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杀之罪恶

暗杀之罪恶
作者：梁启超
1913年

本作品收录于《民国经世文篇》

旬日以来，最耸动天下耳目者，为宋君教仁遇刺一事，吾与宋君，所持政见，时有异同，然固确信宋君为我国现代第一流政治家，歼此良人，实贻国家以不可复之损失，匪直为宋君哀，实为国家前途哀也。比闻元凶已就获，国法所在，当难逃刑，然虽磔蚩剸莽，曾何足偿国家之所丧于万一者，《诗》曰：“作此好歌，以极反侧”，辄为此篇，以寄哀愤。著者识

决斗与暗杀皆野蛮时代所艳称为壮烈之举，而文明时代之大蠹也！然决斗者如突猪如狂兕，虽复狠戾，其气象犹有足多者；暗杀者如训狐如鬼蜮，乘人不备而逞其凶，壮夫耻之！故暗杀为天下莫大之罪恶，且为最可羞之罪恶，此不烦言而可识也。然而近世而此风乃愈盛者，则偏颇之舆论实有以奖之，故其毒乃深中于人心而不易湔拔，所谓生于其心，害于其事也。

暗杀之为物，其所暗杀之人约二种：一曰恶人、二曰名士；其暗杀之动机亦二种：一曰沽名、二曰雪恨；其暗杀之目的亦二种：一曰公愤、二曰私仇；其暗杀之方法亦二种：一曰躬亲、二曰贿嗾。之数种者，为罪虽有轻重之差，而皆不免于罪。雪公愤而歼恶人，似可以告无罪于天下，虽然，在无国家无法律之社会，此诚足为制裁豪强之一手段，次之则在专制淫威之国，犹曰可以济法律之穷。若国体既为共和，政体既为立宪，则所谓恶人者，为个人行为之恶耶，自有法庭以执其罚；政治上之恶耶，既有各种监督机关，夫孰克自恣？即自恣以成于恶，犹得有国务裁判以随其后也，其他一切官僚，受官吏惩戒法之制裁者，又无论矣。故既有国家，既有法律，则瘅恶之权，非私人所得而擅，而在共和立宪国为尤甚，此易见之理也。况所谓恶者，就各人主观名之耳，暗杀者谓此人为恶也而杀之，而善恶之标准，岂彼所能定，所谓公敌者亦然，人人各自谓所敌者为公，而公之形式由何道以表示？不能表示，公于何有？故欲假此名以免于罪，无一而可也。

所暗杀者而为常人，则一普通之谋杀案耳，不足复置论；其有耸动世论之价值者，必所杀为一国知名之士也。无论何国何时代，一国安危所系，不过在数人或十数人已耳，此数人或十数人者，既以一身任国家之重，其贾怨之多，招忌之深，必倍蓰什伯于恒人，国如有暗杀，则的之所射，必此侪也。然此侪者，大率国家积数百年元气，然后笃生之，其人又几经学问，几经阅历，然后能成就其才器誉望，以卓立于社会，失一人焉，而欲求一人继起，以承其乏，非迟之又久不可得，或迟之又久而终不可得。“人之云亡，邦国殄瘁”，盖谓是也。而暗杀事起，则百年所养，一旦而戕之，即如美之林肯、麦坚尼，日之大久保利通、森有礼、星亨，使其人再假以数年或十数年，其所以尽瘁于彼国当何如者，而彼国之食其赐又当何如者？他勿具论，乃如日之大隈重信、板垣退助，美之卢斯福，皆遇刺而未殊者也，而其此后之尽瘁于彼国者何如，彼国之食其赐者又何如，以此例彼，则彼害之博，从可识矣，故曰暗杀者贻国家以不可规复之损失，其获罪国家什伯千万于他罪而未有已也。

或曰：“其人之身既足以为国家轻重，则其人亡而政局必为之一变，变而趋下者，固有之矣，变而向上者，亦岂曰无，若是，则暗杀之功，或亦足以稍偿其罪耶？”应之曰：“不然！凡政治现象，全由社会势力所造成，其尤崭然露头角之一二人物，不过代表此种社会势力，而为之领袖。然无论何种社会，缘自然淘汰之结果，其占最高位置者，必其本社会之第一流人物也，其第二流以下，其位置亦以次递降，而本社会既失其第一流人物，则第二流必继起而承其乏，使其社会而为良社会也，则失第一流之良领袖，必有第二流之良领袖代兴，以赓续其政象，而第二流之良者，其贤明必不如第一流之良者，可断言也。使其社会而为恶社会也，则失第一流之恶领袖，亦必有第二流之恶领袖代兴，以赓续其政象，而第二流之恶者，其污贱必更甚于第一流之恶者，又可断言也。故所暗杀者而为良社会之良领袖耶，虽不能使良政象随而消灭，然可以使之减其效力，或迟其进步，例如林肯遇害，美国解奴及南北统一之业，未尝缘此而挫败，然使林肯不死，则其建设或更有进焉，未可知耳。大久保利通遇害，日本维新之业未尝缘此而挫败，然使其不死，亦或更有进焉，未可知耳。所暗杀者而为恶社会之恶领袖耶，绝不能使恶政象随而消灭，不甯惟是，而恶必且愈播，证以历史上数大案而可知也。罗马该撒之遇刺，谓其将变共和而为帝政也，然该撒死而罗马之共和岂遂能保存，徒使屋大维乘时而起耳。与其屋大维为帝，何如该撤为帝之能造福于罗马也。法国革命恐怖时代，安得尼以一弱女子，刺杀马拉，天下快之，谓暴民之政将自兹熄，实则安能，丹顿、罗拔士比继起，乃水益深而火益热耳！由此观之，良社会失其第一流领袖，而以下彼一流者继之，则其良分量必减少；恶社会失其第一流领袖，而以下彼一流者继之，则其恶分量必加增，事理固然，无所逃避也。”夫政象变化，必以社会势力变化为之枢，社会势力虽得以一二人代表之，而不得以一二人专之，甲势力能优于乙势力，虽不必摧锄乙之代表而能使之屈伏；甲势力不能敌乙势力，虽摧锄其代表，而甲之不能伸如也。韩人安重根刺杀伊藤博文，而已墟之韩社，曷常能复？此势力不植，暗杀无效之明验也。其欧美各国无政府党，屡行凶刺，而无政府主义终不能实现，亦同此理也。我国当清之季，暗杀案屡起：吴樾之于五大臣、徐锡麟之于恩铭、汪兆铭之于载澧、熊成基之于载洵、某某之于孚琦、凤山，国人莫不敬其志，然谓非此而清命必不能革，识者有以知其不然也。五大臣、载澧、载洵皆不成于杀，恩铭、孚琦、凤山则蝼蚁耳，不足轻重，且皆置不论，其最有价值者，宜莫如良弼之役，然平心论之，当时虽不去一良弼，其力亦岂足以为共和梗？以共和之成，归功于良弼之死，非论世之公言矣。吾所以缕缕然举此例证者，凡以见实力不存，虽日日暗杀，决不足以动政局；实力既存，而政局自不得不变，谓暗杀为有益于国人，无论从何方面观之，终不能得其解也。

暗杀之动机出于义愤者最上已，然君子固已怜其愚；出于沽名者，亦其次也，然斵国家之元气成一己之名，居心既不可问矣。若乃自挟宿怨，蓄志欲死其人，又惮法网，不敢躬亲而贿嗾人以行之，则是合蛇蝎、鬼蜮而为一，不足复齿于人类，而彼之受贿嗾而代人犯科者，则操业更与娼优无异，斯益不足责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