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问题引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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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几天,孟心史先生来谈,他说:“现在人人都说中国应该现代化,究竟什么叫做‘现代化’?”我们谈论之后,他回去就写了一篇很有风趣又很有见地的长文,题为“现代化与先务急”(登在本期)。他嫌“现代化”太笼统,不如中国老话“当务之为急”。他引孟子的话“尧舜之知而不遍物,急先务也”,说“急先务”就是“自审于国之所当行者即行之”。他说,用“急先务”作标准,“则先决之问题亦必即为所急之先务矣”。

  “现代化”的问题,在本年七月的《申报月刊》上曾有很多位学者参加讨论,论文有二十六篇之多,文字约有十万字。我们读了这二十六篇现代化的讨论,真不免要和孟先生表同情:这些论文好像是彼此相互打消,一方面说,“使中国现代化,最急需的是在整个地实行社会主义的统制经济和集体生产”(罗吟圃先生的论文,页三三);一方面也有人说“中国生产之现代化应采个人主义”,“欲使中国现代化,以采用私人资本主义为宜”(唐庆增先生的论文,页六二);同时又有人说,“中国不是单纯的资本主义社会,所以不需要社会主义革命;它也不是单纯的封建主义社会,所以不需要欧美式的资本主义化,它仅是介于两者中间的复式社会,很可以而且需要采取非资本主义的路线”(董之学先生的论文,页五八)。我们看了这十万字的讨论,真有点像戏台上的潘老丈说的:“你说了,我更糊涂了。”这种讨论所以没有结果,正因为一说到“现代化”,我们不能不先问问“现代”是什么,我们要化成那一种现代?这就是孟先生说的:“必有一形成之现代,而后从而化之”。那个“形成的现代”是什么呢?1917年以前的欧美是不是已够不上“现代”的尊称了?1917年以来的苏俄是不是“形成了的现代”呢?

  在《申报月刊》的讨论上,又有吴泽霖先生的论文(页九),对于“中国现代化”的问题发生根本的疑问。他说:

  文化是一个错误尝试的过程,中古式的文化当然是走错的歧路,“现代”式的文化也未免不是一条塞底的胡同。人类真正的出路,现在正还在摸索着。

  但他又说:

  我们以为中国现在所迫切需要的,不是已告失败的现代化,乃是正在萌芽的社会化。现代的物质文明当然为这种新文化所拥护而维持的:现代的精神蛮性(Spiritual Barbarism)却是它改造的目标。在物质生活方面,当然仍旧尽量应用科学,它更将进一步的把科学加以人化(Humanization)。

  如此说来,我们此时还没有法子寻得一个“形成之现代”做我们现代化的目标。我们至多只能指着一个“正在萌芽的社会化”做我们的理想境界。

  这种迟疑,这种种的矛盾,都是历史演变的结果。在三十年前,主张“维新”的人,即是当日主张现代化的人,对于所谓“新”,决没有我们今日这样的迟疑与矛盾。当日虽然也有君主立宪与民主共和的争论,但在他们的想像中的西洋文明,却没有多大的疑义。试读梁任公先生的《新民说》,他那样热烈提倡的新民的新德性,如独立、自由、自治、自尊、自立、冒险、进步、尚武、爱国、权利思想,……无一项不是那十九世纪的安格鲁撒克逊民族最自夸的德性。那时代的中国知识界的理想的西洋文明,只是所谓维多利亚时代的西欧文明;精神是爱自由的个人主义,生产方法是私人资本主义,政治组织是英国遗风的代议政治。当时的知识领袖对于西洋文明的认识本来还没有多大异议,所以当时能有梁先生那样热烈的、专一的信仰崇拜。然而在西洋各国,早已有怀疑的呼声起来了。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际运动早已起于欧洲,那十八十九两世纪的个人主义的风气早已招致很严厉的批评了。梁启超先生还不曾受到此种及个人主义的熏染,另一位中国领袖孙中山先生却已从亨利•乔治(Henry George)的著作里得着此种社会化的理论了。欧战以后,苏俄的共产革命震动了全世界人的视听;最近十年中苏俄建设的成绩更引起了全世界人的注意。于是马克思列宁一派的思想就成了世间最新鲜动人的思潮,其结果就成了“一切价值的重行估定”:个人主义的光芒远不如社会主义的光耀动人了;个人财产神圣的理论远不如共产及计划经济的时髦了;世界企羡的英国议会政治也被诋毁为资本主义的副产制度了。凡是维多利亚时代最夸耀的西欧文明,在这种新估计里,都变成了犯罪的,带血腥的污玷了。因为西洋文明本身的估价已有了绝不同的看法,所以“新”与“现代”也就都成了争论的问题了。中国的多数青年,本来就不曾领会得十九世纪西洋文明有什么永久的价值:现在听见西方有人出头攻击西欧文明,而且攻击的论调又恰恰投合中国向来重农抑商的传统思想,不知不觉之中,最容易囫囵吞下去;所以不上十五年,中国青年人的议论就几乎全倾向于抹煞1917年以前的西洋文明了。有些人自然是真心信仰苏俄的伟大的、艰苦卓绝的大试验的。有些人却不免有吠声之犬的嫌疑,因为他们绝不曾梦想到西欧文明与美国文明是什么样子。然而无论如何,中国人经过了这十五年的思想上的大变化,文化评判上的大翻案,再也不会回到《新民丛报》时代那样无异议的歌颂维多利亚时代的西洋文明了。今日国内人士对于“现代化”的迟疑与矛盾,都只是这十几年来文化翻案的当然结果。

  我们要的现代文化究竟是什么,这个问题在今日已成了很不容易解答的了。因此,“现代化”差不多只是一种很广泛的空谈,至今还没有确定的界说。既不能明定现代的目标,自然不能有一致的步骤与程序。不但如此,大家对于“现代”的见解,显然有相背驰的,所以不但不能一致协力,还有彼此互相消减的浪费。若1917年以前的西洋文明都不足取法,那么,这几十年的一点点改革工作,都不值得我们的留恋,也许都得一把劫火毁灭了才快一部分人的心愿。若私家的工商业都不应该存在,那么,中国的生产事业都只好停顿下来,静候中国的列宁与斯塔林的出现。若近二十年的“文化运动”都只是如陈高佣先生(上述《申报月刊》页50—51)说的“西洋近代的资本主义文化”,那么,我们的教育学术也都得根本打倒,恭候那货真价实的真正现代文化的来临。——更可怜的,是近年许多青年人与中年人“本其所惜,埋头苦干”,而因为目的不同,方向背驰,所以有互相压迫,互相残杀的惨酷行为。今日国中各地的杀气腾腾,岂不是几种不相容的主义在那儿火并?同是要把国家社会做到各人所信为“现代化”的地位,结果竟至于相仇杀,相屠相灭,这岂不是今日最可痛心的一件事!

  怪不得孟心史先生要提出抗议了。他说:“不要再乱谈现代化了!我们应该大家平心静气商量出什么是今日的当务之急。”

  然而“当务之急”也是一个相对的观念,也可以引起无穷的纷争。孟先生的办法是:

  取现代已有之成法,聚深通世界国情政情之士,条列其可以移用于吾国者,与不必移用于吾国者,质诸当局,证之国论,又加审量其间,而后定其孰为最急之先务。既定之后,即为吾国当务之急。

  这个办法也是不容易施行的。因为“何者可移用于吾国”,和“孰为最急之先务”,这两个问题的答案也都依靠各人的社会政治思想。唐庆增先生说私人资本主义适宜于中国的生产;罗吟圃先生必定说“在中国目下的现况,无论从那一方面观察起来,经济上的个人主义是万万行不得的”。在这种歧异不相容的意见之下,谁配做最终的判决人呢?至于何者为先务也必有同样的歧异。一部分人必要先打倒帝国主义,一部分人必说先须剿共,另一部分人必要先推国民党的政权。也许有人要先从教育下手,也许有不少的人要先买飞机重炮。也许还有不少的人(如今日广东的领袖)要先读孟先生说的六经四子!孟心史先生悬想的国是会议或先务会议,依我看来,必至于闹到全武行对打而散。所以“急先务”好像是比那广泛的“现代化”简明多了,然而到底还不能免于纷歧与争执。何者为先务,与何者为现代,同样的不容易决定。

  我个人近年常常想过,我们这几十年的革新工作,无论是缓和的改良运动,或是急进的革命工作,都犯了一个大毛病,就是太偏重主义,而忽略了用主义来帮助解决的问题,主义起于问题,而迷信主义的人往往只记得主义而忘了问题。“现代化”也只是一个问题,这个问题的明白说法应该是这样的:“怎样解决中国的种种困难,使她在这个现代世界里可以立脚,可以安稳过日子。”中国的现代化只是怎样建设起一个站得住的中国,使她在这个现代世界里可以占一个安全平等的地位。问题在于建立中国,不在于建立某种主义。一切主义都只是一些汤头歌诀,他们的用处只在于供医生的参考采择,可以在某种症候之下医治病人的某种苦痛。医生不可只记得汤头歌诀,而忘了病人的苦痛;我们也不可只记得主义,而忘了我们要用主义来救治建立的祖国。

  我们都应该回头去想想,革命是为什么?岂不是为了要建立一个更好的中国?立政府是为什么?岂不是为了要做这建国的事业?练兵是为什么?岂不是为了要捍卫这个国家?现代化是为什么?岂不是为了要使这个国家能站在这个现代世界里?——这一切的工作,本来都只是为了要建立一个更满人意的国家。

  这个大问题不是一个主义就可以解决的,也不是短时期就能解决的。这件建国的工作是一件极巨大,极困难,极复杂的工作。在这件大工作的历程上,一切工具,一切人才,一切学问知识,一切理论主义,一切制度方式,都有供参考采择的作用。譬如建筑一所大厦,凡可以应用的材料,不管他来自何方,都可以采用;凡可以供用的匠人,不管他挂着什么字号招牌,都可以雇用。然而我们不要忘了问题是造这大厦。若大家忘了本题,锄头同锯子打架,木匠同石匠争风,大理石同花岗石火并,这大厦就造不成了。

  现在的社会思想家,大都没有认识这个当前问题。他们忘了这是一个绝顶繁难的大问题,其中包含着无数的专门技术问题。他们把它错看作一个锄头或锯子的小问题了(上述《申报月刊》的现代化讨论,差不多完全把中国现代化的问题完全看作生产的问题)。欧洲人的国家,根本就没有这个建立国家的大问题,因为他们的国家都是早已成立的了。因此他们能有余力来讨论他们的社会问题、生产问题、分配问题等等。然而在我们这国内,国家还不成个国家,政府还不成个政府;好像一个破帐篷在狂风暴雨里,挡不得风,遮不得雨;这时候我们那里配谈什么生产分配制度的根本改造!

  我不是说生产分配等等问题是小问题。我只是说,在中国的现状之下,国家生存的问题没有办法之前,那些问题都无法解决……。

  近两年的国难,似乎应该可以提醒一般人的迷梦了。今日当前的大问题依旧是建立国家的问题:国家有了生存的能力,政府有了捍卫国家的能力,其他的社会经济问题也许有渐渐救济解决的办法。国家若陷入了不能自存的地步,外患侵入之后,一切社会革命的试验也只能和现存的一切政制同受敌人铁蹄的蹂躏,决不会有中国亡了或残破了,而某地的赤色革命区域可以幸免的。

  所以我们提议:大家应该用全副心思才力来想想我们当前的根本问题,就是怎样建立起一个可以生存于世间的国家的问题。这问题不完全是“师法外国”的问题,因为我们一面参考外国的制度方法,一面也许可以从我们自己的几千年历史里得着一点有用的教训。这问题也不全是“必有一形成之现代,而后从而化之”的问题,因为一来此时的世界正在演变之中,无有一个已形成的现代;二来我们的病状太危险,底子太虚弱,恐怕还没有急骤追随世界先进国家的能力。这问题也不是一个“急先务”的问题,因为这个国家满身是病痛,医头固是先务,医脚也是先务;兴利固是先务,除弊也是先务,外交固是先务,内政更是先务;学术研究固是先务,整顿招商局也是先务。

  我前几年曾说过:我们只有一条路,就是认清了我们的问题,集合全国的人才智力,充分采用世界的科学知识与方法,一步一步的作自觉的改革,在那自觉的指导之下一点一滴的收不断的改革之全功。

  我们此后想把我们对这个建国问题的各方面的思考的结果,随时陆续写出来,请关心这问题的人时时指教匡正。

  (原载1933年11月19日《独立评论》第77号)

  1. 编者按:此文前登有一《独立评论社启事》:“《独立评论》自第七十六期起复由胡适之先生担任编辑。他的通信住址是:北平米粮库四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