懷章俊之

懷章俊之
作者：向達
1940年

向達懷念治曆算史的數學史家章用（字俊之，章士釗二子）文章，發表於《星期評論（重慶）》1941年第8期。此處按照雜誌影本錄入，與別處所刊稿本有不同。

懷章俊之　向達

　　是一九三八年的九月中旬，我在香港第一次會見章俊之。至於我之知道俊之，卻在一九三八年以前。

　　大約是一九三七年，李樂知先生的「中國算學史」初出版，李先生就遠遠地寄了一册給我。在「西洋曆算之輸入」一章中看到三幅插圖：一幅是金尼閣的「天主敎流行中國史」扉頁上的利瑪竇像；還有兩幅是丁先生注釋的「幾何原本」和他著的「同文算指」兩書原本的書影。三幅插圖下面俱注「原書長沙章用藏」。在中國，敎外人留心天主敎的歷史的就不多，研究天主敎敎士所得來的曆算之學，並有極難得的收藏的，尤其寥寥。我自己也曾留心明清之際天主敎的文獻，對於研究這一方面的學者大略知道一些。如今同鄉中有這樣一位篤學好古之士，我竟會一無所聞；爲此曾納悶了好幾天。其時我心目中的章用，以爲一定是中年以上的老學者，最少也已是中年，而性情孤潔自好，不亟亟求知於世，所以纔能沉浸到那樣一門冷僻的學問中去。一九三八年九月在香港會到俊之，方始知道我以前所推測的半對半不對：俊之不僅不到四十，並且還是三十以下的一位翩翩少年；但是我所推測的孤潔自好，不亟亟求知於世，卻並沒有錯。

　　一九三八年九月，我因爲歸途經過香港，在那裏住了幾天，第一個會到的熟朋友是兪大綱先生。大綱先生告訴我「章俊之住在九龍，我們很可以見見」。我說「好極了。久聞章先生的大名，就是無緣見面」。第二天，大綱先生約我在一家四川館裏吃飯，在座章俊之和我們一共三人；這算是我和俊之第一次見面。那時看見俊之那樣年輕，眞出乎意料。於是大家南腔北調地亂談一陣，我纔知道俊之不僅專攻數學，特別是中國數學史，並且對於明清之際天主敎的歷史，也有很深的造詣。恰好我帶有從巴黎鈔囘的一些天主敎文獻，因同俊之到我的寓所裏去看看。我也有一部丁先生的「幾何原本」原書，是一五七四年羅馬所印，爲此書第一版本，俊之見了大爲高與，遂連其他幾種鈔本，一同借去。俊之所藏的「幾何原本」原書，是一五八九年羅馬所印，是爲此書第二版本，因爲此書，俊之說到八一三滬戰初起時，他恰好向余大維先生那裏借來了一部一六〇六年[法]蘭克府印的「幾何原本」，從上海囘[去]杭州，火車上遇着日機轟炸，他那時危殆萬分，可是甚麼也不顧，手裏只緊緊地抱着那部借來的「幾何原本」。此次總算徼倖，他固然平安歸去，而借來的「幾何原本」也得免於浩刼。後來大維先生的藏書，在杭州都丟了，俊之說及[還]再三嘆息不已。就一點點小事，也可以看出俊之對於學問，對於書，眞可當得起「篤好」二字。

　　那一天下午，我同俊之到他九龍的寓所去，俊之拿出他所鈔的一部原本「名理探」給我看。「名理探」的原本是葡萄牙哥因培大學講亞理斯多德形式論理學的一部課本，明季由耶穌會士傅汎際和我國李之藻二人轉爲漢文。原本是拉丁文，頗爲難得，俊之從柏林圖書館用打字機過錄一册，將傅李二人所譯漢文錄在旁邊對照，下面略仿「脚注」形式。加以校注。「名理探」的翻譯已有三百餘年，講亞理斯多德的形式論理學的也不乏其人，但是像這樣將拉丁文和漢譯仔細互校的，據我所知，要以俊之爲第一人。校勘本來是一種枯燥的學間，校「名理探」大約尤其乏味。不料這一件最枯燥的工作，天主敎人自己不曾幹，講論理學的人不願幹，而竟成於一位年尚不滿二十的學數學的人之手！

　　我在巴黎一家舊書店中見到一部德譯湯若望著「耶穌會中華開敎史」，一共兩册，[是]拿破崙三世的妃子安多尼的藏書。藏書籤猶宛然具在。當因索價過昂，不敢[過]問。我因俊之藏有金尼閣的書，因將湯若望此書相告，這兩部書同是講明清之際天主敎史的[原]典。當時俊之頗有意於此書，後來如何，卻不得而知了。

　　在九龍見到俊之的老太太吳弱男女士，她頗以俊之[的]健康爲慮，要他到瑞士去養病。俊之只是微笑看，說：「你們都在這裏，那怎麼可以」！過後聽□俊之的尊人行嚴先生有赴歐洲的可能，以[爲]俊之自然可以[同]行，最後始知這是一種傳說，並無其事。那時俊之容貌雖[然]清瘤一點，還不見有其他的徵象，以爲不甚要緊，所以我也不大在意。

　　我在香港住一星期，急於想囘連天烽火的故鄉去看一看，因此匆匆就走了。離開香港的時候，只托大綱先生轉向俊之致意。那時我還帶有一種初囘來時莫名其妙的勇氣，把人間的別離看得很平常。想不到人間的事，全由不得人來打算！

　　我從香港經安南入滇，由滇而黔而湘，包着西南繞了一個大圈子囘到湘西。離開故鄉，將近十年了，城郭如故，人物全非。在那裏一住就是半年。一九三九年的三月，又從那古老窄狹的山城跑了出來，經長沙衡陽而到桂林，由桂林到宜山浙江大學。俊之原也在宜山浙大，三月十日因病□回[香]港。他把他在香港時借我的一些鈔本和書籍，留給一位朋友轉[還]給我。我來君去，那時始有點惘然之感。

　　七月底離開宜山，八[月]初[到]昆明。在昆明時，從聞在宥先生處常常聽到關於俊之的消息，說已因病入醫院，當時很替他担心。後來接到俊之寄來一篇近作的「僰夷[佛]曆[考]」，運思緻密，並無衰徵，以爲像這樣的人，是不會有意外的。到十二月底，有一天我從鄉間進城，看到在宥先生，在宥先生劈頭便說「章俊之死了」！當時我們彼此好一會都相對無言。像俊之這樣的年輕，這樣的篤學，竟[會]夭折，人間的事難道眞由不得人去打算麼？

　　因爲紀念俊之，不禁令我想到濟慈的墓銘。濟慈曾說他的名字是寫在水上的。但是有多少人自以爲他們的名字不是寫在水上的，如今這些人都到那裏去了呢？

　　我對於俊之所知道的約止於此。俊之還能寫些小詩，但這自有別的朋友去表揚，用不着我來說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