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国民党中央全体会议之意义

最近国民党中央全体会议之意义
作者：赵世炎
1926年5月26日
发表于1926年6月9日

本作品收录于《向导》

署名“乐生”发表

（五月二十六日广州通信）

国民党中央最高干部，自本月十五日起，举行第二次会议，至今已将结束了。当此全国反动势力压迫民众，革命问题十分紧张之时，国民党中央党部有此会议，在事前殊引起全国革命民众之注意与盻望，因为在形式上国民党已成为中国国民革命之大党，自第一次大会改组以来，甚为民众所属望。所以在此次会议中，民众至少所盻望的是国民党最高干部对于目前政局，是如何的意见，有如何的分析，具如何的策略，提出如何的口号，使民众如何的奋斗。这并没有一点苛责或奢望，只是一种常识，民众对于一个政党，当然只有如此认识：譬如每当政变之时，连辛亥俱乐部、新社会民主党、上海总商会还有些意见发表，何况国民党？所以在开会以前，广州的平民群众也如此属望的。

但是等到开会那天，广州城内忽然满城风雨的“共产”谣言，甚至于有阴谋反革命份子去运动罢市，广州中央银行也挤兑起来，当时各种各式奇怪的谣言发生，或者说五月十五日国民党中央将宣布共产，或者说会后将没收商人财产；运动罢市的人便说非胡汉民当权不能保财产田宅，煽惑挤兑中央银行的人便说非杀尽共产党，蒋介石始终受包围，银行一切存款，都要没收。这种谣言，街头巷口，时常可以听见。三月廿日之役后，反动派的阴谋未告成功，香港帝国主义者也高兴了很少的时间。民党右派份子仍旧有些郁郁不快；五月十五之前便发生了一种理论，说是民党本无左右派，完全是共产党挑拨，这次会议左派既占多数，共派想必又要利用他们打击右派，实行赤化国民党。这种谣言和议论风传后，广州忽然宣布戒严，空气紧张到万分，银行挤兑，军警梭巡，于是社会上对于民党中央全体会议的感想，便弄得恍惚模糊，莫名其妙：也不知道这次会议究竟是共产党讨论实行共产呢，还是反革命预备杀共产党？

等到该会宣布开会，政治报告之后，关于现时革命策略、北伐问题等，固然没有讨论，关于实行共产，更是一字也没有提起，大家仿佛松了一口气似的；但是殷殷属望的民众，等待正确明显详尽的革命方针的议决案，对于颜内阁的态度，关于护宪问题的表示……等，待到该会开完，还是没有！一般广州民众，明白的革命的一般人民，都明知道中国现时没有什么实行共产的问题，但是他们却同样的明了：现时的紧迫问题，是怎样抵御英日帝国主义和吴张之反革命；他们并且要求知道广州的革命力量究竟怎样，革命势力内部的纠纷，是否会被帝国主义者利用，而毁灭广州的革命根据地。民党中央会议对于这些问题至今还无明确的答案。如果有，亦许祗有对于最后一问题的，即广州革命力量的情形。

是的！民党中央这次会议，表示了些该党内部的各派实力的关系。民党之中向来有许多派别，民元以来国会中许多小政团，自称为民党者甚多，确系民党分化出来，堕落下去的也不少，就广东护法以来的历次政府之中，也有好几派民党。第一次改组大会之后，许多十分腐败堕落的分子固然大半刷除了，但是馀留下来的这种成份也还有些；同时第一次大会之前，已有共产主义者加入民党，无政府主义者也有，第一次大会之后共产派当然因民党政纲之明确规定而更加增多。第一次大会后政纲既确定，又受民众革命运动尤其是五卅运动的冲动，新生的和旧有的左派日益团结巩固起来。民党中之有派别，在中国各阶级联合革命的过程里，当然是无足怪的很自然的现象。第一次大会明白确定赞助工农并且更加明确的恢复了民元以来为妥协派（黄宋）所抹杀，为一般党员所遗忘的平均地权主张，再加之以新定了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因此代表买办土豪阶级之冯自由派，便首先发难，反对国民党的赤化，以一切“罪名”，如反帝国主义等，加之于共产派，要求开除。嗣后谢持等又从而附和之。第一届中央的第二次全体会议便讨论这一反共的纠纷问题。当时正是商团（买办阶级）反革命暴动之时，买办阶级失败，英帝国主义的气焰受一次挫折，冯自由也就被开除，而谢持等反共运动，便亦暂告停顿。民党内这种反动派从北京政变之后，历次受大大打击而消沉，尤其是廖案之后。五卅以还，中国无产阶级势力大增，国民党左派得其政治上的赞助，而得形成国民政府。中国资产阶级便因恐惧而退缩，国民党中也有所谓戴季陶主义发现。随后帝国主义由守而攻，联合主张实行反革命战争，自然而然，民党中买办土豪阶级的反动派及机会主义的右派应命而联合于假借戴季陶主义名义下，召集西山会议，开除汪精卫及共产派。随后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表现充分的左倾，第二届中央委员会，共产派虽减少，而左派势力大增。西山会议派因亦召集自己的大会于上海。不过，在这时候北京三月十八日屠杀，国民军败，民众革命运动亦受摧残；广州又有三月廿日反动派之阴谋捣乱，诬陷共产派之事；并且汪精卫也因“病”离粤。——因此，机会主义派中便有些不公开的参加上海大会，这是五月十五国民党第二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前之内部纠纷的情形，亦就是民党革命力量之消长分合的情形。

这次民党中央会议之前既有党内各派斗争这种历史关系，又有开会前反动派的捣乱造谣威胁，于是这次会议不期然而然的以全力注重于所谓“党务整理案”。开会之前，西山会议派之预留回粤地步者，纷纷都到了广州，甚至于曾经出席于西山会议又出席上海大会被选为右派中央委员之邵元冲等亦去活动。……会外空气之紧张和会议运筹帷幄之努力，都使主持民党中央者专注意于“党务”。这次会议便全被“整理党务案”所占据。左派无形之中受四围空气之压迫，虽占多数而不能进展。其中颇有愤愤不平的，有说：“向来反对共派党团作用的人，如今却自己在背后执行党团作用了！向来以捣乱秩序诬陷共派的人，如今更自己指挥造谣捣乱！难道因有共产谣言，我们中央便应当专事抑制共派以自洗刷吗？帝国主义者见着我们这种情形，真正高兴，我们算中了他们的奸计了！”

整理党务案究竟是甚么呢？蒋介石对于三月廿日事件自请处分（中央议决免议），同时，提出其整理党务案。其中重要之点即限制共派在民党各高级党部不得占委员三分之一以上；共派不得当中央各部部长；国民党党员不得加入共产党；他党加入民党者须将其原存党籍报告；推举代表邀请共产党设联席会议，请共产党将加入国民党之党员名单交民党主席保存。幷议决选举中央主席。这些议决在前两天的原提案还要复杂些，字句还要严重些，提案后经历次修改才改到现在公布的条文。可是此地报纸不得中央委员会许可，早已将草案原文公布，此等底稿，究系何人取出公布，现尚未调查明白。

这一议案的意义，其实是非常明显的，用不着多所解释；这是左右反动各派的一个很复杂的斗争。西山会议议案的精神亦可以说有部分的实现了；可是，反动派还并不因此而骤然得势。

此次会议中，亦有一件有趣的事实，可以一述。右派在国民党中仍然存在，是一件事实，本不是可以否认的。第二次代表大会是左派之胜利，担任中国国民革命勇于团结的好现象，此时右派无地自容，所以又有右派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另一个中央执行委员会之组织。全中国的国民，都知道这个右派，右派的行动和消息，京沪各地的报纸，都大书右派，加以分别，这并不是别人可以捏造的。但在这次会议中，偏有一位孙科要提出一个议决案，要禁止以后国民党有左右之分，结果遭了否决。孙科在会议中，且用口头说明，提出本报独秀的论文，指为有意挑拨，而实际独秀那一篇《国民党右派之过去现在及将来》的分析，是根据于事实，是十分正确的。所以左派与共产派俱在会议中，反驳孙科提议之无理。共产派除从理论上解释左右派的原因外，并从历史上与事实上加以说明；左派则痛责俱乐部的组织与另立一党的右派行为之荒谬。此案之结果虽被否决，但在事实上又一次证明反动派之行为的表现。

至于左派，当然受四围种种束缚，如共产谣言，军事暴动的谣言等，可是，左派与共产派的联盟很巩固，一般民众，如最近农工学商联合会议，都赞助左派政策。可见单是这一中央会议的党务一案，还不足决定民党中央的右倾。最近（廿六日）民党中央已有对时局宣言发表，大半只是偏重于该党内部解释纠纷意义的说明，中有“本届中央委员，深信此议决案，非对任何方面表示无意识之妥协，而实排除障碍，团结革命分子，与反动派等战斗”之语。所以虽然整理党务案本文之中，很明显的有机会主义之渗入，而民党革命力量之前途，还要看以后“与反动派战斗”一语之实行如何而定。中国革命的联合战线与不革命反革命的联合战线之胜负，至少在南方很和民党中央里左派及机会主义派势力之消长，有密切的关系。机会主义派是否能对于打击反动派的事不多所牵掣呢？

共产派认清革命的现时形势，要求极巩固的极澈底的革命联合战线，他们在此地对于民党中央的新议决案的态度，便以此为标准。民党中央会议中的共产系（Fraction），在开会时对于民党内部组织问题，如委员人数分配及担任部务之义务等，毫没有甚么争执；并且共产党广东区委员会亦有宣言发表，说明巩固革命的联合战线及与民党合作之意义。至于民党内部问题，共产党不加可否，正如民党对于共产党党务不应干涉相同。

总之，这次会议的结果，既有团结革命分子与反动派战斗的宣言，又非根本推翻与革命的无产阶级政党合作的政策，当然他们留给会后最重要的问题，并非民党与共产党关系变更的问题，乃是民党中央是否决然打击反动派，巩固革命战线，以实行不幸现在竟不能实行的国民党的天职——做中国民众的先锋，反抗英日吴张征服中国的战争和统治，集中全国一切革命力量以达到召集国民会议，打倒贿选国会系统的北京现政府，废除不平等条约，解放中国民族的经济政治于帝国主义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