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贤奏议/卷十七

东贤奏议
卷十七
作者：李喜朝
1719年

文成公　李珥

甲戌万言封事

王若曰：天者，理气而已。理无显微之间，气有流通之道，人事有得失，灾祥各以类应。是故国家将兴，必有祯祥以晓之；国家将亡，必有妖孽以告之。政失于下，谪见于上。盖福善祸淫，天道之常，而莫非所以仁爱人君、辑宁邦家，上帝眷顾，意亦至哉！其有以受天明命而为人君上者，奈何不敬勤惕励，以答皇天仁爱之心乎？予以寡昧，郁于大道，潜于代邸，若将终身，不幸猥承先王之托，迫于臣民之推。固知富贵之忧，不若贫贱之安；末世之难治，有如超海之不易。虽欲辞之，其可得乎？以不敏之资质，守艰大之基业，负荷既重，设施皆乖。玆予未知获戾于上下，栗栗危惧，临深履薄，忧勤七载，不敢逸豫。寸效未著，众怪沓臻，妖星经岁而不灭，太白当昼而肆曜，雷发非时，地震不一。由其德之不懋，宁无心兮忸怩？方深若陨之志，冀免颠𬯀之厄，天怒益坚，变出尤酷。乃于前月京城，白虹贯日，妖气逼阳。日者，众阳之宗，人君之表，乃为邪气所侵犯，惊痛于心，若无所容。安有人事不失而天谴至者？

昔日太戊修德，祥桑自灭；景公善言，荧惑退舍。广延人之谠论，庶转灾而为祥。意者君心，出治之源，而心有所未正欤？讲学，致知之务，而学有所不进欤？朝廷，四方之则，有虚伪喜事之风欤？民生，邦国之本，有困穷扤捏之惨欤？贤邪杂进，而或有所未知欤？政擅有地，而或有所凌上欤？言路未开，而聪明犹有所壅蔽欤？岩穴有隐，而俊乂犹有所未登欤？百工尸而庶事堕欤？犴狱滞而民怨多欤？奢僭尚炽，何以变之？人心日恶，何以化之？盗贼遍起，何以弭之？军政不严，何以修之？凡此数者，皆是召灾。不识何以则民致富庶，政教兼举，复祖宗之隆治，追唐、虞之盛际，垂功竹帛，为后矜式？

噫！仰观天象，俯察人事，其不能为令主，而终未免危乱之归，昭昭焉矣。乃者求言之旨屡下，疏章之上未闻，岂不以言辞有假，求诚不集，有所趑趄畏疑而然耶？故下手教，冀闻如渴。咨尔大小臣僚，上自廊庙，下至草野，其竭心膂，极言无隐！言虽不中，亦不加罪。咨尔政府，体予至怀，布告中外，咸使闻知。

臣伏以政贵知时，事要务实。为政而不知时宜，当事而不务实功，虽圣贤相遇，治效不成矣。恭惟殿下聪明英毅，好士爱民，内无音乐、酒色之娱，外绝驰骋、弋猎之好，古之人君所以蛊心害德者，皆非殿下之所屑也。倚仗老成，擢用人望，旁招俊乂，仕路渐清，优容直言，公议盛行，朝野颙颙，伫见至治，宜乎纪纲振肃，生民乐业。而以言其纪纲，则循私蔑公犹昔也，号令不行犹昔也，百僚怠官犹昔也。以言其民生，则家无恒产依旧也，流转失所依旧也，放辟为恶依旧也。臣尝慨叹，窃欲深究其故，一达冕旒，而未得其会。昨者伏睹殿下因天灾谕大臣之教，则殿下亦大疑而深叹，愿闻振救之策。此诚志士尽言之秋也。惜乎！大臣过于惶惑，辞不尽意也。

夫灾异之作，天意深远，固难窥测，亦不过仁爱人君而已。历观古昔明王谊辟，可以有为而政或不修，则天必示谴以警动之。至于暴弃之君，与天相忘，则反无灾异。是故无灾之灾，天下之至灾也。今以殿下之明圣，居可为之位，值可为之时，而纪纲如是，民生如是，则皇天之付畀者，未塞其责矣。设使今者景星日现，庆云日兴，殿下之危惧，尤无所自容矣。众灾叠现，日无虚度者，乃皇天仁爱之至也。殿下之兢惕修省，其可少缓乎？虽然，不知时宜，不务实功，则危惧虽切，治效终邈，民生岂可保，天怒岂可弭乎？臣今磬竭一得，先陈沈痼之弊，后及振救之策。伏愿殿下虚心易气，勿厌其烦文，勿怒其触忤，以垂睿察焉。

夫所谓“时宜”者，随时变通，设法救民之谓也。程子论《易》曰：“知时识势，学《易》之大方也。”又曰：“随时变易，乃常道也。”盖法因时制，时变则法不同。夫以舜继尧，宜无所不同，而分九州为十二；以禹继舜，宜无所不同，而革十二为九州。此岂圣人好为变易哉？不过因时而已。是故程子曰：“尧、舜、禹之相继，其文章气象，亦自少异也。”降自夏、商，其间小变不可枚举。以言其大者，则夏人尚忠，忠弊故救之以质，质弊故救之以文。文弊不救，然后天下坏乱，入于强秦。秦以暴虐，焚诗书而亡。汉兴，鉴其弊，尚宽德，崇经术。及其弊也，崇虚文，无实节，权移外戚，谀佞成风。世祖之兴，褒崇节义，于是士务名节，而其弊也不知节之以礼，视死如归，苦节不中。人皆厌之，而时无贤主出而救之，故苦节变为魏、晋之旷荡，尚浮虚，亡礼法。礼法既亡，与夷狄无异，故五胡乱华，中原糜烂。乱极当治，故有贞观之治，而救弊未尽，其道犹有夷狄之风。三纲不正，君不君，臣不臣，藩镇不宾，权臣跋扈，陵夷有五代之乱。宋兴，惩藩镇之患，释去兵权，收揽威柄。而真宗以后，狃于升平，纪纲渐弛，武略不竞。仁宗虽极富庶，而颓靡之象已著，当时大贤，皆思变通之策。直至神宗，值可变之会，奋有为之志，而所信任者王安石也。后仁义而先功利，违天人而促乱亡，反不如不变之为愈也。驯致大祸，变夏为夷，他尚何说哉？上下数千年间，历代治乱之迹，大槪如此。随时善救者，只见于三代而已。三代以后，救者固鲜，而亦未尽道焉。大抵随时可变者，法制也；亘古今而不可变者，王道也，仁政也，三纲也，五常也。后世道术不明，不可变者，有时而迁改；可变者，有时而胶守。此所以治日常少，乱日常多者也。

且以我东言之，箕子八条，文献无征，鼎峙扰攘，政教蔑闻。前朝五百，风雨晦冥。至于我朝，太祖启运，世宗守成，始用《经济六典》。至于成庙，刊行《大典》，厥后随时立法，名以《续录》。夫以圣承圣，宜无所不同，而或用《经济六典》，或用《大典》，添之以《续录》者，不过因时而已。当其时也，建白创制，人不为怪，而法行不滞，民得苏息。燕山荒乱，用度侈繁，变祖宗贡法，日以损下益上为事。中庙反正，政当惟旧，而初年当国者，只是功臣之无识者而已。厥后，己卯诸贤稍欲有为，而谗锋所触，血肉糜粉，继以乙巳之祸，惨于己卯。自是士林狼顾胁息，以苟活为幸，不敢以国事为言，而惟是权奸之辈，放心肆意。利于己者，以为旧法而遵守；妨于私者，以为新法而革罢。要其所归，不过剥民自肥而已。至于国势之日蹙，邦本之日斲，孰有一毫动念者哉？

幸值圣明，存心学问，垂念生民，可以因时设法，匡济一世。而自上虞邯郸之步，少更张之虑，而为臣者，论人则恐有安石之患，自爱则恐有己卯之败，莫敢以更张为说。试言今日之政，则贡案守燕山虐民之法，铨选遵权奸请托之规。先文艺，后德行，而行尊者终屈于小官；重门阀，薄贤材，而族寒者不展其器能。承旨不入禀于御内，近臣疏而宦官亲；侍从不参预于廷议，儒臣轻而俗论重。不久一官，以历扬清显为荣；不分职事，以专委曹司为务。弊习谬规，难以缕陈，而不始于己卯，必成于乙巳。而今之议者，拟以祖宗之法，不敢开更张之论，此所谓“不知时宜”者也。大抵虽圣王立法，若无贤孙有以变通，则终必有弊。故周公，大圣也，治鲁而不能振后日寝微之势；太公，大贤也，治齐而不能遏后日篡弑之萌。若使齐、鲁贤孙，善遵遗意，不拘于法，则宁有衰乱之祸哉？我国祖宗立法之初，固极周详，而年垂二百，时变事易，不无弊端，犹可变通。况后日谬规，汲汲改革，当如救焚拯溺者乎？传曰：“穷则变，变则通。”伏愿殿下留念，思所以变通焉。

所谓“实功”者，作事有诚，不务空言之谓也。子思子曰：“不诚无物。”孟子曰：“至诚，未有不动者也。”苟有实功，岂无实效哉？今之治效靡臻，由无实功，而所可忧者有七。上下无交孚之实，一可忧也；臣邻无任事之实，二可忧也；经筵无成就之实，三可忧也；招贤无收用之实，四可忧也；遇灾无应天之实，五可忧也；群策无救民之实，六可忧也；人心无向善之实，七可忧也。

“上下无交孚之实”者，何谓也？君臣交际，犹天地之相遇也。在《易ㆍ姤》之彖曰：“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也。”程子之《传》曰：“天地不相遇，则万物不生；君臣不相遇，则政治不兴；圣贤不相遇，则道德不亨；事物不相遇，则功用不成。”是故明良相遇，肝胆相通，密如父子，合如符契，骨肉之亲不能间，铄金之口不能容。然后言行策用，庶绩以成。三代圣王皆由是道，未有君臣不相深信而能成治效者也。窃伏惟念殿下，明睿有馀，而执德不弘；好善非浅，而多疑未祛。是故群臣务建白者，疑其过越；尚气节者，疑其矫激；得众誉，则疑其有党；斥罪过，则疑其倾陷。加以发号之际，辞气抑扬，好恶靡定。至于顷日之教，有曰：“大言竞进，喜行前无之事，宜乎风淳政举。”斯教一出，群惑弥增。古人有言曰：“言善非难，行善为难。”邵雍曰：“治世尚德，乱世尚言。”古今天下，安有大言竞进而能使风淳政举者乎？且殿下以大言为是耶？为非耶？如其是也，则其所谓大言者，不过引君当道，期臻至治而已，殿下当采用之不暇，不当以竞进为讥讽也。有言而不用，则虽美而无益。故子思为臣，而鲁缪之削弱滋甚；孟子为卿，而齐宣之王业不兴。况今进言者，既非思、孟，而采用之实蔑闻者乎？何怪乎时事之不治哉？如其非也，则此乃造言生事之流也。殿下当抑浮躁、务敦实，以安朝廷，以镇人心，不当以大言为美事也。呜呼！以谠论尤其竞进，则士气沮而邪径开；以浮躁美其大言，则虚伪长而实德丧。殿下必居一于此矣，抑未知殿下实无深意而言辞偶失者乎？殿下于群臣，深信有所不足，故群臣亦不知圣意之所在。每于圣教之下，一言异常，则莫不骇目怵心，常若临不测之渊。昨者大臣之承召也，只是一味惶恐而已，无一策可以回天心、救世道者。若使大臣全无识见则已矣，如有所见，则岂非预忧殿下之不倾四聪也哉？至于出一郞官、补一残邑，圣心忧民，未必有他，亦非异事。而朝士之有善名者，咸怀不自安之心，岂非殿下之诚未能素孚而然乎？古之圣王处心行事，如青天白日，万物咸睹，至于蚩蚩下民，亦莫不洞知上意，故杀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今者近密之臣，尚未晓圣心，况他人乎？昔者中庙之于赵光祖也，可谓圣贤相遇矣，而阴邪忽入左腹，如明镜蔽于尘垢。昼而唯诺于一榻之前，夜而坠落于千仞之壑。今之士林，伤弓甫已，馀惴尚存，小臣尝以浅见为说曰：“中庙固是圣主，而过于虚受，君子之言虽易进，小人之谗亦易入矣。今上则不然，察言必详，倾听不苟，君子虽闷闷难契，小人亦不敢罔以非道矣。圣明之代，必无士林之祸，但恐民穷国蹙，变通无策，终有土崩之势耳。”今之士类，能信臣言者，有几人乎？君臣交际，诚信未孚，而能保治平者，自古及今，未之闻也：此其可忧者一也。

“臣邻无任事之实”者，何谓也？设官分职，各有所司。三公统摠机宜，六卿分理庶务，侍从有论思之责，台谏受耳目之寄，下至庶司小官，莫不各有其任。监司宣化于外，节帅领督于边，守令分忧，镇将监戍，亦莫不各有其职。今者三公固是人望所属，而亦不敢建白施设，徒能恭慎畏忌而已，殊无经济邦国、挽回世道之望，他又何责焉？大官悠悠于上，惟瞻前顾后是务；小官泛泛于下，惟相时射利为事。纪纲专委之台谏，而不过摘抉一二奸细以塞责；铨选专出于请嘱，而不过安排一二名士以托公。以至庶司之官，漫不知所掌何事，惟知积日累朔以求迁。大小之官，岂无一二奉公忘私者哉？只是形单势弱，不能有所裨益。监司巡游自娱，以厨传丰约、文书工拙为殿最，能明黜陟者，有几人乎？节帅严刑以自威，剥割以自奉，抚绥精炼，两失其策，能不辱阃外之寄者，有几人乎？守令只知敛民以自利，行媚以干誉，能以字牧为心者，屈指甚鲜。镇将先问军卒之几何，以计绵布之多少而已，能以防备为虞者，绝无幸有。惟是胥吏之辈，投间抵隙，执其机要，生民膏血，殆尽于胥吏之手矣。至于籍兵，最是大事，而贿赂交于路，伪券乱其真，村民欲馈以牛，色吏必求绵布，以牛易布，牛价顿贱。京外皆然，众口沸腾，况于他事乎？曺植尝曰：“我国以胥吏而亡。”此言虽过，亦有理焉。此由群臣不任事之过也，官各称职，则安有以胥吏亡国者乎？今若以为所任非人而欲易之，则一时人物不过如此，贤材难以猝办；以为刑法不严而欲重之，则法重而奸益滋，且严法非救弊之策也；以为无可奈何而置之，则百弊日增，庶绩日败，民生日困，而乱亡必随：此其可忧者二也。

“经筵无成就之实”者，何谓也？古者设三公之官，师，道之教训；傅，傅之德义；保，保其身体。此法既废，师、傅、保之责，专在于经筵。故程子曰：“君德成就，责经筵。”经筵之设，非为临文讲读，不失章句而已，将以解惑而明道也，将以纳诲而进德也，将以论政而制治也。故祖宗于经筵官，待之有礼，亲之有恩，如家人父子，情意洞彻焉。今之侍臣，学问多缺，诚恳多乏，或难于入侍，至有规避者矣。虽然，岂无怀诚抱蕴，愿亲圣明者哉？近者经筵不频，接见固疏，而礼貌严肃，辞气罔舒。酬答甚罕，讲问不详，政要时弊，未尝咨询。间有一二讲官，劝勉圣学，则亦泛然俯听而已，殊无体验践履之实。罢筵之后，大内深邃，瞻仰徒勤，而殿下左右，只有宦侍、宫妾而已。未知殿下燕居之时，所览者何书，所做者何事，所闻者何语耶？近臣尚不能知，况外臣乎？孟子，亚圣也，齐王之尊敬亦至矣，尚有一曝十寒之叹。况今侍臣有愧古人，而疏外若是者乎？此其可忧者三也。

“招贤无收用之实”者，何谓也？古之帝王，至诚求贤，犹恐不及。或感于梦寐，或遇于渔钓者，非特贤其人，示其褒奖而已，将与之共天位，使之食天禄，俾施泽于苍生。故询之以舆议，察之以接言，试之以行事。果知其为贤，则近其人而用其计，使行其道焉。夫是之谓王公之尊贤者也。今殿下爱士求贤，视古无愧，幽贞隐德，扬侧殆尽，盛美之典，近古所罕。第以论荐之际，泛言某人可用而已，行迹之详，未尝陈达，有司既失其宜矣。自上亦不曾亲见其人，察其贤否，但依例爵之而已。夫修身笃行，非以有求也，山林之间，岂无不屑爵禄者哉？士之出处，固非一端，有不卑小官者，有韫椟不售者。殿下之招贤，只命以爵禄而已，殊无接见察试，擢用行道之实。故今日以荐举就职者，或有为亲而屈者，或有为贫而仕者，或有只为谢恩而来者，未尝闻一人为行道而出者也。求贤最是美事，而其归不过虚文，则治道何由可成？此其可忧者四也。

“遇灾无应天之实”者，何谓也？皇天之于人君，若父母之于子也。父母怒其子，发诸辞色，则子虽无过，必倍加齐栗，承颜顺旨，必得父母之底豫，乃安于心，况有过者？尤当引咎哀谢，革心改行，起敬起孝，必得父母愉悦之色可也，不当但怀危惧，拱手闭门而已也。帝王之遭天变，亦如是焉。反躬自省，周察疵政，身无愆矣，政无阙矣，亦当益加修勉，钦若不已，未尝以无过自恕也。况于身有愆而政有阙者乎？必也求言以广知见，进贤以助不逮，省民以勤抚摩，革弊以兴政治，必务所以补前过、回天怒可也。不当遑遑无策，若有过之子拱手闭户，以俟父母之怒自息也。顷年以来，寻常有灾，人皆狃习，不知可惧。只缘白虹贯日之变，极是阴惨，故睿念惊惕，倍加祗畏，无乃回乱做治之几闯发于今日乎？因此机会，别无修治之举者，何也？夫避殿减膳者，畏灾之文也末也；进德修政者，畏灾之实也本也。文与末固不可废也，实与本今何事耶？此其可忧者五也。

“群策无救民之实”者，何谓也？法久弊生，害归于民，设策矫弊，所以利民也。圣教有曰：“君依于国，国依于民，设百官分庶职，只为生民而已。民既扰荡，则国将何赖焉？”臣伏读再三，不觉感激流涕。大哉王言！一哉王心！此真安庶民、回天怒之一大机也。三代以后，能知君臣之职，只为生民者，有几君乎？但徒善非法不推，徒法非善不行，殿下爱民之心，固是如此，而爱民之政，犹有未举。群下之献策者，只齐其末，不揣其本，故听之若美，行之无实。今日进一计，请除无名之税，而列邑之科敛自若；明日建一议，请均田户之役，而豪右之逭赋犹旧。减选上，将以苏复公贱，而偏受其苦者，流离如昔；禁防纳，将以不费民财，而诛求其赂者，刀蹬愈甚。劾罢贪吏，则继之者未必愈于前人，徒贻迎送之弊；请择边将，则望重者未必愈于新进，反无忌惮之念。其他良号之下，美令之颁，非一非再，而州县只传数行书札而已，村民不知其某事也。夫是之故君子之进，议论之正，与夫民生邈不相关，但曰“某人官高荣显，可羡而已”，未尝闻某人被用，其泽及民云尔。善言之无效果如是，则虽使朱、汲满朝，谠论盈耳，何补于民穷财尽而四境涣散者哉？惟是议论一失，则乃能害及生民，无所迟滞焉，呜呼怪哉！古今所未闻也。譬如万间大厦，久不修理，大而梁栋，小而椽桷，莫不腐朽，支撑牵补，仅仅度日。欲修其东，则西掣而倾；欲改其南，则北挠而坏。众工环视，无所措手，置而不修，则腐朽日甚，将至颠覆，今日之势，何以异此？此其可忧者六也。

“人心无向善之实”者，何谓也？教化不明，民散久矣。秉彝虽存，晦蚀殆甚，圣明临御之初，人心耸然，颇有向善之念。若于此时圣德日进，治化日昇，则今日之人心，岂止于此哉？第缘初年大臣，辅导失宜，误殿下以浅近之规，纳民生于卑污之域。间以本明之心，发为公论，而清议尚弱，俗见犹痼，其闻善言、见善人也，或有为人而歆羡者，或有外悦而中忌者，或有显指而非笑者，中心好之者绝鲜矣。是故良实少而虚伪盛，在缧绁而被众救者，未必无罪；为守令而获众誉者，未必有绩。馆荐本求学行，而设酒馔而诱多士者或有之；里选本求端良，而弃行检而昧廉耻者或与焉。若使秉铨之人，又从而不择焉，则清浊混淆，贤愚杂揉，弊将难救。乃若下民，饥寒切身，本心都丧，父子兄弟，尚如路人，他又何说？纲常不能维持，刑政不能检制，由今之道，无变今之习，虽圣贤在上，施教无地。广举乡约，虽是美事，臣愚窃恐以今之习，径行乡约，亦无成俗之效焉：此其可忧者七也。

凡此七忧，为今世之沈痼，纪纲之颓，民生之困，职此之由。七忧未除，则虽圣心劳瘁于上，清议驰骋于下，亦无保国安民之效矣。自古以来，人君失德，自取败亡者，理势然也，无足恨者。今日圣明有何失德，而国势如此，其岌岌乎？臣虽多病才疏，自知无补，而区区血诚不后恒人。入瞻重瞳，英姿洞澈，睿议明断，而出顾四方，殿屎愁苦，蹙蹙靡骋，未尝不深怪永叹，焦心陨涕也。呜呼！病至膏肓，神医尚可救；国至垂亡，明王尚可兴。当今朝廷尚靖，权孽屏迹；四封尚完，外衅不作。及今犹可有为也，稍缓则后时而无及矣。孟子曰：“国家闲暇，及是时，修其政刑。”伏愿殿下留念，思所以振起焉。

今进修己、安民之要，为祈天永命之术。修己为纲者，其目有四：一曰奋圣志期回三代之盛，二曰勉圣学克尽诚正之功，三曰去偏私以恢至公之量，四曰亲贤士以资启沃之益。安民为纲者，其目有五：一曰开诚心以得群下之情，二曰改贡案以除暴敛之害，三曰崇节俭以革奢侈之风，四曰变选上以救公贱之苦，五曰改军政以固内外之防。

所谓“奋圣志期回三代之盛”者。昔者成覵谓齐景公曰：“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彼谓圣贤也。夫以景公之资，奋励自强，则可与圣贤同归，故成覵云然。孟子于梁惠、齐宣，非王道不言，非仁政不劝。夫以梁惠、齐宣之质，苟能实行王道、实施仁政，则亦可与三王比肩，故孟子云然，此岂好为大言，不度实效者哉？伏睹殿下资质甚美，仁足以保民，明足以辨奸，武足以断制。而惟是作圣之志不立，求治之诚不笃，以先王为不可企及，而退托自小，迄无振发之念，未知殿下何所见而然欤？夫所谓志大才疏，以败事绩者，不务修己，妄举难行之政；不度强弱，妄挑难御之敌之谓也。若其修己有实功，安民有实心，则可以求贤而共治，可以革弊而救时，此岂志大败事者乎？程子尝曰：“为国而至于祈天永命，养形而至于长生，学而至于圣人。此三事，分明人力可以胜造化，自是人不为耳。”信乎斯言！自古未闻实用其功，而不见实效者也。今世之人不强于为善者，只是心志为他物所移耳，政教风俗，有以使之也。教化不明，人欲无穷，志乎富贵，志乎嗜欲，志乎避患。为学则道与时乖，故志富贵者远避焉；为学则闲邪窒欲，故志嗜欲者退缩焉；为学则毁谤必兴，故志避患者求免焉。此岂非政教风俗，有以使之乎？殿下则不然，富贵已极，而志道者岂非所以长守富贵者乎？嗜欲必淡，而所欲岂不在于安社稷、寿国脉乎？祸患可虞，而防患岂不在于修一身、靖万民乎？殿下何惮而志不立乎？古语曰：“有志者，事竟成。”伏愿殿下濯去旧见，以来新意；奋发大志，期兴至治。此志既立，然后勖励大臣，使之纠率百官，改心易虑，勉称其职，则孰敢因循旧习，以取不恪之罪哉？夫如是，则时事庶可救，世道庶可回，天变庶可弭矣。

所谓“勉圣学克尽诚正之功”者。大志虽立，必以学问实之，然后言行一致，表里相资，无负乎志矣。学问之术布在谟训，大要有三：穷理也，居敬也，力行也，如斯而已。穷理亦非一端。内而穷在身之理，视听言动，各有其则；外而穷在物之理，草木鸟兽，各有攸宜。居家则孝亲刑妻、笃恩正伦之理，在所当察；接人则贤愚邪正、醇疵巧拙之别，在所当辨；处事则是非得失、安危治乱之机，在所当审。必读书以明之，稽古以验之，此是穷理之要也。居敬通乎动静。静时不起杂念，湛然虚寂而惺惺不昧；动时临事专一，不二不三而无少过差。持身必整齐严肃，秉心必戒慎恐惧，此是居敬之要也。力行在于克己以治气质之病。柔者矫之，以至于强，懦者矫之，以至于立，厉者济之以和，急者济之以宽。多欲则澄之，必至于清净；多私则正之，必至于大公。乾乾自勖，日夕不懈，此是力行之要也。穷理，乃格物、致知也；居敬、力行，乃诚意、正心、修身也。三者俱修并进，则理明而触处无碍，内直而义形于外，己克而复其性初。诚意、正心之功，蕴乎身而睟面盎背，刑于家而兄弟足法，达于国而化行俗美矣。朱子曰：“文王正心、诚意之功，薰蒸透彻，融液周遍，南国之人，服文王之化。”此岂朱子想像揣摩而有是说哉？的知诚正之功必能周遍于国，故云尔。伏愿殿下勿以高远为难行，勿以微细为可忽。常于燕居，不辍学问，《四书五经》及先贤格言，《心经》、《近思录》等书，循环披读，深究其义。非圣贤之志，不敢存；非圣贤之书，不敢观。《玉藻》九容，仔细体认。念头之发，审其天理、人欲之几，如人欲也，遏绝于未形；如天理也，善推而充广。放心必求，己私必克，衣冠必整，瞻视必尊，喜怒必慎，辞令必顺，以尽诚正之功焉。

所谓“去偏私以恢至公之量”者。矫治病痛之说，略陈于前矣。惟是偏私一事，古今之通患，故表而言之。若偏私之念，一毫未除，则难入于尧、舜之道矣。今殿下清明在躬，病痛固寡，而偏私一念，犹未克尽，恐不能与天地同其大也。至如顷日内官呈手本之事，臣在外休告，未得其详。似闻以新生王子，系于中殿之下，政院使改书云。若然则名称不可混也，改书数字，易于反掌，宦官何为不从乎？后日伏睹传教，则自上命勿改而直下于政院云。臣愚不识事体，但政院既名喉舌，则大小之事莫不经由，内殿外廷岂有二体？若是特出于上命，则虽微细之事，是乃传教，何名手本？既是内官手本，则不当不由政院而入也。平心察之，则其理自明，政院安知特出圣意而不尤内官乎？殿下不能平心，大厉声色，是疏喉舌而亲宦官，使长轻蔑朝臣之渐也。圣教曰：“时事多误，君上不严之故也。”呜呼！刑馀小竖，敢抗喉舌之臣；遐远内奴，敢希非分之恩；贵戚乘马，遇教书而不避，殿下之政可谓不严矣。殿下其亦以此自咎耶？汉文帝时，太子过司马门不下车，而公车令得以劾奏；邓通以宠臣无礼，而丞相檄召将斩。若以常情论之，不敬太子，无乃轻君上耶？欲斩宠臣，无乃擅威权耶？然而文帝不失人君之威，而治平之效，固非今日所可比拟也。今殿下莫亲于近臣，而乃以宦官为私臣；莫众于庶民，而乃以内奴为私民。此病未除，则时事无由可正，臣恐殿下愈严而时事愈误也。汉武帝不冠，见汲黯而避帐中；唐太宗臂鹞，见魏徵而匿怀中。斯二君者，道虽不粹，而政令严明，信赏必罚，贵戚奄寺，莫敢犯法，亦今世之所不能及也。然而以君畏臣，有若不严，何耶？此非畏臣也，乃畏义也，徒严而不畏义，未有不败者也，殿下其亦自反而思义乎？且近日宪府所争之事，臣虽未知首尾，固疑宪府契勘不详也。何也？殿下虽未免有私，必不至毋问曲直而与匹夫争一臧获也。群臣计未及此，可谓智不明矣。虽然，殿下既知其当属内司，而犹许并给，则尤足以钦仰圣度之弘广矣，累日坚执，无乃臣民疑殿下私吝未消乎？人君不患不严而患不公，公则明，明则严，在其中矣。伏愿殿下行法，始于贵近，推仁达于众庶。宫府一体，而毋使宦官恃近而轻朝绅；兆民一视，而毋使内奴恃私而窥非望。内帑付之有司，不以为私物，偏系之念绝于方寸，公平之量包涵遍覆。夫如是，则府库皆财，何患无用；率土皆臣，何患无奴哉？

所谓“亲贤士以资启沃之益”者。人君之学，莫善于亲近正士。所见皆正士，所闻皆正言，君虽欲不正得乎？若正人不亲，而惟宦官宫妾是近，则所见非正士，所闻非正言，君虽欲正得乎？先贤有言曰：“天地生一世人，自足了一世事，非借才于异代。”今之贤者，固难其人。然极一世之选，不论出身与否，不分在朝在野，则岂无一二可以补衮者乎？伏愿殿下博询精择，必得其人。出身者，萃于玉堂，不移他职；未出身者，授之闲局，带以经筵职名；陞堂上者，亦随其职，必兼经筵之官；参于是选者，轮日入侍，使之展布所蕴。而自上虚己和颜，受其忠益，讲学则必穷义理，论治则必求实效。虽非进讲之日，源源召对于便座，只令史官俱入，质问所疑，宣示渊衷。至如承旨，则例以所掌公事，一日一度，各得亲禀圣旨；如大臣及台谏之言，则不拘时日，必入亲达，以复祖宗之规。夫如是，则上下之契日密，而情意无间；性理之说日进，而圣学将就；交欢有同于鱼水，邪秽罔干于天日矣。凡此四者，修己之目也。大槪如斯，其详在殿下加意知行而已。

若夫所谓“开诚心以得群下之情”者。圣帝明王，待人处事，一以至诚。知其为君子，则任之勿贰；知其为小人，则斥之勿疑。疑则不任，任则不疑，坦怀率下，平平荡荡。为臣者亦仰之如父母，信之如四时，进之则惧不克任，而益尽其忠；斥之则自知罪戾，而只责其身。故其得人心也，可以赴汤火，可以蹈白刃，可以植遗腹，朝委裘而不乱，只知有君上，而不知有其身。无他，至诚所感也。后之人君，诚意不足，只以智力驭下。所任未必贤，取其合于己也；所黜未必不贤，恶其异于我也。虽合于己，而其中未可信，故任之而不能无疑，疑之而不能不任。大臣当国尽职，则众情必归重焉，安能不疑其专权而擅政乎？谏官面折廷争，则朝野必属目焉，安能不疑其卖直而沽名乎？君子小人，以类相从，安知其孰为朋党乎？善策邪论，杂然并进，安知其孰为误国乎？于是邪正难分，是非难辨，因循则闷其颓堕，改革则嫌其骚扰。君心波荡，恍然不乐之际，必有大奸，潜伺间隙，随君心有所左右，而渐施其巧，浸润以入之，逢迎以悦之，恐动以惑之。君心渐信，陷于术中，则良善必歼而邦国必丧，此亦无他，不诚所致也。今殿下好善爱士，固出于诚，而只缘群臣才德不足，少可倚信，故似无委任之意。至于发言之际，未免有不信之心、轻侮之辞，群臣固所自取也，圣明亦不可不自反也。伏望殿下务以至诚待下，心是则言亦称是，心非则言亦斥非，进之则必赏其贤，退之则必数其过。圣心如门洞开，使群下咸得仰见，无少隔碍。夫如是，则群臣亦无疑畏之念，务尽其情，君子有输忠之愿，小人绝售奸之谋矣。

所谓“改贡案以除暴敛之害”者。祖宗朝，用度甚约，取民甚廉；燕山中年，用度侈张，常贡不足以供其需，于是加定以充其欲。臣于曩日闻诸故老，未敢深信。前在政院，取户曹贡案观之，则诸般贡物，皆是弘治辛酉所加定，而至今遵用，考其时，则乃燕山朝也。臣不觉掩卷太息曰：“有是哉！弘治辛酉，于今为七十四年。圣君非不临御，贤士非不立朝，此法何为而不革耶？”究厥所由，则七十年之间，皆有权奸当国，二三君子，虽或立朝，志不及展，奇祸必随，何暇议及于此哉？其必有待于今日乎！且物产随时或变，民物田结随时增减，而贡物分定乃在国初，燕山朝只就而加定耳，亦非量宜变通之也。今则列邑之所贡，多非所产，有如缘木求鱼、乘船捕兽，未免转贸他邑，或市于京，民费百倍，公用不裕。加以民户渐缩，田野渐荒，往年百人之所纳，前年责办于十人；前年十人之所纳，今年责办于一人。其势必至于一人亦尽，然后乃已也。今者语及改正贡案，则议者必诿以祖宗之法，不可轻改。虽祖宗之法，民穷至此，不可不变，况燕山之法乎？伏望殿下必择有智虑可以晓事，有心计可以推算，有才能可以干办者，俾之专掌其事，以大臣领之，悉除燕山所加定，以复祖宗之旧。因考列邑之物产有无、田结多少、民户残盛，推移量定，均平如一。必以本色纳于各司，则防纳不禁自罢，民生如解倒悬矣。今日急务无大于此矣。

所谓“崇节俭以革奢侈之风”者。民穷财尽，今日已极。贡物不可不减，而若用度不法祖宗，则不能量入为出，而方底圆盖，理所不合。加以风俗之奢靡，莫甚于今日，食不为充腹，盈案以相夸；衣不为蔽体，华美以相竞。一卓之费，可为饥者数月之粮；一袭之费，可为寒者十人之衣。十人耕田，不足以食一人，而耕者少，食者多；十人织布，不足以衣一人，而织者少，衣者多。奈之何民不饥且寒哉？古人曰：“奢侈之害甚于天灾。”岂不信哉？若非自上先务节俭，以救此患，则刑法虽严，号令虽勤，徒劳而无益。臣尝记故老之言，曰：“成庙寝疾，大臣入问，则卧内所覆茶褐䌷衾，将弊而不改矣。”闻者至今钦想不已。伏愿殿下命考祖宗朝供奉规例，宫中用度，一依祖宗之旧。俭约之制，垂范中外，以革民间之侈习，使人羞陈盛馔，羞被美衣，以惜天财，以舒民力焉。

所谓“变选上以救公贱之苦”者。选上本意，非欲办出绵布也。在京典仆，不足于立役，故以在外公贱，轮立京役，名之曰选上。贫残公贱，裹粮羁留，侵苦多端，有所不堪，始以绵布偿役，今则只征绵布而已，无一人来役者矣。民生日困，户口日耗，公贱亦民也，岂能独完？展转流亡，不能生息，而一偿选上之役，则其免败家者鲜矣。二年纳贡，一年选上，大率三年，必一败家，而公贱之苦极矣。加之以该曹色吏分定不均，虽奴婢众多之邑，有赂则少定；虽仅存数口之邑，无赂则多定。力不能支，则侵及一族，齐民亦被其苦矣。既困之后，虽公明均定，亦不能救矣，若不变通，后患无穷。臣愚以为改身役而受绵布，已非《大典》之法，则今亦可废选上而加身贡也。伏望殿下命该官详考奴婢之案，据其现存之数，每年奴贡纳绵布二疋，婢贡纳一疋半，都计几何，以其五分之二储于司赡为国用，以其五分之三分给各司，以准选上之役，绵布不足，则量宜减立役之数。夫如是，则公贱有定贡，可以预备，无猝办之患；收贡有定簿，无所删改，绝奸吏之术。号令不烦，而民受实惠矣。

所谓“改军政以固内外之防”者。天变难测，固不可指为某事之应。然以古事验之，白虹贯日，多是兵象。目今军政废坏，四徼无备，脱有缓急，虽以良、平运智，起、信统制，无兵可将，安能独战？念及于此，心寒胆栗。时弊既陈于前，而军政则未之详也。今请先陈其弊，后设其策可乎？

我国法制，多所欠阙。只设兵使、水使、佥使、万户、权管等官，而无廪养之具，使之取办于士卒，边将侵渔之弊，滥觞于此矣。法制渐弛，贪暴转盛，加以铨选不公，债帅接武，公言曰：“某镇之将，其直若干；某堡之官，其价若干。”彼辈徒知割剥军卒以发其身而已，他又何虑哉？士卒苦于留防，愿纳绵布以免戍役者，必悦而从之；其留镇者，则必督以难堪之役，责以难办之需，使煎熬于膏火之中。人非木石，孰不爱身？见免戍之人偃卧其家，莫不歆羡，亦效其为。若戍役多免，镇堡将空，则必诱近处居民，使于掷奸之时假名代点。巡按之官，只阅其数而已，孰问真赝？免戍虽便，绵布难备，故数度留防，家已悬磬，不能支保，逋亡相继。明年按簿督戍，则本邑必以一族应役；一族又逃，则侵及一族之一族。祸患蔓延，无有纪极，将至于民无孑遗，而彼所谓债帅者，方且志满气得。稇载还家，骄其妻妾，而贫者以富；行赂权门，又图陞授，而贱者以贵焉。今之议者，不思矫革此弊，而徒以军额未充为忧。臣愚以为假使军额悉充，此弊未革，则不过添边将所得绵布而已，于防备何与哉？此一弊也。

水陆之军，不必于所居之地，或赴于数日之程，或赴于千里之外，至有不习水土，多发疾病者。既怵于将帅之侵虐，又困于土兵之陵暴，羁旅寒苦，饥饱失时，南军之戍北边者尤甚，羸瘁颠顿，面无人色。此等若遇虏骑，虽欲逃避，亦不可得，坐受鱼肉，况可望控弦而御敌乎？臣闻黄海骑兵之戍平安者，一行之费，必不下三四十疋绵布。夫三四十疋，乃村民数家之产也。一往，必破数家之产，安得不穷且逃也？此二弊也。

六年成籍之法，废而不行，癸丑年，搜括于久废之馀。奉使之臣，以严急干办为能，州县承风，犹恐不及，只念搜括之或遗，不计苟充之贻患。丐乞之人无不备数，鸡犬之名亦得载录，不出一二年，太半为虚簿矣。于今二十馀年，又举大事，军额之阙甚于癸丑，闲丁之鲜亦甚于癸丑。搜括虽巧，岂能造无面之不托哉？今之所刷出者，非童稚则乞人，非乞人则士族也，闲丁之实者，有几人乎？今虽籍军，不日又成空簿矣。该曹非不见闻，而方且硏硏然以必充为说，其不度理势甚矣：此三弊也。

内外良役，名目甚众，不可枚数，而其中所谓皂隶、罗将诸员者，最其苦役也。此亦以绵布偿役而已，其所属之司，既以他人代立，而不时侵督邸吏，使偿役债。邸吏出息以纳，而历算所费，征其三倍于当身。故一人每应三人之役，有所不支，例征一族：此四弊也。

凡此四弊，及今不救，数年之后，虽有善者，亦无如之何矣。伏望殿下更张旧制，创立新规。凡兵、水营及镇堡所在处，必以其邑簿外之谷，量宜优给边将之粮。其邑之谷不足，则收旁邑之谷，必使边将有以自奉，所需无阙。而严明法制，尺布斗米，使不得敛于军卒，只使精炼器械、教习骑射。兵、水使及巡按之行，不徒呼名点阙，必阅其器械，试其骑射，视其训炼能否，以为殿最。若如前敛债放卒而发觉，则治以赃律。佥使、万户、权管等官，不论南北远近，皆付军职，使妻子受禄以资生。初授之时，必择其人，而既授之后，五考五上，则由权管而陞万户，由万户而陞佥使，由佥使而授东班六品之职。五考之内，若居中者，则平迁他镇，不得陞授，使之自惜前程，有所劝勉。若其留防，则必领其邑之卒，其邑之卒不足，然后乃定于旁邑。而留防所在处，则诸色良役皆废，只存留防之役，使无远赴之劳，而分番迭休。其在镇之时，亦无一毫费力伤财之事；其应镇将之使令也，不过搬柴运水而已，他无所与，使得专意于操弓习射焉。若黄海骑兵北戍之役，则命罢勿为。若虞边备之疏，则命沿边守令教民习射，三月一试。矢数多者，厚其赏给；二度居魁者，复其家口之役；若五度居魁者，军卒则特补军官。择其中有知识可堪领众者，启其名于该曹，使补权管，以试其可用与否。若公私贱，则启其名，特许免贱；私贱，则优给其价于本主。夫如是，则五度居魁者，其出甚罕，而边氓尽化为精兵矣。脱有边警，则人各自救，孰不力战乎？上番之军，有司亦时试其武才，其中最优者，启达论赏，五度居魁，则特补所居近处镇堡军官，使有炼业之志。至如籍兵，务得实军，不为苟充。闲丁未满十五岁者，但录其名字、年岁于别簿，使之待年入籍。佣食丐乞人则一切刊落，列邑军簿，姑存旧额，但录几名未充。而命守令，休养生息，劳来不怠，而随得随补，不限年月，期以悉充。且于六年，例必改籍，俾无仓卒骚扰之患。若虞军卒不足，不能应诸处之役，则上番之军，量减其数；犹不足则防歇之处，量减其数；犹不足则南方冬月之留防，量减其数；犹不足则步兵之纳价布者，除其半以补留防之阙。留防既无侵暴之害，则步兵亦不至如避豺虎矣。若所谓皂隶、罗将诸员等，则不必各有所属，悉废其名，皆变为步兵，纳价布于兵曹。兵曹量各司立役之数，以给价布，则邸吏免不时之侵督，民间无三倍之暴敛矣。军政之善策，此其大略也。凡此五者，安民之目也。大槪如斯，其详在殿下博咨规画而已。

窃观今之时事日就谬误，生民气力日就消尽，殆甚于权奸用事之时，其故何哉？权奸之时，祖宗遗泽，尚有未尽，故朝政虽乱，民力尚支。今日则祖宗遗泽已尽，权奸遗毒放发，故清议虽行，民力已竭。譬如有人少壮之时，纵酒荒色，戕害多端，而血气方强，未见所伤，及其晩年，戕害之毒，乘衰暴发，虽谨慎调保，元气已败，不可支持。今日之事，实同于此，不出十年，祸乱必兴。匹夫以十间之屋、百亩之田，传于子孙，子孙犹思善守以无忝所生。况殿下受祖宗百年社稷、千里封疆，而祸乱将至者乎？心诚求之，不中不远，力虽不足，犹可自救。况今殿下摠揽权纲，明烛事理，力能救时者乎？小臣受国厚恩，百死难报，苟利于国，鼎镬斧钺，臣亦不避。况今殿下廓开言路，容受不讳，手教之下，词旨恳恻？臣若不言，实负殿下，衷情所激，极言竭论。而疾病之馀，神惛手战，辞俚语复，字画仅成，无足可观。虽然，其意似远而实近，其策似迂而实切，虽非三代之制，实是王政之本，行之有效，王政可复。伏望殿下详观熟阅，舒究深思，取舍既定于圣衷。然后广咨廷臣，议其可否而进退之，幸甚。殿下用臣之策，付之能手，行之以诚笃，守之以坚确，毋为流俗守常之见所移夺，毋为丑正谗间之舌所摇惑。如是者三年，而国不振、民不宁、兵不精，则请治臣以欺罔之罪，以为妖言者之戒。臣无任激切屏营之至。谨昧死以闻。

臣按：此封事之上，在于甲戌正月。盖是时宣庙遇灾求言，亲下手教，缕缕千百言，皆出于至诚。珥于此一倍感激，遂尽吐出胸中所蕴。上遂批曰：“省观疏辞，可见尧、舜君民之志，善哉论也！古之人无以加焉。有臣如此，何忧不治？敢不书绅？此疏示诸大臣议处。”且命誊疏以进。据此，宣庙于此疏，其嘉纳优奖之意至矣。然其言终不能见用，盖莫非大臣沮挠之致，可胜叹哉？伏乞圣照。

因黄蜡事率同僚辞职启

昨承圣教，辞气太厉，至以侯景比臣等，臣等不胜惊愕战栗之至。《传》曰：“未有府库财非其财者也。”该司之物，固是殿下之所有，殿下用之以正，则群臣当奉承之不暇，尚敢有一言乎？若用之以不正，而君举将归不法，则虽该司亦当覆逆，况言官安敢默默乎？近者外间喧播之说，或以为将造佛像，或以为将兴佛事。听者疑信未定之际，水银、黄蜡内入之命，适下于此日，人心愈疑。臣等闻此言，岂无忧惧之念乎？第以圣学高明，似不惑于异教，故不敢信其必然。玆敢仰问，将以昭圣明之无惑，以绝群疑耳。殿下但当内省于心，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而已，秘讳之密，峻拒之严，一至于此，何欤？

昔者舜造漆器，谏者十人；武王嗜鲍鱼，太公不进，曰：“礼，鲍鱼不登于俎。”此岂爱敬不足而然哉？诚以忠臣爱君以德，敬君以礼，逢迎承顺，反害于爱敬故也。殿下以一言之不敢承顺，辄加震怒，至于痛心，何不以虞臣太公之事，反观而自省乎？呜呼！逢迎承顺之态不足，而不至于惟其言而莫予违者，殿下之所痛心也。上无虚受之量，下乏忠鲠之益，国事日非，委靡颓惰，不可收拾者，臣等之所痛心也。吁亦异矣！臣等轻浅陋劣，诚未上孚，请斥逐臣等，以警人臣之爱敬不足者。

臣按：是年三月，宣庙命义盈库纳黄蜡五百斤，外间莫知所用，或云将用于佛事。李珥以大司谏，率同僚请问何用。上因此屡下严教，李珥陈此启乞罢，不许。后上颇悔之，因馆学儒生疏，还下黄蜡于该司。窃惟当时自内用蜡之处，固不敢知，而外间之以佛事为疑者，决非实状。故宣庙始有严教。然旋即悔悟，因儒生之言而有此还下之举，其从谏弗咈、改过不吝之德，可谓无愧于成汤矣。岂不为今日殿下之所当法乎？伏乞圣照。

司谏院请勉学亲贤臣箚

伏以为学在于涵养本原，变化气质；为政在于虚己推诚，倚任贤臣。涵养之功不密，则变化之术末由；虚己之诚不至，则倚任之道不成。恭惟殿下聪明恭俭，未见失德，而世道日降，政治不兴，岂特群臣叹闷而已哉？殿下亦尝慨然发愤，屡形于言矣。声微而响大，形静而影动，必无之理也，今日之弊岂可不深究其故哉？殿下于燕闲之中、潜寂之际，其亦念及于此乎？不念则已，苟或念之，则岂宜付之空言，不施实功也哉？

殿下学问，庶臻高明之域，而涵养变化之功，则未之闻也，何则？欲矫气质之病者，必先考病根之所自，然后以克己为治病之药。故先儒谢氏曰：“克己，须从性偏难克处，克将去。”殿下气质，臣等未敢窥测，第以见诸辞令者言之。逆耳之说才进，则𫍙𫍙之色辄发，是受善之量未弘也；涉内之事著外，则遮障之辞转严，是偏系之私未去也；争辨之语稍激，则理夺之言不从，是好胜之癖未医也。三者为殿下气质之病，必须涵养而守之于静，克己而治之于动，然后可以变化矣。圣贤之谟，非口耳之资也，终日谈敬，心中昏扰，则读书万卷，亦有何益？《中庸》之戒惧、慎独，《大学》之诚意、正心，伏愿殿下深致意焉。

殿下好善爱士，固出于天性，而推诚委任者，未之见也。群臣之小可倚信者，固所自取也。虽然，临御八年，俯察已熟，贤愚邪正，想不逃于圣鉴，岂无一人之可作腹心者哉？窃恐殿下恬于守故之习，不发必治之志，故其待群臣，茫无取舍，以之爱贤不切，嫉恶不深。人心之靡定，纪纲之不立，职此之由。近者经席既罕，而接见之际，亦无虚己咨询之益，凡有启沃，邈然若不闻者，大臣之言，亦不酬答。未知殿下深居宴处，宦官宫妾日亲之时，其能渊默若此之甚乎？至于大臣进退，万民具瞻。终始任贤，则黎献兴起；倚毗不重，则群邪窥觊。呜呼！可不慎乎？顷日朴淳之递，上意固出于闷其沈绵，欲使将息，而第于允许之辞，不示留难顾惜之意，若庶官之得解，则既失敬大臣之体貌矣。及卢守慎之请仍也，三启而未允，众情疑阻，士气不振。圣心之无它，其可家喩而户说乎？孔子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昭烈帝曰：“孤之有孔明，犹鱼之有水。”君臣之间，诚意未孚而能保治平者，自古及今，未之有也。虞朝都兪吁咈之乐，《商书》股肱良臣之说，伏愿殿下深致意焉。

呜呼！今日朝廷所不足者，实也非言也。言虽丛集，效绝涓埃，臣等之言，殿下若一览而掷之，则不过为政院故纸而已。犹不敢不言者，良由官以谏为名，矢在弦上不得不发。昔者朱子不以宋帝之厌闻而废诚正之说，臣等区区之诚，亦效此而已。伏愿殿下勿以人废言，试垂睿察焉。取进止。

臣按：宣庙以黄蜡事，天怒遽震，屡下严教。故李珥待其事过，上箚以勉学、亲贤臣为请，而于涵养本源、变化气质之说，尤眷眷焉，其意深切。伏乞圣照。

玉堂箚

伏以殿下英睿夙成，好善爱士。践阼之初，中外颙若，伫见至治，而数年以来，志勤道远，政化不成；纪纲解弛，号令不行；风俗日薄，民生日困。灾异之作习于耳目，忠谠之言归于文具。顾瞻四方，蹙蹙靡骋，岂特臣民绝望于太平哉？殿下亦必自伤为叔季之君矣。虽然，臣等之意则有不然者。自古继序之君，委靡颓堕，不能振发以坏基业者，观其气质，类多昏庸，不晓事理。故仁义之论视为高远，流俗之谈比诸典常，垂衣拱手，坐以待亡耳。千载以来，未见才智拔萃，有如殿下，而因循荏苒，日趋乱亡者也。有所不飞，飞则冲天；有所不鸣，鸣则惊人。日夜翘首，以待殿下惕然觉悟之日久矣。慈圣之丧，殿下以天性之孝，秉自尽之礼，哀戚之诚，感动远迩。一国臣民，莫不拭泪延颈，曰：“吾王之孝卓冠千古。孝为百行之本，将必推是心，典学诚身，仁民爱物，以陶至治，岂止于尽情丧制而已哉？”颙若之望，复盛于即位之初。呜呼！此正殿下觉悟日新之几会欤！

古之帝王居丧致孝者，如魏文帝、宋孝宗，史不多见，后世称美，而不能善推其所为。故孝行虽若敦笃，而治效不能复古，不过为魏文而止耳，宋孝而止耳。此特匹夫之孝也，岂足为帝王之孝哉？必也善推是心，进学修德；立爱惟亲，立敬惟长；始于家邦，终于四海；功光祖宗，业垂后裔，然后可谓帝王之孝矣。今殿下于丧制一节，孝则至矣。第未知将扩充是心，以全帝王之大孝耶？抑只守一节，追踵魏文、宋孝而已耶？如欲只守一节，则非臣等所敢知也。诚欲扩充是心以全大孝，则立志不可不笃，进德不可不勇，推行不可不慎，保躬不可不重。

所谓立志者，必奋然振起大有为之志，洗涤循常守旧之习，不作汉、唐以下摸样，必期致世，如三代之隆。然后儒者之言，入耳而弗拂；俗论之咻，交至而不惑矣。所谓进德者，专精学问，必下实功；亲近儒臣，讲明道义；居敬穷理，并进不已。尧、舜之行，为己规矩；非礼之事，绝于身口。然后圣贤之言，不为空言；允德之修，日跻罔觉矣。所谓推行者，身心所蕴发为政事，政事一差，便见君心之不正。必也施为举错，粹然一出于天理，无一毫人欲之杂；一号之下，一令之出，莫不悦服人心。使四境耸动，以至岩穴之士，弹冠振缨，愿立于朝。然后衰世可昇大猷，薄俗可回淳风矣。所谓保躬者，心者，性之郛郭也；身者，心之区宇也。身得其宁，然后心得其养；心得其养，然后性得其全。是故圣贤之学，既持其志，又养其气，使血气充完，真元不耗，以助养心之功，其势不得不然也。孔子大圣而慎乎疾，程子大贤而戒忘生，此岂区区为延年益寿之计哉？将以养心而全其性也。况人主一身，负托甚重，一身失宁，便为宗社之忧？尤不可不自重也。

今殿下立志之笃、进德之勇，非臣等所敢窥测也。第以推行一事言之，当此臣民仰睹日月之际，施为举措，不能务顺天理。宫府不见一视之公，宠擢或出人望之外，爵赏未免猥滥之失，台谏所争一向违拒，又不明示圣意，使群下茫然莫测。而其间决不得不从者，亦留难引日，不即夬断，公论不伸，士气不振。似此政令恐未可以大慰人心，以基治平，无乃殿下立志或有所不能致其笃，进德或有所不能致其勇乎？呜呼！祖宗艰大之业，不可不扶其危；殿下清粹之质，不可不得其养。末俗不可不拯，民望不可再缺。殿下燕居深思，则必不以臣等之言为过计之忧也。至于保躬一事，则臣等仰恃圣明高见卓识，必不胶守小节以伤大孝。第以还元丹不进之教观之，无乃殿下或未免致意于一节，以忽宗社大计乎？疾病之作，其几甚微，中气之虚，百恙所萃。今若失其滋养，遂至成疾，则虽日亲医官，日进药饵，恐无补于已伤之玉候。今日臣等所忧，莫切于此，伏望殿下奋发大志，进德修业；仰念宗社，保养玉体；推之政事，一循天理。以启东方万世之治，不胜幸甚。

臣按：此箚在于乙亥夏。是时仁顺王后新薨，李珥以副提学，自乡入临，以为主上哀疚之中，善端开发，欲姑留积诚，以冀万一之幸。既过山陵，遂上箚，论君德四事。上答曰：“毋甚高论。寡人不敏，不足以当之。”李珥入对言“自上所答，只是谦辞则可矣。若实以臣等之言为高，则恐非宗社生民之福”云。盖其所望于君上者，必以尧、舜为期，故其言如此。伏乞圣照。

请勿推治宪吏启

此事上下胥失之矣。宪吏之事，非台官所目睹也，安知直捉宫奴于王子寓舍，而执言不往耶？此则宪府之失也。殿下亦非目睹，只听妇寺之言。妇寺之言，不可尽信，殿下待执法之官，岂可出于妇寺之下乎？此则殿下之失也。且王子寓舍下人，素称纵恣，不可不严加检饬，而王子阿保，当择醇谨慈良之人。且侯氏一妇人也，尚知教子之方，常曰：“患其不能屈，不患其不能伸。”今殿下有子，何患其不能伸乎？请回圣意，快从公论。

臣按：此启辞亦在乙亥。是时宫奴有犯禁者，跳入王子寓舍，宪吏追捕之。上以为作拏，下其吏于禁府，故李珥有此所论。其中所引侯氏语“患不能屈，不患不能伸”云者，即程子母氏之言也。程子儿时，所为虽不非，侯氏每抑而教之，故其言然矣。事见程子所撰侯氏行状中。昔在孝庙戊戌年间，捕盗部将捉人于寅平尉郑齐贤家。因齐贤疏，孝庙震怒，先正臣宋时烈亦引侯氏此语而谏之。孝庙即霁天威，而教曰：“非卿，予安得闻如此好语乎？”仍问其语出处。噫！若非孝庙之圣德，其何能乐闻昌言如此耶？伏乞圣照。