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贤奏议/卷二十一
文成公 李珥[编辑]
司宪府论事后与同僚引避第二启[编辑]
臣等以论郑澈一事，大被尹承勋所诋斥。知人甚难，论人固不易矣。但承勋所谓“情厚则心事必同”者，此则大不然。昔者韩愈之于柳宗元，司马光之于王安石，苏轼之于章惇，语其情厚则无异兄弟，论其心事则有若燕、越。岂可以为情厚则心事必同乎？况今郑澈，是狷介寡合之士也。与沈义谦情密，不至如昔数子，而其心事则迥别。方义谦之得志也，素无党比之迹，及义谦失势之后，其所不平者，以士论过激并疑朋侪耳，岂区区为一义谦而有所云云乎？臣等虽无状，乃殿下之臣子也。天日照临，安敢曲护一澈而仰欺君父乎？近来论劾人物，例必波及朋侪。故每劾一人，举朝骚扰，殊乏忠厚安靖气象，此非盛代之所宜有也。臣等所劾，止于义谦而已。其论澈心事，虽或不同，无甚大关，少无角立之理，而议论纷纭，迄未宁息。此由臣等平日言行不能见信于人，被人轻侮故也。势难镇定，请命递臣等之职。
臣按：是年六月，宣庙特陞李珥为大司宪。掌令郑仁弘欲论劾沈义谦，李珥谓成浑曰：“今日论义谦，甚非事宜。但时辈本疑我党西，今郑又以此不合而去，则时辈必以此攻我。我去而士类尽散，则国事尤败矣。”遂黾勉同参于请罢义谦之启。后仁弘擅入义谦与郑澈诸人缔结等语，李珥以“澈与义谦虽曰情厚，气味迥然不同，本非私党”之意为启，而正言尹承勋欲论递李珥，因僚议不同引避。故李珥亦与同僚引避，此其启也。伏乞圣照。
第三启[编辑]
臣等伏见昨日玉堂箚论，则不辨是非，而只虑骚扰，故其言糊涂，主意难见，不成模样。夫被论者与发论之人，俱收并容，万无是理，如是而能底镇定者，未之闻也。大抵郑澈刚褊狭隘，不能容物，不度事理之中，而疑士论之过激，屡形于辞色。故士类亦不深究澈之心事，而诋斥过实。如使澈也虚心反己而无所怨尤，士类无泥于迹而徐察其心，则和平之福可冀，而保合之计可行矣。
今乃不然，士类之疑澈愈甚，而澈之不平尤深。加以造言生事者交构两间，使之展转阻隔，乃至于此。澈固不是，而指澈为党于义谦者，亦不得为公论矣。彼尹承勋有何识见？不过承望士类之风旨，为趋附之计耳。今虽命递承勋，士论既如此，则必将有继起者矣，两司岂有宁靖之时乎？不如命递臣等，以一士论之为愈也。以不关之事，纷纭辞避，累日不定，有同儿戏，大伤国体。此岂臣等之所欲哉？势有所不免耳。臣等惶栗羞愧，无以举颜于圣朝矣。请速命递臣等之职。
臣按：是时李珥、尹承勋之处置归于玉堂，玉堂请倂出仕。李珥谓人曰：“三司皆无公论，我不可默然。”乃为此启。玉堂复请倂递李珥，上答曰：“李珥别无所失，决不可递。”三司遂交章屡请，始从之，仍特除承勋新昌县监。盖上意于李珥渐似信向，故时辈之媢嫉愈甚，必欲使之不容于朝，可胜痛哉？伏乞圣照。
壬午陈时弊疏[编辑]
伏以无状愚臣，滥荷宠眷，位逾涯分，功无寸效。福过灾生，身婴重疾，沈绵床席，展转数月。病中窃念圣主在上，而国事日非，中夜抚枕，达朝不寐，丹心耿耿，不堪郁伊。玆乃刳肝沥血，展尽底蕴，具疏未上之际，误恩荐加，秩以贰公。惊惶闷迫，辞不获免，退检前稿，敢扣天阍。而事急不容徐步，心痛不能缓声，上批逆鳞，下乖时情，皆不暇恤。伏愿殿下少霁不测之威，而试垂察焉。
臣闻上智明于未然，制治于未乱，保邦于未危；中智觉于已然，知乱而图治，识危而图安。若夫见乱而不思治，见危而不求安，则智斯为下矣。恭惟殿下以上智之资，当复隍之运，危亡之象明若观火，中智之所叹闷，而终不见治安之策可以上副皇天祖宗付畀之责，下慰臣邻黎庶颙若之望。谓殿下不知危亡之象，则今之国势岌岌，童子亦知，宁有圣明不知之理乎？谓殿下已知也，则何恃而不出制治保邦之计乎？呜呼殆哉！呜呼殆哉！危亡之象，臣请冒斧钺之诛，试陈其略焉。世污于循俗，绩败于食志，政乱于浮议，民穷于积弊：此四者，其大目也。
世污于循俗者何谓也？世降俗末，人心渐薄，非有教化振起之，则风浇俗败，势所必至。今之世道，如水益下，习非已久，视若当然，礼义廉耻，不张久矣。循俗者无谤，异众者招讥，故大小尊卑相率而入于荒乱之境，放心为恶，无复顾忌。士子尚且先利而后义，则小民何观焉？甚至于遗君后亲，无所系念，三纲沦而九法斁者，今日之谓也。无事时已解纲常之纽，脱有缓急，则将必疾视长上之死而不救矣。土崩之势，翘足可待，此其为危亡之象一也。
绩败于食志者何谓也？设官分职，非禄其穷也，将得人才，以治天工。而今则不然，为人择官，不问才否。大官持禄，固鲜忧国之志；小官𫗦餟，尤绝奉职之念，师师非度，筋脉解弛。一有欲治官事，则群笑聚骂，指为痴儿，左牵右掣，前拘后碍，卒无所成。至于胥史之微，亦得乘机售奸，竟使失职，习已成例。由是士之稍知自守者，不欲做官，而惟慕爵贪荣及穷不能家食者，或偸时得势，或屈心抑志，乃能久于居官，故大小臣僚皆不敢有意于职务。其中彼善于此者，只能按簿书、应期会而已，驯致庶绩日败，百司皆弊。延及郡县，无邑不残，内外空虚，无以为国。此其为危亡之象二也。
政乱于浮议者，何谓也？自古为国，必有执政，三公统六卿，六卿摠庶司。贵以临贱，下以承上，尊卑有序，纲纪攸张。今则不然，廷议多岐，朝更夕变，是非之权，莫适主张，上下大小，不相管摄，朝绅千百，千百其心。所谓浮议者，不知其所自来。始微渐盛，终至于摇动庙堂，波荡台阁，则举朝靡然，莫敢相抗。浮议之权，重于太山，铦于锋刃。一触其锋，则公卿失其尊，贤俊失其名，仪、秦无所用其辩，贲、育无所施其勇，终莫知其所以然也，吁亦异矣！由是下而凌上，贱而蔑贵，人各自用，纪纲板荡，不顾义理所在，而惟观浮议之势而已。噫！政在台阁，尚云忧乱，况于政在浮议者乎？诚千古之所罕闻也。比如万斛之船，泛于溟渤，无人执柁，一任风浪。此其为危亡之象三也。
民穷于积弊者何谓也？法久弊生，古今通患，不有变通，生理必穷。况我国家屡经权奸之手，多立弊法，踵谬不改，因微至大，贻毒生民，无有纪极。而数十年来，未尝厘革，至于今日，版籍之数，田野之辟，太半减旧，而责办贡赋，反甚于前。故民穷财尽，展转流散，民益少而役愈苦，其势必至于民无孑遗，然后乃已也。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目今民生日蹙，如在水火，抚我则后，虐我则仇，岂不深可惧哉？孟子曰：“为丛驱雀者，鹯也。”今以斯民之倒悬，傥有邻邦如曹、莒者在傍，则民必襁负而归之矣。此其为危亡之象四也。
今此四象，非隐微未现之几也，有目者可睹，有口者可言，殿下宁独未知乎？汉臣梅福之言曰：“不见其形，愿察其影。”若言今日之影，则天文示变，地道不宁，水旱极备，疠疫连年，草木山川、昆虫鸟兽，百怪竞出，式月斯兴，此是何影乎？呜呼！殿下为一国之主，则一国之不治，将责之谁乎？古之论为治者，必以格致诚正为本，今为老儒陈言，孰不以为迂且远哉？虽然，欲舍格致诚正而求治国者，终无是理。何则？不格致则智不烛理，不诚正则心不循理，不烛理则无以辨邪正是非之分，不循理则无以施任贤安民之术。自古人君虽甚无道，岂有欲亡其国者乎？惟其智不明也，故以乱为治，以奸为忠；惟其心不正也，故见贤而惮其守道，遇佞而悦其媚己。此所以覆辙相寻，而终莫之悟者也。
今殿下天资睿圣，寡欲清修，恭俭礼下，无少过失。而临御十六年，治道不昇，乃有危亡之象如前所陈，则岂非格致诚正之功，有所未尽而然乎？呜呼！殿下其以今日国势为可以拱手垂衣，终得保存乎？抑欲匡救，而未知其策乎？抑有其志，而不得其臣，难于作事乎？抑欲付之天运，任其兴亡，而不容人力乎？自古欲治而不能者有二焉：多欲之君自奉甚广，宫室之盛，声色之娱，驰骋弋猎之乐，不能自抑，故民不能堪而乱作者，一也。柔弱之君授柄权奸，政不己出，寄生于上，左右耳目，皆非腹心，稍欲有为，便被钳制者，二也。今殿下既无多欲之累，又无权奸之患，欲王而王，欲霸而霸，在殿下度内耳，谁禁而莫之治乎？窃料危亡四象皆系于殿下，而革弊兴治亦在于殿下，不为也，非不能也。何以言之？殿下好善虽至，而信道不笃，闻人有忠孝清白一节之行，则叹赏不置；闻人有以道学自任，则或疑其伪。夫道学者必具善行，行善者未必知道，岂可重一节而轻道学乎？惟殿下重道崇儒之诚未至，故发号举错之间，喜循俗而恶异常。直节之士疑其矫激，缄默之臣比于醇厚，古道之说斥以大言。由是流俗之士向风草偃，咸曰：“吾王不悦道学。”为善者沮，为恶者肆，稍自修饰，则目以钓名；同流合污，则许以任真。教化陵夷，彝伦丧败，此所以世污于循俗者也。
殿下爱士之意，固出于诚。而惟是好胜之私未克，求治之志不立，故眷恋印绶者，顺而承宠；难进易退者，逆而忤旨。至于进贤，则不论用舍，而只以爵禄为羁靮；待士，则不辨贤否，而只以崇卑分轻重。故欲行其道者，愿忠而不可得，彷徨踯躅，终至于必退；欲食其禄者，虽毁瓦画墁，必以久次，终至大官。夫爵禄者，所以砺世磨钝而命德之器也。若使欲得者皆进，不求者皆退，则天工之旷何足怪哉？此所以绩败于食志者也。
自古明王谊辟不能独治，必得贤者而共国。故大哉之尧，犹以不得舜为己忧；君哉之舜，犹以不得禹、皋陶为己忧。人君任臣，天地之道也。顾所任有邪正而治乱安危系焉。是故任君子，则政治而安；任小人，则政擅而危；君子小人都无所任，则政散而乱，此必然之势也。今以殿下之明圣，小人固不得肆其奸矣。至于君子，亦未深信而任之不专，故君子亦不能行其志，是君子小人皆无所用也。由是国柄无寄而朝纲涣散，有如第宅无主，路人争入，发言盈庭，具曰予圣，各以私见驰骋而横议。至于牛童、马卒、乳臭小儿，皆欲预论朝政之是非，故朝廷不严，国势不尊，此所以政乱于浮议者也。
自古继世之君善于守成者有二焉：继治世则遵其法而治焉，继乱世则革其弊而治焉。其事虽异，其道则同也。故真西山曰：“当持守而持守，固继述也；当变通而变通，亦继述也。”此真不易之定论也。今殿下承积弊之馀，宜讲更张之策，而每以改纪为难，故变通之说，略不采纳。譬如旧室材朽，朝暮将颓，而不易一椽，不改一柱，坐待复压。是何理欤？虽旧章成宪，时移事变，则或有势难遵行者。故国初用《经济六典》，而光庙创成《经国大典》，成庙以后，续录多端，此岂好为纷更乎？权时适宜之策，不得不尔。今者非但胶守旧章，而虽误规出于一时，行之既久，则认为成宪，遵守益虔，毒遍寰宇，而莫之恤。斯民何罪，值圣明之君，而终不得脱涂炭之苦乎？昔者诸葛亮曰：“不伐贼，王业必亡，惟坐而待亡，孰与伐之？”臣亦曰：“不更张，邦国必亡，惟坐而待亡，孰与更张？”更张而善，则社稷之福也，更张而不善，亦非促亡，只与不更而亡者一般耳。殿下虽有爱民之心，而不施安民之政，徒善无法，民不见德，此所以民穷于积弊者也。
呜呼！我太祖康献大王肇受天命，太宗恭定大王赞成大业，世宗庄宪大王巩固弘基，列圣相承，至于殿下。祖宗在天之灵，于昭陟降，其有望于殿下者，岂不深且远哉？今者民散兵销，仓廪匮竭，恩不下究，信义扫地。脱有外侮侵犯边陲，顽民弄兵潢池，则无兵可御，无粟可食，无信义可以维持，未知于此殿下将何以应之耶？今闻诏使将来，西民已无支撑之计。今以殿下之恪慎，尚不能保国，傥使继于后者稍不谨度，则其亡必亟矣。不及今日为贻厥燕翼之谋，则是殿下上负祖宗，下弃子孙矣。殿下若于乙夜燕闲之际，念及于此，则能无惕然警省者乎？呜呼！非常之绩，不可以常调幸而成也。今将回乱为治，转危为安，一新世道，迓续天命，功光祖宗，业垂后裔，则此固非常伟烈。必树立大志，奋庸煕载，一有所事，尽其才诚，然后庶可有成矣。今者上下束手，恬嬉姑息，则不进而退者，固其理也。窃覵廷臣气象萎薾，贤者只欲持身寡过而已，不贤者汲引侪辈，托公营私。在职之人，皆无固志，少有人言，引病避事，朝迁暮除，不成模样，其于治乱安危，漠然不入于心。言及经国远猷，则贤者嚬眉，犹忧上意之难回；其次诿之天命，以为无可奈何；若不贤者，则直加非笑，以为愚妄。由是庙堂绝建白之议，六部守文墨之规，台谏毛举细故，摘人旧恶，以为日课，侍臣寻章抉句，闲言漫语，以拟启沃。未尝闻有一人忧深思远，提挈纲领，直言极谏者。此无他，殿下不以有为之志昭示群下，故廷臣疑殿下恶闻逆耳，而不尽其忠也。噫！自古人臣之献忠者，先事而言，则必不见信；事至而言，则欲救无及，此所以死病无良医者也。今日之象，非先事之言也。剥床不已，必至于肤；引绳不止，必至于绝。岂可以目前之幸免，遂以为终得无事也哉？今殿下无意于救时，则虽皋陶、稷、契布列左右，亦无益也，臣可缄口矣。如欲救时，岂可寥寥无策乎？呜呼！殿下诚能一朝慨然发愤，大振勇猛之志，必以“旋转乾坤，昭洗宇宙，光祖宗，裕后昆”为期。而笃信大道，终始典学，居敬穷理两进其功，动静云为一循天则。以一身立表准于上，使一国臣民咸睹圣心重道崇儒，申明教化，快若云雾尽销，大阳中天，则污世浊俗宁无于变之势乎？如是而至诚侧席，旁招俊乂，明明扬侧陋，惟贤惟才不问其类，用人只观人器相当而已，勿拘常格，各使称职，则食志之患非所虑也。其于贤者，察之审，择之精，知之深，信之笃，而委任责成，勿贰勿间。使之举其所知，分掌百职，各兴事功，考绩课劳，黜陟公明，则清论有主而国势尊严，悠悠之辈亦皆俯首听位，各守其分矣。浮议安得以乱政乎？人君临政，每患无人，此亦不然。若三代君臣，则固无议为。如汉武帝，非贤君也。当其好大喜功之际，材略之士宣力于外，东恢西拓，惟意所欲。及其末年，悔过敛迹，养民保境，则又有任土之臣，运智制器，便耕利民。若使武帝求踵哲王，则安知无道学之士出而应命乎？世未尝无人，只患人君求治不诚，不能收用耳。今日人物眇然，殿下俯视一世，固叹无可用之才。虽然，殿下若诚心望治，用当其才，则岂不做一时之事业乎？若积弊之可祛者，则今难枚举。愚臣之每达于经席者，是改贡案、省吏员、久任监司三者耳。
所谓“改贡案”者。列邑土地人民大小不同，或至悬绝，而贡役之定无甚差等，苦歇不均，而多非土产百物皆办，而分纳各司，刁蹬之弊害归于民，胥吏弋利而公用不加焉。且近来税轻有如貉道，一岁之入不能支出，每以宿储补用，二百年积累之国，今无二年之食，国非其国，岂不寒心？今欲加赋，则民力已竭，坐守前规，则不久必磬，此非难见者也。臣意若改贡案，付之能手，善于规画，只以土产均敷平定，使一邑所纳不过二三司，则元入之数别无所减，而民费则可除十之九矣。如是宽舒民力，慰悦民情，然后量宜加税，则国用可以渐裕矣。欲改贡案者，非独为民，实为经费也。
所谓“省吏员”者。设邑置宰，只为牧民，而今者邑伙民少，多拥虚器，吏民之困日甚一日，除拜之际亦难择人，而时议方以沿革为难。故所谓救弊者，不过除衙眷而已。四方蹙蹙，苏残无日，则终至于环八道而作旷夫矣，此是何等法制乎？此弊则殿下固尝留意而屡言矣，何故畏难而莫之施乎？今若择数三残邑之接壤者，合而为一，则此非惊世骇俗之举，而民役可减三分之一，慎简守令，亦易于前矣。
所谓“久任监司”者。监司为一道之主，久于其职，与民相信，然后王化宣焉，号令行焉，平日可以成政，缓急可以应变。今则不然，监司只任一期，而不以家眷自随。故人皆厌苦，受命之日，已有谢病之计，苟淹数月，无意察任，而终以疾免。故一道常若无主，政无所寄，民不被化。其中乃心王室者，虽欲整理政化，而期月易满，不能有成。故监司有无，民不管他，监司之设，岂端使然哉？今若于诸道择巨邑设营，使监司率眷，兼为邑宰，久于其位，如两界之例。而别简朝臣之心存经济，可以牧民驭众者，往钦厥职，责以成效，入则俾参朝政，无重内轻外之弊。则四境之民可蒙实惠，而《硕鼠》之歌不作于邑里矣。岂非安民之至计乎？
《康诰》曰：“如保赤子。”古之圣王，保民如赤子。故饥则思所以食之，寒则思所以衣之，劳则思所以逸之。此夏禹所以一饭十起，文王所以日中不食者也。今殿下诚能爱民如赤子，则颠连沟壑之民，岂不起圣衷之恻念乎？汉臣刘陶曰：“天灾不有痛于肌肤，震蚀不即损于圣体，故蔑三光之谬，轻上天之怒。”今者上天之震怒极矣，下民之生理竭矣。而殿下视之恬然，无所猷为者，无乃近于刘陶之说乎？呜呼！皇天祖宗之意，欲殿下治乎？不治乎？殿下每欲以因循为国。如使因循而可治，则殿下之因循，已逾一纪，非不久矣，何故国事益乱而危乎？以殿下之明智，于此不思改弦易辙之为当务，则岂非天耶？岂非命耶？大厦之倾，非朽木可支。如臣空疏蹇劣者，乃敢仰首哀鸣，则其情诚可悲，而其愚诚不自量矣。然一生受恩，糜粉难酬，知而不言，罪不容诛。
每伏惟念殿下以英睿之质、清粹之德，不能推广仁心，施于有政。故将与古昔荒嬉无度之主，危乱同归于一辙，此臣所以夙夜闷惜，腐心痛骨者也。殿下如以臣言为不妄，则深思舒究，询及大臣，少加采用，区区至愿也。殿下用臣之策，得人授政，顿纲振纪，更张宿弊，勿为流俗所沮，勿为浮议所动。如是者三年，而世道不新，庶绩不煕，朝廷不靖，百姓不安，则请治臣以诬罔之罪，以为妖言者之戒，不胜幸甚。臣无任慷慨激切之至。谨昧死以闻。
臣按：李珥既递大司宪，又即以特旨陞拜户曹判书。至壬午秋，又特拜右赞成，遂上此封事，极陈时弊。其大目有四：一，世污于循俗；二，绩败于食志；三，政乱于浮议；四，民穷于积弊。盖李珥前后进言出于至诚，宣庙始虽以更张变通为难，至是眷任颇隆，欲委以国政，故李珥亦更申前说，极其缕缕。上批曰：“观卿上疏，具见忠恳。非不欲策励有为，而眇眇寡躬，才识不逮，以至于今，事与心违。予亦窃叹，当更加警省留念焉。”仍赐酒。时上适赐对群臣于思政殿，命以其疏遍示之，曰：“右赞成自前每请更张，予则以为重难，诸议何如？”掌令洪可臣以李珥言为当今急务，上亟然之。翌日副提学柳成龙上箚论更张之非，其议遂格。后李珥与成龙同入榻前，请豫养十万兵，以备缓急，成龙又塞之。李珥出谓成龙曰：“俗儒不达时宜，君亦有是言耶？”及壬辰之乱，成龙坐朝堂，叹曰“李文靖真圣人也。且其前后章箚中筹策，到今皆凿凿先见，真不可及之才”云。噫！成龙于李珥在时，既沮挠其言，使不得行。后虽叹服，尚何及哉？伏乞圣照。
癸未六条启[编辑]
我朝升平已久，恬嬉日甚，内外空虚，兵食俱乏，小丑犯边，举国惊动。傥有大寇侵轶，则虽智者无以为计。古语有之：“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今之国事，无一可恃，敌至必败，言念及此，心寒胆破。况今庆源之寇，非一二年可定。若不一振兵威，荡覆巢穴，则六镇终无宁靖之期。今不汲汲图治蓄力，以为后计，而因循牵补，则岂特一隅之贼为可虞哉？窃恐意外之患有不可胜言者。臣本腐儒，滥忝兵官，夙夜焦思，敢献一得，而只陈梗槪，其间曲折则必须面对细达矣。其目则一曰任贤能，二曰养军民，三曰足财用，四曰固藩屏，五曰备战马，六曰明教化。
○所谓“任贤能”者。为国有要，君拱于上，不劳而治者，由贤者在位，能者任职，各效其诚与才故也。今之授官，固皆择人，而朝拜暮迁，席不暇煖，虽欲察任，其道无由。虽以周、召、伊、傅之贤且才，若今日授司徒，明日除司寇，则必不能成绩，只奔走劳苦而已，况非贤才乎？今玆数易有二道焉：一曰呈病，二曰避嫌。
欲矫呈病之弊，则下教群臣务实而不循俗，非实病则不呈辞，间有托疾者，则随现规治。必病满一旬，然后始呈辞；初度满一旬，然后始许再呈；再度满一旬，然后始许三呈。若一司一员呈辞，则它员不得并呈，如有疾病，不得已并呈，则必一司佥议入启，然后始呈，如是则可矫呈病之弊。
欲矫避嫌之弊，则凡台谏除人物不合者外，宜不以避嫌递差。祖宗朝台谏虽被推不递，司宪府推考，则下司谏院云。人非尧、舜，岂能每事尽善？今之大官被推行公者，别无伤于廉耻，而独于台谏必责以圣贤，毫发锱铢之失，必至于递。耳目数易，公论靡定，固非为国之体，而因此迁移它官，亦至数递，庶绩之败职此之由。臣意请考故事，复台谏被推不递之规，然后可矫避嫌之弊矣。但数易而失其任，与久任而非其人，同归于不治。自今大小之官不拘常规，广收贤才，务在人器相当，而若大官之除，必询问大臣而择差，苟得其人而信任之，则毋使浮言摇动，然后庶有任贤使能之实矣。
○所谓“养军民”者。养兵以养民为本，不养民而能养兵者，自古及今，未之闻也。夫差之兵，无敌于天下，而卒偾其国者，由不养民故也。今之民力已竭，四方蹙蹙，目今有大敌，则虽使诸葛坐谋，韩、白领众，亦无如之何矣。何者？无兵可调，无粟可食，虽智者岂能为无面之不托乎？此由诸色军士苦歇不均，歇者稍保，而苦者必逃，逃则侵毒一族，展转蔓祸，甚至于一村皆空故也。臣意别择贤能设局，委以军籍，推移苦歇，式均其役，而军士逃亡过三年者，则更括闲丁以充其代，必使诸色军士皆得支保，而无侵征一族之患，则可纾军民之力。其它休养生息之规，则设局之后，任事者可以讲究矣。至于训炼之术，则亦待养民，然后可议也。
○所谓“足财用”者。足兵以足食为本，百万之兵一朝可散者，由无食故也。今之国储不支一年，真所谓“国非其国”者也。上下昭见此患，而只诿之无可奈何，不思生财之道，傥有大贼自南自北冲突而入，则以何物为军粮乎？国储之日缩有三焉：一曰入寡出多，二曰貉道收税，三曰祭祀烦黩。
入寡出多云者。祖宗朝税入甚多，而费用不广，故一年必有赢馀，如是积年，至于红腐，势固然矣。今者一年之入，不能支一年之出，而权设日滋，冗官太多，每以宿储供经费，二百年积累之国无一年之蓄者，诚可痛心。臣意量入为出，尽革不急之官、无益之费，而典守之官严明规画，不被偸窃，然后庶不至磬竭矣。
貉道收税云者。古者什一而税，公用不乏，而民亦无怨。祖宗朝以九等收税，设法非不详密，而行之既久，吏怠民顽，每以给灾为要誉之资。今则下之下为上之上，而一国之田不给灾者无几，国用安得而不匮哉？势至于此，虽守令之贤者，不敢不给灾者，以民生日困，徭役多端。若不解倒悬，而只以不给灾为不负国，则赤子尤不能支，仁人君子岂能忍之乎？为今之计，莫如改定贡案，使田役减其十分之七八，然后可量宜加税，以裕国用也，不然则公私终无足用之时矣。
祭祀烦黩云者。古之圣帝明王，孰非大孝？而祭祀以不黩为贵，宗庙不过月祭而无原庙。自汉以下，始设原庙，已非古制，展转承讹，至于日祭，则其黩甚矣。国家于宗庙、各陵，行朔望祭；于文昭、延恩殿，行三时祭。此固出于祖宗追远之诚孝，而比于唐、虞、三代圣王之制，则难避烦乱之戒矣。祭祀主于诚洁，而文昭、延恩两殿，日上三祭。故主者心怠，狃于寻常，馔物器皿，熟设不精，洗拭不净，不诚不洁，神必不顾，帝王之孝岂在于此？古者年凶，则量减祀典，况今举国无储，非止年凶而已，岂无通变之道乎？臣意惟宗庙依前祭以朔望，而各陵则只祭以四名日，文昭、延恩殿则只行日祭，而废二时之祀。夫如是而斋心洁馔，极其诚虔，则于帝王之孝少无所损，反为有光，祭需之费可减三之一焉，祖宗之灵于圣上恢业拓基之诚孝，有所感动而益享苾芬之祀矣。
○所谓“固藩屏”者。京师是腹心，而四方是藩屏也。藩屏完固，然后腹心有所恃而安。今之四方郡邑，无不残弊，而监司数易，民不知道主之为何人。设使暴寇出于不意，风驰电击，则监司虽欲仓卒节制，民不相信，令不素行，安能有所为乎？此必败之道也。臣意请合残弊小邑为一，以纾民力，选择监司而久任之，使以恩威著于一道，而民素信服，则平时可以休养，缓急可以御侮，藩屏既固，则国家有磐石之势矣。或以监司之权太重为疑，此则不然。中朝之任监司，莫不率眷，而久任者或十馀年，未闻以此虞其权重也。况今两界之任不过二十四朔，他道不过仿此而已。二年之间，宁有自制一道，不从朝命者乎？既择其人，则权重之患非所虑也。
○所谓“备战马”者。今之国中战马最贵，傥有调发军马之事，则只用步卒而已。彼骑我步，何以相敌？今之岛马有籍而无其实，岁损月耗，假使不至故失，散处诸岛，无异野兽，缓急无以为用。臣意京外武士善骑射者，试其才，取其优等者，使往牧场，本道都事及本邑监牧官同监。使武士就场中，自择牡马之可合战用者，以入格之次分给，而录其禾毛色、大小高低尺寸之数为三籍，一上于兵曹，一送于司仆寺，一留于本官，使之善饲自骑。每年终，京则司仆寺，外则本邑，察其肥瘠，以行赏罚。若马毙则告官检马尸，若死于五年之内，则量征其价，若死于五年之外，则不征其价，临事变则按籍收取，以为战马，若其人从军，则许令自骑。如是则岛马不积于无用，而临战有马矣。至如广贸唐马、胡马，亦以此法分授武士，则业武者不患无马，而国有缓急之资矣。
○所谓“明教化”者。传有之：“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孟子曰：“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假使足食足兵，苟无仁义，则宁有维持之势乎？今之风俗薄恶义理都丧者，固出于饥寒切身，不顾廉耻，而亦由教化不明，无以振起纲、维故也。吴起，一将之雄耳。其言尚曰：“绥之以道，理之以义，动之以礼，抚之以仁。此四德者，修之则兴，废之则衰。”又曰：“凡制国治军，必教之以礼，励之以义，使有耻也。夫人有耻，在大足以战，在小足以守矣。”吴起犹有此说，况今圣王为国，岂不念教化之为先务哉？蚩蚩之氓一朝不可遽教，当自教胄子始。臣意太学及四学之官，先择其人，使教士子，而外方郡邑之校官，虽不能尽得其人，亦宜别为规画以兴起儒风，渐及于氓俗，不宜置之无可奈何之地而已也。
臣按：李珥以壬午十二月拜兵曹判书，翌年二月，陈时务六条，即此启也。其所论，大抵申前变通弊法之意。伏乞圣照。
陈时事疏[编辑]
伏以兴亡有渐，治乱有几，先事而言，则多不见信；事至而言，则欲救无及。臣读前史，每于张九龄、成忠之说，未尝不掩卷深吁，不能为怀也。呜呼！义慈之昏庸，固不足道。玄宗之明智，亦昧先见，不用之悔，曲江之祭，何补于乱亡也哉？自古乱亡之国，或以淫虐暴绝天命，或以积衰委靡不振，臧、谷虽殊，其亡羊则一也。然淫虐之病，猝发于一时，若贤君代之，则可以按古而易于复兴，积衰之证，酝酿于累叶，虽哲王受之，倍用其功，而难于振起。我国家积德累仁，根本固深，而百有年来，俊乂不售其才，疵政日加于民。自燕山颠覆典刑之后，无人厘正，朝廷与百姓相忘者，厥惟久矣。嗷嗷赤子，常在水火之中，吁呼无闻，虽无外寇，其势固已岌岌矣。况今北胡启衅，兵连祸结，欲援则国少控弦，欲饷则仓无宿储，缓之则慢弛不集，急之则溃散为盗。乱亡之象昭在目前，此非先事之言也，无乃近于欲救无及者乎？呜呼殆哉！呜呼殆哉！虽然，岂可付之无可奈何，而束手待亡乎？
窃惟天下之事有本有末。先治其本者，似迂而有成；只事其末者，似切而反害。以今日之事言之，和朝廷而革弊政者，其本也；调兵食而固防备者，其末也。末固可举，而本当尤先。昔者邹、鲁之哄，邹民疾视长上之死而不救，穆公问于孟子，孟子不告以严肃军令，而乃劝行仁。夫仁政，非一朝所可猝办也。两阵相当，矢石方交，虽欲行仁，势无及已，以常情言之，孰不笑其迂且远哉？然既无教养之素，遽加弃民之刑，则必败之道也。宁退而修政，以为后图，孟子循本之论，岂云迂哉？今之事势实类于此，殿下其亦反本而思之乎？
所谓“和朝廷而革弊政”者，何谓也？自古为治之君，必先正心，以正朝廷。朝廷既正，士类协和，然后形和气和，而天地之和应之矣。今者朝廷之不和，灾沴之荐臻，谁任其咎？无乃殿下正心、诚意之学，有所未至，而用舍举错之令，未得其当欤？伏愿反躬省念，无拘近小，必以追踵圣王为志焉。此在圣明典学力行之如何，今不敢喋喋累陈焉。
若今朝廷，则殿下以为何如耶？自东西分类之后，形色既立，往往未免以同异为好恶，而造言生事者，交构不已。搢绅之主论者，多是东人，所见不能无偏，而其流之弊，或至于不问贤愚才否，而惟以分辨东西为务，非东者抑之，斥西者扬之，以此定为时论。于是士类之初进轻锐者，知发身之路在于攻西，故争起附会，伤人才，坏士习，而莫之禁遏。呜呼！“东西”二字，本出于闾巷之俚语。臣尝笑其无稽，岂意式至今日，为患滋甚乎？观人之道，只分邪正而已，何东西之足辨乎？如臣初非得罪于士类者也。只欲调剂两间，共为国事，而士类之不知者，误指为扶西抑东。一被指玷，渐成疑阻，百谤随起，终至于馆学之儒，亦或轻侮。揆臣分义，固当乞退，杜门省愆，而贪恋恩宠，迄未决去。且念士类固过，而多出于识见之差，非必挟私误事也。一朝觉悟，则其间尽有可用之才，而间有一二人知臣本心，故黾勉迟回，必欲偕之同寅协恭之域。嗟呼！鸟兽不可与同群，臣舍士类，将谁与集事乎？臣之用意甚艰，而情理可悲矣。臣今竭言，固知益忤于时论。而展尽底蕴如此者，殿下略见形象，未究实状，而近日献言者，或有斥朝绅以偏党者。若殿下未能洞烛，遂疑臣邻尽为朋党，则恐为士林无穷之累。必须明辨而极言之，且陈救弊之策，然后士林得安，而公论得行矣。
自古小人固有朋党，而君子亦引同类。若不问邪正，而惟党是恶，则无乃同心同德之士，亦不得见容于朝耶？是故自古朋党之弊，只为搢绅之疵，而恶朋党而欲去之者，未有不至于亡人之国者也。东京党锢之变，白马清流之祸，可不深戒乎？今之搢绅，岂无一二偏党之习？不可因此而举疑群臣也。呜呼！上下未孚，搢绅不睦，国是靡定，浮议横流，如此而欲望戡乱制治者，未之前闻。圣明在上，虽无士林之祸，安知后日不测之变，实萌于今日乎？南衮、沈贞宁有种乎？今者一任士类之所为，固不可也，若以士类为非而攻之，则尤不可也。伏望殿下广召大臣台侍，赐对榻前，明谕圣旨，俾改分辨东西之习，陟罚臧否，一循公道，消融荡涤，镇定调和。而如有执迷不悟者，则裁抑之，怀私强辨者，则斥远之，必使人心所同然之公是公非得为一时之公论，士林幸甚。臣发此言，岂敢自以为是哉？惟殿下裁自宸衷，询及庙堂，臣言若是，则即命施行，如以为非，则即加罢斥，使国是归一，而无是非糢糊之失，则其幸尤大矣。如是而推诚接下，从谏改过，圣心既正，朝廷既和，则可议得人而革弊矣。
夫得人之说，固是老儒常谈，而揆以实事，更无他策。孔子所谓“为政在人”者，岂欺我哉？虽然，才不借于异代，在于任用之如何耳。百里奚居虞而虞亡，子思居鲁而鲁削，有贤而不用，则与无贤何异哉？今之议者，托于得人之难，每遏变通之论。若必得人如古昔圣贤，然后乃可保邦，而不得圣贤，宁任危亡云尔，则得人之说反为痼病，天下之不丧其邦者几希矣。汉高之萧何，唐宗之魏徵，宋祖之赵普，此岂伊、傅、吕、葛之徒乎？不过取其一时之尤者耳。如使三帝置三人而不用，必待伊、傅、吕、葛，然后始欲为国，则伊、傅、吕、葛卒不可得，而四百之业，贞观之治，天下之定，无与共创者矣。今之人物视汉、唐，犹且眇然，况求三代之士乎？如欲取一时之尤者，则代岂乏人乎？在殿下委任与否耳。洪惟我世宗大王，是东方圣主也。用人由己，立法图治，垂裕后昆，永建鸿基。而其用人之规，则惟贤惟才，不问其类，任用既专，谗间罔入。南智出自门荫，而以黑头拜三公，金宗瑞显被物论，而以独见开六镇。超迁不日者，意谓当至卿相，而位称其才，则终身不改。久任累年者，意谓官止于此，而一朝陞擢，则不限阶级。此真古昔圣帝明王任贤使能之一揆也，岂特世庙为然哉？祖宗率由成宪，虽设科举，而人才之不由科举者，多致卿相。当时不以为怪，后世称为美事，未闻锢门荫以限职者也。门荫尚不可锢，况守道尚志之士不屑科举者，宁可后于决科之士乎？顷年殿下命复祖宗用人之法，使未出身者得为宪官，其选必取时望，故风采多有可观者，清议甚惬，而俗见疑之。殿下不意还下循俗之命，使祖宗良法美意既行而还废，未知殿下何为而轻变祖宗之法，反循流俗之见耶？士类失望，人才不进，自此伊始，言之岂但太息而已哉？
近日奇大鼎之说，有以激恼圣衷而然耶？夫廷臣曾以神德当祔之说，仰叫丹陛者，不为不久。自度决不能回天，然后迁就于建阁设官之说，出于事势之不得已耳，非其本心也。廷议既然，则安得以一人之言辄变前说乎？大鼎若不能以己见回众论，又不肯以众见屈己意，则当初宜引疾不出，使无纷扰之弊，而乃敢挺身独断，欲使举朝从己，其亦不自量己。及其并出之后，既不许独启，又不能改图，则谢病之外更无他计，此则事势之当然者也，谓之木强执滞则可也，若指为诡谲，则实非其情。玉堂之分疏，似不明莹，而殿下之过疑，亦未深烛也，岂可因此一事，遽置而不用，亦可因此一人，尽废一时之人才乎？因噎废食，见刖废屦，古今之通戒也，殿下其未之思乎？呜呼！希世规进，衒玉求售，决得失于一夫之目，以为干禄之资者，殿下之所贵也。恬静自守，韫椟待价，不以禄位为荣，而必欲不失其义者，殿下之所贱也。如使伊尹、傅说、吕尚、诸葛亮之徒，复作于今日，则未知出于前所称者乎？出于后所称者乎？死马见买，而得千里之驹，郭隗为师，而致国士之趋，好善之效，捷于影响。方今国势板荡，气象愁惨，虽得旷世之贤才，亦恐不能扶持。而殿下乃与恬常守故之臣循例讲论，不革一弊，不出一奇，而轻视一时之士，使之望望而去。如是而欲望坐靖边尘，抚安生民，无乃近于却步而图前乎？伏望殿下亟回前见，复遵旧宪，使日月之蚀仰见旋复，而侧席求贤，致诚尽礼，未至者期于必致，已至者期于必用，国家幸甚。今日上下皆以庆源为忧，必欲得人，再三抡择，其计至矣。若一国之危无异庆源，则未闻深思远虑。而朝廷大官及台侍之职，则不见难慎，塞员塡阙，朝除暮拜，席不暇暖，玩愒度日，百度皆弛，岂庆源重于一国，而边将重于六卿台侍乎？何不以忧庆源者忧国家乎？虞舜之帝也，不过命九官而已；晋悼之霸也，不过选六卿而已。若使九官数易，六卿频迁，则虽以虞舜之圣、晋悼之贤，终莫与成厥功矣。伏望殿下与大臣讲求久任台谏之策，而至于官人之际，亦必畴咨煕载，务使人器相称，委任责成，勿贰勿间，期于底绩，此尤幸之大者矣。
若革弊政，则愚臣从前所恳，在于改贡案，改军籍，幷省州县，久任监司四条耳。改军籍，虽蒙允许，而臣不敢始事者，臣之初意：军卒之设本为防御，故欲减军卒进贡之役，移于田结，使得闲居养力，专意训炼，以备缓急。而既命不改贡案，则虽改军籍，养兵之策，必不见效。古语有之：“利不什则不改旧。”若只有更张之虚名，而不获变通之实利，则宁仍旧而已。呜呼！不改贡案，则民力终不可纾，国用终不可裕。目今边患渐棘，宁息无期，所急者兵，所乏者食，加赋则民困尤甚，不加则国储必竭。况别造军器，加设禁军等事，皆出于不得已，而经费之外调度甚广，未知出何异策而可补经用乎？
至于幷省州县，则本出于睿思，而施行不难，利害较然。殿下每以沿革为重事，古之沿革，非必大段变通也。或分或合，代不绝书，此岂重难之举乎？小邑残民困于繁役，若一朝幷数邑为一，则斯民之懽欣，如解倒悬矣。今以一事可见其验，黄州判官之革也，吏民蹈舞相贺，二邑为一，亦与革判官一也，不难知矣。斯民憔悴讫可少康，殿下何不一施惠泽乎？
若久任监司，则臣于前日已尽仰达。而尤所汲汲者，兵营之设于巨邑，使兵使兼宰者，最为今日苏复军卒之良策。而先须久任监司，然后始令兵使率眷，故臣之切望在此，岂是愚臣一身之计哉？当今之策，归重于备边，故今日纠摘列邑之奸吏，明日调发二道之僧军，命抄豪右矣，募加禁军矣，广取武士矣，此皆枝叶之谋，非根本之计也。
呜呼！灾害幷至，式日斯兴，人情惊惧，罔保朝夕。而朝廷之所施措，了无一事可以仰答天谴，消弭祸萌，慰悦民心，巩固邦本者，徒使中外嚣然，讹言四腾。臣虽竭诚仰渎，非一非再，而殿下难于更化，至今迟疑驯致。民力益尽，国计益磬，边衅益深，而不堪涂炭之民，起为盗贼，遍于四境，则虽有王佐之才，亦无弘济之术矣。至此而始悔不用臣言，何嗟及矣？今之时势，譬如久病之人元气澌败，动辄生病。治冷则热作，治热则冷发，虽曰外邪可防，先须补养元气，元气既复，根本既固，然后治邪之药可以有效。若不顾元气，只服攻击之剂，则不久而命尽矣。今臣之必请变通者，是补元气之剂也；其请调兵运粮，而不顾变通者，是只事攻击之剂也。议者或以骚扰为忧，而不欲变通，此大不然。改贡案，改军籍，省州县等事，皆自朝廷商确勘定而已，民无升米尺布之费，何与于民而有骚扰之患哉？若量田，则不能无少挠于民，故必待丰年，乃可举行。贡案之改，必后于量田云者，此亦不然。贡案固当以田结多寡均定矣，量田之后田结增减，岂至于大相悬绝乎？先改贡案，随后量田，亦何害哉？田结虽有盈缩之少差，岂如今之贡案，不问田结多寡，而率意误定者乎？
大抵俗情，乐因循而惮改作，自无意智，度人皆然。故虽见危亡之象，罔念扶持之术，反以有为为骚扰，无谋为镇静，有如禁人服药，藏痾待死。此固具臣之常态，不足深责，只恨殿下之明圣，难于奋庸，坐视必亡，而莫之改图耳。若殿下悉用臣策，坚持不变，既行三年，而民生不安，国用不足，养兵不如意，则虽加臣以斧钺之诛，臣实甘心矣。伏愿殿下勿以人废言，更加熟虑焉。
所谓“调兵食而固防备”者，虽是事为之末，而亦不可弛缓不举也。发民为兵，屯田积谷，庙谟已施，其成败利钝，不可预料。傥使庆源小丑终不悔祸，而他镇藩胡乘时扇乱，则咸镜一道之力，决不能支撑矣。今欲发送援兵，则不教之民势难驱迫；输运馈饷，则二千之程势难聚粮。于此拘守常规，则偾事在于俄顷矣。臣之愚计，前者既发而复止，到今尤无他策。若用臣言，募庶孽及公私贱有武才者，使自备糇粮，入防于南、北道，北道以一期为限，南道以二十朔为限，使应募者众，而兵曹试才而遣之。庶孽则许通仕路，贱隶则得免为良，私贱则必本主呈单子于兵曹，然后乃许试才，使无叛主之奴，其代则从自愿择给。如无武才者，则使之纳粟于南、北道，以远近定其多寡之数，而许通从良，亦如武士焉，则兵食稍可以备御矣。昔者李施爱之乱，贱人输运军器者，皆得从良，庶孽从军者，得赴科举，此是世祖大王权时已行之规也。臣固知此策必不合于时议，而此外更无良筹，故不得不更渎也。伏望殿下深思熟计，断而行之也。
噫！匪茹之乱作于无备，胜败安危决于呼吸，而议者犹欲从容谈笑，徐考前规，加之以众论纷兴折衷无期，若待廷议之定，则边城已破矣。“谋夫孔多，是用不集”者，此之谓也。呜呼！无状愚臣，遭遇圣明，仰恃恩眷，无少隐讳，狂言妄语，前后累陈，疏谋谬策，十不一施，孤踪只影，踽踽栖栖。主忧臣辱，昼嗟夜唏，发白心烂，徒劳无益。陈力就列，不能者止，义当奉身，退守愚分，而披肝沥血，至今悲号而不知自止者，诚以受国厚恩，糜粉难酬。明观积薪之燃，敢怀顾身之念？臣不更言，臣有厥咎。伏望圣明怜察采纳焉。臣无任慷慨忧闷之至。谨昧死以闻。
臣按：此疏在癸未四月。是时上专眷李珥，几于举国以听。李珥感不世之遇，以鞠躬尽瘁为心，复上封事，极论时弊。批曰：“予偶阅卿年前上疏，而卿疏适来，前后眷眷，识卿不忘庸君之孤忠也。贡案事，廷议不一，当随后商量焉。军籍事，惟在卿设施何如耳。省州县事，果出于寡昧轻浅之意，恐贻他弊，不敢自是，而卿劝请不已，当为卿试之。久任监司事，难于创设，迟疑到此，亦当从卿矣。庶孽贱人事，变初因卿献策，命即行，而言者论之，当更问于备边司，商议举行。”
今伏睹此批答，其信任之意可知，唐、虞、三代之治，庶几指日以待。而时辈之媢嫉者充满，三司乃以微细之事，抉摘成罪，必欲劾去而后已。幸赖宣庙洞烛其情状，处分严正，明施典刑。而李珥不敢在朝，退归乡曲，则宣庙又特拜冢宰，敦勉甚至，至以“天不欲平治我邦家”为教。李珥遂不得已复入，方将收拾人材，赤心共济。而未及数月，乃遽以甲申正月病卒，天果不欲平治我邦家矣。古人所谓“长使英雄泪满襟”者，不但为诸葛亮一人而已，岂不悲哉？然其人虽亡，其书尚存，举而行之，亦在殿下。臣不胜眷眷。伏乞圣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