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吕精义/外篇卷一

外篇卷一

○古今乐律杂说并附录△辨蔡元定李照之失第一

序曰：蔡元定之律失之短，李照之律失之长，皆非中声，故辨之。

蔡元定《律吕新书》引丁度之说曰：“古物之有分寸，明著史籍可以酬验者，惟有法钱而已。周之圜法，历代旷远，莫得而详。惟刘歆制铜斛之世所铸错刀并大泉五十，王莽天凤元年改铸货布货泉之类，不闻后世复有铸者。检详《汉志》、《通典》、《唐六典》云：大泉五十，重十二铢，径一寸二分。错刀，环如大泉，身形如刀，长二寸。货布，重二十五铢，长二寸五分，广一寸，首长八分有奇，广八分，足枝长八分，间广二分，圆好径二分半。货泉，重五铢，径一寸。今以大泉、错刀、货布、货泉四物相参校，分寸正同。或有小大轻重与本《志》微差者，盖当时盗铸既多，不必皆中法度。但当校其首足、肉好、长广分寸皆合正史者用之，则铜斛之尺从而可知也。”

其论周尺曰：“按此尺出于汲冢之律，与刘敌之斛最为近古，盖汉去古未远，古之律度量权衡犹在也。故班氏所志，无诸家具同之论。王莽之制作虽不足据，然律度量衡当不敢变于古也。自董卓之乱，而乐律散亡，故杜夔之律围径差小，而尺因以长。苟勖虽定此尺，然其乐声高急，不知当时律之围径又果何如也。意者，后世尺度之差，皆由律围、径之误也。今司马光所传此尺者，出于王莽之法钱，盖丁度所奏、高若讷所定者也。虽其年代久远，轮郭不无消毁，然其大约当尚近之。后之君子，有能验声气之元以求之古之律吕者，于此当有考而不可忽也。”

其论围径曰：“黄锺长九寸，空围九分，积八百一十分。”

又曰：“按：十二律围径，自先汉以前，传记并无明文。惟《班志》云‘黄锺八百一十分’。由此之义，起十二律之周径。然其说乃是以律之长自乘，而因之以十，盖配合为说耳，未可以为据也。惟《审度》章云‘一黍之广，度之九十分，黄锺之长。一为一分’；《嘉量》章则以‘千二百黍实其龠’；《谨衡权》章则以‘千二百黍为十二铢’；则是累九十黍以为长、积千二百黍以为广可见也。夫长九十黍，容千二百黍，则空围当有九方分，乃是属十分三厘八毫，径三分四厘六毫也，每一分容十三黍又三分黍之一，以九十因之，则一千二百也。盖十其广之分以为长，十一其长之分以为广，自然之数也。”

又曰：“夫律以空围之同，故其长短之异可以定声之高下。”“孟康不察，乃谓凡律围径不同，各以围乘长而得此数者，盖未之考也。”

其论九分为寸曰：“《淮南子》所谓‘置一而十一三之’以为黄锺之大数，即太史公所谓‘置一而九三之以为寸法’者，其术一也。夫置一而九三之既为寸法，则七三之为分法，五三之为厘法，三三之为毫法，一三之为丝法，从可知矣。”“一寸九分，一分九厘，一厘九毫，一毫九丝，以之生十一律，以之生五声二变。上下乘除，无所不通，盖数之自然也。顾自淮南太史公之后，即无识其意者。如京房之六十律，虽亦用此十七万七千一百四十七之数，然乃谓不盈寸者十之，所得为分，又不盈分者十之，所得为小分，以其馀为强弱。不知黄锺九寸，以三损益，数不出九，苟不盈分者十之，则其奇零无时而能尽，虽泛以强弱该之，而卒无以见强弱之为几何。则其数之精微，固有不可得而纪者矣。”“盖非有意于弃之，实其重分累析，至于无数之可纪，故有所不得而绿耳。夫自丝以下虽非目力之所能分，然既有其数，而或一算之差，则法于此而遂变，不以约十为九之法分之，则有终不可得而齐者。故惟南太史公之书，其论此也已详，特房等有不察耳。司马贞《史记》《索隐》注黄锺八寸十分一云：‘律九九八十一，故云八寸十分一。’《汉书》云‘长九寸’者，九分之寸也。此则古人论律，以九分为寸之明验也。”【以上数条，元定书中最紧要者。】

谨按：黄锺之长九寸者，纵黍九分之寸耳。太史公《律书》以为八寸十分一者是也。刘歆以为横黍十分之寸，及《汉志》言九十分黄锺之长者，皆非也。元定亦知以九约之为是，以十约之为非，乃于首章标云“以《汉志》斛铭定”。何也？夫《汉志》本于刘歆所杜撰，汉斛出于王莽所伪造，奚足为百世师哉！元定之徒，固执九十黍之广即黄锺之长，而黄锺之长实止纵黍八十一分耳。

蔡元定律法【筹以九为率，度用货泉尺。】子：黄锺长九寸。丑：林锺长六寸。寅：太蔟长八寸。

卯：南吕长五寸三分。辰：姑洗长七寸一分。巳：应锺长四寸六分六厘。午：蕤宾长六寸二分八厘。

未：大吕长八寸三分七厘六毫。申：夷则长五寸五分五厘一毫。酉：夹锺长七寸四分三厘七毫三丝。戌：无射长四寸八分八厘四毫八丝。

亥：仲吕长六寸五分八厘三毫四丝六忽。△伪尺辨疑

旧说：晋武帝泰始九年，中书监苟勖校大乐，八音不和，始知后汉至魏，尺长于古四分有除。勖乃部著作郎刘恭依《周礼》制尺，所谓古尺也。依古尺更铸铜律吕，以调声韵。以尺量古器，与本铭尺寸无差。又汲郡盗发六国时魏襄王冢，得古周时玉律及锺磬，与新律声韵暗同。于时郡国或得汉时故锺，吹律命之皆应。勖铭其尺曰：‘晋泰始十年，中书考古器，揆校今尺，长四分半。所校古法有七品：一日姑洗玉律，二曰小吕玉律，三曰西京铜望臬，四曰金错望臬，五曰铜斛，六曰古钱，七曰建武铜尺。姑洗微强，西京望臬微弱，其馀与此尺同。’铭八十二字。此尺者，勖新尺也。今尺者，杜夔尺也。苟勖造新锺律，与古器谐韵，时人称其精密。惟散骑侍郎陈留阮咸讥其声高，声高则悲，非兴国之音，亡国之音也。亡国之音哀以思，其人困。今声不合雅，惧非德正至和之音，必古今尺有长短所致也。会咸病卒，武帝以勖律与周汉器合，故施用之。后始平掘地得古铜尺，岁久欲腐，不知所出何代，果长勖尺四分。时人服咸之妙，而莫能厝意焉。”【见《晋书》《律志》。】宋儒章如愚曰：“荀妇所制尺、铭，其制非不详审，其铭非不周复，犹未免阮咸之诮。岂非极冢玉律乃魏襄王所制，未能尽合古制者耶？不然，春秋以来，权度已正，夫子不必发‘谨权度’之语矣。”【见《山堂考索》。】

辨疑曰：伪周尺者，汉乎帝时刘歆所造，《隋志》谓之晋前尺，盖以晋苟勖所定故也。至宋儒或谓之校汉钱尺，或谓之汉铜斛尺，名虽小异，理亦无错，但不可直认为周尺耳。其谓之周尺者，不过因战国时魏襄王冢中所获玉律乃晚周之物，故云耳。夫晚周之物，岂可便谓成周之律度哉！魏自文侯已耽郑卫而厌古乐，降至襄王，则其时世又可知也。梁武《锺律纬》云，古玉律八枚，惟夹锺有题刻。然则馀无题刻明矣。而苟勖不知何故，舍有题之夹锺，而求诸无题之姑洗、小吕。夫彼既无题，不能的知何律，但以勖之姑洗、小吕比较长短，与彼偶同，吹或应之，因谓相协耳。安知勖之此律，而非与彼他律应耶？何者？以其无题刻也。刘歆铜斛，王莽钱货，固不足法，而西京望臬，建武铜尺，恐亦因仍莽歆之谬而为之，是亦不足法也。郡国所得汉时故锺，尤不可信。按《汉》《礼乐志》云：“今汉郊庙诗乐，未著祖宗之事；八音调均，又不协于锺律，而内有掖庭才人，外有上林乐府，皆以郑声施于朝廷。”以此观之，岂可信哉？故今从《隋志》，名此尺为晋前尺，未敢以为真周尺也。名为伪周尺，庶几得之矣。

京房、刘歆、荀勖律尺，每寸十分。元定律尺，每寸九分。今于歆尺背面除去一寸，止用九寸，每寸均作九分，每分九厘，是名蔡氏律尺。若造律管，以铜或竹，依蔡氏所算新分，及京氏所算旧分相校，始知二家长短无异，但所言分厘之数不同耳。其空围内径三分者，京氏、刘氏之法也；径三分四厘六毫者，胡氏、蔡氏之法也。空径之数，但依歆尺。蔡氏所谓径围之分，以十为法是也。按王莽本传，伪天凤六年初，献新乐于明堂、太庙。或闻其乐声，曰：“清厉而哀，非兴国之声也。”此则刘歆所造之乐，其在当时已有是讥矣。荀勖复用其法，而阮咸讥之。王朴再用其法，而李照讥之。盖刘歆荀勖王朴蔡元定四家之律，声音高下相去不远，为用货泉之尺及《汉志》之法也。以纵黍尺古律较之，蔡氏黄锺应古律之夹锺，实高三律云。

朱熹曰：“十二律皆在，只起黄锺之宫不得，所以起不得者，尺不定也。律管只吹得中声为定。若谓用周尺，或羊头山黍，虽应准则，不得中声，终不是。大抵声太高，则焦杀；低，则盎缓。此不可容易杜撰。”又曰：“季通不能琴，他祇是思量得，不知弹出，便不可行。这便是无下学工夫，吾人皆坐此病。古人朝夕习于此，故以之上达不难。盖下学中，上达之理皆具矣。”【并《见经世大训》。】

谨按：世之言律者，多宗蔡元定，其法备载《性理书》中。朱熹因之著于《仪礼通解》，其说益详明矣。然观二子虽尝著书，而实未尝审定其音。盖儒者所明，惟律之理耳；至于听音，或未尽善，抑有其要而未之得也。夫审音乃乐律之本，岂徒空言已乎？故述其造律审音之要，并辨其可疑者焉。

以上辨蔡元定之律太短之失。【刘歆、荀勖、王朴、蔡元定律皆失之短。】

《文献通考》曰：“宋仁宗景佑二年，时承平久，上留意礼乐之事。先是，判太常寺燕肃言，大乐制器，岁久金石不调，愿以王朴所造律准考按。乃命馆职宋祁、李照同预。至是，肃等上所考定乐器。上临阅，奏郊庙五十一曲。因问照：‘乐何如？’照对：‘乐音高。’命详陈之。照言：‘王朴律准，视古乐高五律，视禁坊胡部乐高二律。击黄锺才应仲吕，击夹锺才应夷则，是冬兴夏令，春召秋气。盖五代之乱，雅乐废坏，朴创意造律准，不合古法。用之本朝，卒无福应。又编锺、铸锺无大小轻重、厚薄长短之差，铜锡不精，声韵失美，大者陵，小者抑，非中度之器。相传以为，唐旧锺亦有朴所制者。昔轩辕氏命伶伦截竹为律，复令神瞽协其中声，然旁声应凤鸣，而管之参差亦如凤翅。其乐传之复古，不刊之法也。愿听臣依神瞽律法，试铸编锺一篇，可使度量权衡协和。’诏许之。仍令就锡庆院铸之。照请下潞州，求上党县羊头山柜黍，及下怀州河内县取葭莩，制玉律以候气。从之。照既铸成编锺一檐以奏御，遂建议请改制大乐。取京县柜黍，累尺成律，铸锺审之，其声犹高。更用太府布帛尺为法，乃下太常四律。照独任所见，更造新器，而新声极下。议者以为迂诞罢之。”又曰：“初，李照斥王朴乐音高，乃作新乐下其声。太常歌工病其太浊，歌不成声，私赂铸工，使减铜齐，而声稍清，歌乃协。然照卒莫之辨。”

臣尝累黍考之，知宋尺与今营造尺大同小异。制管考之，知今太常寺所谓黄锺者，与李照之黄锺大同小异。【详见尺图条下。】

《玉海》曰：“李照所定黄锺，律声极下，乐工歌其韵，中无射倍声。司谏韩琦言照乐不合古法，诏晏殊宋绶详定。绶等言照新乐比旧乐下三律，无所考据，请复用和岘旧乐。诏悉仍旧制。”

李照律法。【筭以十为率，度用太府尺。】黄锺长九寸。【凡律，空内皆经三分。】林锺长六寸。太蔟长八寸。

南吕长五寸三分小分三强。【小分三者，谓三厘也。下文仿些。】姑洗长七寸一分小分一微强。应锺长四寸七分小分四微强。蕤宾长六寸三分小分二微强。

大吕长八寸四分小分三弱。夷则长五寸六分小分二弱。夹锺长七寸四分小分九微强。无射长四寸九分小分九强。

仲吕长六寸六分小分六弱。【以上见《后汉志》，即京氏所算也。】

谨按：《文献通考》云：“李照改制大乐，取京县柜黍，累尺成律，铸锺审之，其声犹高。更用太府布帛尺为法，乃下太常四律。” 是先有太府尺，而照欲求合耳，非照自造太府尺也。然则太府尺竟不知何人所制。范镇以为黄帝之尺，虽未必然；蔡元定以为李照之尺，盖亦误矣。万历己卯岁，取羊头山租黍纵累成尺，与汉钱尺互相较正，实与《宋志》所载分寸相同。夫自宋至今五百馀年，而黍与尺契合如故，岂非天地造化真理所寓者乎？律学之士，未可以忽之也。但李照范镇之徒，惑于京房、刘歆之谬说，而不达淮南、太史公之妙论，遂使黄锺之管纵长、周、径及所容黍，俱不得其正，而致乐律之乖。此乃照等不善用尺，而非尺之弊也。诚依淮南太史公之法为之，则尽善尽美。而范镇指此为黄帝之尺，亦不诬矣。盖淮南太史公所谓黄锺长九寸者，依古法以九分为寸，九寸乃八十一分也。照等所谓黄锺长九寸者，依《汉志》以十分为寸，九寸乃九十分也，其相去远矣。尝以李照律与蔡元定所算之律吹而相较，果差五律。蔡之黄锺，李之仲吕也；蔡之夹锺，李之夷则也。大抵元定之律，即王朴之律耳。其算术虽不同，其音调实相类，盖殊途而同归者也。夫朴之乐，照已讥之矣，而照之乐亦不免于讥。何也？岂高者失之清，下者失之浊，皆非中正和平之乐欤？《山堂考索》谓：朴之乐比古乐高三律，其黄锺应古之夹锺。《玉海》谓：照之乐比古乐下二律，其黄锺应古无射之倍声。和岘、胡瑗之乐，比朴下一律，盖以古之太蔟为其黄锺，比真黄锺犹高二律，其谬亦可见矣。或言：照律比太常下四律者，指和岘之乐而言也；或言：照乐比旧乐下三律者，指王朴之乐及私赂减铜者而言也。然则朴以夹锺为黄锺，若下朴三律，则得真黄锺，而乐律皆正，其孰使然乎？是知朴照之聪而不如工师之聪，有以识夫中正和平之音矣。盖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终不灭，乐亦竟不亡。患在律学诸儒不知而作，非理变乱之耳。若夫俗乐则不然也。初无绳准之拘，由人取便，求其所安，使歌声虽高不至于气竭，虽低不至于声咽，自然而然，此正古人所谓中声者也。礼失求诸野，其斯之谓乎！儒者于乐则异于是。盖为律度所拘，不以人声为恤。故《宋志》曰：“王朴编锺声律太高，歌者难逐，故四清声置而弗用。李照新锺，歌工病其太浊，私赂铸工，使减铜齐，于歌乃协。”马端临谓：“学士大夫之说，卒不能胜工师之说。是乐虽曰变而实未尝变。”盖天理人心今古同然也。蔡元定谓：“万宝常之乐，魏延陵之律，尝以汉乐较之，汉乐音调至隋唐犹在也。”然则宋时古乐音调亦未尝亡，是故李照之律虽以无射倍声为律之首，其锺磬则高二律，尚与古乐无殊。至魏汉津卒胜工师之说，始以无射倍声命曰黄锺矣。既经诸臣变更，而曲调名益乖舛。政和四年，诏改正而难遽革。故俗乐所称黄锺者，盖宋人从时制以称之耳，其实古无射也。无射为宫，则必以黄锺为商，故俗乐谓商调为正宫，就黄锺而言耳。黄锺者，无射之商也。谓角调为商调，就太蔟而言耳。太蔟者，无射之角也。盖俗人只见音调落在黄锺太蔟者，便谓宫商，而不知旋宫之法，宫商无定也。又，俗谓微调为中吕，中吕者无射之征也。谓羽调为越调，越乃羽之讹也。俗名南吕调者，黄锺之下羽也；仙吕调者，黄锺之清宫也。欲观诸调，以律定筝，弹之自见，非可以空言争之也。苟能知律，则古今雅俗一以贯之矣。无射倍声为均，盖自周景王始。或问：“无射为之大林，何谓大林？”答曰：“黄锺，律之首，管之最长、锺之最大而浊者也。渐而短之小之，以生十一律，则无射应锺为管之最短、锺之最小而清者也。五声次序论之，宫宜长大而浊，羽宜短小而清，此其常理。而旋宫之法，无射为宫则林锺为之羽，宫短而羽长，羽浊而宫清，故律家相传以林锺子声为无射之羽。景王则不然，使无射为宫者大于其羽，故曰‘为之大林’，谓大于林锺也。”若然，无射必用倍数，用倍数则反长大于黄锺矣。夫律吕之用倍数，于理无妨也。但不可因无射大于黄锺而遂改无射，强名曰黄锺。故所系甚大，《左传》《国语》言之最详。有国家者，不可不慎。当时古律俱存，故单穆公伶州鸠可得而辨之。自李照之后，遂真以无射命为黄锺矣，而古律又亡。世鲜知音者，孰能辨之哉！以上辨李照之律太长之失。【李照范镇魏汉津冷谦律，皆失之长。】

《金史》《乐志》曰：“初，太宗取汴，得宋之仪章锺磬乐帘，挈之以归。皇统元年，熙宗加尊号，始就用宋乐。有司以锺磬刻‘晟’字者犯太宗讳，皆以黄纸封之。大定十四年，太常始议“历代之乐各自为名，今郊庙社稷所用宋乐器犯庙讳，宜皆刮去，更为制名’。于是命礼部、学士院、太常寺撰名，乃取‘太乐与天地同和’之义，名之曰太和。明昌五年，诏用唐宋故事，置所讲议礼乐。有司谓：‘雅乐自周汉以来止存大法，魏晋而后更造律度，讫无定论。至后周保定中，得古玉斗于地中，以造尺律。其后牛弘以为不可，止用苏绰铁尺，至隋亦用之。唐兴，因隋乐不改。及黄巢之乱，乐悬散失，太常博士殷盈孙以周法铸铸锺、编锺，处士萧承训等校石磬，合而奏之。至周显德以黍定律，议者谓比唐乐高五律。宋初亦用王朴所制乐。时和岘以周显德律音近哀思，乃依西京铜望臬、石尺重造十二管，取声下王朴一律。景祐初，李照取黍累尺成律，以其声犹高，更用太府布帛尺，遂下太常乐三律。皇祐中，阮逸胡瑗改造，止下一律。或谓其声弇郁不和，依旧用王朴乐。元丰间，杨杰参用李照锺磬加四清声，下王朴乐二律，以为新乐。元祐间，范镇又造新律，下李照乐一律而未用。至崇宁间，魏汉津以范镇知旧乐之高无法以下之，乃以时君指节为尺，其所造锺磬即今所用乐是也。然以王朴所制声高，屡命改作。李照以太府尺制律，人习旧听，疑于太重。其后范镇等论乐，复用李照所用太府尺，即周隋所用铁尺，牛弘等以为近古合宜者也。今取见有乐，以唐初开元钱校其分寸亦同，则汉津所用指尺殆与周隋唐所用之尺同矣。汉津用李照范镇之说而耻同之，故用时君指节为尺，使众人不敢轻议。其尺虽为诡说，其制乃与古同，而清浊高下皆适中，非出于法数之外私意妄为者也。盖今之锺声虽崇宁之所制，亦周隋唐之乐也。阅今所用乐律，声调和平，无太高太下之失，可以久用’。上曰：‘尝观宋人论乐，以为律主于人声，不当泥于其器，要之在声和而已。’于是命礼部符下南京，取宋旧工及锺磬，择其谐者用之。”

《元史》《乐志》曰：“太宗十年十一月，宣圣五十一代孙衍圣公元措来朝，言于帝曰：‘今礼乐散失，燕京、南京等处，亡金太常故臣及礼册乐器多存者，乞降旨收录。’于是降旨，令各处管民官，如有亡金知礼乐旧人，可并其家属徙赴东平，令元措领之。中统元年，召太常礼乐人至燕京，用新制雅乐享于祖宗。礼毕，命太常礼乐人复还东平。五年，太常寺言：‘自古帝王功成作乐，乐各有名，盛德形容，于是乎在。伏都主上践阼以来，留心至治，声名文物，思复承平之旧。首敕有司，修完登歌宫悬、八佾乐舞，以备郊庙之用。若稽古典，宜有徽称。谨按历代乐名，黄帝曰《咸池》、《龙门大卷》，少昊《大渊》，颛顼《六茎》，高辛《五英》，唐尧《大咸》、《大章》，虞舜《大韶》，夏禹《大夏》，商汤《大获》，周武《大武》。降及近代，咸有厥名。宋总名曰《大晟》，金总名曰《大和》。今采舆议，权以数名，伏乞详定。’中书省遂定名曰《大成之乐》。太常因言，亡金散失乐器若止于燕京拘括，似为未尽，合于各路各观民家括之，庶省铸造。于是奏檄各道宣慰司，括到锺磬，送于太常。”

谨按：《金史》《元史》《乐志》所载历代乐律制度，因革损益，来历甚明。然则宋《大晟乐》，即方士魏汉津之所造，取徽宗指寸为律者也。朱熹所谓“崇宣之季，奸谀之会，黥涅之馀，不足以语天地之和”，指汉津而言也。其乐器等，汴京破，没入金，改名《大和》；金亡入元，改名《大成》。元亡，乐归于我。国初，斟酌元乐用之，虽更制章造器，而未尝累黍验律。见今太常雅乐及天下学宫所谓《大成乐》者，盖汉津之律也。夫汉津之杜撰自不能服宋人之心，而金元以来返遵用之，无敢议其失者，理不可晓。近日建言之臣，科场之策，屡以为言，卒不见省，兹则好古知音之士尚抱歉焉。尝读山东乡试程策，其议乐曰：“我太祖高皇帝平定天下，即与陶凯诸臣亲制九奏乐歌，诗章淮之古雅，声调易诸胡靡，盖洋洋盛矣。然累黍未明，七始未备，奉常讲礼不讲乐，博士习诗不习声。论者犹然少之。”弘治初，儒臣丘濬撰《大学衍义补》，其论礼乐曰：“窃闻开国之初，太祖皇帝不遑他务，首以礼乐为急，开礼乐二局，征天下耆儒宿学，分局以讲究礼典乐律，将以成一代之制。然当草创之初，废学之后，稽古礼文之事，诸儒容或有未足以当上意者。当时虽辑成《大明集礼》一书，然亦无所折衷，乐则未见有全书焉。古云：礼乐百年而后兴。今承六圣太平之治，百有馀年于兹，所谓圣人在天子之位而制礼作乐者，兹其时欤！”濬又总论乐律之制，凡二千六百馀言，多可采者，文烦不载。夫濬为此论时，上距国初百二十年矣，下距今日又将百二十年。濬所望者，尚未之见。傥能得都如斯盛典，岂非莫大之幸也哉！是故倦倦编著此书，以俟知乐君子或有择取者焉，则未必无小补云耳。

以上论历代及胜国并我本朝见用之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