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章俊之

怀章俊之
作者：向达
1940年

向达怀念治历算史的数学史家章用（字俊之，章士钊二子）文章，发表于《星期评论（重庆）》1941年第8期。此处按照杂志影本录入，与别处所刊稿本有不同。

怀章俊之　向达

　　是一九三八年的九月中旬，我在香港第一次会见章俊之。至于我之知道俊之，却在一九三八年以前。

　　大约是一九三七年，李乐知先生的“中国算学史”初出版，李先生就远远地寄了一册给我。在“西洋历算之输入”一章中看到三幅插图：一幅是金尼阁的“天主教流行中国史”扉页上的利玛窦像；还有两幅是丁先生注释的“几何原本”和他著的“同文算指”两书原本的书影。三幅插图下面俱注“原书长沙章用藏”。在中国，教外人留心天主教的历史的就不多，研究天主教教士所得来的历算之学，并有极难得的收藏的，尤其寥寥。我自己也曾留心明清之际天主教的文献，对于研究这一方面的学者大略知道一些。如今同乡中有这样一位笃学好古之士，我竟会一无所闻；为此曾纳闷了好几天。其时我心目中的章用，以为一定是中年以上的老学者，最少也已是中年，而性情孤洁自好，不亟亟求知于世，所以才能沉浸到那样一门冷僻的学问中去。一九三八年九月在香港会到俊之，方始知道我以前所推测的半对半不对：俊之不仅不到四十，并且还是三十以下的一位翩翩少年；但是我所推测的孤洁自好，不亟亟求知于世，却并没有错。

　　一九三八年九月，我因为归途经过香港，在那里住了几天，第一个会到的熟朋友是兪大纲先生。大纲先生告诉我“章俊之住在九龙，我们很可以见见”。我说“好极了。久闻章先生的大名，就是无缘见面”。第二天，大纲先生约我在一家四川馆里吃饭，在座章俊之和我们一共三人；这算是我和俊之第一次见面。那时看见俊之那样年轻，真出乎意料。于是大家南腔北调地乱谈一阵，我才知道俊之不仅专攻数学，特别是中国数学史，并且对于明清之际天主教的历史，也有很深的造诣。恰好我带有从巴黎钞回的一些天主教文献，因同俊之到我的寓所里去看看。我也有一部丁先生的“几何原本”原书，是一五七四年罗马所印，为此书第一版本，俊之见了大为高与，遂连其他几种钞本，一同借去。俊之所藏的“几何原本”原书，是一五八九年罗马所印，是为此书第二版本，因为此书，俊之说到八一三沪战初起时，他恰好向余大维先生那里借来了一部一六〇六年[法]兰克府印的“几何原本”，从上海回[去]杭州，火车上遇着日机轰炸，他那时危殆万分，可是甚么也不顾，手里只紧紧地抱着那部借来的“几何原本”。此次总算徼幸，他固然平安归去，而借来的“几何原本”也得免于浩劫。后来大维先生的藏书，在杭州都丢了，俊之说及[还]再三叹息不已。就一点点小事，也可以看出俊之对于学问，对于书，真可当得起“笃好”二字。

　　那一天下午，我同俊之到他九龙的寓所去，俊之拿出他所钞的一部原本“名理探”给我看。“名理探”的原本是葡萄牙哥因培大学讲亚理斯多德形式论理学的一部课本，明季由耶稣会士傅汎际和我国李之藻二人转为汉文。原本是拉丁文，颇为难得，俊之从柏林图书馆用打字机过录一册，将傅李二人所译汉文录在旁边对照，下面略仿“脚注”形式。加以校注。“名理探”的翻译已有三百馀年，讲亚理斯多德的形式论理学的也不乏其人，但是像这样将拉丁文和汉译仔细互校的，据我所知，要以俊之为第一人。校勘本来是一种枯燥的学间，校“名理探”大约尤其乏味。不料这一件最枯燥的工作，天主教人自己不曾干，讲论理学的人不愿干，而竟成于一位年尚不满二十的学数学的人之手！

　　我在巴黎一家旧书店中见到一部德译汤若望著“耶稣会中华开教史”，一共两册，[是]拿破仑三世的妃子安多尼的藏书。藏书签犹宛然具在。当因索价过昂，不敢[过]问。我因俊之藏有金尼阁的书，因将汤若望此书相告，这两部书同是讲明清之际天主教史的[原]典。当时俊之颇有意于此书，后来如何，却不得而知了。

　　在九龙见到俊之的老太太吴弱男女士，她颇以俊之[的]健康为虑，要他到瑞士去养病。俊之只是微笑看，说：“你们都在这里，那怎么可以”！过后听□俊之的尊人行严先生有赴欧洲的可能，以[为]俊之自然可以[同]行，最后始知这是一种传说，并无其事。那时俊之容貌虽[然]清瘤一点，还不见有其他的征象，以为不甚要紧，所以我也不大在意。

　　我在香港住一星期，急于想回连天烽火的故乡去看一看，因此匆匆就走了。离开香港的时候，只托大纲先生转向俊之致意。那时我还带有一种初回来时莫名其妙的勇气，把人间的别离看得很平常。想不到人间的事，全由不得人来打算！

　　我从香港经安南入滇，由滇而黔而湘，包着西南绕了一个大圈子回到湘西。离开故乡，将近十年了，城郭如故，人物全非。在那里一住就是半年。一九三九年的三月，又从那古老窄狭的山城跑了出来，经长沙衡阳而到桂林，由桂林到宜山浙江大学。俊之原也在宜山浙大，三月十日因病□回[香]港。他把他在香港时借我的一些钞本和书籍，留给一位朋友转[还]给我。我来君去，那时始有点惘然之感。

　　七月底离开宜山，八[月]初[到]昆明。在昆明时，从闻在宥先生处常常听到关于俊之的消息，说已因病入医院，当时很替他担心。后来接到俊之寄来一篇近作的“僰夷[佛]历[考]”，运思致密，并无衰征，以为像这样的人，是不会有意外的。到十二月底，有一天我从乡间进城，看到在宥先生，在宥先生劈头便说“章俊之死了”！当时我们彼此好一会都相对无言。像俊之这样的年轻，这样的笃学，竟[会]夭折，人间的事难道真由不得人去打算么？

　　因为纪念俊之，不禁令我想到济慈的墓铭。济慈曾说他的名字是写在水上的。但是有多少人自以为他们的名字不是写在水上的，如今这些人都到那里去了呢？

　　我对于俊之所知道的约止于此。俊之还能写些小诗，但这自有别的朋友去表扬，用不着我来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