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陈管见疏 (李受彤)
分发广东试用知州臣李受彤跪奏，为敬陈管见，伏祈圣鉴事。
窃思事有为目前之利而贻后来无穷之患者，未可安于目前而无以善于后也；事有为将来之利而为目前所难骤行者，未可诿为难行而不图之于始也。机会一失，积重难返。恐至有明知为利而不能兴，明知为弊而不能除者。今日之患，曰边防难测也，支用不足也，官箴难肃也，水旱不时也，臣谓皆不足患，所患者，忽忽相安，而不思一所以自强之术，虽有良法美意，皆以因循玩愒置之，遂令四者之害得以相乘于不觉。自来开创之主，当其建业伊始，尺地非有，一民非臣，奋其精神，尚足削平祸乱，大一区宇况。我朝列圣相承，深仁厚泽，普天同戴，前之三藩，后之发逆，可谓穷凶极恶矣，卒皆剿无遗类。今日之势，但能广选人才，力求治法，蔓草虽滋，正非难图，臣闻朝廷无不可振之纪纲，海宇无不可致之太平。即以捐论，历代相沿，若有欲停而不能者，近者各省捐局，特由宸断，毅然停止。千百年相承之弊，而能一朝除之。若经众议，必不能果断至此。使凡利所当兴，害所当弭，皆能如是，何事不理，何乱不平。即所谓朝廷无不可振之纪纲，海宇无不可致之太平也。近见广开言路，凡有裨于国计民生者，立荷采择，温旨褒奖，冀其复言，俾天下臣民，钦仰励精求治之诚，咸思奋其忠爱以自效。此即振人心整纪纲之第一转关也。伏愿国家利所当兴，毅然兴之；弊所当除，毅然除之。无少迁就，无少因循，自是言路常开，俾臣工各尽所言，执两用中，时垂采纳；又诏内臣外大，广搜贤才，荐襄上理，将唐虞三代之治，定可复见于今日矣。臣不揣至愚，谨以平日管见，条陈八事于左。是否有当？伏祈圣鉴。
一、国体宜尊也。承平日久，习于晏安，既成锢习，加以繁例日多，顾此瞻彼，动多窒碍，天下之事，遂阴坏于因循苟且之中，而振作无自。臣伏读邸钞，凡有奏议一达宸览，或止或行，立降谕旨。至关民生欣戚者，尤谆谆期于必行，乃求治至急而事鲜实济者。何也？朝廷洞烛情隐，朗然如镜，惟虑过而不留，鉴于当前，不无遗于事后，缘每日章奏纷呈，随览随批。但能谕令臣工力行而已，不能事过无一不忘也。一有或忘，承其任者，或畏难，或任性，或新旧交替，辗转相延，事遂中废，虽有大利大害，无从兴革，能言而不能行，此实为政第一大患。势已至此，欲期振作，必朝廷之精神与天下臣民之精神，事事贯注，乃能上行下应。否则臣下虽欲竭忠尽诚，不能必上之立见用也，深惟无补，转多缄口。朝廷虽有良法美意，不能必臣下之立奉行也；虽有特旨，亦成具文。臣伏读雍正年间上谕，事事洞悉情隐，天威可畏，迄今如在当前。其时臣下奉命，无敢或玩者，缘言出即行，随时随事，警顽振惰，不少纵逸。伏愿敬法世宗宪皇帝之刚断，每举一事，期于必行，核以时日，课以成效，随时记注，以备遗忘，精神所注，贯彻终始，务令中兴之业，甚于开创之勤，庶因循之习可以力挽。至于事有宸衷独断者，请不必尽由部议，以彰朝廷权衡之重，而国体益尊矣。
一、治乱宜以古为鉴也。昔唐太宗多欲好便，然屈己从谏，卒能勉力自修，用成贞观之治。夫人君尊崇至极，宵旰馀闲，偶思暇逸，岂敢谓过，然明皇初政，比美贞观，开元天宝，后先两辙，可见为君之难。前人谓日理万几，若朽索之驭六马，战栗之涉薄冰，故敢作此危语。盖自秦、汉以至前明，治乱昭昭，皆足为鉴，请于前代末世之君，如何因循不断，如何错用人才，如何耳目玩好，恶直喜谀，敕史臣核其所以致乱之由，编为一卷；更于前代治世之君，如何屈己从谏，如何励精图治，如何省财薄敛，广选人才，讲求边事，敕史臣核其所以致治之由，编为一卷。而于晋宋间事，尤必反复推引发明，恭录进呈，方今皇上富于春秋，绩学正永，令讲官于古来一切大利大害，与今日时事相证，有可以悚发圣听者，时时讲陈，皇上天聪独亶，藉兹启沃，益存敬惕，端今日养正之功，为他日亲政媲美唐虞之券，益以彰两宫、皇太后抚爱期望苦心。而我朝有道之基，培之益厚矣。
一，纲纪宜持其要也。人君法宫高拱，天下之山川险阻，不能亲历也；斯民之人情风土，不能亲睹也。外凭疆臣之奏论，内凭积来之成例而已。然必至奏论见而始悉其情弊，一任国用之繁重，舆地之纷歧，而无以先识其总，亦失为政提纲絜领之要。查顺治十二年，兵部奏凡天下险要冲隘地方，请旨敕下各直省督抚，将所辖境内水陆冲要情势，绘图呈进；乾隆年间，亦有进呈图式，惟时事既殊，沿革久异，请仍敕各省督抚，飭令州县，各绘图呈进，详注风土人情，山川险隘，乡村多少，丁口多少，某处险要，前经贼据，有无屯兵，某处荒田开垦难易，四至相距远近，义仓几处，多少积榖，可备几年水旱，向来有无灾歉，其民情何如，士风何如，贫富何如，水利徭役何如，某村几里，某都几里，其中人烟疏密，有无险隘，逐加细注。又为总说，必详必尽，务令绘图者，躬亲采访，毋得沿袭旧式，草率塞责。即此已足先辨州县贤能，其不实不尽者有处，由四乡以至一县，由一县以至一府一省，汇而成帙，皆有图说。一存本省本府州县，为清查保甲之用。又可令新任人员，按图先识大势，一呈御览，纵有水旱盗贼事故，皆可宸衷豫断，先定庙谟。自来国家创立规模，必以先收图籍为要者此也。至于饷用所需，劝捐抽釐，仅欲开源，未能节流。是因忧用度不足，而不求用度之可节省者何在，与用度之可充裕者何在也。自来国家大利，不外盐、茶，盖盐、茶为民间不可少之物，又为不必多用之物，课即加增，民无大害。尝见盐商无不奢侈之极，问彼富从何来，无非亏欠正课，供彼挥霍而已。至亏课日多，仅以查抄了事，少则数十万，多则百万，积来亏欠，不可胜核。且利既归盐商，不惟上亏正课，抑且下病穷民。其所谓私贩者，不过肩挑小民，挟钱数千，藉谋生路，一经拏获，名为私枭，法不少宥。是穷民不沾涓滴之利，而转任盐商有亏欠正课之弊也。可否敕令各省出盐茶处，集议尽善，于课有加，于民无损，总不令商人中饱其间，可收裕国便民之利。较之劝捐抽釐，其源为永；更请仿唐元和国计簿例，凡天下地丁钱粮关税一切所入之项，暨宫庭廉俸兵饷河工一切所用之项，汇为总册呈览。几暇时为稽核，何项可俭，何事可裁，以天下之大，用度之繁，随时随事，斟酌省节，即成巨款，亦足少纾用度，不然日以用度不足，仰费朝廷焦虑，而不察饷项之所当俭当裕者何在，似不及持其总要之为善也。
一、宜广举贤才也。求治之道，不患事之不治，而患治之无人，任用贤才，则艰钜可投，缓急可恃，必能上分国忧，下恤民困，即使势当无可如何，亦能鞠躬尽瘁，明其忠盖。况贤能举贤，才能举才，将见转相荐引，贤才皆可互进，尤能广人臣以人事君之义。发逆之乱，大臣如胡林翼，骆秉章，曾国藩，各荐贤才，卒平祸乱，此即近证。可否特谕内外臣工，凡可以建言者，令平日留意人才，每岁各举一人，毋论亲故并山林布衣之士，皆许保荐，以备录用。说者必谓保荐不实，援引太滥，转因此恐滋用人之弊，不知用贤之途不广，则得贤亦必不多。但令此岁举数十人中得二三贤才，如宋臣之韩琦、范仲淹、司马光诸人，即可倚作柱石，大才大用，小才小用，皆足有裨政务，患不得才，不患无用才处也。尤在准其保荐，仍即准其弹劾，随时录用，仍可随时去取，非必拘于一成而不变也。盖贤才不聚于朝则散于野，况自来边患，皆边地人导之使然，则荐引人才，于边地尤为急要，深恐不为我用，即为人用，为患滋大；并请相度边地，特立防军，不惟人才可得，且可收养一切勇敢之士，免穷而为非，或致他人诱用。至于京外各官，请随时互相升调，庶中外情势，各自了然，免有偏重睽隔之弊。而京官正途人员才可外用者，亦免升迁不易，有白首郎曹之叹，天下益无弃才矣。
一、民力宜急舒也。言利之人，但求富国，不求富民。岂知民富则饱煖自娱，谁复为非；否则惟柔懦之民，甘为饥寒忍耳，其强黠者，必致迫而为盗。后世人心，多不羁驯，转乐时有裨政，藉事倡惑穷民为乱；及其既乱，往往费国家数十年积蓄，不足供十数年戡乱之用者；知富国富民，势无偏重也。以釐金论，朝廷不得已之为也，奉行不善，遂致小民如蹈水火，富商大贾，或可勉从，贫民则重受其累。盖负贩小民，挟钱数千，衣食赖是，仰事俯畜赖是，加以应纳之釐金，重以吏役之吓索，至于风雨奔走，尤不能必其赀本不折，理宜矜恤，今则当其担负运载而来，将至关卡，稍形观望，指为偷漏，即令果属偷漏，国家视民如子，亦不过子盗父财耳；罪在可原，但令照货补上釐金，岂为宽纵。今则十倍八倍议罚，甚有倾其货不足以偿罚项者，吞声忍泣，申雪无处，以致间有哄折釐卡之事，而贫民因之失业者不少。天下自农工外，半皆商贾，负贩小民，一经失业，保不为乱？可否请稍改定章，无论水陆釐卡，凡穷民货物，其赀本不及十千者，概行豁免。说者必谓立法过宽，釐金不旺，如不及十千者免，则百千之货，必有分作十千以求混免者，皆不探本源之论。国用稍足，且欲并釐金全行裁撤，何妨于不得已之中，仍寓体恤民力之意。且货本如至百千，急于求售，必不作此小算，至于釐卡之设，尤请不事过密，以裕疏通百货之源。若四方所贡物产，乱后元气未复，多有荷恩停止者，皇仁广大，可否敕令所司，逐一查核。如非进用必不可少之需，亦许暂行缓免，以恤民力。臣见史书于此等事，尤极颂美。盖国贫恃民，民贫奚恃，是必民力舒而民气乃靖，富国富民，正非两事矣。
一、州县宜特慎也。朝廷分任督抚，分辖州县，州县得人，乱从何始。且所谓知州知县者，谓其知此一州一县事也。四民有无游惰，田土有无未垦，水旱有无当备，习俗有无奢侈，分核其目，总揽其纲，随事随时，勤加抚字，民最有良，爱如子弟，未有不戴若父母者。从古循吏，岂有异术，今日州县之弊，苦于摊捐，疲于伺应，分心于夤缘奔竞，夺之于利禄身家，其贤者已动多窒碍，非于上官确有知遇，难尽其才。其不肖者则亲差役而薄百姓，轻民命而喜贪刻，借口摊捐，随事诛求，以期弥缝。如售其术，转得久于其职，问其差役，则自数百人多至千人者；问其讼狱，有因数人监押数十人者；夫以差役如许之多，不耕不织，仰赖其官为生，欲不鱼肉百姓能乎？监押如许之多，又不即行审结，欲其为民造福，无取于民能乎？则差役非视州县繁简，照例定额，不准多役一人；讼狱非月报上官，限时了结，不准迟延一事：皆不能止其弊。至于摊捐过多，交代难清，非将久已无著之项，分年限远近，概行豁免，则轇轕永无已时。雍正年间，曾经特旨宽免，盖交代一日不清，州县无一日可期振作，请敕凡有摊捐及亏短正课之州县，分限远近，或准予豁免，或减数追赔，并请于其统辖之官，其有失查处分者，可否加恩宽免，以杜瞻徇，庶可限时清结，交代一清。此后州县少一分之亏累，即为国家多一分之正供。合之天下，实为巨款。经此次清结后，如再亏短，请申明雍正年间分赔之例，庶可稍救其弊；至州县之贤者，许督抚不次保荐；其不肖者请复申明古制。去官之日，书其贪劣之迹，以示鉴戒。天下省分，由州县合并而成，督抚得人，则一省治，州县皆得其人，则州县无不治。其足败州县之治者，如巡检、典史，交劣绅、收民词、索陋规、纵贼盗，甚则挟制官长，畏其反噬。其贤者虽亦有人，而类此者，则往往皆是，致民间有“水旱害我，过时能止，巡典害我，连及孙子”之谣。可否于州县寥阔之区，与其立三、四巡检，或斟酌改并为县，或改设理事同通，经始虽难，为利至大。盖巡典之病民，如蚀物之蠹，有阴受其毒而不觉者。今但视作小官，以不足轻重置之，而不知其祸民至此，或准州县随时参劾，稍宽其事后发觉失查处分，亦足少救其弊。东汉慎选牧令，治增上理。甚足为鉴。
一、奢侈宜严禁也。僭乱之祸，始于饮食衣服之微，节俭非特厚风俗，亦以昭示尊卑，潜消其僭乱之心。年来屡降谕旨，裁革繁费，然迄今未止者，民力多穷，非不各有欲俭之心，习俗相沿，已非旦夕，众人奢而一人独俭，恐为众人所耻耳。岂知奢侈之害，不可胜言，即以中人论，一年所用，百金已足，俭则随分可以相安，不俭则百金外不能不有所益。其贤者则左支右绌，强持门面；不肖者如为官则必贪索百姓；胥役则必恶诈良民；百工必作伪器，以妨民用。种种相习于伪，奢则贫，贫则争，争则为乱，凡可以致利者，为鬼为蜮，无所不至。此实人心风俗大患。今既各有欲俭之心，则因其心之所欲俭，导以分之所当为，挽回浇风，势亦尚易。然正非空言诰诫，遂可见效也。俭必有自，不求所自，俭从何始，必朝廷以俭为天下先，官绅以俭为小民倡，如不贵珍玩之物，不求耳目之好。次则如饮食之数十品裁而十数品也，贱者不准服贵者服也，凡冠婚宴会一切，会典所载，择其易遵者，刊为条目，颁示天下，令官与官相约，绅与绅相约，各勉其亲戚，各戒其子弟，各抑其僮仆，俾知俭为美德，不俭则贫，且为犯分，于法有惩，则奢侈可息，风俗可正。如通商之事，始于以异国之物为可珍，遂纵其往来而无所禁，皆侈之害致之也。失于既往，尚可补于将来，则奢侈之宜严禁也。
一、边情宜深悉也。语云“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必知我之可以胜彼者何在，不及彼者何在，与彼之所可恃者何在，所不可恃者何在，按症发药，病乃可愈。不悉其情，徒震其势，气先自馁，势难振作。今力主通商者，忽忽相安，但求无事，而不思一制之之术，一旦有事，不知其何恃而不恐也，不知其何恃而可永保无事也。然力阻通商者，其意虽可嘉，而未计得万全，急欲轻于一试，亦不知其何所见，而一切皆可无虑也。此皆不识敌情之过。主和议者，但以敌人为可畏耳，不知当事者欲计万全，因觉彼有可畏，在百姓则无一畏彼也，且彼亦何尝不甚畏我，如无所畏，要求必不止此。又谓机器难及耳。然见彼国所著各书，电学是其创发，其馀大抵以水火相激之气，运以机轮耳。如中国所用器物，彼尝取以为证，谓之东来法，惜中国人习而不察，且用之微细之物，未尝扩而大之耳。公输偃师之巧，古多传人，祇以技艺之微，无关大道，人乃不习。设以功名求之，富利诱之，精巧何难胜彼。见有同文馆之学习矣，有出洋之学习矣，闻疆臣久有洋学特科之议，深谋远虑，原欲多得善为机器之人，然官招之学，不如兼令民自为学；请敕通商衙门，将彼所著之书，刊布各省，令民间易于购买，即易于学习，有能制造有用机器者，准其呈试录用，俾天下人知其机器并非绝学，免多羡惧。夫人情惧之则不敢与争，羡之则易于求学，此亦慑服敌情振作人心之一端也。且所以暂羁縻者，亦虑患伏肘腋耳。前此发逆之乱，亦曾近犯天津，兵民合剿，卒亦就灭。今请视如发逆，有不可片刻与立之势，抉疵攻瑕，制非无术。况咸丰年间，其由天津得犯京师者，藉数百内奸导之前驱，时骤未及防，事起仓卒，因议和款，并非力与血战，势诚有不敌也。若概以患伏咫尺为虑，设使患不生于远人，如嘉庆间林清之事，防之岂胜其防？我朝上承天眷，下顺人心，是以定台湾、平回疆暨金川等处，武功煌煌，前代莫比，信乎确有万年不拔之基者。今日之势，较之吴逆时为何如，是在不安于弱，首恃天威，有以慑之，而后除之自易耳。彼见人心之不可强，又见天怒之不可犯，气即自馁，强极则弱，势所必至。且我之所虑于彼者固多，而我之所以胜之者尤非一事。彼人多为贸易而来，其习中事者，屈指可数，非若我国之欲灭之者众也。以人心论，则我众彼寡，彼从数万里来，有海国风波之险，有急难求援之虑。非若我之有险即守，随募皆兵也。以地势论，则彼劳我逸，彼之于我，语言不通，风土不宜，道路不习，非有内奸，势莫敢动。以情势论，则彼客我主，且彼所恃者铁甲船与火器耳，一登陆岸，既不及我马军之驰骋，又不及我步军之轻利。以营阵论，则彼拙我智，未有智不可以敌拙，主不可以先客，逸不可以待劳，众不可以击寡者。不此之求，气何能壮。至其传教，原不足患，所最可患者，倘其习知我国体制之尊崇，礼乐百官之美富，名教纲常之正大，生觊觎莫测之心，即以中国之教，买服中国人心，然后蚕食争据，患何可言。幸其以教胁人，而人不服，又幸其志仅通商，和可了事；然久处中国，再数年不能必其不出于此。且恐奸民有以教之，更或挟之为乱，如五代时事可鉴。则今日所最要者，仍莫如沿海各处，添设专阃大员，特立防军，收聚沿海贫民，厚其月饷，免为彼用，又可鉴别其中人才，其熟识海防情势者，破格超擢，留为他日破敌之用。才无两立，不为我用，即为彼用，一为彼用，则贫者贪彼之利，为彼致命。有才者受彼笼络，攻我之瑕，外来之患，古多似此。今请事事求一自强之术，时时存一和约难恃之心，于敌人情势，纤微求悉，见事明乃能作事勇，无过疑忌，无过游移，廓清海宇，正非难事。如不熟悉其情，徒惊其势，则患伏因循，振作无自，积弱日深，久后何堪设想，所谓边情之宜深悉者此也。
臣不揣至愚，谨陈管见，是否有当，伏祈圣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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