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國問題引論
前幾天，孟心史先生來談，他說：「現在人人都說中國應該現代化，究竟什麼叫做『現代化』？」我們談論之後，他回去就寫了一篇很有風趣又很有見地的長文，題為「現代化與先務急」（登在本期）。他嫌「現代化」太籠統，不如中國老話「當務之為急」。他引孟子的話「堯舜之知而不遍物，急先務也」，說「急先務」就是「自審於國之所當行者即行之」。他說，用「急先務」作標準，「則先決之問題亦必即為所急之先務矣」。
「現代化」的問題，在本年七月的《申報月刊》上曾有很多位學者參加討論，論文有二十六篇之多，文字約有十萬字。我們讀了這二十六篇現代化的討論，真不免要和孟先生表同情：這些論文好像是彼此相互打消，一方面說，「使中國現代化，最急需的是在整個地實行社會主義的統制經濟和集體生產」（羅吟圃先生的論文，頁三三）；一方面也有人說「中國生產之現代化應采個人主義」，「欲使中國現代化，以採用私人資本主義為宜」（唐慶增先生的論文，頁六二）；同時又有人說，「中國不是單純的資本主義社會，所以不需要社會主義革命；它也不是單純的封建主義社會，所以不需要歐美式的資本主義化，它僅是介於兩者中間的複式社會，很可以而且需要採取非資本主義的路線」（董之學先生的論文，頁五八）。我們看了這十萬字的討論，真有點像戲台上的潘老丈說的：「你說了，我更糊塗了。」這種討論所以沒有結果，正因為一說到「現代化」，我們不能不先問問「現代」是什麼，我們要化成那一種現代？這就是孟先生說的：「必有一形成之現代，而後從而化之」。那個「形成的現代」是什麼呢？1917年以前的歐美是不是已夠不上「現代」的尊稱了？1917年以來的蘇俄是不是「形成了的現代」呢？
在《申報月刊》的討論上，又有吳澤霖先生的論文（頁九），對於「中國現代化」的問題發生根本的疑問。他說：
文化是一個錯誤嘗試的過程，中古式的文化當然是走錯的歧路，「現代」式的文化也未免不是一條塞底的胡同。人類真正的出路，現在正還在摸索着。
但他又說：
我們以為中國現在所迫切需要的，不是已告失敗的現代化，乃是正在萌芽的社會化。現代的物質文明當然為這種新文化所擁護而維持的：現代的精神蠻性（Spiritual Barbarism）卻是它改造的目標。在物質生活方面，當然仍舊儘量應用科學，它更將進一步的把科學加以人化（Humanization）。
如此說來，我們此時還沒有法子尋得一個「形成之現代」做我們現代化的目標。我們至多只能指着一個「正在萌芽的社會化」做我們的理想境界。
這種遲疑，這種種的矛盾，都是歷史演變的結果。在三十年前，主張「維新」的人，即是當日主張現代化的人，對於所謂「新」，決沒有我們今日這樣的遲疑與矛盾。當日雖然也有君主立憲與民主共和的爭論，但在他們的想像中的西洋文明，卻沒有多大的疑義。試讀梁任公先生的《新民說》，他那樣熱烈提倡的新民的新德性，如獨立、自由、自治、自尊、自立、冒險、進步、尚武、愛國、權利思想，……無一項不是那十九世紀的安格魯撒克遜民族最自誇的德性。那時代的中國知識界的理想的西洋文明，只是所謂維多利亞時代的西歐文明；精神是愛自由的個人主義，生產方法是私人資本主義，政治組織是英國遺風的代議政治。當時的知識領袖對於西洋文明的認識本來還沒有多大異議，所以當時能有梁先生那樣熱烈的、專一的信仰崇拜。然而在西洋各國，早已有懷疑的呼聲起來了。社會主義的理論與實際運動早已起於歐洲，那十八十九兩世紀的個人主義的風氣早已招致很嚴厲的批評了。梁啓超先生還不曾受到此種及個人主義的薰染，另一位中國領袖孫中山先生卻已從亨利•喬治（Henry George）的著作里得着此種社會化的理論了。歐戰以後，蘇俄的共產革命震動了全世界人的視聽；最近十年中蘇俄建設的成績更引起了全世界人的注意。於是馬克思列寧一派的思想就成了世間最新鮮動人的思潮，其結果就成了「一切價值的重行估定」：個人主義的光芒遠不如社會主義的光耀動人了；個人財產神聖的理論遠不如共產及計劃經濟的時髦了；世界企羨的英國議會政治也被詆毀為資本主義的副產制度了。凡是維多利亞時代最誇耀的西歐文明，在這種新估計里，都變成了犯罪的，帶血腥的污玷了。因為西洋文明本身的估價已有了絕不同的看法，所以「新」與「現代」也就都成了爭論的問題了。中國的多數青年，本來就不曾領會得十九世紀西洋文明有什麼永久的價值：現在聽見西方有人出頭攻擊西歐文明，而且攻擊的論調又恰恰投合中國向來重農抑商的傳統思想，不知不覺之中，最容易囫圇吞下去；所以不上十五年，中國青年人的議論就幾乎全傾向於抹煞1917年以前的西洋文明了。有些人自然是真心信仰蘇俄的偉大的、艱苦卓絕的大試驗的。有些人卻不免有吠聲之犬的嫌疑，因為他們絕不曾夢想到西歐文明與美國文明是什麼樣子。然而無論如何，中國人經過了這十五年的思想上的大變化，文化評判上的大翻案，再也不會回到《新民叢報》時代那樣無異議的歌頌維多利亞時代的西洋文明了。今日國內人士對於「現代化」的遲疑與矛盾，都只是這十幾年來文化翻案的當然結果。
我們要的現代文化究竟是什麼，這個問題在今日已成了很不容易解答的了。因此，「現代化」差不多只是一種很廣泛的空談，至今還沒有確定的界說。既不能明定現代的目標，自然不能有一致的步驟與程序。不但如此，大家對於「現代」的見解，顯然有相背馳的，所以不但不能一致協力，還有彼此互相消減的浪費。若1917年以前的西洋文明都不足取法，那麼，這幾十年的一點點改革工作，都不值得我們的留戀，也許都得一把劫火毀滅了才快一部分人的心願。若私家的工商業都不應該存在，那麼，中國的生產事業都只好停頓下來，靜候中國的列寧與斯塔林的出現。若近二十年的「文化運動」都只是如陳高傭先生（上述《申報月刊》頁50—51）說的「西洋近代的資本主義文化」，那麼，我們的教育學術也都得根本打倒，恭候那貨真價實的真正現代文化的來臨。——更可憐的，是近年許多青年人與中年人「本其所惜，埋頭苦幹」，而因為目的不同，方向背馳，所以有互相壓迫，互相殘殺的慘酷行為。今日國中各地的殺氣騰騰，豈不是幾種不相容的主義在那兒火併？同是要把國家社會做到各人所信為「現代化」的地位，結果竟至於相仇殺，相屠相滅，這豈不是今日最可痛心的一件事！
怪不得孟心史先生要提出抗議了。他說：「不要再亂談現代化了！我們應該大家平心靜氣商量出什麼是今日的當務之急。」
然而「當務之急」也是一個相對的觀念，也可以引起無窮的紛爭。孟先生的辦法是：
取現代已有之成法，聚深通世界國情政情之士，條列其可以移用於吾國者，與不必移用於吾國者，質諸當局，證之國論，又加審量其間，而後定其孰為最急之先務。既定之後，即為吾國當務之急。
這個辦法也是不容易施行的。因為「何者可移用於吾國」，和「孰為最急之先務」，這兩個問題的答案也都依靠各人的社會政治思想。唐慶增先生說私人資本主義適宜於中國的生產；羅吟圃先生必定說「在中國目下的現況，無論從那一方面觀察起來，經濟上的個人主義是萬萬行不得的」。在這種歧異不相容的意見之下，誰配做最終的判決人呢？至於何者為先務也必有同樣的歧異。一部分人必要先打倒帝國主義，一部分人必說先須剿共，另一部分人必要先推國民黨的政權。也許有人要先從教育下手，也許有不少的人要先買飛機重炮。也許還有不少的人（如今日廣東的領袖）要先讀孟先生說的六經四子！孟心史先生懸想的國是會議或先務會議，依我看來，必至於鬧到全武行對打而散。所以「急先務」好像是比那廣泛的「現代化」簡明多了，然而到底還不能免於紛歧與爭執。何者為先務，與何者為現代，同樣的不容易決定。
我個人近年常常想過，我們這幾十年的革新工作，無論是緩和的改良運動，或是急進的革命工作，都犯了一個大毛病，就是太偏重主義，而忽略了用主義來幫助解決的問題，主義起於問題，而迷信主義的人往往只記得主義而忘了問題。「現代化」也只是一個問題，這個問題的明白說法應該是這樣的：「怎樣解決中國的種種困難，使她在這個現代世界裡可以立腳，可以安穩過日子。」中國的現代化只是怎樣建設起一個站得住的中國，使她在這個現代世界裡可以占一個安全平等的地位。問題在於建立中國，不在於建立某種主義。一切主義都只是一些湯頭歌訣，他們的用處只在於供醫生的參考採擇，可以在某種症候之下醫治病人的某種苦痛。醫生不可只記得湯頭歌訣，而忘了病人的苦痛；我們也不可只記得主義，而忘了我們要用主義來救治建立的祖國。
我們都應該回頭去想想，革命是為什麼？豈不是為了要建立一個更好的中國？立政府是為什麼？豈不是為了要做這建國的事業？練兵是為什麼？豈不是為了要捍衛這個國家？現代化是為什麼？豈不是為了要使這個國家能站在這個現代世界裡？——這一切的工作，本來都只是為了要建立一個更滿人意的國家。
這個大問題不是一個主義就可以解決的，也不是短時期就能解決的。這件建國的工作是一件極巨大，極困難，極複雜的工作。在這件大工作的歷程上，一切工具，一切人才，一切學問知識，一切理論主義，一切制度方式，都有供參考採擇的作用。譬如建築一所大廈，凡可以應用的材料，不管他來自何方，都可以採用；凡可以供用的匠人，不管他掛着什麼字號招牌，都可以雇用。然而我們不要忘了問題是造這大廈。若大家忘了本題，鋤頭同鋸子打架，木匠同石匠爭風，大理石同花崗石火併，這大廈就造不成了。
現在的社會思想家，大都沒有認識這個當前問題。他們忘了這是一個絕頂繁難的大問題，其中包含着無數的專門技術問題。他們把它錯看作一個鋤頭或鋸子的小問題了（上述《申報月刊》的現代化討論，差不多完全把中國現代化的問題完全看作生產的問題）。歐洲人的國家，根本就沒有這個建立國家的大問題，因為他們的國家都是早已成立的了。因此他們能有餘力來討論他們的社會問題、生產問題、分配問題等等。然而在我們這國內，國家還不成個國家，政府還不成個政府；好像一個破帳篷在狂風暴雨里，擋不得風，遮不得雨；這時候我們那裡配談什麼生產分配製度的根本改造！
我不是說生產分配等等問題是小問題。我只是說，在中國的現狀之下，國家生存的問題沒有辦法之前，那些問題都無法解決……。
近兩年的國難，似乎應該可以提醒一般人的迷夢了。今日當前的大問題依舊是建立國家的問題：國家有了生存的能力，政府有了捍衛國家的能力，其他的社會經濟問題也許有漸漸救濟解決的辦法。國家若陷入了不能自存的地步，外患侵入之後，一切社會革命的試驗也只能和現存的一切政制同受敵人鐵蹄的蹂躪，決不會有中國亡了或殘破了，而某地的赤色革命區域可以倖免的。
所以我們提議：大家應該用全副心思才力來想想我們當前的根本問題，就是怎樣建立起一個可以生存於世間的國家的問題。這問題不完全是「師法外國」的問題，因為我們一面參考外國的制度方法，一面也許可以從我們自己的幾千年歷史里得着一點有用的教訓。這問題也不全是「必有一形成之現代，而後從而化之」的問題，因為一來此時的世界正在演變之中，無有一個已形成的現代；二來我們的病狀太危險，底子太虛弱，恐怕還沒有急驟追隨世界先進國家的能力。這問題也不是一個「急先務」的問題，因為這個國家滿身是病痛，醫頭固是先務，醫腳也是先務；興利固是先務，除弊也是先務，外交固是先務，內政更是先務；學術研究固是先務，整頓招商局也是先務。
我前幾年曾說過：我們只有一條路，就是認清了我們的問題，集合全國的人才智力，充分採用世界的科學知識與方法，一步一步的作自覺的改革，在那自覺的指導之下一點一滴的收不斷的改革之全功。
我們此後想把我們對這個建國問題的各方面的思考的結果，隨時陸續寫出來，請關心這問題的人時時指教匡正。
（原載1933年11月19日《獨立評論》第77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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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編者按：此文前登有一《獨立評論社啟事》：「《獨立評論》自第七十六期起復由胡適之先生擔任編輯。他的通信住址是：北平米糧庫四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