，哥哥是第一名，俗称解元，弟弟是第十八名。文襄公的卷子本已给同考官摈除，后由主考检出，认是佳作，要求同考官补荐。那位同考官倒是一个硬汉，坚定不肯，他说：“中不中由你，荐不荐由我”。经过好久的劝说，才勉强荐了。起先大家还疑主考和这分卷子有甚情币，及至发表，认得是在湘水校经堂书院课考过七八次第一名的左宗棠，才信服主考是有眼光的。这位主考是陕西泾阳的徐法绩（字熙庵）。事隔三十七年，文襄公西征，经过泾阳，这位老师早已墓有宿草。文襄公追怀青服之感，特令把墓道修葺一新，立碑纪念。法绩的孙子又把当时他老人家记述这件事的家书，检给文襄公看，文襄公做了一个跋，一并镌木，以传后世。文襄公既中了举人，当然北上会试，可是去了三次，都没有中，于是文襄公的功名，也就终止于此了。

（庚）到西北前的事业

清宣宗道光三十年八月，太平军在广西的金田村举事了，这就写成了文襄公以后三十五年煊赫的历史。就如上面所说，咸丰二年四月，太平军攻入湖南，文襄公接受了湖南巡抚张亮基的邀请，帮同防守长沙省城。太平军自从起事，到处势如破竹，只在长沙才算遇到第一个劲敌。相持了三四个月，毫无进展，只得放弃湖南，向北窜过湖北，直下长江。次年五月，亮基调署湖广总督，文襄公随到武昌，帮同布防田家镇，阻遏太平军向上游回窜。团风镇一仗，把太平军杀得落花流水，他们的首领自认是出兵以来第一次狼狈的大败。不久，亮基去职，文襄公返回他的白水洞，仍做他的隐士。这是骆秉章回任湖南巡抚，也请文襄公参赞戎机。他老是不肯。知道明年三月，太平军又窜过湖北而再入湖南，经大家劝说，才又出来，从此一直到咸丰九年底，差不多有六年之久。他帮助秉章的策略，只有八个字：外援五省，内清四境。那时广东、广西、贵州、湖北、江西都有湖南的援兵，并且都由湖南给饷。这样，太平军就被迫限制在长江下游。所说：骆秉章之功，皆左宗棠之功。（用郭嵩焘和王闿运语）“国家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用潘祖荫语）实在是很公平的评论。

咸丰十年五月，文襄公奉命襄办曾国藩军务，在长沙金盆岭募练楚军五千人。八月中，带往景德镇。浮梁、德兴一带，和太平军健将绰号黄老虎的黄文金等，几番荡决，就给他在徽州、饶州两府，站定了脚跟。朱子故乡，弦歌诗礼之邦的婺源，一时成为文襄公缓带轻裘，雍容坐镇之地。本来胡林翼和曾国荃（字沅甫）在攻安庆省城，国藩独守祁门，大局岌岌可危。自从得了文襄公这一枝生力军，便形势好转。却不幸杭州省城又失陷了。咸丰十一年十一月，文襄公奉命督办浙江军务。十二月，受任浙江巡抚。同治二年四月，又受任闽浙总督，仍兼浙江巡抚。他一方面向浙江进发，一方面仍防守徽州、饶州后路；一方面收复各郡县，一方面就刷新政治。同治三年八月，浙江全省底定。这时国荃已把太平天国的天京——江宁省城攻下，李鸿章也已光复苏州省城，太平军在沿江势力，扫荡无馀。文襄公被封为第一等恪靖伯。于是太平军残部向江西南部分窜福建、广东；文襄公亲往追剿，奉命节制福建、江西、广东三省部队，直到广东的镇平驻节。同治四年十二月，把建国十三年、略地十一省的太平军，结束在嘉应州的黄沙嶂。

（辛）贤内助

说罢文襄公的英雄事业，再描写文襄公的儿女风光。文襄公的夫人周氏诒端，号筠心，家里是很有钱的。订婚时，文襄公还是一个贫穷的孤儿。于是他在二十岁上乡试完毕，就入赘周家。乡试发榜，虽然中了一名举人，生活还是不能解决。过了一两年，才向那位孀居的岳母，在另外一个院落，借所房子，自立门户。那地方在湘潭辰山，那屋子叫做西楼。周夫人博通书史，还继承家学，长于吟咏。有一时，文襄公关在西楼上，潜研地学，打好图底，周夫人给他摹绘。文襄公忘了一个典故，就由周夫人在某书某函某卷检出。又过了十二年，文襄公积了一些教书的收入，在湘乡东乡柳庄，买了七十亩田，于是和周夫人等搬往居住，这才算是他们自有之家了。文襄公种田，周夫人育蚕，文襄公诗有句：“妇女七龄初学字，穉桑千本乍堪蚕，不嫌薄笨妻能逸，随分蓝盐婢尚谙。”（诗集五页）周夫人和诗有句：“清时贤俊无遗逸，此日溪山好退藏，树艺养蚕皆远略，由来王道重农桑。”又是寻梁鸿光的韵事。周夫人闲常总是一碗茶，一炉香，端坐著读书，或做诗。文襄公在外教读，周夫人怕他客馆凄凉，做一个枕头寄给文襄公，绣的是“渔村夕照图”，题的是一首七绝：“小网轻舠系绿烟，潇湘暮景个中传，君如乡梦依稀候，应喜家山在眼前”。文襄公怀才未遇，不免时形消极，周夫人常安慰他，还记得在秋夜偶书寄外七律一首中有这样两句说：“书生报国心常在，未应渔樵了此生。”（周夫人诗并见《慈云阁诗钞》、《饰性斋遗稿》）像这样儿女深情，怕也是只有英雄的文襄公消受得起吧！然而，周夫人还是文襄公的知己。周夫人很能了解文襄公的心情，在文襄公没有发迹时，从没把世俗富贵利禄的话来絮聒他。在文襄公已经得意后，也从没有把家庭生计琐碎的事来麻烦他。还有在吾们觉得周夫人的可敬的：当夫婿名位渐隆之日，正母族家业式微之时，然而周夫人从没为自己弟侄辈要求文襄公的帮助或提拔。这些都是文襄公坦白地道出的。吾们读周夫人咏史诗，洋洋数十篇，从秦始皇帝批评到明代的张居正，足见周夫人还不是一个平凡的女子。但是他对于文襄公的治军施政，从不过问。至多只问问粮饷够不够。当然文襄公也决不把军国大事，谋及妇人。更难得的，周夫人初先嫁了一个寒士的文襄公，并不因为自己是一个富室千金而觉得辱没了；到得文襄公开府封爵，也并不因为自己做了一位一品伯夫人而觉得了不起。周夫人始终保持他一种幽娴贞静的态度，给文襄公尽其内助之责。自从文襄公督师离家，周夫人只在文襄公闽浙总督任上去过短短的六个月，其馀时间都没有随行。到五十九岁上，周夫人一病身亡在长沙里第，文襄公却在数千里外的平凉军次，“珍禽双飞失其俪，绕树悲鸣凄以厉。”（用文襄公作周夫人墓志铭语）往事追寻，不堪回首，难怪文襄公也要一掬英雄老泪了。

在我正要到兰州以前，中央发动建设西北，于是埋没了六十三年的文襄公的事功，引起人们的回忆，大家争著研究文襄公。我到了兰州，因君怡先生的介绍，见过甘肃政府谷主席纪常先生，主席留心文襄公的志业，知道我写过关于文襄公的一本书，要我对于文襄公生平，作几个有系统的讲演。自觉短于口才，不愿使文襄公这样一个伟人，在我笨拙的辞令下，说成一个庸人，所以敬谢不敏。后来相商把文襄公在西北的一段事迹写成一本小册子，供给一般的参考。实在拙笔也不够负起这个使命，不过要我把对于文襄公一些认识，表白出来，自问手写比口说要便利些，不妨勉力试为之。于是在把体裁和要目大体议定后，就于三十二年四月开始工作，每一篇脱稿，先商承君怡先生指示修正，再请纪常先生核定。甘肃建设厅张厅长心一先生也常殷勤地给我指导。由于他们不断的鼓励和协助，使我不得不奋力为之，幸得于十月完功。这又是我写成左文襄公在西北之缘。

我在以往写左文襄公叙传，已极感资料的缺乏。这时，得纪常先生借给我一部《左文襄公全集》，甘肃教育厅杨视导拔英先生借给我一部《文襄公家书》，又得赵敦甫先生给公司搜购的陕、甘、宁、青、新五省地方志和还有一些于我有用的书，再凭我过去编辑前书所记忆的多少事实，才得整理出一个头绪。我到兰州，原希望能多少得些关于文襄公在西北的资料，以备日后补正我的旧稿。不料为本书开始搜集时，很使我失望。虽然有些资料，为我以前所没有知道，或虽知而有错误的；但也有在我以前所知而这里竟找不到；至于我所未知而欲知的，这里也是没有。因为在我伯父的文集中，见过一篇代升督拟的甘肃新通志序，我早知道这新通志修成于光宣之间，料度其中必有许多文襄公在西北事业的记录。不料一经检查，未免感觉诧异。譬如文襄公变更甘肃兵制，我知道有大概章程十条，外办章程四条，我渴欲得到这两种章程，但在新通志中，只载著一篇空论的奏疏，对于那些具体办法，反只字未载。又如文襄公创办甘肃织呢总局，是西北建设上的一件大事，但在新通志中，竟丝毫没有提到。当时新通志的主纂，正是文襄公赏识的弟子安维峻，却对于文襄公有价值的事业，不能作有价值的记载，不免辜负文襄公一番知遇了。就是文襄公用机器治泾水上源，无论成功失败，总是很有意义，然而找了许多书，没有发现一些资料，问人家也不知道。

文襄公经营西北，虽说武功多于文治，实在文襄公对于文治也很有一番作为。如今就只是关于文治的资料最不完备。我现在只把零星记载，排比成篇，不能认为满足。希望以后续有所得，再为补充。并求读者见有脱漏错误之处，尽量指示，使文襄公在西北的一番事业完全和准确地传布于后人。

文襄公家书有有一段说：“士君子立身行己，出而任事，但求无愧此心，不负所学。名之传不传，声称之美不美，何足计较。吁嗟没世名，寂寞身后事，古人盖见及矣。尔母在日曾言：我不喜华士，日后恐无人作佳传。我笑答云：自有我在，求在我，不求之人也。”（家书下卷三十六页）。那末，我如今写这本书，文襄公有知，必觉得小子多事。不过我想以文襄公的丰功伟业，该有一本写得十分精采的传记，可惜没有见到。除了罗正钧编的年谱，除了《清史稿》中一篇官式的列传和还有几篇简略的别传小传，只有一位美国人W. L. Balee给文襄公写过一本全传。作者是军人，所写偏于武功，且搜采资料范围太窄。陈君其田用英文写过一本传，考证精详，可惜只限于福建船政局和甘肃织呢总局等几桩当初所说洋务的建设。此外却又见到两部小说：一部是左公平回，当然是荒诞不经，不知作者为甚拈取这样一个题材；一部是曾左彭，其中讲文襄公的故事很多，可是有些是显然的错误或不可相信，不知怎样在那美国人的书中，也引了几段。在我写这一本书时，才知戴慕真君新编了一本左宗棠评传，虽作者自言“粗俗疏略，在所难免”，总是空谷足音，可以欣慰。我很希望由此能引起多方的研究文襄公的兴趣，多方的搜求文襄公的资料，在不久的将来，更能读到一部和这伟大的人物配合的传记，那末，作者之缘更是非浅了。

最后须得声明的：本书的编辑，只为满足下列几种旨趣：（一）表扬左公经营西北的功业；（二）阐发左公认识西北事实；（三）唤起今人研究西北的兴趣；（四）鼓励今人建设西北的精神；并不预备写成一部谨严的史传。

二、为甚来到西北

（甲）糜烂之局

清穆宗同治纪元，史家以为实启中兴机运。那时，太平军在东南已有十年，捻军在中原已有八年，文襄公正规复浙江。在这十多年之中，西北原是比较一个干净土，一个安乐土，却不幸发生了汉回肇衅的变局。“东南万里红巾扰，西北千群白帽来”。黄药禅师的预言未必可靠，而这两句歌词恰可引来描写当日的情形。可是发动这个变局的，还是太平军和捻军。变局的起点，诚然是在陕西，后来却蔓延到了甘肃，扩大到了新疆，更从新疆波动到了陕甘。陕西的变局发生于同治元年，结束于八年；甘肃的变局也发生于同治元年，结束于十二年；新疆的变局，发生于同治三年，结束于德宗光绪四年。文襄公是在同治五年奉命西征的，六年才到达西北在东方的第一重门户的潼关。吾们就把同治五年作一个界划，先把同治五年以前，就是文襄公未到以前的西北糜烂之局，概括的叙述一下：

这里先说太平军和捻军。

同治元年四月，太平军因为眼看安徽的庐州府城又失掉，在大江以北没有立足之地；就由扶王陈得才结合捻军，想在西北另辟出路，从河南闯入陕西武关，一度直逼西安省城，一度窜陷渭南县城，这是一方面。在先，翼王石达开既给文襄公帮助湖南巡抚骆秉章逐出湖南，便经过广西、贵州、云南，窜入四川，也想在西北另辟出路。石达开被人以后虽在大渡河的老鸦漩地方——这渡口据说便是民二十五年中国共产党的红军二万四千里长征通过之处——给那时已调任四川总督的骆秉章所擒杀，而石达开的别部蓝大顺和蓝二顺兄弟等却早已在同治元年八月中，从四川闯入陕西洋县、商州（今商县）、山阳，和商南等地；而更有一枝绕道河南南阳，闯入陕西雒南，他们又一度进攻潼关，一度包围凤翔达十四个月之久，这又是一方面。自从杨秀清和韦昌辉互相残杀，这两枝太平军原已分家；这时异地重逢，又互相呼应搭救。这样，陈得才一枝便常出没陕西、河南和湖北之间，也曾先后袭据荆紫关，攻陷兴安府城（今安康县），汉中府城（今南郑县）和城固县城，声势很盛。蓝大顺一枝又曾窜入甘肃，先后攻陷两当县城和秦州（今天水县）的三岔分州城。同治二年十月，蓝大顺陷据盩厔县城；三年五月，蓝二顺扑西安省城，翼王馀部的势力，似乎还比扶王为强。

这里再说西捻。

上面所说捻军的窜扰陕西，还是附和太平军而被动的，太平军既失去天京，陈得才随于同治三年七月，在僧格林沁（蒙古人）追击之下，自尽于河南和湖北的边界，馀众都投降，捻军也散伙。至于蓝大顺一股，先已于五月间全被扑灭。及至同治五年秋天，捻军给李鸿章截为两段，那绰号小阎王张总愚的一股才再窜陕西，这就是史家所称西捻，盘旋于陕南而还往来于河南和湖北。

太平军和埝军在西北的情形交代过，可以说到西北变局中之回事了。为方便起见，先说陕甘后说新疆。陕甘两省汉和回，伊斯兰教中老教和新教，偶有纷争，本只是双方械鬭性质。这一次，不幸特别扩大了。在陕西方面，最初发生于渭源。这是同治元年五月的事。接著就影响到凤翔、泾阳、三原、同州（今大荔县）、朝邑、鄜州（今鄜县）和延安（今肤施县）等处。同时，各地土冦也纷纷窃发。概括当时大势：捻军在陕南，土冦在陕北，其馀地方为陜回。在甘肃方面，最初发生于固原州（今月固原县）的预望城，这是同治元年间的事。接著影响到秦安、宁夏、河州（今临夏县）、狄道（今临洮县）、西宁，最后到了肃州（今酒泉县）。两省的变局，起先是没有多大关涉，后来竟互相结合了。而比较下来，甘肃局势格外严重，全省先后被陷落的郡县城池，约有三十个；先后被围攻的郡县城池，也有十多个。平凉府城三度陷落，原来平凉是陕甘交通要道，势在必争，而固原正是古时的萧关，所以掩护平凉。狄道州城，河州城和洮州厅（今临潭县）城也都是三次陷落。因此，三面和河州接壤的兰州省城也曾两度被攻，常在戒严状态之下。当时甘肃有三个地带，几等于沦陷区：由平凉而北至宁夏，南至秦安，这是一个；由河州而西至西宁，东至狄道，这又是一个；肃州以东的河西走廊，这又是一个；河西走廊是陕、甘、新交通要道，宁强一带为左翼，河湟一带为右翼，这几个地方也都是中华民族在过去争生死存亡的据点。没有河西走廊，不能保新疆，也不易保陕甘，没有宁强和河湟，也不能或不易保河西走廊。那么，整个西北不是等于全丢了么？

这样一个滔天大祸，足足历时十二年，才算平定。不但西北元气大伤，大受摧残，就是东南财赋，也为接济西北，很受损失。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中说：“陕西据天下上游，制天下之命者也。是故以陕西而发难，虽微必大，虽弱必强，虽不能为天下雄，亦必浸淫横决，酿成天下之大祸。陕西之为陕西，固天下安危所系也，可不畏哉！”顾氏时代所说的陕西，还包括甘肃在内。我们看到由于赤眉和李闯的发难，汉明两朝就此倾覆，他们始起，便在陕西。吾们又看到五胡十六国，倒有十一国在陕甘。吾们又看到西夏在陕甘之交，竟立国达一百九十六年之久。这就可证实顾氏之言，陕甘两省虽在西北偏隅，而一治一乱关系中国太大了。当时幸得文襄公来负责收拾，不然，糜烂之局，怕还不止于此吧！

说起西北变局，或许大家以为凡是回人都参加的。其实大大不然。秦州和徽县的回人，在这样一个十多年的大混沌的时期中，始终没有动。因此，在平凉没有收复以前，亏得秦州一线交通，使兰州省城和陕西省外各方，还有保持联络的机会。此外，各地回人表显他们忠良的态度的，也很多。姑举几个例子：张保隆帮同官军设法收复固原州城。法守愚发觉丹噶尔（今青海省湟源县）回人阴谋，先任调解，调解不成，协助城守。更像凉州（今武威县）回人举事，回籍游击米殿标，其弟把总马殿清不愿附从，一家眷属四十馀口，阖门自杀。便是在形同割据一方的回人中，马桂源在西宁修葺孔庙，又把藏人所用方法教汉人改良畜牧，增加生产和收益；马化隆在金积堡（今宁夏省金积县），派回目马占魁做灵州（今宁夏省灵武县）知州，却教他：少杀人，重农事；又因粮食不够，听任汉人入山采发菜充饥。这些都不失为贤明的举动，也是不容一笔抹杀的。

新疆的变局，似乎该分为三部份说，较为清楚。

第一，是新疆南路。同治三年四月，库车（汉龟兹国。回语：库谓此地，车谓眢井；便是说此地有眢井）。汉回首先举事，阿克苏（汉温宿国。回语：阿克谓白，苏谓水，便是说其地河水白色）。随即响应，推黄和卓为首领，于是东取喀喇沙尔（汉焉耆国，今焉耆县。回语喀喇谓黑，沙尔谓城，便是说黑城）。西倂乌什（汉尉头国。回语乌什谓峯峦飞峻，便是说此地有高山），新疆南路东四城，完全沦陷。六月，叶尔羌（汉莎车国，今莎车县。回语叶尔谓土地，羌谓广大，便是说其地广大）。汉回也举事，推阿布都拉门为首领。八月，喀什噶尔（汉疏勒国，今疏勒县。回语：喀什谓各色，噶尔谓砖屋，便是说其地富庶，多砖屋）。回目金相印，和阗（汉于阗国，汉任尚弃其部属于此地，回人称汉人为于阗，便以为地名）。回目马福迪等都响应，于是南路西四城，除了英吉沙尔，（汉依附国，今英吉沙县，回语：英吉谓新，沙尔谓城，便是说其地有一新城。）也都陷落。这时，喀什噶尔境外又一个叫浩罕的小国，就是张骞西征的终点，出产汗血马的大宛，以前也曾归隶清朝，给俄罗斯吞灭其三部，光剩下安集延一部还在。金相印想利用安集延人，便迎他的帕夏——安集延称将军——叫做阿古柏的进来，帮同抵抗清军。阿古柏居然攻陷了英吉沙尔，但也夺据了喀什噶尔。安集延是一个伊斯兰教国家，南路缠回认阿古柏为同族，多附和他，还拥护他。阿古柏就不费多大力量，又赶走了叶尔羌的阿布都拉门，和阗的马福迪，东四路的黄和卓，统一南路而独立，自称为毕条勒特汗。

第二是新疆北路。同治三年八月，陕西回人妥得璘——一名妥明——突然袭踞乌鲁木齐（今迪化县。回语：谓格斗，便为准回两部曾在这里格斗）。妥得璘在先贩卖其星命之术，往来金积堡、河州和西宁之间。及陕西变局发生，就出关到乌鲁木齐，住在乌鲁木齐提标参将索焕章（甘肃固原人）家里。索焕章的父亲索文做过甘肃提督。索焕章向有野心，奉妥得璘为师，这时便联合举事。乌鲁木齐既陷落，哈密（汉伊吾庐），吐鲁番（汉车师前王庭），呼图壁（准噶尔语：谓其地有鬼。）和库尔喀喇乌苏（汉乌孙国，今乌孙县。准噶尔语：库尔谓雪，喀喇谓黑，乌苏谓水，盖其地产煤油，故虽为雪水，其色多黑。）等地都响应。妥得璘自称清真王。十月，妥得璘派人联络缠回迈孜木杂特在伊犁（汉乌孙国。今伊犁县）自立。四年正月，塔尔巴哈台（汉匈奴右地，今塔城县）也陷入回目伊玛木等之手。

第三是安集延人侵入新疆北路。同治五年正月，阿古柏遣安集延人夺得伊犁。安集延人的势力从此侵入新疆北路，妥得璘也给阿古柏所胁服，这是后话。原来浩罕素称强悍，故俗语道是：“百回兵不如一安集延”。

从以上所说几个变局来看，陜、甘、新一片大地，早非清政府所有。而文襄公却已把太平军做最后的收束，东南半壁仍归之清政府。这又可算得收之东隅，失之桑榆了。谁料这桑榆也要文襄公来收呢！

（乙）症结所在

吾们如还记得郭子仪单骑见回纥一个故事，便可知道回纥一族人居中国西北，还在一千两百年以前的唐代。其在陕甘两省的，语言文字早和土著同化。他们也考科举，做文武官吏，实在已是一家。伊斯兰教传入中国西北，还在六百六十年以前的元代。吾们读马哥孛罗游记，就得知在如今甘肃的河西一带，早有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佛教一同存在。事实上，回人也有少数不奉伊斯兰教的，而汉人和蒙人也尽有奉伊斯兰教的。那末，双方还为甚不能完全“耦居无猜”呢？当然由于宗教教规造成的若干生活上很不同的习惯，使他们不易通婚，使他们不易杂居，都不失为一种症结；但是最大的症结，怕还在清政府在西北的政治不良。

甘肃原是边地。自从清政府收服了蒙古、青海和新疆，甘肃却早已成为腹地。可是清政府的设施，还著重在军事。高级官吏大抵都是用文襄公所谓“丰镐世家”的满人（包括汉军旗和蒙军旗）。我们看宁夏将军，宁夏副都统，凉州副都统，庄浪（今永登县）城守尉。这都是八旗驻防，照例用满人；办理青海事务大臣驻扎西宁，管理蒙、番、回，也照例用满人。至于各省总督，巡抚人选，虽没有满汉限制，可是在甘肃却也常用满人。在同治以前，甘肃巡抚共有四十人，其中满人倒有三十人；陕甘总督共有四十一人，其中满人倒有三十四人。这般满洲官吏，可说多数都是纨绔子弟，不知政治军事为何物。他们只知道弄钱耍乐。譬如咸丰晚年的陕甘总督乐斌（字彦亭，满洲正黄旗人）。西墎正在闹番乱，他还是选色征歌，胡帝胡天，实践他贵姓的乐字。并且甘肃地处偏远，交通不便，许多人不愿意到这里做官。可是也有很希望的，那只为“天高皇帝远”，容易弄钱。由于这些原因，甘肃的吏治向来很不清明。例如乾隆朝，王亶望由甘肃布政使升任浙江巡抚，认捐修理海塘工款五十万两。高宗皇帝一想，不是大家都说甘肃是苦地方么，这王亶望做了三年一任布政使，那里便有这么多钱呢？一查便查出王亶望“侵吞赈粮，冒销公帑”的罪案，通同舞弊的还有大小官吏十多名，他们的赃款，也是少则数千两，多则数万两。试想乾隆朝的政治，总算好的，而还有王亶望一班人的在植党营私；那末，乾隆朝以后，那些贪官污吏，没有发觉的，必然不少，实在可以推想而知。就在西北变局发生后，还有乌鲁木齐提督成禄（字子英），逗留高台七年，不出玉门一步，苛索民间供应三十万两；最是“岂有此理”的，诬良为盗，残杀二百多命。这三十万两一个数目，看似不大，但要在兵荒马乱，地瘠民贫的高台搜括起来，已极剥肤吸髓的能事。经文襄公据实参劾，并引起吴可读十可斩五不可缓的一篇震动一时的奏疏。然而可读还因此落职。这种政治的黑暗，真不能想象。再像甘肃这样一个汉、回、蒙、番杂处的地方，怎样调和融洽，使大家安居乐业，一般官吏也向少注意。对于汉人和回人的纠纷，对于伊斯兰教徒中新旧两派的争执，更是向来很少衡情酌理，秉公判断解决。不是双方弥缝，便是偏袒一方；不是颟顸办不了，便是任意武断。所以这一次变局，实在积有许多政治上的因素，并不是凭空爆发。

清政府自把新疆南北路收入版图，虽曾想好好经营，实在没有好好经营。政治上的组织，差不多还是采取军府制度。有伊犁将军，有喀什噶尔，塔尔巴哈台等地参赞大臣，有乌鲁木齐都统。其馀较大的地方，设办事大臣；较小的地方，设领队大臣。重重叠叠，职权也很不分明。总之，目的是在镇压，不是在抚治。各种大臣之下，还有各级章京和笔帖式。这些职员，照例都是满人。于是可说新疆完全变为满洲的殖民地。他们贪财纳贿，过他们豪奢的生活。看见回籍妇女有姿色的，便劫去做姬妾。像伊犁这样一个极边地方，安置罪人的处所，可是伊犁将军一缺，要算全国将军缺份中第一个优缺。每一位伊犁将军卸任，无不满载而归。这般满洲官员的作威作福，可想而知。乌鲁木齐以东，本已设置郡县，就是把镇迪一道划归陕甘总督管辖，可是这地区的官员，事实上还在乌鲁木齐都统控制下，直到文襄公才揭穿这个黑幕说：要不是他在文书中见到一两个姓名，正还不知谁是那边的地方官吏。这般满洲官员的操纵政治，也就可想而知。在满洲官员之下，以回官治理回民，叫做伯克。这般伯克也多是不良份子，压迫回民，榨取财物，穷凶极恶，无所不至。他们和满洲大员狼狈为奸。满洲大员以伯克为鹰犬，伯克靠满洲大员为泰山。在这种情形之下，当然谈不到政治清明。就是武备，也因那般满洲官员的颟顸，无形废弛。吾们尽可以说新疆的几次事变，差不多没有一次不是贪官污吏违法殃民所造成。例如嘉庆道光间，张格尔之案，起因便是为南路参赞大臣斌静荒淫无度，有失众心。安集延人为甚常到西路滋扰，为的是硬不许他们通商，在通商上受许多压迫。而这一次妥得璘在北路举事，也为乌鲁木齐都统平端（字祥斋，满洲正黄旗人）借口筹划防饷，滥征亩捐。

（丙）上下穷于应付

甘肃既认是一个军事要区，而陕西当然也有相当武备，何以事变一起，就无以措手足呢？原来自从太平军兴，这两省兵队抽调出征的，也很不少，兵力自然不足。还有甘肃是靠各省协饷的，也为太平军兴，各省自顾不暇，就无力再协济甘肃。宣宗皇帝总算有远见，在道光七年，特命甘肃布政使库封存银二百万两，以备不时之需。可是到咸丰中，已经花完，只得发钞纸，铸铁钱。其时每饷银一两，只照时价发八钱五分，还要缓发两成。河西各郡，搭放一半麦子。财政上的穷态如此，原有的兵已常怕饿溃，怎样再能添兵；而挨到咸丰十年，还被迫只好裁兵。所以两省变局发生，本身实在没有实力应付。

陕西变局发生前，最初情形比较复杂严重，所以清政府起先也只顾到陕西。调荆州将军多隆阿（字礼堂，蒙古正白旗人）补西安将军，督办陕西军务。多隆阿原在安徽一带，攻剿太平军。因为这时庐州府城已经收复，不再需要大军，就教多隆阿入陜，一面命直隶提督成明（满洲镶蓝旗人）带素称精锐的京兵，从山西驰援。不料成明才渡黄河，便吃了一个打败仗，仅仅退保朝邑，使京兵英名扫地。多隆阿部队也给太平军和捻军在随县和枣阳一带牵住，没法迅速西进。于是清政府又派胜保（字克斋，满洲镶白旗人）督办陕西军务，先代替多隆阿入陜。这位胜保，以前在江南征讨太平军，常吃败仗，所以曾国藩戏称他做“败保”。不料胜保到了陕西，不把兵事放在心上，还作威作福起来，种种骄恣不法，人民怨声载道。于是清廷就把“赐令自尽”的处分，结束了他的一生。无论如何，这时清政府还能维持纲纪。一面仍命多隆阿督办陕西军务。多隆阿不愧为健将，带了十八营，从潼关西进，把陜境冦氛，扫荡无馀，只剩一个盩厔县城给太平军蓝大顺占领，围攻好久不能下。清政府既严厉诘责，多隆阿也觉丢脸，一天命令大举进攻，决心非攻下不可。果然城给攻下了，多隆阿头部却受了枪子伤，一命呜呼。这是同治三年四月间事。陜回和太平军受了多隆阿的压迫，在陜不能存身，都窜入甘肃。甘肃本省正苦甘回闹得不了，何堪再加上这一批外来的暴力，当然格外难以应付。于是多隆阿又受命督办甘肃军务，准备俟盩厔事了，再向西攻剿。可惜“志决身歼”，不但救不得甘肃，便是陕西也更起了变化。

甘肃的变局，清政府起先只命当地官吏负责收拾。陕甘总督熙龄（字挹云，满洲镶黄旗人）没有到任以前，由甘肃布政使恩麟（字仁峯，满洲镶黄旗人）护理；宁夏将军是庆瑞；办理青海事务大臣是玉通（满洲镶黄旗人）。这四位都是所说“丰镐世家”，却又都是很怯懦。他们的政策只是“抚”。原来，抚不失为弭乱的一种办法。可是总要靠自己有实力，庶几可抚则抚，不可抚则剿，抚剿之权在自己。不然，反给人家所愚弄。当时局面的越抚越坏，就是这个道理。不过实在讲求，他们的抚，诚然多半由于苟且偷安的心理；可是就像前面所说，无兵可用，无饷可筹，实在也是最大的原因。这一点，恩麟是明白的，所以对于抚，自认是一时权宜之计。不过玉通和庆瑞是一味畏葸，只想省事。眼看光是抚不中用了，那末，只得剿。恩麟也练起了宣武三军，可惜全部是监犯，怎样能有力量。现在就东路说：熙龄行抵庆阳，向平凉进攻，便在半途失利。多隆阿死后的部队，归穆图善（字春严，满洲镶黄旗人）接统。穆图善补了宁夏将军。都兴阿（字直夫，满洲人）补了西安将军，督办甘肃军务。雷正绾（字纬堂。四川中江人）帮办。雷和曹克忠（字荩臣，直隶天津人）和陶茂林（字鹤亭，湖南长沙人）也是多隆阿部将。他们于是带了接著家眷的部队，分批入甘。他们确曾收复了若干城池，不是全不中用。可是雷军一溃于宁夏，再变于泾州（今泾川县）；陶军一溃于通渭，再变于安定（今定西县）；曹军也败退于金积堡，都军也失利于花马池（今宁夏省盐池县）。再就西路说：安肃道黎献（湖南人），用兵河西，起先很得手，不料战胜而骄，打败于肃州，一蹶不振。上面所说的乌鲁木齐提督成禄——原是胜保旧部——过河西出关，清政府命他顺便平乱，反以扰民，不料乱平不得，却就此盘踞高台，不肯出关，实在也是不敢出关。文襄公曾说：“甘肃之军，不能卫民，反以扰民，甘肃之官，不能治民，反激民为乱。”（批札二卷六十二页）摆在眼前的事实，确是这样。

这时，各地人士也纷纷练团自卫。因为没有贤明的领袖督导组织，不能发生巨大的实力，结果只成为乌合之众。有的还借团练为名，自相鱼肉。有的团练，由官收编，虽力量可用，而管理不行。所以文襄公批评他们：“似兵非兵，似勇非勇，似团非团。”（批札二卷六十二页）

清政府看著陕甘情势，不免著急，明知那班官军和民团，除了多隆阿外，都不中用，就想到利用到那时天之骄子的湘军。可是太平军还没有肃清，不便抽调。可巧刘蓉（字霞仙，湖南湘乡人）在做四川布政使，川境太平军已结束，便先就近擢迁陕西巡抚，命他带著湘军和也照湘军组织训练的川军入陜。刘蓉曾参赞曾国藩和骆秉章军务，和文襄公同样有著诸葛孔明的雅号。当初清政府破格重用汉人，文襄公由一举人而便做巡抚，刘蓉由一秀才而便做布政使，便是一对有趣的例子。及江西境内的太平军就要结束，又调杨岳斌（字厚庵，湖南善化人）来做陕甘总督，带著所部湘军西征。岳斌原从国藩督带水师，和彭玉麟不是很合得来的。文襄公保他也能陆战，于是一度奉命督办江西皖南军务。可是岳斌到了甘肃，也弄得左支右绌。他撤去思麟的宣武军，用督标兵来担任兰州城守。因为湘军和督标兵待遇不同，一天在岳斌督师巩昌（今陇西县）途中，督标兵便作乱，戕杀了好多岳斌的幕府中人。岳斌回来，把督标兵大加惩创，又株连了许多无辜。同时和曹克忠发生意见，克忠因此引退。刘蓉在陜，起先剿太平军等，也很是得手，后来西捻蜂拥而至，灞桥一战，刘蓉指挥的部队差不多全军覆没。岳斌自己办不了，请招湘军大将鲍超，可是鲍超已有在中原剿捻的使命，不能西来。只有曾国藩派了刘松山（字寿卿，湖南湘乡人）带了一批湘军西上，协助他的儿女亲家刘蓉支持危局。这一批军队和文襄公后来规复西北最有关系，留待以后再说。

现在放过陕甘，再看新疆怎样呢？乌鲁木齐都统平端，提督业布冲额，喀什噶尔办事大臣奎英，库车办事大臣萨凌阿，阿克苏办事大臣富珠哩，叶尔羌帮办大臣武臣布，英吉沙尔领队大臣文艺等，都在变乱中殉职。伊犁连死了两个将军，常清（满洲镶蓝旗人）和明绪（满洲镶黄旗人）；塔尔巴哈台连死了两个参赞大臣，锡霖（满洲正蓝旗人）和武隆阿（满洲正蓝旗人）。可说已成群龙无首之局。清政府的布置：派了荣全（字润庭，满洲正黄旗人）做伊犁将军，就是上边所说的成禄做乌鲁木齐提督，德兴阿做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库克吉泰（字仁庵）以西安将军督办新疆北路军务，德兴阿帮办。可是肃州沦陷，河西一带尽是荆棘，要不是打开一条路，怎样能出嘉峪关呢？只好无形放弃了。况且给库克吉泰的使命，分明只是督办新疆北路的军务；那末，对于南路，分明更是有心放弃的了。

（丁）最后由左公来收拾

正在西北紧张之时，僧格林沁剿捻军阵亡，于是清政府调曾国藩北上剿捻。不久，文襄公也奉调陕甘总督，挽回西北危局。曾国荃奉调湖北巡抚，担当中原的一面，又不久，国荃参了湖广总督官文，李鸿章调补遗缺；未到任以前，由他哥哥李翰章（字筱荃）代理。原来清政府是不轻易把军权放在汉人手中的。太平军兴，最初督师的，像赛尚阿、乌兰泰和胜保等都是满人或汉蒙旗人。因为他们办不了，才重用了国藩兄弟，鸿章兄弟，胡林翼和文襄公一辈人。这是说江南方面，至于江北方面，也是这样，就像前面所说，剿捻的中心是僧格林沁；剿太平军的中心是官文；剿回的中心是多隆阿等。现在僧格林沁又死了，官文撤了，于是湘军和淮军首领全部在江北登台。官文本是一个庸才，文襄公叫他做“媪相”。官文常恨文襄公在湖南巡抚幕府办公事，不给他面子，一次为了樊燮的案子，就想倾陷文襄公，已在前面表过。这时，官文既罢职，清政府便命把官文所带钦差大臣关防交与文襄公。林翼当初曾对文襄公说：“吾辈也要做些事业出来，使他们满洲人知道吾们汉人不全是不中用的。”于今林翼的话兑现了。文襄公旌旗所指，从西南的长沙，直到东南的嘉应州；更从东南的嘉应州，直到西北的喀什噶尔。而文襄公在西北的一番建树，尤为伟大，所以国藩表示十分敬佩，以为不但他自己办不到，就是林翼于九原也赶不上。文襄公曾说：“一个人受了人家知遇，而做出来的事，不能满足这人的期望，这是最为负心的。”像文襄公这一番建树，可说无负于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