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吕精义/外篇卷四

外篇卷四

○古今乐律杂说并附录△辨何妥陈阳之失第四

序曰：何妥知音而不知乐，陈阳知声而不知音，所议皆非。故辨之。

《隋书》《乐志》曰：“开皇二年，尚因周乐，命工人齐树提检校乐府，改换声律，益不能通。俄而柱国沛公郑译奏上，请更修正。于是诏太常卿牛弘、国子祭酒辛彦之、国子博士何妥等议正乐。然沦谬既久，音律多乖，积年议不定。译立议以为十二律，律有七音，音立一调，故成七调十二律，合八十四调，旋转相交，尽皆和合。仍以其声考校太乐。时邳国公世子苏夔，亦称明乐，驳译曰：‘《韩诗外传》所载乐声感人，及《月令》所载五音所中，并皆有五，不言变宫、变征。又《春秋左氏》所云“七音六律，以奉五声。”准此而言，每宫应立五调，不闻更加变宫、变征二调为七调。七调之作，所出未详。’”

臣谨按：七音者，譬吹横笛，六孔皆闭为一音，从尾渐开为六音，共为七也。夫横笛到手必六指按之，虽愚夫皆知笛是七音，不可增损，则此七音从来有之，乃自然之理，非难知之事也。译及万宝常皆托得于胡人所传，何哉？彼徒知神其说，以欺愚夫，殊不知反使愚夫诋七音为胡乐。其疑至今不决，非译辈之罪欤？既有七音，宜有七调，而蔡元定谓二变不为调，盖苏夔故智也。且《史记》《荆轲传》明载变征为调，而夔以为所出未详。近时何瑭刘濂又指《易水歌》为商调，岂别有所考欤！

“译答之曰：【周有七音之律。汉书律历志，“天地人及四时，谓之七始”。黄锺为天始，林锺为地始，太蔟为人始，是为三始。姑洗为春，蕤宾为夏，南吕为秋，应锺为冬，是为四时。四时三始，是以为七。今若不以二变为调曲，则是冬夏声阙，四时不备。是故每宫须立七调。’众从译议。”

会稽季本著《乐律纂要》曰：“夫五声得变，而后成均，犹四时得闰，而后成岁。此乃自然之理，虽圣人亦不得而增损之也。《通典》注谓：‘自殷以前，止有五音。自周以来，加文武二声。’盖本《国语》七列七同而为之说耳。殊不知《国语》此言因七律而附会，非声律之自然也。况《汉志》称舜欲闻七始，则唐虞时固已有之，安得云至周始加乎？”

臣谨按：七始二字，伏生以为出于舜世，其名义最古雅。但《汉志》以天地人及四时解之，则惟黄锺一调可通，而馀均皆不通，恐非命名初意。臣尝思之，夫十二律各自为均，每均之内凡有七音，古人谓之七始，何也？盖律吕相生有始必有终，故七始而五终。始者，本也；终者，末也。故用其本，不用其末。朱熹所谓“律吕有十二个，用时只使七个”是也。假如黄锺之均，则黄生林，林生太，太生南，南生姑，姑生应，应生蕤，此所谓七始也。蕤生大，大生夷，夷生夹，夹生无，无生仲，此所谓五终也。又如大吕之均，则大生夷，夷生夹，夹生无，无生仲，仲生黄，黄生林，此所谓七始也。林生太，太生南，南生姑，姑生应，应生蕤，此所谓五终也。馀均皆仿此。《孔子家语》曰：“五声六律十二管，旋相为宫。”此之谓也。五终，古人谓之五降，有图已见《内篇》。“译又与夔俱云：‘案今乐府黄锺，乃以林锺为调首，失君臣之义；清乐黄锺宫，以小吕为变征，乖相生之道。今请雅乐黄锺宫，以黄锺为调首，清乐去小吕，还用蕤宾为变征。’众皆从之。”

臣谨按：今太常笙，“尺”字簧长，“合”字簧短，此所谓林锺为调首也。谱有“上”字而无“勾”字，此所谓小吕为变征也。自隋以前如此，非始于近代也，盖亦有说焉。林锺为调首者，古称下征是也。今民间笛六孔全闭低吹为尺，即下征也。征下于宫，故曰下征，即林锺倍律声也。从尾放开一孔低吹为工，即下羽也。羽下于宫，故曰下羽，即南吕倍律声也。放开二孔低吹为凡，即应锺倍律声。放开三孔低吹为合，即黄锺正律声。放开四孔低吹为四，即太蔟正律声。放开五孔低吹为一，即姑洗正律声。六孔全开低吹为勾，即蕤宾正律声。此黄锺之均七声也。其林锺、南吕、应锺正律之声，及黄锺、太蔟、姑洗半律之声，开闭同前，但高吹耳。臣谓民间之笛，盖古人遣法也。其宫商有清浊，而徵羽有上下。下征二字见《晋书》《宋书》《志》及《文选》注。夫一调内下有倍律浊声，上有半律清声，则黄锺为中声明矣。管仲所谓征数一百八，羽数九十六，宫数八十一，商数七十二，角数六十四，徵羽之数多，宫商角之数少，即此理也。近世律家不明此理，往往强作解事，指黄锺为最浊，似是而实非也。今太常笛六孔全闭为合，拟黄锺之正律；六孔全开为凡，拟应锺之正律。译等所改即此笛耳。彼徒能改笛而不能改笙。今笙所存者，古人遗法也。以理论之，黄锺之均无仲吕，有蕤宾。译等以为去仲吕用蕤宾，其议是也；去林锺倍声则非也。

“夔又与译议，欲累黍立分，正定律吕。时以音律久不通，译夔等一朝能为之，以为乐声可定。而何妥旧以学闻，雅为高祖所信。高祖素不悦学，不知乐，妥又耻己宿儒，不逮译等，欲沮坏其事。是时竞为异议，各立朋党，是非之理，纷然淆乱。或欲令各修造，待成，择其善者而从之。妥恐乐成，善恶易见，乃请高祖张乐试之。遂光说曰：‘黄锺者，以象人君之德。’及奏黄锺之调，高祖曰：‘滔滔和雅，甚与我心会。’妥因陈用黄锺一宫，不假馀律，高祖大悦，班赐妥等修乐者。自是译等议寝。”“九年平陈，获宋、齐旧乐，诏于太常置清商署以管之。求陈太乐令蔡子元、于普明等，复居其职。牛弘遂又请依古五声六律，旋相为宫。雅乐每宫但一调，唯迎气奏五调，谓之五音。缦乐用七调，祭祀施用。各依声律尊卑为次。高祖犹忆妥言，注弘奏下，不许作旋宫之乐，但作黄锺一宫而已。故隋代雅乐，唯奏黄锺一宫，郊庙飨用一调，迎气用五调。旧工更尽，其馀声律，皆不复通。”

《文献通考》：“致堂胡氏曰：‘音五尔，而律吕十有二。犹十二支而配十干，所以变而不穷也。律吕，阴阳也，阙一则不和矣。宫为君，商为臣，角为民，征为事，羽为物。今独奏黄锺而不用馀音，是有君而无臣、无民、无事、无物，其为君也，不亦亢乎？何妥，佞人也，逢迎周宣立五后者，隋文岂不知之，而命以典乐。妥能探其主猜防克忌之微，而尊隆君道，寓意于黄锺。帝果悦而从之，遂使古乐尽废。后世无所考焉，其害岂不甚哉！’”

《唐书》《乐志》曰：“自汉魏之乱，晋迁江南，中国遂没于夷狄。至隋灭陈，始得其乐器，稍欲因而有作，而时君褊迫，不足以堪其事。故终隋之世，所用者黄锺一宫而已。唐兴即用隋乐。武德九年，始诏太常少卿祖孝孙、协律郎宝琏等定乐。初，隋用黄锺一宫，惟击七锺，其五锺设而不击，谓之哑锺。唐协律郎张文收乃依古断竹为十二律，高祖命与孝孙吹调五锺，叩之而应，由是十二锺皆用。孝孙又以十二月旋相为六十调、八十四声。其法，因五音生二变，因变征为正征，因变宫为清宫。七音起黄锺，终南吕，迭为钢纪。黄锺之律，管长九寸，王于中宫土。半之，四寸五分，与清官合，五音之首也。加以二变，循环无间。故一宫、二商、三角、四变征、五征、六羽、七变宫，其声繇浊至清为一均。凡十二宫调，皆正宫也。正宫声之下，无复浊音，故五音以宫为尊。十二商调，调有下声一，谓宫也。十二角调，调有下声二，宫、商也。十二征调，调有下声三，宫、商、角也。十二羽调，调有下声四，宫、商、角、征也。十二变征调，居角音之后，正征之前。十二变宫调，在羽音之后，清官之前。雅乐成调，无出七声，本宫递相用。唯乐章则随律定均，合以笙、磬，节以锺、鼓。乐既成，奏之。”

臣谨按：《唐志》谓：宫声之下无复浊音，惟论黄锺之均则可，馀均则不通矣。律家以清浊二字论宫商角徵羽者，盖非知音者也。且如应锺之均，夷则为羽，无射为变宫，皆浊于正宫，亦自然之理耳。惑者欲以夷则无射子声代之，非也。

《文献通考》曰：“周世宗显德六年，枢密使王朴上疏曰：‘臣闻乐作于人心，成声于物，声气既和，反感于人心者也。所假之物，大小有数，九者成数也。是以黄帝吹九寸之管，得黄锺之声，为乐之端也。半之，清声也；倍之，缓声也。三分其一以损益之，相生之声也。十二变而复黄锺，声之总数也，乃命之曰十二律。旋迭为均，均有七调，合八十四调。播之于八音，著之于歌颂，将以奉天地，事祖宗，和君臣，接宾旅，恢政教，厚风俗，以其功德之形容告于神明，俾百代之后知邦国之所由行者也。’”

臣谨按：世儒谈乐者，往往讥王朴，然朴之失在于信用班固《汉志》，误以莽尺为周制耳。除此之外，未可轻讥之也。盖朴亦一代之奇才，且如此段议论，十二变而复黄锺之一言，足以度越诸家矣。自汉京房至今，皆守往而不返之说，惟朴独参透，遂不用旧说，此岂他人所能及哉！故特表而出之，庶使后世学者不可以其所短而废其所长也。“‘宗周而上，率由斯道；自秦而下，旋宫声废。洎东汉虽有太常丞鲍邺兴之，亦人亡而音息，无嗣续之者。汉至隋垂十代，凡数百年，所存者黄锺之宫一调而已。十二律中唯用七声，其馀五调谓之哑锺，盖不用故也。唐太宗有知人之明，善复古道，乃用祖孝孙、张文收考正雅乐，而旋宫八十四调复见于时，在悬之器方无哑者。所以知太宗之道与三五同功焉。安史之乱，京都为墟，器之与工，十不存一，所用歌奏，渐多纰缪。逮乎黄巢之馀，工器俱尽，购募不获，文记亦亡，集官酌详，终不知其制度。时有太常博士殷盈孙，案《周官》《考工记》之文，铸锺十二，编锺二百四十。处士萧承训校定石磬，今之在悬者是也。虽有乐器之状，殊无相应之和。逮乎伪梁后唐，历晋与汉，皆享国不远，未暇及于礼乐。至于十二铸锺，不问声律宫商，但循环而击之，编锺编磬徒悬而已。丝竹匏土仅七声，作黄锺之宫一调亦不和备，其馀八十三调于是乎泯灭。乐之缺坏，无甚于今。’”

臣谨按：历代乐家得失，此段载之甚明，但观此文，不必细考他书，亦知其大概矣。“‘遂依周法，以柜黍校定尺度，长九寸，虚径三分，为黄锺之管，与见在黄锺之声相应。以上下相生之法推之，得十二律管。以为众管至吹用声不便，乃作律准，十三弦，宣声长九尺，张弦各如黄锺之声。以第八弦六尺设柱如林锺，第三弦八尺设柱为太蔟，第十弦五尺三寸四分设柱为南吕，第五弦七尺一寸三分设柱为姑洗，第十二弦四尺七寸五分设柱为应锺，第七弦六尺三寸三分设柱为蕤宾，第二弦八尺四寸四分设柱为大吕，第九弦五尺六寸三分设柱为夷则，第四弦七尺五寸一分设柱为夹锺，第十一弦五尺一分设柱为无射，第六弦六尺六寸八分设柱为仲吕，第十三弦四尺五寸设柱为黄锺之清声。十二声中旋用七声为均，为均之主者惟宫，征、商、羽、角、变宫、变征次焉。发其均主之声，归乎奉音之律。七声迭应而不乱，乃成其调。均有七调，声有十二均，合八十四调。歌奏之曲，由之出焉。旋宫之声久绝，一日而补出，臣独见恐未详悉，望下中书门下，集百官及内外知音者，较其得失，然后依调制曲。’”【以上二段皆王朴疏）。】

臣谨按：《后汉志》载京房之说曰：“竹声不可以度调，故作准以定数。准之状如瑟，长丈而十三弦，隐间九尺，以应黄锺之律九寸；中央一弦，下有画分寸，以为六十律清浊之节。”又曰：“截管为律，吹以考声，列以物气，道之本也。术家以其声微而体难知，其分数不明，故作准以代之。准之声，明畅易达，分寸又粗。然弦以缓急清浊，非管无以正也。均其中弦，令与黄锺相得，案画以求诸律，无不如数而应者矣。”朴之准，盖出于房也。二家之法颇烦琐而难用。臣尝自造一物，形如界尺，厚如半指，一头宽者高如瑟柱，一头窄者低如瑟岳，长如瑟身之半，均作九段，命为九寸，寸内均作九分，分内均作九厘，拟轩辕氏古尺也。依新法或旧法各律之长，而刻如阶级焉，置于瑟中弦之下，以代瑟柱。吹黄锺正律之声，以定中弦，按其刻处弹之，内外二十四弦由此定矣。比诸房朴之准，庶几筒而易行，附载于此。

《宋史》《乐志》曰：“翰林学士承旨王尧臣等言：“奉诏与参议阮逸所上编锺四清声谱法。窃以律吕旋宫之法既定以管，又制十二锺准为十二正声，准正声之半，以为十二子声，故有正声、子声各十二锺。子声即清声也。其正管长者为均，自用正声；正管短者为均，则通用子声而成五音。然求声之法，本之于锺，故《国语》所谓“度律均锺”者也。其编金石之法，则历代不同，或以十六为一虞者，是谓“县八用七”也；或以二十四为一虞，则清、正之声备。故唐制以十六枚为小架，二十四为大架，天地、宗庙、朝会各有所施。今太常锺县十六者，旧传正声之外有黄锺至夹锺四清声，虽于图典未明所出，然考之实有义趣。盖自夷则至应锺四律为均之时，若尽用正声，则宫轻而商重，缘宫声以下，不容更有浊声。一均之中，宫弱商强，是谓陵僭，故须用子声，乃得长短相叙。自角而下，亦循兹法。故夷则为宫，则黄锺为角；南吕为宫，则大吕为角；无射为宫，则黄锺为商、太蔟为角；应锺为宫，则大吕为商、夹锺为角。盖黄锺、大吕、太蔟、夹锺正律俱长，并当用清声，如此则音律相谐而无所抗，此四清锺可用之验也。至他律为宫，其长短、尊卑自序者，不当更以清声间之。自唐末世，乐文坠缺，考击之法久已不传。今若使匏、土、丝、竹诸器尽求清声，即未见其法。又据大乐诸工所陈，自磬、箫、琴、和、巢五器本有清声，填、篪、竽、筑、瑟五器本无清声，歌工引音极唱，止及黄锺清声。臣等参议，其清、正二声既有典据，理当施用。自今大乐奏夷则以下四均正律为宫之时，商、角依次并用清声，自馀八均尽如常法。至于丝、竹等诸器旧有清声者，令随锺石教习；本无清声者，未可创意求法，且当如旧。惟歌者本用中声，故夏禹以声为律，明人皆可及。若强所不至，足累至和。请止以正声作歌，应合诸器亦自是一音，别无差戾。其阮逸所上声谱，以清浊相应，先后互击，取音靡曼，近于郑卫，不可用。’诏可。”

《文献通考》曰：“宋仁宗明道初，改制大乐，命集贤校理李照等预议，翰林学士冯元等同共讨论。时太常锺磬每十六枚为一檐，而四清声相承不击。照因上言：‘十二律声已备，馀四清声乃郑卫之乐，请于编县止留十二中声，去四清锺，则哀思邪辟之声无由而起也。’元等驳之曰：‘圣人既以十二律各配一锺，又设黄锺至夹锺四清声，以附正声之次，原其四清之意，盖为夷则至应锺四宫而设也。夫五音宫为君，商为臣，角为民，征为事，羽为物。不相凌，谓之正；迭相凌，谓之慢；百五之不易也。声重大者为尊，轻清者为卑，卑者不可加于尊，古今之所同也。故列声之尊卑者，事与物不与焉。何则？事为君治，物为君用，不能尊于君故也。惟君臣民三者，则自有上下之分，不得相越，故四清声之设正谓臣民相避以为尊卑也。今若止用十二锺旋相考击，至夷则以下四管为宫之时，臣民相越，上下交戾，则凌犯之音作矣。此甚不可者也。其锺磬十六，皆本周汉诸儒之说，及唐家典法所载。欲损为十二，惟照独见。臣以为且如售制便。’帝令权用十二枚为一格，且诏曰：‘俟有知音者能考四锺，协调清浊。有司别议以闻。’”

“神宗元丰三年，诏刘几范镇杨杰详定大乐。初，杰言大乐七失，其二曰：‘八音不谐，锺磬缺四清声。虞乐九成，以箫为主；商乐和平，以磬为依；周乐合奏，以金为首。锺磬箫者，众乐之所宗，则天子之乐用八；锺磬箫，众乐之本，乃倍之为十六。且十二者，律之本声，而四者，应声也。本声重大为君父，应声轻清为臣子，故其四声曰清声，或曰子声也。李照议乐，始不用四清声，是有本而无应也，八音何从而谐哉？今巢笙和笙，其管十九，以十二管发律吕之本声，以七管为应声，用之已久而声至和，则编锺磬箫宜用四子声，以谐八音。’帝乃下镇几参定。镇作律尺等，欲图上之。而几之议律主于人声，不以尺度求合，其乐大抵即李照之旧而加四清声。遂奏成，第加恩赍，而镇谢曰：‘此刘几乐也，臣何预焉！’”

“哲宗元祐间，范镇为《乐论》上之。其论锺曰：‘清声者，不见于经，惟《小胥》《注》云：“锺磬者，编次之二八十六枚而在一帘，谓之堵。”至唐又有十二清声，其声愈高，尤为非是。国朝旧有四清声，置而弗用。至刘几用之，与郑卫无异。’杨杰著《元祐乐议》以破镇说，曰：‘按编锺编磬十六，其来远矣，岂独见于《周礼》《小胥》之《注》哉！汉成帝时，犍为郡于水滨得古锺十六枚，帝因是陈礼乐雅颂之声，以风化天下。其事载于《礼乐志》，不为不详。岂因刘几然后用哉？且汉承秦，秦未尝制作礼乐，其称古磬十六者，乃二帝三王之遗法也。其王朴乐内编锺编磬，以其声律太高，歌者难逐，故四清声置而不用。及神宗朝下二律，则四清声皆用而谐协矣。《周礼》曰：“凫氏为锺，薄厚之所震动，清浊之所由出”，则清声岂不见于经哉！今镇箫、笛、填、篪、巢笙、和笙献于朝廷，箫必十六管，是四清声在其间矣。自古无十二管之箫，岂《箫韶》九成之乐已有郑卫之声乎？’礼部太常亦言镇乐法自系一家之学，难以参用，而乐如旧制。”

陈阳《乐书》曰：“先王制十有二律，倡和清浊，迭相为经，而清浊之声未尝偏胜也。孰谓十二律之外复有四清声乎？为是说者，非古也，其隋唐诸儒附会之说欤！彼其所据者，唐之正史、通礼、《会要》、令式、《通典》、义纂、义罗之类，特一人之私说，非有本于圣人之经、天下之公论也。世之广其说者，不过谓臣民相避以为尊卑也。锺磬之簏以无射为宫，则黄锺为商，太蔟为角。无射，君也，管长四寸九分；黄锺，臣也，乃长九寸；太蔟，民也，亦长八寸。若用正声，则民与臣声皆尊，而君声独卑。必须用黄锺四寸五分、太蔟四十之清，以答无射之律，则君尊于上，臣卑于下，民役其令矣。是不知十二律以黄锺为君，非所以为臣也。今夫黄锺之律，冠十二律之首，正位于北而面南，所以寓人君向明而治之意，而十有一律莫敢与之抗矣。是君声常尊而臣民之声常卑，天地自然之道也。安有君臣与民相避以为尊卑之理乎？彼谓黄锺至夹锺四清声以附正声之次，原其四者之意，盖为夷则至应锺四宫而设。既谓黄锺至夹锺为清，又谓为夷则至应锺而设，是两四清也。至于论琴瑟笙竽，又益四清而为十二清声，是十六律之说，果不足以胜十二月矣。又况既有黄锺矣，又有黄锺清焉，岂古人所谓尊无二上之旨哉！臣窃观圣朝尝命有司考正锺律，遍问大乐诸工，俞言每朝飨祭祀，唯传旧法，用正声十二，其四清声多不能考击，是太常之乐名用四清，实用十二律也。李照据《周礼》《典同》而论之，谓十二锺之外，其馀四锺皆足清声，非中声，乃郑卫之乐也。若去四清之锺，则哀思邪辟之声无由而起，何知乐之深耶！”

又曰：“五声者，乐之指拇也。二变者，五声之骈枝也。骈拇枝指出乎形而侈于形，存之无益也，去之可也。二变出乎五声而淫于五声，存之亦无益也，削之可也。盖五声之于乐，犹五星之在天，五行之在地，五常之在人也。五声可益为七音，然则五星、五行、五常亦可益而七之乎？其说必不行矣。先儒必为是说者，盖有原焉。《左氏传》曰：‘为之七音以奉五声。’周语载：‘武王伐商，岁在鹑火，月在天驷，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龟。自鹑及驷七列，南北之揆七同。’《楚语》述先王之祀有七事，而以天、地、民、四时之务当之。《书大传》述圣王巡十有二州，论十有二俗，以定七始，而以七统当之。汉焦延寿、京房、郑康成之徒，谓黄锺为宫，太蔟为商，姑洗为角，林锺为征，南吕为羽，应锺为变宫，蕤宾为变征，是谓七始。班固又从而附会之，谓舜‘欲闻六律、五声、八音、七始咏，以出纳五言，汝听。’是其说始于《夏书》，而蔓衍于《左传》《国语》《书传》《汉志》，是不知《书》之‘在治忽’有五声而无七始，《国语》之‘七同’有四宫而无征也。左氏为七音之说，盖八音耳，八音以土为主，而七音非土不和。故《书曰》之《益稷》、《礼》之《乐记》，其言八音，皆虚其土，犹大衍之数，虚其一也。大衍之数虚其一，无害为五十，七音之数虚其上，无害为八音也。若以七音为二变在焉，是以五声奉五声，岂其理欤？臣尝读《后》《周史》，武帝时有龟兹人白籍入国。最善为胡琵琶。听其所奏之调有七音，一曰婆陁力，二曰鸡识，三曰沙识，四曰沙侯，五曰加滥，六曰般瞻，七曰俟利笔，以应七律之音，合为八十四调。又知二变之声出于夷音，非华音也。苏夔素号知音，尝援《韩诗外传》乐声所感及《月令》五音所中，并皆有五，不闻更加变宫变征，是欲以夏变夷，不欲以夷音变夏乐也。若夔者，可谓知五声之本矣。今夫天无二日，土无二君，宫既为君而又有变宫，是二君也。害教莫甚焉，岂先王制乐之意哉！”

又曰：“人感物以形声，声本无而为有，故五声之别，宫为上平声，商为下平声，角为入声，征为上声，羽为去声。知此可与言声律矣。先儒一宫二商三角四变征五征六羽七变宫之说，一何妄邪！”

臣谨按：《乐记》曰：“声相应，故生变，变成方，谓之音。比音而乐之，谓之乐。”唐杨收谓二变亦曰比，盖变与比名义皆出《乐记》，非始于近代也。夫乐有所谓声者，有所谓音者，何也？单出曰声，宫商角徵羽是也；杂比曰音，变宫变征是也。声音二义相兼，所谓乐也。然声之为义，浅而易解；音之为义，深而难解。故曰：“惟君子为能知乐。诚哉言也。古者旋宫之法，必用二变四清而后成均。宋李照之为乐，既黜四清，而陈阳之著书，复挤二变。此古所谓知声而不知音者也。阳著《乐书》凡若干万言，而无丝毫裨补于乐，纷纷饶舌，徒欲沮坏旋宫之法而已。此所谓不知音而不可与言乐者也。先儒惟朱熹最知乐，其次则蔡元定，所论皆有理。今载二家成说，以破陈阳之谬。

朱熹《文集》载其与门人论乐律，书曰：“凡十二律，各以本律为宫而生四律。如黄锺为宫，则太蔟为商，姑洗为角，林锺为征，南吕为羽，是黄锺一均之声也。若林锺为宫，则南吕为商，应锺为角，太蔟为征，姑洗为羽，是林锺一均之声也。各就其宫以起四声，而后六十律之声备。非以黄锺定为宫，太蔟定为商，姑洗定为角，林锺定为征，南吕定为羽也。但黄、大、太、夹、姑、仲、蕤、林、夷、南、无、应为十二律长短之次；宫、商、角、征、羽为五声长短之次。黄锺一均，上生下生长短皆顺，故得各用其全律之正声。其馀十一律则有半声。孔《疏》盖知此法，但言之不详耳。半律，杜氏《通典》谓之子声者是也。此是古法，但后人失之，而唯存黄锺、大吕、太簇、夹锺四律。有四清声，即此半声是也。变宫、变征始见于《国语》《注》中及《后汉》《乐志》，乃十二律之本声，自宫而下，六变七变而得之者，非清声也。如黄锺为宫，则第六变得应锺为变宫，第七变得蕤宾为变征。如林锺为宫，则第六变得蕤宾为变宫，第七变得大吕为变征是也。凡十二律皆有二变，一律之内，通前五声合为七声。祖孝孙王朴之乐皆同。所以有八十四调者，盖每律各添此二声而得之也。但画一图，朝夕看诵，仍于指掌间轮之，久久自熟，乃见其妙。此又可验，凡事皆然，别无奇巧，祇是久而习熟，便是妙处也。”

熹文集又曰：“盖建乐立均之法，诸律相距间皆一律，而独宫羽、征角之间各间二律。相距既远，则其声势隔阔而有不能相通之患。然犹幸其隔八之序，五声既备，即有二律介于宫羽、征角之间，于是作乐者因而取之，谓之二变。然后彼四声者，乃得连续无间，而七均备焉。是亦律吕性情自然之变有如此者，而非人力所能为也。然非古之哲人机神明鉴，有以尽其曲折之微，则亦孰能发其精蕴著为明法，以幸后世之人哉！深究其端，殆未易以常理论也。”熹语录曰：“宫、商、角、征、羽与变宫变征，皆是数之相生，自然如此，非人力所加损，此其所以为妙。问：‘既有宫商角徵羽，又有变宫变征，何也？’曰：‘二者是乐之和，相连接处。’”

蔡元定《律吕新书》曰：“按五声宫与商、商与角、征与羽，相去各一律；至角与征、羽与宫，相去乃二律。相去一律则音节和，相去二律则音节远。故角征之间，近征收一声，比征少下，故谓之变征；羽宫之间，近宫收一声，少高于宫，故谓之变宫也。变宫、变征，宫不成宫，征不成征，古人谓之和、缪，所以济五声之不及也。变声非正，故不为调也。”

又曰：“宫羽之间有变宫，角征之间有变征，此亦出于自然。左氏所谓七音，《汉前志》所谓七始是也。然五声者正声，故以起调毕曲，为诸声之纲。至二变声，则宫不成宫，征不成征，不比于正音，但可以济五声之所不及而已。然有五音而无二变，亦不可以成乐也。”

臣谨按：四清二变，古今乐家为之说者众矣。然惟冯元杨杰朱熹蔡元定四人之说得之。元之议四清曰：“原其四清之意，盖为夷则至应锺四宫而设也。夫五音宫为君，商为臣，角为民，征为事，羽为物。不相凌，谓之正；迭相凌，谓之慢，百王之不易也。声重大者为尊，轻清者为卑，卑者不可加于尊，古今之所同也。故列声之尊卑者，事与物不与焉。何则？事为君治，物为君用，不能尊于君故也。惟君臣民三者，则自有上下之分，不得相越，故四清声之设正谓臣民相避以为尊卑也。今若止用十二锺旋相考击，至夷则以下四管为宫之时，臣民相越，上下交戾，则凌犯之音作矣。此甚不可者也。”杰之议二变曰：“律各有均，均有七声，更相为用。协本均则乐调，非本均则乐悖。今黄锺为宫，则太蔟、姑洗、林锺、南吕、应锺、蕤宾七声相应，谓之黄锺之均。馀律为宫同之。宫为君，商为臣，角为民，征为事，羽为物。君者，法度号令之所出，故宫生征；法度号令所以授臣而承行之，故征生商；君臣一德以康庶事，则万物得所，民遂其生，故商生羽，羽生角。然臣有常职，民有常业，物有常形，而迁则失常，故商角羽无变声。君总万化，不可执以一方；事通万务，不可滞于一隅：故宫微有变声。”熹及元定所议亦然。陈阳独不然，谓雅乐只用五声十二律，不用二变及四清，譬如天之五星，人之五常，岂可七哉！殊不知五星之与日月为七政，与孛、罗计为九曜。五常之名，有礼无乐，有智无勇，有仁无孝，有义无忠，有信无恕，岂可便谓忠恕之类皆如骈拇枝指而非五常之正耶？又如青龙、白虎、朱雀各一，而玄武龟、蛇为二；肝心脾肺各一，而肾与命门为二。龟与肾属水，而蛇与命门属火，皆自然之理而不可去也。二变之不可去亦如此。然阳之谬说，今人多惑之，是所谓不知音不可与言乐者也。吁！旋宫之说尚矣！《大司乐》及《礼运》皆有明文。大儒若朱熹辈皆不敢非之，而近代为律吕之学者，乃舍周孔朱蔡之成法而不遵，惟妥阳腐儒之是信，非惑之甚者乎？故不可以不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