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访书志/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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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利学活字本《七经》，山井鼎所据以箸《七经孟子考文》者。是书印行于日本庆长时，当明万历年间。其原系据其国古钞本，或去其注末虚字，又参校宋本，故其不与宋本合者皆古钞本也。日本刻经，始见正平《论语》及翻兴国本《左传》，又有五山本《毛诗郑笺》，其全印《七经》者，自庆长活字本始。余至日本之初物色之，见一经即购存，积四年之久，乃配得全部。盖活字一时印行虽多，久即罕存，其例皆然。如吾中土兰雪堂活字本亦印于明代，今日已成星凤。山井鼎当我康熙年间，此本已非通行，惟足利侯国大学始有全部，无怪近日之更难遇也。或疑其中凡近宋本讳多缺笔，当是全翻宋本，是不然，盖其刻字时仿宋本字体摹入，故凡遇宋讳亦一例效之，实不尽据宋本，证之余所得诸古钞本而后知参合之迹显然。且《尚书》、《礼记》字体非仿宋本者即不缺笔，可以释然矣。
单疏古钞本，无年月，狩谷望之求古楼旧藏，相传为弘治、永禄间钞本。首《周易正义》序，次《周易正义》第一，国子祭酒、上护军曲阜县开国子臣孔颖达奉敕撰定。第二卷以下并同，但无“定”字。凡标经注起止，并大字居中。《正义》则双行小字，每半叶八行，行二十一字以大字计，其文字大抵与明钱保孙所校宋本单疏合。《乾卦》“象曰”至“万国咸宁”，钱本总在“各以有君”之下，与十行以下分属各段者不同，此亦总疏不分属。唯钱本所据尚是宋刻，此则为唐钞之遗。如《文言》：“知至至之，可与几也。”日本古钞本皆有“言”字，自唐石经以下皆无“言”字。此《正义》覆述经文有“言”字，且前九三疏引《文言》云云，此本亦有“言”字。可知《正义》所据经文本有“言”字，后人据石经并删《正义》。钱氏所据单疏已删此字，不待注、疏合刻矣。
元至正己丑积德书堂刊本，中缺宋讳，当为重翻宋本。唯首载朱子九图，又《精义》题“晦庵先生校正”，恐皆是坊贾所为。其东莱一跋，此本亦遗之，据董鼎《周易会通》补入。按《东都事略》、《书录解题》并云“《易传》六卷”，而《文献通考》及《宋志》均作十卷（《宋志》《传》九卷《系辞解》一卷，）《二程遗书》则并为四卷。唯钱遵王《敏求记》载有六卷本。其参差之故，或谓当时本无定本，故所传各异。而其实非也。余谓《遗书》之四卷为明人所并，端临之十卷，盖据当时坊刻程朱传、义合刊云。然而《宋志》因之，非别有所据传抄本也。日本昌平学藏有《程朱传义》十卷，元延祐甲寅孟冬翠岩精舍刊本（余亦得残本二册，）亦缺宋讳，则其根源于宋本无疑。盖自宋董楷有《周易传义附录》十四卷，坊贾遂以朱子所定之古文从《程传》，而以《程传》之卷第从《本义》，又删其所载异同（唯明广东崇德堂刊本载异同，而《音义》亦删除。）而二书皆失本真。后来各析为书，而二书又互相攘夺。近世《本义》有重刊吴革本，始复朱子之旧，而《程传》原本终不可见。此本仍为六卷，又异同两存，其为东莱定本无疑。至《系辞精义》，《书录解题》称《馆阁书目》以为托祖谦之名。今按所载诸家之说，翦截失当，谓为伪托，似不诬。然此书流传尤少，其中所载龟山《易说》久已失传，存之亦未必不无考证焉。光绪癸未嘉平月记。
《正义》单疏本。首孔维上《校勘正义表》，后题“端拱元年三月日秦奭等上表”，下列勘官轩辕节、胡令问、解贞吉、胡迪、解桢、李觉、袁逢吉、孔维等衔名，次长孙无忌上《五经正义表》，次《尚书正义序》，序下一行题“国子祭酒、上护军曲阜县开国子臣孔颖达奉敕撰”，“敕”字提行，与“国子”平列。题“尚书正义卷第一”，次行题孔颖达衔与前同，唯“达”下有“等”字。以下每卷并有颖达衔名，唯无“等”字。每卷后统计若干字。每半叶十五行，行二十四字，左右双边，缺“玄”、“胤”、“让”、“敬”、“弘”等讳。卷三末书“嘉元二年暮春廿五朝约句读了，圆种”。每卷有“金泽文库”印，又有“归源”墨印，原本今藏枫山官库。是书中土久无传本，山井鼎作《考文》时亦未之见。缘此书宽政间丹波栎窗始得残本献之官。官并搜索馀卷所在，遂成完本。余初得后藤正齐影钞本，盖正齐曾为官书掌管，故能使人摹之也。因念是书犹是端拱经进原本，首尾完具，询希世之珍，乃从书记官岩谷修借原本用西法照出，意欲携归，醵金重刊，久不能集事。丙戌又携入都，以付德化李木斋，许以重刊。旋闻木斋丁艰，恐此事又成虚愿也。（或云此亦南宋初刻本。）
南宋绍熙间三山黄唐题识，称“《六经》疏义，自京监蜀本皆省正文及注，又篇章散乱，览者病焉。本司旧刊《易》、《书》、《周礼》正经注疏，萃见一书，便于披绎”云云。故各经后皆有此跋，是合疏于注自此本始。十行本又在其后。十行本板至明犹存，世多传本，此则中土久已亡，唯日本山井鼎《七经孟子考文》得见之。以校明刊本，多所是正。顾其原书在海外，经师征引，疑信参半。余至日本，竭力搜访，久之，乃闻在西京大阪收藏家。余嘱书估信致求之，往返数四，议价不成。及差满归国，道出神户，乃亲乘轮车至大阪物色之，其人仍居奇不肯售。余以为日本古籍，有所见志在必得，况此宋椠经书，为海内孤本，交臂失之，留此遗憾。幸归装尚有馀金，乃破悭得之，携书归。时同行者方诧余独自入大阪，及携书归舟，把玩不置，莫不窃笑癖而且痴，而余不顾也。书凡装十册，缺二册，钞补亦是以原书影摹，字体行款，毫无移易，固不害为全书也。
黄唐跋是绍熙壬子，《七经考文》于《礼记》后误“熙”为“兴”，阮氏《十三经校刊记》遂谓合疏于注有南北宋之间，又为山井鼎之所误也。附订于此。此书今归南皮张制府。
余在日本校刊《古逸丛书》，黎星使女婿张君沆得影写此本，议欲刻之。余谓此书非得之日本，似不必汇入，且此书非陆氏之旧，乃宋人之书，星使骇然。余乃检《崇文总目》及《玉海》证之，知为宋开宝中太子中舍陈鄂奉诏刊定，以德明所释乃《古文尚书》，与唐明皇所定今文驳异，令鄂删定其文，改从隶书。故段若膺、卢绍弓于《释文》中此二卷深致不满。今不能得开宝以前古本，则此不足惊人也。张君意存见好必欲刻之，余亦未便深拒。今按此书不特“浅”改作“饯”，“庸”改作“镛”，“鸟”改作“岛”，“苞”改作“包”，“旄”改作“毛”，“镠”改作“璆”，皆深没陆氏原文。惟“颇”改作“陂”，注云“旧本作颇”，此有唐明皇之诏，故不能没之。最可笑者，《舜典》下注云：“王氏注。相承云梅赜上孔氏传《古文尚书》，亡《舜典》一篇，时以王肃注颇类孔氏，取王注从‘慎徽五典’以下为《舜典》，以续孔传。徐仙民亦音此本，今依旧音之。”又“曰若稽古”二十八字云：“聊出之，于王注无施也。”是陆氏于《舜典》全用王注，不用方兴传。而今本则改用方兴传，而以王注间载注中，又不申明用姚改王之故，而但存陆氏用“王氏注”于《舜典》题下，岂非大谬！篇中“至于北岳，如西礼”，注云：“方兴本同，似仍用王本者。”其实所载音、字，皆方兴传，与今本无一字出入，且多明明与王注不照者。陈鄂不学至此，而以删定通儒之书，岂非千古恨事！
日本《古文尚书》古钞本，“驩兜”作“鴅殳”。近人谓为日本人伪撰，以陆氏此本作“驩兜”为证，亦痴人说梦也。
或曰：子力诋此书，然则不犹愈今之《释文》乎？曰：此则当分别观之。《序》“训”下“摄十四三篇亡”，卢刻本“四”、“三”互倒。“科斗”下“虾蟆”，不作“蟆”。《尧典》“氄”下“如兖反”，不作“如充反”；“女于”下“上恧反”，不作“上而反”。《舜典》“难”下“乃丹反”，不作“乃但反”；“槀饫”不作“稿”。《大禹谟》“解”不作“懈”。《禹贡》“雍”下“州名，后同”，不作“后名州同”；“钩般”不作“盘”；“犀”，“细兮反”，不作“缏”。《武城》“四月始生魄然貌”，不作“然也”。《酒诰》“文王第称穆”下“黄仆”，不作“皇仆”。《召诰》“度”，“待洛反”，不作“时洛”。《洛诰》“惟七年周公摄政”，卢本脱“周公”二字。《君奭》“奔走”下“使人归趣之”，不作“趋之”。《君陈》“长”，“诛丈反”，不作“丁丈”。此皆胜于卢本者也。若《序》“高辛”下“母不见”脱“名”字；《舜典》“四朝”下“四年”误“四季”；《禹贡》“道”作“导”，而误“音导”为“言道”；《洪范》“无虐”，马本作“亡”；“侮此”误作“悔”；《蔡仲之命》“从车”，此误作“徒”；《顾命》“车渠，车辆”，此误作“轫”。是皆形近之误，或影摹失之。
案此本缺“慎”、“遘”等讳，又多改“反”为“切”，是南宋刊本。首不题《经典释文》卷几，当是单行本。然改“尚书音义”为“释音”，皆谬。又题下徐、卢二本并有卷第，叶钞本无之。或以为叶钞为是。余谓《大禹谟》下注云“徐云本《虞书》总为一卷，凡十二卷。今依《七志》、《七录》为十三卷”。则陆氏原书载有卷第审矣。叶钞及此本无卷第者，非也。
《释文·条例》云：“孔传《古文》亡《舜典》一篇。齐明帝建武中，吴兴姚方兴采马、王之注，造孔传《舜典》一篇，云于大𦨵头买得，上之。”是今之《舜典传》明明为姚方兴作（或云刘光伯作，亦非。）而考传者亦多与他传不分，非也。附订于此。
每卷题“诗外传”，无“韩”字。惟卷首钱惟善序题有“韩”字。序后有“吴都沈辨之野竹斋校雕”篆书木记。首行题“诗外传卷第一”，次行题“韩婴”二字，每半叶九行，行十七字，大如钱，左右双边。余以此本校之毛氏津逮本，小有异同，而此为优。盖毛氏亦原此本而又有谬误者也。程荣《汉魏丛书》所据原本，脱首卷第二叶，竟以“抽觞”接“游女不可求思”刊之，其他谬误亦多。何允中虽补此一叶，而谬误者亦未能校正。余尝作札记，视赵怀玉、周采校本，似为详密云。
按沈辨之，明嘉靖间人，与文休承兄弟往来。《孙祠书目》因其木记接钱《序》后，遂以沈为元人，非也。余谓此刻款式虽古，而字体实是明嘉靖间之格，《访古志》称即以元本重雕者，亦非也。此本亦得之立之，首有“吴氏仲文印”，又有“黑水居图书记”。
宋刊巾箱本《周礼》，唯齐次风《石经考文提要》犹及见之，近来著录家未之闻。阮氏《校勘记》亦不载，知传世鲜矣。中有“重言”无“重意”，故标题略之。其文字往往与岳本及明刊徐氏本合，注疏本皆不及也。江阴缪筱珊编修爱不释手，乃影摹一通，而以原本归之。
《初学记》二十四卷出“国游”注：“《周礼》曰：‘囿人掌国游之兽禁。’郑元注云：‘国之离宫小苑游观处。’”今本《周礼》皆作“囿游”，注云：“囿游，囿之离宫，小苑观处也。”据“疏说”云云，知贾公彦所见本已如此，想宋以下板本无异同者。“国游”、“囿游”皆通，“观”上无“游”字不可读。而阮校本不及之。附记于此。
近见归安陆氏有宋椠巾箱本《周礼》，然彼有“重言重意互注”字，亦非此本也。
明陈凤梧刊本。每半叶十行，行十九字，经、注并同。首题“仪礼卷第一”，次行题“汉郑玄注”，三行顶格，题“士冠礼第一”，皆非古式。附载释文，同释经者即紧注其下，其释注者则加○，而附于注后。所见宋椠经注本，亦无此式者。其“士冠礼第一”下，引郑《目录》，遂使后来刊注疏者误认此为注文，而不标“疏”字。按顾亭林据唐石经，称“今本《仪礼》脱经文五条”。此本五条皆在，唯《乡射礼》“士鹿中”下脱注文耳。然以严州本校之，其他注文亦多脱误。据凤梧自序，盖以钞本上木，宜其所遗失也。是本为狩谷掖齐旧藏，森立之《访古志》称其与近世所行本大有异同，赞为绝佳之本。盖亦只就闽、监、毛注疏本校之，则此为佳耳，固不足与严州本、徐氏本并论也。然脱误虽多，取源自异，其足与严州、徐氏互证者，正复不少。此本箸录家皆不及，则亦未可竟废之也。陈氏自序别刊有单经本，今不得见，睹此可知其概矣。
初，森立之为余言，日本惊人秘笈以古钞《左传》卷子本为第一，称是六朝之遗，非唐、宋本所得比数。此书藏枫山官库，不许出，恐非外人所得见。余托书记官岩谷修访之，则云遍觅官库中未见。余深致惋惜。乃以所得小岛学古所摹第三卷首半幅刻之《留真谱》中，冀后来者续访之。立之又为言，此书不容遗失，俱道是如何椟藏之状。复以白岩谷。忽一日来告，云此书无恙。余即欲借出一观。岩谷云：“此非吾所敢任。”余谓贵国有如此奇书，韫椟而藏，何如假吾传录于西土，使海内学者得睹隋唐之遗，不尤贵国之光乎？岩谷冁然，即遍商之掌书者借出，限十日交还。书至，果卷子三十，无一残缺，纸质坚韧，盖黄麻也。每卷有“金泽文库”印，卷后有“建长八年叁河守清原、建保三年清原仲光、文永五年音博士清原等校刊”题记。余乃倩书手十人至寓馆，穷日夜之力，改为折本影钞之，刻期书成。其中异同之迹，真令人惊心动魄。多与陆氏《释文》所称一本合，真六朝旧笈也。其有《释文》不载，为唐石经、宋椠所夺误者不可殚述，别详《札记》。今第举一二大者。如《昭公廿七年传》：“夫鄢将师矫子之命，以灭三族。三族，国之良也。”今各本不叠“三族”二字，得不谓是唐石经以下之脱文乎？如《庄十九年传》：“鬻拳谓爱君矣。”注：“楚臣能尽其忠爱，所以兴。”各本“楚”下无“臣”字，尚可通乎？又如《隐九年传》：“衷戎师。”注：“以过二伏兵。”各本“过”作“遇”，山井鼎所见兴国本亦作“遇”，旁注“别本作过”，盖校者据此本耳。而阮氏《校勘记》非之。窃谓此一字千金也。盖祝聃引戎师超过二伏兵，至后伏兵，后伏兵起，戎还，二伏兵御其前，后伏兵击其中，祝聃反逐其后。故注云：“前、后、中三处受敌。”衷戎师之情景如绘。若初即已遇见二伏兵，戎师不斗即还走矣，安得更随祝聃至后伏兵处乎？此得不谓宋椠以下妄改乎？至如何义门所举“死而赐谥”，古刻多然，此类不足称说矣。原本校注甚为精密，其作“乍”者，“作”之省；作“才”者，“折”之省。所云“折本”者，即谓宋本也。此书山井鼎所未见，盖山井鼎为足利士族，足利学所藏古钞本无《左传》，故《考文》只有兴国本及活字本，而无古本。枫山官库在其京师，非彼列侯之士所得寓目也。余乃从百年后得见彼国学者未见之书，不可谓非厚幸乎！
自《昭公二十七年传》“惠已甚”起，至《三十二年》“民忘”止，每行字数不等，凡书“经”、“传”皆不出格一字，石山寺藏本。癸未春，日本印刷局借得，欲石印，余得往读之，相传为唐人笔，书法精美，纸用黄麻，信奇迹也。注文脚多“也”字，余别有详校本，今录其最异者：经文“二十”、“三十”、“四十”，并作“廿”、“卅”、“册”。《注》“令终，阳囟子”，“作“阳囟，正子也”。《注》“子果宋乐祁也”，“祁”下有“犁”字。《传》“乃辞小国”，“乃”作“则”。《传》“以灭三族，国之良也”，“三族”二字叠文，按文义，则不叠非也。自《唐石经》以下皆脱。《传》“是瓦之罪”，“罪”下有“也”。“晋祁胜与邬臧通室”，“邬”作“鄢”，与《石经》合；“民之多辟”作“僻”，与《释文》合。《注》“母氏性不旷”作“不广”。《传》“忿颣无期”，“颣”作“类”与《释文》一本合。《传》“共子之废”，“其”作“恭”，上有“与”字。按文义，有“与”字为长。《传》“闻其声而还”，无“其”字。《传》“为邬大夫”，“邬”作“鄢”，上、下《注》同，与《石经》合。“御以如皋”，“皋”作“睾”，古字通。《廿九年传》“堑而死”作“壍”，《注》同。《传》“能饮食之”，“之”作“龙”。《传》“赐氏曰御龙”下有“氏”字。《注》“在哀二十四年”，上有“事”字。《传卅年》“有所不获数矣”，“数”上有“礼”字。《传》“吴子问于伍员”，“伍”作“五”；“楚执政众而乖”，“政”下有“者”。“以待字之察也”，“察”下有“之”字。按《唐石经》此行计九字，是原刊有“之”字；“亦唯君”作“惟命”。《三十一年》：“秋，吴则侵楚”，“人”作“子”。“莒牟夷”《注》：“在五年”，作“在廿五年”。
此本不载经文，唯第三十卷载经文，其分卷与《唐石经》同，中缺北宋讳，当是据北宋经传本录出。然第三十卷仍录经文者，钞写时未能画一耳。亦或别有单行传本，缺第三十卷，而别以经传本补之耶？凡《传》文多与《石经》及沈中宾本合，沈本之显然讹误者，此亦不与之同。而间有与诸本绝异之处，则往往与山井鼎所记异本合，洵为北宋善本也。《庄四年》：“以国与纪季”，各本无“国”字，唯山井鼎云：“足利本及宋板旁记异本有‘国’字。”《十六年》“为宋故也”，各本脱“为”字，唯临川本有“为”字，与《释文》一本合。《三十年》“谋伐山戎也”，各本无“伐”字，《石经》重刻增入“伐”字。《闵二年》“命可知矣”，各本“矣”作“也”，唯足利本与此同。《僖三年》“未之绝也”，各本作“绝之”此与《石经》合。《二十二年》“隘而不列”，“列”上旁注“成”字，与《文选注》引合。“二十九字”“虽然郑亡，子亦有不利焉”，各本无“虽”字，此与《石经》合。《文六年》“辟刑狱”，各本作“辟狱刑”，此与沈本合。《宣十一年》“对曰，可哉！吾侪小人”，注疏本脱“可哉”二字，此与临川本合。《成二年》“从左右皆射之”，各本“射”作“肘”此与纂图本、淳熙本合。“杀灵侯”，各本作“弑”，此与沈本同。《十三年》“养之以福”，旁注引家本作“养以之福”。《十五年》“向带为太宰”，与《释文》、沈本合。“宋杀大夫山”，“杀”下无“其”字，与沈本同。《十六年》“晋有胜矣”，各本无“晋”字，《石经》旁增“晋”字。《襄四年》“弃武罗、伯困、熊”，各本“困”作“因”，唯临川本、沈本与此同。《八年》“亦不使一介行李”，各本“介”作“个”，此与沈本同。《十二年》“同姓临于宗庙，同宗临于祖庙，同族临于祢庙”，三“临”字各本无。《十四年》“吾今实悔过”，各本“今”作“令”，此与沈本合。“使子行请于孙子”，各本无“请”字，足利本旁注：“异本有‘请’字”。《石经》初刻有“请”字。“夫君，臣之主也”（按：此恐误，）各本“臣”作“神”。《十九年》“士子孔亦相亲也”，各本“士”作“二”，此与临川本、沈本合。《二十三年》“非鼠何如”，各本作“如何”，此误，与沈本同。《二十四年》“胡载不谋”，各本“载”作“再”。《二十五年》“枕尸而哭之”，各本无“之”字，此与临川本、沈本同。“何以至大焉”，各本无“大”字，足利本旁记异本有“大”字，临川本有“大”字。“赋车兵徒卒”，各本“卒”作“兵”，此误，与沈本同。《二十六年》“君与夫人”，各本作“大夫”。《昭三年》“又弱一介焉”，各本作“个”，惟明监本与此同。《四年》：“曰晋有三不殆”，各本“曰”上有“公”字，此与沈本合。“礼吾未见者有六焉”，各本“吾”下有“所”字，此与沈本同。“使寘诸馈于介而退”，各本无“诸”字，“介”作“个”，惟《文选·思元赋注》《运命论·注》引作“介”。《五年》：“敝邑休殆”，各本作“怠”，此与沈本合。《七年》“周文王之法”，下无“曰”字，旁添“曰”字。《八年》“莫保其性”，宋残本、十行本“保”作“信”。“臣必致死礼以息楚”，“楚”下无“国”字，与岳本同。《十四年》“恤孤寡”，各本“恤”作“宥”，与岳本、沈本同。《十九年》“民有乱兵”，各本作“兵乱”，此与沈本同。《二十年》“郳申”，各本“申”作“甲”，此与临川、沈本同。“古者无死”，各本“者”作“若”，此与沈本合。《二十七年》“工尹麋”，不作“王尹䴢 ”。《定三年》“庄公下急而好絜”，各本作“洁”，此与《石经》、临川本合。《四年》“命以康诰”，各本“康”作“唐”，此与沈本同。《八年》“必以而子厚”，各本无“厚”字，此与淳熙本合。《十四年》“谋救范中行氏也”，各本无“也”字，此与《石经》合。《哀元年》“逢猾当公而进”，各本“猾”作“滑”，此与足利本合。《十五年》“事死如事生”，各本无“事”字，此与沈本合。《十七年》：“皇瑗奔晋，召之”，此本“召”之上旁注“宋公”二字。《二十四年》“以荆为太子”，各本“以”上有“而”字，此与足利本合。《二十五年》“少畜于公宫”，此本“公”下旁注“宫”字，与《石经》初刻合。其他与各本异同参半，及笔画小异者，别详《校札记》。
宋嘉定丙子兴国军教授闻人模校刊。末有《经传识异》数十事，又有校刊诸人官衔及闻人模跋。每半叶八行，行十七字，不附《释音》，藏枫山官库，盖即毛居正《六经正误》所称兴国本。余以《正误》所引十三条对校，一一相合。又以山井鼎《考文》照之，则彼所称足利、宋本者亦无一不合；而山井鼎不言是兴国本者，以所见本无末题数叶耳。按岳氏《九经三传沿革例》称：兴国本为於氏所刊，此本并无於氏之名。又称於氏本每数叶后附《释音》，此本无《释音》。又称於氏本有圈点、句读，并点注文，此本无句读，则非於氏本无疑。盖兴国旧板始于绍兴郑仲熊，只有《五经》，闻人重刊《左传》，并修他板，亦只《五经》（详见闻人跋），至於氏始增刻《九经》。其《五经》经注文字虽仍旧木，而增刻《释文》、句读。故同为兴国本，而实非一本也。（大抵南宋之初，诸道所刊经传，尚不附《释音》，至南宋末，则无不附《释音》者。）岳氏既称前辈以兴国於氏本为最善，而又议於氏经注有遗脱，余尝通校此本，则经注并无遗脱。或於氏重刊此书，失于检照而有遗脱耶？（於氏增《释音》、句读已非以原书覆板，重写时，保无改其行款？故有遗脱之弊。）且尝以岳本互勘，皆此本为胜。（如《昭二十年》：“卫赐北宫喜谥”，《杜注》“皆未死而赐谥。”此本无“未”字，与何义门所见宋残本合。岳本有“未”字，非也。）不特岳本，凡阮氏《校勘记》所载宋本亦均不及之。然则今世所存宋本《左传》，无有善于此者（别详《札记》。）余在日本，曾劝星使黎公刻之，以费不足而止。窃羡闻人以校官怂恿当事者，既刻此书，又修《五经》板；余亦校官，携此书归来数年，口焦唇干，卒无应之者。古今人不相及，读闻跋，弥滋愧已。
右日本古时覆宋刻《左传集解》，不附《释音》，每半叶八行，行十七字。森立之《访古志》载此书云，是依蜀大字本重刊者，与李鹗本《尔雅》同种。其刻当在应永以前，然则此本虽非宋刻，而覆板时亦在宋代，故传本亦绝希也。唯立之云：是覆北宋蜀本。余亲质之，则以字体类《尔雅》，又以不附《释音》，故余覆校之，“慎”字缺笔，知其决非北宋本。其后借得枫山官库所藏兴国本，行款匡廓字体皆与此本同，略校数册，文字亦无异，乃知此本即覆兴国本。特所据祖本失载《考异》闻跋耳。（森立之未见枫山官库本，故不知此本原于兴国。）余乃影摹刻补于此本后，使后之读者得所指名。按岳氏言，《哀十六年》：“石乞曰此事也；克则为卿”，诸本多无“也”字，兴国本有“也”字，今此本无“也”字，而“此事克”三字占四格，此明为重刊时去之。后来於氏重刊，又依郑氏旧本增入“也”字。又岳氏云《僖二年》“若不阙秦，将焉取之”，原本无“若”、“将”二字，此本挤入，故八字只占六格，与后《考异》亦不相应。未知此为闻人校刊时改刊，抑日本重刊时改刊也？惜当日未以闻人原本校及此。余从森立之得此书，立之自有跋在箧盖里面，称此书为市野光彦旧藏，后归涩江道纯，是二人皆日本旧藏家。今书每册首尚有二人印记，册尾市野光彦亦有跋。又称，此外唯狩谷望之藏一本，而余乃并得之，以一部与章君硕卿。又按：山井鼎云：“庆长活字板原于此本”。余尝互校之，亦有异同。
元俞皋撰，首吴澂序，真书杂以篆书，亦颇有致。次引用诸家名氏，次《凡例》。《凡例》后有“至元后戊寅日新堂栞行”木记。次《程朱说春秋纲领》，次《自序》，次《三传序》，次《程传序》，次《胡传序》。首题“《春秋集传释义大成》卷之一”，次行题“后学新安余皋述”。每半叶十行，行二十字；注双行，行二十七字。四周双边，中缝双墨盖，雕镂精雅，钱氏《敏求记》称为元椠之至佳者。信然。（俞氏所据《经》、《传》文皆宋佳本，往往与《唐石经》合。）
余仁仲万卷堂所刻经本，今闻于世者，曰《周礼》、曰《公羊》、曰《穀梁》。《公羊》扬州汪氏有翻本，《周礼》旧藏卢雅雨家，惟《穀梁》仅康熙间长洲何煌见之。然其本缺宣公以前，已称为希世之珍。此本首尾完具，无一字损失，以何氏校本照之，有应有不应，当由何氏所见为初印本，此又仁仲覆校重订者。故于何氏所称脱误之处，皆挖补挤入。然则此为余氏定本，何氏所见犹未善也。原本旧为日本学士柴邦彦所藏，文政间，狩谷望之使人影摹之，纤豪毕肖，展转归向山黄村。余初来日本时，即从黄村求得之，怂恿星使何公重翻以传。会瓜代，不果。既新任星使黎公乃以付之梓人，逾年而后成。按《穀梁》所据之经，不必悉与《左氏公羊》合，而分经附传之例，亦与二《传》差互。至范氏之解，则传习愈希，除《注疏》刊本外，绝鲜题证验。即明知有脱误，亦苦于无征不信。然则此本之不绝如线，诚为瑰宝。今以唐石经证经、传，以唐宋人说《春秋》三传者佐之，以宋监本（余所得日本古钞经注本，首题“监本春秋穀梁传”，多与十行本经注合、）注疏本证《集解》，以陆氏《释文》佐之。又自宋以来所传经注本，不必与《释文》合，而合刊注疏者，往往改释文以就之。至毛本则割截尤甚。此本后有仁仲自记，不以《释文》改定本，亦不以定本改《释文》，犹有汉唐经师家法。今单行《释文》俱在，此本既悉与之合，故于注疏所附，亦不一一订正焉。光绪癸未秋九月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