庐陵文钞/06
卷六·状
[编辑]臣闻士不忘身不为忠，言不逆耳不为谏。故臣不避群邪切齿之祸，敢干一人难犯之颜。惟赖圣明，幸加省察。臣伏见杜衍、韩琦、范仲淹、富弼等，皆是陛下素所委任之臣，一旦相继罢黜，天下之士皆素知其可用之贤，而不闻其可罢之罪。臣虽供职在外，事不尽知，然臣窃见自古小人谗害忠贤，其说不远。欲广陷良善，则不过指为朋党；欲动摇大臣，则必须诬以专权。其何故也？夫去一善人而众善人尚在，则未为小人之利；欲尽去之，则善人少过，难为一二求瑕；惟有指以为朋，则可一时尽逐。至如大臣已被知遇而蒙信任，则难以他事动摇，惟有专权，是上之所恶，故须此说，方可倾之。臣料衍等四人各无大过，而一时尽逐，弼与仲淹委任尤深，而忽遭离间，必有以朋党、专权之说上惑圣聪者。臣请试辨之。
昔年仲淹初以忠言谠论闻于中外，天下贤士争相称慕，当时奸臣诬作朋党，犹难辨明。自近日陛下擢此数人，并在两府，察其临事，可见其不为朋党也。盖衍为人清慎而谨守规矩，仲淹则恢廓自信而不疑，琦则纯信而质直，弼则明敏而果锐。四人为性，既各不同，虽皆归于尽忠，而其所见各异，故于议事，多不相从。至如杜衍欲深罪滕宗谅，仲淹则力争而宽之。仲淹谓契丹必攻河东，请急修边备，富弼料以九事，力言契丹必不来。至如尹洙，亦号仲淹之党，及争水洛城事，韩琦则是尹洙而非刘沪，仲淹则是刘沪而非尹洙。此数事尤彰著，陛下素已知者。此四人者，可谓天下至公之贤也。平日闲居，则相称美之不暇；为国议事，则公言廷诤而不私。以此而言，臣见衍等真得汉史所谓忠臣有不和之节，而小人谗为朋党，可谓诬矣。
臣闻有国之权，诚非臣下之得专也。然臣窃思仲淹等自入两府以来，不见其专权之迹，而但见其善避权也。
权者，得名位则可行，故好权之臣必贪位。自陛下召琦与仲淹于陕西，琦等让至五六，陛下亦五六召之。富弼三命学士，两命枢密副使，每一命皆再三恳让，让者愈切，陛下用之愈坚，臣但见其避让大繁，不见其好权贪位也。及陛下坚不许辞，方敢受命，然犹未敢别有所为。陛下见其皆未行事，乃特开天章，召而赐坐，授以纸笔，使其条事。然众人避让，不敢下笔，弼等亦不敢独有所述。因此又烦圣慈，特出手诏，指定姓名，专责弼等列条大事而行之。弼等迟回，又近一月，方敢略条数事。仲淹深练世事，必知凡百难猛更张，故其所陈，志在远大而多若迂缓，但欲渐而行之以久，冀皆有效。弼性虽锐，然亦不敢自出意见，但多举祖宗故事，请陛下择而行之。自古君臣相得，一言道合，遇事便行，臣方怪弼等蒙陛下如此坚意委任，督责丁宁，而犹迟缓自疑，作事不果，然小人巧谮已曰专权者，岂不诬哉！
至如两路宣抚，圣朝常遣大臣。况自中国之威，近年不振，故元昊叛逆一方，而劳困及于天下。北虏乘衅，违盟而动，其书辞侮慢，至有贵国祖宗之言。陛下愤耻虽深，但以边防无备，未可与争，屈志买和，莫大之辱。弼等见中国累年侵凌之患，感陛下不次进用之恩，故各自请行，力思雪耻，沿山傍海，不惮勤劳，欲使武备再修，国威复振。臣见弼等用心，本欲尊陛下威权以御四夷，未见其侵权而作过也。
伏惟陛下睿哲聪明，有知人之圣，臣下能否，洞见不遗。故于千官百辟之中，特选得此数人，骤加擢用。夫正士在朝，群邪所忌，谋臣不用，敌国之福也。今此数人一旦罢去，而使群邪相贺于内，四夷相贺于外，此臣所为陛下惜之也。
伏惟陛下圣德仁慈，保全忠善，退去之际，恩礼各优。今仲淹四路之任亦不轻矣，惟愿陛下拒绝群谤，委任不疑，使尽其所为，犹有裨补。方今西北二虏交争未已，正是天与陛下经营之时，如弼与琦，岂可置之闲处？伏望陛下早辨谗巧，特加图任，则不胜幸甚。
臣自前岁召入谏院，十月之内，七受圣恩，而致身两制，方思君宠至深，未知报效之所。今群邪争进谗巧，正士继去朝廷，乃臣忘身报国之秋，岂可缄言而避罪？敢竭愚瞽，惟陛下择之。
右臣窃见前年宋庠等出外之时，京师先有无名子诗一首传于中外，寻而庠罢政事。近又风闻外有小人欲中伤三司使王尧臣者，复作无名子诗一篇，略闻其一两句。臣自闻此诗，日夕疑骇，深思事理，不可不言。
伏以陛下视听聪明，外边事无小大无不知者，窃恐此诗流传渐广，须达圣聪。臣忝为陛下耳目之官，不欲小人浮谤之言上惑天听，合先论列，以杜奸谗。况自兵兴累年，继以灾旱，民财困竭，国帑空虚，天下安危系于财用虚实，三司之职，其任非轻。
近自姚仲孙罢去之后，朝廷以积年蠹弊、贫虚窘乏之三司付与尧臣，仰其办事，乃是陛下委信责成之日，尧臣多方展效之时。臣备见从前任人，率多顾惜禄位，宁可败事于国，不肯当怨于身。如尧臣者，领职以来，未及一月，自副使以下不才者悉请换易，足见其不避嫌怨，不徇人情，竭力救时，以身当事。今若下容谗间，上不主张，则不惟才智之臣无由展效，亦恐忠义之士自兹解体。臣思作诗之人虽不知其姓名，窃虑在朝之臣有名位与尧臣相类者，嫉其任用，故欲中伤，只知争进于一时，不思沮国之大计。伏自陛下罢去吕夷简、夏竦之后，进用韩琦、范仲淹以来，天下欣然，皆贺圣德。君子既蒙进用，小人自恐道消，故共喧然，务腾谗口，欲惑君听，欲沮好人。不早绝之，恐终败事。况今三司蠹弊已深，四方匮乏已极，尧臣必须大有更张，方能集事。未容展效，已被谤言。臣近日已闻浮议纷然，云尧臣更易官吏，专权侵政。今又造此诗语，摇惑群情，若不止之，则今后陛下无以使人，忠臣无由事主。谗言罔极，自古所患，若一启其渐，则扇惑群小，动摇大臣，贻患朝廷，何所不至！
伏望特降诏书，戒励臣下：敢有造作言语、诬构阴私者，一切禁之；及有转相传诵，则必推究其所来，重行朝典。所贵禁止谗巧，保全善人。谨具状奏闻，伏候敕旨。
右臣伏见朝廷近改茶法，本欲救其弊失，而为国误计者，不能深思远虑，究其本末，惟知图利，而不图其害。方一二大臣锐于改作之时，乐其合意，仓卒轻信，遂决而行之。令下之日，犹恐天下有以为非者，遂直诋好言之士，指为立异之人，峻设刑名，禁其议论。事既施行，而人知其不便者，十盖八九。然君子知时方厌言而意殆不肯言，小人畏法惧罪而不敢言。
今行之逾年，公私不便，为害既多。而一二大臣以前者行之太果，令之太峻，势既难回，不能遽改。而士大夫能知其事者，但腾口于道路，而未敢显言于朝廷。幽远之民日被其患者，徒怨嗟于闾里，而无由得闻于天听。陛下聪明仁圣，开广言路，从前容纳，补益尤多。今一旦下令改事，先为峻法，禁绝人言。中外闻之，莫不嗟骇。语曰：“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今壅民之口已逾年矣，民之被害者亦已众矣，古不虚语，于今见焉。
臣亦闻方改法之时，商议已定，犹选差官数人，分出诸路，访求利害。然则一二大臣不惟初无害民之意，实亦未有自信之心。但所遣之人既见朝廷必欲更改，不敢沮议，又志在希合，以求功赏。传闻所至州县，不容吏民有所陈述，直云“朝廷意在必行，但来要一审状尔”。果如所传，则误事者在此数人而已。
盖初以轻信于人，施行太果，今若明见其害，救失何迟？患莫大于遂非，过莫深乎不改。臣于茶法，本不详知，但外论既喧，闻听渐熟。古之为国者，庶人得谤于道，商旅得议于市，而士得传言于朝，正为此也。臣窃闻议者谓茶之新法既行，而民无私贩之罪，岁省刑人甚多，此一利也。然为害者五焉。
江南、荆湖、两浙数路之民，旧纳茶税，今变租钱，使民破产亡家，怨嗟愁苦，不可堪忍，或举族而逃，或自经而死。此其为害一也。
自新法既用，小商所贩至少，大商绝不通行。前世为法以抑豪商，不使过侵国利与为僭侈而已，至于通流货财，虽三代至治，犹分四民，以相利养。今乃断绝商旅，此其为害二也。
自新法之行，税茶路分犹有旧茶之税绝，而新茶之税少。年岁之间，旧茶税尽，新税不登，则顿亏国用。此其为害三也。
往时官茶容民入杂，故茶多而贱，遍行天下。今民自买卖，须要真茶，真茶不多，其价遂贵。小商不能多贩，又不暇远行，故近茶之处，顿食贵茶，远茶之方，向去更无茶食。此其为害四也。
近年河北军粮用见钱之法，民入米于州县，以钞算茶于京师。三司为于诸场务中择近上场分，特留八处，专应副河北入米之人翻钞算请。今场务尽废，然犹有旧茶可算，所以河北和籴，日下未妨。窃闻自明年以后，旧茶当尽，无可算请，则河北和籴，实要见钱。不惟客旅得钱，变转不动，兼亦自京师岁岁辇钱于河北和籴，理必不能。此其为害五也。
一利不足以补五害，今虽欲减放租钱以救其弊，以特宽民之一端尔，然未尽公私之利害也。伏望圣慈特诏主议之臣，不护前失，深思今害，黜其遂非之心，无袭弭谤之迹，除去前令，许人献说，亟加详定，精求其当，庶几不失祖宗之旧制。
右臣伏以史者，国家之典法也。自君臣善恶功过，与其百事之废置，可以垂劝戒、示后世者，皆得直书而不隐。故自前世有国者，莫不以史职为重。伏见国朝之史，以宰相监修，学士修撰，又以两府之臣撰时政记，选三馆之士当升擢者乃命修起居注。如此，不为不重矣。
然近年以来，员具而职废，其所撰述简略遗漏，百不存一，至于事关大体者，皆没而不书，此实史官之罪而臣之责也。然其弊在于修撰之官，惟据诸司供报，而不敢书所见闻故也。今时政记虽是两府臣僚修纂，然圣君言动有所宣谕，臣下奏议事关得失者，皆不纪录，惟书除目、辞见之类，至于起居注亦然，与诸司供报公文无异。修撰官只据此铨次，系以日月，谓之日历而已。是以朝廷之事，史官虽欲书而不得书也。
自古人君皆不自阅史，今撰述既成，必录本进呈，则事有讳避，史官虽欲书而又不可得也。加以日历、时政记、起居注，例皆承前，积滞相因。故纂录者常务追修累年前事，而岁月既远，遗失莫存。至于事在目今，可以详于见闻者，又以追修积滞，不暇及之。若不革其弊，则前后相因，史官永无举职之时，使圣朝典法遂成废坠矣。臣窃闻李元昊自初僭叛至复称臣，始终一宗事节，皆不曾书。亦闻修撰官甚欲纪述，以修纂后时，追求莫得故也。其于他事，又可知焉。
臣今欲乞特诏修时政论、起居注之臣，并以德音宣谕、臣下奏对之语书之。其修撰官不得依前只据诸司供报编次除目、辞见，并须考验事实：其除某官者以某功，如狄青等破侬智高，文彦博等破王则之类；其贬某职者坐某罪，如昨来麟州守将及并州庞籍缘白草平事，近日孙沔所坐之类，事有文据及迹状明白者，皆备书之。所以使圣朝赏罚之典，可以劝善惩恶，昭示后世。若大臣用情，朝廷赏罚不当者，亦得以书为警戒。此国家置史之本意也。至于其他大事，并许史院据所闻见书之，如闻见未详者，直牒诸处会问，及臣寮公议异同、朝廷裁置处分并书之。已上事节，并令修撰官逐时旋据所得录为草卷，标题月分，于史院躬亲入柜封锁，候诸司供报齐足，修为日历。仍乞每至岁终，命监修宰相亲至史院，点检修撰官纪录事迹，内有不勤其事、隳官失职者，奏行责罚。其时政记、起居注、日历等，除今日以前积滞者不住追修外，截自今后，并令次月供报，如稍迟滞，许修撰官自至中书、柩密院催请。其诸司供报拖延，及史院有所会问，诸处不画时报应，致妨修纂者，其当行手分，并许史院牒开封府勾追严断。其日历、时政纪、起居注，并乞更不进本。所贵少修史职，上存圣朝典法。此乃臣之职事，不敢不言。谨具状奏闻，伏候敕旨。
右，臣等伏见近日言事之臣为陛下言建学取士之法者众矣：或欲立三舍以养生徒；或欲复五经而置博士；或欲但举旧制则修废坠；或欲特创新学而立科条。其言虽殊，其意则一。陛下慎重其事，下其议于群臣。而议者遂欲创新学，立三舍，因以辨士之能否而命之以官。其始也，则教以经艺文辞；其终也，则取以材识德行。听其言则甚备，考于事则难行。
夫建学校以养贤，论材德而取士，此皆有国之本务，而帝王之极致也，而臣等谓之难行者，何哉？
盖以古今之体不同，而凤之方皆异也。古之建学取土之制，非如今之法也。盖古之所谓为政与设教者，迟速异宜也。夫立时日以趋事，考其功过而督以赏罚者，为政之法也，故政可速成。若夫设教，则以劝善兴化、尚贤励俗为事，其被于人者渐，则入于人也深，收其效者迟，则推其功也远，故常缓而不迫。古者家有塾，党有庠，遂有序，国有学。自天子诸侯之子，下至国之俊选，莫不入学。自成童而学，至年四十而仕。其习乎礼乐之之容，讲乎仁义之训，敦乎孝梯之行，以养父兄、事长上、信朋友，而临财廉，处众让。其修于身，行于家，达于邻里，闻于乡党，然后询于众庶，又定于长老之可信者而荐之，始谓之秀士。久之，又取其甚秀者为选士；久之，又取其甚秀者为俊士；久之，又取其甚秀者为进士。然后辨其论，随其材而官之。
夫生七八十岁而死者，人之常寿也。古乃以四十而仕，盖用其半生为学考行，又广察以邻里乡觉，而后其人可知。然则积德累善如此勤而久，求贤审官如此慎而有次第，然后矫伪干利之士不容于其间，而风俗不陷于俞薄也。古之建学取士，其凤之方如此也。方今之制，以贡举取人。往者四岁一诏贡举，而议者患于太迟，更趣之为间岁。而应举之士来学于京师者，类皆去其乡里，远其父母妻子，而为旦暮干禄之计。非如古人自成童至于四十，就学于其庠序，而邻里乡党得以众察徐考其行实也。盖古之养士本于舒迟，而今之取人患于急迫，此施设不同之大概也。
臣请详言方今之弊。既以文学取士，又欲以德行官人，且速取之欤，则真伪之情未辨，是朝廷本欲以学劝人修德行，反以利诱人为矫伪。此其不可一也。
若迟取之欤，待其众察徐考而渐进，则文辞之士先已中于甲科，而德行之人尚未登于内舍。此其不可二也。
且今入学之人，皆四方之游士，赍其一身而来，乌合群处，非如古人在家在学，自少至长，亲戚朋友，邻里乡党众察徐考其行实也。不过取于同舍一时之毁誉，而决于学官数人之品藻尔。然则同学之人，蹈利争进，爱憎之论，必分朋党。昔乐汉之俗尚名节，而党人之祸及天下，其始起于处士之横议而相訾也。此其不可三也。
夫人之材行，若不因临事而见，则守常循理，无异众人。苟欲异众，则必为迂僻奇怪以取德行之名，而高谈虚论以求材识之誉。前日庆历之学，其弊是也。此其不可四也。
今若外方专以文学贡士，而京师独以德行取人，则实行素履，著于乡曲，而守道丘园之士，皆反见遗。此其不可五也。
近年朝廷患四方之士寓京师者多而不知其士行，遂严其法，使各归于乡里。今又反使来聚于京师，云欲考其德行。若不用四方之士，止取京师之士，则又示人以不广。此其不可六也。
夫儒者所谓能通古今者，在知其意，达其理，而酌时之宜尔。大抵古者教学之意缓而不迫，所以劝善兴化，养贤励俗，在于迟久，而不求近效急功也。
臣谓宜于今而可行者，立为三舍可也，复五经博士可也。特创新学，虽不若即旧而修废，然未有甚害，创之亦可也。教学之意在乎敦本，而修其实事，给以糇粮，多陈经籍，选士之良者，以通经有道之士为之师，而举察其有过无行者黜去之，则在学之人皆善士也。然后取以贡举之法，待其居官为吏，已接于人事，可以考其贤善优劣，而时取其尤出类者旌异之。则士知修身力行，非为一时之利，而可伸于终身，则矫伪之行不作，而俞薄之风归厚矣。此谓实事之可行于今者也。
臣等伏见论学者四人，其说各异，而朝廷又下臣等，俾之详定。是以尽众人之见，而采其长者尔。故臣等敢陈其所有，以助众议之一，非敢好为异论也。伏望圣慈特赐裁择。
右臣等伏见故起居舍人、直龙图阁尹洙，文学议论，为当世所称；忠义刚正，有古人之节。初蒙朝廷擢在馆阁，而能不畏权臣，力排众党，以论范仲淹事，遂坐贬黜。其后元昊僭叛，用兵一方。当国家有西顾之忧，思得材谋之臣，以济多事。而洙自初出师，至于元昊纳款，始终常在兵间，比一时之人，最为宣力。而群邪丑正，诬构百端，卒陷罪辜，流窜以死。向蒙陛下仁圣恩怜，哀其冤枉，特赐清雪，俾复官资。足以感动群心，劝励忠义。今洙孤幼并在西京，家道屡空，衣食不给。洙止一男构，年方十馀岁，惸然无依，实可嗟恻。伏见将来祫享大礼，在近群臣皆得奏荫子孙。伏望圣慈录洙遗忠，悯洙不幸，特赐其子一官，庶沾寸禄，以免饥寒，则天地之仁，幽显蒙德。臣等忝列侍从，愧无献纳，苟有所见，不敢不言。谨具状奏闻，伏候敕旨。
右臣窃见太常丞、湖州监酒务丁宝臣，前任知端州日，因遭侬智高事停官，叙理监当。方智高攻劫岭南，州县例以素无备御，官吏各至奔逃。兼闻当时独宝臣曾捉得智高探事人，便行斩决，及曾斗敌。朝廷以其如此，故他人皆夺两官，独宝臣只夺一官，以此见其比众人情理之轻。
臣伏见宝臣履行清纯，颇有官业。惟海贼遽至，力屈致败，出于不幸。今者伏遇祫享恩赦，欲望圣慈特与不候监当满任，牵复官资，就移一亲民差遣。如后犯入己赃，臣甘当同罪。谨具奏闻，伏候敕旨。
臣窃以谓治天下在明号令，正朝廷在修纪纲。号令所行，纪纲所振，由人主有赏罚之柄也。若号令出而不从，纪纲弛而不整，又不以赏罚临之，而欲正朝廷治天下，臣不知其可也。
今者陛下亲祀宗庙，不敢独受其福，推恩群臣，遍及中外，此圣德之至深厚也。而臣下辄敢有所轻重，以谓例恩泛及，视以为轻而慢之，原其情理，其可恕乎！方祫享始毕，恩典推行，命出之日，宰相押班，百官在列，宣扬制诰，布告天下。而将臣偃蹇，不肯受命，稽停制书四十馀日，有司无所申举，恬然不以为怪。是陛下号令不能行于朝廷，而纪纲弛坏于武士。凡士之知治体者，皆为陛下惜也。
臣谓方今国家全盛，天下无虞，非有强臣悍将难制之患，而握兵之帅辄敢如此不畏朝廷者，盖由从前不惜事体，因循宽弛，有以驯致也。今若又不正其罪罚，而公为纵弛，则恐朝廷失刑，自此而始；武臣骄慢，亦自此而始；号令不行于下，纪纲遂坏于上，亦自此而始。
夫古人所谓见于未萌者，智之明也。若事有萌而能杜其渐者，又其次也。若见其渐而与之，浸成后患者，深可戒也。
臣前日为许怀德事曾有奏论，略陈大概。盖以方今赏罚之行，只据簿书法令以从事，而罕思治体。况如怀德，在法非轻，于事体又重。故臣复罄愚瞽，伏乞圣慈裁择而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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